第一章 力量对比

在批评俄国苏维埃制度的那些老生常谈中，尤其是在批评其他国家向苏维埃制度过渡的革命尝试时，总是会出现力量对比的论据。俄国的苏维埃制度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它“不符合力量对比”。落后的俄国不能为自己设下只有先进的德国才能完成的任务。而对德国无产阶级而言，掌握政治权力也将是疯狂的行动，因为“现在”这么做将会打破力量对比。国际联盟¹虽然并不完美，但它符合力量对比。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进行的斗争也不过是乌托邦而已，因为力量对比是符合修改《凡尔赛条约》²的要求的。龙格如果跟在威尔逊³之后磕磕撞撞，那并不是因为在政治上变得软弱了，而是为了力量对比规律的荣耀才这么做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认为，奥地利总统塞茨⁴和总理伦纳⁵必须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中枢岗位上展现自己的小市民庸俗性，因为不这样做的话，就会打破力量对比。世界大战开始的两年前，当时还不是总理，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倡导者卡尔·伦纳向我解释说，六三体制⁶——即加冕了君主制的地主与资本家的联盟必然会在俄罗斯持续一整个历史时代，因为如此便符合力量对比。

这种力量对比到底是什么，是一条应该用于定义、引导或解释整个历史进程的、可以批发或零售的神圣公式吗？为什么现在考茨基学派总是拿这样的力量对比公式去为摇摆、懒惰、懦弱、背叛和出卖找借口？

按他们的理解，力量对比包罗万象：目前达到的生产水平、阶级分化的程度、组织起来的工人的数量、工会手上的现金，有时还指最近一次议会选举的结果，经常也指内阁的让步程度或金融寡头的无耻程度；不过，这个词最常见的意义，还是由半瞎的学究或所谓的“真正的政治家”制造的简略政治印象——他们虽然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措辞，但实际上却是被庸俗的花招、小人的偏见和议会的“预兆”引导……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客在与警察局长在他不久前的美好时光里小声嘀咕以后，总是能准确地知道维也纳的“力量对比”是否允许五一节期间举行的和平的街头示威。而对艾伯特⁷们、谢德曼们、大卫⁸们来说，力量对比在不久以前还完全可以以贝特曼—霍尔维格⁹或鲁登道夫¹⁰本人在帝国议会向他们伸出的手指数量为基准。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认为，在奥地利建立苏维埃专政将会破坏力量对比：协约国将会使奥地利陷入饥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7月的苏维埃大会上提到了匈牙利，当时匈牙利的伦纳们还没有在匈牙利阿德勒们的帮助下成功推翻苏维埃。乍一看，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对匈牙利的看法看上去可能确实是正确的：那里的无产阶级专政很快就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反动分子弗里德里希的内阁¹¹。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问，这符合了力量对比的最后要求了吗？无论如何，如果不是拜罗马尼亚军队所赐，弗里德里希和他的骠骑兵¹²甚至都不可能暂时掌权。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解释苏维埃政权在匈牙利的命运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力量对比”，至少也应该考虑两个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匈牙利自身和邻国罗马尼亚。但是不难理解，我们不能止步于此：倘若在匈牙利的危机逼近以前奥地利就已经建立了苏维埃专政的话，那么推翻布达佩斯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将会变得无比艰巨。因此，我们必须把奥地利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背信弃义的政策一起纳入力量对比中，而这种力量对比决定了苏维埃政权在匈牙利的一时失败。

而是在西方，在克里蒙梭¹³和劳合·乔治所在的国家那里寻求关键：他们手中有面包和煤炭，而这两样东西，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力量对比机制中的重要地位，就相当于大炮在拉萨尔¹⁴宪政中的重要地位。从高处看，阿德勒认为，只要克里蒙梭（或米勒兰¹⁵，这个低配版的克里蒙梭）还没同意，奥地利无产阶级就不应该夺取政权。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反问一句：克里蒙梭自己的政策是否就符合了真正的力量对比？乍一看，足够符合了——如果没法证明足够符合，那就让克里蒙梭的宪兵来保证这点吧：他们会驱散工人的集会，逮捕并枪毙共产主义者。但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回想起一点，那就是苏维埃的恐怖措施——同样的搜查，同样的逮捕，同样的枪毙，只不过是针对反革命分子，就被某些人说成是苏维埃政权不符合力量对比的证据了。然而，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在全世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一个不会为了维系自己采取严厉的大规模镇压手段的政权。这意味着，互相敌对的阶级的力量在打破了包括“民主”权利在内的一切外壳之后，将会力图走无情斗争的道路来确定自己新的对比。

当俄国建立了苏维埃制度时，不仅资本主义政客，各国的社会机会主义者也都宣布它放肆地挑战了力量对比。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哈布斯堡的伯爵切尔宁¹⁶还有保加利亚首相拉多斯拉沃夫¹⁷都达成了共识。从那时开始，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君主制覆灭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国主义也崩溃了。苏维埃政权坚持了下来。得胜的协约国进行了动员，投入了一切可以投入的力量来对付它。苏维埃政权坚持了下来。倘若考茨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或奥托·鲍威尔¹⁸在两年前预言无产阶级专政会在俄国坚持下来，先是会抵御德国的帝国主义进攻，然后与帝国主义的协约国持续作战的话，那么第二国际的“智者”就会认为这种预言反映了他们对“力量对比”令人可笑的无知。

在任何时候，政治力量的对比都是在不同程度的基本要素和衍生要素的影响下促成的，仅深刻地被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人民的社会结构极其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小资产阶级，尤其农民，在他们的经济方法被社会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抛弃并判决有罪后，也仍然长期保持着自己的存在。群众的意识又极度落后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旧社会主义政党的意识落后于群众的情绪整整一个时代；而旧议会和工联主义领袖的意识比他们的政党的意识还要更加反动——这是一个僵化的肿块，至今未能被历史祛除或挤破。在一个和平的议会时代，社会关系稳定的情况下，（没有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心理因素对当时的所有计算都是忠诚的：议会选举被认为充分完整地反映了力量对比。帝国主义战争打破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平衡，暴露了旧有标准的不适用，这些标准完全不受深刻的历史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在前一个时代逐渐积累起来，而现在猛然迸发，决定了历史的运动。

政治上的腐儒理解不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无法理解其内在的失配性和矛盾性。他们想象历史会全方位同时地、系统地准备好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也认为生产的集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共产主义道德会与电犁和议会的大多数人同时成熟。所以，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政客以纯粹机械的态度对待代议制，认为它像压力计显示蒸汽压力的强度那样，准确无误地显示了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在这里，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对社会关系发展的机械主义观点更无意义的了。

如果我们从社会的生产基础开始，通过阶级、国家、法律、政党等上层建筑逐级向上看，我们就可以发现，每提升一层，僵化不是在简单叠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前面每层僵化的乘积。结果就是这一长期以来自诩“最先进”的群体的政治意识在关键时刻终于暴露出来，变成了历史发展的巨大阻力。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最关键的时刻，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第二国际各个政党，不敢、不能也不想掌握政权，而是把无产阶级引向了帝国主义互相残杀的道路上，证明了自己是反革命的决定性力量。

强大的生产力——历史运动的打击因素，在那些落后的上层建筑机关（私有制和民族国家）中窒息，而这些上层建筑机关则被过去的发展限制着。在资本主义的培养下，生产力正在撞击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每一堵墙，要求以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来解放自己。社会集团、政治力量的惰性被证明无法打破旧的阶级集团；处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政党由于守旧、愚蠢和背叛，充当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实际保护人——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以帝国主义战争的形式出现的生产力的自发骚动。人类技术是最具革命性的历史因素，它以其数十年积累的力量揭竿而起，强烈反对谢德曼、考茨基、雷诺德尔、王德威尔德和龙格那令人厌恶的保守主义和卑鄙的愚蠢，并以其榴弹炮、迫击炮、无畏舰和飞机对人类文明进行了一场无情的大屠杀。

因此，人类现在经历的苦难，究其本源恰恰在于人类利用自然界的技术力量早已发展成熟，成熟到足以使经济社会化——无产阶级在生产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完全保证了它的专政；而历史上最自觉的力量——政党及其领导人却还未摆脱陈旧偏见的桎梏，只能培养群众对自己的不信任。近年来考茨基明白了这点。他在自己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¹⁹中写道：“无产阶级现在太强大了，因而可以非常平静地等待即将到来的战争。当无产阶级已经从这样的国家基础中汲取了尽可能多的力量，当它的重建已经成为它进一步崛起的条件时，过早的革命就不再是空话了。”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超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框架，并使人类陷入了一个危机与动荡的时代起，群众的意识在严酷的震荡下，已经被打出前一个时代的相对平衡了。生活方式的常规与惰性、和平的合法性的催眠术已经耗尽了对无产阶级支配。但它还没有自觉地、奋不顾身地走上公开革命斗争的道路。它正摇摆不定，经历着不稳定平衡的最后一刻。在这一心理转变的时刻，上层分子的角色（一方面是指国家政权，另一方面是指革命政党）获得了巨大的意义。一次来自左或右的决定性推力，就足以使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内向左或向右走。我们在1914年已经见识过这一点了——当时帝国主义政府和社会爱国主义政党的联合压力立即使工人阶级失去了平衡，把他们推向了帝国主义道路。在这之后，我们见证了战争的试炼、它的结果与一开始的口号的反差是如何革命地震撼群众的，这使得他们越来越能够公开起义对抗资本。在这些条件下，如果存在一个能清楚地意识到当前时代的驱动力并了解革命阶级在其中的特殊地位的革命政党，一个能知道这个阶级不竭的潜力，相信这个阶级，相信自己，知道革命方法在一切社会关系不稳定的时代下的力量，并准备运用这种方法并将其进行到底的革命政党，那么这种政党的存在就是一个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的事实。

相反，一个传统上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不了解革命形势因而也找不到开启革命大门的钥匙，既不相信无产阶级，也不相信自己的话，那么这样的政党就是我们时代最有害的历史刹车，是混乱的根源。

这就是考茨基和他的同伙今天扮演的角色。他们教导无产阶级不要相信自己，而是应该相信他们在民主这面哈哈镜上的投影——而这面镜子却已经被军国主义的皮靴踩得粉碎。在他们眼中，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起决定性作用的不该是国际形势，不该是资本主义事实上的崩溃，不该是它引起的社会解体，不该是那从资本主义文明的残垣断壁中发出的对工人阶级统治的客观需要的怒吼——这一切都不应该决定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政策，而是资本主义代议制的记录员正在统计的票数。再重复一遍，就在几年前，考茨基似乎还能理解革命问题的真正实质。他在自己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中写道：“既然无产阶级成为了国民当中唯一革命的阶级，那么，现代秩序的每一次崩溃——不管它是精神上的、财政上的还是军事上的崩溃，都意味着对这一切负有责任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破产。打破由此产生的僵局的唯一出路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而现在那消沉、懦弱的党，考茨基的党，则对工人阶级说道：“问题不在于你们现在是不是唯一的具有创造性的历史力量，不在于你们能不能彻底扫除有产阶级堕落成的那群当权强盗；问题不在于这是一个没有人能替你们完成的任务；问题不在于历史没有给你们缓期，因为目前的血腥混乱状态有可能将你们埋葬在资本主义的最后碎片之下。实际上问题在于，当权帝国主义强盗在昨天或者今天成功欺骗、强奸并拐走了民意，获得了51%的选票，而你们却只有49%。愿世界灭亡，议会多数万岁！”

00b.htmindex.htm[02.htm](第二章 无产阶级专政.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