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译后记 “关于文学的我的那本书，最初人们或者还记得吧，是用了论文的形式，在《真理》上发表的。这本书是在两年之内，在我的两回假期中写好的。”（见“鲁迅译文集”卷六第三七六页。“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中托洛茨基的发言记录。） 这里我们还可以加一点补充：所谈“两回假期”，指的是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的两次暑期休养。托氏在第一个假期中，最初着手来写的，本不是一部书，而只是一篇序。因为那时候，国家出版局准备把托氏在革命以前有关文学所写的文字，编成他全集的一册。托氏答允给它写一篇序文，谈谈革命以后的俄国文学。谁知一上手却“不能自休”，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大大超出了预计。一九二二年的夏天没有写完，假期完结后又无法续写，一直要等到次年的暑假，他才把全书写成。书出版于一九二四年。在出版前，其中许多篇章曾经在“真理报”上先行发表过。 “不过在任何意义中都不能因阿·托尔斯泰的小说而说新时代已开了‘花’。为什么不能如此说，其理由我们已经说过了。被官方当作“无产阶级艺术”（在完全取消了阶级的时期中！）的那些小说，在艺术上还是完全的不足道。当然，这情形是一点也不会令人惊骇的。要使社会基础，人的习状与抱负完全倒转过来，以便沿着新的轴心去产生艺术的结晶过程，那是需要一些时间的。需要多少时间？不能随便答复，不过时间总要很长。艺术总是运载在新时代的行李车中的，而伟大的艺术——小说——则是一件特别笨重的装载物。迄今不曾有一件伟大的新艺术品产生出来，乃是非常自然的事。这正如我刚才所说，不应该与不可能叫人惊骇的。能叫人惊骇的倒是这些令人恶心的，奉官僚命令而作的对新艺术的摹仿。目前“苏维埃”波拿巴制度企图对艺术加以无限的管制，而这个制度的不合适、虚伪与愚蠢，使任何艺术性的创造活动变作不可能了。因艺术创造的第一个条件是诚实。一位老技师多半能够不情不愿地制造一具涡轮，这架机器也许不会是头等的，正因为这不是他心甘情愿造成的，但它总还可以当涡轮用；可是要人不情不愿地写出一首诗来却办不到。 对于史大林主义的（亦即毛泽东主义的）文艺政策的荒谬反动之处，很难写出比这段话更简单扼要的批评了。因此不再需要我们多所辞费。 一九六○年，七月，王凡西记。 08.htm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