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传统与革命政策

[1] 1921年3月，为了配合德国中部发生的革命斗争，德国共产党号召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这乃是所谓“进攻理论”的一个例子。在俄国，该项理论的主要发挥者是布哈林，其次是齐诺维也夫。当其时，德共不但将全体党员投入一次为极小数工人阶级所参加的先行注定要失败的军事行动中，而且在失败之后，党的领导还宣称将来一有机会要重复这种行动。据那些左派说，这些行动会给工人阶级通上电，使它一次比一次动员出更大的力量，终于会推翻资本统治。据德共领导马斯洛夫说：“假使有人问，三月行动中究竟有什么新的东西，那一定要用恰恰是我们对手所指责的话来回答，即是：党投入战斗之时，毫不关心到有谁会跟在它的后面”。（见1921年，柏林版，国际杂志，254页。）又据另一领袖泰尔海默说：“把三月行动当作党的一个孤立行动看，那它会是反对无产阶级的一宗罪孽——在此限度内我们的反对者是说得对的。若把它当作一连串不断上升行动的一个引子看，那便是一种赎罪济世性的行动了。（见1921年柏林版的《革命进攻的策略与组织》一书，第六页。）同年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遭遇了这个问题，几乎弄到分裂。大多数代表和领袖都拥护布哈林一派，那些领袖包含有贝贝尔与拉可西——他们二人是指挥三月起义的代表，有倍拉·孔、蒙直堡、泰尔海玛、弗娄立希，以及大部分意大利人等。列宁自居于“大会的右派”，如果拥护布哈林的“进攻派”得了势，他是不惜使大会破裂的。托洛茨基拥护列宁，又经拉狄克从中起了调解作用，使齐诺维也夫与布哈林在俄国代表团中成为少数，结果列宁的见解通过了。第三次大会上的提纲与“走向群众”的口号，不久便被采纳为联合战线的广泛政策，以此给了“左派”一个打击，使共产国际在一个长时期内不发生盲动情绪。

[2] 1923年，德国发生了日益尖锐的革命局势，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却犯了与两年前恰恰相反的错误，他们不能夺取政权，也不能使党与工人阶级及时改取新的方向，去进行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党的领导者对反动势力的攻击投了降，革命浪潮便后退了。读者们倘想详细研究此一事件，可参阅托洛茨基著的《十月教训》。

[3] 召回派是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发生于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一派，他们主张把选取入国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召回，理由是国会的极端反动性质。列宁坚决反对这个主张。

[4] 在1922年与1923年间，列宁在党的领导层中进行了一次猛烈斗争，反对斯大林、捷尔顺斯基与奥强尼基次，并在某种程度内反对加明尼夫，为的是他们对于苏维埃乔其亚的局势所采取措置，一再破坏了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传统政策。列宁指他们所采取的办法是“十足十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勾结”。因为他病倒在床，于是吁请托洛茨基领导全党来反对他们。详情，包括列宁关于此一问题的函件在内，可参阅托洛茨基著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校》一书65——71页。斯大林的路线最后（1924年）在乔其亚引起了武装起事，被斯大林们残酷地镇压了下去。

[5] 1917年以前，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展开过很猛烈的争辩。主要的不同意见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反对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论。此外列宁的组织观念与组织方面的实践，为托洛茨基所猛烈反对，他常愿设法使布尔什维克与门雪维克二派合作。二人的冲突到1917年的革命时，在实质上解消了。在此过程中，列宁多少放弃了工农民主专政论，而托洛茨基则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此后，列宁曾不止一次地着重指出他和托洛茨基的一致，并勒令别人不要直接或间接地提起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的旧争论。列托二人的主要歧见可参阅托洛茨基著的《不断革命论》。关于其他的歧见，实有的与捏造的，可参阅托洛茨基《写给党史局的偏差》以及他1926年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席上的第二篇演说词，二稿均收入于《斯大林的伪造学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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