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革命的信简[1]
（托洛茨基致泼雷奥卜拉仁斯基的第一信[2]
《真理报》分做好几期登载了一篇长文章，名为「广州暴动[3]的意义和教训」。这篇文章的确是很可注意的，无论就其包含的消息说，或就发挥的议论说，——其中的消息是异常可贵的，是切实可靠的，是出于本源的，至于议论则明白表现了属于原则性的矛盾和混乱。
这篇文章以估计革命本身的社会性开始。据说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种工农革命。这个，昨天还说是应当在国民党旗帜底下展开的，今天则说是反对国民党的了。
但据作者的估计，革命的性质，甚至整个的官式政策，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接着一节是论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这里我们读着「为了工人利益，广州苏维埃颁布法令，规定工人监督生产，经过工厂委员会实行此监督……并将大工业，交通和银行收归国有。」
以后还列举如下的设施：「没收大资产阶级的一切房屋供劳动者使用……」如此，工人经过其自己的苏维埃，在广州握过政权了。全部权力确实是操在共产党手里，即无产阶级政党手里。政纲之内不仅规定没收中国现有各种封建地产而已，不仅规定工人监督生产而已，而且规定将大工业，银行，交通收归国有，又没收资产阶级地产及其一切产业以为劳动者之用。于是发生了问题：以上种种如果是资产阶级革命用的方法，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怎样呢？是什么别的阶级来做呢？用的又是什么不同的手段呢？我们认为：在革命的这个真实发展之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公式，「工农革命」公式，应用于这个时期的中国，于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已经证明是一个空洞的幻构，一种无价值的东西了。凡是在广州暴动以前，尤其现在广州暴动以后，坚持这个公式的人——乃是在不同条件下重复着齐诺维也夫，加明尼夫，赖可夫[4]等人在1917年所犯的错误。这里有人会反驳道：中国尚未曾解决了土地革命呀！不错！但是我们自己国内，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也是未曾解决了土地革命的。在我们自己国，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并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为了中国土地所有权制度上历史的条件原故，我们的土地革命，比较中国现在可能的土地革命，还要严重得多。人们它要说：中国尚未成熟至于社会主义革命。但这样提出问题是抽象而无生气的。俄国本身难道已经成熟了社会主义么？俄国是成熟了无产阶级专政，以此作为解决一切国家问题的唯一方法。但就社会主义发展方面来说，则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条件出发，这个发展是不可分解地联系于世界革命的整个未来发展的。这一点，无论从全体说或从部分说，都通用于中国。如果九个月或十个月以前，这话还是一种揣测（一种过迟的揣测），那么今日就是从广州暴动经验做出来的不可反驳的结论了。若是以为广州暴动纯然是一种冒险行动，是以歪曲形像反映真实的阶级关系的，——那也是错误的。
首先，那篇文章的作者[5]，绝不是将广州暴动看做一种冒险行动，而是看做中国革命发展上完全合乎法则的一个阶段。一般的官式观点乃是：一面估计革命为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他面认可广州政府的行动纲领，二者配合起来。但是即使将广州暴动估计为一种盲动，我们也不能推论说：资产阶级民主公式还是有活力的。这次暴动显然是不合时的，但是各阶级力量以及从此产生的各种纲领，由暴动暴露其完全合乎法则了。最好的证据就是：广州暴动所发现的力量关系，本来可以预见的，而且必须预见的，这个力量关系已经有人预见出来了[6]。
这个问题是最密切联系于那个主要问题，即国民党问题。偶然地，这篇文章的作者装着很满意的样子，说起了广州暴动的口号之一就是「打倒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帜和徽章被扯破了，践踏在脚底下。但是不久之前，即蒋介石「背叛」以后，甚至汪精卫「背叛」以后，我们还听到人们庄严宣誓哩！说是「我们绝不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呵！这些可怜的革命者！
广州工人抛弃了国民党，宣布国民党各派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件事情暗示什么呢？这是暗示：为了解决根本的国家任务，不仅大资产阶级，连小资产阶级，也不能构成一种力量，允许无产阶级政党与之联合来共同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这里又有人要说我们忽视几万万农民和土地革命了。……一个可怜的反驳！……因为整个局势的关键恰好在这个事实里面，即是：争取农民运动胜利之任务落于无产阶级肩上，即直接落于共产党肩上；而此任务事实上只能以广州工人那种办法去解决的，即以无产阶级专政规模去解决的。无产阶级专政手段一开始，就要不可避免地生长而成为社会主义手段的。反过来说，这些手段的总命运，以及整个专政的总命运，最后分析起来，还是由世界发展过程来决定的！这个过程当然不排斥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一种正确政策，反而是以此正确政策为前提的。——这就是加强和发展工农之间的同盟，以及各方面适应于民族条件，同时也要适应于世界发展的过程。广州暴动经验之后又来玩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公式，这就是反对中国之「十月」的，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总方向，政治暴动不管如何英勇，如何富于牺牲精神，还是不能胜利的。
不错，中国革命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但这话并不是说中国革命明天或后天又要起来了，而是说它已经显露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口号之空洞。恩格斯说过，一个政党错过了一个顺利的局势，结果遭受失败，则它将变为乌有的。这话也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之失败并不比1923年德国失败更轻微些。自然，我们必须以一种可感觉的方式去了解这「乌有」一词的意义，许多事情都指示：中国次一时期将是退潮时期，将是一种缓慢的过程同化那些最残酷失败的教训，因之共产党的直接影响将衰弱下去。为此原故，共产党必须在一切原则和策略问题上做出深刻的结论。而这是不可能的，倘若没有一个公开的各方面的讨论，关于以前犯过的一切致命的错误。这个行为当然不可变成自己隔离的行为。必须坚定地按手在工人阶级脉搏上，以避免估计发展步骤上的错误，不仅为了认出一个新进潮，而且为了及时准备一个新进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