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刘仁静
（1930年3月）
亲爱的列尔士同志（注①）：
收到您一月廿五日那封有趣的长信。其中能引起普遍兴趣的主要部分将以通讯形式刊登在公报上。至于不发表的部分，我想请你阐明某些观点。首先，关于下述诸点，我想从您那里获得充分报道。一、党在上海能享有怎样程度的合法性？二、党的刊物多久出版一次？它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三、被捕的示威者是怎样的一种人？四、上海目前被监禁的共产党人有多少？五、其中有多少人是反对派的？六、在全国其他工业中心的党的情况如何？七、在党的这些重要组织之间有经常联系吗？中央委员会能发生领导作用吗？八、党有没有一份理论机关报？如有，他多久出版一期？九、依照党的正式数字，全国共有多少党员？十、除上海外，在其他工业中心有无反对派组织？目前我只给您提这几个问题
您给我们描写了上海示威的情景。我完全承认党在这方面的态度是要不得的、错误的。但是就示威本身来说，我们反对它们却是很成问题的。在“革命”运动被当作非法的地方，街道上进行小小示威乃是宣传方法之一。它们能让民众知道革命党还在。他们能唤醒青年人的政治意识。您说传单散落在人行道上，跟路上的垃圾一起被扫除掉。一个运动会有这样的浪费那是无法避免的。但虽如此，总会有多少传单没有落空，它们极有可能落入它们原想送达的人们的手中，这就达到目的了。
我所以要在这一点上说几句话，因为反对派时常对采取纯粹消极的批评立场，同时对于由党组织起来的行动不作任何参加。这个立场是错误的，而从这个立场会发生极其危险的倾向。在原则方面，反对派应该采取绝不缓和的态度，但是在方面，反对派却应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阻止反对派与党的成员一起参加街上示威。相反，我觉得他们是非参加不可的。您举出了党的几个口号：『打倒国民党！』『共产国际万岁！』这两个口号是绝对不够的。在游行示威中我们必须将民主口号加以普及化，要提出下面的口号：『立宪会议』，『土地归贫农』，『八小时工作制』，『民族独立』。反对派应该将这个政治调子放到示威中去。唯一妨碍我们去做这项工作的也许就是我们的微弱无力。但是软弱决不能为我们的消极开脱责任。纵然反对派的人与党的成员一起被捕，这只能加强组织的地位。
您信上说党在上海大约有一千党员。这也不算少了。反对派无论如何都得对这些由可怕的失败中残存下来的干部进行工作。究竟我们应该在党内工作还是党外工作呢？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提法，我觉得不对。当然，反对派不仅要在思想上给自己定形，在组织上也必须如此。在现在情况之下，它显然只能在党外有自己的组织。但是它应该把它的组织扩展到党内去。加以现在既然有反对派同志在党内工作，那就更应如此。他们的行动自然应该在一个反对派的小组的领导之下。不过这并不因此排斥我们要求在党内工作，首先在工会里工作。
注：除了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我还想添加下面几个：十一、上海有多少工会？十二、这些工会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十三、那些合法工会操纵在什么人的手里？十四、谁领导非法工会？十五、正式党在工会里起着怎样的作用？它在经济问题上的主张如何？
陈独秀派问题是已经解决了：既然这一派继续坚持『民主独裁』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们既然在最根本的问题上继续坚持斯大林-马丁诺夫立场，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如果陈独秀迄今仍未了解那个所谓『布尔什维克口号』在中国只是掩饰了一个纯粹孟什维克的政策——这正犹之乎孟什维克们在一九零五年曾经断章取义地将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时期提出的公式，来掩饰他们自己的政策一样。——如果陈独秀还不曾懂得这一点,那么事情便很糟糕。他既已表示出这个弱点，那就谈不到与他合并的问题，也不可能与他和解。为一时形势所促成的协议是没有真正存在理由（raison d’etre）的。
关于『我们的话』的情况我仍旧一无所知。从您的信来看，对于陈独秀派的看法，结果倒是『我们的话』对了（注②）。现在不同意见已经消失，因为您对陈独秀派的判断也采取了不可和解的立场。在其他问题上，您和他们之间的不同意见也许没有像最初看来那样深刻。在许多刚刚开展工作的派别中，我们常能发见一种夸大歧见的倾向。。在共同原则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上，非常希望你们能够相互接近，甚至合并起来。至少从这里，从远处，我有这个希望。不过在我收到所有必要的材料之前，我对此难题不愿下任何判断。
您对于农村游击队运动所作的描述，我认为有极重大意义。这个描述完全证实了反对派的理论预见。这些游击队代表着过去革命的残余者多谢，代表革命再兴的开始者少些。目前党在城市中的力量极度微弱，无产阶级消极溃散并因而陷于孤立。在这样情况中，农村里的运动是必然要瓦解与堕落的。反对派应该对党与参加游击队运动的真诚革命者明白地说出这个前途。
我非常盼您继续来信，热烈的握手并祝贺成功。
（未具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