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家庭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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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在我的生活中发生巨变，我被送往敖德萨念书。事情是这样的：夏天，妈妈的侄子莫伊谢·菲利波维奇·施宾策尔在我们村里住了一阵。他28岁，是一个聪明的好人。据说他因为犯了点过失而在中学毕业后没考上大学。他既做点新闻工作，也兼一些统计工作。他是因为患了结核病到乡下来疗养的。我妈妈和莫尼亚（人们都这么叫他）的姐妹都为他感到骄傲，因为他有才干，人格高尚。妈妈对他的尊敬也传给了我们全家。大家都为他的到来感到高兴，我也和大家一样暗暗地高兴。当莫尼亚走进饭厅时，我站在所谓的“育儿室”——拐角上的小房间的门坎后面，不敢朝前走，因为我的两只皮鞋上有两个洞。这不是因为穷，当时我家已经相当富裕，这是由于农村里不注重仪表，工作繁忙和家庭消费水平不高，莫伊谢·菲利波维奇说：“小孩，你好。小伙子，过来……”“您好，”小孩回答说，站在原地不动。大人带着歉意的微笑给他解释了原因。他紧紧地抱住我，把我抱过门坎，使我愉快地摆脱了窘境。在吃午饭时，莫尼亚是大家注意的中心。妈妈把最好的肉切给他，还不停地问好吃不好吃，问他平时喜欢吃什么。傍晚，当牲畜赶进圈时，莫尼亚对我说：“走，喝鲜牛奶去，拿上两个环子。好孩子，拿外面，别用手指捏里面。”我从莫尼亚那里知道了很多从前不知道的东西，如怎么拿杯子，怎么洗脸和各个单词怎么发音，刚挤出的牛奶为什么对肺部有好处。施宾策尔每天散步，写作，玩九柱戏并教我学算术、俄语、帮我准备考一年级。我狂热地崇拜他，但也有几分害怕，因为在他身上感到一种更严格的纪律的因素。这是城市文明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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