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章 酝酿新的革命 他(托洛茨基)在这份报纸上仍然顽固地鼓吹其有关俄国革命的“不断性”的思想，他企图证明，革命一旦开始就不断进行下去，直到在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止。不管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嘲笑他，指责他浪漫主义的胡思乱想和其他十恶不赦的罪行，但他对这些批评满不在乎，依然固执己见。 1909年，我在罗莎·卢森堡的波兰杂志上撰文，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革命中的相互关系作了如下分析： 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其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农民在自己的村子里为了夺取老爷们的土地而把他们推翻，可一旦披上了军装，就向工人开枪，俄国革命的第一次浪潮(1905年革命)就是被农民的这种政治局限性打退的。这场革命中的所有事件给农民上了生动的一课，历史教会了农民把他们局部的对土地的要求同国家政权问题联系起来。 在佃农问题上，芬兰的社会民主党在农村赢得了巨大的影响，我以此为例得出结论： 我们党通过领导新的、更广泛的城乡群众运动，将会赢得对农民的多么巨大的影响啊！当然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自己不放下武器，不被夺取政权的宏伟目标吓倒，能够从容应对前进路上不可避免的风浪。 所有这些哪像是在“忽视农民”或“回避土地问题”！ 我从托洛茨基的信中得出对我来说十分沉重的印象，他并没有真正想要认真地与我们以及我们在国内的朋友靠近……以便联合斗争，共同对付敌人。” 我确实没有也不可能有与孟什维克联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想法。大会结束后，马尔托夫在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抱怨说：托洛茨基又犯了“列宁一普列汉诺夫式的文人个人主义的坏毛病”。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对我的刻骨仇恨可以从他们几年前出版的书信集中得到证实。尽管我和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但我从来不曾对他们怀恨在心。即使在今天，当我回想起青年时代从他们那里受到的教益时，仍然满怀感激之情。 你们在俄国国内得知这个消息并对此深信不疑，而我在这里身临其境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在我的头脑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人们的日常的生活——小鸡、香烟、拖着鼻涕光着脚的小男孩——与战争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现实联系在一起。我知道已经宣战了，并且知道战争已经开始了，可我还没有学会去接受它。 但是，我不得不在很长的时间内接受这样的现实。 我喜欢上了许特尔道夫，这里的住宅条件比我们所能住得起的要好一些，因为维也纳人一般是春天来这里租住，而我们是在秋冬两季。从窗口可以看到连绵的山峦，它们披着一层暗红色的秋装。从篱笆门出去就是一片旷野，而无需再绕过街道。在冬季每逢星期天，维也纳人就会带着雪橇、滑雪板，头上戴着五颜六色的帽子，身上穿着色彩鲜艳的毛衣，乘车经过这里去山里滑雪。到了4月，当我们因为租金上涨了一倍而离开我们的住宅时，花园里的鲜花和花园外的紫罗兰已经竞相开放了，阵阵花香从敞开的窗子里飘进来，屋子里弥漫着芳香。谢辽沙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们只好搬到更加平民化的西维林去住。 在我第一次流亡国外的时候，我的父母也开始出国了。他们曾经到巴黎看我，后来又带着跟他们一起在乡下住的我的大女儿到维也纳。1910年他们去过柏林，那时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我的命运，最能说服他们的，大概是我的第一部德文著作的出版。母亲当时正在受着放线菌病痛的折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还一直在操劳着，而病痛成了她的又一项负担。她在柏林切除了一个肾，当时她已经有60岁了。手术后的头几个月她恢复得很好，容光焕发，这一病例在医学界广为人知。但是病痛很快又复发了，几个月之后就夺去了她的生命。她是在亚诺夫卡去世的，在那片土地上她生儿育女，操劳了一生。 16.htmindex.htm1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