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一章 列宁逝世与权力转移 在医生的坚持下，列·达被送到了乡间。格季耶常去那里看望他，真诚地关心他，对他十分亲近。格季耶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深切地为我们感到难过，却又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同情。造谣中伤使他措手不及，他茫然不解，忍耐着，受尽了煎熬。在阿尔汉格尔斯基庄园他激动地告诉我，必须把列·达送到苏呼米去。最终，我们还是决定这么做。这次旅行的路途相当遥远，要经过巴库、梯弗里斯和巴统，积雪延长了路上花费的时间。然而，行程对我们来讲倒是令人感到安慰。随着离莫斯科越来越远，我们逐渐感到摆脱了近来紧张局势的压力。但是我仍然感觉到是在护送一个患重病的人。我不知道在苏呼米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在那里我们周围的人会是朋友还是敌人？ 1月21日，在前往苏呼米的途中我们暂停在梯弗里斯车站。我像通常一样发着高烧，和妻子坐在我那节车厢的工作间里。我忠实的助手谢尔穆克斯敲门走了进来。他是陪我去苏呼米的。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从他进来时候的姿势、严峻的脸色以及不敢正眼看我的呆滞的眼神中，我感觉到一定是有灾难性的事情发生了。这是斯大林发来的密电的译文，是通知我列宁逝世的消息的。我把纸条递给早已明白了一切的妻子…… 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都累得筋疲力尽了。我们是第一次到苏呼米。那里遍地的含羞草和山茶花正在开放，还有高大的棕榈树。当时正是1月份，在莫斯科还是一片严寒。阿布哈兹人友好地接待了我们。疗养院的餐厅里的墙上并排挂着两张肖像：一张镶着黑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另一张是列·达的。我们想把列·达的那张像取下来，但又下不了决心，因为我们担心这样会让人感觉到是在示威。 在苏呼米，我每天都长时间地躺在阳台上，面对着大海。尽管是在1月，但是阳光却温暖明媚。在阳台和波光荡漾的大海之间高高挺立着棕榈树。持续不退的高烧和对列宁逝世的思绪搅在一起，令我头晕脑胀。我脑海里一段一段地回顾自己的生活历程，同列宁的相识、分歧、论战、靠近、合作，这些零零散散的情景异常鲜明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渐渐地整个过程就越来越清晰地勾画出来了。我更加看清了那些“学生们”的本来面目，他们是在小事上而非大事上忠于导师。伴着大海的呼吸，我全身心地坚信，历史将证明，在反对追随者们的斗争中我是正确的…… 敬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娜·克鲁普斯卡娅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临终前一个月所读的那本书里，我把列宁同马克思作了比较。我很清楚列宁对待马克思的态度，其中充满了学生对老师的感激、爱戴和景仰之情。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在历史的进程中成了理论先驱和第一个实践者之间的关系，我在自己的文章中突破了传统的景仰之情。在历史的进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联系是那么的紧密，同时又是那么不同，对我而言，他们两个人是人类巨大精神财富的两座高峰。我十分高兴，列宁在临终之前不久认真地，可能还有些激动地，阅读了我写的那几行关于他的文字，因为在他的眼中，马克思的尺度是衡量人的个性的最高尺度。 由于道路积雪，在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延误之后报纸才来了，给我们带来了悼词、祭文和文章。朋友们在莫斯科期待着列·达的到来，他们想着他一定会中途折返回去的。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用电报切断他的归途。我记得，我们在苏呼米收到儿子的一封信。列宁的逝世令他十分震惊。他正在患感冒，发着40度的高烧，穿着单薄的上衣在圆柱大厅里走来走去，为的是向列宁的遗体告别，并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在他的信里，能够听出痛苦的疑惑和隐隐的谴责。 以上这段话是我摘自妻子札记里的片段。 列·达第二次发病时，正赶上对他进行极其可怕的诽谤。我们经受着这些诽谤就像生了重病一样。《真理报》显得是那么地大，看起来没完没了，它的每一行、每一个字母都在撒谎。列·达却保持沉默。但是这种沉默对他来说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整天不断有朋友们来看他，有时夜间也来。我记得有人曾问列·达有没有看当天的报纸，他回答说他根本就不看报。的确，他拿起报纸扫上一眼就扔到一边了。看来，他只要看上一眼就足以了解它们的内容了。他对做这些菜的大厨们太了解了，况且他们的菜每天都是一个样子。他曾说过，看那时的报纸就像“骨鲠在喉”一样。如果列·达决定还击的话，他是能够强迫自己看报的，但是他仍然保持着沉默。由于心情沉重，他的感冒总不见好。他变得更加消瘦和苍白了。在家里，我们大家说话时都尽量回避诽谤的话题。而且对于别的问题也不能谈。我还记得我每天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教育人民委员会上班的，那简直就像是在队伍中穿行。不过从没有人敢攻击我或做出令人不愉快的暗示。与一小撮头头们充满敌意的沉默相对的，是大多数工作人员毫无疑问的同情。在党内好像存在着两种生活：一种生活是内部的，是隐蔽的；另一种是外部的，是拿来做样子的。而这两种生活本身是完全矛盾的。只有少数大胆的人，敢于揭示绝大多数群众的感受和想法，而绝大多数的人，用“一致”赞同来掩盖自己的同情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写给齐赫泽的反对列宁的信件被公布了出来。写信的事发生在1913年的三四月间，它与彼得堡一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使用我在维也纳出版的《工人真理报》的名称有关。这件事情引发了当时侨民生活中一种尖锐冲突。我写信给一度曾介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齐赫泽，信中，出于一时的愤怒，我尽情发泄了对布尔什维克中央和列宁本人的不满。如果再晚两三个星期的话，毫无疑问，我自己一定会成为这封信的书报检查官，再过一两年，我干脆就会把它看做笑谈。但是这一信件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命运。它被警察厅截获了，在警察厅的档案里一直待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这封信转到了党史研究院的档案中。列宁很清楚这封信，他和我一样只不过把这封信看成是“明日黄花”。在侨居国外的那些年里，大家什么样的信没有写过啊！1924年，追随者们把这封信从故纸堆里翻出来扔到党的头上，而此时党的成员已经有四分之三是新人了。他们选在列宁刚去世不久几个月把这封信抛出来绝非偶然。这个时机有着双重的意义：第一，列宁已经不能站起来揭穿这些老爷们的真实意图了；第二，人民群众正因为领袖的逝世而万分悲痛。对党的昨天知之甚少的群众看到托洛茨基敌视列宁的评语，一定会十分震惊。尽管评语是在12年前写的，但是断章取义的引文并没有表明事件的年代关系。追随者们利用我写给齐赫泽的信件可谓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之一。与斯大林及其同伙们政治伪造的大手笔相比，法国反动派在德雷福斯案中伪造的证据就根本不值得一提了。 当历史发展的曲线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社会思维会变得更敏锐、更勇敢、更明智。它可以迅速地抓住事实，并用总结性的线索把它们联结起来……当政治曲线处于下降阶段的时候，愚昧就会在社会思维中占据统治地位，可贵的政治总结才干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愚昧会变得越来越无耻，露出它那狰狞的面目，嘲讽一切严肃总结的尝试。它一旦感觉有了用武之地，就开始施展它的伎俩。 它的最重要的伎俩之一，就是造谣诽谤。 [40.htm](第四十章 追随者们的阴谋.md)[index.htm](《我的生活 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md)[42.htm](第四十二章 党内斗争的最后阶段.m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