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尔乌斯和他的“代理人”
在6月7日的《言论报》上刊登了布尔采夫的一封信，其中就帕尔乌斯1这样说道：“无论是在战前还是在战争期间，他帕尔乌斯到处都能给自己找到听话、干练的助手，如第二届杜马代表祖拉博夫、2别拉济奇和列·托洛茨基。”在后面，我的名字在同一个意义上再次被提到。我认为对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1、在俄国社会主义刊物上，我第一个揭露了帕尔乌斯与德国帝国主义的不光彩的联系，确认它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与革命荣誉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号召全体俄国社会主义者与帕尔乌斯断绝所有政治联系。
2、我的一篇这种精神的文章刊登在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话报》（1915年2月）上，并被彼得格勒杂志《当代世界》所转载。
3、我第一个在那份《我们的话报》上把作为奥地利总参谋部的间谍的斯柯罗彼西-叶尔图霍夫斯基、巴索克-梅列涅夫斯基钉在了耻辱柱上。
4、奥地利议会乌克兰俱乐部对我的揭露予以官方答复，而且在这个答复中理所当然地把我称为沙皇制度利益的保卫者。
5、由于帕尔乌斯建立的科学研究所邀请社会主义者去那里工作，我书面建议俄国社会主义者放弃这个工作，避免为对像彼拉济奇和祖拉博夫这样无可指摘的人的诽谤提供更多的口实。
6、从上述一切中可以清楚，在战争期间我与帕尔乌斯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的或个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所有相反的断言都是谎言和诽谤。
列·托洛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