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辛
列昂尼德·波里索维奇·克拉辛1870年出生于一个世代聪颖的家庭，他是一群很有天才的弟兄中最杰出的一位。当他还是学生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他曾在德国学习和生活过，精通德国的科学技术、文化，并精晓德语。
克拉辛不善于长久地停留在少数派中间。他喜欢果断从事，正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个革命者。但他又要求革命的方法必须迅速产生结果。他参加革命活动是完全自然的，同样，他也是完全自然地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当力量的较量重新有利于君主制时，克拉辛参加了脱离列宁的极左的召回派。克拉辛试图抵制第三届“杜马”，并想用少数英雄所采取的人为方法达到此目的。作为化学家的克拉辛，他知道，什么叫甘油炸药，作为政治家的克拉辛，他也不怕使用它。但抵制“杜马”就意味着不承认革命的失败，以及革命失败所产生的影响。当现实对他来说又变成了令人不快的景象时，急于求成的实干家往往会成为一个主观幻想者。在克拉辛身上也发生了这种现象。但是，他同左派冒险主义的关系并不长久。现实的嗅觉占了上风。他没有回到耐心积聚力量、在精神上经受了1905——1907年事变、又将党组织转入地下状态的列宁身边。克拉辛不仅仅是脱离了极左派，而且也整个地脱离了党。他不善于长久地站在少数派一边，不善于忍耐地为遥远的那一天去做准备。
折中之辈常常会想，思想的革命形象往往是急躁的热情的产物。这是不对的。革命的实验和冒险的策略迫使人们去克服心理上的急躁。但真正的革命策略则要求人们不仅要具备其他品质，也要善于等待和长久地甘居少数。革命规律的节奏与个人的激情是完全不吻合的。革命者应该善于在思想上高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个别事件和阶段，最重要的是在失败时也不气馁，不去作消极的等待，而要进行积极的准备。这种能力是克拉辛所不具备的。所以，尽管他是个革命者和一个了不起的人，但他不是个
1908年，克拉辛同阿列克辛斯基，特别是同“前进派”小组建立了联系。在一段笔记中，列宁回忆说，l908年的夏天或秋天，阿列克辛斯基曾通过克拉辛向他借过一本书。
在反动时期，与党脱离了关系的克拉辛加强了自己与从未中断过联系的工业界的来往。1910年开始，资本主义的浪潮又重新取代了革命的潮汐。作为工程师和企业家的克拉辛，他因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而在自己新的活动范围里拼命地加倍工作。他将尖锐的观点、思维创造的灵活性和勇于行动的胆量都转移到了工业企业界这个场所。在这方面，战争为他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二月革命时，克拉辛已成为一个富有的人。
1918年，克拉辛当选为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同时，他还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工商业人民委员。
在国防委员会的大会上，克拉辛经常就如何根据列宁的主席笔记判断事物进行争论。克拉辛还承担了各种经济管理的任务，如：调查彼得格勒的鞋贮备量、在图拉军工厂如何实行三班制、如何调动军用车等。
克拉辛先被任命为工商业人民委员，后来还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不过，几年来，这个委员部完成的贸易成交额并不高。因此，克拉辛一直在忙着他主管部门之外的一些事：一个时期，他作为国防委员会的特派代表受命去过问部队供应的事，而当新经济政策开辟了与外界联系的可能时，克拉辛作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对欧洲进行了一系列的长时间外交访问。
1920年5月至1921年3月，克拉辛在伦敦开展了从法律上承认苏联政府的强有力的运动。
1924年底，克拉辛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并在那里成了伊兹沃尔斯基[1]的继位。他在那里的活动没有取得成绩。一年多以后，他又作为普通的特派员被转派至伦敦。
因为克拉辛在所受教育和业务上与德国的关系密切，并在战时领导了德国在俄国的工业企业，所以，在他成了苏联高级官员以后，白俄侨民就到处散布谣言，把他说成是实际上的爱国主义伪装起来的战时德国奸细，说他把被国家接管的德国企业变成了德国势力的据点。斯福尔察把这些流言告诉了拉克辛，这位伯爵说，克拉辛是这么回答他的：
“也许，我有义务充当这种角色，但我没有这样去做。要摧毁俄罗斯，大公和将军们并不需要我们去帮忙。”
在为克拉辛刷清不白之冤时，斯福尔察还是把为德国司令部的服务说成是布尔什维克的“义务”。我们不值得在此纠缠，但这位尊敬的先生说这种话出自克拉辛之口，就使这句话有了真凭实据似的性质。克拉辛是苏联政府的大使，该政府的领袖们反对过关于他们协助了德军司令部的愚蠢的中伤。如果连他们的反对都与事实有出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克拉辛也不会有兴趣在外人，在敌视自己的外交官跟前否认和损害自己政府、乃至自己本身的名誉。此外，克拉辛是个布尔什维克，他也知道，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他根本不可能说斯福尔察强加他的那些话，以此来寻找对白俄侨民的那些荒谬的奇谈的支持。
这位尊敬的先生还有一次以克拉辛的名义作了伪证。作为外交部长，斯福尔察坚持让意大利政府承认苏维埃俄国的必要性。1920年8月6日，斯福尔察在意大利国会上对此作了如下发言：
“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理应失败，那么就让其由于自己本身的过失而失败，而非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失败，否则，我们将会使许多不幸的人蒙难。”
几个星期后，来自莫斯科的克拉辛在自己与斯福尔察伯爵的第一次会晤中对他说：
“在俄罗斯，人们并没有因为您的计划而高兴；人们更乐意扮演不幸蒙难者的角色。”
原来，莫斯科认为封锁反而比承认强，克拉辛也在第一次会晤时及时把这一点告诉了意大利的这位部长。
“克拉辛很热爱列宁，”斯福尔察承认道。“可这并不妨碍他承认自己的‘朋友和领袖’在精神上是很有天才的，承认当他想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时，又会变得像个孩子。”
克拉辛对列宁的态度是很复杂的，这是两种性格和两种生活道路的巨大差异而致，但这两条道路在关键之处相交却不是偶然的。要是克拉辛想到，斯福尔察会把什么样的话强加在他的头上，那他怎么也不会对这位政治上的敌人说什么的，而斯福尔察始终都是一个敌人。可克拉辛没有想过，也不可能想出类似于这种强加于他的庸俗行为。克拉辛有足够的智慧去评价列宁精神上的卓越才智，并为此而自豪。斯福尔察说：“克拉辛热爱列宁。”他热爱列宁什么呢？尽管克拉辛在很长一段时期与列宁脱离了关系，但在他的一生中，他对列宁的智慧一直都是推崇备至的。在党的第三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派成立了，继列宁的报告之后，克拉辛以这样的话开始了自己的发言：
“我同许多别的同志一样，带着十分愉快的心情倾听了……”
这种评介贯穿了克拉辛的整个一生，而且背地里说的时候比当面说的时候还要多。在革命最初的年代里，有多少次他对我们的政策表示出愤怒和不满，又有多少次他面带被征服者的微笑谈起列宁头脑创造性的威力！
斯福尔察再次强加于克拉辛的话至少使斯福尔察本人的名誉受到损失：“当他想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时”，列宁像个孩子。列宁不想，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出新裁的人。只有那些愚蠢的势利小人才会把这种要求强加给他，而克拉辛既不是势利小人，也不愚蠢。
斯福尔察把克拉辛置于高于一切俄国革命者的地位并不偶然。在他所见过的人当中，给他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人是不多的。最使这位意大利外交官惊叹的是：
“……一个事业上颇有所成的人和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在克拉辛身上的神奇结合。”
并非完全始终如一的斯福尔察谈到克拉辛时还说：
“他是个务实的人，他只对能看得见的结果感兴趣，而不喜欢去做想象中的准备；因此，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
克拉辛在青年时期是个布尔什维克，在成熟时期又当了工人国家的部长。可这两个时代中间的一段长长的空白本身却说明，克拉辛不是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水远都在寻找直接作出决定和直接获得成功的机会；如果他所服务的思想不会迅速地带来这种成功，那么他就会将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个人直接得到成绩的方面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拉辛是更接近卡武尔这种类型，而非马克思或列宁那种类型的人。
列宁对克拉辛评价甚高，但他只是把克拉辛作为一个有才干的人、一个技术工作者和管理行家、资本主义世界的精通者来评价的。正是在这些问题范围内，列宁与克拉辛之间常有来往，比如：在国外订购火车、对巴库石油问题的看法、寻找所需要的专家等。毫无疑问，列宁是不会同克拉辛讨论政治上、特别是党的问题的，他总是尽量避免同他谈论关于党的话题。不考虑他们“过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把克拉辛，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这样的人吸收进党的中央委员会，这在列宁那个时候简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采取这一步的是那些用有影响的苏联人来加强自己地位的模仿者们。至于拉科夫斯基，十月革命前他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而现在他入了党，被选入了中央委员会。只有以这样的理由来解释其中的差别，那就是列宁在拉科夫斯基身上，而非在克拉辛身上，也不是在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身上，发现了一个革命者和政治家的才干。
在大会上，人们喜欢听克拉辛的发言。他所提出的意见并非全都能得到大家的赞同，但他总是善于以自己的方式提出问题并指出别人所没有发现的地方，而且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说明问题。除了他那优秀的个人品格、出色的分析能力和受人推崇的机智外，严格的教育和各方面的生活经验也在这一点上使他受益匪浅。作为一个很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化学家，电工学家，地下印刷厂、炸药生产技术和大笔商务的领导者，“文明世纪的公民”，克拉辛在所有会议上对一切问题都能讲出自己独到的、克拉辛式的语言。开会的时候，我们常相互传递字条，这些字条虽远没有他的发言简短有力，但还是具有克拉辛的风格。它们中的一部分被人们保留下来了。
克拉辛很早就明确提出了改造我国工业固定资本的问题。1924年7月，他写了这样一个条儿给我：
“在国家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首要和主要问题是彻底地重新装备几乎所有的工业设备。我们的生产工具已经不具备甚至在良好的管理条件下生产出低成本产品的能力了。”
“造纸厂的设备已经老化，耗费很高，而纸浆厂和桐油厂现在还没有。”
在那次会上，他还写道：
“石油设备（钻探机和捞油机）已破旧不堪。我们的贮油器要保存住石油也不太可能。我们不可能找到天燃气，而我们的蒸馏厂是废铁一堆，输油管不顶用。这油船呢，我们又没有。这怎么能低成本生产，又怎么能同美国竞争！”
“我们的锯木厂在技术上比瑞典差三倍，其余所有部门也都如此。”
下面这张有关商业的字条，看样子是与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的某个问题有关：
“事情应该是这样：如果一个企业连年以较少的资本扩大自己的流通领域，争取更多的信誉，很有效地开辟了新的出口部门，在风险部门也不去盲目冒险，这就表明，这个企业是健康的。其中的秘密就在于，企业经营的最重要的关键便是企业的管理和一批善于经营的人员。资产阶级的商业大厦就是这样兴起的：他们常常从一个五戈比的铜币开始，五年之后，手里就掌握了上百万的财产。创业的机会、能力和智慧在此就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
在一次大会上（1924年6月），我给克拉辛写了下面这样一张字条：
“您如果认为美国在近期内只是追随英国的话，那么您就错了。相反，由于美国重新返回世界市场，我们有可能目睹英美之间关系的严重恶化。”
克拉辛当即就答复我：
“我认为，美英关系在近期内的恶化将不会是很明显的。您简直想象不出，美国人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的不开通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他们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敢同英国闹翻。”
以下是那些写在便条本的小纸片上的克拉辛式格言，很显然，它们是针对某个大会的参加者或发言者的：
“这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变形虫。”
还有一张写着：
“说话的机枪……”
还有许多、许多……
以下是一张对不列颠司法制度的简短评语：
“世界上再没有比英国法学家和高高在上的英国法庭更出色的骗子了！”
需要对此补充一点，即克拉辛与各国的法学家都有过来往，他的目光是锐利的。
克拉辛有自己的见解，但远不是他所有的观点都能被人们接受。克拉辛生活道路的独特性就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但从他那里我们总是能学到一点东西的。
但在一个问题上，克拉辛采取了彻底的不妥协态度，总的来讲，这是不符合他在原则问题上所采取的一贯态度的：我指的是外贸的专营问题。他对不妥协态度的坚持并非出于原则，而是出于他的实际经验：作为外贸人民委员，他受命发展和调整苏联经济同世界经济的关系。不仅仅是因为“职责”，也是根据自己过去的一切经验，克拉辛比别的许多人都更早明白，苏联的经济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系统，不可能取得发展。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国工业的结构、它在战前与外国工业是什么关系、它对欧洲以及美国技术的依附性。他从苏联政权的最初期就开始了固定资本的更新改造工作。在发展出口方面，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道路。不仅在社会文化、也在经济和生产技术方面，他都称得上是个名符其实的“文明世界的公民”。他善于象评介我们固有的不足一样，冷静地评介我们所拥有的潜在条件。他很清楚，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不仅仅是自由地打开通向世界市场的大门，哪怕轻轻地开一条缝，那就会意味着，外国的商品和外国的资本将淹没整个国家民族工业，换句话说，那就是我们为帝国主义的反苏斗争提供了毫无疑问的胜利保障。克拉辛成了外贸专营的不妥协保护者。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列宁的完全支持。他的反对者用本位主义来解释他的这条路线。这种解释并不对。克拉辛在外贸方面的本位主义是他通过对各国经济实力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在这条路线上，他是从未动摇过的。也许，他最优秀的语言、最丰富的实践内容、最值得肯定和最出色的地方正是在他保护外贸专营的行动之中。
作为一个人，克拉辛是有魅力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保持着年轻人的灵活性和体态的匀称。他那真正称得上英俊的脸上充满着智慧和生机。讽刺的意味——一个见多识广、才能非凡的人的最真诚的讽刺——不断地由他的眼睛、通过他那富有表情的嘴表达出来。他的嗓音动听，充满欢快的节奏，他的手势清楚，语言流畅，简洁，规范。克拉辛作为一个演说家、一个讲故事者和一个交谈者也是很出色的。他写得少，他的活力是通过其它方式表现出来的。虽然如此，他写得却要比许多写过很多东西的人要好。总之，他把每一件事都做得很出色。
（苏玲 译）
[1]伊兹沃尔斯基（1856——1919年），沙俄外交大臣（1906——1910年），驻巴黎大使（1910——1917年）。——译注
trotsky-portraitbook.htmtrotsky-portrait-18.htmtrotsky-portrait-2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