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怎样预示苏联的解体
【1994年11月10—1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一个名为“托洛茨基遗产、历史及时代意义”的国际科学大会。本文是提交给大会的英文论文之一。该次大会设立了“托洛茨基遗产研究委员会”（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Leon Trotsky’s Legacy）。本文作者也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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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早在六十年前作出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提出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崩溃，要么会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历史性胜利；要么就是历史性的失败。评估这场失败所包含的丰富的理论教训，其迫切性浓缩为以下这个问题：会不会有一支革命马克思主义干部的核心保存下来，拥有托洛茨基的（理论）方法的水准，对物质现实作出分析。工人阶级面对的中心问题，是国家问题。
由于群众的士气低落，以及革命马克思主义另类出路的阙如，苏联崩溃的结果是一个公开的资本主义反革命政府得到的巩固。这个政府借助堕落工人国家资产阶级化的官僚机器，完成了对国家计划的破坏，并且勇往直前，把国营工业推向私有化（盗窃）。迈向“市场经济”的计划，虽然由戈尔巴乔夫政权开始，不过，他那畏缩的斯大林主义政府仍是裹足不前，没有完成措施。从叶利钦及复辟派官僚的观点来看，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有必要把戈尔巴乔夫的政权推翻。
托洛茨基清晰地看到苏维埃工人国家的生存所系，不在于国家计划，而在于无产阶级群众革命意识的生存。一如他在差不多六十年前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已经指出，官僚“ 。”（《被背叛的革命》春燕出版社中译本第219页）
由西德在1990年吞并东德开始发生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令到全世界大部份左派陷入危机，心灰意冷。不过，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眼前的变动，实在应该不足为奇。早在崩溃实际发生前的五十年，托洛茨基已经就下列情况作出勾划：假如西欧和北美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及时地把苏维埃工人国家从政治和孤立中拯救出来，工人国家无可避免地将要崩溃；对导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崩溃的经济和政治的动力，托洛茨基作出了描绘。
托洛茨基对苏维埃国家的堕落的分析，深植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发展出来的有关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深刻的理论。马克思首先发展出一套理论，认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在消费品的分配问题上，资产阶级的经济规律无可避免地会继续运行。从资产阶级经济规律无可避免地会继续运行这一点上，列宁推断出，在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之间，资产阶级国家会继续存在。托洛茨基在第一个工人国家的政治堕落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及运用列宁的深刻见解，引伸出工人国家的 的理论，适用于所有工人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或国有财产的限度之内，工人国家是 的；在有需要保护物资和服务上的不平等分配的限度之内，是 的。工人国家的资产阶级部份必须“消亡”以向共产主义过渡；假如不出现这种情况，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复辟。
托洛茨基把斯大林主义官僚视作波拿帕特主义（即摇摆在工人与帝国主义之间谋取平衡），政治上是反革命，因此是苏维埃工人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倾向最极致的表现。斯大林主义统治（假如没有被工人推翻）最后保证会给工人国家的经济基础即国有化工业带来毁灭。
托洛茨基认为，在堕落工人国家里的两种倾向之间，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 只能够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得出胜负结果和获得解决。要么起码要在主要的帝国主义中心及时得到社会主义胜利，从而能够再接再厉向社会主义发展推进；否则，资本主义会通过军事干预或世界市场的压力（世界帝国主义更高度的劳动生产力），令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所以，与资产阶级思想贩子的论断正好相反，
托洛茨基不只是消极地观察俄国革命的堕落。从1923年到1933年，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首先提出政治改革、工业化及民主规划经济的纲领，作为对官僚的抗争及恢复工人阶级的元气。当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在1933年在毫无阻力下获得成功，同时，斯大林主义者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又没有因此而对其采取的消极因素的宗派主义作出重新评价——正是这种消极的宗派主义导致世界资本主义中最有组织的工人失败了——托洛茨基看到了有需要由一场政治革命来推翻反革命的苏联官僚，以让工人在其国家中重握政治权力，藉此恢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政治革命不同于社会革命，后者在推翻原有统治阶级的国家及财产方式后，代之以新统治阶级的国家及财产形式；而政治革命推翻的只是官僚政府，至于工人国家原有的财产形式会仍然保留。
可是，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七十年后的今天，正在俄罗斯、东欧和中国发生的是一场社会反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为俄罗斯及东欧当前订定的一套过渡纲领，首先就是要负起保卫剩余下来的国营工业的任务，反对私有化。这套纲领要兼而解释及推广下列观点，即，工人阶级需要赢得直接的政治权力，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以及重新把经济计划纳入体制之内，以防止社会进一步崩溃和被资本主义完全半殖民地型式化。
东欧和前苏联从1989年开始的斯大林主义政府的倒台，导致了工人国家的 崩溃，仅由资本主义政府替换了斯大林主义政府。一度运用国家权力并借助不完善乃至是反动的手段来看守及保卫无产阶级国有财产的官僚政权，现在由立足在旧有斯大林主义官僚废墟之上的新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政权而代之。新的政权运用国家权力剥夺工人的国有财产，以此来巩固统治权力。
这些变态工人国家及堕落工人国家的崩溃，表示著这些国家的双重性在政治方面的矛盾已经有了最终结果，结果是对资本主义有利。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和关厂，前计划经济（国有的国营工业）只剩残余。这些国家一日不能够解决这些残余和市场之间不健全的经济矛盾，这些国家一日仍然是 。新俄罗斯和东欧的资本主义国家，由 所统治著。
冷战加剧了苏维埃集团的崩溃；在冷战时期，虽然苏联在科技方面间歇性地取得惊人成就，然而，苏联的劳动生产力只是维持在约美国的四成。苏联因此被迫运用其国家生产总值25%在国防方面；相较而言，美国只用去其国家生产总值的7%。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给这种状况作出如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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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明白到苏联的命运，是和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至于“ 。”（《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第60页）
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崩溃，并且由叶利钦公开进行资本主义的政府所取代，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二个阶段，其间的过渡早已为托洛茨基所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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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在1936年早已用令人吃惊的明确性，预告了由一个公开地进行资本主义的政府取代了斯大林主义政府，对苏维埃经济会意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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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资本主义政府的巩固不仅意味到计划经济的灭亡，同时也意味到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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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以及随后的摘引，将会揭露出一个事实，即与广为传播的神话相反，托洛茨基对国家的一般性观念和特殊地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是一直保持著深刻的政治性，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社会经济简化论者。托洛茨基的观点是认为，只要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仍然保卫著计划经济，即使它是使用反动手段来进行，则它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在接著来的摘引文可以看到，我们必须紧记，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有国家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社会专政。这个社会专政，可以是由比较民主的政府管治，也可以是由专政的政府管治。正是由于俄国的工人阶级经过近七十年的斯大林主义反动政府的统治，已经变得冷漠和非政治化，因此，在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倒台的同一时候，结果也成为了这个堕落工人国家在政治上的倒台。
这里谨希望有关于托洛茨基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反革命的先知式洞悉力，在接著来的评论中，可以在革命社会主义者之间引发起更多的研究和讨论。这里对托洛茨基著作的大量援引，其作用正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述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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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理解，其不可少的，是对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进行研究。就是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对工人国家含有双重性质的观念首次作出了提示，而后由列宁对这个观念加以阐明及发展。到了托洛茨基那里，又由他对这个观念作了最高度的运用，并且传给了子孙后代，给予我们一个工具，用以分析当前我们目睹的前苏联经历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特定阶段。托洛茨基开始时小心地指出，在过渡向共产主义的全部工人国家，都无可避免地带有双重性质。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有关“工人国家的双重性质”这一节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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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清楚地论断，当权的苏维埃是资产阶级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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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层的这一资产阶级性质，不是意外产生的结果，而是与经济持续需要的强制力即国家的存在本身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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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原故，所以不单只斯大林主义官僚是资产阶级性的，乃至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革命官僚，也一样有著资产阶级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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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国家资产阶级性的一面日益壮大，对计划经济的意义是什么？有关这个问题，早在1933年已经作出具体刻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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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官僚的功能诚然不会纯粹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官僚所服务的阶级利益具备双重性，既是无产阶级的，也是资产阶级的。它的双重性，体现在矛盾重重、左摇右摆的外交及内政上，在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
一如托洛茨基所言，在帝国主义压力下：“
这种情况表示到，不仅苏维埃的官僚有著双重性质；苏维埃的工人阶级也同样兼有双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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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篇文章内，托洛茨基把波拿帕特主义的斯大林的作用，和工会官僚层领袖的作用并列对照。托洛茨基取来美国劳工联会的领袖威廉·格林，作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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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最后一个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者戈尔巴乔夫的下台，同样标示著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双重功能的垮台。
托洛茨基大量引用1789-99年法国大革命的事件，作历史类比，用以理解1917年俄国革命的堕落，并且给未来投射出一幅可能的蓝图，作为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动指引。从1793年春天到1794年7月为止，法国大革命处在激进的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领导的平民时期；到了7月，激进的雅各宾派被推翻。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年历上，七月名作“特尔米多”。所谓“特尔米多派”（热月党人），即指继续推翻罗伯斯庇尔和激进的雅各宾派后，自1794年到1799年执政的保守资产阶级革命力量。这个力量往后又被拿破仑所推翻。在拿破仑统治下，经历了执政府时期（1800-1803）和第一帝国时期（1803-15）。
托洛茨基概述了法国和俄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相类似性，同时亦著重指出两个革命之间具体的历史差异；这些差异，来自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国家官僚集团各有完全不同的作用。
按照托洛茨基的界定，波拿帕特主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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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分别通过波拿帕特政权来巩固其社会基础；他们两者的不同，亦给这两个国家及政府立居其上的经济发展，在日后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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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作了有益的对比。前者的生产关系，依靠被剥削群众的消极性；至于后者，无产阶级仍在实验摸索其生产关系，为了达到社会主义及防范反革命，要求无产阶级自觉地计划生产及自我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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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热月党人的衰微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两者有许多类似性；相形之下，拿破仑及斯大林的波拿帕特主义倒台，其两者之间就有著决定性的不同。这不同，对苏维埃工人国家的未来，会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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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知道，工人国家的政府替换，对社会和经济，以及工人国家守卫著的国有计划经济，会造成怎样的震动，对此托洛茨基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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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认为，以斯大林主义政府为表现的官僚，是个危机深重的政权，不能长久存在，必然要倒台的；促使官僚倒台的，或者是工人的政治革命，或者是资产阶级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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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在工人国家的社会金字塔上摇摆不定六十七年的管涌“势力”，从人一生的时间长度来看，或许是没完没了地漫长；然而，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段时间可说是相当的短促。再者，一如托洛茨基在前面指出，一个资产阶级管涌“势力”的倒台，对资产阶级的国家及其经济（社会金字塔）乃至其阶级结构，可以不造成很大影响；然而，若由一个资本主义政府取代工人国家的斯大林主义政府，却可以令致工人国家及其计划经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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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参考一下，1990年德国统一后重新兴起了新纳粹，前南斯拉夫进行著“种族清洗”的种族歼灭战，叶利钦政府甚至对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也不断企图阻挠，而在俄罗斯境内，如法西斯煽动家日里诺夫斯基之流，亦同时在冒昇。从此可见，托洛茨基作出的预见和分析，有著一般适用性，并且仍然有效。在写完了《工人国家，特尔米多和波拿帕特主义》的数个星期后，托洛茨基写了另一篇文章，回应指责他运用“波拿帕主义”这个名词的批评。他指出：
换一个说法，我们现在可以说，在托洛茨基的时代，苏维埃波拿帕特的仍然是一个可能性；在叶利钦的时代，则成为了现实。历代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的政权，经过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到了叶利钦那里，由资本主义的波拿帕特主义所取代。
托洛茨基为何相信，只是一个政府的更换便足以推翻工人国家？这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与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所有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从经济上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开始的。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劳动生产力，比诸在其周围的半封建世界远为优越。因此，在法国，反革命复辟在推翻拿破仑之后，仍然要在生产方面保留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以此来维持与别国的竞争力；那些其他国家，包括有由拿破仑从上而下透过军队征服的国家。
至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从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开始的恰恰相反，革命是从经济上 帝国主义势力俄国开始的。这个差异，意味到俄国不同于十八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二十世纪俄国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被拥有更高生产力的帝国主义强国重重包围。斯大林假设可以依靠在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用自给自足来提高生产力而达致超过帝国主义的水平。托洛茨基则保卫布尔雪维克的观点，认为革命只当扩展到帝国主义的中心，才可能有生存希望。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茨基把苏维埃生产的矛盾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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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在1922年共产国际就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的演说中，提出了下列问题：新经济政策下对市场、自由贸易、厂房间的竟争、租借期及各种优惠的政策，会把初生的苏维埃国家带往何处去？是朝向资本主义，还是朝向社会主义？在列举了无产阶级仍然保留国家权力、垄断外贸及土和工厂国家所有制这些反资本主义的主要武器之后，托洛茨基提出了主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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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没有在社会主义未来的抽象评断前停下步来，他再进一步对当前的具体现实作了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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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并不是要鞭挞工人进行斯塔哈诺夫式的更长时间劳动，做得列多、更快。他是要指出，一个工人国家从其他革命及世界市场中孤立出来所面临技术和组织上的限制。托洛茨基不只一次回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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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托洛茨基能够准确地估计到，俄国在一致废除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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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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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斯大林不能够在一个孤立国家（或多个落后国家）里做到这点，工人国家便因而崩溃。托洛茨基在1922年曾经特意指出，从历史上来说，资本主义不是仅从一个单一国家中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都是建立在世界层面的：
欧洲、北美洲和日本及数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给数个国家带来了劳动生产力的扩张，从而在全世界层面开创了劳动分工的局面。其中的分工，尤以工业生产者和原始资源的生产者的对立为主，就这一点，托洛茨基特别针对那些斯大林主义者，他们认为，可以从必需的分工中独立开来。托洛茨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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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甚至预见到，在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中取得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它迈向社会主义发展：
社会主义立足在对资本主义的征服之上，同时，也一如后者，即只有在世界层面上决定性地压倒以前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起码要在数个帝国主义的中心，而并非只是在数个落后国家中（“如戏剧性的插话一般”）取得胜利，才可以确保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权利，承继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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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断革命论的ABC。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里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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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资产阶级的分配模式内在的资产阶级倾向一天“ 。”（《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第67页）
然而，我们目击著东欧自1989年及前苏联自1991年以后所发生的，正好是把矛盾转移到生产层面的结果。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计划被废除了。在俄罗斯，国有工厂倒退回市场竞争去，须借助卢布大幅膨胀才能够保持元气，仅仅能够和供应商作以货易货的交换。比起戈尔巴乔夫时代，生产更形一泻千里，已临深渊。大量国有工厂给成批地倾销，透过股票形式给予公众及工人，而后者们又立即把股票出让，以购买生活必需品。大量股票集中在投机家手上的情况，在捷克共和国已经发生了好几年；而在俄罗斯，财政部是方兴未艾。
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再次地重复强调，对防止工人国家经济基础的大引爆，时间的因素起著作用。（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的管治势力不可能永远保持平衡）：
托洛茨基在1938年再次复述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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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把政治革命的得以成功和在帝国主义中心重新发生世界革命这个条件联结起来：“苏维埃国家要进行贯彻到底的改革，其基本的条件，就是成功地扩展世界革命。”（《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118—119页）
托洛茨基视官僚不是一个阶级，而只是“阶级的工具”，是给帝国主义在工人国家发生作用的“输送机制”。因此，他相信保卫苏联在“ 。”（《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第71页）
在1940年一篇文章里，托洛茨基在旁引之间，就布尔雪维克对这个问题及官僚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观点，作出了以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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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有一段时期确认1924年的苏联“ 。”（《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第173—174页）
从1924年到1991年，是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的第一个阶段。而现在，我们处在俄国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二个阶段；即是，工人国家被迫去保卫资产阶级的分配准规之同时，又须要保卫无产阶级生产的财产形式——这个古老的政治矛盾，现在已经由官僚解决，完全地倒向有利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边。官僚内在固有的资产阶级性质，在1991年容许了这种过渡在相对和平的状况下发生。无产阶级方面，经过了数十年来的斯大林主义而意志消沉，亦消极地默许了这个过渡。“ 。”这里有必要特别指出，托洛茨基相信复辟不会“民主地”完成。工人如果无法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斯大林波拿帕特主义的倒台就会让位给法西斯资本主义。
托洛茨基把苏维埃国家的性质界定为阶级关系的力量对比：
托洛茨基尽管从一个简单的定义开始，但他却没有因而简单地把工人国家缩小成等同于国有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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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托洛茨基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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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发生於东欧，及1991年发生於前苏联的，恰好就是这种变化，即是，官僚已经不再“不保障国有财产”甚至也不再是一种迟钝的“无产阶级的武器”。相反，官僚利用国家机器，通过双管齐下地把工厂和社会服务私有化或干脆关闭，从而自己巩固一种新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政府现在正在运用国家权力，进一步缔造、巩固这个由一批旧有的特权官僚和过去的黑市贩子所组成的、新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
在革命或反革命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领导着国家的政府所施行的政治行动纲领。它所看守及保卫的财产关系，是什么形态？政府行使国家权力（军事的、司法的或意识形态的），是为了某一特定阶级的利益而行使。在革命或反革命的埋藏，用以界定一个国家的社会的内容，即其阶级性质，端视政府在当时积极为经济上的财产关系实施的政治纲领；不论这个纲领是要保存还是推翻这个财产关系的。正因此，解释了为何在阶级和平的时期：
是什么力量能够改变财产关系？侵犯又得以怎样进行？只有通过国家的军事力量、政府施行的政治纲领。一如托洛茨基在下面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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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托洛茨基在下文中再一次强调，国家的阶级性质，“ ”。（同上，第65页）。
请注意，托洛茨基不是说，国家的阶级性质由财产形式本身所决定。
早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已有先见，描划出官僚的倒台对工人国家的国有经济会有什么意义。这个过程，我们正在目击发生在叶利钦政府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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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一批官僚的确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 ，经由现存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的一面，及通过在政治上瓦解国家机器的社会主义一面， 。尽管新的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通过拥有前国营企业的股份，取得了日益壮大的经济基础， 。许多左派把苏维埃工业零散化变成的股份，看成只是纸上文章，然而，托洛茨基却不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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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提到过，堕落的苏维埃工人国家里的官僚，和封建的君主专制国家的官僚一样，是由其所处身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的非常条件所“资产阶级化的”。正由于这个理由，叶利钦的反革命，并不需要对工人国家的国家机器作猛烈清洗。一如托洛茨基的估计，倘若：
“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打倒了苏维埃的统治层，那它就会在现在的官僚当中、行政长官当中、技术家当中、经理当中、党部书记以及在一般特权的上层当中，找到大批的现成仆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地还需要把国家机关清除一下，但是资产阶级的复辟，较之革命正常所要清除的人，一定要少得多。这时新政权的主要任务，便是在生产工具上恢复私有财产……在工业方面，取消国有大概会从轻工业以及生产食物的企业开始。计划的原则在过渡的时期，要变为国家政权与个别‘法国（公司）’之间的许多妥协（这些法团即是可能的未来业主），亦即在苏维埃工业中的首长与流亡外国的以前的业主以及外国的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文第220—221页）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中心观点，是革命斗争的分阶段性。前面已经论到，托洛茨基把斯大林主义官僚视为“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个阶段”。当反革命把革命的“影片”开倒车之时，托洛茨基给革命的坡道在不同阶段所订的区分，可以成为有用的指引。两位美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保罗·勒布朗及戴安·菲利（Paul Le Blanc and Dianne Feeley）在1983年指出，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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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随著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取了国家权力及予以巩固，夺取经济权力及巩固此权力会立即紧接而来。在今日，我们看到差不多依样葫芦的进程。官僚利用国家权力，不仅像过去一样，用来保卫资产阶级分配的规准，尤其甚者，它并用之来把无产阶级的国有经济私有化，因此而解决了工人国家的政治矛盾。换言之，复辟派的官僚已经在政治上推翻了堕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且亦已著手对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专政进行肢解，将之夷为残垣败瓦，退减至只余国有工厂。这些尚不曾给私有化的国有工厂，在工厂层面组成一个残余的堕落的社会主义专政——尽管这个专政并没有政府。倘若会有一个新的革命浪潮兴起，它将植根在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残余上，和工人一起保卫这些工厂，反对倒闭和私营化。
托洛茨基在1939年，为下一次俄国革命的阶级性质的问题，作出了如下设定：要是苏联“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19页）
面对着俄国反革命的重重开展，基本的任务，仍旧和托洛茨基在六十一年前已经勾划出来的一样，即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新的革命。然而，这一次由社会主义革命来创造一个新的工人国家，而不是用政治革命来改良业已推翻的工人国家。可是，纵使是政治革命，在托洛茨基看来，“ ”（《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117页）
建立这样的党，务须有两件事：
第一件：俄国无产阶级在保卫自身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进攻的新斗争中，重新恢复阶级觉悟。第二，革命马克思主义干部要缓慢及有耐心地凝成一个核心，一如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另一条路，是资本主义统治通过法西斯群众运动的胜利而得到巩固；这场群众运动的基础，是上百万计的行乞贫民和失业者。这另一条路，会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三及最终阶段相接。因此，现行的资产阶级波拿帕特主义的叶利钦政府，只是一条桥梁，或是通向未来法西斯专政，或是未来的工人民主。
俄国的堕落工人国家及东欧的变态工人国家的倒台，诚然是代表了世界工人阶级的失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是吸收其中教训，并为在二十一世纪必将到来的新战斗作出准备。
一如托洛茨基在被暗杀之前一文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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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立一个有能力去领导及教育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必须能够确认真理，并且能给予科学的解释。
（史丹摘译自《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 in Defense of Marxism (BI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