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委员会
| “你们这些可怜兮兮、众叛亲离的人！你们都是破产者。你们的角色已经演完了。从现在起，滚到你们的应许之地——历史的垃圾箱！”1 ——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第二届苏维埃会议上，列夫·托洛茨基向步出会场的孟什维克们如是说。布尔什维克随即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天是1917年11月7日（当时正在使用的俄历是10月25日），也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日子。 “舞蹈是最早的艺术形式，它天然回应着知觉和本能……希腊人是一个自由、快乐的民族，他们的舞蹈也通向愉悦生活的精神。”2 ——路易斯·C.弗拉伊纳（笔名查尔斯·路易斯）1914年8/9月间于《现代舞蹈》上写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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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周有两场“革命”袭击了纽约——郊区和市区各一。这是新的开始——其中只有一场牵扯到了世界大战，且都没有直接涉及列夫·托洛茨基。
市区爆发的“反叛”由家庭主妇和母亲们引领，意在抗议高昂的食品价格。肉类、洋葱、土豆——贫穷移民家庭的主食——都在那个冬天变得稀缺、昂贵起来。战争到来，贸易瘫痪，基本商品统制，造就了这番越发严重的“短缺”症候。1913年末以来，美国的平均食品价格已经暴涨了44%之多。每天运入纽约市的正常粮储（如土豆、鸡肉）都在逐渐减少：和仅仅一年之前相比，土豆下降了90%，洋葱则下降了50%。3母亲和主妇们寻找着适宜的“反派”，并发现有大把的替罪羊供他们选择：她们指控铁路公司、食品商甚至犹太肉店，罪名是囤积食物、盘剥顾客。
2月中旬，数千名母亲开始携婴及幼堵住本地商店店门。一开始在下东区，接着是布朗克斯、哈勒姆河布朗斯维尔。挫败感催生了暴力。500人在市政厅前游行，大喊“面包！我们挨饿了！”还有人向邻近的食品店投掷石块和酒瓶。警方在最初几天里逮捕了25名女性。抗议群众领袖们宣布进行全城范围的抵制行动，关闭了数十家食品店，而这只能使短缺更加严重。1500名女性群起攻击利文顿街（Rivington Street）的一家商店，用垃圾桶袭警，并向警察扔烂蔬菜。
店主们挥舞着左轮手枪，一边威胁打死刺头们，一边要求米切尔市长动用预备军队。有些店主甚至管这些女性叫“德国间谍”。模糊不清的照片开始出现在大西洋两岸的报纸头版，人们看到一个个挨饿的母亲和婴儿。这幅图景可不大像是一个准备参战的国家。
另一场“革命”则发生于纽约市区。大都会歌剧院为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陈设舞台，并限定了观众人数。20世纪初，丝巾拂肩、裸足健步、装扮奇特、摄人心神的邓肯在大西洋两岸都掀起了舞蹈革命。她的奇幻想象、即兴创作和浑然天成的舞步自成一家，打破了经典芭蕾舞和传统舞台剧的范式，震撼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卫道士，也使格林威治镇的先锋派们深深着迷。战前的邓肯生活在巴黎和伦敦两地，她在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研究异教艺术、古希腊花瓶和现代印象派绘画，并从中获取灵感。1914年来到纽约之后，邓肯定期于世纪剧院演出。她本已预定了“露西塔尼亚号”1915年那场灾难航行的船票，直到财务压力迫使她改变了出行计划。
为了这场大都会剧院首秀，邓肯创作了一段新作品。这部舞台剧包括了她自称的“诠释”（interpretations）或是“舞蹈叙事”（dance-narratives）。这段抗争故事的伴奏音乐是塞扎尔·弗兰克（Caesar Frank）的《救赎交响乐》（Symphonic Fragment of the Redemption）、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选段，以及《马赛曲》。这部作品深深打动了观者。她的才华“似乎远远超越了舞蹈，”有人如此写道。不过他也承认了作品“直白、愉悦”的视觉效果。4观众们蜂拥而至，尽管许多人走出剧院后的困惑要大过兴奋。
面临选择的列夫·托洛茨基爽快地去看了舞蹈。不仅仅因为伊莎多拉的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身份打动了他。托洛茨基也有一位欣赏她演出的最佳向导：新朋友路易斯·弗拉伊纳，现下社会党决议委员会的搭档。除开政治工作，弗拉伊纳直到1916年12月还是《现代舞蹈》的编辑，他也对伊莎多拉·邓肯推崇备至。
自从1月于路德维希·洛尔的布鲁克林公寓会面以来，托洛茨基已与路易斯·弗拉伊纳缔结了友谊。起初，年长15岁的托洛茨基将弗拉伊纳视为一名门徒。弗拉伊纳和事实妻子简内特·佩尔（Jeanette Pearl）住在布朗克斯区金斯布里奇大道3246号的一家公寓，从这里搭乘地铁和有轨电车到托洛茨基家非常方便。在地铁、演讲会和党内会议上，在单极咖啡厅的人群里，两人相看不厌，颇为投契。纤瘦的弗拉伊纳胡须苍白，长着一副娃娃脸，是那种对流行文化和政治理论一样热衷的稀缺政治动物。从拉格泰姆（Ragtime）到爵士乐，各种艺术门类他均有涉猎；他的写作包括一些短篇小说，以及对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的评论。尽管弗拉伊纳在纽约贫民区度过了困窘的童年，但他与托洛茨基都有着作家和文化学者的广博爱好——包括电影，音乐和小说。
但真正使他们同心同德的还是政治。《现代舞蹈》于1916年末停刊后，弗拉伊纳找到了一份编辑《国际主义者》的新工作。这份新期刊由波士顿的社会主义者宣传联盟出版，其印数勉强有1000份，读者面颇窄。弗拉基米尔·列宁在欧洲订阅了这份刊物，并给予了罕见好评：“我已经收到了第一期《国际主义者》，”当月他在从苏黎世写给亚历珊德拉·柯伦泰的信件中说，“非常高兴能收到它。”5波士顿方面给了弗拉伊纳100美元创刊资金，每周付他35美元工资——这对1917年的左翼活动家而言是不错的薪水。
当托洛茨基抛出像“群众运动”或“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概念时，弗拉伊纳仅凭直觉就把握住了。1912年，20岁的《每日人民报》记者弗拉伊纳曾前往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报道那场史诗级别的纺织业大罢工——那个时代美国劳工运动的先声之一。两万名工人（绝大部分是意裔）在IWW领袖“大比尔”·海伍德的领导下罢工，瘫痪了东马萨诸塞州的全部纺织产业，其中包括数十家公司或工厂。他们不领薪水罢工了两个月。为了度过艰辛时刻，罢工者们将他们的小孩子送到纽约和波士顿的志愿者家庭中生活，他们的行动也赢得了公众同情的声浪。最终，工人们赢得了全行业范围内的有利协定：更高的薪水，更好的就业规则。
本已对当权政客愤愤不平的弗拉伊纳醉心于罢工者们的严明军纪，将他们视为潜在的革命者。“非熟练工人们团结紧密，万众一心，”他在现场的报道说。他还写道，这些工人们组织有序，意志激进，“整齐划一”，步调合理。他们是那些足以“创造一个新社会主义世界”的人。6对弗拉伊纳而言，这就是同托洛茨基桴鼓相应的“群众运动”理念。托洛茨基本人曾于1905年在圣彼得堡经历过一次：数十万工人和士兵自发暴动的强大浪潮甚至已经威胁到沙皇。弗拉伊纳不大费力就构想了一个俄国事件的升级版——一场由工人阶级领导、在美国夺取政权的革命。这场革命只需要合理规划、良好教育和上佳时机而已。
弗拉伊纳在反对美国加入世界大战的抗争之中看到了潜在的革命火花，这也与托洛茨基所见略同。
弗拉伊纳和托洛茨基不仅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也在另一个关键议题上完全一致：他们都对莫里斯·希尔奎特颇为不耐，也对他和一众凌驾于美国社会党之上的保守派极为不满。他们的华屋广厦、获利颇丰的律所，他们在剧院的夜夜笙歌、豪车，都令弗拉伊纳心生愤怒。对弗拉伊纳而言，他们都是自鸣得意的小布尔乔亚绥靖主义者。希尔奎特也许会赢得足够多的选举，通过一项八小时工作日的法案，但他永远不会大胆到为工人阶级夺取实际权力。在弗拉伊纳看来，这几近背叛：当你可以通过革命或是“群众运动”赢的时候，为何要执着于选举呢？
弗拉伊纳认为，希尔奎特于2月中旬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表态将问题展现得淋漓尽致。谈到美国可能参战的议题时，希尔奎特对《纽约时报》说：“如果美国军队都是通过志愿入伍征募而来，那么社会党将整个拒绝入伍，”但是，“如果军队是由征兵（一种强制服役）而来，毫无疑问，我们就得和别的公民一样为国效力了。我绝不相信社会党将发动任何足以瘫痪美国备战的产业总罢工，我也不相信美国会发生这样的罢工。”7
对弗拉伊纳和托洛茨基而言，这一番话都无疑是在释放着错误信号。如果战争到来，作为社会主义者的他们将永远拒绝做一个温驯的“好公民”。他们会战斗、罢工、抵抗、拒绝征兵，并且毫不犹豫地瘫痪掉这个国家。他们将自身的忠诚献给工人阶级，而不是一个由资本家们统治的美国政府。为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入狱不过是小小牺牲而已。
在这关键时刻，才华横溢的两人都将之视为天赐良机——社会党把他们放进了决议委员会。他们有机会往社会党当权派里插进一杠子，揭发莫里斯·希尔奎特和亚伯拉罕·卡汉们的骗子本质，将他们脱离普通大众的实情大白于天下。弗拉伊纳在这件事上有着托洛茨基所不具备的优势——特别是他书写和阅读明晰英语的能力。弗拉伊纳可以代入托洛茨基的欧洲视角，并向新世界转译。
这是一次他们不想付诸东流的大好机会。
2月下旬，莫里斯·希尔奎特至少已3次召集决议委员会开会，并定于1917年3月起草政策声明草案。8这个委员会秘密开会。没有现存史料提到他们的开会地点。没有会议记录和现场速记，也没有任何报纸报道，更没有书信和回忆录记述——我们只知道，他们集会了。
通常而言，像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应当在东15街的社会党办公楼开会——联合广场（Union Square）附近一处朴实无华的联排式住宅。7位委员（都是男性）将围坐在一张木质桌旁吞云吐雾，大门密不透风以防侵入者。一架吵吵嚷嚷的蒸汽散热器反而加重了闷热。冬天的寒风是如此之冷，以至于他们不敢把窗户打开哪怕是一条缝。也许，有人会喝上一杯热茶。如果他们按照意识形态排座次的话，西装革履白衬衫的希尔奎特将与阿尔杰农·李坐在一起，托洛茨基与弗拉伊纳正对着他们，另外三人则将坐在中间——雅各·潘肯和尼古拉斯·阿勒伊尼科夫律师，以及芬兰记者桑特里·诺尔特瓦。
进门落座之前，他们大概会试着友善以对。他们会微笑着握手，简短寒暄。也许会有一两次开怀畅笑，也许会像政客一样彼此拍拍肩膀。但若是希尔奎特认为这将使事情变得简单的话，那他一定是没料到——列夫·托洛茨基。
自从德国击沉中立国船只、威尔逊总统还以“武装中立”政策以来这两周，希尔奎特格外忙碌。作为“紧急和平联盟”（Emergency Peace Federation）团体的一员，希尔奎特刚刚和成员们旋风般地访问了华盛顿特区。他们在那里会晤了数十位国会议员，请求他们阻挡威尔逊的船只武装法案（ship armament bill），或是任何“推动国会”批准战争的尝试——议员们正在干这个。他接着火速赶回纽约市，支持了主妇们抗议高价食品的行动。希尔奎特在集会上演讲，并为一些在“暴动”中被捕的妇女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百忙之中的希尔奎特还同意参加另一场有关战争的公共辩论，这一回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面前与一位哥大法学教授辩论。9
无论在哪个场合，希尔奎特的说辞都很一致。他坚称社会党仍是良善的美国国民，忠于国家。社会党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颠覆分子。现在，希尔奎特游移不定：他是否需要再向自己人做一次相同的恳托。
一待7名委员在密室中坐定，紧张气氛就无从避免，甚至像语言这么基础的事情也是。希尔奎特通常会坚持在党内用英语开会，本来这在今晚不成问题，屋里的人都说得一口好英语。但是有一人例外，那就是几乎说不了半句的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并不准备在别人讨论的时候闭嘴，他有自己的翻译——年轻的助手、英语流利的路易斯·弗拉伊纳——托洛茨基也知道，委员会除他以外至少还有4个人的俄语相当流利。潘肯、阿勒伊尼科夫和希尔奎特都出生在俄国，桑特里·诺尔特瓦回芬兰老家的时候也说俄语（当时芬兰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只有一名委员——来自艾奥瓦州杜布克市的阿尔杰农·李——有资格说听不懂托洛茨基在说什么。
不管是不是英语，托洛茨基都将随心所欲地发言。
至此，事情很明显只会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通常而言，希尔奎特或是李都会为这种案子准备一个决议草案的初稿，并在开会时遍示众人、开始讨论。这一回，7位委员有着大把共识：无论德国潜艇袭击美国船只与否，他们都反对战争，也希望社会党发声反对。他们都认为，这场战争会使资本家、银行家和军火制造商们获利，却牺牲了工人和穷人们的权益。他们都反对征兵，也反对对异见人士的镇压。单单是这些观点就足以使他们成为社会党人，并以极端分子自外于美国。单单是这些观点也足以引发公众对抗“德国同路人”和“和平主义者”的政治狂热。已经有人锒铛入狱了，他们的观点还没这么激进。
但对托洛茨基和弗拉伊纳而言，这份共识里的观点只不过是浅尝辄止罢了。不，他们说。他们想要更多。他们固执己见。
一俟希尔奎特请他们发言，弗拉伊纳和托洛茨基就亮出了他们的要求。弗拉伊纳用清楚、柔和的英语发言；托洛茨基不时以俄语插话，加上评论。他们一起归纳出了四个要点，要求任何有关战争的决议都要纳入这四点：（1）社会党必须在《纽约时报》这样的“布尔乔亚媒体”发表谴责声明，谴责像希尔奎特“一旦开战就宣誓效忠美国”这样的承诺。（2）社会党必须谴责作为战争说辞的“国家自卫”概念，并自称是国际主义者而非爱国者，与工人阶级站在同一立场。（3）在所有反战运动里，社会党都必须同那些在时机到来之时不愿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和平主义者们切割独立。（4）最后，如果战争到来，社会党必须保证，它不仅要发出异见之声，也要开展托洛茨基和弗拉伊纳所理解的那种“群众运动”，摊开来说就是：总罢工，街头抗议，旨在以身体对抗征兵、扩军和军事工业。10
很容易勾勒出这么一副图景：在希尔奎特等人一字一句听完之时，会场冰凝般死寂，椅子不安地挪动着。希尔奎特本来或许还对他们的要求有所期待，但在听了年轻人弗拉伊纳和这位仅仅从欧洲来到美国七周时间——的外国激进者托洛茨基的发言之后——他的脸颊一定是寒意扑鼻。对希尔奎特而言，他们代表了他最深的忧虑，是对他个人领袖地位的直接挑战，也是对他本人的社会党愿景——一个必须在美国生活中完整运作、平等参与的运动员——的一大挑战。托洛茨基和弗拉伊纳的要求将社会党置于违犯法律的境地。对希尔奎特而言，这违逆了基础原则。如果他们允许社会党成为一个犯罪集团，如果他们允许本党密谋叛变美国，他们将如何赢得美国公众的信任？他们将如何选上一名社会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或是州长（更不用说一名社会党总统了）？
不。希尔奎特不失时机地坚拒了他们。他无法接受这些要求。
于是下面一幕开始了：他们吵了起来，吵得不可开交。所有人都发言了，但这场争斗最终成为屋内两位最大人物之间的争吵，两人隔着桌子睥睨以对：在历史的尖峰时刻，实用主义者希尔奎特与革命者托洛茨基之间针锋相对。“（托洛茨基）与莫里斯·希尔奎特之间的言语决斗，”路德维希·洛尔后来听说这段交锋后写道，“其激烈程度堪称史诗级。”11
这场风暴延烧了两个星期。委员会将继续在密室中开会，争论、推敲精确措词，试图熔铸出一个室内两造阵营里各自的大多数、此后全党党员也都能接受的决议。希尔奎特将准备一份新草案，托洛茨基和弗拉伊纳仍将拒绝。他们还会争辩，于是下一份草案和更多的反对也会出炉。每一回他们都在减少彼此间的距离，但幅度低微。
最终为了打破死结，希尔奎特和他的大多数成员们忍气吞声，艰难地同意接受托洛茨基-弗拉伊纳四项政纲中的三项。他们的最终决议将拒斥“国家自卫”的概念，贬斥同和平主义者们的合作。以及，对希尔奎特而言最为痛苦的是，“强烈（谴责）一切在资本家媒体上做出爱国承诺的党员们，”并称他们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敌人，他们的党员身份将一刻也不再为本党所容。”12
对于这最后一项，社会党的官方谴责声明适可而止，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托洛茨基不给希尔奎特分毫的可乘之机。他的《新世界》将把漏掉的姓名一一填上，并且画靶攻击，明确援引了希尔奎特本人在《纽约时报》上的语言，“社会主义者应当从宣战之日起效忠祖国。”13
但是，如果莫里斯·希尔奎特认为他可以用这些让步换来太平的话，他就又一次在列夫·托洛茨基身上失算了。托洛茨基对息事宁人毫无兴趣。他想要一场战斗。为什么措词如此严厉？机会主义？傲慢？嫉妒？是不是只是因为，他在希尔奎特等人身上看到了他所憎恨的欧洲“社会爱国者”的影子？这正是苏黎世的列宁所深恶痛绝的同一批人。
事情正在起变化。还在欧洲的时候，托洛茨基常常将自己置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调解人角色之中。仅仅在两年之前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为了求得团结，托洛茨基还曾拒斥过列宁对战争的强硬措词。现在的托洛茨基已经不再关心团结了。妥协只会带来软弱。托洛茨基已经成了一名列宁主义者。
托洛茨基和弗拉伊纳仍然还有一项最后要求——他们要求在开战之时诉诸非法的“群众运动”。他们仍然坚持这一点。希尔奎特最终划下了红线。不。他说。如果这两位激进者想将美国社会党推到悬崖上的话，如果他们想让本党去“破袭”美国的战备、使党员们身陷囹圄的话，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其他委员也赞成希尔奎特的立场。
他们的讨论已经无法再有进展了。要解决这一论争，只有一种可行方案：一场开放的公开会议，纽约的每一名社会党党员都将与会，聆听有关决议草案的辩论，然后通过投票表达他们的意志——同意或是反对。这就是民主，也是他们依旧表示坚信的东西。
为了准备这次大会，托洛茨基和弗拉伊纳开始了工作。他们差不多是在托洛茨基的布朗克斯公寓碰头，趁着娜塔丽娅照顾孩子的空隙准备一份少数派报告。这份报告基本上是多数派决议的备选项，其中就涵盖了那“最后一项议题”。从文字上说，这份报告将结合弗拉伊纳优美的英文和托洛茨基的严厉措词，它承诺以群众集会、街头抗议、侵略式的文宣和先发制人的罢工，对抗一切美国的战争行动、军事征募或动员。“我们不应当容许阶级斗争稍有放松，”报告说。“总体而言，应当以新的气势、更加绵密地推动革命阶级斗争。”这份报告以一份“行动号召”收尾，其戏剧性和俄煽动性就像是他们最爱的伊莎多拉·邓肯的舞步一样，大步腾越，横跨舞台：“不要‘体面的和平’！不与统治阶级停战！战争并没有改变这一议题，而是强化了他！与资本主义决战！以阶级斗争作战！”14
他们接着都在报告的底页签下了自己名字：列夫·托洛茨基和路易斯·C.弗拉伊纳。
他们试图估量一下自己的力量。在幕后，朋友们分头行动，游说不同的移民团体：路德维希·洛尔游说德国人；韦恩施泰因负责俄国人。“拉脱维亚人和我们浑然一体，”托洛茨基写道。“芬兰移民联盟倾向于我们。我们正在一点一滴地渗透到强有力的犹太联盟之中。”15
公告一个个发出：纽约社会党将举办一场全体党员大会，决定在宣战之时将作何回应。通告出现在《呼声报》、《前进报》和《人民报》等社会党报纸上。所有人都应当前去倾听、投票。他们把大会定在下周日午后——对工人阶级而言，这是一周之中最方便的时间——3月4日。不过，就在他们宣布日期之后，有人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托洛茨基的日程有冲突。他本来应允那天到新泽西的纽瓦克（Newark），在纽瓦克的工人会堂演讲。有关他纽瓦克演说的公告也早已发布，并刊登在报纸上，举办者们也开始以10美分一张的价格售卖门票。托洛茨基若是爽约不去，难免会面临极大窘境。16
是不是希尔奎特有意设置了这一时间冲突来困扰托洛茨基，并使他置身事外？这个有高度争议。但即便这是一个无心之失，托洛茨基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他年轻的门徒路易斯·弗拉伊纳将替代缺席的托洛茨基。弗拉伊纳的英语更好；他了解这个议题；以及作为更年轻的党员，他代表着未来。
为了聚拢起最多的人众，社会党选择了一处他们最为喜爱的会场。无论从下曼哈顿还是布朗克斯、甚至是从布鲁克林乘地铁，抵达这里都将同等便捷：哈勒姆的勒诺克斯俱乐部。
Modern Dance, 1914, quoted in Buhle, 44.
New York Globe and Commercial Advertiser, March 1, 1917, and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New York Evening Post, March 7, 1917.
Daily People, February 17, 1912, from Buhle, 12.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1, 1917.
New York Call, March 5, 1917.
New York Evening Post, March 2, 1917.
Novy Mir, March 6, 1917.
New Yorker Volkszeitung, March 5, 1917, and other papers.
Novy Mir, March 7, 1917.
New York Call, March 18, 1917, New Yorker Volkszeitung, March 5, 1917, and other papers.
My Life, 275.
New York Call, March 2,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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