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布鲁克林

“14岁那年我就进了切尔尼戈夫的体育馆……在美国这里，学校男生们将绝大部分时间花在体育运动上，棒球或是橄榄球。而在俄国，男孩们——女孩们也是，就此而言——都利用业余时间读书……我们的业余消遣主要是参与地下社会主义者会议，并在城市工人和乡下农民间扩大宣传。我也毫不例外。” 　　——托洛茨基，写于1917年3月1

当晚，托洛茨基又一次坐上了地铁。他和布哈林、丘德诺夫斯基各付了几镍币，接着循指示牌进入了所谓的BRT线路（“Brooklyn Rapid Transit”也即“布鲁克林快线”，后来重命名为“BMT”）。几次咣当作响的停站后，列车滑出曼哈顿、驶上了布鲁克林桥。行进在东河上方的托洛茨基向窗外望去，一月的暗沉断断续续地笼罩在河流两岸，眼前场景如梦如幻：电力驱动的光亮从数千建筑物窗户、办公室、公寓、摩天大楼里喷薄而出、直冲云霄，在灰暗的天空下点缀出一幅尽收眼底的全景画。

布鲁克林就静静躺在视线的尽头。直至20年前的1898年，布鲁克林还都是一座城市。那一年，它和曼哈顿区、皇后区、斯塔滕岛合并，成立了一个大纽约市（布朗克斯区于1874年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现在，三座大桥连结着布鲁克林和下曼哈顿，每座桥就其本身而言都是一部工程学杰作，高塔斜拉而出的巨缆挂着桥身。这些桥梁瞬间就使布鲁克林成为一处步行、火车都易于到达之地，短短30年里其人口就翻了3倍。1917年布鲁克林人口已达200万人，如果将它单独算作一座城市的话，它就是仅次于纽约和芝加哥的美国第三大城市。

列车在踏足布鲁克林之后一停再停，将车上的托洛茨基等人颠来簸去，黑暗中的钢铁车轮尖锐刺耳：富尔顿街（Fulton Street），圣马克大道（Saint Marks Avenue），展望公园（Prospect Park），格林伍德公墓（Greenwood Cemetery）。如果他们一直留在车上的话，这部BRT列车还将载着他们一路前往科尼岛（Coney Island）——这座岛屿已经以其木板路（boardwalk）、月亮公园（Luna Park）、过山车（roller coasters）和夏季热狗艳称于世了。但托洛茨基们在第54街就下车了，这里是布鲁克林的一部分，名唤波罗公园（Borough Park），一处安静的所在——至少要比下曼哈顿清静——这里有商店，学校，犹太会堂以及公寓楼，住满了德国和俄国移民，绝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成功积攒了足够的钱财，得以离开肮脏污臭的曼哈顿下东区。

在第55街，他们找到了路德维希·洛尔的建筑物。众人从寒风中踏足而入，拾级而上第二层。他们在那里是凭着本能行动。

莉莉安（或是莉莉）·洛尔酷爱烹饪，这间公寓当晚一定已是香气四散。两个幼子——卡尔和库尔特将玩具弄得杂乱无章。丈夫洛尔在门口欢迎客人，带他们穿过玩具堆，进了用餐室。

路德维希·洛尔和托洛茨基似乎一见如故，两名欧洲人以旧世界的礼仪相互问候。“我一时间就为托洛茨基所倾倒了，为他的人格魅力和非凡学识，”洛尔回忆说。²对洛尔而言，政治是第二位的，食品和公司才是第一要务。“他是个有趣的人，其政治倾向和审美趣味不属于任一既定种类，”历史学家保罗·布勒（Paul Buble）数年之后写道。³洛尔出生在德国，曾于柏林大学学习。1905年离德赴美之前，他已经拿到了记者证书。赴美之后，洛尔先是在科罗拉多落脚，但他无法抵挡纽约市和《纽约人民报》的魅力——这可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左翼日报，拥有可怖的23000名读者。现在是1917年，正如西奥多·德拉普（Theodore Draper）形容的那样，洛尔“身体壮硕，脑筋急智，一脸黑色蜷须，还有一大团浓密蓬乱的深棕色头发，”⁴他是这家报纸的助理编辑，并很快将成为总编辑。

洛尔和莉莉于1909年结婚。他们的家常烹饪成了一段传奇。20年后的1938年，一位名唤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年轻共产主义新兵——1940年代末，他将因指斥政府律师阿尔及尔·希思（Alger Hiss）为共产党间谍而声名大噪——拜访了洛尔的公寓，盛赞莉莉（的厨艺）“超迈卓绝”。莉莉烹制了大量德式餐品，以招待“络绎不绝的客人们。”⁵1930年代，另一位客人、一位联调局探员则形容莉莉的午餐是“令人愉悦，难以忘怀”。⁶洛尔和莉莉夫妇不仅仅于1915年招待亚历珊德拉·柯伦泰、完成她的美国巡回演讲，两个月前他们还帮助尼古拉·布哈林夫妇在美国安定了下来。他们坚持让布哈林夫妇在找到住地之前睡在自己的公寓里。

洛尔是举办这场聚会的众望所归之选，数周之前他就开始了筹备工作，邀请了背景广泛的一大批纽约左翼人士，总计达20人之多——有俄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日本人。这个小小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一共说6种语言。不过，将他们聚到一起的还是对世界大战的观点。其中一员——片山潜后来解释说，这些人都“站在反对祖国的立场上”。作为“恨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成为各国最鲜明的反战派。

路德维希·洛尔对这些美国激进者们了解得更多：他们对于国际事务有着“令人震惊的隔膜”和“极度无知”。⁷他们想做成任何事都得向专家们学习才成。现在，意料之外的一大惊喜来了：一位名人同意加入。这位名人不是别人，正是从欧洲乘桴而来的列夫·托洛茨基。

对于当晚应洛尔之请而来的客人身份，我们无从一一得知。遍检史料，只有为数不多的非俄国人名字出现。考虑到反共产主义、反德国的政治迫害运动将在未来数年爆发，绝大多数到会的美国人大概都请求匿名与会。即便如此，就所知的名单我们仍然可以拼出一幅清晰的图景。

那些俄国人——托洛茨基，布哈林，丘德诺夫斯基，沃洛达斯基，柯伦泰——成了当晚最大的一派力量。这5人都站在命运的边缘，他们都将在1917年的稍晚时候返回俄国，并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中扮演吃重角色。洛尔希望这些久历战阵的政治活动家可以向他的美国朋友们传授经验：如何合理地筹划一场运动。

在与会的非俄国人里，不难将一名远近闻名的律师、作家和演说家——路易斯·鲍丁（Louis Boudin）列为最为卓著之人。身材矮胖的鲍丁于20年前离开了俄国，当时他还只是个孩子。但他从那以后摆脱了俄国口音，并从纽约大学法学院毕业。作为工会和劳工们的委任律师，鲍丁在诉讼中赚了一大笔钱。1910到1916年间，鲍丁曾经五度竞逐纽约市的各类法官职位。他总是以社会党党籍参选，并计划于1917年再次出马。他从未赢得选举，但他发表了大量演讲和著述；他刚刚出了两本讲述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大战的书。鲍丁声称，在自己对“美国宪法真谛”⁸的信仰（一位传记作家如是描述鲍丁）和马克思之间，他并未看到什么冲突扞格之处。这使他在社会党内成了一名保守派。

下一个登门的是另一位富有的外国人——荷兰的西贝·J.罗格斯（Sebald J.Rutgers）。罗格斯在代尔夫特大学接受了建筑工程师教育，并一度成为鹿特丹和棉兰的城市工程师。到美国出差后，罗格斯决定留下。但他对社会主义有着一股热情，并将他的财富倾注其中。回到荷兰，他为《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写稿。在美国，他资助了新近在波士顿成立的社会主义者宣传联盟（Socialist Propaganda League）和其最新出版物《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弗拉基米尔·列宁曾在瑞士读过这本杂志，并给罗格斯寄去一张便条盛赞他的工作。⁹

当天晚上，罗格斯带来了他的两位朋友。一位是约翰·D.威廉姆斯（John D.Williams）——波士顿宣传联盟的一位员工，负责编辑《国际主义者》。另一位则是60岁的片山潜——日本东京社会主义运动的奠基者。片山潜早已在激进者圈子中引发了一场波澜：他与自己的国家决裂，并与俄国社会党领袖们于1903年的一次会议上握手言欢——仅仅在日俄战争前一年。国家第二位！国际工人阶级第一位！

最后到的人是路易斯·C.弗拉伊纳（Louis C.Fraina），餐桌上最年轻的一张面孔。弗拉伊纳同样站在命运的边界上。两年之后（1919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弗拉伊纳展现出的泰然自若令另一位早期美共领袖本杰明·吉特洛夫（Benjamin Gitlow）不由得抱怨说，弗拉伊纳表现得就像是“美国的列宁”。¹⁰数年后弗拉伊纳退出了美共：一项莫须有的指控称弗拉伊纳是联调局间谍。1930年代时弗拉伊纳已与共产主义决裂，并改名科里（Corey）。科里成为一位知名经济学家、作家、教授，直到1950年代早期——麦卡锡主义者们盯上了他。

弗拉伊纳也成为列夫·托洛茨基在纽约市最为亲密的朋友之一。

但目前为止，弗拉伊纳还只是一名25岁的后起之秀，并无任何政治隶属关系。他编辑一份名为《现代舞蹈》（Modern Dance）的杂志并藉此谋生。该份杂志的内容有芭蕾舞、诗歌、戏剧及艺术。他身材短小、眉毛浓密，脑门高，胡须整齐。5岁时弗拉伊纳从意大利来到纽约，在赤贫中长大。他在街角擦皮靴、卷雪茄以补贴家用。父母将弗拉伊纳送到天主教学校，但他在一名修女掌掴哥哥之后辍学了。在公立小学他成绩优异，成为毕业典礼上的告别演说者。父亲去世后，弗拉伊纳辍学，并在爱迪生公司（Edison Company）谋得一份工作。从那时起他就已读了卡尔·马克思著作，并憎恨资本主义对穷人的压榨。

这些经历加在一起，造就了弗拉伊纳的新闻记者和社会主义者之路。他求知若渴、少年老成，会在没钱买票时偷偷潜入剧院。他也深思耽读。18岁时，弗拉伊纳当选进入纽约社会工党总务委员会。1912年，《每日人民报》（Daily People）派弗拉伊纳去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Lawrence）报道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WW）领袖比尔·海伍德（Bill Haywood）在当地领导的一场纺织业罢工。这场罢工成为美国迄时为止最成功的一次大规模劳工行动。1915年，弗拉伊纳已经同时赢得了《现代舞蹈》和《新评论》的两个带薪职位，他的名字和顶级作家们一同亮相：约翰·里德（John Reed）、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W.E.B.杜鲍伊斯（W.E.B.DuBois）。

《新评论》于1916年末关门大吉，《现代舞蹈》也将于数月内关停，弗拉伊纳就此失业。正是这段时间里，他遇到了罗格斯。罗格斯建议弗拉伊纳加入他的波士顿计划，出任《国际主义者》的编辑。

当晚围坐于路德维希·洛尔公寓内餐桌的诸多面孔里，我们知道的至少有这几位。其中两人——洛尔和片山潜将写下后来情形，但他们的记载太过简略。出席者都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大致内容上，以下说法可获公认。

显而易见，莉莉的晚餐定了调子。很容易描绘出这样一番场景：一群古怪的客人们济济一堂，为各自的食物开怀畅笑，彼此互称同志，用不同语言勉强沟通着。一些人喝茶，一些人喝伏特加。有人大概会喝得很多。空气中弥漫着雪茄烟，大家口若悬河。柯伦泰一边啃着莉莉·洛尔的油酥糕点，一边同托洛茨基交谈。托洛茨基很可能会用有趣的故事来活跃整桌气氛：笨手笨脚的西班牙警察，“蒙谢拉特号”上难吃的食物。而在美国人那边，罗格斯同路易斯·弗拉伊纳聊着天，路易斯·鲍丁则一定会自以为是地对本市政治家们的腐败评论一番。

我们无法确知是谁挑起了严肃话题。但也许就是洛尔干的，他是主人。洛尔为何要把他们叫到一起？他早已听到了朋友们的抱怨：或许，美国已经处于加入世界大战的边缘。他们的社会党——本来应当是最强有力的异见之声——似乎却显得昏昏沉沉、涣散得无望。这个难题有多大？这场危机有多紧迫？现实地说，他们能做什么？

他们开始了讨论，埋怨之声不绝于耳。很显然，一个名字被再三重复。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将这个名字视为当今美国社会党所有问题的象征：现居纽约市的本党领袖，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事实上，片山潜在他本人的记载中写道，这场晚宴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一场名为“莫里斯·希尔奎特和左翼”的大骂——一场范围广泛、针对本党领袖的抨击。¹¹

对这些陪审团成员而言，希尔奎特堪称作恶多端。身为一名律师，希尔奎特代表劳工和激进者们发声。但他索要太多的律师费，这使他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名“害虫”。（当然了，路易斯·鲍丁律师也经常听到相同的抱怨。）希尔奎特阵营更关心如何赢得选举、安抚资本家的媒体，而不是阶级斗争之战。最为糟糕的是，在1912年，正是希尔奎特阵营主导之下，比尔·海伍德遭社会党执行委员会除名——原因在于，海伍德公开宣扬“破袭”的劳工斗争策略。路易斯·鲍丁曾在当时抨击希尔奎特的“资产阶级法律观”（就任何道德原则而言，马克思都未曾反对暴力或是“违法”。那么问题来了：谁给了希尔奎特这番权利？），以及他对妥协的热衷。希尔奎特这么做，仅仅是因为“这在社会大众中流行，或是看起来流行。”¹²

亚历珊德拉·柯伦泰特别鄙视希尔奎特，她在日记里称其为一名“邪恶的修正主义者”。他同大资本家们打得火热，“惊恐万状，生怕（自己将）遭第二国际开除。”¹³柯伦泰大有可能会在当晚提到她同希尔奎特的口角：1915年，柯伦泰的巡回演讲来到了密尔沃基。在一场会议上，他和路德维希·洛尔本已起草了一份赞同列宁齐美尔瓦尔德纲领（Lenin’s Zimmerwald platform）的决议，希尔奎特却半路杀出要取消这份决议。在一番“热烈辩论”之后，正如柯伦泰在给列宁的一封信中描述的那样，“希尔奎特和罗姆（另一位中间派）推翻了我们的提议。”¹⁴

没用多久，他们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议题就此归结为一个选择：他们是否应当退出社会党，并组建他们自己的新团体？又或者，他们应当留在党内，并设法从内而外改造党？当然了，这意味着脱离希尔奎特及其阵营。

列夫·托洛茨基——在抵达美国的第一天，他听到了一切。对此，他大概是一言不发。托洛茨基算是个局外人，他对屋子里的非俄国人一无所知，对他们谈论的话题毫无了解，也对美国当地的社会党、自己阅读范围以外的国家无甚概念。还在忍受舟车劳顿之苦的托洛茨基很少说英语，不大知道布鲁克林的位置，甚至不甚清楚如何坐地铁。对于美国人酝酿之中“加入欧战”的热情，他毫无概念；对于纽约市的政治运作情形，他也殊无想法。但是，他和布哈林都听到了一件引发两人共鸣之事，他们曾在欧洲为这一相同论题反复争斗，这一回不过是其延续罢了：有关联合还是分裂的问题。它直接源于1903年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的著名分裂。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都发言了。短短几分钟内，两人刺耳的声音就占据了这件屋子。他们说话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们说得火花四溅时，所有人的头都靠得更近了。我们无从知晓他们所说的话，甚至连他们说的语言也不得而知。俄语？德语？或是其它语言。但从所有史料来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很快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布尔什维克布哈林第一个发言。他已经就此问题有过一些思考：他坚持，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应当分家。这也是列宁将行之事。列宁一向坚持同一切可能会拖慢他的派别切割，和所有可能会与最终革命目标妥协的派别切割：不管它是孟什维克，还是第二国际，或是别的什么。为了赢得权力，一个政党需要严明的纪律，以及投身于果决行动的忠诚干部。这里绝没有将信将疑者的空间，也绝不吸纳食客。柯伦泰也发言了，她站在布哈林一边。

但接下来发言的托洛茨基同样做出了本能回应。他，一位孟什维克，对此坚决反对。联合才是最佳的！他声辩说。他们弱小的运动需要大批人的力量，尤其是像社会党这样既有组织又有资产的政党。列宁的战术也许会在类似俄国这样的落后地区奏效——在那里夺取权力不可避免地需要暴力，或是政变（coup d’état）。但它在别处就一定讲得通吗？托洛茨基感叹说，布哈林表现得像一名“典型列宁主义者。”¹⁵

“俄国人如鱼得水，”路德维希·洛尔后来如是描写当天场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上演了一场“冗长、持久但极其有趣的理论探讨。”¹⁶正如德拉普所说：“就在托洛茨基抵达美国24小时之后，他和布哈林就已经足以将他们在欧洲的争执带入到一场美国运动之中，而这对于他们二人而言几乎是全然陌生的。”¹⁷他们在这里，在路德维希·洛尔的布鲁克林公寓屋中央，就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之争展开论战。但和在欧洲不同，这里的争论绝未闹得不愉快，部分在于其迷人的吸引力。正如一名传记作者提及的那样，布哈林相信“没有必要让政治分歧影响到私人关系，”似乎，布哈林在当晚就展示了这一点。¹⁸

他们举行了一次投票。有人提出了一个调和方案：他们留在美国社会党内，但同时创办一份独立的新杂志。这项动议通过了。他们作出了决定，并建立了一个子委员会。

数周以后，另一位年轻的左翼新成员——伯特兰·沃尔夫（Bertram Wolfe）在听闻这一全过程后勃然大怒。这些俄国人怎么可以“在对美国一无所知、对美国社会党了解甚至更少”的情况下，“全然漫不经心”地走到一起，并反过头来教美国社会党人如何运作？¹⁹

但它却发生了。在那间屋子里，一些影响深远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美国人——弗拉伊纳，鲍丁等人——发现他们都惊呆了：俄国人那神秘难解的论点；他们的兴奋和活力；他们坐牢和西伯利亚流放经历所生发而出的正义感；他们的思想专注，富有激情，且互相激荡。有人却不为所动，比如片山潜。托洛茨基-布哈林之间的争辩令他“困惑且惊讶……而非信服，”一位传记作家如是写道。²⁰但纵使是片山潜，也认可了他们的领袖地位。他如此总结当晚众人的感受：“我们倾向于在托洛茨基同志和即将前往欧洲的柯伦泰女士的指导之下，在欧洲和美国两地的左翼运动之间建立联系。”²¹

就在他们互道晚安、并分头消失在严冬之时，第一位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产生了，美国的极左势力也将其命运与俄国人联结到了一起。抵达美国一天的托洛茨基刚刚选择和美国社会党领袖们共度他在纽约市的第一个夜晚。很快，他就将与莫里斯·希尔奎特会面，并搞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St. Louis Labor, February 16, 1918.

When Trotsky Lived in New York,” 1.

New Yorker Volkszeitung,” 172–73.

Leon Trotsky, 1.

Revolutionary Age, July 26, 1919.

Trotsky, November 1918.

Life in Two Centuries, 183.

Revolutionary Age, July 26,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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