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尼·普列谢耶夫

（1908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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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世纪前半期末，当古老的贵族解体的时期，在俄国社会的有教养的先进集团里，出现了一批多少带有贵族式的人道主义的启蒙人士。他们改变了从贵族阶层中带来的习惯，对被压迫者表示温和与同情，热爱人世和文化，憎恨农奴制度。

这些受过美学教育的人善于用美来滋养自己的活动、自己的面貌，也经常用它来滋养自己的生活。他们同后一代社会活动家——把利益置于美之上的、真正的、不可调和的、激烈的民主主义者——有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举止言谈诙谐而温柔。他们的欢乐和痛苦、狂喜和悲痛，通常总是通过诗意的光辉而表现出来，感人而又迷人，没有刀刃的那种尖锐和犀利的锋芒，也没有不谐和的地方。

然而，在这种斗争与苦难的美的后面，却感觉不到出现在平民知识分子的纯朴而辛酸的话语中的那种无限的忧愁和痛苦。因为这些讲人道的贵族的痛苦根源是在他们的个性之外，只是社会苦难的一个反照，而在平民知识分子那里，这样的苦难已经在内心深处燃烧起来。

普列谢耶夫就是衰亡的贵族这一类型中的优秀代表。

这位温柔的抒情诗人为他那一代先进人士的利他主义情感和人道主义思想所鼓舞，他立刻就成了“争取光明和争取自由”的战士。

他预感到“神圣的赎罪的霞光”，号召青年一代加入战士的队伍：

……让我们互相保证，

¹

普列谢耶夫并不像大多数同他思想相近的诗人那样只是一个代言人。他本人曾经参加企图根据一些很好的原则来改造社会的组织，即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²。

然而这却毁灭了他。他在1849年被捕，囚禁于彼得保罗要塞，判处枪决，后被赦免，以士兵身份流放到奥连堡边区。他在这里一直住到1858年。

在他的生活中，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无论从他的内心转变方面或从尼古拉一世死后所发生的一切外部变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普列谢耶夫回到文学界是在同与其他一些改革有联系的农民解放的前夜，即他那一代人的绝大部分幻想已经获得实现的前夜。旧的斗争已经结束，新的、更为激烈和尖锐的斗争又掀了起来，为了进行这种斗争，需要采取另一些方法和另一些人来参加。

普列谢耶夫，这位旧人道主义者和抒情诗人，很难在这个斗争中给自己找到一个位置。他的爱情与悲痛的诗才被复仇和忧伤的诗才所排挤。于是他成了新思潮的局外人、一个没有事业的人。

然而，就是他的内心情绪也不符合斗争的要求。流放的艰苦条件、士兵生活、行军以及后来的文牍工作（这一切同他那脆弱与温柔的心灵是格格不入的）彻底地毁坏了他的精神力量。普列谢耶夫在十年前曾对他的情人说：

我命中注定要仇恨 ³

可是现在我们只能找到失望和抱怨的悲伤词句：

愉快的幻想迅速消失，

⁴

从这时起，普列谢耶夫的诗歌只响着个人忧愁和自怨自艾的音调。在八十年代曾经点缀过纳德松创造的那种诗人的悲观主义，早在纳德松以前很久就培育了普列谢耶夫生活的第二阶段的诗歌。然而，这种悲观主义只有在纳德松那里才具有纯社会性的根源。它也像在普列谢耶夫那里一样，在个人的薄弱意志和软弱的土壤上变得无声无息了。

噢，我的青春时代的朋友，

⁵

这不过是一种无力反映社会的悲痛和欢乐的纯粹个人的情绪，不能满足他那一代人的要求。他死时，人们所沉痛哀悼的是以前那个号召前进的老普列谢耶夫，而不是现在这个遁入自我分析和自怨自艾的新普列谢耶夫。

（韩凌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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