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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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去世之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没有立即产生出一位理论活动具有广泛国际意义的人物。在意大利，20世纪初的标志也是改良主义流派以及激进流派。菲·屠拉梯（F. Turati）、E. 莱昂（E. Leone）、安·格拉齐亚代伊（A. Graziadei）、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Arturo Labriola）、阿·洛里亚（A. Loria）、阿·巴拉托诺（A. Baratono）、加·莫斯卡（G. Mosca）、加·萨耳维米尼（G. Salvemini）等人，是意大利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界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1]然而，在理论著作中，只有罗·蒙多尔福（R. Mondolf）关于恩格斯的著作值得特别一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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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欧洲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意大利战后的形势也是革命的形势。经济上最发达的北部，在1917年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和当局尖锐冲突的场所（如在都灵发生的冲突）。而到了1920年前后的期间，就已经有占领工厂和土地的事情发生了，并且建立了第一批工人委员会。
然而，意大利社会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都没有准备，所以不能把这种革命的热潮和已经出现的直接行动引导到合乎逻辑的结局。[1]当时意大利工人运动中力量最强大的一派——最高纲领派（Maksimalisti）没有能超出革命的词句而更进一步。更不用说那些在比索拉蒂（L. Bissolati）、屠拉梯等人领导下的改良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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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位值得注意的和光辉的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他在都灵在大学学习时就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并很快就成了这一运动左翼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1919年，他与帕·陶里亚蒂（P. Togliatti）、M. 特拉契尼（M. Terracini）和A. 塔斯卡（A. Tasca）等人在都灵创办了《新秩序报》，并围绕该报开展了与该报同名的运动，这个运动提出了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倡议。1921年1月，当统一和革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尝试失败后，《新秩序报》派与波尔迪加派和最高纲领派左翼一起建立了独立的共产党。
但是与此同时，意大利资产阶级也在准备进行反革命活动，它认为墨索里尼及其雇佣暴徒是摧毁工人运动合适的人物。葛兰西在1922年间是意大利共产党驻第三国际的代表，他于1924年回到了意大利，因为他当选为议员。这时法西斯主义已经开始实施政治上的暴行了（杀害社会党议员马特奥蒂〔G. Matteotti〕）。1925年颁布了一项法律，法西斯主义通过这项法律取消了出版和结社的自由，1926年又颁布了一些专门的法律，这些法律已经意味着完全的法西斯化。同年，葛兰西和其他许多人一起被捕，并在监狱中结束了他那短促的，却是多彩而豪迈的一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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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的理论观点主要产生于最后这个时期，当时他在监狱中拟定了一个进行科学和理论研究的广泛计划，其中包括从哲学、文学、历史到天主教、知识分子等等一系列问题。虽然他的狱中笔记是在法西斯主义垮台后才开始整理和出版的，但是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这些笔记在思想上恰恰属于我们现在所探讨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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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思想的重要特点是：观点广泛和带有批评性，对待任何问题，甚至对待党的实践中最微妙的问题，都敢于不带偏见，釆取灵活的态度，并且所考虑的不是狭隘的宗派斗争的前景，而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国际主义使命的前景。
葛兰西明白，为了实现如此艰巨和错综复杂的任务，即为了实现新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势，必须培养真正能胜任这项任务的知识分子干部，因为如果不全面地运用全部文化的成果，要完成这项任务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概念的深化还处在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弗拉尼茨基注）的最新发展的初始阶段：还保留着机械论的残余，因为还把理论说成是实践的‘附属品’、‘无足轻重的东西’，把理论说成是实践的仆从。看来应当用历史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即把它当作一种有关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来提出。批判的自我认识，从历史上和政治上来说就是造就出一批知识分子的精锐：如果不组织起来（从广义上说），人群就‘没有区别’，就不会成为‘自为地’独立的；而且没有知识分子，即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就没有组织，换言之，如果从理论和实践联系的理论角度来看，确实要分出一个‘专门从事’思想和哲学活动的特殊人物阶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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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看到，造就知识分子的道路是漫长而艰巨的，其中充满着矛盾、前进与倒退等等。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在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划出一道通常的鸿沟，因为人类没有哪一种活动可以完全排除智力的参与。因此，“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
当我们把人分成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时，我们实际上只是说到职业知识分子的直接的社会职能，也就是说，我们只是注意到特殊职业活动——无论是从事智力的创造，还是从事肌肉、神经的活动——负担最重的方面。这意味着，如果可以说知识分子，却不能说非知识分子，因为这种人是不存在的。但是，智力、脑力创造的活动和肌肉、神经的活动之间的关系本身并不总是同样的；因此存在特殊智力活动的不同的阶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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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造就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问题在于，朝着新的平衡的方向改变两种活动的这种关系，使“那种作为不断更新着物质世界和社会的一般实践活动因素的肌肉、神经活动，成为新的和完整的世界观的基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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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葛兰西关于新知识分子的观念，并不是要使知识分子在狭隘的、脱离生活的理论活动中自命不凡，相反地，是要知识分子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参加实际生活，要他从“劳动技术而进到技术科学，进到历史的人道主义的观念，如果没有这种观念，人只会停留为‘专家’，而不会成为‘领导者’（专家+政治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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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家的这个方面来看，对于某些社会集团来说，党仅仅是直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中造就本组织的知识分子的特殊方式，因为对于所有各个集团来说，政党正是一个机体，它在市民社会中所执行的职能，同国家在政治社会中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所执行的职能是一样的。“应当把政党的所有成员看成是知识分子，这种说法可能被看作是笑话和讽刺。然而，如果我们想一想，这种说法是再正确不过的。区别不同的程度是必要的，因为某个政党可以拥有程度高低不等的或大或小的结构，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职能，因为这是教育的职能，即智力的职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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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社会主义过程的实质在于对人的生活的一切领域实行社会的（独立的、不要中介人的）管理，那么，社会主义的人的智力、性格和专业知识的问题就是决定性的问题之一。
葛兰西也不怕谈到政治上的“优秀人物，他们的世界观包含在人的能动性中，在一定的程度上已成为相应的和系统的真正的意识，成为明确而坚定的意志”[1]，而且只有这些优秀人物才能够不按照陈旧的公式，而是通过向群众灌输他们本身还不能创造的新东西来领导群众。完全可以理解，葛兰西指的不是维·帕雷托（V. Pareto）说的或舍勒理解的优秀人物，他指的始终是分工及其后果对于从事智力活动和掌握一定的文化领域的可能性来说所引起的必然结果。他所指的是这样一种优秀人物，他们的任务不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来保持与群众之间的永久的距离，而是以自己的历史性活动和对社会的革命改造，与群众一起彻底消除这种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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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党脱离群众的问题和不负责任的问题，是葛兰西特别尖锐地警告过的。“官僚是最危险的因循守旧的保守势力；如果它能形成一个自以为不受群众约束的、特殊地抱成一团的团体，党就会变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组织，而在尖锐的危机时刻，就会丧失自己的社会内容，成为一座空中楼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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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这些新的知识分子力量的新的思想观念的问题。葛兰西在这里也不仅表现了他所固有的广阔的眼光，而且也表明了他在这一问题上比实用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看法胜一筹。首先，在他对布哈林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所做的极其尖锐的指责中，他似乎是预先批评了一种比布哈林的思想狭隘和肤浅得多的思想。[1]这首先是指对过去的哲学所采取的不动脑筋的和傲慢的态度。“把整个哲学上过去的时代评价为梦呓和丧失理智，这不仅是反历史主义的错误（因为这包含着一种时代错误的奢望，企图使过去的人也像今天这样思想），而且还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残余：假设某种教条的思想对一切时间和一切国家都是适用的，并用这种思想的尺度去衡量整个过去的时代。方法上的反历史主义无非就是形而上学。某些哲学体系被超越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即这些体系在历史过程中可能曾是适用的，它们可能曾执行并完成了提出的任务；因此，应当从整个历史发展和从现实的辩证法出发来看待它们的暂时性；它们理应归于消失这一事实，并不是对从某种‘客观的’观点表现的思想所做的道义上的谴责或清洗，而是辩证的和历史的裁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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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没有广泛的讨论自由，这种新的思想观念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问题在于必须确定自由讨论和宣传的界限；对于自由，不应当从行政的和警察的意义上理解，而应当从自我限制的意义上理解，因为管理者为自己本身的活动，或者——从本来的意义上说——为明确文化政策的方向而规定界限。换句话说，谁将规定‘科学的权利’和科学研究的范围？这些权利和界限是有可能恰如其分地予以规定的吗？看来，在努力寻找新的和更好的真理，寻求真理本身的更彻底和更明确的表述的过程中，必须发挥各个学者的自由的主动精神，虽然他们也在不断地重新提出一些显然是意义极为重大的原则来讨论。此外，如果这种讨论的主动精神产生于自私的动机，而不是产生于科学性质的动机时，也将是不难弄清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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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说明和理解来看，葛兰西是沿着一条在一定的程度上与我们已经指出过的某些观点相吻合的路线进行研究的。这就是说，例如他与布哈林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他并且（虽然是以一种不明确的形式）坚持从某种有机的和综合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因此，他认为，布哈林的错误的根源在于主张“把实践哲学分为两个部分：‘社会学’和系统的哲学。与理论和政治分离的哲学只能是形而上学，而实践哲学所体现的现代思想史的伟大成就，则正是在于哲学的具体历史化以及哲学与历史的同一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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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也必须综合地理解人的历史生活的总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也只能被解释为一个统一的思想整体，而不能被解释为别的。但是，在对个别部门进行比较专门的研究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遍布于各个领域，犹如哲学本身虽然具有统一性，但是它在自身中却包含着各个学科一样。
葛兰西的思想的最高表现不仅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自治的”，而且在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同时包含着“形成一种普遍的和无所不包的世界观，一种关于自然科学的普遍的哲学和理论的全部基本因素。不仅如此，它还包含着促使一个无所不包的、实际的社会组织活跃起来的全部基本因素，也就是说，它（实践哲学。——弗兰尼茨基注）成为一种普遍的和无所不包的文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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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仅和整个马克思主义有关，而且特别和哲学有关而不断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不断出现，其原因在于，综合地掌握自然界，而特别是人及其历史的根本问题和从局部的、专门的角度研究这门或那门哲学或社会学学科的个别问题，这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差别。
葛兰西有根据地强调指出，必须把哲学理解为某个社会的表现，因此，它也就必然会对这个社会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影响的程度，正是衡量它的历史意义和肯定它不是某个个人的‘学术活动’，而是‘历史事实’的尺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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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人的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因此，葛兰西也涉及了这个问题，同时提出了一些精辟的意见。在最近30年来的哲学发展中，人类学问题成了重要的哲学命题。与许多想规定个人的某种永恒结构的唯心主义企图相反，也与把人主要理解为范畴的规定性中的个人的企图相反，葛兰西指出：“就是说，应当把人理解为一系列积极的关系（过程），其中个性虽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并不是必须考虑到的独一无二的因素。在任何个性中得到反映的人类是由不同的因素构成的：（1）个人，（2）其他的人们，（3）自然界。而第二个和第三个因素并不像可能以为的那样简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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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从心理的和思辨的意义上说明人，因为这样对我们来说，进步和变化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我们如果把人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那么在人们之间做任何时间上的比较也就是不可能的了。“应当把人理解为历史的整体，这个整体是由纯粹个人的和主观的因素，以及由个人与之发生能动关系的那些集体的和客观的因素构成的。改变外在的世界、普遍的关系，就是意味着：自己加强自己，自己进一步发展自己。如果把伦理上的‘改善’看成纯粹是个人的事情，那便是一种幻想和错觉：任何个人的构成因素的综合确实是‘个人的’，然而如果没有某种外在的能动性，它是不会实现和发展的。这种外在的能动性改变着外在的关系：从对自然界的关系起，以及对属于不同等级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其他人们的关系，一直到包括整个人类的最高的关系。因此，可以说，人就其实质来说是‘政治家’，因为他以自己的自觉地改变和管理其他人们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人性’和自己的‘人的本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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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应当在这些范围内来观察葛兰西以及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活动，因为除了在革命的实践中，不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实现哲学。因此，在葛兰西看来，社会主义问题基本上也就是群众的解放问题，是把群众本身变为自治的积极因素的问题。所以，葛兰西是在意大利第一个不仅接受了，而且懂得了对人的革命改造的全部深刻意义的人，这种改造是通过积极地把群众吸引到他们自己的生产过程和社会过程中而实现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动荡的时期，当十月革命唤醒了欧洲的工人阶级，当革命问题成了迫切的问题的时候，在出版《新秩序报》的著名时期，在考虑组织新的国家方面，葛兰西把重点既不放在工会身上，也不放在党的身上，而是恰恰放在作为自由生产者的工人的社会和经济组织上。
葛兰西对工团主义的性质的看法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在他看来，工团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又一种形式而已，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在的克服。“它组织工人，不是把工人当作生产者，而是当作雇佣工人，即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所有制运动的产物，当作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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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葛兰西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经验使得工团主义的理论完全失效；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断言，工会已经表明，这一机构没有能力体现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工会的正常发展是以群众的革命精神不断低落为其特征的：物质力量增大，进取的精神便减弱或完全消失，生活的热情便衰退，英勇的不妥协精神便被机会主义的实践，‘面包与黄油’的实践所代替。量的增长决定着质的贫乏，轻易顺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态度决定着一种卑劣的、狭隘的工人心理，中小资产阶级心理的滋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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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正确地看到工会的实质，正如他说的，它是竞争性的，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因此，工会可以向无产阶级提供有经验的官僚、技术专家等等，但是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葛兰西认为，工会的基本职能之一是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建立有益的平衡。
这些想法对于观察和理解工会在革命之后的发展也是极其宝贵的。如果工会领袖同时又是新国家的政界领袖，那么，十分清楚，工会的官僚主义会变得更加严重，工会根本就不可能成为触发革命要求和变革的触媒剂。
相反，对于葛兰西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不可能在工会中有基础，而且不可能在党内有基础。相 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必须在于工人在其中觉得自己是生产者、创造者，并获得关于自己的价值和未来的意识的那些形式和组织。而这就是工人委员会。
“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体现在一种特别发挥生产者（而不是雇佣工人、资本的奴隶）的积极性本身的组织中。工厂委员会是这种组织的第一个细胞。由于在委员会中各个劳动部门，根据各个专业和各个劳动部门在工厂为社会生产的产品制造过程中所做的贡献而分别派有代表，所以这个制度是具有阶级性、社会性的。这个制度存在的原因在于劳动、工业生产，即在于一个经常的事实，而不再在于工资、阶级的划分，即不在于一个正是我们所要克服的暂时的事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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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认为，不仅革命斗争的整个前景，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的建设的整个前景的基础首先在于组织和发展工人委员会。葛兰西异乎寻常地觉察到，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是确保工人阶级克服雇佣地位，克服经济和政治上的异化的唯一基础。稍晚些时候，他写道：“工厂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制度首先检验并开辟工人阶级在生产领域中拥有的新阵地，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当前的价值，意识到自己的实际职能、责任，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工人阶级从人们作为个人亲自获得的许多正面的经验中得出结论，获得统治阶级的心理和性质，并作为这样一个阶级组织起来，也即建立政治苏维埃，实行自己的专政。”[1]
[1]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痛斥了所有那些认为通过普选权和社会主义者参加政权就解决了工人阶级的问题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葛兰西认为，“工厂中工人委员会的产生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新时代的开端”[1]。
[1]
推动马克思、恩格斯或者列宁以及一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对社会实行共产主义改造看成是取消人对人，或者对一个集团、阶层或者阶级的依附的同一个思想，也推动了葛兰西，他满怀激情地谈到“工厂委员会”，谈到这个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因为从这个联合体中必然会成长起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不仅是一个民族的，而且是整个世界的新的社会制度。
这是一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的远见，他相信人，相信人的自我牺牲、创造精神和英勇气概，而不相信没有生气的衙门、官僚主义者的自负以及社会和政治的等级制。因此，葛兰西认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工厂委员会是应当以共产主义的国际为顶点的历史过程中的第一个环节，而这样的一个国际不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而是重建世界经济的组织，是重建整个人类的、各民族的和世界的共同生活的组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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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社会主义发展中迄今的经验，有必要指出葛兰西在无产阶级政党应如何对待工人阶级应当建立的，并在其基础上建造自己的新社会的那些新的历史形式方面所持的立场。在1920年6月5日的同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葛兰西是这样来表述他自己的看法的：“党和工会不应当成为监护人，也不应当成为这种新制度的已经形成的上层建筑，因为在这种新制度中，革命的历史过程获得了可以自我监督的历史形式。党和工会必须自觉地使自己摆脱在资产阶级国家内获得的施加压力的力量而成为推动的力量，必须致力于组织总的外部条件（政治条件），从而使革命过程获得最快的速度，使解放了的生产力得到最大的扩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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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对所有的现象采取批判的态度，他也清楚地看到了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教条化的倾向。他激烈地反对（特别是在对布哈林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批评性意见中）那种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坏的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即成为绝对的和永恒的真理的教条主义体系”的倾向。[1]他同样也反对把历史领域的科学性与自然领域的科学性等同起来的观点。在自然领域内，自然科学能使我们预见到自然过程的发展。因此，只有能抽象地预见社会的未来的历史方法才被认为是科学的。“事实上，事先只能‘科学地’预见到斗争，但是不可能预见到斗争的具体情况，因为具体情况不能不是那些处在不断运动中的力量矛盾的结果，而且任何时候也不能把这些力量归结为一定的量，因为在它们之中，量不断地转化为质。‘预见’实际上只能达到力所能及的程度，也就是经过某种自觉的努力而对实现预见的‘结果’做出了具体的贡献后所达到的那种程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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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这方面葛兰西正当地驳斥了机械论的社会发展观，这种观点把社会也看作一个机械因素的合乎规律的组合（这也是许多马克思主义阐释者的特点），但是事实是，社会的规律-趋势使人们有可能看到某种比“斗争”本身更高的东西，也就是看到从一定的矛盾中产生的那种趋势。
但是，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即这一发展中的具体情况的全貌至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看清楚。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本身包含有如此多的偏差和矛盾，资本主义包含有既不能从理论上设想，也不能预见到的因素，这些都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葛兰西关于文化，特别是关于艺术的思想，同样也是光辉的。在他对于这些问题的考虑中，看来他是反对整个斯大林主义时期的不动脑筋的和宗派主义的，同时又是傲慢的态度的，这种态度把这个时期内所产生的一切都宣布为最高的成就。仿佛社会主义文化能够自动地垄断思想性、进步性和创造性。这就是说，仿佛只要某人自命为社会主义者，某个国家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文化活动也就因此而成为现代的最高成就。“如果认为只有‘唯 一的’一条进步运动路线，任何新的成就都是在这条路线上积累起来，并成为新的成就的前提，这是严重的谬误。不仅存在多种多样的路线，而且就是在‘最进步的’路线上，也会出现倒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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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种认为必须创造新艺术和培养新艺术家的想法，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就应运而生。在这方面，也是一种官僚主义心理占了统治地位，这种心理认为，一切都可以通过行政和政治中心的指令和决议来进行创造。写作复制品的专家是可以随心所欲地造就和培养出来的；需要的只是一个从事这种工作的相应的组织。但是，不能够像用机器生产干肉商品那样，按照愿望和指令来培养创作者，因为文化创作需要一定的文化气氛。“为新的艺术而斗争似乎意味着为造就新的有个性的艺术家而斗争，但这是荒谬的，因为艺术家是不能够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应当说为新的文化而斗争，即为新的道德生活而斗争，新的道德生活不能不与对生活的新的理解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一直到它成为感觉和观察现实的新方式，从而世界也同‘可能的艺术家’和‘可能的艺术作品’密切地结合在一起。”[1]
[1]
葛兰西认为，尽管其他的文化也有其价值、意义和成就，唯有欧洲文化从历史的和具体的角度来看是无所不包的。同时他认为，欧洲文化在黑格尔身上和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中，也就是说，首先在马克思主义中达到了顶点。他从这个意义上认为，特别是对意大利人来说，克罗齐的哲学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继续，因而必须批判地加以克服。[1]因此，他特别关心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与历史发展现阶段的文化的冲突中，面临着的任务——继续真正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关于世界和生活的观念，是很不轻松的。
[1]
在这方面，葛兰西关于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以及关于当时文化生活中的许多著名人物，如关于克罗齐、金蒂雷（G. Gentile）、普列汉诺夫、索列尔（G. Sorel）、德·曼（De man）、布哈林等人的许多看法和批评性意见，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是十分珍贵的。其所以是珍贵的，既是由于理论上的原因，也是由于所有这些笔记以及葛兰西的整个革命道路最好不过地刻画出一个光辉的和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的形象。这是一个与挑剔别人“过去的错误”的任何做法格格不人的人物的形象[1]，这个形象寻求与聪明人，而不是与庸人讨论，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个运动只有通过自由的创造性的发展，而不是以经院习气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一般的和基本的原则奉为不可移易的规范，才可能是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除了苏联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表现以外，在其他国家中没有比较显著的表现。唯有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表明了某些有必要提到的特点。
早在1920年12月底，社会主义运动就在图尔发生了分裂，当时社会党人参加了维也纳国际，维也纳国际在1922年就和重新恢复的第二国际合并了，而共产党人则成立了独立的党。[1]
[1]
在理论方面，就战后初期法国马克思主义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研究得不够，更不用说对于作为充分了解马克思的思想的必要因素的其他前提——例如黑格尔的哲学——的研究了。无论萨特、纳维勒（P. Naville）或者列菲伏尔（H. Lefebvre）[1]基本上都同意，当在学校中讲授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为了驳斥它的时候，如果没有黑格尔的传统，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思想的工具，这一代人是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
[1]
后来所有最有名望的理论家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道路达到马克思主义的。有一批知识分子（若·波利泽尔〔G. Politzer〕、P. 莫昂热〔P. Morhange〕、N. 古特曼〔N. Guterman〕、昂·列菲伏尔）在反抗过去和非人道化的斗争中，从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自由观中寻找出路，而萨特则通过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寻找出路，等等。
然而，到 30年代初期，形势已经起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共产党的活动，由于世界上发生了以大危机震动全人类的事件，由于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了更好的了解，一部分法国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一种不仅用来解释历史，而且也用来解释自己本身的科学领域的最恰当的思想工具。有才华的心理学家若·波利泽尔写出了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派别的批评性著作[1]，列菲伏尔出版了马克思选集，其中包括了当时还不知道的一些言论摘录。[2]
[1]
[2]
阿·科惹夫（A. Kojève）在1931—1939年间的讲演，对详细地了解黑格尔的哲学做了特殊的贡献。当时听了这些讲演的有萨特、弗里德曼（G. Friedmann）、梅洛-庞蒂（M. Merleau-Ponty）、费萨德（R. P. Fessard）、伊波利特（J. Hyppolite）等人。除了发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手稿以及列宁论黑格尔的笔记以外， 阿·科惹夫的活动在澄清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本质关系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可见，在法国，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和得到确认的时期。法国的特点是，一大批最优秀的法国知识分子出于最深刻的理论信念，公开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在当时的形势下，法国的批判性思想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出坚持不受意识形态的或政治的见解或利益的支配。
在这方面，法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属于这样一些很少数的人之列，他们可以提到自己在1933-1934年间和1935-1936年间在“新俄国俱乐部 ”（Cercle de la Russie Neuve）中举办了科学讨论和讲座，此后并出版了两本文集。[1]所有的文章也具有向公众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性质，但首先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科学研究的不同领域。虽然所有这些人都愿意以自己的工作来帮助年轻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科学，宣传苏联的科学成就，但是他们批判地对待苏联的观点，否认科学中的任何政治裁决，否定使科学服从于实际的或意识形态的目的的任何做法。只要读一读索瓦若特对马尔的印欧语言学理论的批评或瓦龙的序言就够了。瓦龙在这篇序言中明确地指出：“苏联科学中最使我们反感的是，它断言必须使自己的研究服从一种既是物质实现的领域，同样又是智力思辨的领域的计划。然而，我们认为：科学可以为自己本身而发展；不应该使科学服从实际需要和利益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会禁止它去广泛研究那些可能以后对整个物质进步时期起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同样，也不应该使科学服从意识形态上的命令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会限制科学的理论研究的范围。我们希望科学完全不注重自己的目的，希望它在选择自己的假设时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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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为这种强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的结果，好几本有关专门科学的重要著作问世了，这些著作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说明专门科学问题。[1]从1939年起，在J. 朗之万、弗·约里奥·居里（Fr. J. Curie）、H. 瓦龙、G. 泰西埃尔（G. Teissier）和G. 克瓦纽（G. Cogniot）的领导下开始出版的理论刊物《思想》（La Pensée），也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大成果。
[1]
这一与斯大林主义的观念也已经发生冲突的整个运动，被法西斯的占领粗暴地中断了。苏德条约本身就给了法国共产党的威信以严重的打击。共产党被斯大林的实用主义政策弄得不知所从，而不能克服从形式上把民族的问题和国际的问题等量齐观的看法；它的代表们不懂得在议会中应当向在反法西斯的战线上牺牲的本国的战士致敬，也不懂得法西斯主义是他们的共同的民族敌人。
然而，这只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存在的第二个时期和它被解散后的时期内的特殊发展中的一个插曲。
[7-02.htm](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德国.md)index.htm[7-04.htm](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