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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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实施了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并没有能阻止社会主义运动的壮大。处于非法地位的党，获得了愈来愈多的拥护者。德国的民族资本也蓬勃发展，这使德国迅速成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因此，德国必然渴望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斗争中分得一定的地盘。
在这同一个时期，在巴黎成立了第二国际。正值世界博览会举行之际，有两个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开幕：一个是可能派召开的，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召开的。前者垮台了，而在后者的会议上成立了第二国际（1889年），第二国际在一切问题上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国际直到1900年还没有建立常设的中心。国际的每一个支部都是独立自主的，但是有义务按照它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贯彻代表大会的决议。只是到了1900年，才在布鲁塞尔设立社会主义国际局，但是，就连这个机构也不是第二国际的执行机关（当时的主席是艾·王德威尔得〔E. Vandervelde〕，书记是卡·胡斯曼〔C. Huysmans〕）。
由此，一方面可以看出，恩格斯清楚地知道，在如此波澜壮阔、分支众多的革命运动和革命过程中，不可能由一个中心来实行权威的领导；另一方面，无论是他或是马克思，都从来不曾打算充当无上的权威来一贯提出种种现成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决议，他们总是想在各国社会党人争取实现历史发展内在趋势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成为他们真诚的同志和顾问。
刚才说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更加壮大了。70年代末，党在选举中已经获得了超过10%的选票。当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候选人是由各选区的选举委员会提出的，而不是由党提出的，因此非法的社会民主党的许多党员可以成为议员。
由于本国自由派和保守派都不同意继续延长反社会党人法令，1890年1月25日该法令没有得到重新通过，而到同年10月1日被彻底废除。党在80年代末在选举中已获得50多万张选票，而在1890年2月则获得近150万票。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民主党于1891年10月14一20日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起草的著名纲领。此外还有两个草案：一个是由奥艾尔（I. Auer）、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组成的委员会提出的，另一个是由马格德堡反对派（保尔·康普夫麦尔〔Paul Kampffmeyer〕）提出的。但是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草案取得了胜利。
爱尔福特纲领后来多次成为争论的对象，特别是因为许多人把它看作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后来采取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劳资结合政策的基础。但是这种政策在根本上并不取决于这个纲领，因为纲领提供了党进行各种活动的可能性。投降政策是由许多其他情况决定的，关于这些情况以后还将谈到。
纲领的第一部分是原则性的，由考茨基起草，第二部分谈党的直接任务，出自伯恩施坦的手笔。第一部分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导致生产资料的垄断化，小生产者受到排挤和破产，工人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这一发展，对于无产者以及日益没落的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来说，意味着他们的生活越来越没有保障，意味着他们遭受贫困、压迫、屈辱和剥削。阶级对立日益尖锐，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危机而日益激化。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把生产资料——土地、矿山、原料、工具、机器、交通手段——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以及把商品生产变为由社会管理和造福社会的社会主义生产。这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奴役的斗争必然是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就不能进行自己的经济斗争和发展自己的经济组织。工人阶级不掌握政权就不能实现把生产资料变为一切人的财产。
使工人阶级的这一斗争具有自觉的和统一的斗争的形式，并指出这一斗争的必然目标——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
由于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同一切其他国家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团结一致。党不是为某种新的特权而斗争，而是为消除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而斗争，为实现一切人不分性别和出身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而斗争。党反对对某一个阶级、政党、性别或种族实行任何奴役和压迫。
从这些原则出发，在纲领的第二部分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要求，其中有：凡年满二十岁的人都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行使；由人民直接立法；国内、省内和区内人民实行自决和自治；用民兵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通过法律途径消除一切国际争议；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妇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宣布信教是私人的事，取消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的公共资金；国民学校的世俗性、义务性和免费制；法律保护和卫生保健的免费制；实行累进税；最后，制定本国的和国际的有效的劳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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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认，纲领没有提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社会化的要求，即没有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样，纲领也没有把这一斗争看成政治斗争，没有为这一斗争提出夺取政权的目的。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就已经在口号中和行动中存在一种愿望，即不要以比较彻底的方式破坏合法的界限，这种愿望在后来表现得十分强烈。因此，纲领中没有明确地提到必须废除君主制的国家主义结构以及行政机关的特权，没有特别强调每一个阶级的革命权，而对工人阶级则是无产阶级专政权。纲领中原来设想作为当前要求和直接行动政纲的第二部分，正如以后的事件所表明的，几乎变成了整个纲领，因为如果撇开上面引过的第一部分的某些原则，第二部分包含了采取改良主义行动的相当完备的政纲。
可见，十年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的分裂，在这个纲领中已略现端倪。
在那些坚持革命斗争的立场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异常器重的革命运动老战士中，有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
（1826—1900）不是一个在理论上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但是他多年的积极工作，对德国和欧洲工人运动做出了许多贡献。李卜克内西是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以后在伦敦流亡期间是马克思的好友，后来同倍倍尔一起，创立了爱森纳赫工人党，并且都是该党在德国帝国议会中的第一批议员。李卜克内西是《前进报》的主编之一；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如：《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识》（1872年），《论土地问题》（1876年），《法国革命史》（1890年），《罗伯特·欧文》（1892年）和《回忆卡尔·马克思》（1896年）。
威·李卜克内西是真正的人民喉舌，并同倍倍尔一起，是19世纪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人物。
（1840—1913）作为一个政治家具有更大的影响，他在各方面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著名的政治领导者、杰出的演说家和彻底的革命者。除了《德国帝国议会和地方议会的议会活动和社会民主党》（1876—1893年），《基督教和社会主义》（1892年），《沙尔·傅立叶》（1888年），《社会民主党和普选权》（1895年）和《我的一生》（1910—1914年）等著作以外，倍倍尔还写了一本在工人运动中流传极广的书《妇女和社会主义》（1883年）。倍倍尔根据大量文献资料，指出了社会主义者对待妇女解放问题的基本态度，以及妇女在社会上受压迫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原因。这样，德国的一个党通过这本书第一次提出了彻底消除妇女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不平等的要求。
当修正主义一露头，倍倍尔就尖锐地反对伯恩施坦的论点，并结合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指出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倍倍尔不是一个理论家，也没有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这里有必要至少谈一谈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因为这些问题在斯大林主义时期不仅被弄得混乱不清，而且被弄得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意图截然相反。
首先，倍倍尔十分明确地向伯恩施坦指出，他在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和所谓个体资本缩减理论等方面对马克思的批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倍倍尔援引了马克思完全相反的论断，并得出结论说：“可见，这里又十分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企图长期压迫工人阶级的趋势遭到了回击，工人正在组织起来，并在共同的斗争中迫使资产阶级做出让步。”[1]由此可见，倍倍尔所坚持的这种明确的观点，不仅不与马克思的分析发生矛盾，而且符合现代社会的整个发展状况，即工人阶级的处境正在改善。倍倍尔得出结论说：“的确，大部分工人的状况有了改善，绝对地说，同过去相比有了提高；这种改善同统治阶级过去和现在的状况相比，是否也有相对的改进？对这个问题，若不做进一步的探讨，不能到处都做出肯定的答复。”[2]
因此，现代斯大林主义思想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不顾大批国家在经济上已经有了更大的进步，仍然教条主义地坚持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观点。
倍倍尔在这场争论中做了出色论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思想自由的问题。当时某些修正主义者大叫大嚷地指责宗教裁判和教条主义，倍倍尔对此发表了一种无论在夺取政权阶段或是在革命胜利后的阶段都能促进社会主义运动顺利发展的唯一可行的主张。他写道：“实行宗教裁判必须先要有教条。然而，如果说有一个党不存在教条，那么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如果说有人坚决反对并从我们的头脑中坚决清除教条主义，那么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也就是今天在某些方面被人们津津乐道地称作教条主义代表者的人。可见，在我们这里没有教条，因而也不存在宗教裁判。如果一个党按照纲领，把要求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取消限制思想发表的一切障碍当作自己的首要要求之一，可是它向现存社会提出的这种要求竟不适用于本党同志，这岂不是陷入了惊人的自相矛盾的境地。批评的权利是一项不容置疑的公认原则。批判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不愉快的。受批评永远是不愉快的，因为无论是人或是政党都不会一夜之间就改变自己的观点。这里，必须先出现一系列的情况，然后才能纠正个人的意见，甚至广大群众的意见。批评自由是我们生活的准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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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的这些基本前提，在第三国际和斯大林主义时期竟被修正和抛弃到了什么地步！那种认为政治中心的观点在一切政治、学术甚至艺术问题上都是不可动摇的决定的主张，竟根深蒂固地成了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的“证据”，同时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那些以自己的活动郑重宣布了未来的自由个性的人们——党性原则的最高表现！
此外，当人们宣布武装革命是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原理时，他们也是在坚持一种与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以及包括列宁在内的一切伟大的革命家的想法截然相反的观点。与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相反，倍倍尔表述了辩证的革命思想。他在上述同一著作中写道：“设想在我们党内有人企图制造革命，以便能更好地、更轻而易举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是荒唐的。并不是革命者在制造革命，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反动派在制造革命。伟大的歌德就曾向他的埃克尔曼说过，如果爆发革命，那只能怪政府。我可以从作家那里给你们举出数十处例证，直到引用老蒙森（Th. Mommsen）的话，他在罗马史中曾非常精彩地说明：当某一政府表明它已经无力解决有关大部分公民利益的任务时，，那时，过错不在于起义者，而在于暴力挑衅者。党内的同志们！在我们德国，资产阶级本身也是始终从这一原则出发的。”[1]
通过倍倍尔的这一场论战，我们已经看到了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19世纪末是修正主义滋生的时期，修正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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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和通常其他现象一样，是多方面的。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的上升时期。在许多国家里，特别在德国，工人阶级在议会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本身也日益壮大。无产阶级的斗争越来越具有群众性，处于合法地位的党也越来越适应于议会的政治斗争方式。合法的大党拥有许多担任领导工作的专职人员、议员、大量发行的报刊的编辑，以及人数众多的工会工作者，党具有越来越多的新特征。所有这些党的官僚和工会官僚“不再想为工人运动效劳，而是想从工人运动中捞一把”[1]。也和所有的官僚一样，他们为组织职能获得尽可能完善的发挥而骄傲，尽管他们的政策收效甚微。“但是对他们来说，运动的组织已由行动的杠杆变成了目的本身；在他们的思想中，目的和手段已经不知不觉地换了位置。在这个阶层看来，群众的任何积极行动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可能越出‘合法的范围’，威胁运动的合法性，或者甚至使例行的常规发生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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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大体上可以使人们或者成为革命者，或者成为小资产者，而当时的整体环境在较长的时期里使人过着相对和平的和经济上小康的生活，并在议会中取得成绩，就必然会对上述阶层和党的工作人员的心理产生影响，使他们坚信自己的改良主义幻想。这样，劳资结合政策的实际体现者就在一个革命政党的内部产生出来，而这个党通过自己的最优秀的老战士，继续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口号。[1]
这一政策的最初鼓吹者，在19世纪末就已开始提出以议会斗争代替革命斗争和把无产阶级革命党变为改良主义党的要求。正如我们下面将见到的，虽然他们在当时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人物那里遭到了有力的回击,但是到20世纪头十年末，前面提到的过程终于战胜了那些看到和感觉到不能用官僚的劳资结合政策而只能用革命的政策来解决面临的危机的人。
现代社会的结构，它的错综复杂的组成部分和发展趋势，实现某些局部性目的多种可能性，而局部性目的可能掩盖当时运动的真正的基本的趋势——这一切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客观上可能使人们对斗争的目的和方法产生不同理解的因素。至于某一个人主要倾向于修正主义观点还是倾向于革命观点，这当然不仅取决于客观影响，而且取决于他在该社会的主观狀况，即个人的经历、品质，在一定时机明确地区分主次、区分历史发展的主要关键和权宜之计的能力。这一切也就是伟大的革命家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政治家的那些主观品质。
[1]
没有一个发达的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避免这一场论战和内部的原则分裂。法国的可能派和饶勒斯派（他们同时都支持内阁主义），意大利的比索拉蒂右派和墨索里尼左派，英国的费边社和工党分子[1]，德国的伯恩施坦分子，俄国的别尔嘉也夫（N. Berdjajev）、司徒卢威（P. Struve）、杜冈-巴拉诺夫斯基（M. J. Tugan-Baranovski）等——所有这些人都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构和内部矛盾的同样条件的反映。不言而喻，坚持上述的社会主义论点和上述实现社会主义方式的主张，就必然会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一般概念发生冲突。因此，几乎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提出了“回到康德那里去”和把马克思的哲学同康德的哲学结合起来的要求，以代替马克思主义中以独特的方式包含的、经过提炼的黑格尔的因素。“回到康德那里去”这个口号，实际上也是当时资产阶级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偏见之一。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康德是可以被用来表达19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意识的十分理想的哲学家。在当时资产阶级社会蓬勃上升的乐观时期，资产阶级分子还没有经受到他们在数十年后即在社会大震动后所饱受的、深感本身孤立和自己的社会没有出路的那种内部危机。与19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制度的种种胜利（哪怕是妥协的胜利）和相对稳定相适应，资产阶级分子在多数情况下习惯于产生自满的感觉。他们的“自我”，他们的自我意识，早已从1848年不光彩的日子中完全恢复过来，同时也没有明显的客观理由要对这种自我意识产生重大的疑虑，或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初期的信念发生动摇。
虽然当时他们就已经激烈反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但对于自己的先驱者所夸耀的人道主义伟大理想，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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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合乎理想的发展，再也不能沿着黑格尔哲学的路线前进了，因为黑格尔直接引出了马克思。另一方面，自从黑格尔建立起精心设计的体系之后，要想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继续彻底发展辩证法，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能的。可是给它奠定唯物主义的基础，则又意味着不再处于资产阶级哲学阵营之内和否定本身的社会基础。
这种思想我们可以有条件地称之为资产阶级思想，其典型的本质特征，正在于它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不意味着要在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社会界限和思想界限，而至多只是提出一种十分理想的要求：通过加强国家的作用，使国家作为某种“中立”的因素而负有解放的使命，以缓和阶级矛盾。当时，这种倾向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表现，就是所谓讲坛社会主义者（阿·瓦格纳〔A. Wagner〕、古·施穆勒〔G. Schmoller〕、路·布伦坦诺〔L. Brentano〕等），他们实质上是国家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代表。
根据以上种种理由，就可以理解，为什么60年代李普曼（O. Liebmann）的号召不能是“回到黑格尔那里去”，而只能是“回到康德那里去”。康德在发展哲学知识中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无可争辩的，他是一个在主观方面、思想方面，甚至社会方面仍然合乎要求的理想人物。当时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把康德的哲学看作是万宝全书，是唯一的科学基础，是“哲学所经历的最重要的变革”[1]，在康德之后，哲学家“原则上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东西”[2]，——这就是新康德主义巴登学派的创始人以激动的心情所写的话。
[1] [2]
特别是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对于修正主义的发展有过相当大的影响。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柯亨（H. Cohen）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伦理学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不能以唯物主义为基础，而应当以伧理学唯心主义为基础，因此，康德由于创立了伦理学和绝对命令而成了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鼻祖。如果考虑到先验唯心主义观点，那么得出上述结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先验唯心主义观点认为，世界的规律性是先验意识的规律性，因此，社会规律性不能来自社会现实，而是来自意识本身（那托尔卜〔P. Natorp〕）。这一学派的信徒鲁·施塔姆勒〔R. Stammler〕、弗·施陶丁格尔、卡·沃伦德尔〔K. Vorländer〕等人直接以康德主义的先验原则为基础，力图把康德和马克思捏合在一起，从而给马克思涂上唯心主义的色彩。[1]
不能否认，其中某些人曾进行重大的尝试，企图本着社会主义的精神来树立新的人性，并且企图把康德和马克思捏合在一起。但是，他们在这一工作中所持的哲学立场和思想立场，直接否认社会主义是一种客观历史趋势，是现代历史矛盾和人的积极活动的必然结果，这样，他们也就必然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
这实际上也就是修正主义本身的基本社会纲领和思想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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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格·福尔马尔（G. Vollmar）1891年在慕尼黑的“黄金国大厅演说”，康拉德·施米特评论普列汉夫的《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一书的著作和评介姆·克朗能堡（M. Kronenberg）的论康德一书（1897年）的文章，以及当时的其他文章，实际上已经开始提出了修正主义。这些著作和文章以不同的方式强调指出，康德是科学的和批判的哲学的最伟大的代表，因此确实有必要用康德的思想来丰富马克思主义，而抛弃黑格尔。
提出类似论点的，还有（Ludwig Woltmann, 1871-1907）。他在《道德意识体系》（1898年），《达尔文理论和社会主义》（1899年），尤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1900年）一书中，竭力想把康德、马克思和达尔文捏合在一起。他在《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声称，他的这本书标志着回到康德那里去，因为马克思关于科学的思维过程的观点符合康德的观点，而不符合黑格尔的观点。在他看来，康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要比想象的更为接近。沃尔特曼在这本书中写道：“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历史的深入研究，除了使我确信在科学方法问题上马克思和康德之间要比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更加接近得多以外……还使我深信，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采取批判的态度，基本上也就是意味着回到康德学说那里去,尽管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原则联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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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他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实际上等于回到康德那里去。他认为，黑格尔哲学留给马克思主义的，只是外部的表现方式，至于内部的思想潮流，实际上是康德的。“但从这些研究中同时可以看出，康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比以前所设想的要接近得多；如果从另一方面来探索黑格尔哲学遗留给马克思思想领域的东西，那么这种残余几乎只涉及外部的表现方式，而内部的思想潮流却完全贯穿着批判的自然科学的方法。”[1]
沃尔特曼基本上把康德的和马克思的解决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的方法完全混淆了。他没有觉察到康德的立场和马克思的立场在理论上是不能混同的，他也没有理解黑格尔对康德的唯心主义二元论进行批判的实质，因而他完全不能懂得马克思对人和历史所做的解释达到的新的理论高度。
沃尔特曼仍然始终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会瓦解马克思主义，把批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是必要的，因为康德的伦理学首先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具有伟大的意义。可见，资产阶级哲学的新康德主义以及对社会主义的伦理学论证，对于当时社会民主党的某些理论家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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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者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创办了新的《社会主义月刊》来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新时代》相抗衡。当时聚集在《社会主义月刊》周围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人以外，还有爱·大卫（E. David）、沃·海涅（W. Heine）、保·康普夫麦尔、库·艾斯纳（K. Eisner）以及大部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整个运动却以（1850—1932）而得名。伯恩施坦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恩格斯的朋友，《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他于1896—1898年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的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紧接着在其信徒的怂恿下写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1899年）；在这些著作中，他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上彻底地叙述了自己对整个运动的主张。
伯恩施坦的奢望无疑超过了他的理论能力，特别是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基础即哲学问题上，更是如此。伯恩施坦同新康德主义者一样，为了想证明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公设，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历史过程的结果，他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下了不正确的定义，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的错误的根源。
他说，“做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意味着把一切现象归因于物质的必然的运动”。“因此，决定思想和意志趋向的形态的是物质的运动，思想和意志趋向以及从而人类世界的一切现象因而也是物质上必然的。”[1] 伯恩施坦从这个错误的前提出发，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后期改变了这种观点，使思想、意识、意志具有了更重要的地位。伯恩施坦由此得出一个十分武断的结论：不能重新回到他们的早期阶段，并对全部观念做一元论的解释。他没有分清“决定性”和“必然性”这两个概念，竟断然认为：“哲学的或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严格的决定论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不认为各民族生活的经济基础对各民族生活的形态具有无条件的决定性影响。”[2]
伯恩施坦的这种解释，没有看到决定性并不等于绝对的必然性和宿命论。他利用这种解释，除了批判辩证法之外，还企图抛弃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根本因素以及有关当代历史发展的结论。
[1] [2]
伯恩施坦认为，阻碍彻底科学地分析历史过程的另一个因素，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1]。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伯恩施坦对于黑格尔在资产阶级哲学和思想体系中的地位的看法，完全是随着时代风尚人云亦云。某些哲学家也推崇黑格尔，主要是因为他的体系宏伟完备，他的分析精辟细致等等，但是黑格尔哲学的灵魂即他的辩证法，却被他们一致抛弃了。他们都用康德的批判的方法来对抗黑格尔的辩证的方法。因此，伯恩施坦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中的上述歧义和矛盾，“根源最后在于从黑格尔继承下来的辩证法。辩证法以‘是——否，和否——是’代替‘是——是，和否——否’，它的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从量到质的转化，以及其他的辩证法的妙语，一再妨碍对已经认识的变化的影响作出充分的说明”[2]。
[1] [2]
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几乎在每一个阶段上，都会由于对辩证法做刻板的了解而使得问题庸俗化和公式化。但是，无论过去和现在，这种过错的原因都不在于辩证法，而在于那些人没有充分领会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精神，杷辩证法用来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普遍公式和泛泛空谈。无论是这些人，或是辩证法的反对者，以及伯恩施坦都不了解，直到今天，辩证法仍然是对事物（包括思维）的现实过程的最深刻的领会和认识，是任何先天的先验的方法或任何分析的方法所不能取代或替补的（所谓分析法只不过是任何方法的一种必要因素）。因此，可以毫不奇怪地，而是理所当然地得出下列形式逻辑的推论：伯恩施坦在面对着改良还是不改良（即革命）的选择时，只是确定了一种可能性，而且是前一种可能性。同样，他还认为，由于这两个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都使用，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是前后不一的、矛盾的。他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这种表面的“妥协”和“二元论”，并不是运用某种人为的辩证公式的结果，而正是历史实践本身的“二元论”在思想上的真实反映。[1]这也使伯恩施坦片面地宣传改良主义。既然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不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作出的，而是由于放弃它才作出的”[2]，那么我们可以完全有根据地说，伯恩施坦本人之所以犯种种片面性的错误，正是因为他不了解现实的辩证法的深刻意义。
不能否认，伯恩施坦曾敏锐地觉察到了某些因素，特別是有关当时经济问题的某些因素，并反对了如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中小行业和中小私有者绝对减少等论点。他的这些观点对于防止某种片面夸大是有意义的。但是，倍倍尔、考茨基等人曾明确地向他说明，这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因此伯恩施坦是在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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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伯恩施坦没有从这些事实中做出相应的有关革命斗争策略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却利用这些分析来证明：由于财富的增加和组织的严密，资本主义已经能够避免其主要的祸害——经济危机。他的这一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该章结尾部分的观点上：“如果不是无法预见的外部事件导致一个普遍的危机——如前所述，这是任何一天都能发生的——，那就不存在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使人可以根据纯粹经济的原因推论这样的危机会立刻到来。地区的和部分的不景气是不可避免的，而普遍的停滞在世界市场目前的组织和扩展、特别是在的巨大的情况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后一现象对于我们的问题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也许任何事情部没有像地租和食品价格的下降那样对缓和营业危机或阻止它增大作出贡献。”[1]
伯恩施坦的主要批判者，特别是罗·卢森堡，已经充分地指明，而且历史实践本身也最终表明，伯恩施坦的这些结论所依据的对现状的分析究竟可靠到什么程度，伯恩施坦在理论上比马克思的“唯心主义”和“妥协性”究竟超过了多少！
鉴于上述这些理由，伯恩施坦附和当时的工会活动者和合作社主义者的主张，特别强调工会和消费合作社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意义。[2]这种观点整个说来归根到底当然是号召改良，而革命则只是一种不成文法，它只有在放弃呼吸的自然权利时，才不再存在。伯恩施坦认为，觉察到这一点的人正在日益增多。“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从实际上已经过时的一套惯用语中解放出来，并且愿意表现为它今天实际上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它的影响将比今天更加大得多。”[3]
[1] [2] [3]
根据以上种种论点，可以完全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伯恩施坦并不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当代历史斗争的必然阶段，而仅仅把它看作是从人类存在的人性冲动中产生的伦理要求。他在答复罗·卢森堡对他的批评时断定：“尽管她的论证表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混乱并且结果竟非常武断地把唯心主义同空想主义混为一谈，但是她在这一点上毕竟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我实际上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要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不如说我认为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1]
不仅如此，伯恩施坦在当时，即在德国已经成为发达的工业国，而社会民主党已经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还认为工人阶级尚未成熟到可以取得政权。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认，工人并没有像工人运动发展初期那样地赤贫化，也还没有完全摆脱偏见和弱点。[2]实际的缺点和困难，始终是应该估计到的。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说，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掌握政权尚且为时过早，这只能使革命力量解除武装。
[1] [2]
尽管伯恩施坦提出了个别正确的见解，但在所有根本问题上他是错的。他没有足够的理论修养，不能从一个较短时期所特有的某些个别过程中，看出它们的总的线索。他在理论上没有弄清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问题，只看到种种困难和复杂现象，以致在理论上被这些困难和复杂现象弄得束手无策、混淆是非，并倒向改良主义。
当时所有起来尖锐地批判伯恩施坦这些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正确的。其中站在最前列的有：罗·卢森堡、普列汉诺夫、梅林、倍倍尔、考茨基等。伯恩施坦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当然意味着回到其他的哲学体系上去，首先是回到康德的体系上去，并想用这些哲学体系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在这本书中尚未从这一立场出发来论述哲学观点，但是这一工作已由他的门徒根据当时在资产阶级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学派的理论予以彻底地完成了。
这个过程从沃尔特曼和施米特起，经过鲍威尔（O. Bauer）和阿德勒（M. Adler），正如我们以后还要谈到的，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30年代。
在革命实践方面，伯恩施坦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有关国家消亡的全部问题，以致正好是在资本主义第一次总危机的酝酿时期，起了瓦解革命力量和破坏革命过程的作用。伯恩施坦主张一般的民主主义并要求抛弃“布朗基主义”，可是他同其他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起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敌视布尔什维克革命，从而使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和一种社会主义政策遭到了空前的破产，他的行为也帮助了德国反革命的胜利。[1]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中占有主导地位，所以德国修正主义，特别是伯恩施坦，也就具有国际影响。因此，毫不奇怪，德国修正主义的出现也遭到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击，拉法格、普列汉诺夫、卢森堡、潘涅库克都对它进行过批判。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除了倍倍尔以外，当时特别突出的两个重要人物是梅林和考茨基。
[1]
在我们介绍德国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理论家的基本思想和活动之前，有必要简短地谈一谈弗兰茨·施陶丁格尔（1849—1921）的理论观点，他在当时的理论探讨和论战中起了相当显著的作用。他基本上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的新康德主义学派。他在最初的一本关于自由规律的大部头著作中明确地认为，康德是他的超乎一切其他人之上的导师[1]，直到后来的论述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著作[2]中，以及在《新时代》和《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的各种文章中，施陶丁格尔都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正确的，但是有缺陷。马克思主义在把社会过程解释为符合决定论的因果过程时，始终能用自己的科学方法来纠正某些错误。但是一旦提出有计划地改造现存事物的要求，它就不能在这一因果过程中，而只能在理性原则中寻找这方面的标准。这就必然使马克思主义接近于康德的批判主义。同样，如果现实生活的规律不作为基础，那么有目的行动的规律只是空洞的公式。而这种认识必然会把一个康德主义者导向马克思的学说。[3]施陶丁格尔认为，自由主义同样会合乎逻辑地导向社会主义，正如康德的自由主义伦理学必然导向科学的社会主义伦理学一样。
他在论述道德的经济基础和消费合作社的书中[4]，对消费合作社以及一般合作社做了理论考察和实际分析。在他看来，这些合作社是未来的理想共同体的真正的前阶。他认为，国有化的机构并不是某种未来共同体的真正范例，而在有组织的消费者的监督下为需要而生产才是这种范例。而这在消费合作社（Konsumgenossenschaft）中就已经具备和存在。他认为消费合作社不仅有利于个人，而且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因为它使产品价格低廉并通过本身的节约成了促进生产的手段[5]；消费合作社的主要意义在于社会作用和道德作用。在社会方面，它包含着摆脱对资本的依附的内在趋势。[6]
[1] [2] [3] [4] [5] [6]
在道德方面，从消费合作社的性质中产生出的道德，是与从资本主义竞争中产生出的道德相对立的。因为我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物质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怎样活动的方式，也植根于我们的思想生活和感情生活中，并带有几乎不可磨灭的痕迹。由于这些活动是有组织的，因此这对于人对人的关系是不完全一致的。”[1]
施陶丁格尔回顾了合作社运动的历史发展，考察了合作社活动的不同领域和组织，指出了它发展道路上存在的内部和外部困难，认为合作制不同于使人处于依附地位的资本主义强迫制，它具有解放的职能，使劳动符合需求和消费，使人免除一切赋税，但是应当向共同体（国家、较小的共同体等）缴纳的赋税除外。[2]
施陶丁格尔在自己的最后一本论述政治的文化基础的书中，系统地叙述了自己独特的新康德主义以及关于合作制的思想。书中高度地概括了他的观点：单用政治手段不能达到社会主义所提出的社会平等的世界；由群众来掌握经济实力，并通过消费合作社来掌握经济实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是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施陶丁格尔认为，消费者中蕴藏着巨大的实力，因为他们实现着剩余价值。如果消费者不购买，全部生产都是徒劳的。“购买者实现剩余价值，他分配利润，他安置和解雇工人，他创造和消灭资本的价值和地租。因此，他本人是资本的创造者，。可是他对此却一无所知，当他的命运变得十分恶劣时，只能绝望地徒然挣扎。”[3]
[1] [2] [3]
虽然他并不认为只有通过合作制才能达到战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预期目的[1]，但他主张，集体的原则应当成为指导我们实践的最高要求。“这是今日的最高。如果我们把创造和保证这种关系的全部努力称作文化政策，那么很显然，。由此就很清楚，进步的文化工作的成绩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新的共同体成长的现存条件。因此必须十分断然地肯定，无论道德或法、无论科学或艺术、无论教育或政治的任何进步，而首先是概括这一切的一种内在信念的进步，如果没有合作制的同样程度的进步，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同样应当断然地强调，反过来说，这种经济进步若不与其他文化力量协同动作，也是不能实现的。”[2]
只是随着合作制的发展，自治和监督所必然要求的思想也会发展起来，因为“在真正的监督中体现出民主”[3]，最后体现出从自己的理智中产生的纪律，即自由的道德纪律。所有这些论断必然使施陶丁格尔也放弃阶级立场和革命立场，接受改良主义，甚至接受原始的空想的阶级合作的观点。因为“”[4]，所以他赞同维尔布兰德（R. Wilbrandt）的观点，后者在杜宾根召开的福音派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断言，合作制把各阶级联合到共同的消费利益中，从而导致今日的阶级分裂的消灭。[5]
[1] [2] [3] [4] [5]
施陶丁格尔企图把康德的善良意志伦理学和行动准则，与马克思的人的意识和感觉随着人的历史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统一起来。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走向了错误的改良主义的空想主义。他认为，当代历史实践的根本要点是组织消费合作社，开展活动，消费合作社将把各阶层和各党派的利益集合于一身。这样，他就抛弃了马克思对当代历史问题和解决当代历史矛盾的途径的根本观点。但是，施陶丁格尔强调消费者，首先是劳动人民自行组织起来的要求，从而预感到这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实现了革命变革以后，也需要以自治的民主形式来改变人的意识和进行教育工作，这是社会主义能更顺利地发挥职能的重要前提。
像弗·梅林（1846—1919）这样具有高度的文化、渊博的知识、开阔的思想、正直的人格、坚定的革命性和高尚的风格的人，不仅在马克思主义者中，而且在整个学术界中，都是少见的。梅林诞生在波美拉尼亚一个为普鲁士王朝服务的官吏的家庭里，他在耶拿学习哲学和文学史，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
梅林与同时代和同境遇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早期埋头研究普鲁士王国和容克地主的历史和文化古籍，从而接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老战士——约·雅科比、格·魏斯（G. Weiss）、保·辛格尔（P. Singer）及其刊物《天平》（）。
德国特殊的发展道路造成了“来自上层的”革命，即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妥协，同时也使自由派遭到破产。只有一个党代表着历史的前景，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俾斯麦曾企图用反社会党人法来阻止它发展，但最后不得不认输。
事态的整个发展过程使爱好自由的、学识丰富的梅林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梅林在80年代末就已经为《新时代》撰稿，1891年参加了编辑部。这样就开始了梅林工作的新阶段。他很快成了德国的以及世界的文学史、哲学史和历史学领域中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工作者之一。
梅林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理论方面，而是放在历史方面。他的精辟的历史见解、渊博的文化知识和熟练掌握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产生了非凡的成果。他的雄劲有力的笔法和优美流畅的文体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他研究了普鲁士历史、普鲁士反动的容克地主阶级、霍亨索伦王室的传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文学史和哲学史。他论述这些问题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是科学地研究和解释上述这些历史现象的最有价值的依据。
《莱辛传奇》（1893年），当然是梅林最成功的科学分析之一。书中对莱辛本人以及他在当时德国和欧洲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做了相当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书中清晰地说明了当时德国同其他西欧国家相比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以及由此而在文学运动，特别是在当时莱辛的著作中所反映出的各种矛盾和特点。必须着重指出，梅林在这本书中以及在其他的专著和研究中（如关于席勒、海涅等人的专著和研究中），都首先着重解释这些文学现象，而不是分析作品的风格，因为后者对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毕竟是第二位的任务。但是，对风格的分析，如果它不是单纯形式上的和形式主义的分析，就必然需要以梅林顺利地完成的准备工作为先决条件。[1]
梅林的另一些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是：篇幅巨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共四卷（1897—1898年）；《到中世纪末的德国史》（1910—1911年）。这些著作直到今天仍然是科学地研究和评述这些时期的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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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林特别精通19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因而能够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著作遗产》（共四卷，1902），并写了序言和做了精辟的分析研究；他还写了《马克思传》（1918年）。在这些著作中，梅林善于根据丰富的内容，以坚定的笔调，几乎独具一格地概述了当时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
在其余的大量著作中,还应该提到他写的篇幅较小的关于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文集，以及哲学史的论著。
毫无疑问梅林存在一些缺点，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同当时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领袖比较起来他的缺点要少得多，他所写的大量文学评论著作，将永远是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果之一。要知道，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各种必要的条件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们还处在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尖锐的政治斗争的时期，这一斗争不仅每时每刻会提出一些必须直接完成的任务，而且往往使马克思主义的最优秀的思想家遭到牺牲。[1]
正如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已经指出过的，梅林在历史分析中，对拉萨尔和巴枯宁的为人和活动做了不正确的评价。他觉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俩人的态度似乎过于严厉，因而认为应当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他们的名誉。后来所发现的拉萨尔同俾斯麦的通信以及有关巴枯宁活动的文件都证明，正确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不是梅林。
[1]
梅林在研究哲学问题和分析哲学本身时，陷入了某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社会学观点。他反对那种把哲学仅仅看作是哲学家和天才人物的主观创造的唯心主义观念，并对哲学同社会结构之间的某些关系做了非常精彩的分析（如对古代、康德、斯宾诺莎、费希特、黑格尔、19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哲学、新康德主义等），但他对哲学的理解过于片面，仅仅把它看作是意识形态的表现（这是当时社会民主党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梅林主要只是坚持“每一种哲学都是从某一民族或某一时代的需要中产生的，这种需要的深刻根源在当时经济的生产过程之中”，哲学一旦产生，“它的思想不是由于本身的吸引力，而是作为历史发展的工具而继续发生作用，历史发展本身又是由经济的生产过程所决定的”[1]，由此，梅林很自然地得出了关于一切哲学终结的结论。也就是说，既然哲学仅仅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附带表现，是人们意识到阶级斗争的思想形式之一”，那么在梅林看来，正如在没有出现阶级斗争的时候不存在哲学一样，“阶级斗争一旦消灭，历史上的那种哲学也将不再存在”。[2]
[1] [2]
梅林主要是埋头研究历史问题。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最重大的理论贡献；这样他虽然片面地，但是着重指出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其他的唯物主义，首先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区别。他在那本保卫马克思的观点、反驳巴尔特的攻击和歪曲的著名小册子《论历史唯物主义》中写道：“虽然也是大错误，但还是可以理解的东西，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混为一谈。后者没有看到，人不仅生存在自然界，同时也生存在社会中，不仅有自然科学，而且也有社会科学。虽然历史唯物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但不能说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把人看作是一个自然界中有意识行为的生物，但它却没有考察，人的意识在人类社会中是怎样决定的。因此，它一到了历史的领域，就转变为它的极端反面，转变为最极端的唯心主义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相信伟大人物的精神的魔力，相信这种魔力能造时势；我们可以提到毕希纳对腓特烈第二的崇拜，还有海克尔一方面可笑地痛恨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对俾斯麦的偶像崇拜。这种唯物主义根本只懂得人类社会内部的观念推动力。”[1]
但是，另一方面，在有关一般哲学观念的问题上，梅林错误地认为，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基本上也就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因此，他在1910年的一篇文章中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只不过把唯物主义运用到历史领域从而扩大和加深了这一观点；简单明了地说，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是机械唯物主义者，就像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一样。”[2]
但是，梅林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更好地理解和直接“领会”了马克思的新历史观的基本意图，这特别清楚地反映在他对某些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的具体研究中。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地方，谈到任何社会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以及思想力量时，他十分有分寸地强调指出，人们创造历史，但是“他们怎么样创造他们的历史呢，这在每一各别场合，就要看在他们的头脑中所认识的事物的物质关系是多么清楚，或多么不清楚了”[3]。梅林继续说，因为思想不是从无中产生的，而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生产的产物，所以一种思想的影响取决于它以多大的精确程度反映这一过程。“人类的精神并不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是就在历史发展，它由物质生产中产生，靠着物质生产发展，并且与它一道成长。”[4]应当强调指出，梅林的后一种思想的表述方式最接近于我们在介绍《德意志意识形态》时看到的那些表述方式。
[1] [2] [3] [4]
完全可以理解，梅林虽然不是理论家，但是他用自己对历史事件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见解，精辟地分析了文化现象和历史现象。同样，尽管梅林的著作中存在种种缺点，但这些缺点在他具体分析各种人物、理论和时代时却很少表现出来，同时他对正确地评价这些现象发表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并对理论中和实践中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企图始终做出正确的反应。
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梅林站在战斗的前列。同样，他也正确地认清了“狄慈根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实际政治活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梅林虽然已处于晚年，但仍毅然决然地站到罗·卢森堡和卡·李卜克内西的一边，谴责德国帝国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为此，他在70高龄时被捕入狱。他十分英勇地站在当时德国社会主义的唯一真正革命的派别“斯巴达克联盟”的前列。
梅林的最伟大的贡献，正如已经说过的，是在历史、文学史、哲学史方面。卢卡奇在他论述梅林的一篇卓越的文章中，虽然过于尖锐和过于苛刻地强调了梅林理论观点的某些局限性和错误，但在全面评价梅林本人时做出了正确的结论：“也和一般现象一样，梅林带着自己的种种错误和缺点处于第二国际活动的范围之内。虽然他对美学原理、文学史方法论原理、文艺批评原则及其运用的解释包含着不少十分严重地脱离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错误，但是梅林的阶段标志着一个只能批判地超过，但不能逾越或抹杀的发展阶段。梅林的高度的文学修养，他在思想上和生活上同德国革命传统的联系，使得他的著作成为每一个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认真研究德国文学问题的人的必读参考书。此外，我们在论述过程中曾一再指出，梅林在对当时工人运动中错误的机会主义派别表现出正当的感情和做出客观上正确的反应的同时，如何得出了许多不正确的结论和论点，这些结论和论点尽管有错误，但包含着一种比同时代的德国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都要高明得多的观点的因素和趋势。梅林的革命能动主义，他对艺术中革命的主观积极因素的强调，都标志着我们的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只有批判地吸收梅林著作中大量有价值的遗产，才能真正克服这个发展阶段的缺点。因此，具体而细致地研究和分析梅林的全部观点，既包括他的方法论，也包括他的个别结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迫切任务，对于德国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具体地研究本国的过去，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以往相当忽视的一项重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只有批判地克服梅林的缺点，才能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德国文学理论和德国文学史。梅林作为第二国际德国支部激进派的重要人物，作为向国际工人舆论界阐释德国文学发展的人物（不管这种解释包含多少值得商榷的地方），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永远具有国际意义的历史人物。”[1]
梅林尽管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个人的局限性，但是他对历史现象所做的马克思主义观察的广度和深度，他对一切研究的现象所持的独立见解和批判态度，使得他过去和现在始终成为进步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榜样。这一点在今天更加需要强调，因为那些以社会主义自诩的国家的非民主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变成了官僚集团的思想工具。
[1]
卡尔·考茨基（1854—1938）的名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当作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象征。这个运动的繁荣昌盛同考茨基的声誉大震联系在一起，同样，这个运动的衰微没落也意味着考茨基这个德国社会主义和整个第二国际公认的理论领袖的破产。这个运动的理论成就和重大缺点，都最充分地反映在考茨基的身上。
考茨基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写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著作。[1]和通常一样，我们在这方面感兴趣的，是那些促进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或损害马克思主义思想声誉的理论观点，因为它们始终具有广泛的理论或政治意义。
考茨基在70年代初就接近社会民主党。1881年在伦敦担任恩格斯的私人秘书；1883年创办《新时代》（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刊物），并主持这一刊物直到1917年。考茨基具有旺盛的创作精力和丰富的文化知识，他做了大量工作使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并把它运用到许多科学活动领域，首先是历史和经验领域。他在活动的早期所写的著作有：《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年），《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1789年以来的阶级矛盾》（1889年，此书以后再版时改名为《法国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解说》（1892年）和《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1894年），最后这部著作主要对16世纪以前早期社会主义的各个阶段提出了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以上这些著作表明，考茨基善于把唯物史观运用到各个历史时期和他所研究的各种现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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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理解考茨基的理论观点及其发展的时候，必须着重指出，考茨基以及当时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不是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研究，而是从当时的唯物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出发，接受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进化论的发展观在考茨基的观点中占有如此牢固的统治地位，以致他兴奋地说，道德的作用可以从动物的社会本能中得到科学的解释。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考茨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始强调要尽可能准确地把马克思的观点和达尔文的观点区分开，但是无论是这个时候或是以后，考茨基都没有完全摆脱进化论，没有避免对历史发展做简单的肤浅的解释。不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当时，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十分流行的新康德主义特别有力地宣扬了对黑格尔的体系，尤其是对他的辩证法的“厌弃”，新康德主义丝毫不了解黑格尔思想的丰富内容。虽然考茨基没有像他的那些修正主义伙伴那样把黑格尔看作是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革命的轻举妄动”的罪魁祸首，但是不懂得和不理解辩证法是考茨基的理论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
联系到他后来背离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强调指出，考茨基活动早期阶段的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克服，而他后来对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变革所做的典型的资产阶级解释的某些理论前提，当时就已经存在了。
考茨基在他的那本非常著名的对爱尔福特纲领的通俗解说中，正确地解释了改良和革命的关系，并强调他并不认为仅仅通过改良就可以克服生产力和现存的所有制关系之间的日益增大的矛盾。“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想说：社会革命，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可以自行完成，发展的不可遏止的自然的必然过程，可以无需人力参与而能完成这种革命；或者想说，一切社会改良都是没有益处的，那些受生产力和私有制形式及其所产生的现象间的矛盾折磨的人，除了消极地束起双手，耐心等待矛盾的消灭外，就别无他法。”[1]
考茨基接着说，当我们说到不可遏止性和自然的必然发展的时候,当然设想人应当是人，而不是傀儡，人有一定的需要、愿望和欲念等，并力求为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而使用自己的能力。现存所有制关系中的这种变革，可以釆取各式各样的形式，不一定同暴力和流血联系在一起。社会革命也不一定就能一举成功。“尽管革命可以采取的形式有许多种，可是从未见过一次社会革命是在不知不觉中和在没有最受现状压迫的人们积被参加下进行的。”[2]
在以后的论述中考茨基还强调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严重后果，是任何良都不能制止的[3]，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取消商品生产，用为需要而生产来代替为出卖而生产。[4]但是，考茨基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在当时就已经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国家身上，认为国家是具有相当广阔的活动场所的现存社会组织，可以用来发展它内部即现代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共同体。[5]他在另一个地方把这一点表述如下：“现代国家的经济活动，是导向社会主义共同体的那种发展的自然出发点。”[6]他认为，这还不是说，任何国有化都是向社会主义共同体前进一步，也不是说，国家的本质不需要作某种改变而通过普遍国有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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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注意到考茨基在对社会和历史辩证法的理解中的理论缺陷，注意到他仍然没有充分有区别地分析国家和革命的关系，注意到当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会的整个形势，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考茨基的这本著作中以及在他早期的全部活动中，就已经存在着他后来抛弃一切革命政策和在政治上完全失策的因素。
考茨基的一本最有价值的著作《土地问题》（1899年），一般地说，也属于这个时期。考茨基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最先全面地研究这个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问题的人。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形形色色截然相反的意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法兰克福（1894年）和布勒斯劳（1895年）的代表大会上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能得出一致的看法。修正主义者格·福尔马尔和爱·大卫认为，马克思忽略了工业和农业发展之间的本质区别，因此没有看到工业发展的规律与农业发展的规律完全不同。工业发展的规律导致集中，而在农业中，小生产同集中的大生产相比，占着优势。
考茨基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为基础来开展研究工作，他认为工业发展的规律已经为马克思所解决，而农业发展的规律毕竟不同于工业发展的规律。
考茨基根据大量资料,经过细致分析，得出了一些具有原则意义的重要原理，这也是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论贡献。首先，他得出结论说：农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落后的原因，不在于这个经济部门的经济因素，而首先在于它的社会性质；农民小地产之得以保存，并不证明它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或显得更加经济合理，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和地产的利益的特点所造成的。“由此我们可以说，在近代社会中大地产要消灭小地产或完全排挤小地产是谈不到的。我们已经看见在土地所有权集中进行得很远的地方，就有碎分的趋势，国家和大地主自己都帮助它，如果这种趋势碰到太大障碍的话。
但正是大地产的这些意图证明给我们，没有再比那种意见更错误的了，那种意见认为小经营的保存是它比大经营有更稳固性的结果。小经营的保存勿宁说是小经营大经营的竞争者的结果，已不是大经营和它们一同生产的那些农业生产品的出卖者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大经营和小经营一同发展起来的地方，小经营已不能起着农业生产品出卖者的作用。这里小经营从生产品的变为大经营‘生产得过多’的生产品的买者；小经营自己生产得过多的商品，正是大经营所特别需要的那种生产资料——。
在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的地方，大的农业经营和小的农业经营，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制约，像资本家和无产者一样，——而且小农业经营者也就更加具有后者（无产者）的性质。”[1]
[1]
在谈到大农业经济还是小农业经济具有优越性的问题时，考茨基在分析中得出一个明确的观点：“因此可以大胆地说，大经营必然高于小经营。”[1]他同时也得出结论，认为大经济的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大经济优越性的发挥抵不上它由于面积辽阔和距离遥远而受到的损失；因此，任何超过这个界限继续扩大土地面积的行动，都会减少它的赢利。[2]
考茨基肯定，农业正日益依附于工业，而且现代科学和现代工业所生产的技术设备正在使农业生产方式发生革命；他由此得出正确的结论说，这个过程将消除工业和农业的脱节，农业必然会随着更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发展。“但如果在原始的农民经济内，农业在经济上是一个决定的和居于领导的要素，那末在现时这种关系就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大生产统治着，而农业必须服从它的命令，必须适合它的需要。工业发展的方向成为农业发展的指标。如果工业是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走，那末农业也一定要照着那条道路走。”[3]
[1] [2] [3]
考茨基从以上的种种分析中，也得出了社会民主党在革命胜利以前和以后对待农民的态度的结论。社会主义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的破产是无法阻挡的，长期保持分散的个体土地所有制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工业中的社会主义趋势和社会主义的实现，指出了农业发展的道路。不过根据恩格斯对这个问题提出的公式，考茨基也认为无产阶级政权不能剥夺农民，而只能承认他们是现实的有益的劳动力，他们应该在发展过程中认识到合作制是他们最好的前途。
除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以外，考茨基还以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作为依据。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就农民问题断然地肯定：“第一，法国纲领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
第二，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赔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向小农许诺，他们将得到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1]
考茨基在这一著作中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完成了自己的分析。他的这本书完全有权列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著作。
在这个时期，考茨基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虽然没有像罗·森堡那样尖锐地、毫不妥协地批判伯恩施坦，但毕竟是参加反修正主义斗争的人之一。紧接着这个时期之后，考茨基出版了两本也很著名的书，一本谈的是伦理学问题，一本谈的是基督教起源。
[1]
《伦理学和唯物史观》（1906年），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提出这个问题的少见的著作。考茨基在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虽然是十分擅长的能手，然而哲学理论问题却是他的最薄弱的方面，这几乎也是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主要人物的通病。
一般地说，值得注意的突出现象是，第二国际几乎所有的理论家和领导人的哲学水平，对哲学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认识水平，都是非常之低。因此，在哲学方面反修正主义的那一部分工作，迫于形势，不得不落到萨·贡特尔（S. Gunter），即新康德主义者弗·施陶丁格尔的身上。于是，凡是试图对某些问题做哲学分析的地方，都不得不从新康德主义的立场出发去进行研究，而在这个方面，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有主要的发言权。[1]如果注意到所有这些情况，那么很自然就会更加突出地强调格·普列汉诺夫的作用，他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中唯一能够在理论上胜任愉快地同康·施米特、爱·伯恩施坦、彼·司徒卢威及其他修正主义者进行哲学论战的人。
[1]
考茨基对伦理现象的分析，确实抱有一定的企图，他打算一方面超过达尔文主义，另一方面又把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但是无论在前一方面或是后一方面，他都没有成功。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如此艰巨的任务中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去克服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的许多局限性，这无论如何是有意义的，但是考茨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却仍然受到生物学派和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因此，他的这一著作，也和达尔文、斯宾塞、克鲁泡特金（P. Kropotkin）对道德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一样，非辩证地把动物的某些本能特点和人的道德观念等同起来。考茨基断然肯定“道德规律无非是动物的本能”[1]，“道德规律具有与遗传本能相同的性质”[2]。这些观点是片面的、达尔文主义的。
但是，考茨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毕竟要比达尔文主义者前进一步，他指出了社会的阶级分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对整个社会的社会本能的减弱和阶级内部社会本能的加强。但在这些问题上，考茨基没有能明确地把伦理的社会现象同动物的本能现象截然分开。例如，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就同动物的本能现象完全不同，因为根据一定社会的发展程度、分化情况和性质，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由于领会的不同，可以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它们不是作为生物学的范畴，而是作为明确的社会范畴在人们的正常关系中发生作用。
考茨基出色地论述了恩格斯关于道德规范符合社会需要的思想，以及意识形态具有独立性的特殊现象，这里也包括道德，因为道德也对产生它的社会基础本身发生反作用。
考茨基认为，只有道德理想不能来自社会本能。“道德理想无非是由于不满现状而产生的希望和愿望的总和。它作为阶级斗争的动力，作为团结进步阶级的力量和激励他们反对现状的手段，是战胜现状的有力杠杆。但是，代替旧社会而出现的新社会的状况，不取决于道德理想的表现形式，而取决于现有的物质条件、技术水平、自然环境、邻国性质和现有社会的前身等等。”[3]
[1] [2] [3]
考茨基认为，道德理想是对现状的抗议，因而它不是目的，而是社会中生存斗争的力量和武器。“道德理想是特殊的阶级斗争关系的特殊武器。”[1]
考茨基对伦理学问题做马克思主义解释的这一尝试，既受到达尔文主义生物学派和进化论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学派的影响。这一尝试虽然没有涉及伦理学领域内许多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作为最初的、尽管是没有打中要害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尝试，毕竟是值得重视的。但考茨基缺乏缜密的理论和哲学分析，因而不能有力地克服生物学派和社会学派对这些问题的解释。
考茨基关于基督教起源一书的意义和价值则要大得多。他根据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收集的大量资料和原始文献，对帝国时期的罗马和以色列的历史情况、阶级分化和各阶层的状况，第一次做了详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考茨基也详细分析了早期基督教公社，论述了基督教公社组织的发展和其内部教阶制度的形成，并且一直叙述到基督教被确认为国教。他研究这一重要现象后得出的结论如下：“基督教的胜利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却是掠夺无产阶级和统治无产阶级的祭司阶级的胜利；我们更见出基督教的胜利，不是一种颠覆现存制度的势力的胜利，而反是保守势力的胜利，是一种压迫和掠夺的新支持者的胜利；它又不仅不消灭帝国的权威，奴隶制度，群众贫苦，和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它反而令这些条件得以长存不朽。基督教的组织，教会，所以获得胜利，完全由于它它的原始拥护它的反对方面的缘故。”[2]
[1] [2]
对于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问题，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一书中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如下：“我既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性的拥护者，同样也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革命者。我们知道，历史形势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任意创造，我们的策略必须以历史形势为依据。”[1]他同样认为，欧洲无产阶级已经进入了夺取政权的决定性战斗的时期，可能不久以后就会使政权发生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根本变化。考茨基也坚决主张社会民主党不要采取同日益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政策。社会民主党在取得实际的政权以前，要想参加国家政权，就只有“向资产阶级政府出卖自己的政治力量。，作为一个阶级，任何时候也不会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争取到几个缔结卖身契的罢了”[2]。
但是，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经指出过的，考茨基在这里也闭口不谈革命后的国家，而这个问题恰好是革命行动的中心问题之一。潘涅库克就这个问题同考茨基进行了论战，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关于打碎旧国家机器的思想，是考茨基一贯不能接受的。正是这一退却，成了他后来变节投降和把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思想的基础。
[1] [2]
但是，正当考茨基写这一著作的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整个第二国际内部的分裂，开始日益扩大和加深。修正主义派成了公开的改良主义派，他们同工会领袖一起，日益迎合资产阶级的政策。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在策略上日益倒向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这种情况，联系到第二国际内部围绕总罢工问题展开的一场大规模争论，就可以看得特别清楚。早在90年代初荷兰社会党人多梅拉·纽文胡斯（D. Nieuwenhuis）建议用工人阶级的总罢工来回答战争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被提上了日程。1893年和1902年在比利时，1902年在瑞典，接着1903年在荷兰，1904年在意大利，都发生了工人阶级总罢工，更不用说1905年俄国的群众性罢工了，它标志着一整个革命时代的序幕。这些罢工都要求各国社会党对这个问题采取明确的方针。第二国际在好几次代表大会上讨论过这个题目，最后在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来探讨这个问题。委员会里多数人赞同罕·罗兰-霍尔斯特提出的把总罢工和群众性罢工区分开的建议，并向代表大会提出了群众性罢工是工人阶级必要的斗争手段的提案。多数人赞同并投票通过了这个建议。[1]
但是，德国工会在1905年6月的科伦代表大会上断然否决了关于群众性罢工的提案，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上和1906年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做出的关于群众性罢工只是在工人阶级的某些基本权利受到威胁时的防御武器的结论，则正好表明党对工会以及党和工会官僚的改良主义政策的投降。
[1]
同样，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有关殖民地问题的修正主义思想也日益滋长。有人抛弃了过去几次代表大会上郑重宣布的坚决反殖民主义的方针，而是呼吁要采取“更现实的”殖民政策，这实际上要求为统治集团的殖民政策辩护，只不过不主张采取他们的各种野蛮方法。在这个问题上，伯恩施坦及其许多同道（麦克斯·席佩尔、古斯达夫·诺斯克〔Gustav Noske〕、格尔哈德·希尔德布兰德等）同英国的费边派站在同一立场上。萧伯纳在关于费边社和王国的宣言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在宣言中费边派支持英国并吞布尔人共和国。[1]
为了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派和中派的这种堕落行径，由罗莎·卢森堡、弗·梅林、卡·李卜克内西、克·察特金（C. Zetkin）等人组成的左派终于分离出来，最后在大战中组成了单独的革命的“斯巴达克联盟”。
1914年8月4日，德国议会中 111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全都投票赞成军事拨款。[2]
战前的形势和战争本身向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战争时期的态度问题，取得政权的道路问题，革命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1] [2]
在第一个问题上，第二国际遭到了彻底的破产。[1]对于另外两个问题，以考茨基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完全不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照旧主张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这种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民主党的特征。当1918年欧洲无产阶级确实面临革命时，考茨基写了几本小册子，这些书只能使无产阶级解除武装，而实质上是赞成艾伯特-谢德曼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叛卖行径。正当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的这个联盟杀害了德国最革命的人物时，考茨基却认为有必要把模糊不清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民主问题当作时代的中心问题，同时攻击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历史性行动。他写道：“因此，对于我们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生产组织的社会化，而且也是社会组织的民主化社会。这样，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2]
但是，考茨基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概念，特别是对民主的概念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也就是说，没有揭示它的阶级内容，而是仍然停留在一般的形式主义的观点上，即从形式上和法律上对这个概念下定义，这当然使他得出了毫无革命气息的结论。在考茨基看来，民主意味着“多数的统治，但也是保护少数”[3]。如果说民主的含义在这里还表述得不够清楚，那么考茨基在一年后出版的这本书的删改本中对此则做了十分明确的阐述。他反对专政，认为专政在德国是用不着的，并得出结论说，因此，“我们将要而且必须牢牢地坚持民主制，坚持我们已经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的选举权”[4]。
[1] [2] [3] [4]
这是考茨基陷入中派歧途的结局，这条歧途，正如卢森堡正确地看到的，在战前就背弃了正道而倒向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而在这个时期则又具有自由主义的民主色彩。考茨基用法律形式上的自由主义的民主概念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定义。其实，任何民主，从政权的实质来说，都是一定阶级的专政，可是考茨基却把它解释为普选权。很自然，他的最后结论必然是否定革命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宣布议会斗争是唯一可行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因为，既然没有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而民主又意味着“多数的统治”，那么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占多数，就不能夺取并保持政权。而如果工人阶级已经占了多数，他们就可以通过选票取得政权。无产阶级以这种方式取得政权后，不仅将继续保持这种民主，而且要扩大民主，因为这样做没有什么危险，无产阶级本身占着多数。所以，武装革命应当拋弃。[1]
全部问题都被归结为政治和法律问题。民主的实质完全被掩盖了起来。专政则被视为一种“状态”，如果它成为一种“政体”，就意味着剥夺反对派的权利，取消选举权，取消集会和协商自由；因此，在这种政体下，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个人专政或一党专政。所以必须把它抛弃。[2]不仅如此，而且在这种专政下，反对派只能有一种选择——国内战争。因此，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应当把发生国内战争归咎于本身的专政！
[1] [2]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暴力革命、严厉的专政、取缔反对派等等，当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可行的和必不可免的道路和手段。这一革命可以开展得“更加民主”得多，甚至通过议会的方式。但是，正当本国和别国的革命事态蓬勃发展的时候，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在一国取得政权的惊天动地的日子里，宣布那样理解的民主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并谴责布尔什维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实际上就等于抛弃马克思主义有关这些问题的基本原理，并成为叛徒。[1]
在这个时期，考茨基又出版了一本攻击布尔什维克的书《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书中对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做了分析，但基本上仍然坚持以往著作中的那些论点。考茨基污蔑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只是在日益抛弃社会主义原则和变为机会主义者的情况下，才得以保住政权[2]；他发现在城市中形成了三个阶级：第一，从前的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只要他们还持反对的立场）；第二，雇佣工人；以及第三，官僚。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过错在于建立专政，而这在考茨基看来只是意味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尚未具备，而且这种状态的必然结果就是国内战争。“既然我们面临的抉择只是：民主或者国内战争，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凡是社会主义还不能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的地方，凡是多数居民还不接受社会主义的地方，建立社会主义的时刻一般地说还没有到来。可是布尔什维主义却认为社会主义应当由少数人强加给多数人，结果就只能发生专政和国内战争。”[3]
[1] [2] [3]
对于这一本书，列·托洛茨基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驳考茨基》（1920年）一书中给予了严正的回答，他尖锐地驳斥了考茨基的自由主义和机会主义。对于这一批判，考茨基在《从民主到国家奴役》（1921年）一书中又做了答复。他继续坚持自己过去的观点，认为“国家奴役是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的终点”[1]，布尔什维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明显的反动性”，它将是“社会主义历史中的污点”[2]。
略为详细地谈一谈考茨基对当时的这些重大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考茨基的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整个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时期的理论纲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强迫工人阶级“实行民主”，却把行使暴力和专政的特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这样，资产阶级即使处于少数，也可以等待时机通过选票重新取得胜利。
必须注意，社会民主党的这种新“理论”，正是在当时最紧要的关头，即在布尔什维克同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武装干涉进行英勇斗争的时候提出的。考茨基认为时机已到，不仅在理论上反对这些唯一能履行自己的国际和国内任务的共产党人，并且亲自出马到格鲁吉亚去支持孟什维克和自由派反对苏维埃政权。[3]
[1] [2] [3]
革命力量的领导人不能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法律规范和宪法规范出发来处理一场真正的革命事件，我们知道，就连资产阶级对这些规范的适用性也是极不相同的。一次武装革命，不能从它对待议会民主程序的态度着眼来进行评价，尤其是当这场革命是在一个不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发生的时候。虽然在这种条件下也需要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着想，强调民主的问题，但同样也应当马上强调指出，这个问题不限于政治民主或思想自由领域的民主（一般地说这种民主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具有更加深远的特性。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民主”，劳动人民不仅直接决定自己的产品和劳动成果，而且在各种社会机构中（各种形式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中）行使职能，从而真正克服国家因素和政治因素，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真正的民主关系和自由关系的根本基础。考茨基当然没有理由挥舞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宪章来指责一次革命行动，何况是在当时这种历史条件下。这一革命行动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理所当然地会完全克服在一般民主问题概念上的缺陷。这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所遭受的暂时的历史性挫折以及退化，正是过分强调政治领域的作用——国家和国家机构的作用——的结果，是忽视“直接生产者自治”思想的结果，而对于这一点，考茨基本人也是理解得很差的。
考茨基在这个时期，除了写一些小册子以外，还企图在《唯物史观》[1]一书中概括自己的社会观，并总结自己的全部理论活动。
[1]
对于这部书，可以概括地说，它无论在总的题材上或是在各个专题上，都是迄今论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般概念的最宏伟的尝试之一。从问题的理论方面来看，这部书时缺点是论述得不够深刻，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阐述得不够深刻，这个缺点，也像在考茨基过去的某些理论著作中那样，必然会反映在一系列其他问题的论述上。考茨基的理论生活的道路，是从达尔文主义开始的，而且以后一直没有摆脱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因此在这里，也像我们在谈到他的伦理学一书时所强调过的那样，在理解以后的某些其他观点时（如龚普洛维奇〔L. Gumplovicz〕关于国家起源的暴力论），也一贯把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有限辩证法同马吏思主义的辩证法混为一谈。同时，不言而喻，他始终依据自己在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时所提出的那些论点来解释现代的国家和革命的问题。
另一方面，这部书所涉及的范围极广，它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和一系列很好的见解。但是在理论方面，它没有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在许多地方具有折中主义和机械论的观点。
尽管这部书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资料，以及很好的见解，但是我们有必要至少用若干篇幅来谈一谈考茨基贯穿于全书的理论上的模糊观念。考茨基直到当时仍然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联系，因而认为唯物史观实质上并不依赖于任何哲学观念。“所以可以说，唯物史观并不依赖于某种唯物主义哲学。它同每一种可以充当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的世界观，都有联系，或者至少不与它们处于互不相容的矛盾之中。”[1]设想能存在某种可以充当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但本身却不是唯物主义性质的世界观，这只是说明作者不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因此，他在同一页上竟然得出结论说，在他看来，唯物史观“不仅同马赫、阿芬那留斯有联系，而且同许多其他哲学也有联系”[2]。
在辩证法的基本观念上，考茨基也仍然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者、机械论者，而不是辩证论者。他从来不了解辩证的运动即“自我运动”的实质，不了解每一种过程内在的辩证矛盾和对立的实质，而是把一切都归结为个体同环境的关系，其实这只是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中的一个因素。“任何适应过程的出发点是有机体、‘我’。在这里我们所指的是肯定、‘正面’、‘正’、‘正题’。
[1] [2]
与它相对立的是它所处的周围世界，即‘非我’、有机体的否定、它的‘反面’、‘反题’。最后的出路是克服矛盾，否定之否定，通过适应而使有机体重新得到肯定，即‘合题’。”[1]考茨基在这里甚至设想恩格斯犯了错误，因为恩格斯认为运动和发展不是由两个因素（个体和周围世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而仅仅是“一个因素的运动，即个体本身内部的运动；从而在同一个个体身上既寻找反题，又寻找正题”[2]。因此，考茨基竟想纠正恩格斯在分析辩证法时所存在的黑格尔的残余，却没有发现在他自己那里存在着的，而在恩格斯的观点中已经克服了的机械论。
在解释国家的起源时，考茨基也认为需要纠正恩格斯关于国家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和社会内部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观点，而应当接受龚普洛维奇的更正确的“唯物主义的”征服论。实质上，考茨基在这里也不理解使国家组织（不是部落组织等）得以产生，并使征服之类历史现象能造成建立国家的结局的这一过程的内在辩证法。这里也表明，考茨基不理解辩证法对于正确解释某些重大的人类历史问题的决定性意义。
[1] [2]
考茨基也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本质，他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希法亭的后期分析上。甚至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放弃在战争开始时提出的机会主义的超帝国主义论，他实际上是用这种理论来掩饰帝国主义的实际命运，抹杀无产阶级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考茨基以前曾提出一种主张，认为对金融资本来说，更有利的是消除相互斗争和竞争，为了剥削全世界而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这样就能消除战争和破坏，并为掌握政权而进行民主的斗争。考茨基现在在这部著作中又得出结论说：“也许金融资本接受世界大战的教训，认识到用这种方法来扩大剥削地盘未免过于冒险。在这种增加利润的愿望的支配下，整个资本的处境过于危险，因此，更有利的办法就是实行超帝国主义，即各国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结成卡特尔。”[1]
在这部书中，考茨基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全部观点，和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过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刚结束后所写的那些著作中的观点，是完全一样的。不仅对民主问题，而且对革命力量的整个斗争，他都仍然持抽象的观点。他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眼光来观察当时的形势。他机械地认为，凡是存在发达的无产阶级的地方（英国、德国），多数必然将取得民主的优势，从而取得议会斗争的胜利；这些成了考茨基十分着迷的设想，以致他根本不考虑可能会出现一系列其他的国内和国际因素，使这一发展过程转人完全不同的轨道。他似乎已经完全不能理解阶级斗争的动向和阶级斗争的策略。所以他才会以如此自信的口吻和忽视政治的态度，就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发表预言说：“法西斯分子如果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具有很大的数量，譬如在拥有三千九百万人口的意大利，他们占了将近五十万。在德国，要想达到这样的比例，他们必须纠集大约一百万人。在一个工业国中，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的目的而想凑够如此大量的信徒，即使在最好的年头也是不可能的。在意大利，力量对比对于法西斯主义特别有利。”[2]
这段话就是在德国法西斯主义上台执政之前四年说的！
[1] [2]
同样，考茨基在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的民主观点和阶级斗争观点时，提出了一大套糊涂观念。他说，设想通过发展生产力和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来缓和阶级对立，这必然会导致放弃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他就势必要承认，自己毕生的工作全是白费的。“但，毕竟不无令人宽慰之处。因为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达到无产阶级完全解放这一最终目的的手段。我们今天只看到一种达到这一目的的可能性，这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反之，如果在当前的生产方式的范围内也可以同样办到这件事，那么这就意味着，可以比我们社会主义者原先的设想更容易地、更简单地，并付出更小的代价来达到我们的目的。”[1]
在这里无须再做任何评断了，因为这种观点同他对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制度的崇拜是完全一致的。
这部书是年迈的考茨基的最后一番努力，他不仅总结了自己对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观点，而且在理论上阐述和论证了自己的论点，特别是有关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论点，并反驳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首先是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尽管这部书包含大量丰富的材料和资料，尽管书中有许多精彩的历史分析，尽管这部书是在1926年完成的，但它在思想上仍属于战前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的范畴，因为它在某些根本问题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其他几本书一起，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党义概要。
考茨基也和德国许多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一样，缺乏对历史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和缺乏革命实践的某些根本前提。由于不具备特殊的革命传统，他们追求学院式的系统性，并对法律制度和国家制度抱有小市民式的恐惧和敬仰心理，这一切就足以使他们白白放过以往的一切革命形势。此外，他们还缺乏法国社会主义曾在历史上写下了许多光辉篇章的那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经过黑格尔深入探索历史因素的本质，经过黑格尔以后的哲学，而在马克思的革命人道主义中得到了最光辉和最深刻的反映。
[1]
考茨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的盛衰，而罗莎·卢森堡（1870—1919）则不仅是这个社会民主主义时期的最杰出的光辉形象，而且是这个时期的否定。她博学多才、文思敏捷、充满革命热情，站在德国和波兰社会主义队伍的最前列。不仅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高涨并取得议会胜利的时期是如此，而且在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向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屈膝投降的日子里也是如此。那帮人由于屈膝投降而保全了生命和地位，而卢森堡却在第一批牺牲者中遇难。但是她的名字将永远载人最伟大最光辉的革命家的行列中，他们的思想也和他们的事业一样是永垂不朽的。[1]
卢森堡是波兰人，她在大学求学时期就已经参加了当时被分割的波兰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久被迫出走，侨居于瑞士，在那里结识了一群著名的俄国社会主义者（格·普列汉诺夫、巴·阿克雪里罗得〔P. Akseljrod〕、维·查苏利奇〔V. Zasulič〕），她主要攻读政治经济学，并以《波兰工业的发展》（1898年）这篇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卢森堡同利·约吉希斯（L. Jogiches）、瓦尔斯基（Warski，即米哈尔科夫斯基〔Michalkowski〕）一起，在90年代创立了波兰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在艰苦的工作条件下造就了相当数量的杰出革命家，并展开了广泛的活动。
[1]
1897年，她迁居到德国。此后，直到她牺牲，主要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里活动。她的文采、禀赋和决心，使她很快就崭露头角，居于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前列，不应忘记，当时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解释者。
但是，与此同时，修正主义也正好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德国社会主义者所写的各种反修正主义的理论著作中，卢森堡的著作是最光辉和最有理论价值的。
卢森堡以《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1898—1899年）为标题，一下子就触及了，她在该书第一页就指出，这样提问题是不辩证的。“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在它看来，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而社会革命是。[1]
卢森堡精辟地分析了与这一论题有关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指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迷信，以为通过它就能按某种方式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这是最常见的改良主义幻想。生产过程正在日益社会化，而国家监督正在日益扩大。私有财产日益变为赤裸裸地剥削他人劳动的形式，而国家监督则日益渗透阶级利益。国家和所有制关系日益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不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合法改良和革命不仅是或多或少具有好处的行动，而且是根据更深刻的历史原因活动的因素。“因此，合法改良和革命，并不是象食堂里的热炒和冷盆一样可以由人任意加以挑选的、历史进步的不同方式，它们是阶级斗争发展中的不同要素，它们既是互相制约和互相补充，同时又象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相互排斥。
[1]
并且，每一个时候的法制都只是革命的一个产物。如果说，革命是阶级历史在政治方面的创造行动，立法就是社会在政治方面的继续成长。合法改良工作，就它本身来说，并没有它自己的、离革命而独立的动力，它在每个历史肘期中，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所给它的刺激在它身上还发生作用方向上和时期内进行活动，或者，具体地说，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在世界上树立的社会形态的框子里进行活动。这正是问题的核心。”[1]
卢森堡对资产阶级国家不抱任何幻想。当伯恩施坦因国家通过了许多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且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和法令而满怀希望时，卢森堡指出，这种希望建立在对现实过程的不正确的观察之上。因为“从另一方面说，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这个发展，国家本质发生了另外一种变化。首先，今天的国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一个组织。如果国家为社会发展的利益担任了各种普遍利益的职能,那只是因为这些利益和社会的发展的利益，是同整个统治阶级—般利益相符合的，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才担任了这些职能”[2]。
在社会主义到底是伦理理想还是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上，卢森堡也保卫了马克思的唯一科学的观点。而且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发现实现社会主义的基地，这正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伟大的成就。因此，她驳斥了伯恩施坦企图否认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的种种假设。同样，她正确地解释了恩格斯在1894年对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著名序言中所表述的原理，这篇序言，很多人认为是恩格斯在理论方面的嘱。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修正主义者根据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中的某些原理企图证明，恩格斯放弃了革命，建议以议会斗争作为取得政权的道路。
[1] [2]
卢森堡坚决驳斥了这种解释，她指出，恩格斯所指的不是夺取国家政权时期无产阶级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无产阶级的态度。“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必要性，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任何时候都没有怀疑过。到伯恩施坦，才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鸡窝，当作负有完成伟大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一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形式——的机关。”[1]
修正主义者特别害怕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不仅他们，而且许多当时并不主张修正主义观点的人，也一直担心发生“过早的”革命。这帮人在发生革命搏斗之后总是抱怨说，本来是用不着拿起武器的。卢森堡对这个问题做了细致的分析，指出，任何请求和发誓，都无助于防止过早的革命。理由是：“第一，象把社会从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巨大变革，说要一下子完成，在无产阶级的胜利的一击之下完成，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果认为这也是可能的，那又是暴露了真正的布朗基观点。社会主义变革以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为前提，在这个斗争中，按各种可能的情况来看，无产阶级会不止一次地被击退，因此，从整个斗争的最后结果的观点来说，第一次必然是‘过早’地掌握政权。
[1]
但是，第二，这种‘过早’的掌握政权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这种‘过早’的进攻，正是为最后胜利创造政治条件的一个因素，并且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随着他夺取政权而来的那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在政治上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成熟程度。因此，无产阶级的那种对国家政权的‘过早’的进攻，本身就是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到来和决定这个时机的重要历史要素。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夺取政权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是机械地看社会发展，它是假定阶级斗争最后胜利的时机是在阶级斗争之外、离开阶级斗争决定的。”[1]
在这个时期，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在1903年以后对党的纲领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的时候，卢森堡批评了列宁在这个无产阶级斗争的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指责了列宁坚持她所说的那种“极端集中”的主张。[2]这里无疑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和意见分歧，它在后来的适用过程中确实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列宁的观点是，坚决强调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良好的党，这个党同时将是具有明确目标和坚定决心的基本核心。可是列宁的这个主张后来在斯大林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变成了粗暴的集中主义。与此相反，“卢森堡主义者”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自发性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低估了组织因素的首要意义。
但是，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分歧，特别是在工人运动的以后发展过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间），其实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大。列宁坚决主张建立一个巩固的、有纪律的组织，使中央委员会具有很大的权力，同时使代表大会成为最高机关，——这确是事实。卢森堡则认为群众运动是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基础（这一点列宁也很清楚），一个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在历史上要比最好的中央委员会的不犯错误都更有价值得多，更有效得多，——这同样也是事实。
[1] [2]
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结合当时工人阶级斗争的条件来看，列宁是正确的。卢森堡所警告的那种领导官僚化的危险，不仅可能存在，而且在列宁逝世后甚至变成了事实。但是，这并不是列宁当时的原则的过错，而是那些在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新形势下照老样子贯彻这些原则的人的过错。
另一方面，卢森堡的主张所包含的危险，就是过高估计自发性和群众的创造作用，其实，群众若没有明确而坚强的领导，很容易错过关键的时机。在这一时刻里若不存在一个精干的党，很容易使革命失败，这样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了。
但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以后，卢森堡在著文谈到群众性罢工和党的问题时，已经能克服上述观点的片面性，并接近列宁的正确观点。“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最有文化和最有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它不能也不应像宿命论者那样束手坐待‘革命形势’的到来，等待自发的人民运动从天而降。相反，它时时刻刻应该努力促进和迎接事态的发展。”[1]
在这一著作中，卢森堡对群众性罢工做了精辟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她既不幻想可以简单地通过一纸命令掀起群众性罢工，又不机会主义式地抱怨流血牺牲，她把群众性罢工解释为富有成果的长期革命斗争时期的总结。她把群众性罢工同群众示威游行等区分开来，并得出结论说，群众性罢工只有在革命高涨时期才能发生，它主要是革命形势本身的表现，而不是革命形势的原因。她在结束自己的分析时说：“其实，不是群众性罢工产生革命，而是革命产生群众性罢工。”[2]
[1] [2]
除了上述同列宁的意见分歧以外，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同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的坚定观点相反，她把这个问题归结为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并且否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可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1]
1905年俄国爆发革命后，卢森堡回到波兰，领导波兰起义。后来被捕入狱。获释后，到了德国。190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办了党校。卢森堡同弗·梅林、鲁·希法亭（她接替了他）、亨·敦克尔（H. Duncker）、阿·施塔特哈根（A. Stadhagen）、艾·武尔姆（E. Wurm）、古·埃克施坦（G. Eckstein）、H. 海奈曼（H. Heinemann）一起担任教员，她教政治经济学。同时，她搜集资料，写她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主要理论著作《资本积累论》（1913年）。
[1]
在这本书中，卢森堡抓住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几乎是最根本的问题：能否实现扩大再生产。这方面面临的问题对于革命的工人运动也有决定性的意义。到底资本主义能否无限地进行扩大再生产呢？如果能够，那么资本主义就会是一种具有无限前途的制度。卢森堡并没有满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扩大再生产所做的分析，认为有关这个问题的主要一章实际上并没有完成，总资本积累的问题只是提了出来，但并没有给予答复。她在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S. N. Bulgakov〕、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进行论战时，解释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理由是：资本主义把自己的剩余价值投入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那里可以容纳它的产品。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才能使资本主义的积累能够继续不断进行；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在前进中不断同化那些条件，而正是这些条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上看时，国内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是它自己的生产物的购买者及其自身的生产要素的供应者。国外市场是吸收资本主义的生产物并供给资本以生产要素及劳动力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1]。
按照卢森堡的论点，一部分用来投资的剩余价值,不能在内部市场实现，而只能在外部市场即在非资本主义形态中实现。因此，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不仅囊括全球，而且“排挤一切其他经济形式、不容任何其他经济形式并存的”倾向的经济形式。“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此，变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趋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2]
卢森堡的理论所依据的假设是：只有存在非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即资本积累才是可能的。一旦这些国家也都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国际无产阶级到那时还没有举行起义来摧毁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将直接开始崩溃。
卢森堡的论点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对此，她在《反批评》中做了答复，并再一次对自己的理论做了明确的概述。她在序言中写道：“从19世纪初开始，积累起来的资本也随同这些方法从欧洲输出到世界其他地区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它在那里，在新的地区，在旧的家庭生产形式的废墟上，为自己的商品找到了一群新的购买者，从而也找到了进一步积累的可能性。
[1] [2]
这样，资本主义由于同非资本主义社会集团和国家相互作用而日益扩展，并且依靠它们而不断积累，同时又一步一步地排挤它们，以便取而代之。参加攫取积累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愈多，还可以让资本实现世界性扩张的非资本主义地区愈少，则资本争夺这些积累地区的竞争也就愈激烈，资本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也就愈陷入经济和政治灾难的绝境：世界性危机、战争、革命。
资本通过这一过程，却为自己准备了灭亡，其方式有两种。第一，资本依靠侵占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而不断扩展，它不顾一切地奔向末日，到那时，全人类实际上只由资本家和雇佣无产者组成，因而不能再继续进行任何扩展，从而也不能进行任何积累了。同时，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资本也加重了阶级对立，加重了国际上的经济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最后结果到来之前，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全世界取得不可分割的绝对权力之前，它必然引起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的起义。”[1]
卢森堡的论点所引起的争论和她在这种情况下所做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假设,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说明了问题解决得不够明确。有一些人，如奥·鲍威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不是由于它不能实现剩余价值，而是由于人民群众的不满，由于组织起来和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不满。另一些人则宣布，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是不可动摇的原理，它必然会导致革命，这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成了官方的理论。其实，这种论点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荒诞无稽的。
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在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时曾经指出过的那个问题，在那里，马克思分析了利率下降的趋势和扩大再生产的日益发展，这些情况引起了资本主义内部的激变，这种激变已经为迄今的历史所证实。而这个过程必然会在自己内部导致古典资本主义的否定，因为它无法避免和解决这种激变，同时导致国家干涉的日益加强，而国家干涉在这个阶段就已经具有明显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因此，就连资本主义也实际上已处于一定的过渡时期。
[1]
卢森堡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首先是考茨基的日益严重的机会主义发生冲突。战争爆发后，社会民主党投降，卢森堡是最先起来严厉谴责这种社会沙文主义的人之一。[1]1915年，她就同梅林一起创办了新的《国际》杂志，这个杂志的撰稿人还有：克·蔡特金、奥·塔尔海默（A. Thalheimer）、凯·敦克尔（K. Duncker）、普·朗格（P. Lange）和亨·施特勒贝尔（H. Ströbel）。
在战争期间，她大部分时间被关在监狱中，但在短暂的获释期间里，例如在1916年初，她同激进的左派代表——卡·李卜克内西、弗·梅林、恩·迈耶尔（E. Meyer）、尤·卡尔斯基（J. Karski）、利·约吉希斯等——一起组成了社会主义左派组织“斯巴达克联盟”。
这个时期也出版了她的著名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这本书在当时，除了列宁的著作以外，是对战前形势和对第二国际破产的最尖锐和最卓越的分析。书中指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国际内的作用，它在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具有威望，当时毫无疑问，不是他们赞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而是相反，其他社会主义者同意他们的观点，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严重堕落、破产和变节，揭露了它所鼓吹的关于德国人负有文明使命、社会民主党继续朝气蓬勃等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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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写道：“在这场战争中，问题不是像社会民主党党团声明所说的那样，关系到德国的生存和自由发展，也不是像社会民主党报刊所登的那样，关系到德国的文化；而是关系到德国银行今天在土耳其属亚洲地区的利润，关系到曼内斯曼和克虏伯将来在摩洛哥的利润，关系到奥地利这个‘以哈布斯堡君主国为名的组织涣散的集团’，（如《前进报》1914年7月25日所说的）的生存和反动制度，关系到匈牙利的猪和李子，关系到第十四点和弗里德曼-普罗赫的文化，关系到维持‘小亚细亚’的土耳其法西斯政权和‘巴尔干的反革命’。”[1]
因此，卢森堡激烈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下列口号：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只在和平时期进行阶级斗争。按照这种论调，从1914年8月4日起，直到媾和为止，阶级斗争就被宣布为不存在了，克虏伯的大炮在比利时一轰鸣，德国就变成了奇迹般的阶级团结和社会和睦的国家了。
卢森堡写道，然而阶级斗争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为了能在一定时期任意废弃而发明出来和自由创造的东西。阶级斗争的存在要比社会民主党早得多，而且在战争中没有发生任何足以使阶级斗争不再存在的变化。大炮的轰鸣并没有使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发生任何变化。[2]
[1] [2]
卢森堡虽然提出了卓越的批评，阐明了历史形势，但她根据这场战争是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冲突这个正确的论断，过于匆忙地得出了不可能存在民族自卫战争的结论。她写道：“由此可见，这始终是目前帝国主义的历史环境，它决定了各国战争的性质，由于这种环境，。”[1]
列宁的十月革命，卢森堡也是在监狱中获悉的。虽然她对革命过程有过一些批评意见，但是她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同考茨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有着多么大的差别啊！她对俄国革命的评价和批评是在1918年秋写的，当时她没有获得一切必要的文献，也没有必要的直接接触。[2]
卢森堡的批评意见并没有否定这个如此光辉的历史行动，而是首先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最清楚不过地驳斥了考茨基之流的下列学究式的分析和论断，诸如：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俄国工人运动的激进派把资产阶级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是犯了错误等。卢森堡再一次指出，考茨基的论断是同俄国孟什维克阿克雪里罗得、唐恩等人要求同自由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主张完全一致的。卢森堡写道，战争期间考茨基在理论上论证的和谢德曼在实践中所做的完全一样，即用自己的每一个主张来瓦解和削弱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圣殿的正式守护者从战争开始就宣扬第二国际是和平的工具，宣扬民族主义，宣扬各民族结盟，最后宣扬民主而不宣扬社会主义。
[1] [2]
卢森堡继续说：“在这种形势下，布尔什维克的方针的历史功勋是，从一开始就以坚定而彻底的精神宣布并奉行唯一能够挽救民主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策略。全部政权只能掌握在工农群众手里，只能掌握在苏维埃手里，——这确实是革命处于困难境地的唯一出路，这是大刀阔斧地排除万难的一次打击，它使革命走出了死胡同，并为它畅通无阻地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场所。
因此，列宁的党是俄国唯一能在初期就理解革命的真正利益的党，是能引导革命前进的革命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是奉行真正社会主义政策的唯一的党。”[1]
布尔什维克宣布夺取政权的目的，不是保障资产阶级民主，而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把它当作能够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措施。这是他们的历史功勋。[2]
布尔什维克用所有这些措施解决了关于“人民多数”这个“有名的问题”，而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早就面临的应当解决的问题。作为“议会痴呆症”的产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议会中的天真想法，即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取得多数的想法，也搬用到革命中。“在革命中也同样首先要取得‘多数’。可是现实的革命辩证法却把这种经不起推敲的议会格言颠倒了过来：不是取得多数而后实行革命的策略，而是通过革命的策略取得多数。”[3]
[1] [2] [3]
卢森堡的责难首先是在对待农民的策略方面。她认为，把土地分给农民，把有组织的大地产分散这一类非社会主义的措施是不必要的，它们会在今后的发展中造成一系列的困难。在她看来，社会主义应当把所有权交到民族的手里，或者（这实际上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政权的条件下交到国家的手里。“大地产和中等地产的国有化，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这是任何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两个基本观点，不这样做就没有社会主义。”[1]
但是她马上就补充说，不能在如此困难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要求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尤其是前面列举的那个问题，因为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她认为，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即使在最良好的环境下啃这个坚硬的核桃，也会弄得齿折血流。
接着，卢森堡又一次反对民族自决权的原则，认为它是可以被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利用的一个错误。[2]同样，她也不赞成布尔什维克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认为把它解散以及取消社交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在政治上提高群众的唯一可以采取的手段。“只对政权的拥护者实行自由，只对一个党的党员实行自由（尽管党员的人数可能很多），这不算什么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指具有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这不是为了对‘正确性’表示宗教狂热，而是为了使政治自由中一切有教益的、健康的和纯净的因素都建立在这种实质之上，并在‘自由’变成特权的时候指出自由的作用。”[3]
[1] [2] [3]
卢森堡继续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把苏维埃作为劳动群众的真正唯一代表者以代替人民普选产生的代表机关。但是，压制政治生活也必然会使苏维埃的生命逐渐遭到窒息。“没有普选制，没有出版和集会的无限自由，没有不同思想的自由交锋，任何这种公共机构的生命都会死亡，存在的只是生命的假象，而且官僚成了唯一活跃的因素。公众的生活逐渐消沉了，几打具有无限精力和无穷理想的党的领袖进行着管理和统治，其中实行领导的其实只是一打非凡的人物，而劳动人民中的一些知名人士则不时被召到议会中，为领导人的讲话鼓掌，一致通过提出的决议；由此可见，这基本上是一场闹剧，它当然是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即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三个月改为六个月！）。”[1]
卢森堡的批评始终是很尖锐的。她认为批评是进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基本的因素和保证。但是，有关俄国发展情况的许多资料她在囚室中无法得到，因而她对情况的了解是不充分的。她责备列宁和托洛茨基非辩证地提出专政还是民主的问题，责备布尔什维克对待政治自由和立宪会议的态度，但是这些责备是不恰当的。仅仅过了两三个月以后，当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斗时，她就确信列宁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2]她同样也认为，如果不是处于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和处于战争、德国占领和其他种种困难的压力下，布尔什维克会基本上做到她所设想应做的一切；上述种种困难必然会使社会主义政策的最良好的意图和最美好的原则发生变形。
[1] [2]
她在文章中继续说，俄国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是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必然造成的，其根源也在于：德国无产阶级的态度和失利，德帝国主义对俄国的占领。[1]尽管有种种保留和批评意见，卢森堡毕竟以一个真正革命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非凡的英勇的革命事件，并本着这种精神在文章的结尾部分说：“德国当权的社会主义者可以高喊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统治只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讽刺。如果说这种统治过去和现在是这样一种讽刺，那么这只是因为它正是德国无产阶级所持态度的结果，因为这种态度体现了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中的讽刺。我们全都服从于历史的规律，因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实际上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布尔什维克表明，他们能够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在历史许可的范围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不应当希望他们创造奇迹。因为在一个被世界大战弄得疲惫不堪、遭到帝国主义扼杀并被国际无产阶级出卖的孤立国家里，进行典范的无可非难的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是一件奇迹。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区分布尔什维克政策中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实质性的东西和偶然性的东西。在这个最近时期，也就是当我们在全世界都面临着最后决战的时期，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问题，即当代最迫切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这个或那个局部的策略问题，而是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力、群众的实干能力和争取整个社会主义威力的意志问题。在这方面，列宁及其战友最早以实际榜样走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面。直到今天仍然只有他们可以像胡登那样地说‘我敢于这样做！’
[1]
这一点就是本质的东西，而且是布尔什维克政策中坚持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有着不朽的历史功勋，因为他们在夺取政权和实际提出实现社会主义问题等方面，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面，从而大大加快了劳资清算的日子的到来。在俄国，问题可能只是提了出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未来到处都是属于‘布尔什维主义’的。”[1]
卢森堡在狱中几乎一直被监禁到战争结束。1918年11月9日的革命，使她和许多其他左派社会主义者获释。当时工人阶级和军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可是以艾伯特和谢德曼为首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并不想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相反，他们在准备反革命。对当时的形势不能抱任何幻想，因为社会民主党内以艾伯特、谢德曼、列金、大卫为首，以考茨基的中派为顾问的领导集团，一开始就主张事态的“民主”发展，——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反革命。
形势变得复杂化了。军队逐渐集结起来，并日益处于政府的支配之下，而一部分工人阶级也武装起来了。卡·李卜克内西废寝忘食地在群众中工作，宣传斯巴达克派的主张。除了卢森堡以外，他无疑是这个时期共产党人的最最杰出的领袖。[2] 斯巴达克派终于能在1918年11月18日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红旗报》，并在年底建立了共产党。[3]
[1] [2] [3]
但是，反革命势力在组织起来。1919年1月初，政府把反革命力量的指挥权交给古·诺斯克。在这种形势下，几乎是在艾米尔·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刚被免除柏林警察局长职务（1月4日）之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柏林的领导机构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就号召举行群众性示威游行。1月5日，在工人和士兵顺利地进行了群众性示威游行之后，柏林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代表决定武装推翻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由33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没有坚决地采取行动，起义者也没有能把德国大多数工人群众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而“社会主义”政府领导下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却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卢森堡虽然不同意这次行动，但不想背离起义者，而是站在他们那一边。到1月12日，起义在柏林被扑灭了，宣布了戒严。反革命恐怖十分猖獗，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及其领袖的搜捕。1月15日，罗·卢森堡、卡·李卜克内西和威·皮克（W. Pieck）被发现而遭到逮捕。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立即被害，接着库·艾斯纳、利·约吉希斯和许多其他同志也相继牺牲。当代革命运动中最有才干和最热情奔放的人物之一卢森堡就这样献出了生命。
列宁在晚年曾对卢森堡做了极好的评价，他说：“……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也犯有错误（不过她已在1918年底1919年初即出狱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罗莎·卢森堡说：‘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这句名言将和她的名字一起载人世界工人运动史册。”[1]
[1]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以及在与第二国际大部分理论家走着大致相同道路的德国理论家中，亨利希·库诺夫（Heinrich Cunow, 1862-1936）是很出名的，至少在世界经济史方面他留下了重要的著作。在德国修正主义出现的时期，库诺夫尖锐地批判了修正主义，他是梅林、考茨基和当时其他反修正主义者的战友。在这个时候，他的科研兴趣就已经贯注于经济史、社会学和民族学方面。1912年出版了他的《原始时代的技术》一书。但是，这个时期，库诺夫就已经在这一派社会民主党人中日益变成右翼，后来在大战期间，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桿卫者。
他在《党的毁灭》（1915年）一书中宣传了一个著名的机会主义论点，认为帝国主义是向社会主义的必要过渡阶段。按照他的主张，既然资本主义的崩溃并没有到来，而帝国主义又是必要的阶段，那么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便变得毫无意义了。资本主义是历史上和经济上不可避免的现象，因而企图根除资本主义就好像从前工业发展的初期企图消灭机器一样。不仅如此，而且连帝国主义和掠夺战争也是必要的，从而通过这种战争来建立大国也是必要的。所以民族自决是一种常见的天真想法。
他的这些观点，在他的主要理论著作《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理论》（第1卷1920年，第2卷1921年）中有着更详尽的发挥。对于库诺夫，也像对于第二国际的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不能说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坚持了马克思的许多基本原理，但是正好在某些有关当前具体历史时期的其他根本问题上，他表面上似乎维护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却完全抛弃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几乎可以说，在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第二国际不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遭到了破产。库诺夫也和考茨基、王德威尔得、希法亭、伦纳（K. Renner）、伯恩施坦等人一样，在这两个问题上栽了跟斗。库诺夫同考茨基一样，一口咬定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没有设想过无产阶级可以在构成多数以前取得政权；而一旦构成了多数，就没有必要采用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方法，而应当采用民主的方法。“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只有在占人口大多数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就不应该在取得政权后不采用民主的政体。”[1]
[1]
库诺夫在批评列宁时所依据的一种论断是：硬说列宁“不理解马克思关于严格合乎规律的发展顺序的思想”[1]。所以布尔什维克设想可以通过组织、军队和暴力来超越一定阶段，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样，他们就把经济发展的理论变成了心理发展的理论，并陷入了巴枯宁主义。因此，库诺夫认为必须保卫真正的马克思的思想，以防止列宁的布朗基主义和巴枯宁主义，可是他却闭口不谈马克思的一个基本思想：即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已经达到了足以实行革命变革的水平。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这一变革将首先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中发生（如英国、德国和法国），这在当时是最合乎逻辑的设想。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庸夫俗子那样以愤懑的心情来对待其他国家实际发生的事变进程，也没有把历史首创权始终只给发达的本国民族。
库诺夫反对革命，着重强调了国家的职能。这也是大战期间聚集在帕尔乌斯（格尔方德）主办的《钟声》杂志[2] 周围的一群修正主义者的共同观点，这个杂志基本上具有国家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例如，伦纳（后来曾任奥地利总理）就曾解释说，国家代替了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成了社会主义的杠杆。因此，根本用不着任何关于摧毁旧国家和建立新国家的理论，而是需要巩固和整顿国家，以便通过它来实行社会主义。库诺夫认为，否定国家的理论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反，关于国家起着发展要素作用的思想正在日益深入人心，这也就证实了拉萨尔关于国家的联合、组织和进步职能的论断。
[1] [2]
库诺夫根据自己的“严格合乎规律的发展顺序”的原理，硬说民族自决的原则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他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原理企图证明，似乎他们两人从来不曾承认过民族自决权。这样，他当然也就不去正确解释经典作家有关爱尔兰、波兰等问题的各种观点了。库诺夫写道：“文化落后的小民族的国家独立，相反地，一般不仅违反历史前进的方向，而且也违反以兼并和同化‘残存的民族’、‘孱弱的民族’和‘衰落的民族’（恩格斯使用这些名词，指的是文化落后的各小民族）而告终的社会发展一般方向。即使这些民族一般有可能取得国家独立，但这样产生的小国绝大多数的生命力不强，无法朝着建立大型的国家和经济共同体的方向发展。”[1]
既然这些小国仍然继续依附于大国，而且归根到底失掉了主权，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没有大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各种优越性，那么，所谓民族自决的原则只不过是一种伦理学和美学上的虚构。
看来，几乎再也不能提出更妙的论据来为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做辩护了。况且这种论据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哩！
库诺夫在这部篇幅巨大的著作中也对某些问题做了在一般的意义上有益的分析，批判了某些反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巴尔特和托·马萨里克，但同时他也反对恩格斯和摩尔根的家庭发展观等。战后，库诺夫成了柏林大学国家学的教授（1919年）和民族学博物馆的馆长，从而他的观点也得到了传扬。
库诺夫的最伟大的贡献，无疑是四卷本的巨著《经济通史》，书中广泛地考察了从原始农民经济和原始村社到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2]这部书对于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如此重要和如此悠久的世界经济时期，无疑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在书中的反映也要少得多，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是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那几场论战，而是经济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方面，他仍然可以是一个彻底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竭力想证明不存在原始共产主义（虽然他曾举例说明每一个部落共同占有土地！），同时他超越了奴隶占有制社会经济时期（在他的发展体系中不包括奴隶占有制时期），——这就是我们至少需要提到的他在这些问题上背离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地方。
[1] [2]
安·潘涅库克（1873—1960）是荷兰人，有名的天文学家。他因自己的政治活动和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理论讨论而成为国际著名人物。20世纪初，他同罕·罗兰-霍尔斯特、赫尔曼·戈尔特一起代表荷兰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并在1909年由于反对过分强调议会主义，而同戈尔特集团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他同戈尔特创立了新的左翼政党，这个党在1918年以后发展成由威·拉维斯泰因（W. Ravesteyn）、戴·怀恩科普（D. Wijnkoop）和 J. 塞东（J. Ceton）领导的共产党。在这个时期，他作为政论家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活动，并曾担任柏林党校的教师。当时发表的关于伦理学和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的国家、关于工人斗争、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等著作，是他在工人协会中的讲稿或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如《工人斗争》一文），主要是通俗性的小册子。[1]从这些著作中可以得出结论，潘涅库克当时赞同前面提到过的狄慈根主义者集团的主张，并出版了狄慈根的某些著作，但是另一方面，他对政治斗争问题及其理论概括具有非常开阔的思想和实际感受。
[1]
在这些文章中，他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拥护当时在考茨基的著作中最明确地反映出来的路线。他把爱尔福特纲领的第二部分看作是考茨基对资本主义时期提出的要求，但它们“同时也开辟了社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一步和平发展的道路”[1]。
但是他对资产阶级国家不抱任何幻想，而认为必须把它摧毁，这使得他在当时就已经同考茨基和其他中派分子（更不用说同修正主义）明确地划清了界限。正因为如此，不久以后他同考茨基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在上面提到的《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他已经指出，现代国家绝不是人民团体的代表，而是有产阶级的代表。社会民主党非常愿意通过和平的道路来改造社会，但这是幻想。有产阶级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地位和政权，因此暴力革命是必要的。[2]
在关于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的文章中，他更详尽和更深刻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最巧妙和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著作之一。潘涅库克在开头论述了阶级斗争的目的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辩证地概括了改良（即进化）和革命的问题。他认为，这只是统一的辩证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无产阶级不能发誓只偏重一个方面，而应当注重整个过程；这种观点是使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区别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要点。[3]
正因为如此，“”[4]。潘涅库克继续说，可以更正确地把它们称作小资产阶级的派别。因为大资产阶级对现状感到满意，与此相反，小资产阶级则始终是一个对现状表示反抗的不满的阶级。因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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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议会斗争，潘涅库克更加尖锐地强调指出，它对于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发展是有益的，但是打算通过议会制掌握政权，那是空想。“”[1]，资产阶级始终会竭尽全力用各种选举法或甚至限制选举权来使无产阶级无法取得胜利。“可见，这就表明，统治阶级拥有足够的手段，把以普选权为基础的议会制民主原则变成。通过选票可以掌握政权的观念已经变得如此荒诞无稽，以致工人只有在资产阶级允许他们掌握政权的时候才能执政。”[2]
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组织。但是直接管理国家的人不仅利用国家为统治阶级谋利益，而且也为自己谋利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国家政权在一定限度内成了自主的政权，那时看来好像是独立的。，甚至企图违反资产阶级的利益来贯彻自己的利益。”[3]但是官僚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这么做，因为他们在根本上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可见官僚也是一个剥削阶级，因此他们的利益是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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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涅库克在上述这本书中对一系列其他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有关工会的争论中，以及在谈到当时德国工会执行的彻底改良主义的政策时，潘涅库克首先断定，这些工会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的首要任务是为改善生活条件和尽量限制剥削而斗争。它们的这一任务仍然处在“资本主义的范围之内，而没有越出资本主义的界限”[1]。
伹是这只是工会存在的一个方面。资产阶级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使得工会不再成为保守的机构，并放弃中立性，同政党发生最紧密的联系，在工人阶级总的斗争范围内争取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它们终于成了“”重要因素。“这样做并不是要在上述目的和任务之外提出其他新的目的和任务，而仅仅是为了使自己的特殊任务和为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能够更好地完成。并不是自觉提出的目的或纲领，而是。这又一次说明，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同日常的实际斗争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并且是怎样从这一斗争中产生出来的。”[2]
当时潘涅库克已经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并同罗·卢森堡、卡·李卜克内西、弗·梅林以及自己的同胞赫·戈尔特、罕·罗兰-霍尔斯特一起得出结论，工人阶级的斗争已进入革命的阶段，因此，群众性罢工的问题应当用与过去不同的另一种方式提出来。他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第三阶段已经到来，它的特点是，过去积累下来的强大的力量和高涨的热情将转变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在这场最后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斗争的各个方面，虽然在议会制时期是各自独立的、相互对立的,现在都联合成统一的整体了。群众性罢工，在议会制时期是日常的策略手段，是‘革命的演习’，是不现实的轻率行动，而现在成了强大的现实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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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开始进行政治活动，那么群众性罢工是强迫统治阶级接受工人阶级意志的唯一的适当的手段。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之间目标的对立在这里已经消除了。工人阶级这时应当统一地提出一定的政治目的。这就是说，与自己的工会统一行动。工人应当“运用工会武器和罢工，作为反对国家政权的群众性行动，以达到政治目的。在群众性罢工中，无产阶级斗争的两种方式结合在一起了；在这里，政治考虑和工会纪律就像是一个统一的战士的善于思考的头脑和健壮有力的双手”[1]。
潘涅库克对中间阶级、中间阶层连同知识分子的分析是非常合乎实际的，他指出了他们的地位和心理，以及对待这些阶层的社会主义策略。[2]在该书最后，他简短地分析了意识形态问题，认为它是在思想上反映一个阶级的生活关系和生活目标的各种观念、观点和目的的体系，并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是当代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社会主义意味着反资本主义，因此，完全可以理解，这一思想也将被资本所统治和奴役的世界其他地区所接受。因此“社会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的自决权，而反对任何压迫、奴役和专制主义。由此就产生了被压迫民族对社会主义的强烈的同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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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理解，潘涅库克由于具有这样的观点，很快就不仅同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派别发生冲突，而且同中派，首先是同日益倒向修正主义政策的考茨基发生冲突。大战爆发以前，他同考茨基在群众性罢工、议会制和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论战。[1]大战期间，潘涅库克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会议上支持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彻底贯彻执行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向帝国主义宣布国内战争。他和罗兰-霍尔斯特一起在大战期间出版了《先驱》杂志，刊登了欧洲左派社会党人的许多文章和评论。
战后，潘涅库克作为德国共产党左翼的领导人之一，在共产党参加选举和工会运动的问题上不同意列宁的意见。[2]他当时的观点详尽地表述在一篇论述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的文章中，该文登在1920年共产国际的《共产主义》杂志上。潘涅库克继续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认为经济崩溃是对革命的最重大的影响，而当时欧洲一切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处于这种经济崩溃之中。这就要求明确地划清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界限，不容许把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方法变成第三国际的策略，而这种做法，在他看来，已经开始露出苗头。[3]尽管议会活动和工会运动是第二国际时期必要的和合乎规律的斗争形式，但是在无产阶级的斗争进入革命阶段的时刻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4]。议会制加强领袖对群众的权势，因而起反革命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也毁了领袖。群众的觉醒和他们积极开展活动是分阶段前进的。“在这条独立和自我解放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就是废弃议会制。”[5]无产阶级的群众性行动，直到群众性罢工和国内战争，构成了共产党人的策略基础。只有群众性行动才能摧毁帝国主义。但是，正如“议会制代表了领袖对工人群众的精神实力，同样，决定了领袖对工人群众的物质实力”[6]。如果说工会运动在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的自然的组织,但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那么在革命的时代，工会就会与无产阶级对立。[7]潘涅库克在这篇文章中也提出了应当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论点，并得出结论说，革命的最重要的内容是让“群众自己经管自己的事——管理社会和生产，因此这时任何不让群众自己进行统治和管理的组织形式都是反革命的和有害的；所以它应当由另一种能够让工人自己积极活动和决定一切的革命形式所代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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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涅库克认为，这种形式就是俄国革命创造的苏维埃制度。潘涅库克由于自己的这些激进的左翼观点，而同戈尔特一起，成了德国共产党左翼反对派的理论领袖。1919年10月，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因左翼反对派的这种倾向而把北部、西北部、下萨克森、柏林和德累斯顿的整个党组织开除出党。被开除的左翼在1920年4月成立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潘涅库克是新党在理论上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同时也是荷兰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原先提出的观点成了新左翼活动的基础：反议会制，反工会活动，按工人委员会的原则组织无产阶级，从各个工厂组织、经过它们的代表、到州的组织和全国组织。虽然新党当时被第三国际接纳为“有发言权的同情者成员”，但是党的领导却日益脱离列宁对欧洲革命今后进程的观点，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谈共产主义左翼的一章中还将谈到。
但是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部也很快发生了分裂，而潘涅库克当时已有50岁了，也日益回过头去从事自己在天文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1925年他成了阿姆斯特丹皇家科学院的院士，而在1932年就任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正式教授。他虽然在天文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科学成就，但并没有与自己过去的政治生涯割断联系，直到他漫长的一生的晚期，仍然坚信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特別是关于工人委员会的观点，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他必然会以十分严峻的批判态度来评价当时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的退化，他是对这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第一批重要的批判者之一。对这种制度直到今天仍然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
在这个时期他所写的比较重要的著作中，首先应当提到《作为哲学家的列宁》一书。在谈到列宁的哲学观点和他对经验批判主义的批判时，潘涅库克责备列宁把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没有想过的东西（如否定客观现实、唯我论）强加在他们头上，以便易于开展他的批判。总的说来，在谈到列宁的哲学观点时，潘涅库克清楚地看到，当时列宁实际上是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考察许多哲学问题的，因此列宁是“借助资产阶级雎物主义观点”[1]来驳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念。
潘涅库克在对斯大林主义这种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进行有根据的尖锐批判和驳斥时，有时对列宁也采取了不正确的、不客观的，而且是矛盾的态度。例如，他在书的一开头肯定，从1917年俄国革命来看，“列宁和他的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和最成功的代表者”[2]，可是他在同一段中却要列宁对后来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负责，他甚至指责《国家与革命》，可是大家知道，列宁在这本书中最激进和最彻底地坚持了工人委员会和国家消亡的原则。在另一个地方，潘涅库克也同他前面的说法陷入了矛盾，因为他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神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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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涅库克和另外几个马克思主义左翼理论家的一项伟大的、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功绩，就是他们最先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撇开意识形态的盲目性，对苏联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所发生和出现的事件做出回答。正如我们已经强调过的，潘涅库克由于彻底坚持委员会（Räte）的思想，因而能比当时大部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明确和更深刻地看出，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伟大的根本的思想，倒是建立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潘涅库克认为，在这种制度下，无产阶级受到官僚的统治，官僚是新的统治和剥削阶级。“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资本主义（那里称作国家社会主义，或甚至称作共产主义）；生产机构在共产党领导人的指引下由国家官僚组成。这种国家官僚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直接支配产品，从而也支配剩余价值，而工人阶级则像打短工那样受到剥削。”[1]
潘涅库克认为，第三国际的全部策略由于是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制定的，因而对欧洲是不正确的。他和其他的左翼同志一起拋弃了关于在新的布尔什维克类型的革命中应当由特殊的党和领袖来领导驯服的群众的论点。尽管列宁从来没有向欧洲共产党人提出过革命方案，而且正好在批评当时的“共产主义左派”（潘涅库克就属于这个“左派”）的文章中明确地强调在探索各国的道路时必须尽量采取辩证的态度，可是潘涅库克却把斯大林以及后来第三国际领导在这些问题上的实际所作所为强加在列宁的头上。在已经知道了列宁对现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分析的情况下，硬说列宁主张欧洲发达的国家也采用同样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因为他所了解的资本主义“只是殖民地的资本主义，他所了解的社会革命只是推翻大地主和沙皇的专制政体”[2]，——这种说法至少是十分幼稚的。但是潘涅库克的批评却正好打中了斯大林和他的才智平庸的官僚，他们假借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玩弄具有深远历史后果的骗局。潘涅库克根据他过去的观点，认为进行欧洲革命应当由工人阶级来“掌握生产，掌握自己的生活来源和自己的劳动过程。这是真正废除资本主义。如果工人阶级无知地和满怀信心地跟随一个作为深谋远虑的领导者的党的指引，那么单靠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如果工人阶级本身、整个阶级、每一个个人都从自己的观察中知道应该做什么，从而懂得和看到斗争的条件、关系和手段，那么他们就能达到目的。工人阶级、每一个个人应当自己行动，自己决定，为此应当自己思考，自己领会。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阶级组织，以委员会为形式的组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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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谈到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潘涅库克认为它是“对党的历史的非常精彩的评述”[1]，它为俄国哲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形式。在革命以后，那里把“列宁主义”推崇为国家的官方哲学，而在潘涅库克看来，列宁主义其实就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学说的结合。“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对于那些满怀激情把自然科学和技术看作他们所管理的生产的基础的新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众——连同还信仰宗教的原先的农民，他们是唯一的反抗力量——是一种真正地道的学说。新的俄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辽阔的王国的新统治阶级，看到了自己面前的广阔的前景。”[2]
直到晚年，潘涅库克依然坚持自己的这些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写了一本关于工人委员会的书，把苏联的发展看作是革命向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蜕变。他认为这一过程早在1918—1919年就开始了，因为当时工厂中厂长的管理取代了工人的管理。可是后来，当国家资本主义牢牢地扎根，技术上、政治上的领导人发展成强大的官僚，变成新阶级和整个生产机构的主人的时候，对立就更加扩大了。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的工人，就像一百年以前的欧洲那样，在微薄的工资、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重轭下呻吟。“此外，他们没有任何求得发展的权利，没有任何组织起来的可能，没有任何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没有自己的报刊，从而没有任何通过反对新主人的斗争以冲破现状的可能。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工人来说，意味着比西欧的老资本主义更加沉重的奴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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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涅库克以自己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超出了第二国际的水平。特别是在稍后时期，他没有接受第三国际的原则，而是以自己的反对任何议会制、反对工会、反对把党变成当代环境下的领导力量的激进的左翼观点，在革命斗争的策略方面，与自己的同志一起构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少数派，他们必然脱离政治斗争的主流而处于孤立状态。但是，潘涅库克关于工人委员会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和实质的观点，也使他超出了第三国际后期的水平，而成为历史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参与当代斗争和代表当代愿望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