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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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卢卡奇在维也纳写作他的哲学论文的同一时期，卡尔·科尔施在德国发表了若干著作，这些著作在许多方面同卢卡奇的理论意图是一致的，虽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不如卢卡奇的著作。除了科尔施，与潘涅库克齐名的还有几位著名的左派共产党人，他们由于激烈地维护工人委员会的思想，不久就同在斯大林领导下不断加强官僚国家主义政权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冲突。
德国在20年代初期经历了革命危机和反革命。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曾扼杀了斯巴达克运动[1]，在大资产阶级和德国军国主义所支持的极右的卡普政变[2]（1920年）以后就迅速瓦解了。工人阶级的总罢工（职员们也参加了这次罢工）挫败了这一兵变。在这个时期之后，共产党人的影响日益增加，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为把共产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联合起来而做的尝试，遭到克里斯平（A. Crispien）、迪特曼（W. Dittmann）、希法亭等人的抵制。第三国际在1920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加入条件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严格的并且是根据俄国的经验提出的，其原因之一即在于此。集中制的强烈调子以及压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某些民主传统，不只是产生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俄国的经验，而且同样也产生于当时对欧洲形势的估计。当时的估计认为，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正面临决定性的革命搏斗。只有从这样一些情况以及从第二国际的依然严重地发生影响的不光彩的经验中，我们才能理解，列宁为什么会同意第一条中的提法：“不管整个党在一定时期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刊物、党的一切出版机构都必须完全服从党的领导。”或者第二条：凡是加人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须”不仅“撤销”改良主义者，而且“撤销”中派“在工人运动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由此还产生了一个几乎是宗派主义的要求：共产国际的这些党必须不仅同改良主义，而且同“中派”的政策完全决裂，而且要在最短期限内做到（第七条）。第十二条明确断言内战在进一步发展和强化，正是这一假设要求各国共产党的建设必须“尽可能按照集中制的方式”进行，强调“铁的纪律”和领导有很大的权力，尽管在原则上是承认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同样，还授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很大的权力，除代表大会外，执行委员会也可以批准各国党的纲领（第十五条），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和决议对于共产国际各国党来说是具有约束力的（第十六条）。尽管关于这些权力的条文表述得相当谨慎，但这样的表述对于斯大林派后来实行专权来说已经足够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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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同人数少得多的共产党依然在1920年10月的哈雷代表大会上实行了合并，此后，独立社会民主党少数派在1922年9月的纽伦堡代表大会上加入了社会民主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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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强大的革命运动就席卷了德国，共产党对这个运动却没有足够的准备。党的中央认为举行总罢工和起义的形势已经成熟，这遭到领导中一部分人的反对，他们（保·勒维〔Paul Levy〕、克拉拉·蔡特金等人）因为这个缘故离开了中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別是季诺维也夫帮助了这个三月行动，希望这能缓和俄国当时十分困难的形势。三月行动完全失败之后，领导中的分化和分歧更为加剧，而保·勒维写了一本小册子，激烈反对奉行这样的“无政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策略[1]，随后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这种尖锐的分歧也表现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勒维的意见，然而，他也不同意当时宣传不惜任何代价发动革命攻势的那些领导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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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以后，出现了用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前景，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占领了鲁尔区，随后又发生了物价上涨和生活条件恶化的情况，发生了新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建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政府（当时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亨·布兰德勒〔H. Brandler〕、P. 伯特歇尔〔P. Böttcher〕和弗里茨·黑克尔特〔Fritz Heckert〕参加萨克森政府，而卡·科尔施、阿尔本·滕纳〔Albin Tenner〕和诺伊鲍威尔〔Th. Neubauer〕参加了图林根政府）。
利用德国这样的紧张局势，以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还是许多俄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最后的希望，他们把这看成是梦寐以求的国际支持。尽管对于所出现的形势和行动成功的现实可能性并没有统一的评价，共产国际的领导还是对布兰德勒和他的领导施加了压力，要他们举行武装起义。整个行动在物质和干部方面都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但很快就被当局镇压下去。这样一来，战后的一个局势动荡时期随之宣告结束，在这一时期，本来有希望使俄国革命通过把革命扩大到欧洲土地上而得到它当时必不可少的历史性支持，进而有可能扩大为世界革命。
在失败以后，各派之间彼此责怪，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这样做又促使俄国党和德国党的领导的进一步分裂。先是以鲁特·费舍（Ruth Fischer）、A. 马斯洛夫（A. Maslov）、恩·台尔曼（E. Thälmann）等人为首的“左”派接掌了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不久这一批人内部又发生了分裂。自那时起，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猖獗起来的同时，德国共产党开始斯大林主义化，压制内部的任何反对派和完全屈从于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化的领导，众所周知，最后产生了惨痛的后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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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这个尖锐的阶级冲突的时期，从俄国革命起，直到后来的动荡，特别是到20年代初，无产阶级的实践把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作为这样的历史性新事物带到了历史舞台上来，它具有人类解放和觉醒的新阶段含义。
这些新的历史经验、第二国际的破产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形成的新形势，在一部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始终包含不同的派别。从激进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一直到社会主义右派和机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更是这样一种状况的样板。一直到大战以前，许多个人不仅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左翼的代表，而且由于具有往往使自己最终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极左观点而同运动本身发生冲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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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激进派别以及上述形势的影响下，在新建立的共产党内，一部分共产党左派认为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德国和欧洲面临革命，应当抛弃几乎一切旧的斗争方法，首先是议会主义和工会，而通过工厂组织（Betriebsorganisationen）和作为它们的政治表现的工人委员会，使阶级能够直接成为真正的革命主体。在此以前，任何一派共产党人都未曾如此激进地把工人委员会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革命斗争的策略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基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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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不同立场，德共内部出现了深刻的分裂，德共在1919年10月在海德堡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整个地把党的一些组织开除出自己的队伍。此后，被开除组织的代表于1928年4月组织了新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开始时，在这个新党内，影响最大的是潘涅库克、戈尔特、吕勒和施罗德四人。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新党在它的纲领中明确地把自己的基本主张同当时其他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区分开来，而这同时又是同潘涅库克的理论观点相吻合的：“委员会思想（Rätegedanke）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时期处于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中心地位。委员会思想现在在群众意识中所引起的或强或弱的反响，是衡量社会革命发展程度的尺度。在一定的革命形势范围内，争取使革命的工厂委员会和政治工人委员会得到承认的斗争始终会成长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对资本主义专政的斗争。委员会思想构成这一革命斗争的真正的政治轴心，按照历史的必然性，这一革命斗争的目标是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从而也反对这一制度的政治表现形式——资产阶级议会制。委员会制还是议会制？这一问题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要么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要么陷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泥淖。在德国现在这样的一派革命形势下，参与议会制不仅意味着破坏委员会思想，而且意味着使处于衰败中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世界起死回生，从而或多或少地像所希望的那样阻止无产阶级革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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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会问题上，这一纲领的立场，与我们已经在左派共产党人的主要代表，特别是潘涅库克那里所看到的一样。《纲领》认为，在这个新的革命时期，工会具有十足的反动性质，无法从内部对这种性质加以革命的改变。“工会的革命化绝不是任何个人的问题。这些组织的反革命性质在于它们特有的结构和它们的体系。从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只有摧毁工会才能开辟一条在德国推进社会革命的道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需要的是别的组织，而不是这些僵化的组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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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纲领特别强调希望实现一个最高的革命纲领，它在政治方面宣布：政治上和经济上同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国家，首先是同苏维埃俄罗斯联系在一起；解除资产阶级、警察、军官的武装，同时把政治上组织起来的革命工人武装起来并创建红军；解散各级议会和市政委员会；建立工人委员会，作为立法和执行机构；选举一个德国中央委员会和德国委员会代表大会（Rätekongress） ，作为委员会德国（Räte-Deutschlands）的最高立宪机构；将报刊交给地方政治委员会领导下的工人，废除资产阶级司法机构，建立革命法庭；由相应的无产阶级机构接管资产阶级的法院和公安机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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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还规定，由共和国-委员会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没收超过一定数额的财产，等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除了组织激进的、共产主义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之外，德国其他激进的左派团体还组成了两个组织，这两个组织不具备党的性质，而是径直在劳动所在地点、工厂和其他经济组织中把具有革命情绪的工人联合起来，并对各种类型的党持否定态度。第一个这样的联合建立于1919年12月，称“德国自由工人联合会（工团主义者）” [FAUD（S）〕，它通过R. 罗克尔在许多方面奉行克鲁泡特金（P. Kropotkin）和兰道耳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同样，1920年2月在汉诺威建立了统一的联合会“德国工人总联合会”（AAUD），在该联合会中，卡尔·贝克尔（Karl Becker）和卡尔·罗赫（Karl Roche）的影响最大。这个联合会同第一个工团主义联合会不同，它坚持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同新建立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联系较多。然而，在所有这些组织之间以及在它们各自的内部，存在许多相对立的意见、争论和不和，因而不断地经历危机、冲突和分裂。[1]到30年代，这些团体多多少少都垮了，正是从这些团体中涌现出一些人，他们后来在30年代初极其深刻地理解德国的情势，准备适应纳粹统治下的地下斗争条件。[2]
[1] 所有这些组织以及在各级的一些个人和小组，都出版自己的杂志，我们只把其中一些最著名的提一下：《行动》、《自由工人》、《斗争之声》、《阶级斗争》、《共产党人》、《统一阵线》、《共产主义工人报》、《共产主义工人》、《光芒》等等。其中的许多杂志寿命都很短，但是有些杂志，例如尤·博尔哈特出版的《光芒》，从1913年出到1919年，弗·普费姆费尔特出版的《行动》，从1911年出到1930年。
[2] 关于这些问题，除某些上面提到的书籍外，参见以下文集和著作：A. Pannekoek, H. Gorter, Organisation und Taktik 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Frankfurt a. M. 1969; Wilfried Gottschalch, Parlamentarismus und Rätedemokratie, Berlin 1968，以及已经提到的文集Die Linke gegen die Parteiherrschaft。在著作中，特别要指出的是Hans Manfred Bock, Sy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1923, Meisenheim am Glan 1969; Olaf Ihlau, Die Roten Kämpfer, Meisenheim am Glan 1969。
在最有力地表述这些左派团体和组织的基本原则或者由于自己的理论活动而留下了比较重要的影响的人士中，应当特别指出安·潘涅库克、赫尔曼·戈尔特和奥托·吕勒。在他们中间，从理论上说，潘涅库克是最重要的人物，本书前面已用了较多的篇幅谈到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在关于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策略的文章中，尤其极其有力地表述了激进左派观察和解决当时的问题的原则。在这个时期，潘涅库克还发表过其他几篇短文，对这些革命力量以及自己的朋友戈尔特产生了影响。例如，他在《新布朗基主义》（1920年）一文中提出了同样的论点，认为不能用党和领袖的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的专政，西欧的情况同俄国有根本的不同。潘涅库克认为，资本的权力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文化对人民的统治，只有通过长期和顽强的工作和斗争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文化。“因此，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在自身中战胜的反抗，要比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文化，具有促进革命的共产主义传统的东欧新国家大得无可比拟。群众深深地尊重资产阶级法律制度，这可以从他们面临恐怖主义的叫嚣时感到恐惧、相信一切谎言、对自己的措施犹豫不决的表现中明显看到。”[1]对于潘涅库克来说，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应当推迟革命，而是意味着，在西方，革命不能仅仅依靠坚定的少数人。布朗基主义的策略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和有害的。“关于革命少数，关于党的共产主义专政的学说，在这里意味着低估敌人的力量，低估必要的宣传工作，这必然会导致最严重的倒退。革命只能来自群众，只有靠群众来实行。”[2]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于潘涅库克来说，由此产生的是，必须广泛地建立工厂组织和工厂委员会，放弃只停留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只注重领袖的作用而不注重工人阶级直接影响的作用的议会制和工会，这特别对建立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荷兰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那些左派有影响。
[1] A. Pannekoek, Der neue Blanquismus，见A. Pannekoek, H. Gorter, Organisation und Taktik 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Frankfurt a. M. 1969, str. 121。
[2] A. Pannekoek, Der neue Blanquismus，见A. Pannekoek, H. Gorter, Organisation und Taktik 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Frankfurt a. M. 1969, str. 121。
列宁首先对这些观点做出了反应，他写了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文章，这使得俄国布尔什维克与当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一流派的分裂越来越严重。这一派的第二号重要人物、潘涅库克的好友和战友、荷兰著名诗人和争取工人阶级胜利的最无私的战士之一赫尔曼·戈尔特（Hermann Gorter, 1864-1927），对列宁的这篇文章做了直接回答。他原先研究古典哲学，写了关于埃希尔的论文而获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于19世纪90年代末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SDAP），很快就同潘涅库克和 R. 霍尔斯托夫（R. Holstov）一起成了聚集在《论坛》周围的左翼反对派的领袖。他由于自己所持的观点，于 1909年与他的志同道合者（论坛派）一起被开除出党，并与他们一起建立社会民主党（SDP）。大战时，在1916年的欧洲左派齐美尔瓦德会议上，他同其他同志一起支持布尔什维克。在此以前，在西欧的社会主义人士中间，他是以他所写的关于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文章，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俗介绍而出名的。[1]尽管这篇介绍写得很通俗，但它还是反映了戈尔特始终坚持的某些观点，首先是他非常强调历史进程的主体，而不那么强调规律性，并且指出群众自发性的重要性。戈尔特以及上述整个集团兴高采烈地欢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1917年的行动。然而，不久就发生了分歧，首先是在对欧洲的局势的估计和共产党人应采取的策略方面，其次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状况方面。
[1] H. Gorter,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für Arbeiter erklärt （1909）, H. Gorter, Der Imperialismus, der Weltkrieg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1915）, H. Gorter, Die Weltrevolution （1918），以及反对荷兰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的文章：Der Opportunismus in der niederländischen Kommunistischen Partei （1921）。
戈尔特与潘涅库克一样，认为欧洲的局势与俄国的局势有本质的不同，他的基本观点表现在建立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时所主张的反议会和反工会的策略上，他立即写了一封篇幅像整整一个小册子的公开信来回答列宁。戈尔特认为，列宁过分从俄国的情况和经验出发来观察形势。然而，欧洲同俄国有本质的不同。他认为，欧洲农民本来在人数上就比俄国和亚洲的农民少得多，在本质上又是反对革命的。欧洲有发达的、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它面对资产阶级，不像在俄国那样，是弱小的哥利亚面对强壮的大卫，而是巨人面对巨人。因此，领袖和政治组织的作用就比较小。此外，议会和工会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策略工具在发挥自己的作用。欧洲正面临革命，为此，需要的是党和领袖所不能代替的群众性行动。因此，诉诸议会制和工会的策略，基本上是机会主义的策略，在戈尔特看来，列宁和第三国际就奉行这种机会主义的策略，而第三国际没有必要处于俄国共产党人的占主导地位的影响之下。革命必须首先依靠工人委员会，依靠工厂组织，而工厂组织又通过自己的代表建立各个地区以及全国的组织-委员会。工人阶级在欧洲不可能指望得到其他阶级或集团的援助。革命必须通过自己的群众性的委员会组织求得胜利，而这些委员会也是未来的经济管理机构和政权机构。因此，宣传和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教育在当前是极其迫切的，而不是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认为的那样，已是过时的事。戈尔特认为，正如布尔什维克1903年，或许还在创办《火星报》时期之前那样，他们在欧洲正处于开始建立一个懂得应用这些原则的坚强而又明确的革命核心时期。戈尔特写道，因此我们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必须仍然是人数不多的，因为工人运动还受机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强烈影响，因此还是软弱的。要是因此而指责我们是小团体，我们就得说，你们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一度也是人数不多，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却因此而是纯洁和强大的。因此事实上我们这里宣传“纯粹的”共产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是极其必要的。“因此，在这里，在西欧，有谁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想达成妥协，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结成联盟，简言之，有谁想在这里，在西欧实行机会主义，那他就是沉迷于幻想，而不是讲究实际，他就是在欺骗无产阶级，他就因此（我在这里使用你们对待阿姆斯特丹委员会的同一个字眼）背叛了无产阶级。而这对于在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同样是适用的。”[1]
[1] H. Gorter, Offner Brief an den Genossen Lenin, iz Die Linke gegen die Parteiherrschaft, str. 488.
戈尔特承认列宁出色地懂得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沿着曲折的道路走向胜利。但是，西欧的无产阶级却只能沿着笔直的明确的道路走向胜利。最后，戈尔特把自己的观点归纳为七点：“ 1. 西欧革命的策略必须完全不同于俄国革命。2. 因为无产阶级在这里是孤单的。3. 因此这里的无产阶级必须靠自己举行革命，反对其他各个阶级。4. 因此，无产阶级群众的意义相应地大于俄国，领袖的意义小于俄国。5. 因此，这里的无产阶级还必须拥有最精良的革命武器。6. 鉴于工会是有缺陷的武器，必须予以替换，使之变为工厂组织，而工厂组织将联合成联合会。7. 鉴于无产阶级必须靠自己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搞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大大提高自己。因此，在革命中不采用议会制为好。”[1]
[1] H. Gorter, Offner Brief an den Genossen Lenin, iz Die Linke gegen die Parteiherrschaft, str. 489.
戈尔特深信他们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行动中的社会主义阶段。[1]因此，他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战斗组织》（1921年）的文章中，试图解决欧洲当时局势的这个基本问题。他认为，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当时局势的本质，而这就是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在戈尔特看来，这种分析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在欧洲多数地区已经破产。无产阶级的整个策略的目标必须是直接指向革命。他认为，俄国革命的目标是指向党和领袖的专政，而这在欧洲是不予考虑的。在欧洲，必须由作为最强大和最革命的阶级的无产阶级自己来实行专政。“如果在这里已经产生了这么些严重的后果之后，现在还要在这里奉行俄国的党和领袖专政的策略，那么这不再是愚蠢，而是犯罪了。是对革命犯罪。”[2]
[1] 在论荷兰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的文章中（1919年写，1921年发表），他写道：“第一阶段是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空想。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按照科学发展的阶段——从1847年，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这一年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在这一年开始了第三阶段：作为行动的社会主义。第一号事实是第二阶段的结束。第二号事实是发现实现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形式：苏维埃、工人委员会。这些形式在工场、工厂里产生并推广到全社会。自下而上地把整个经济和政治的权力交到劳动阶级的手中。这是绝对的权力，是专政。它们建立了一个新国家，这个新国家摒弃旧国家，并终将‘消亡’，过渡到不再承认任何领导的新社会。 ”（H. Gorter, Der Opportunismus in der niederländischen Kommunistischen Partei, 引自Die Linke gegen die Parteiherrschaft, str. 292-294.）
[2] H. Gorter, Die Klassenkampf-Organisation des Proletariats，引自A. Pannekoek, H. Gorter, Organisation und Taktik 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str. 230。
在组织和策略方面，戈尔特不像吕勒走得那么远，吕勒在当时就已经完全不想要政党，而戈尔特则认为——正如我们从他给列宁的信中所看到的——当时无产阶级需要的是一个小的、自觉的、“纯洁的”党，它将为无产阶级提出忠告，采取行动，但是不谋求实行自己的专政。戈尔特把自己关于党的看法同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建立群众性的党的主张，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谴责任何政治组织的做法对立起来。鉴于当时工团主义和联合主义的愿望颇为强烈，戈尔特在自己的文章中得出结论说：“工人们，就是在现在，请你们在这一点上，总而言之在这一点上来看看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不要任何党的联盟的那些盟员（诸如联盟的东萨克森诸州、诸如奥托·吕勒和普费姆费尔特等人）的愚不可及吧。无产阶级的阶级关系只允许无产阶级的一小部分具备深刻的和高度的认识，这一点你们能够否认吗？工厂组织始终会有一大批是机会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空想的和发展不足的，这一点你们能够否认吗？不能——也就是说工厂组织本身是否永远不可能举行和领导革命？不能。”戈尔特最后从这一意义上归纳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左派”追求的是：“1. 把所有工人，把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包括进联盟。2. 把最觉悟的工人吸收入党。3. 联盟和党保持团结。而党的目标是：实行阶级的、无产阶级本身的专政。”[2]
[1] H. Gorter, Die Klassenkampf-Organisation des Proletariats，引自A. Pannekoek, H. Gorter, Organisation und Taktik 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str. 241。
[2] H. Gorter, Die Klassenkampf-Organisation des Proletariats，引自A. Pannekoek, H. Gorter, Organisation und Taktik 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str. 244。
这样，在戈尔特以及他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的志同道合者与布尔什维克及他们在德国共产党内的追随者之间，发生越来越大的分裂和冲突。戈尔特还进一步认为，俄国革命将首先由于农民群众占压倒优势而遭受失败，党的领导对农民必然会奉行调和的和机会主义的政策。戈尔特认为，通过镇压喀琅施塔特起义和实行新经济政策，党的官僚按照越来越违反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方式在领导国家。尽管在当时[1]他认为，还不是毫无希望了，戈尔特还是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的施罗德一起，坚决致力于组织新国际，因此党的队伍也发生了分裂。尽管有许多人不同意，施罗德集团于1922年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除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的德国派外，就只有荷兰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代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他们宣布成立新的共产主义工人国际（KAI），它所持的立场基本上就是我们已经谈到的潘涅库克和戈尔特的观点。由于它的成员有限[2]，反对它的人称它为第三个半国际，而它本身在1924年11月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即停止存在。
[1] 参见H. Gorter, Die Moskauer Internationale （1922）。
[2] 在1922年10月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除了上述集团外，出席的还有俄国、保加利亚的左派共产党人代表，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作为英国左派的代表拍发了贺电，此外出席的还有德国工人总联合会的代表以及阿姆斯特丹小组。
当时的左派团体和运动经常存在摩擦和分裂，戈尔特的身体也垮了，加上对俄国和欧洲的某些事态做了不正确的估计，凡此种种，导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解体，使得戈尔特于1927年在从瑞士休假回国前往布鲁塞尔途中过早地去世。尽管戈尔特作为一位理论家不如潘涅库克出色，但是由于他强调欧洲情况有别于俄国情况的特殊性，特别是他强调工人委员会的思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成了为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以及为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而奋斗的伟大战士和最无私的战士之一。
还有一个人以自己的活动和文章在这个时期留下踪迹，在评价当时的局势时更加激进而又更为片面，这个人就是奥托·吕勒（Otto Rühle, 1874-1943）。吕勒早在1915年就显示了他的激进态度，那一年，他作为德国社会党的议员第一个支持李卜克内西投票反对战争贷款。1915年3月，他出席了李卜克内西和梅林在威·皮克那里的会晤，这次会晤决定出版《国际报》，该报只出了一年。但是，他同罗·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梅林、皮克（Pjeck）、约吉希斯（L. Jogiches）等人因此成了“国际派”发起人，这一派后来被称为“斯巴达克同盟”。在十一月革命中，吕勒曾担任德累斯顿工人士兵革命委员会主席，但是他不久就放弃了这一职位，跟自己的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因为他认为这场革命越来越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
吕勒属于后来建立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那批人，他同戈尔特、弗·荣格、J. 阿佩尔、米·施罗德一起，曾就左派共产党人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在莫斯科同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进行谈判。然而，吕勒通常由于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当面临十分复杂的历史局势，往往不能够“纯粹地”和毫不妥协地去解决的时候，毫不妥协的立场便是个人的强点和弱点了），而在上述左派共产党人中间不久就走得最远。这从他1920年写的《革命不是党的事业》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在这篇文章中，他尖锐地批评德国共产党，在他看来，德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机会主义的议会党，而不是革命党。而“革命绝不是党的事业。所有三个社会民主党（吕勒指德国共产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犯有想入非非的毛病，因为他们把革命看成自己党的事业，而把革命的胜利宣称是自己党的目标。革命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政治事业和经济事业。只有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才能把革命进行到胜利。其他一切都是迷信、蛊惑和政治骗术”[1]。吕勒当时还是支持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因为他认为，该党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党，它正致力于建立革命的工厂组织，宣传工人总联合会，以此增强群众的相信自己的信念，而只有这样，一个党才能成为革命的心脏和头脑。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建立革命委员会、革命的委员会代表大会、革命的政府-委员会，一句话，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委员会专政（Rätediktatur）。[2]
[1] Otto Rühle, Die Revolution ist keine Parteisache，引自Die Linke gegen die Parteiherrschaft, str. 334。
[2] 参见O. Rühle, Die Revolution ist keine Parteisache，引自Die Linke gegen die Parteiherrschaft, str. 337。
然而，吕勒不久就采取了在许多方面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立场一致的极端激进立场：否定一切党，谴责布尔什维克实行党的专政而不是无产者的专政，谴责布尔什维克遏制苏维埃的建立和不让苏维埃发挥作用，而这一切导致了革命的失败。第二年，1921年，他在《组织的基本问题》的文章中写道，“党和工会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从革命前时期继承下来的组织”[1]。党具有资产阶级的出身，因此它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而“资产阶级的实质在组织上的特点是集中制”[2]。
[1] O. Rühle, Grundfragen der Organisation，引自H. M. Bock, Su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1923, str. 396。
[2] O. Rühle, Grundfragen der Organisation，引自H. M. Bock, Su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1923, str. 398。
吕勒特别批评任何党的集中制这一因素，认为它导致群众和阶级的消极，在革命形势下导致失败。吕勒强调，与此相同的是，领袖们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由于生活水平超过工人的工资而越来越具有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集中制使他们变成了从事管理、坐机关的人，而不是成为战士。“因为是官员，而不是无产者，他们被委派到无产阶级革命中来，没有什么东西内在地把他们同这场革命联系在一起。”[1]
[1] O. Rühle, Grundfragen der Organisation，引自H. M. Bock, Su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1923, str. 400。
同潘涅库克和戈尔特不同，吕勒始终坚持自己的激进的逻辑，他认为，任何一个党都不可能成功地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因为“党和工会这样的绝对集中制的组织，一旦夺取国家政权，就会按其内部的必然性走向官僚主义。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党如果想保持掌权，它必须立即用可靠的人来占据所有重要岗位。它从自己的队伍中挑选它认为可靠的人，也就是它认为是革命的人。这些人就成了党的头目，政权的头目，而国家政权事实上只不过是设计得精巧的党的权力而已”[1]。
[1] O. Rühle, Grundfragen der Organisation，引自H. M. Bock, Su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1923, str. 402-403。
由于这样一些观点，吕勒早于其他人尖锐地批评苏维埃新政权是官僚主义政权，在他看来，这是党的统治的可以理解的结果，因为一个“集中制的党，即便满怀最诚实的愿望，决不可能建立委员会。它事实上陷于官僚主义。它生存在官僚主义之中并且因官僚主义而存在。俄国有委员部官僚。是它们在统治。俄国没有任何委员会制度。在政权的前所未闻的恐怖下根据党的名单公开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决不是革命意义上的委员会。它们是充当布景的委员会。它们是一场政治骗局。俄国的全部权力掌握在官僚这个委员会制度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1]。
[1] O. Rühle, Grundfragen der Organisation，引自H. M. Bock, Su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1923, str. 403。
吕勒接着说，无产阶级的自治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前提必须在于委员会制，因为“没有委员会，就没有社会主义建设，就没有共产主义。党的专政是官僚的统治，是委员的专政，是国家资本主义，是更为恶劣的剥夺和奴役”[1]。
[1] O. Rühle, Grundfragen der Organisation，引自H. M. Bock, Su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1923, str. 403。
因此，在吕勒看来，不存在比党更大的妨碍革命的障碍和困难，不存在比党更大的委员会制度的反对者。因此，吕勒由于自己的激进主义而几乎同他自己当时甚至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的所有朋友发生冲突，但是同当时对党和布尔什维克持批判态度的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激进主义是以本质上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自由生产者的联合、委员会和自治为基础的。吕勒认为，只有“扎根于工厂，彻底克服了党的性质，消除了对党的一切依赖，在自己的建设中尽可能体现委员会制度”[1]的那些组织才能做好建立委员会的准备。
[1] O. Rühle, Grundfragen der Organisation，引自H. M. Bock, Su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1923, str. 404。
吕勒在他这一时期写的主要文章中总结了自己的所有这些看法，他毫无保留地摒弃党、工会和议会制，而把无产阶级整个斗争组织以及嗣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置于工厂组织和委员会制度之上，这一制度建立在代表原则和对代表的限权委托的基础之上，直到委员会代表大会。工厂组织是按照联邦制，而不是按照集中制的方式建立的，工厂组织在自己的活动方面完全独立自主，不受任何外界意见的影响。全体代表一律选举产生，随时可以撤换，因为他们受到群众的经常监督。[1]在吕勒看来，“委员会制度是与阶级斗争的性质和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无产阶级组织。当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接管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机器，而必须找到自己的形式来贯彻自己的革命意志的时候，那么，有了委员会组织，这项任务就解决了”[2]。吕勒举巴黎公社和俄国的苏维埃为例，向工人阶级说明，应当如何进行作为无产阶级现象的革命。在吕勒看来，争取建立委员会的斗争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必须首先在无产阶级最强大的地方——在工厂和车间赢得这一斗争。由于存在现代化的军事组织，首先夺取政权的旧策略几乎是行不通的。斗争必须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开始建立委员会的第二个阶段。为建立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而斗争，不可能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妥协，而是由工人阶级完全按照自身的利益来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并掌握一切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设共产主义共同体，从而开始委员会制度的第三个阶段。经济按照新的原则加以指导和组织，实施新法律是制定这些法律的人的事，立法机构和执行机构合二为一，而“这种有广泛基础并加以建立的机构将是委员会制度（das Rätesystem）”[3]。
[1] 应当指出的是，不仅吕勒，而且还有其他许多个人以及工人委员会和联合会的代表，当时都曾设想过社会主义制度下从工厂或车间的基层委员会，经过地区委员会、整个共和国一级的生产部门委员会，直到共和国中央委员会或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建立、行使职能和管理。
[2] O. Rühle, Von der bürgerlichen zu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Berlin-Wilmersdorf 1970, str. 63（第一版发表于1924年）.
[3]O. Rühle, Von der bürgerlichen zu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Berlin-Wilmersdorf 1970, str. 68.
就这样，吕勒以其明确而激进的态度表述了共产主义建设的重要前提之一，同时是经济的和政治的委员会组织，或者如我们今天所说的自治组织，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保证。“社会主义时代的组织上、行政技术上、社会形式上的理想的实现就在于委员会制度本身。社会主义是与委员会制度一起共存亡的。”[1]
[1] O. Rühle, Von der bürgerlichen zu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Berlin-Wilmersdorf 1970, str. 72.
除了当时许多不那么出名的左派共产党人外，跟潘涅库克和戈尔特一样，吕勒恰恰是由于他主张把“委员会”（Räte）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实质和含义，看成是衡量人们希望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个制度的根本标准。吕勒由于釆取毫不妥协的立场，而在当时必然置身于工人阶级斗争的主流之外，这种立场在涉及政治活动的时候，往往是片面性的标志。委员会组织和通过这些组织进行斗争的观念，当时是只有个别人能够遵奉的理想观念。传统的党和工会以及有布尔什维克的崇高威望做支柱的新共产党，还是吸引了大多数无产阶级。
然而，吕勒始终忠于自己的观念。除了上述政治理论活动外，吕勒还很重视教育问题。早在大战前，他就写过几部篇幅不长的关于民众学校和社会主义教育的著作。战后不久，他写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学大纲的宣言，他主张进行反权威的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对于他来说，这意味着本着自由、自主、真理和团结的精神进行教育。吕勒在自己这一观念中，同时还运用了自己关于委员会的立场，认为经由劳动进行教育，而这意味着经由劳动组织进行教育，是教育带根本性的一个方面，因此，工厂委员会同时也就是教育委员会。[1]后来，他还出了一部三卷本的论述欧洲革命的书以及卡·马克思传，这本传记是后来采用精神分析和精神社会学方法来理解马克思的一切尝试的先驱。[2]他侨居国外，到了墨西哥，在那里，他甚至成为调査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指控的真实性的杜威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他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托洛茨基进行了长时间的论战性谈话和辩论。在晚年，他在墨西哥甚至成了一位公认的画家，取名为卡尔洛斯·蒂莫内罗（Carloss Timonero）。
[1] 参见O. Rühle, Erziehung zum Sozialismus, Ein Manifest, Berlin 1919; Das Kommunistische Schulprogram, Berlin-Wilmersdorf 1920。
[2] O. Rühle, Die Revolutionen Europas I-III, Dresden 1927; O. Rühle, Karl Marx, Leben und Werk, Hellerau 1928.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时德国的左派共产党人的理论观点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不是没有矛盾的，有时甚至是混乱的和宗派主义的，正如共产主义运动直到今天出现的情况一样。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并非总是有理由的，我们对这种情况却是可以理解的。形势极其复杂。俄国的十月革命使人产生希望，群情激昂，而事件又只是一再证明存在革命的形势。另一方面，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瓦解还只是不久前的事，还不能使群众接受全新的革命政策。而附加的困难又恰恰在于：在这样一个暴风雨般的时期，不可能一下子找到最适宜的道路和组织形式。对形势的估计，即使在一个党内或一个组织内，也往往是极其不同的。如果再考虑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竭力想摆脱令人难堪和苦恼的孤立，从而对某些估计和行为施加了影响，那么出现这种混乱局面就更是可以理解的了。布尔什维克方面对于德国形势的特殊性往往缺乏足够的谅解，德国的形势是不能用俄国的标准来衡量的。同样，德国的左派激进分子方面对于一筹莫展的俄国的形势，对于列宁所实行的转变和采取的某些措施往往也缺乏足够的谅解，因为列宁的转变和采取的措施不是原则问题或者放弃原则，而是为了挽救革命而做的必不可少的暂时退却。在情绪激昂，革命力量准备进行坚决的战斗的年月里，这一切不可能得到合理和透彻的阐明。
因此，同样也很明显，为什么许多左派共产党人当时对力量对比做出几乎是赤裸裸的公式化的估计，抛弃在此以前已表明是不适合革命的旧方法，只依靠阶级的革命组织。但是，如果说某些估计，特别是对布尔什维克当时的努力的估计是片面的、抽象教条的，那么，这种估计又表明，对某些现象（例如，官僚国家主义关系的加强、党的垄断和管理的危险性、委员会的削弱等等）所做的片面的、激进的批判阐述，对于革命进一步的发展往往也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只是表明，如果不容许持有这样的批判态度，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批判性的对话，甚至开展激烈的论战，如果社会中缺乏深刻的民主关系，要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设想的，因为在社会中必须让关于解决至今没有历史先例的新的历史过程的可能性、道路和方式的不同估计得到充分的反映。这一缺点使俄国革命被埋葬在斯大林的非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和恐怖统治之中了。
当时的左派共产党人立下了巨大的历史功绩，因为他们在当时就一再提醒人们注意这些危险，同时他们又极其清楚地和十分激进地提出了工人委员会问题、自由生产者的联合问题，并把它置于自己的考虑和行动的中心。列宁在罗莎·卢森堡死后曾写道，她在许多问题上犯过错误，但是她过去是并且仍然是山鹰！对于“委员会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我们也可以说同样的话。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对今后斗争的时机和策略的评价上，肯定是犯了错误的。但是，由于他们提出了委员会的观念，把委员会视为工人阶级的根本组织形式，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础，他们从根本上预告了决定性的历史斗争。后来，在斯大林的第三国际的实践中，这一点完全受到排斥，以致在经过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一系列的共产党或社会党以及工人群众不了解社会主义的这个根本原则和准则！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的意识中即便今天也仍然充满了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因此，当时的左派共产党人的伟大之处和历史功绩就在于他们如此突出地强调了委员会原则。
二、卡尔·科尔施
在力图从理论上超越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概括这一历史实践的成果，并且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新问题和解决办法方面，卡尔·科尔施（1886-1961）在德国的这个时期内占有重要的地位。
早在1919年写的关于“社会化”问题的首批文章中，他就明确地指出“社会政策”和“社会化”之间的区别，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国家化”之间的区别，认为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工人委员会的建立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意义所在。科尔施主张实行“工业自治”，实际上是主张由参加生产的人掌权和管理生产过程，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的社会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绝不是同一码事。对于我们来说，国家化只是社会化的一种形式。社会化的所有形式只有其结果起到了我们认为是‘工业自治’的那种调节社会生产关系的作用，我们才承认它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化’ ”[1]。
[1] K. Korsch, Was ist sozialisierung?引自K. Korsch, Schriften zur Sozialisierung, Frankfurt a. M. 1969, str. 38。
科尔施当时就假设，在社会主义的第一时期需要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督”，需要由社会有计划地指导生产，这种指导可以具备不同的形式，甚至国家的形式，但是重要的是辅之以“自下而上的监督”。国家化本身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含义所在。而“这两个今天会导向社会化的要求，即自上而下的监督（经过整体）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经过直接参与者），相互可以可靠而又迅速地实现的”道路，“是今天人们提得很多，却很少被理解的‘委员会制度’（Rätesystem）”。[1]科尔施完全正确地认为，只有把社会建设成为委员会制度的社会，才能避免始终还是政治的社会主义社会发生的深刻冲突和分裂。
[1] K. Korsch, Die Sozialisierungsfrage vor und nach der Revolution, Schriften zur Sozialisierung, Frankfurt a. M. 1969, str. 54. 同样参见以下论文：Das sozialistische und das syndikalistische Sozialisierungsprogram （1919）, Grungdsätzliches über Sozialisierung （1920）, Sozialismus und soziale Reform （1920）。
科尔施在关于工人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权利的著作中表明，他是了解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实质和新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的为数很少的人中的一个。科尔施尖锐地强调作为阶级权利的权利的性质，认识到资本主义随着自身带来的在程度上进一步的自由，同时他激烈反对维伯夫妇（B. Webb和S. Webb）的费边主义观点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大裁判官”考茨基，反对他们认为不必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科尔施认为，他们强调工人参与生产组织的权利，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所特别推崇的那种权利，却看不到这种现象的真正界限。“然而，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所有这种参与的权利（Mitwirkungsrechte）都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些权利任何时候都不能发展到超过资本家阶级赢利的利益所能容许的程度。这就是说，如果工人把这些权利理解为某种比取得据点以准备最后的斗争更多的东西，那么这一切所谓参与的权利实际上仅仅是一块帷幕，它可以如此长期地掩盖资本家对‘劳动共同体’的专政，一直到资本家由于客观关系的缘故最终不得不抛弃这块帷幕而公开地实行自己的阶级专政的时候为止。”[1]
[1] K. Korsch, Arbeitsrecht für Betriebsräte, Berlin 1922, str. 37.
在这本书中，对于工人参与产品销售、协作等等，一直到委员会的最新形式的出现（这里指的是参与对生产本身的管理）的问题的发展，科尔施也提出了有意思的历史分析。他同样也尖锐地批评了玩弄这种革命权利的做法以及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手腕，认为这个党善于在战后时期使所有这一切革命努力都变成战前时期社会改良主义古玩店的无害的玩具。[1]
[1] K. Korsch, Arbeitsrecht für Betriebsräte, Berlin 1922, str. 63-64.
科尔施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历史意义。这就是说，“工厂委员会不再仅仅是工会在现存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内部，为保持‘佣工’的生活地位进行斗争的‘辅助机关’，而是工会在工厂中，进而在工业部门中扎根的一个‘前哨’，这些工厂和部门今天还掌握在阶级敌人的手里，必须通过革命斗争从这个阶级敌人那里把它们夺过来，交给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监督并最终地进行统一的管理”[1]。
[1] K. Korsch, Arbeitsrecht für Betriebsräte, Berlin 1922, str. 69.
科尔施强调指出，委员会制度只是在无产阶级的俄国宣布实行，尽管还没有达到俄国的《劳动法典》所规定的那种程度。科尔施认为，在俄国，至少是为实际实现真正的苏维埃制度做了可敬的尝试，并认为，当世界革命容许俄国无产阶级彻底完成自己已经开始的事业时，这种制度才会完全实现。
在所有其他的国家里，整个这一革命潮流再次被引人最普通的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因此，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自身来夺取政权，清除自己队伍中的改良主义者，意识到自己的作用以及委员会制度的意义。“在具有‘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特点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内，在整个经济、在各个经济部门和每个单独的工厂进行的长期的、艰苦而持久的斗争中，将会实现建立在巩固的‘工业民主’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宪法，从而逐步实现使国家政权替自己服务的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委员会制度。”[1]
[1] K. Korsch, Arbeitsrecht für Betriebsräte, Berlin 1922, str. 104.
工人委员会以及作为无产阶级社会组织的新形式的整个委员会制度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那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因此，列宁对俄国革命经验进行的理论概括和分析以及对苏维埃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强调，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
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在理论上相当明确和深刻地提出社会主义问题，不仅把它作为一个新阶级的政权问题，不仅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而且也作为社会关系改造的时期，他就必然会得出列宁早已明确强调过的，卢卡奇、科尔施以及其他许多人所维护的那些结论。
除了这部著作以外，科尔施还发表了某些篇幅较小的哲学著作和文章，在这些著作和文章中，他和卢卡奇一样，致力于克服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严重的停滞。
科尔施的努力同样缺乏完整性，他做了较多的探索、推测和假设，研究应当采用什么方式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整个问题，特别是哲学问题。在这种努力中，科尔施自己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答案。一方面，他看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社会和意识形态进行出色的批判的观点。由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产生了某些动摇。科尔施在一段话里面认为，资产阶级理论家和半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以为马克思主义要建立新哲学以代替旧哲学，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以代替旧的历史编纂学，同样还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国家、社会学等等的新学说，他们的这些推测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很少要求这一点，正如它所表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很少主张提出新的‘国家’和新的‘国家制度’来代替目前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及其所有的各个成员一样。卡尔·马克思不是这样做，而是把‘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批判’整个资产阶级的‘人文科学’，一句话，批判整个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目的，——而且他正是像以无产阶级的观点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那样去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1]
[1] K. Korsch, Der Standtpunkt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1922），见文集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Leipzig 1930, str. 121。
尽管科尔施清楚地看到，关于哲学和科学“不偏不倚”的理论根本是一种幻想，尽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其最初阶段必然以批判的方式表现出来（正如人类的意识和意识形态发展中的每一个比较激进的转折一样）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仅仅停留在批判上，这在现代的发展中必然意味着落后。
科尔施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还维护一种激进的观点，认为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统一的批判整体，因此，那种以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由详尽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科学或社会学”所“补充”的看法，是错误的和虚幻的。“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不需要这种补充，同样也不需要某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或 ‘数学’。”[1]
[1] K. Korsch, Der Standtpunkt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1922），见文集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Leipzig 1930, str. 125-126。
因此，他实际上常常把哲学论题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个历史辩证法的综合的论题，这种做法类似于卢卡奇的主张。[1]
[1] 例如，在同沃尔特曼（L. Woltmann）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论战时，科尔施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作为对‘社会历史’生活的唯物主义的理解有别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作‘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那种唯物主义”。（K. Korsch, Der Standtpunkt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1922），见文集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Leipzig 1930, str. 141）人们在与卢卡奇的论战中也攻击科尔施否定自然辩证法，但是，科尔施并没有探讨过这个问题。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的、本质的特征，是在解释人及其历史方面始终如一地和彻底地贯彻“此岸性”的原则，他正是在这个“此岸性”原则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唯物主义的特征，因为这个原则绝对排斥对历史做任何“彼岸性的”、非历史的、超人类的等等解释，即使指的是诸如有机体、地理因素等等唯物主义原则。
这样，科尔施如同卢卡奇一样，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实践问题。[1]
[1] 科尔施在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时正确地指出，不仅资产阶级的哲学史编纂学，而且马克思主义者自己都几乎丝毫没有注意这些问题。有意思的是，资产阶级哲学史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宇伯威格（F. Überweg）、朗格（O. Lange）、文德尔班（W. Windelband）、库·费舍（K. Fischer）、布雷叶（E. Bréhier）等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作为哲学起作用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无知，确实是令人吃惊的。只要从文德尔班著名的《哲学史教程》中引出一段话来就够了：“当费尔巴哈从黑格尔的辩证法蜕变而来的唯物主义还在盛行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创立了一种把黑格尔和孔德的论点以特种方式混杂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他们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找到了历史的真谛。但这整个生活实质上是经济的自然界……因此，所有这些不同的文化活动仅仅是经济生活的分支，而全部历史也因而应该是经济的历史。”（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Tübingen 1935, str. 554）
为了懂得唯物史观，必须认识到，我们在其中活动的现实世界的一切现象首先分为两大类：一方面，我们同我们周围的一切属于一个我们称之为“自然界”的自然世界，属于一个不以我们的意识、愿望等等为转移的“非人的”世界。另一方面，我们是作为有思想、有愿望和有活动的人而存在于我们实际上对它起作用的世界上的，因此我们应当把这个世界看成是我们的产物，并且把我们看成是它的产物。“然而，这两个世界，一方面是自然世界，另一方面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世界，并不是两个分割的世界，而是同一个世界：它们的统一在于这两个世界都是在人们的积极的和消极的生活过程中造成的，人们在自己劳动的相互作用中和思维中不断地再生产和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整个现实。然而，这两个被如此看待的世界的联系，无论如何只能存在于经济之中，更确切地说是存在于‘物质生产’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别的地方。”[1]
[1] K. Korsch, Der Standtpunkt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1922），见文集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Leipzig 1930, str. 137。
在这些问题上，科尔施和卢卡奇的思想是接近的。尤其是在强调意识、意识形态和哲学是人类实践的本质要素方面。正因为如此，科尔施在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主要著作中，正是把大量的篇幅用来批判尤其是在第二国际时期广为流行的一切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按照这些观点，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仅仅是社会关系的反射，甚至是一般思想上的、无对象的思辨的幻觉。
“庸俗社会主义的基本的重大缺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在于完全‘不科学地’坚持一种素朴的实在论，而所谓人的健全的理智，那种‘最坏的形而上学者’以及市民社会的一般的、实证的科学正是凭着这种实在论在意识及其对象之间划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他们丝毫没有觉察到，在批判哲学的先验观点看来已不再完全存在的这种矛盾，对于辩证的观点来说是完全被扬弃了的。”[1]
[1] K.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见文集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Leipzig 1930, str. 106-107。
因此，不能停留在提出某个客体和完全不从属于它的主体这种素朴实在论的观点上。无论科学以前的意识或科学的意识都不是某种同自然的和社会历史的世界对立的独立的东西，“而是作为这个自然-社会历史的世界的一个实在的、真正的，‘即使是精神上理想的’部分在这个世界中产生的”[1]。
[1] K.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见文集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Leipzig 1930, str. 113。
因而科尔施看到，不应该停留在以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观点分割主体和客体上，也不应该停留在综合的历史过程的一个因素，即经济因素上，因此也不应该停留在对实践做片面的说明上，而这在后来斯大林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中却是那样习以为常。
科尔施批判那种对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的第二条提纲，即论实践的提纲的十分常见的片面解释，同时他有根据地从第八条提纲中援引了马克思的立场：“凡是把理论导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因此，新的唯物论的-辩证法的立场和方法的原则是：“理论批评和实践变革，这两者被理解为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着的行动，这两者作为行动，并不是任何抽象的意义上的行动，而是具体现实的市民社会世界的具体的、现实的变革。”[2]
[1] 着重号是我加的。——弗兰尼茨基
[2] K.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见文集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Leipzig 1930, str. 115。
因此，思想、意识、意识形态等等并不是无所事事的个人的一般的精神活动，也不仅是对一定社会状况的思想辩护，而是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强调指出的，是统一的历史过程的非常现实和有力的杠杆。
科尔施试图把这种关系本身理解为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而不是对象和反映的关系。“经济观念对于市民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的现实来说，表面上看来不过是图画和被描绘的对象的关系，而事实上是某个整体的一个特定部分对这个整体的其他部分的关系。”[1]
[1] K.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见文集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Leipzig 1930, str. 116。
尽管反映这个概念本身，对于解释一个时代的意识的全部总和是不明确的和不够的，但是科尔施在部分和整体这个观点方面也丝毫没有深入这个问题。问题仍然是：作为部分和整体的这个关系的基本特征的这种关系是什么？如果意识应当只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的一部分，那么意识和社会现实的差异又怎么可能呢？
科尔施没有解释这些问题。尽管他正确地指出了不要低估意识形态的形式的意义，尽管他正确地强调了革命的科学批判作为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所具有的作用，他实际上却缩小了哲学的范围和意义。
把社会运动看成是统一的过程，其中不存在孤立的法律史、哲学史、宗教史、艺术史等等，这是完全正确的。最一般地说，只存在一门科学——关于人的历史发展的科学。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就已指出过这一点，后来，卢卡奇尚不知道马克思这个观点的时候也已经指出过这一点。然而同样正确的是，这种历史运动、人的物化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有差异的过程，是人的实践和理论活动的一系列特殊组成因素的合成结果。正因为如此，其中的每个组成因素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而这种历史只有在它具有自己特殊的对象和我们把它理解为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时，才是现实的历史。
因此，这些意识形态的形式的意义不应该仅仅从对其他同样形式的革命批判关系的意义上来理解，如科尔施认为的那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和任务不仅在于以哲学批判的精神驳倒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而且在于最终消灭和超越至今的整个社会。
在我们已经提到的有关卢卡奇的辩论中，科尔施也是受到攻击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支持卢卡奇，虽然他们的立场在许多方面不尽相同。说科尔施拋弃了自然辩证法，说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晚期的观点是他们早期的观点的庸俗化，这些指责都是根本不符合科尔施的主张的。
科尔施的基本意图是，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把社会运动理解为一个实在的整体，其中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形式并不仅仅是偶然现象，而是过程本身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根据这种精神来理解以革命的理论活动为必要补充的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正由于历史是人所创造的历史，所以不应该把自然历史的对象理解为事先提出的和独立的对象，同样也不应该把意识本身理解为某种自我的、独立自主的整体。科尔施看到，过去从抽象的反映论的意义上对认识所做的解释，由于这些原因而不可能是站得住脚的，因此他企图以部分和整体的关系的观点来克服那种解释。
科尔施和卢卡奇一样正确地看到，过去把认识看作反映的种种解释以及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做的解释，实际上都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然而，科尔施从正确的看法中并没有得出正确的解答。
由于这些原因，科尔施后来在他论述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的文章中，对上述批评以及对列宁的上述著作中关于反映的论点已经更加被奉为经典的情况，反应相当强烈。科尔施在这一时期（1930年）的反应最后形成如下的立场：“然而，整个‘列宁主义’的理论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现今发展阶段的实际需要来说，不是足够的理论上的表现，而作为这种列宁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基础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由于这一原因也不是与现今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无产阶级革命哲学。”[1]
[1] K. Korsch, Der Gegenwärtige Stand des Problems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见文集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Leipzig 1930, str. 34。科尔施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列宁关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意义不在于哲学上的论据，而在于“极端的结论，他实际上是用这些结论驳斥当吋的各种哲学倾向，认为这些倾向是错误的党派性的意识形态，并打算把这样一些倾向加以摧毁”。（K. Korsch, Der Gegenwärtige Stand des Problems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见文集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Leipzig 1930, str. 29）
科尔施认为，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整个辩论退回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已经超越的发展程度上[1]，他批评列宁的反映观念是对存在和思维的关系的非辩证的理解，是把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仅仅归结为抽象的认识论观点，而没有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那样，从社会历史意识的各种形式中去探讨认识，把它视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或者作为一定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关系的一般表现。[2]当时，列宁的哲学笔记实际上已经发表了，但是科尔施没有充分了解列宁对自己的哲学活动初期的哲学成就所采取的批判态度。
[1] K. Korsch, Der Gegenwärtige Stand des Problems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见文集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Leipzig 1930, str. 35。
[2] K. Korsch, Der Gegenwärtige Stand des Problems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见文集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Leipzig 1930, str. 36-38。
至于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整个的列宁主义理论，只有把这个理论同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解释等同起来，科尔施才可能是正确的。然而，这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科尔施的评价也就是错误的了。
科尔施有理由感到反感的事情是，不动脑筋地停留在列宁事实上也已经超越了的某些论点上和建立令人不能容忍的意识形态专政，这种专政企图以某种观点的名义实行垄断，并把严格的理论活动的界限强加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
科尔施所代表的激进左派越来越同俄国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生冲突，俄国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评价各个阶段和时刻的时候越来越丧失列宁的开放性、批判性、灵活性和深刻的辩证性的特征。科尔施认为，苏联的发展反映其特殊性，而西欧工人运动没有那样的特殊性，因此，西欧的工人运动应当尽量独立。作为德国共产党内的极左反对派的领袖，他 于 1926年被开除出党。
科尔施不放弃关于工人委员会的基本思想，他在以后的分析中，特别是在柏林的讲课中（贝·布莱希特〔B. Brecht〕也经常去听他的课〔1]），他提出了一种论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几乎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观念受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受过分强调党和国家的作用的雅各宾主义的强大影响，这又是经济和政治都不发达的国家的特征。因此，科尔施把自己的注意力和联系活动放在欧洲工人的各种工会运动上，认为只有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才能发展出新的组织形式。
[1]
1933年以后，科尔施侨居国外，他于1938年发表了一本书《卡尔·马克思》，在这本书中，越来越多地反映出科尔施的这种看法：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这种科学作为对社会进程的严格的经验的探讨是不需要哲学依据的。“新的、革命的社会科学”的第一个根本原则“是历史地详述一切社会关系的原则。马克思是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特殊性来理解这个社会的一切制度和关系的”[1]。
[1]
对于科尔施来说，这个原则不仅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在辩护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政治争论中也是十分重要的理论武器。由此而得出对科尔施最重要的一点：把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关系看成是一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特殊关系，这为“这个特殊的社会形态以及为它的”提供了基础。[1]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理论就其一般性质而言，是 “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科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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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施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的先驱（黑格尔、法国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等等）的态度，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和方法，研究马克思如何论述价值问题，特别是研究马克思所论述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商品的偶像性质[1]，研究作为社会范畴，甚至作为阶级范畴的自然界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其基本倾向而言，不再是‘哲学’的方法，而是经验科学的方法”[2]。关于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他只是提出了假设，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以折中主义的方式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只是在表面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1]
[2]
科尔施总结了自己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对社会研究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把社会进程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经济；在于他对经济也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的；在于他从历史的角度来确定一切社会现象，而且把这些现象看作是革命的发展，这种革命的发展的基础就在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力发展之中，就在于物质生产力的主体承载者——社会各阶级之中。由此取得部分十分重要的结果：准确规定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把“精神”现象归结为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1]
[1]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的社会观念还受它从中产生的历史前提的影响，特别是受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而后来在自己的发展中又经历了教条主义阶段。科尔施因此不仅指望工人阶级进一步壮大，而且指望不一定是迄今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壮大。他特别在苏黎世写的《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十点提纲》中，言简意赅地表述了这些想法。
科尔施认为，今天要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理论加以恢复的任何尝试，都是反动的空想，他在第三点提纲中指出，“马克思的学说的重要部分尽管职能已经变化、活动舞台已经变化，今天仍然是有效的”[1]。但是因此“要重新建立一种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第一步就要同马克思主义垄断革命首创权，垄断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领导地位的要求决裂”[2]。同样，在科尔施看来，应当把马克思看作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先驱和奠基人之一，在他们中间同样重要的还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布朗基（A. Blanqui）、蒲鲁东（J. Proudhon）、巴枯宁（M. Bakunjin）以及后来的德国的修正主义，法国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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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施指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受制于当时德国以及所有中欧和东欧国家不发达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受制于无条件地保留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形式和把英国先进的经济局面作为其他国家今后发展的模式的做法，他认为，由此可以得出：第一，“过分强调是社会革命的决定性工具；第二，神秘地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等同起来；第三，后来又通过人为地嫁接上共产主义革命两阶段的理论，模棱两可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革命理论的这第一个形式，而这个两阶段的理论部分地是针对布朗基；部分地是针对巴枯宁而发展起来的，它把工人阶级的实际解放从当前的运动中勾销，而把它推向遥遥无期的未来”[1]。
[1]
科尔施看到，列宁或者说布尔什维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借以传播到俄国和亚洲的新形式。同时，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理论发展成为替一系列不同历史目标服务的意识形态。工人自行决定自身生活的生产，这将不是占据先前的垄断业主在相互斗争中空出的位置的结果，而“只能是所有今天被排除在外的阶级，有计划地干预今天存心处处以垄断方式有计划地实行调节的生产的结果”[1]。
[1]
这些基本上就是科尔施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最晚的基本思想，他把自己多年来的全部脑力劳动都贡献给了这些问题。科尔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理论活动无论如何属于欧洲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我们将看到，在第三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各种情况的影响下，这一活动未能引起比较重大的反响。对于他的某些提法和观点，还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当时的状况来看待，而当时，斯大林主义确实使马克思主义遭受最深的衰退，使它具有意识形态性和神秘的色彩。一个作者的这些或那些论点，有多少为我们所接受，这一点在一种历史考察中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得多的是，一个思想给了理论和实践什么推动。而科尔施的视野之广阔，他的思想的批判性，以及他同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所有那些致力于克服生存的异化形式的愿望的紧密联系，对于那些不认为革命理论已经完善，问题只在于运用这一理论的人来说，将始终是一个鼓舞。
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结束以后，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和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之间又继续进行被战争所中断了的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辩论。
战前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二国际时期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解释马克思的观点的，即认为他没有预言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崩溃的必然性，由此他们把社会主义解释为伦理的理想和要求（伯恩施坦、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鲍威尔等），当时只有罗·卢森堡在她的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中维护了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无止境地进行扩大再生产这一激进的论点。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理论家如K. 迪耳（K. Diehl）、G. 西姆科维奇（G. Simkhovitch）企图证明，马克思关于崩溃的理论同他的价值理论没有任何联系，而是从唯物史观产生出来的。一度相当接近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威·桑巴特（W. Sombart）激烈地维护同样的思想，认为这种理论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实际上恰恰同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相矛盾。[1]
[1]
以其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以及以其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的规律的著作，对这场辩论做出了当时极有价值的贡献。
施特恩贝格（Fritz Sternberg, 1895-1963）在自己的《帝国主义》（1926年）这部著作中，借用马克思的分析以及罗·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扩展和积累的可能性和界限的观点，试图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某些最新现象做出解释。因此，他对马克思的分析的第一个意见是，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是扩展到全世界的制度这样一个假设出发的，这本身就带来一定的结论。罗·卢森堡首先认识到：情况并非如此，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具有生命攸关的意义，只是她没有从自己的这一认识中得出全部结论。[1]
[1]
他的作为出发点的第二个论点是：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条件。这就是说，没有后备大军，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因此也就没有剩余价值。施特恩贝格不同意奥本海默（F. Oppenheimer）提出的农村无产阶级是工业后备大军的主要来源和基础的论点，他列举出四个因素作为造成人口过剩的原因。[1]因 此，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是从内部人口过剩阶段向外部人口过剩的过渡。“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内部人口过剩的因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而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外部人口过剩的因素越来越决定性地占据首位。”[2]在早期帝国主义制度下（我们现在基本上处于这个制度下），后备大军还可能是人数最少的，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最强大。因此，应当修改马克思在增加工人工资和资本积累方面提出的抉择。在马克思的“纯粹”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积累不中止，只要仍能获利，工人的工资就有可能增加。但是资本从来就不允许走到积累中止、利润全无的地步，而是在此之前就通过向非资本主义领土扩展资本来阻挠工资的增加了。[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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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特恩贝格还认为，马克思没有证明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在马克思的时代，英国工人阶级还改善了自己的地位。这在施特恩贝格看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帝国主义的第一阶段，正由于帝国主义打进非资本主义市场，从而能够扩大资本在国内的投资，后备军并没有增加。“可见，在帝国主义的这一时期，国内的外来的后备军不再起作用，国外的后备军还不能起作用，殖民地虽然过渡到商品生产，但是还没有在较大范围内形成工业无产阶级，在这一时期存在后备军补偿，甚至过度补偿的可能性。而这又使得个别一些国家有可能长时间提高工资。”[1]
[1]
因此，施特恩贝格给必要劳动——剩余价值这个图式补充了一个指明在这个时期有可能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而斗争的中间环节。[1]
[1]
应当把A—D这条线纳入马克思的体系，因为马克思当年不可能知道这条线。然而，修正主义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又仅仅停留在这上面，把A—D线看成一个绝对范畴，而不是看成一个历史范畴。因此，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Schonzeit）论。
然而，殖民地越是资本主义化，产生出越来越多的“自由”工人，从而使那个国外剩余人口起越来越大的作用，马克思的规律性就越有更大的分量。关于这个的长短，施特恩贝格明确指出，“但是————工人阶级的地位在其范围内可以得到改善并且得到了改善的时期，即工人阶级的禁猎期未必是短暂的，它可以包括几十年、几代人，它包括了几十年、几代人，它适用于整个早期帝国主义阶段”[1]。
[1]
施特恩贝格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他再次强调，扩大再生产同打进非资本主义地区的联系问题，是罗·卢森堡发现的，他认为，卢森堡的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他认为，卢森堡对马克思的图式的批评“。我们同她的意见是一致的，即认为帝国主义，也即资本主义向非资本主义地区的渗透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因为资本主义如果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而且是唯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就必然会甶于自己在经济上的矛盾而在最短期内崩溃”[1]。
[1]
但是，帝国主义的这种渗透是有其限度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抗的必然性，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国家造就开始阻挠它实行任何进一步扩张的反对者。它使殖民地的民族经济革命化，它使殖民地人民摆脱缺乏历史感的状况，它制造了开始反对它的民族资产阶级。根据上述理由，施特恩贝格认为，恰好是在20年代中期开始了新的危机周期，从而也开始了新的帝国主义时代，然而，这个时代对各个国家的影响不会是相同的。[1]
[1]
在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下一章中，施特恩贝格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打入非资本主义地区必然导致各个积极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因此，历史的进程必然不同于马克思所预料和所能预料到的情况。在马克思的整个体系中，战争不起什么决定性作用，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也只是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经济变化的顶峰。[1]
[1]
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必然的，因为这是建立一种新的精神价值体系的唯一方式。但是，只有在“工人阶级通过认识总体而具备正确的阶级意识”的时候，这才是可能的。“知识分子以及没有任何政治观点的人的巨大任务就在这里。”[1]但是知识分子坐在自己的小岛上，纠缠于自己的价值体系，经常为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纪而愤世嫉俗、灰心失望。然而，他们应当懂得，可以蛰居中立的孤岛的时候已经过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要求人人表态。因为，与资本主义相关联的事物未必是社会主义。存在出现野蛮时期的可能性，那些清高地站在一边的知识分子，说到底，是在帮助野蛮。因此，“认识总体的斗争，使工人阶级具有正确的阶级意识的斗争，同吋也是反对知识分子蛰居小岛的斗争”[2]。
[1]
[2]
所有这些导致帝国主义战争的客观条件，同时也导致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此，谈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无非是把工人阶级的消极性抬高为纲领。资本主义制度只能为社会主义创造经济前提，只有革命才能把这种前提变为社会主义现实。紧接着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到来的是，这取决于革命。[1]如果革命来得过早，这会得到纠正；如果来得过晚，这可能意味着几个世纪的毁灭和衰败。[2]
[1]
[2]
法西斯上台以后，他同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一样，被迫侨居国外。在发生了对欧洲以及全世界生命攸关的这些事件之后不久，施特恩贝格就对法西斯主义、它的群众基础、它的崛起的内外政治原因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在造成这一切事件中起作用最大的是社会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人（德国共产党）的灾难性政策。[1]对于把布尔什维克的派系斗争带进德国共产党，从而在德国共产党内只有那些帮助在俄国居统治地位的一派的人才能站住脚的现象，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共产国际在斯大林派的专政下走上了有害的发展道路，他还指出，德国共产党对德囯社会党人，对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得势都做出了错误的估计。[2]
[1]
[2]
施特恩贝格还指出法西斯主义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某些特点，他相信，法西斯主义必然会垮台。而那时，人们将提出新的社会制度问题。鉴于德国存在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绝不能具有同俄国同样的形式。他在自己的著作的末尾说，我们必须研究这个问题，建立真正的国际，因为现在这个国际已经斯大林主义化了。在他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样一个发达的国家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必定是十分短暂的，它将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民主制。[1]
[1]
施特恩贝格后来主张一种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在他以后的著作中，他曾试图论述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变迁和矛盾。[1]
[1]
施特恩贝格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某些现象，特别是同帝国主义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有关的某些现象，以及这种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对最发达的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后果，这些看法都是不能不予以注意的。他试图以此来解释仅仅用“工人贵族”论未能充分说明的某些现象。然而，他从上述关系的变动，也即无法通过向非资本主义地区实行扩张（因为非资本主义地区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具有资本主义色彩）而无止境地扩大再生产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必然崩溃，这种解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并受到指责。亨·格罗斯曼提出的指责最为透彻，他写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的规律》一书对这场讨论做出了最有价值的贡献。
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 1881-1950）尽管出身于工业家的富裕家庭，但是他很早就接近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20年代末，他在法兰克福大学取得授课资格，在法西斯主义时期，他侨居国外，战后返回莱比锡，任当地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
除了关于经济问题和经济思想史的许多评论和短篇著作以外，上述著作不仅是格罗斯曼的最重要的著作，而且是那个时期最严肃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这部著作是根据大量的历史材料和对当时的整个问题的认识写成的，格罗斯曼在书中强烈反对那些抛弃资本主义崩溃论的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者。后来赞同这种修正主义观点的还有考茨基、希法亭、库诺夫，而特别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理论家，这些人企图把马克思的观点说成是“意识形态”同他的价值理论没有任何联系。[1]
[1]
格罗斯曼的基本意见是，从这一切说法中看出，他们不了解和不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制定的经济学观念，这个观念毫不含糊地表明，马克思的崩溃理论是同积累的理论，因而也是同利润率下降和危机的规律问题密切联系着的。
格罗斯曼表明，崩溃的理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基础和前提，因为任何危机实际上就是由于各种反作用而一时中断的崩溃趋势。“这样，崩溃的趋势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的‘基本趋势’，被分为一系列表面上独立的周期，这时崩溃的趋势永远只是重新出现，犹如羊毛生长的自然过程随同每次剪毛而中断，然后又重新开始一样。因此，马克思的崩溃理论是他的危机理论必要的基础和前提，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样的危机不过是没有充分发展的、一时中断的崩溃趋势，也就是暂时离开资本主义的‘倾向-路线’的现象。” [1]
[1]
格罗斯曼不仅详细分析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对崩溃问题的看法，而且在该书的第三章中详尽地分析了变化中的反趋势。格罗斯曼注意到这一切情况，并在自己的结论部分分析了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它是理解贫困化问题的基础，而贫困化问题又是理解资本主义崩溃本身的基础。
格罗斯曼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如何不确切地解释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例如，考茨基和罗·卢森堡看到构成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的组成部分的两个直接对立的趋势，即工人阶级贫困化的趋势和实际工资提高的趋势。考茨基和罗·卢森堡把贫困化的趋势推向过去，布哈林则认为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是由于牺牲不发达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利益，这样，如果我们从资本主义的整体来看，应当说是绝对的贫困化。“说大陆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是靠资本主义对殖民地国家的帝国主义剥削的一部分来实现的，这是可以允许的。但是对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的解释毕竟是错误的，因为他把这个理论仅仅理解为贫困化的理论，而否定在马克思工资规律的基础上改善整个工人阶级状况的可能性。同样，和的解释的企图也是错误的，他们只是从竞争中，从工会组织影响下劳动市场的有利状况中，也就是从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中来推论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1]
[1]
格罗斯曼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如果我们把周期性的行情波动抽象化和只注意平均数）是一种本身可以理解的现象，它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中产生的，因此对于它的解释不需要涉及其他因素，因为它是作为马克思的工资规律的结论提出来的，并且如果劳动力商品要求总是按它的完全价值支付，而雇工的需要又是经常性的，这种现象就会产生”[1]。
[1]
因此，从马克思的理论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实际工资增长的趋势的必然性，但是，马克思在他对资本的积累的分析中，同样肯定了存在工人阶级状况恶化的趋势。格罗斯曼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相互排斥的矛盾，还是用同样意义解释的对立的趋势？
过去，格罗斯曼在他的分析中只注意增加的劳动强度和日益增长的劳动生产力因素，而没有也去注意资本积累的持久作用。因为格罗斯曼曾根据奥·鲍威尔的再生产公式表明——同鲍威尔得出的结果相反，他按自己的公式只分析了四年的发展情况——实际工资的增长和资本增殖的整个过程，就是按照这个公式来看，也有35年的期限。因此，他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理论得出结论说，这种再生产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是有明确限度的。“在一定的点以后，实际工资将不再提高，并且在暂时的停滞以后，将开始急剧下降。然而，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劳动强度的增加，仅仅为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就需要有的生活资料，而停止增加（尤其是降低）工资便意味着把工资降到劳动力的价值，因此也就意味着不可能使劳动力充分地再生产。而这种情况无异于使工人阶级的状况恶化，不仅使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更加恶化，而且使它的体力更加减弱。因此，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绝不是仅仅属于工人运动的过去的现象，如和解释的工资理论那样。贫困化不仅出现在尚不存在工人组织（工会）的那个资本主义时期。相反，它可以而且必定是资本积累的的结果。
这是资本主义积累不可避免地走向的、发展。无论工会采取怎样强大的反抗活动，都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阻止这种发展。。到了一定的积累点，现有的剩余价值就不足以在当时的工资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积累了。或者是必须把过去的工资数额减到它过去的水平，或者是必须停止积累，也就是摧毁资本主义的机制。这样，发展必然导致资本和劳动之间内在的对抗的发展和加剧，只有通过它们彼此之间的斗争才能达到解决。”[1]
[1]
因此，格罗斯曼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中利润率下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的基石）、危机问题以及资本主义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情况，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正确得多地发现了问题的意义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资本主义崩溃”的问题无论如何同资本积累问题、扩大再生产、工资、危机和危机的后果联系最密切。
十分清楚，这种发展不是按照某些公式直线进行的，不论这些公式是马克思的、鲍威尔的，还是其他什么人的。马克思和格罗斯曼都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但是，为了说明某个制度的职能，首先必须发现它的内在的规律性，尽管在这个发展中会有各种反趋势。所以格罗斯曼也就用了整整的一章来分析这些对立的趋势，从而表明，不能按照公式来理解事物。[1]
[1]
对格罗斯曼提出的批评，特别是叶·瓦尔加（E. Varga）提出的批评，断言格罗斯曼公式化地理解整个问题，以宿命论观点理解资本主义的崩溃，因而对进步力量的斗争起着消极影响，这种批评根本是没有道理的。格罗斯曼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彻底解决它的基本问题，即不可能经常地实现再生产、实现资本的积累，在这方面它有自己的牢固的界限，这种看法是一回事；他在何种程度上看到了各种对立趋势的作用和阶级斗争对于战胜资本主义的意义，则是另一回事。对此最好是援引格罗斯曼的结论来说明：“同这种理解相反，从我们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崩溃虽然在既定的前提下是客观的必然，并且它发生的时刻是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来的，但是它不会自动地在预期的时刻‘自行’发生并因此只需消极地等待它。相反地，这里所谈的两个阶级的自觉的活动，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影响它的发生。也就是说，如果可以预料它在其中发生的本身发生变化，那么，资本积累的过程及其终点当然也会发生变化。如果由于资本积累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我们已经知道的资本增殖不足的情况，那么，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压力就会加强。如果现在资本能做到，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率（对工资的这种压力只是在一定的、狭隘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了[1]），那么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便能够靠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而继续维持下去，崩溃趋势的加强便会缓慢下来，因而制度的终止也被推向更远的未来。因此，对劳动的剥削程度的加强，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增殖的一个暂时的安全阀。反之，也就是说，如果工人阶级能争取到提高工资，工人阶级的反压力就可以抵销企业家阶级的压力，或者甚至抵销而有余。结果必定会开始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并因而发生制度的崩溃……这样就表明了，关于由于客观原因而必然发生崩溃的思想，绝不是和阶级斗争相矛盾的，相反地，尽管崩溃是一种既定的客观必然性，但是斗争着的阶级的活生生的力量仍然能够强有力地影响崩溃，而崩溃则给这些阶级的主动干预留下了一定的余地。”[2]
[1]
[1]
格罗斯曼在他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详细分析中，没有注意研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已经相当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国家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自己采取了古典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实行的某些解决办法。虽然这种国家主义的倾向是在大危机以后，也就是在他那部著作发表以后才特别表现出来的，但是格罗斯曼在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的论战中就已经熟悉这个问题。
例如，他在许多地方批判了希法亭不了解价值和货币的理论（这在希法亭的主要著作中已经表现出来了），从而必然抛弃马克思的积累和崩溃的理论。格罗斯曼抛弃了希法亭的（也是考茨基、鲍威尔、伦纳等人的）关于通过某种“总卡特尔”建立受调节的资本主义的观点。“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必然不理解他的总卡特尔存在的根本条件，他也必定会产生关于可以自行‘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因为，两者之中只可能有一个：或者指的是某种‘受调节的’经济，那么它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而如果是资本主义的经济，那么就不可能是‘受调节的’经济！因为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逻辑上的矛盾，形容词和被形容词之间的矛盾，如果，这仍然谈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
[1]
考虑到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现代进程，这种研究一般说来是很重要的。一种由国家本身通过“总卡特尔”来领导的完全受调节的、有计划的经济，当然会取消商品生产、交换和销售。格罗斯曼立刻做出结论说，这意味着也要取消雇佣劳动，因此，这不再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的景象了。
从任何方面来看，这种把全部调节作用集中在一个机关身上的最终后果，也意味着取消古典的资本主义，因此也就是取消资本家即资本的占有者本身。这将不再是私人资本与国家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干涉并存的国家资本主义了。
但是这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如果工人阶级完全被剥夺了自己的劳动产品的话。按照格罗斯曼的意见，代替这种被超越了的资本主义生产而可能出现的，或者是“像中世纪的露骨的统治关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无论如何，建立在自由雇佣劳动、为市场工作的生产方式之上的的经济，也就是说，不再是商品生产”[1]。
[1]
这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运动的分析的进一步发展中必然会遇到和必须加以讨论的问题。
当时，麦克斯·拉斐尔（Max Raphael, 1889-1952）做了值得注意的尝试。他试图比较广泛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拉斐尔的基本目的在于不把精神创造仅仅理解为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而是把它理解为综合的，即理解为人的各种力量的无所不包的状态，因人的各种力量虽然是特殊的，但是都受普遍的规律支配。拉斐尔在他的理论著作的开头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创造论不只是包括人的智力在概念中同世界发生关系的那种狭隘范围的理论；无论体力活动、感性知觉或者理智，都属于它的范围。人的精神的各种力量的这种联系，只有当进行活动的过程基本上相同时才是可能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尽管当人对外在的事物或自己身体内部的行动起作用时会产生各种差别，同样的方法的规律性仍然是适用的；当涉及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或道德领域、科学概念或神学的思辨时，它都是适用的。”[2]
[1]
[2]
尽管人类精神的各种力量具有不同的职能，某个特殊领域的理论不过是适用于人类精神的各种相互作用的一般方法的具体形式，但是拉斐尔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探求这种普遍的、辩证的方法。他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切原则，而尤其是利用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研究、思想和提示。[1]
[1]
拉斐尔的活动中具有理论价值的东西，首先是对共同构成精神创造的各种人类能力和创造过程本身进行分析的尝试。“对精神创造进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分析，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从某种能力在同世界发生关系时所获得的现成结果出发，例如不应该从感觉或概念出发，而只应该从形成感觉或概念的过程出发。”[1]
[1]
另一方面，拉斐尔完全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把实践的因素、具体的肉体的行动理解为整个过程的基础和出发点。[1]因此，他首先注意分析具体的肉体的行动，同时表明，尽管今天通过肉体得到的认识不起重大作用，但是这个因素在最抽象的思维结果中也仍然保留着深刻的痕迹。[2]拉斐尔还根据原始的艺术发展来说明具体的肉体的行动的意义以及由于愈来愈多的需要，具体的肉体的行动通过制造工具而增加力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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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分析的是感受：知觉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在拉斐尔看来，问题不在于某个自在的世界同感觉的认识相对立，因为这个“自在的世界”已经为人类的实践所改变。因此，“在感受的内容方面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 ‘自在的世界’，而只存在肉体的行动所准备的历史的世界。而通过第二个过程（认识创造过程），还要求使这个世界摆脱感性活动赋予它以意识的形式，以便感性认识能够建立历史世界的新形式”[1]。
[1]
参加感受的接受过程的有两个很不相同的因素：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和被赋予某种特殊职能的个别感觉，而“加工的任务是形成具体的结果，在这里面，统一体和个别的、不定的和一定的、整体和部分将在它们尽量加强渗透的基础上，显露出它们之间的联系的更大的必要性”[1]。
[1]
也就是说，加工的过程，按照自己的结构来看，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每个具体的因素否定整体的不定性，而整体则又否定每个部分的具体性，同时否定它的还有某些其他的具体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加工的辩证法是主体和客体的综合。主体和客体是多样性的统一体，尽管它们都参加形成感觉的过程，但是它们每一个都同作为感觉的感觉不相同。这个过程不是客体和主体的多样性和统一体之间的普通吻合，而是相互的渗透。只有在这种渗透以后，形式的质才成为感觉的质的内容的“形式”。
拉斐尔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在感受范围本身内部实现的，至少在最初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帮助。因此，“仅仅是一个客体的认识论，或者仅仅是一个主体的认识论，都不能解决范畴问题，因为两者暗中赞同了范畴是静止的固定的形式这一前提。但是实际上，第一，范畴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出现对于个别的认识行动确实是相对固定的，然而它只是作为客体和主体的抽象的形态才是如此）。第二，范畴干预个别的认识行动，并且作为这样的结果而带有完全的具体性。具体的范畴（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只可能存在这样的范畴）是彼此容纳的两个进程，即社会历史进程和个别创造活动进程的结果。在第一个进程中，到处具体地产生的范畴总是重新分裂为自己的不同因素，而具有‘先验’的假象的固定和抽象的因素又是同下一个创造活动相对立的。这个因素永远在改造着固定因素和变化因素的综合，从而证明范畴的历史后天性。在这个过程中，范畴根据内容并同内容一起发展，内容也根据范畴并同范畴一起发展”[1]。
[1]
最后，表现是这个过程的第三个因素，感受过程需要它，以便通过表达运动的某种原动力的行动，把一些新东西带进意识之外的范围。
拉斐尔分析了精神力量下一阶段——理性思维即肉体行动和感受的综合。拉斐尔也把这个过程和感受一样分为三个阶段：接受、加工和表现。
拉斐尔指出过程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感觉和肉体进行的，同时指出了，理性的结构在同外在世界的斗争中历史地发展，并逐渐获得了某种相对的固定性，“这种固定性在今天对个别的认识活动来说使得先验赋予的假象活跃起来。但是理性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正如现代自然科学史所确实表明的——实际上还不完全是最后的过程；因为它还在大力摆脱感觉和理智”[1]。
[1]
拉斐尔在三个因素中分析加工阶段：对象领域的划分（微分），存在和理性思维相互渗透的方法，以及理论和领域的积分。
与唯心主义相反，拉斐尔表明，领域的划分不完全是可以先验地演绎的形式上的体系，同时他指出，领域（科学体系）的历史发展总是受经济制约的，因为经济活动和肉体行动、经济史和肉体行动史实质上是相同的。其次，领域划分的历史发展，是由物质的辩证法、理性思维的辩证法以及相互联系中的微分和积分之间的对立所决定的。在第二阶段，他研究了各门科学的方法问题和确定方法的阶段（理想对象的树立，规律的归纳，某种理论和理论的演绎中的描述）。最后，关于第三个阶段即积分阶段，拉斐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强调和解释每一制度形成的历史性质。从今天的形势中产生的任务是消除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过分突出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对立，也即历史科学和关于存在的科学之间的对立；其次，第二个任务是在同一领域内确立方法的二元论的辩证统一”[1]。
[1]
最后，是表现过程（技术、实验、工业），这个过程表明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亦即表明，人的努力方向是按煦自己的意图创造肉体，并且证明这样的肉体不仅能够发挥作用，而且能够改变世界。
可见，只有这一切认识力量的总和，才能保证存在和思维尽可能地接近。“这三种认识力量，即肉体、感觉和理智的力量形成辩证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历史上是在外在世界压力之下而产生的：各种力量一个从另一个里面发展起来并不断地互相向一个更高的统一体活动，以借助各种手段来完成同一任务：从理论上把握和从实际上管理外在世界。”[1]
[1]
对于拉斐尔来说，最后的认识力量，即理智，会涉及到未被掌握的世界总体，并且能够从一个唯一的来源发展有关这个世界的理论，从原始的巫术起，一直到现代的哲学主张。
拉斐尔的意图是有广泛根据的，也就是说，这些意图不仅主张通过不同的认识方式来分析认识过程，而且要描述某种整个精神创造论的范围，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描述”问题，对某些解释的机械论，对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提出了敏锐的看法，最后，他还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性质提出了若干卓越的意见，以避免在这些解释上的通常的唯社会学的观点。
拉斐尔认为，这些因素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概论的问题之内，这个问题应当成为一个广泛的范围，只有在这里面，认识论才能获得真正的地位。他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以下几点：
“（1）各个文化领域是由分工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具体历史内部的各种精神过程。作为这样的领域，它们拥有自己相对的价值，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它们包含着自己历史的领域的条件，而这个历史是取决于物质生产的。经济自己不直接创造任何东西，而只是在个别领域规定的条件内部来改变和进一步形成事物。
[1]
[1]
尽管拉斐尔的分析基本上带有不完整和不肯定的抽象的性质，尽管这种做法本身必然造成片面性，因为它割裂地分析各种力量，而这些力量总是在统一体中具体地存在的，但是他的主张仍然具有其独创性，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还没有涉及的若干问题。
拉斐尔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认识论（这同时也是精神创造论）的解释的优越性，并且在广义的概念中把这种理论也推广到文化理论本身，而一些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提出了文化理论的要点。拉斐尔认为，必须对艺术家在提炼自己的美学感觉时的出发点——感觉和心理（时代、等级和阶级的感觉和心理）进行分析，因此，他对埃及史前的岩洞绘画、史前的陶器和文明进行了饶有兴趣的分析，以便了解那个遥远时代的精神气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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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或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研究和探讨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该研究所是卡尔·格律恩贝格（Carl Grünberg）1924年创立的。格律恩贝格是著名的政治学教授，并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问题最优秀的刊物之一《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1910-1930年）的出版者。这个研究所聚集了许多当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科学最著名的研究工作者。
20世纪30年代初，这个社会研究所已经由麦·霍克海默领导，一批科学工作者和理论家聚集在这里，他们起初基本上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后来逐渐超出了资产阶级的理论视野，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解决唯心主义的哲学和理论无力解决的问题。
他们把自己就历史和人的问题所写的大大小小的研究文章和对全世界这方面的文献的内容丰富的评论，都发表在从1932年起在莱比锡开始出版的《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上，而在法西斯主义上台后不久，几乎所有的撰稿人都流亡国外，杂志在巴黎继续出版。现代野蛮人的再次入侵，使这一切极有成果的工作结束了。
这批人中主要的和最活跃的人物是麦克斯·霍克海默，一些比较重要的成员多少成功地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去阐明多方面的历史问题，在他们当中我们可以提到的有这几位：赫·马尔库塞，特·阿多尔诺，亨·格罗斯曼，弗·波洛克（F. Pollock），埃·弗罗姆（E. Fromm），普·兰茨贝格（P. Landsberg），卡·阿·维特福格尔（K. A. Wittfogel），格哈尔特·迈耶尔（Gerhard Meyer）。
这些活动的主要角色的突出特点，是以坦率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切科学问题。这使他们能够不受最高权威的约束，而自由地漫步在作茧自缚的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曾视为名副其实的禁区的各个领域中。这批人的主要特点之一和巨大的积极方面，是不陷于抽象地否定一切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力图认识各种观点的片面性或不完整性的原因，力图利用这些探讨的积极成果来描绘出一幅更加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和人的图画。
他们看到了社会理论中新唯物主义的主要特征[1]，因此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尤其是麦·霍克海默）努力使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2]同现代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庸俗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
[1]
[2]
只有从对社会及其矛盾的分析中，才能理解理论的运动和现代的科学危机。“对科学危机的理解取决于关于现代社会形势的正确的理论，因为科学作为一种社会职能，在现时的情况中反映着社会的矛盾。”[1]
[1]
人们往往用这些矛盾来解释现代新实证主义者之所以陷于逻辑学和语言逻辑句法的局部性问题。因而他们不能掌握真正的科学，而是作为某种哲学流派活动，“这种流派在某一既定的、故步自封的世界观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无论如何，这种世界观和大多数宗教一样，使自己的信徒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态度来对待社会问题”[1]。正因为如此，霍克海默认为现今的形而上学者要对现代的事件负责，同样他也指责科学家忘记了人。
[1]
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的现代争论中，唯物主义不可能站在任何一方面，因为理性主义是市民阶层在上升阶段，在相信理智、目的和前景的阶段上的典型表现，而非理性主义则是从市民阶层的危机中产生出来的，因此也就是由于不相信自己的意图的合理实现而产生出来的。因此，马尔库塞正是从现代存在主义中看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破灭。因为，“过去某个时候，它的主要成就在科学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保全下来了。今天，工人运动的命运（这种哲学的遗产在工人运动中已被取消）处于毫无把握的状况中”[1]。
[1]
由于试图在市民哲学中建立新的哲学人类学，霍克海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阐述这个问题。他表明，人的品质、特性由于各种影响而不断地变化着，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舍勒打算从人类存在的基本结构中发展一切属于人类的东西（语言、工具、思想、法律、宗教等等）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能一劳永逸地决定个人、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某种公式是不存在的。然而，尽管决不应该把历史看作是一种唯一的人的实质的发展，但是如果认为事物的过程是由某种不依赖于人的必然性所决定的，这种从相反的方面提出来的宿命论的公式也是幼稚的。”[1]
[1]
在这些问题方面，埃·弗罗姆关于分析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任务的文章是值得注意的。在这篇文章中，他主张利用心理分析的成果唯物主义地解释人和历史。弗罗姆认为，心理分析能够在认识某个一般说来是社会过程中的决定性的因素方面，也就是通过对人的结构、人的“本性”的分析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1]“应该把社会心理现象理解为本能器官积极和消极地适应社会经济状况的过程。本能器官自身——在一定的基础上——是由生物学的特点确定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发生变化；最初形成的因素的作用属于经济条件之列。家庭是经济状况借以对个人心理起到其铸成影响的最本质的媒介物。社会心理学要求根据经济条件对情欲的作用来解释共同的（与社会有关的）内心的状况和思想（尤其是它们的无意识的根源）。”[2]
[1]
[2]
弗罗姆根据分析得出结论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分析心理学有它一定的地位。分析心理学研究人的因素——本能世界，研究它在社会过程内部所起的积极和消极的作用。“因而，它同时研究一种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之间的决定性的中介因素。因而，分析社会心理学有助于根据在社会和自然界之间发展的过程来充分理解意识形态上层建筑。”[1]
[1]
在前面我已经指出，这批人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对资产阶级的文化和哲学，包括其最新的成果持批判的，但不是虚无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的来源在于，他们正确地理解到，哲学不是社会经济事件的片面反映，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既然哲学高于意识形态，任何这样的企图（把哲学完全归结为社会的东西。——弗兰尼茨基注）必定会失败。批判的理论同哲学的争论所关心的是哲学概念和问题的真实内容：它假设真理确实被包含在这些概念和问题之中。相反，知识社会学的事情永远只是涉及以往的哲学的谎言，而不是涉及它的真理。”[1]
[1]
但是，他们的批判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同样认为，没有任何可能彻底研究完哲学的对象，否则哲学最终就会平静下来。“因此，那种认为在自身中，在任何一个真理中能找到平静的哲学，同批判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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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在他关于批判享乐主义的文章中研究了某些伦理问题。马尔库塞分析了享乐主义是如何从绝对的和本身有价值的利益和需要出发的，同时他指出，享乐主义却看不到，在这些利益和需要中已经呈现出阶级社会的谎言和分崩离析。
马尔库塞把个人的行为同社会宣布的某些普遍准则的冲突看作是不道德的问题，而不是主张用某种其他的东西来替换这种普遍准则。“不道德的人错误地反对某一普遍准则的正当性，这种普遍准则即使具有不好的形式，但是它保证维持社会生活；而不道德的人是不会有某种更好的、真正的普遍准则的，因为他处于预先确定的、‘败坏了的’本能和需要的结构中。道德是特殊利益和一般利益之间的对抗的反映。它是普遍准则为了维持本身而迫切必需的那些要求的法典……普遍准则与孤立的个人相反，它维护历史的权利。它要求排除任何破坏决定性的社会戒律的享受。它禁止满足那些必然会动摇现存制度的基础的要求。” [1]
[1]
在有关真正的和虚伪的利益的问题上，马尔库塞表明，在对抗性的和复杂的社会进程中，在各种社会因素、阶级因素和意识形态等等的影响之下，个人要看到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常常是很困难的。可见，在对抗性的劳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个人，“不可能是自己的幸福的主宰。他们受到妨碍，无法去认清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因此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说自己的状况是幸福的，并且无须外在的压力就承认那压迫着他们的制度。现代民众表决的结果表明，不明真相的人们是会走到投票反对自己的地步的”[1]。
[1]
马尔库塞认为，个人的真正的利益不应该是自身的偏爱、自身的衰退和堕落，也不应该是希望别人如此。因此，对现代的人来说，个人的真正的利益是自由的利益。但是这并不是某种理想的伦理原则的任何抽象的要求，而是现代历史趋势的表现。“个人的真正的利益是自由的利益，真正的个人自由能够与真正的普遍自由融合在一起，一般地说也只有和它在一起才是可能的，而且幸福最终也存在于自由之中——这一切并不是哲学人类学关于人的本性的任何证词，而是对人类本身在同自然界的较量中所争取到的一种历史状况的记述。”[1]
[1]
在马尔库塞看来，幸福的真实性就是自由的真实性，即解放了的人类在它同自然界进行的共同斗争中的自决的真实性。霍克海默联系社会科学中的预见问题也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同意那种认为在社会科学中比在其他科学中更难于预见的看法，同时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愈是从属于人的自由，预见便愈容易。因为人的真正的自由既不同于无条件服从的状态，也不同于通常的任意妄行，而在于“通过合理的决定在我们身内和我们身外掌握自然界。要使这种状况成为社会所特有，这不仅是社会学家的任务，而且是人类一切进步力量的任务。社会学家为达到准确预言所做的努力，变成建立一个合理社会的政治追求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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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默认为，科学是历史进程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只有在抽象的意义上才能同历史实践分开。只有在历史实践中才有可能提供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而“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也只是一种历史现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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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理论家们的某些基本思想，这个学派是德国当时的思想界的重要代表。我们这里只简单介绍他们那个时期的基本思想，因为我们在介绍这些思想家的主要著作时还将比较全面地谈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是想指出他们当时的某些观点，这些观点成了他们后来的理论研究的基础和主题。这一马克思主义科学工作者团体由于对当代文明问题的广泛研究和达到的理论水平而令人相信，它比那个时期的任何其他团体都要高出一筹。
除了这些理论上的努力之外，我们还可以提到几位马克思主义人物，他们在当时以及后来通过自己的著作发挥了影响，但是，这些著作不像我们已经介绍过的那些著作那样具有独创性。
首先，我们可以提一下卡·阿·维特福格尔这个人。他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1922年）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两本书中，竭力想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做一解剖并论述其矛盾。后来，他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和东方的专制政权，1931年，他出版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一书。后来，他侨居国外，转而站到明显的反共立场上。其次还有：奥·塔尔海默（A. Thalheimer），他是因他那本受欢迎的《辩证唯物主义导论》（1928年）而出名的，这本书是他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讲课的教材；尤·博尔哈特，他写了很受欢迎的《历史唯物主义》；库·萨乌尔兰德（K. Sauerland），他在《辩证唯物主义（ I ）》（1932年）这本巨著中已经表现出许多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及对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F. 雅库波夫斯基（F. Jakubowski），他的《唯物史观中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1936年）这一论文在许多方面继续发挥了格·卢卡奇和卡·科尔施的真知灼见。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角的还有恩·布洛赫，我们下面还要谈到他，因为他的主要著作和他的意义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阶段。在历史编纂学方面，还可以提到麦·贝尔（M. Beer）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斗争的历史》（1924年）以及阿·罗森贝尔格的《从马克思到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历史》（1932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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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的上台粗暴地中断了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发展。社会民主党人也好，共产党人也好，都不知道去克服自己的旧有分歧，不知道在面临共同的野蛮的敌人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者的队伍应该团结。这是一个新的证据，证明社会民主党人奉行的议会比专政优越的政策是实用主义的、目光短浅的，证明第三国际奉行的把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的政策也是如此。
[7-01.htm](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格奥尔格·卢卡奇.md)index.htm[7-03.htm](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和法国.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