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国家、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
在俄国和世界上这些历史事件异常集中的时候，在国内革命风起云涌和阶级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列宁在秘密的状态中写了一部著名的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著作。
这部著作所探讨的是一些最迫切的问题，诸如立即行动的问题，解决现代历史基本问题的问题。只有当我们考虑到马克思关于国家和革命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一时期的命运，才能比较清楚地理解这部著作的意义。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当时就这个问题写了些什么；如果我们注意到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企图把国家理解为超阶级的组织，以形式法的方式把民主理解为资产阶级民主，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拥有多数选票和议会席位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把通过议会来取得政权的斗争加以绝对化而抛弃其他一切斗争；那么，列宁这部著作的历史意义才会真正被我们所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阶级的组织，是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因此国家是典型历史性的和暂时的现象。列宁彻底地捍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和观点，同时指出，关于国家的任何其他观点都不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实质，都不能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指明历史的前景。其次，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永远是一种暴力，因此，任何一个阶级的国家都只能是专政，而不能是别的。列宁在这方面扼要地说明了下面的论点：“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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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列宁不同于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而首先指出某些主要的历史事实：第一，对资产阶级国家不应抱有任何幻想，因为即使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同样也是一种专政；第二，正由于国家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社会主义民主也必然是一种专政。这样，列宁就摒弃和粉碎了考茨基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念：“民主”不是“专政”，政权是某种其他的东西，因为它是用选票获得的。
列宁大声疾呼道：“不是的。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的组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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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列宁必然地也同马克思一样，得出了用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结论，把这看作是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前提。但是列宁与他自己后来的某些信徒不同，他从来不曾绝对地认为只有一条革命道路是必然的和唯一可能的。相反，特别在后来的有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一书中，列宁特别提醒共产党人要注意历史的辩证法，对待历史实践必须有最大的灵活性。在这方面列宁写道：“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只要像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说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并非由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更替。”[1]
[1][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页。——译者注]
这些观点具有极其伟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为列宁以此告诫革命力量在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不要陷入任何刻板的公式和教条中去。但后来的斯大林主义的实践恰恰把这些观点完全抛弃掉，从而造成严重的历史后果。
列宁由于深刻地掌握了辩证法，所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十分善于克服抽象地对待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永远不能从一般和总体中看到特殊和特点，正如实用主义不能从特殊中看到一般一样。在同一本书中，列宁还强调指出，“要善于针对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针对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来运用共产主义普遍的和基本的原则；要看到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应该善于弄清、找到和揣摩出这种特点”[1]。在同一本书稍后一点的地方，他写道：“在每个国家通过途径来完成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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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非凡的辩证性和灵活性是列宁的历史活动的基本特点。他是把思想上的明确性、气质上的坚定性和彻底性结合于一身的特殊人物。在革命事件中他应付自如。他从不对前途丧失信心，从不在难以避免的低潮面前低头。在一定的形势下他目光敏锐，态度激进，但从不把形势绝对化，从不忽视革命运动的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基本远景。他完全正确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指出现代条件下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但同时也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个，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因此他在革命后曾就这个方面写过：“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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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其他地方和其它场合也写过一系列这样的话和重复过这些观点，他清楚地看到俄国艰难的、十分严峻的形势，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当时的状况和发展水平，从中必然引出下列结论：这场阶级搏斗不可能是历史的田园诗。[1]
[1][参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4-594页。——译者注]
尽管这个问题无论对列宁还是对马克思主义来说都是完全没有争论的，但是在列宁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中，它却成了一个争论的问题，因为这一观点被绝对化了，被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内容。
因此，指出下面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列宁也经常提醒说，这个方面并不是主要的，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问题则是要使无产阶级新政权深入到各种社会关系中去，使社会关系变成新的、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变成新的、更高类型的一般社会关系。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问题，由此还会得出另外一些重要的结论。“我曾经屡次指出，例如3月12日我在彼得格勒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会议上讲话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1]
[1][参见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9页。——译者注]
暴力是任何国家的必要因素，因而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因素。但它不是主要因素，不是唯一因素。首先必须很好地区别对谁实行专政，由谁实行暴力和为谁实行暴力。在这些问题上，列宁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列宁坚决地捍卫这样的论点：社会主义国家和政权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语），同时又从这里得出所有的基本结论。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还意味着实现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现更高类型的社会关系即社会主义的关系，这种关系意味着是劳动者的政权，而不是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政权，那么，整个权力的集中便不能只停留在某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器上，正如整个过程发展的目的也不应是为了加强这种必然会因此而变成骑在劳动者头上的官僚主义势力的机器一样。在这方面，列宁一贯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乃是消亡着的国家这一卓越的思想。“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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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情况的凑合和俄国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这个问题变成了国际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中心问题，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要讲到。这里重要的，只是要强调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思想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列宁没有用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问题。列宁所向往的基本点就是逐渐取消对人的统治并建立对物进行统治的人们的劳动共同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对人们使用暴力，使一个人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将随之消失，因为人们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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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开始对社会关系实行这种真正社会主义的改造，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初期立即开始采取许多相应的措施。早在1917年11月，也就是在刚刚夺取政权之后，列宁就写了关于工人监督的指令，其基本思想是：在拥有工人和职员五人以上，或每年资金周转额在一万卢布以上的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和农业等企业中，实行工人监督，这种监督由企业的全体工业和职员直接实行，如果企业规模太大，则由他们选出的代表来实行。非经选出的代表许可，禁止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停工或对生产过程做任何改造。“账簿和文据，以及仓库和库存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等，应毫无例外，一律对选出的代表公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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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许多文章中反复探讨这个问题，这说明他在任何方面都把这个问题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我们将要举出的只是比较突出的例子。特别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篇文章，也就是在革命事件之后不久（1918年4月）就写成的，列宁在其中给社会主义国家和政权下了定义并阐明它们的实质和远景的一个文件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重点不在于加强作为国家（即政权机关，而政权机关不是人民本身）的国家，重点在于劳动人民本身在公社这一组织单位里实行直接管理。“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在以下情况下产生：它已经成为一个生产消费公社网，这些公社诚实地计算自己的生产和消费，节省劳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能够把工作日缩短到每天7小时或6小时以至更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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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还确切地规定了公社的含义。“每个工厂、每个乡村都是一个生产消费公社，都有权并且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实行共同的苏维埃法规（所谓‘按照自己的方式’，并不是说违反法规，而是说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实行这些法规），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个别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的‘私事’。在苏维埃政权下，这不是私事，而是国家大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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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正确地把苏维埃、苏维埃政权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阶级的国家的组织形式，这个工人阶级的国家肩负的一个基本的历史使命是：吸引广大的和最广泛的人民阶层参加管理国家，而这个国家是这样理解的国家，它通过建立苏维埃，同时也就在为自己本身的消亡做准备。因此，苏维埃应当不仅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新政权的基础，而且还是其消亡的基础，是共产主义新社会关系的重要组织形式。同时，列宁正确地激烈反对和摒弃对这个问题做社会主义的说明时出现的两种倾向：一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考茨基主义的关于纯粹民主的自由主义理论，而这种纯粹民主的后面隐藏的正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性；另一种是官僚国家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是从国家（即使它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本身的地位、任务、困难和性质中必然产生出来的。列宁在他的许多文章里都正确地指出，苏维埃民主制即使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也比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要深刻得多。其所以深刻得多，原因很简单：因为群众本身有权决定选举和可以自由撤换被选举人；因为通过苏维埃政权能吸收最广泛的被剥削的群众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并根据他们的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因为这样就“从而第一次着手使真正人民都学习管理，并且开始管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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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列宁在这里面完全正确地看到更高类型的民主制，胜过资产阶级社会的那种政治上徒具形式的民主制。但是要实现这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制，必须真正吸引群众参加管理工作，从而防止官僚主义地去理解政权，防止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专政。“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苏维埃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织。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苏维埃成员实际参加管理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正在变成一种逐渐同各人民委员部合并的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实际参加管理，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愈多样化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广泛的经验来检验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劳动者做完8小时‘份内的’生产劳动之后，还要履行国家义务。过渡到这一点特别困难，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1]
[1][参见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6页。——译者注][参见列宁：《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0页。——译者注]
列宁经常注意官僚主义问题，并把它看作是苏维埃政权发展的极大祸害。我们这里将要提到的只是列宁在关于实物税的文章中对官僚主义的分析。列宁指出，早在1919年3月的新党纲中已经直率地、勇敢地承认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已经部分地复活起来。列宁认为，这种官僚主义的的经济基础不同于资产阶级社会里的官僚主义，这种基础在于“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战争的结果”[1]。“应当大胆承认这一祸害，以便更坚决地同它作斗争，以便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做起——在我们的一切建设部门中，我们还不得不多次反复地从头做起，改正没有做好的事，选择各种完成任务的途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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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列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5页。——译者注]
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全部包括了列宁理论活动，特别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后的暴风雨般的错综复杂的时期的理论活动的丰富思想。当时必须善于马克思主义地、大胆地掌握住船舶，以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航船通过国内外的重重艰难险阻。从和平法令和土地（国有化）法令开始到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饥饿、田园的荒芜、官僚主义等等——列宁是唯一能够从这些困难中看到出路并以自己英明的力量使其他布尔什维克也确信这些道路是正确的人。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合约问题上整个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区域局（在这个区域局中有布哈林、洛莫夫[A. Lomov]、斯土柯夫[I. N. Stukov]等人）都反对和约，借口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丧失和毁掉他们认为当时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1]，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这同一个问题上，作为外交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主张不战不和，从而更加加剧了本来已是极其严重的局势，那么，列宁的思想和威信的全部意义就更加明显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用行政官僚主义的方法，不用对自己党内同志施加强力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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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斗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列宁善于团结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全部力量并把国内战争一直进行到彻底胜利。同时他作为主要发起人建立了第三国际并给它指明了前景。在一篇阐述这个问题的文章里，列宁简要地说明了各个国际之间的不同点。他写道：
“第一国际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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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列宁认为有必要在简短致辞中向代表们主要强调两点：第一，国内战争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已经成为事实，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加强起来；第二，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实际形式已经找到：“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在此以前，它还是一个群众看不懂的拉丁词。由于苏维埃制度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个拉丁词已经被译成现代各种语言。专政的实际形式已经被工人群众找到了。由于有了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斯巴达克联盟和其它国家的类似组织，例如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这种实际形式已为广大工人群众所理解。这一切都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形式已经找到了，无产阶级现在已经能够实际运用自己的统治权了。……苏维埃制度不仅在落后的俄国胜利了，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德国和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胜利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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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看到的，列宁早在1919年初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其他欧洲左派：欧洲正面临革命，而且这场革命已经开始了。这对当时有关新型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及其政策的看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同时，正是这些，正如我们还将要看到的，又引起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此外，我们再次看到，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蓝图是直接民主、苏维埃，而不是政治官僚的政权。在这个时期，他还得出一个结论，说苏维埃制度已在欧洲主要国家中取得胜利，这无论如何是夸大其词的，归根到底是错误的结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布尔什维克极其希望自己不要陷入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能够至少从一个发达国家获得梦寐以求的革命支持。
在这些问题上和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列宁生前是指引着第三国际的活动的。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然而在其他许多不发达的、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里情况就不一样。这里有必要扼要地阐述一下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中提出下列观点：“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
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他们才能得救。
因此，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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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富有远见地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民族独立国家的人民的斗争本身也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为在资本主义殖民地的统治下，殖民地和民族独立国家的人民的斗争最终必然会粉碎这种使他们有过惨痛体验的制度；另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也已经参加了这种斗争。现代殖民地人民解放的蓬勃过程极好地证明了列宁思想的光辉。
在成功地战胜反革命之后，必须使国家从落后和破坏等全面混乱的状态中站立起来。列宁并不怕必然出现的转折，如果这是进步运动链条上的一个必要的环节的话。同时列宁对苏维埃社会的状况和结构并不抱任何幻想。在上面引述过的论述实物税的文章中，列宁以他特有的明确性和说明力指出和证明：当时的社会是处在过渡时期的，因此，这个过渡必然包含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成分，而小资产阶级经济上的散漫性是社会主义的最大敌人，因此国家资本主义相对于工人阶级所掌握的苏维埃国家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列宁深知这个论点也将在党的队伍中引起误解和不满，他解释说：
“第一，应当弄清楚，这个使我们有权利和有根据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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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情况，为了活跃已经停滞的经济，列宁清楚地看到大工业是主要前途的同时提出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点，允许活跃资本主义成分，但这是实行租让制，并在苏维埃国家的监督之下。
列宁认为基本的发展前途就在于加紧实行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这里只要提到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够了：不实行这些措施，便不能克服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方式，因而也就不能使生产力达到这样的发展程度：由于产品的丰富和劳动日的缩短，分工将能够消除。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景是同这些措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另一方面，列宁考虑到俄国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特点，就这个问题留下了明确的指示：剥夺大资本家和大地主，使贫农靠近苏维埃政权，应该对中农进行工作，尽量把他们当作同盟者加以保护，尽管列宁认为农业的主要前途和农业的解决办法在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农业。但是不应使用暴力。“。中农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拥有千百万人的阶层。甚至在欧洲，那里任何地方的中农都没有这样大的力量，那里技术和文化、城市生活和铁路交通特别发达，那里最容易产生用暴力对待中农的思想，可是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都没有主张用强制手段对待中农。……我们首先应当依据的真理，就是在这里采用暴力方法其实是什么也做不到的。这里的经济任务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没有那样一种顶层，把它削去之后还能留下整个基础，整个建筑物。这里没有城市有过的那种顶层，即资本家。。这里需要长期的教育工作。农民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实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们应当拿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康姆尼’是最好的东西。……这里的任务不是剥夺中农，而是照顾到农民生活的特殊条件，向农民学习向更好的制度过渡的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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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观点和做法同他逝世后几年别人的一些做法，是多么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