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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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马克思主义直至20年代末这一时期尚充满革命的气息，并且，尽管革命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历史性变革的缔造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优越性的信念并无丝毫动摇。当时，在各个领域都是问题成堆；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当时运动的最优秀的思想家们的自由努力和创见。列宁采取的非教条主义的态度，以及他对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的清醒认识，给了他们以极大的振奋。而要对那些往往决定着革命成败的问题做出切近的回答，并不只取决于某人是否被承认是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的是才华横溢，常常还需要有敏锐的直觉，这种直觉不只是推测假设，而是全面地和十分积极地参与革命和历史行动的结果。但是，如何估计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战后的欧洲形势；如何根据资本主义的内外矛盾估计资本主义今后的发展；怎样扭转俄国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如何估计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情况；如何在居民大多数仍是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国度确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基本路线；怎样针对当时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无非就是取消商品货币经济的同义词这一情况，从理论上正确表述这些关系和今后的发展趋势；还有国家和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的问题——我们列举的这些问题只是若干最迫切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统统需要努力解决，需要探讨摸索；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错误的或者至少是片面的结论。然而，当时所有的理论家，正如每一个了解科学工作的性质的人一样，认为这是极其正常的事。当时的气氛，占上风的还不是自以为握有绝对真理的斯大林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自命不凡，还不是党的上层的观点神圣不可侵犯，还不是把同党的上层的立场不一致的一切，简单地宣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党的。
除了列宁以外，俄国的革命年代还产生了几个当时在理论方面也具有国际意义的任务。首先要说到的是（1888-1938），他是除了列宁以外最出色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他从未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的哲学观点，但是通过自己的理论活动，也很快就成了“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列宁语）。
当布哈林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时，他就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党，而且参加的是它的布尔什维克派，并多次被捕。1913年侨居国外时他写了一本对柏姆-巴维克（E. Böhm-Bawerk）的经济观点以及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奥本海默的观点进行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极好的著作。[1]在战争期间，他写了论述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的著作，与此同时，论述帝国主义国家的著作也问世了。[2]
[1]
[2]
1917年，布哈林当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是《真理报》的编辑，后来在国际中工作。在这个时期内，他还写了一些使他在国际范围也成为极其著名的人物的著作：《共产主义者纲领》（Program komunista, 1918），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ABC Komunizma, 1918）、《过渡时期经济学》（Ekonomika prelaznog perioda, 1920）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Teorija historijskog materijalizma, 1921）。
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阐述了自己在哲学和历史方面的基本观点，他把这本书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通俗读本。布哈林是第一批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部分的人之一（虽然某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有过这种观点）。“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学，它以的名称著名。”[1]布哈林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关于社会及其规律的一般理论，同时也看作是各种专门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第二，它（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历史学的方法这一情况无论如何并不取消它作为社会学理论的意义。一门比较抽象的科学常常会向较不抽象的科学提供观点（即方法）”[2]。
[1]
[2]
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角度来看，在布哈林那里，正如在他的整个理论观念中一样，在他对无阶级社会的性质和职能的设想中，强烈的机械论因素和空想主义因素占着优势。一方面，布哈林认为，在自然界和社会都存着“现象的客观因果规律性”[1]，这种规律性在“没有组织的社会”中和在“有组织的”即共产主义的社会中表现不同。在布哈林看来，在前一种社会中，社会现象是从各个人的意志、感觉和行动的交错中产生的，而在有组织的社会中，这个过程[2]。在前一种社会中，社会现象不反映个别人的意志，而且通常是与他们相矛盾并主宰着他们的，在有组织的社会中，[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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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布哈林的这些观点也表现在他的纲领性著作中，在这些观点中，机械论和空想主义的因素明显地压倒对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所做的比较深刻辩证的分析，历史过程从来就不是在所有的细节中都这样有规律性，以致可以根据理性完全掌握它，也不是这样无矛盾，以致在任何历史阶段不仅可以排除小的冲突，而且可以排除比较尖锐的冲突。如果我们辩证地理解事物，那么，即使这些冲突将来会用别的手段和方式加以解决，这并不证明它们就不存在。[1]
[1]
固然，布哈林接受了辩证法的某些基本的方法论的提法：各种现象具有相互联系性；在现象的对立中，在内部变化的过程中，在产生与消失、量变与质变中研究对象。但是，在辩证矛盾的基本问题上，他提出了他那有名的平衡论，而这个理论实际上又是以机械论的观点解释历史现象的产物。[1]
[1]
在这些观点中，最明显地表现出列宁所评定的布哈林的特点：布哈林从来没有扎实地学过辩证法，因此，他的观点必然浸透着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
布哈林的确力图把辩证法引入平衡论，“然而，问题在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平衡一产生，便立即被破坏，它在新的基础上重新产生，又重新被破坏，并这样不断地继续着”[1]。
[1]
由此布哈林做出结论说，在平衡与不平衡的这种动荡中，在这种“斗争”与“矛盾”中，即各种力量的这种对抗中，产生了运动的条件。而这些矛盾首先是环境（自然界）与体系（社会）之间以及体系本身内部的动态的对抗。“我们至今只谈到环境和体系之间的矛盾，即只谈到矛盾。但是在体系本身之内也有矛盾。任何一个体系都由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互相结合起来的各个部分（要素）组成……而这里面有一系列的矛盾、不协调、对立。这里不存在绝对的平衡。”[1]
[1]
布哈林如果把平衡理解为任何过程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必然的因素，把内部的矛盾理解为对任何一种发展来说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矛盾，那他的观点中就不会有任何非辩证的东西了。但是他强调的首先是平衡和外部的对抗。他在叙述中做出结论说，“因为非常清楚，体系的内部结构（内部平衡）必定会随体系与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发生变化。体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体系的整个状况，它的运动的基本形式（衰弱、发展、停滞）正是由这种关系决定的。”[1]最后，[2]。
[1]
[2]
布哈林认为，社会是人的相互关系的完整体系，这一体系不是人的一般总和，正如精神生活不是思想的一般总和一样，而是某种特殊的和新的东西，与此同时，他又把基本问题转向自然界与社会的关系。在这方面，他区分了稳定的平衡（当生产力不发展的时候）、正向的动态平衡和负向的动态平衡（当生产力倒退的时候）。
可见，布哈林从自然界和社会的关系的性质中看到社会的整个动态。“因而，事情归结为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平衡的性质。由于生产力是平衡的确切表现，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生产力来评定这一性质本身。”[1]
[1]
布哈林基本是把革命问题看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而这种冲突表现为人们之间、阶级之间的冲突。他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各个阶段划分为：第一，思想革命，即意识的革命化；第二阶段是打破国家机器的政治革命，即夺取政权；第三阶段是建立新的经济关系的经济革命；最后是加速发展生产力的技术革命。
正如在平衡论中机械论的公式主义（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因素）占统治地位一样，在这种关于革命阶段的观点中，机械论的公式主义也很明显，因为这些阶段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而且只有在经济落后国家，才有价值。虽然，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在于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能够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把这些阶段完全分开，则是思想上的抽象。况且，从发达国家今天已。有的情况来看，可以说有与此完全不同的革命阶段。
布哈林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做了分析和分类，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数都基本上接受他的分析和分类。例如，他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中都区分出：两个基本阶级、中间阶级、过渡阶级、混合阶级类型和丧失阶级性的集团。[1]
[1]
布哈林作为帝国主义问题和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问题的理论家和研究者，是特别突出的。布哈林在给帝国主义下定义时在某些点上和列宁不同（他写这本书的时间与列宁写自己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的时间大致相同）。首先，他没有那么明确地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阶段，而是有时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有时又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组成要素等等。[1]
[1]
然而，从对于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的垄断结构、金融资本的巨大势力和超经济关系的特殊形式的看法来看，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的基本点上和列宁是一致的。布哈林在对帝国主义所做的分析中，还特别强调资产阶级国家的特殊影响，他清楚地看到，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由于战争的缘故，是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阶段。
金融资本本身已“在某个国家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相互进行斗争的个别企业家联合成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1]。布哈林认为，国家在资本主义下得到加强，资产阶级受到国家的计划和组织的约束，许多经济权限和政治权限转移到国家机构本身，这些无非是加强大资本，因为大资本通过这些交易巩固自己的国家政权。“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大大加强大资产阶级。正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苏维埃政权、工会、共产党等愈是紧密地合作，工人阶级就愈强大一样，在资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的各种组织相互间联系得愈牢固，资产阶级也就愈强大。当国家资本主义把资产阶级的各种组织集中起来，并把它们变成一个统一的、唯一的组织时，它就有助于资本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资产阶级正是在这里欢呼自己的胜利。”[2]
[1]
[2]
布哈林认为，这种国家化的后果首先是资本主义竞争在一国范围内或多或少的减少、工资的增加和阶级斗争的缓和。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因此就解决了自己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的基本问题，因为各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竞争在加强。“诚然，各国内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竞争或多或少地停止下来，因为最大的企业家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托拉斯。然而，之间的斗争却愈演愈烈……现在作为竞争者出现的是巨大的资本主义力量。而它们之间的竞争是同难以置信的浪费和破坏相联系的，为其他任何竞争所不及，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在‘和平’时期表现为军备竞赛，而最终发展成。
这样，金融资本消灭各国内部的竞争，却导致巨大的、残酷的竞争。”[1]布哈林从这些过程中看到资本主义发生危机和资本主义最终崩溃的必然性。
[1]
从资本主义特别是在上次战争期间（在这一期间国家资本主义倾向表现得最为明显）所特有的发展来看，布哈林的分析与列宁的分析基本上是一致的，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阶梯。自然，当时也还不可能谈国家的某种超脱，不可能谈这种发展的某些不一定要与个别资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的规律等等，因为这样的过程基本上还没有出现。国家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事实上首先是为大金融资本争夺经济上和政治上新的利益范围的斗争服务的。
然而，布哈林走得太远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这个阶段上，已经克服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特别是他认为，在这种有计划的资本主义下，交换价值本身也在被消灭，从而货币的性质本身也在发生变化。[1]大危机极其明显地否定了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在某些问题上接近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观点。然而，他们认为国家在这种资本主义下可以起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作用的改良主义观点，布哈林从来没有赞同过。在布哈林看来，从根本上说，帝国主义大国间的均势受到破坏，结果引起战争灾祸，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前提。[2]
[1]
[2]
在过渡时期问题方面，布哈林几乎是除了列宁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外唯一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的理论家。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以及上面指出过的他的一般理论思想，后来在反布哈林的宣传中曾受到尖锐的攻击，并且在许多方面被歪曲了。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生产资料不属于全社会，“而是属于无产阶级，属于”[1]。因而，在这个时期内还存在着阶级社会、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国家的力量。但是，在资本家阶级的反抗被打垮的情况下，[2]。马克思和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国家组织的观点和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主观念的尖锐论战中，布哈林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存在一种新的、更广泛和更深刻的民主。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就是这种新的民主的形式。“这种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就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劳动者，从而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在这种民主中，以前的被压迫群众和他们的组织变成了统治的机关……实行苏维埃民主，工人的组织不仅没有被排挤出政权，而且反而成了这个政权的机关。”[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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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样，广大阶层的人民第一次参加政权，苏维埃政权实现着劳动人民在各个领域内的最广泛的自治，并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这种管理。为了使这种组织和人民政权得到保障并充分发挥作用，主要的监督在农村必须由贫苦农民的组织实施，在工业中必须由工人组织及其机构实施。为了不至于仅仅停留在监督上，尤其是不至于在国有化企业中停留在监督上，布哈林早在自己《共产主义者纲领》一书中，就根据列宁的观点写道：“这里很清楚，靠监督是走不了多远的，不仅需要工人进行监督，而且需要工人对工业进行管理；需要工人组织、工厂委员会、工会、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经济委员会以及工农政权机构（各种专门委员会、国民经济委员会等）进行管理。这是不仅进行监督，而且进行管理的组织。”[1]
[1]
为了使某个工厂的工人们不至于把工厂视为己有，为了使他们不至于开始相互竞争和在经济上损害对方，“在每个工厂和每个工场中都必须有工人管理委员会，但是工人管理委员会必须这样来组织：多数成员不是由本厂工人担任，而是由该行业的工会、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及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所派的工人担任”[1]。
[1]
布哈林也是早在1919年就与列宁和其他许多人一起指出了苏维埃机关中官僚主义的加强以及由此而来的危险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他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城市而尤其是农村的发达程度不够和文化水平不高；管理工作的经验不足；带有资产阶级旧作风的专家和习惯势力；最优秀的人员参了军和上了前线。“所有这些情况都令人可怕地加重我们的工作困难，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官僚主义在苏维埃机构内部可能部分地。这对无产阶级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危险。无产阶级还没有打碎旧的官僚国家，因为官僚国家又从下面复活起来。共产党必须预防这种危险。这可以通过吸引参加来做到。当然，最重要的是提高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文化程度，启发他们的觉悟和普及基本教育。除此而外，还必须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1]布哈林以党的名义建议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苏维埃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参加国家管理的工作；不断地调换他们的工作，使他们不至于官僚化；最后，“党建议逐渐吸引参加国家管理，以此为总方向。这实际上是我们的政策的基础所在”[2]。
[1]
[2]
鉴于过渡时期社会结构的改变，布哈林认为，首先“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和在无产阶级的生产国有化的条件下，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范畴的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已不再存在”[1]。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正在变为创造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剩余产品的过程。
[1]
由于工人阶级的各种组织（苏维埃、工会、党等）是政权的基础，于是就产生一个它们同工人阶级的国家组织，即同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国家的关系问题。布哈林用国家主义的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同列宁的观点发生冲突。“工会国家化和无产阶级的所有群众组织的实际国家化，产生于过渡过程本身的内在逻辑。工人机构的最小的细胞必定变为总的组织过程的承担者，工人阶级的集体智慧有计划地引导和领导这一过程，而工人阶级则在最高的和无所不包的组织中，在自己的国家机关中找到自己的物质体现。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辩证地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转变为工人社会主义的国家形式的。”[1]
[1]
国家资本主义是在对抗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和在资本统治下的生产过程的国有化。因此，布哈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谈不上有国家资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在原则上排斥国家资本主义。布哈林把社会主义专政加上引号又称为“国家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专政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证的否定。[1]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经济主体是无产阶级国家集体地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这里不是生产剩余价值，而是生产过程“成为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2]。
[1]
[2]
因此，资产阶级的国有化导致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而“无产阶级的国有化则导致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1]。
[1]
在这样的过渡过程中，各个基本的经济范畴也发生变化。例如，商品正在失去商品的性质，而变成产品，因为自觉的社会调节者正在代替自发势力。又例如，“处于平衡之中的资本主义商品制度的价值范畴极少适用于过渡时期，因为在过渡时期，商品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消失，这里不存在平衡”[1]。同样，工人的工资成了一个没有内容的表面上的数量，因为在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的地方，“在消失。在社会主义的生产中，不存在雇佣劳动”[2]。
[1]
[1]
当人们指责布哈林说，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了很多和他的论断不一致的新东西时，他在1921年德文版的后记中回答说，这些批评家不懂得对问题的抽象研究与经验现实之间的区别，抽象的研究在过程中，在事物的“理想的剖面”中说明事物，而经验的现实则比抽象的说明要复杂得无可比拟。
然而，应当立即强调指出，布哈林的努力，作为从理论上解释极其复杂和困难的过渡时期问题的最初尝试之一，不管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是却有一个基本的缺点，就是他对一幅理想图画的情景的描绘，多于对现实过程的说明，而在现实过程中，旧制度的传统和结构必然与新的结构和规律性交织在一起，而且正是揭露所有这些矛盾、对立的趋势、困难和消极现象等等，对于理解和掌握这个复杂的过程具有更重大得多的意义。
从各方面来看，布哈林虽然有其种种迷误和理论上的缺陷，他仍然是一位光辉的和有修养的人物；是一位独立大胆地分析了现代历史运动的基本的和困难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在列宁生前，布哈林就在民族问题上，在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问题上同列宁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布哈林代表激进的极左派，我们上面已经看到，列宁同样有根据地、尖锐地斥责过这一派人。[1]
[1]
布哈林曾几次承认自己的错误观点。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是这样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已经讲到的东西，而且也依据自己本身的分析。他是这样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怕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不断展开对话，不怕承认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过去和现在所达到的积极成果。
在1926年和1927年期间，他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的最积极的论敌之一，他维护斯大林的路线和他自己的关于照顾农民、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路线（布哈林当时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发财吧！）。
布哈林担心反对派的政策会造成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令人不快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如果说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谨慎行事是情有可原的，那么，布哈林极其短视地支持斯大林在清算反对派时表现出来的当时已经十分明显的官僚主义行为和手法，就根本不可理解了。他在政治上采取盲目的态度，因而成了斯大林派别的主要支柱之一，并在尖锐地批判反对派认为党可能由于内部民主日益减少而蜕化变质的论点，虽然党当时已经处于蜕化变质的边缘。[1]因此，他对于当时的事件也负有很大的历史责任，而这一事件很快也把他卷进一场灾难之中。
[1]
斯大林面对农民，特别是富农由于粮食收购引起的反抗，以他特有的蛮横粗暴和肆无忌惮的态度做出反应，宣布强制实行集体化。布哈林与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一起维护列宁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而成了反对派，很快被谴责为“右倾”（1929年），逐渐被撤销领导职务，在对“托洛茨基派总部”的审讯中受到尖锐的谴责，1937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被监禁起来，并于1938年经制造出来的审讯后同阿·李可夫、格·亚哥达（G. Jagoda）、尼·克列斯廷斯基（N. Krestinski）、格·格林柯（G. Grinko）等人一起被枪决。斯大林就这样把国内没有忘记十月革命某些主要教训的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处决了。
布哈林的机械论观点并不是孤立的。相反地，在马克思主义和一般理论思想的这个发展时期内交织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从最平凡的庸俗唯物主义（弗·恩茨门〔F. Enčmen〕）和激烈地一概反对任何哲学的观点（奥·米宁〔O. Minin〕），一直到极端的唯心主义。[1]
[1]
然而，基本的理论斗争是在机械论者和围绕哲学家阿·德波林的集团之间展开的。
尽管在机械论者（伊·斯捷潘诺夫〔I. Stepanov〕、阿·克·季米里亚捷夫〔A. K. Timirjazev〕、弗·萨拉比扬诺夫〔V. Sarabjanov〕、柳·阿克雪里罗德〔L. Akseljrod〕，即奥尔托多科斯〔Ortodoks〕）之间也有分歧，而且常常有截然相反的理解，但是他们大部分人的观点在下列看法上是一致的：与专门科学相比较，哲学是一种神秘和烦琐的东西；专门科学完全足以解决新的问题；机械的规律能够用来解释自然界的各种运动。
这些观点表明，对于现实的质的差别和不能把高级规律归结为低级规律这样一些极其复杂的问题所做的理论考察的水平是低下的。这种片面性常常表现在自然科学界的代表人物身上，他们醉心于自然科学，认为解决其他所有理论问题的一切基本前提已经被发现了。他们认为，为了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任何哲学，事实上，正如恩格斯有一次指出过的那样，他们在自己的看法上陷入最庸俗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柳·阿克雪里罗得（奥尔托多克斯）在机械论者中是突出的，她受到扎实的哲学教育，她在与新康德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争论中就已经出名了，那时，她和普列汉诺夫一起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后来，阿克雪里罗得尖锐地攻击了列宁的反映论，同时维护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
围绕着（A. Deborin, 1881-1963）的一群马克思主义者尖锐地反对了这些观点。属于这个集团的有尼·卡列夫（N. Karev）、伊·斯腾、伊·波德沃洛茨基（I. Podvolocki）、斯·列维特（S. Levit）、伊·鲁波尔（I. Luppol）、勃·赫森（B. Hessen）等人。
德波林曾以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导论和反对新康德主义的斗争著称，革命后，他对辩证法，特别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仔细的研究。[1]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发表（1925年），以及1929年列宁的哲学笔记的发表，对德波林及其拥护者也有帮助，因为从这些著作中可以找到经典作家本人所做的令人满意的一个论断：黑格尔的哲学对于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整个辩证法，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
德波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包含在这样一个观点中，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三部分：“作为一般科学的方法论（本身也包括认识论）的；作为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自然科学史的唯物主义）以及。”[1]
[1]
德波林可以从恩格斯那里为自己的观点找到某种证实，因为恩格斯研究过自然辩证法。然而，这种想法与恩格斯关于哲学是辩证法和逻辑学的观点不同，而且实际上是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把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所提出的哲学概念倒置过来。
由此可见，德波林无论如何还没有摆脱黑格尔的范畴公式，因而这样解决哲学对象问题。
实际上，德波林把哲学的对象归结为一般的方法论。在同篇文章中，他提出辩证法是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在内的一种普遍的方法，并得出结论说：“这样，辩证法是一种普遍的方法论。作为一门专门科学，哲学的内容和对象基本上归结为方法论。作为普遍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必须渗透到各门具体的经验科学中去，因为它可以说是一种把内在联系加入到具体内容中去的代数学。”[1]
[1]
在这里，德波林追随了恩格斯的某些受到当时的方法论的偏见和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的思想。完全可以理解，这样就缩小了哲学的范围和意义，这种情况在斯大林主义下达到了可笑的地步。
然而，德波林对机械论的批评是有理由的，它是以对整个问题的更深刻得多的考察和以唯物辩证法的某些基本原则为依据的。在现实的各个领域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德波林派指出了关于量和质的关系的基本辩证规律，这个规律对问题做了回答。
在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方面，德波林特别坚持研究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因而对他来说，黑格尔是在哲学方面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中心人物。
在这里要做一番有趣的比较。在同一时间里，卢卡奇也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立场出发，讨论并分析了社会意识及其与阶级和经济结构的关系问题，分析了物化和其他对于现代的人及其实际解放的问题、对于新人道主义的观念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些现象。
卢卡奇的努力属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恰恰遭到也是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立场出发的德波林（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尖锐攻击，被说成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这种努力所采取的激烈的否定态度。这同时说明，德波林的观念（它实际上后来在很多方面也成为官方的观念）怎样在自己的特殊的情况下，导致对人及其历史，从而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采取实证主义的看法，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任何伟大哲学一样，不仅应当是自己时代的表现，而且也应当是自己时代的批评者。[1]
[1]
1929年左右，德波林派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取得了胜利，并且占据了各个机关的所有重要位置。尽管讨论和争论的方向具有片面性，尽管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在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绝不是一切）基本问题时，并没有看到和感觉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史的其他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苏联的这个发展时期无论如何是一个最富有成果的时期。主要的优点是有广泛的讨论自由，这必然会有助于许多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解决。
然而，德波林集团胜利的顶峰同时也就是它衰弱的起点。社会环境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在这个时期已经起了剧烈的变化。
国家化的过程（后面还要谈到这一点）具有了越来越大的规模。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已被战胜，斯大林的政治轨道朝着自己的极端运行。标准开始改变了。在列宁主义的名义下，党性原则成了整个精神生活的起点和终点。这时并且要求把这个原则理解为无条件地服从政治领导中心，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理解为对每一个政治步骤、对国家政策的每一个行动进行辩护，进行理论上的论证。
从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来看，德波林集团被评价为无党性的、不革命的而归根到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一件合乎逻辑的事情了。过分强调黑格尔和抽象地讨论问题，被认为是严重的消极现象。把普列汉诺夫提高为理论家，马上便会成为党性上和理论上的严重罪行。至于在德波林派眼里，实行整个这种转变的主要人物——斯大林根本不算是个理论人物，更不算是哲学家，这种态度的罪孽之大就更不用说了。
理论领域的这种转变是与政治领域的转变完全一致的。1929年，在托洛茨基主义失败和斯大林在经济政策中，特别是在农村中实行转变之后，也就是在布哈林的观点也遭到失败之后，斯大林的观点便成了唯一的官方观点。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握有无上权力的政治统治（它已经有强大的、集中的党政官僚集团为基本力量）必须有相应的同样的理论统治和思想统治。
斯大林插手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这种控制，以及开始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整个理论思想发号施令，发生在“大转变”的1929年。在同年12月27日举行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他曾说：“但是，如果说我们有理由以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工作成就自豪，那末关于我们在一般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的工作成就就不能这么说了。而且应当承认，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我们的实际工作成就和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但是，理论工作不仅必须赶上实际工作，而且要超过实际工作，武装我们的实际工作者去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1]
[1]
这是给反对德波林派的人发出的一个决定性的信号和声援。在这种形势下，总是可以找到这样的人物，他们以理论上所谓的革命性来弥补自己在理论上的平庸。而这种革命性无非表现在：接受政治标准并把它运用于科学和哲学中，承认自己本身还够不上当一个理论上的裁决者，把政治机构偶像化，从而使它独揽绝对裁决所需的全部大权。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出场的是米丁（M. B. Mitin）、尤金（P. F. Judin）和拉利切维奇（V. Raljcevič），他们在1930年6月7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新任务》一文，在文章中攻击了这两个集团，并把德波林派称为“形式主义者”。德波林派对此做了尖锐的回答。讨论在相互攻击中进行。德波林批评指出，米丁等人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水平低下，纠缠在一些“小问题”（例如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谁是更大的哲学家）上实属无谓，哲学工作者期待着讨论更重要得多的问题等等，而尤金和米丁却越来越多地谴责德波林派脱离党所提出的迫切问题。
米丁集团对德波林派的所有主要责难，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的论点：他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列宁阶段，使哲学脱离政治，即不去研究党和国家的当前政策的具体任务。
在这场争论中，米丁批评德波林过高地把普列汉诺夫评价为理论家，他在《真理报》上指出，德波林派的基本缺点在于：“偏重逻辑的东西胜于历史的东西，偏重抽象的东西胜于具体的东西（不是经验的具体的东西，而是辩证的具体的东西），使辩证法和它的应用脱节，使哲学和政治脱节。”[1]
[1]
当时，以及1930年10月20日在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会议上的讨论中，米丁等人仍把德波林派称为形式主义者。米丁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更详细地论证了上面基本上已经指出过的责难：形式主义，抽象地理解问题——这在米丁看来就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党的报刊上提出的责难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低估了列宁作为哲学家的意义，不承认错误，理论脱离实践。这已经是这样一个时期，这时斯大林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主要理论家，从而也成了“第四位经典作家”[1]。
[1]
然而，在政治领导看来，米丁集团的党性仍然不够。对于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每一个现象，都必须找出它的直接的政治根源和阶级根源。在评价任何一个意识形态观点时对党性的新的理解的意义就在于此。因此，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在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上，不仅支持了米丁及其追随者的观点，不仅支持了对他个人所做的辩护，而且同时还责备了他们的温情主义，并把德波林派称为“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
既然在这种政治评价中机械论者变成为“右倾”的代表，并且最终成了党内的“富农代理人”，哲学斗争也就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方向。正如政治在两条战线上进攻一样，意识形态也在两条战线上展开进攻。
凡是在理论上不同意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特点和发展的看法和估价的人，都被归入这一方或那一方。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有鲁宾（I. I. Rubin）、索柯里尼柯夫等人，在政治和哲学方面有布哈林、德波林，所有那些与领导上的新观念唱着不同调子的人，都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同时也在政治上被剥夺了资格。
最后，1931年1月25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有关德波林派所领导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这个决议同时意味着对这个集团的最后的政治判决。中央委员会基本上从已经说过的各个方面谴责了德波林及其集团，同时向新的编辑部提出任务：“《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应当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富有战斗性的刊物，应当为党的总路线和反对任何脱离党的总路线的现象而进行坚决的斗争，从而在自己的整个工作中彻底地执行列宁的哲学的党性原则。在哲学领域内，杂志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毫不让步的斗争：反对机械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这是现今时期的主要危险，同样也要反对以唯心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歪曲，这是德波林、卡列夫、斯腾等同志的集团的错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最重要的任务，应当是真正执行列宁所提出的纲领，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列宁的发展阶段，无情地批判哲学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从而也是反列宁主义的派别，不管这些派别在怎样的假面具下出现。”[1]
[1]
此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活动在于追查一切可能脱离列宁主义，即脱离基本上是斯大林所解释的那种列宁主义的行为。米丁在共产主义学院的讨论中，在对阿克雪里罗得论黑格尔和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一书进行批评时，在替斯大林和唯物辩证法辩护的文章等等中就这样做了。[1]同样，M. 谢列克托尔（M. Selektor）写了一本以尖锐的党性原则批判布哈林的平衡论的书，他把官方对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提法也用到布哈林及其拥护者的头上。[2]
[1]
[2]
这样，我们实际上就进入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迟早也会在第三国际的政策和活动中被人们有力地感觉到。这第二个时期同斯大林及其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它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也留下了深远的后果。米丁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确实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比较正确的评价。但是，不应该忘记，德波林集团已经对机械论做了十分深入的批评，而且从他们的理论意图来看，他们对哲学和一般理论的任务理解得也较为正确。
因此，除了某些可以接受的因素，如强调（但不是夸大）列宁的哲学遗产的主张以外，其他所有的批评意见实际上预告一种哲学的和理论的，从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观念的产生。而这种新观念则是国内的社会变化和当时已经开始的对社会生活的国家主义垄断的相应表现。正如整个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一切细节都是党和国家机构的活动范围一样，按照斯大林的设想，社会生活的其他所有部分也应当如此。把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同政治联系起来，实际上就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变为替日常政策做辩护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这就是说，在几乎整个理论（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等）问题上，最高的裁决者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而是最高政治机构。这是政治统治理论的过程的开始，是把马克思主义变为一种具有其他任何“意识形态”的全部神秘主义特点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开始。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以及在其他处于苏联的直接影响下的国家和党内的整个进一步的发展，仅仅证明马克思主义在这种观念中发生了深刻的畸变。
在这些热烈的讨论、争论以及极其真诚地探索如何解决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所有这些问题的活动中，还有几个人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或者至少在法学和经济学领域内起了推动作用。在这几个人中，首先是（Pjotr Ivanovič Stučka, 1865-1932），直到30年代初苏联整个生活发生上面提到的转折之前，他对苏联法学的发展和理论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斯图契卡出身于拉脱维亚一个农民家庭，在彼得格勒攻读法学，不久，他就参加了革命运动。19世纪90年代末，他曾多次被判处流放，1903年，他加入布尔什维克。自1917-1918年起，斯图契卡曾任革命新政府中的第一任司法人民委员，而1918-1919年任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主席。自那时起，一直到去世，他是苏联最高法院院长、莫斯科法学院教授、法学杂志《法革命》的主编。他在自己的许多著作和文章[1]中，一直想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和法的一般观念，同俄国新出现的形势相适应。当时，在所有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中间，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想法和意图，那就是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社会关系的真正变革，目的是使人进一步得到解放，把劳动者变成权力和管理的行使者。因此，斯图契卡在自己的理论文章中，把国家和法看成是一定形式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一种合乎道理的前途——消亡。因此，对于他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过渡现象，而共产主义并不是那么遥远的未来。完全可以理解，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反对加强国家组织，因为他预见到，按照这种方式加强了的机构可以很容易就转而反对阶级本身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1]
斯图契卡特别强调法和经济的联系，他认为，法是符合统治阶级心意的社会关系体系，统治阶级总是用有组织的力量去确保这种体系。因此，他也反对苏维埃法中的任何规范主义，同时还提出在工人阶级的国家还是重要的权力工具的时期，在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资产阶级的法与社会主义的阶级的法的关系问题。
斯图契卡的观点，尤其是我们将看到的帕舒坎尼斯（J. B. Pašukanis）的观点，立即成了热烈讨论和争论的对象。20年代时，特别是M. A. 赖斯纳（M. A. Reissner）同斯图契卡展开了论战，赖斯纳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说法，法并不像斯图契卡断言的那样，是社会关系体系，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我们已经说过，所有这些讨论和争论，是表明存在一种创造性气氛的正常和积极的象征，何况这又是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历自己最困难的时刻的时候。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那是在政治方面同反对派展开最终的较量的时候，得到壮大的斯大林的官僚便开始大肆讨伐，以便最终地排除和清算同他们的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相对立的一切观点。我们已经看到，这场较量在哲学方面是如何结束的。斯图契卡和其他一些法学理论家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而他们只不过是想在探讨这些问题时保持马克思的分析精神和意图。随着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巩固，对于一切维护国家消亡，从而强调作为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历史表现的法也消亡这一真正马克思主义论点的人的敌视日益严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斯图契卡由于所谓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而受到攻击，他在压力下不得不收回自己的某些观点。但是，斯图契卡的辩白在当时就根本不同于后来的认罪求饶，那种认罪求饶加上从肉体上消灭革命最优秀的思想家，也就意味着一些有创见的人物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舞台上消失了。[1]
[1]
（1890-1938）遭到了更悲惨的命运，在俄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在法学理论领域内，他是最发人深省的一个人物。作为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国家法研究所所长，作为关于一般法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一本名著的作者，他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帕舒坎尼斯尽管同他与之论战的斯图契卡有区别，但也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共产主义（及其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的观念为出发点的，也即把共产主义看成是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它必须废除对人的统治，而这意味着废除、克服在阶级社会中服务于这一目的的一切机构。因此，他激烈地反对那种认为必须找出并确认无产阶级法的范畴的观点，认为这种做法等于宣告法的准则永恒不变。资产阶级法的某些范畴的消亡在他看来绝不意味着由新的无产阶级法的范畴取代这些范畴，就像在向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过渡时价值、资本、利润等等范畴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出现新的无产阶级的价值、资本等等范畴一样。“在这样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法的范畴的消亡意味着法的一般的消亡，即司法因素从相互关系中消失。”[1]
[1]
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观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各个生产者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保留等值（也即等量劳动）交换的形式，帕舒坎尼斯得出结论认为，那在此之前就必须一直保留法的形式、公众权力也即国家权力的形式。同样，只有最终克服了等值关系的形式，国家和法才会消亡。[1]
[1]
根据这些观点，帕舒坎尼斯同斯图契卡一样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法，作为一种形式，不只是存在于法学家的头脑和理论中，而是在人的关系特殊体系中有着平行的现实的历史。因此，在斯图契卡和赖斯纳的争论中，帕舒坎尼斯认为斯图契卡把法的问题看作社会关系问题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同时又指责斯图契卡只是停留在一般公式上，没有指出和说明，法是“特殊的社会关系”[1]。
[1]
帕舒坎尼斯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存在于对法依赖商品关系的理解之中。在他看来，每一种法的关系首先是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是司法理论的原子，是这一理论的无法再予分解的最简单的因素。”[1]资本主义社会是生产者和商品占有者的社会，在市场上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是法的关系这个现象的基础，客体是商品，主体是商品的占有者，他支配商品。正是在这一交换中，主体的定义才第一次充分显示出来。[2]
[1]
[2]
帕舒坎尼斯利用了马克思的分析，特别是关于商品关系作为物化了的关系和被物模糊了的关系的分析。但是，在劳动产品获得商品的特性并成了价值的体现者的时候，人就成了司法上的主体和法的体现者。“这样一来，社会生活同时也就一方面分解为自发地产生的物化关系（一切经济关系都是这样的关系：价格水平、剩余价值率、利润率等等）的总和，即分解为在我们看来人的意义在其中并不超过物的那种关系的总和；另一方面分解为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只有在同一个物相对立的时候，即作为主体的时候，才被确定。而后者恰恰是法的关系。这是两种基本形式，它们原则上是相互区别的，但是同时又相互制约，彼此紧密依赖。植根于生产的社会联系也同时表现为两种荒诞的形式：作为商品价值和作为人的成为法的主体的能力。”[1]
[1]
在这样的物化的关系（价值被归之为物，似乎物本身就具有价值）中，也形成了权力的范围，权力获得主观的法的形式，对于个人，它是如同价值对于商品一样的现象。商品拜物教由法的拜物教来补充。“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于是就在一定的发展程度上具有双重的令人费解的形式。一方面，这种关系是作为物与物（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出现的，另一方面是作为相互依赖的平等单位，即法的主体的自愿关系出现的。在价值获得神秘的特性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同样极其令人费解的现象：法。两个完全抽象的方面——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法的——同时具有统一完整的关系。”[1]
[1][“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z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5 Jhrg. , Leipzig 1930, str. 309, 310]
这种关系和现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并不消失。只要还不能建立起统一的计划经济，只要在各个企业主或企业主集团之间还存在市场关系，法的形式就仍会有效力。在帕舒坎尼斯看来，在这一时期，国营企业也是同样的情况。然而，他认为，尽管市场交换将继续存在，国有化工业内部的对立将取消，各个经济组织的自治将“只作为方法保留下来”[1]。这样，那些准私有的经济关系将被划定在一个严格的界限之内，这种界限随时由计划经济领导部门确定。因此帕舒坎尼斯认为，在过渡时期，法的形式本身并不包含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产生时所呈现的那些不受限制的可能性。
[1]
从上面这一切可以看出，帕舒坎尼斯是法学领域内的一位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他一再想在一个经历了许多个世纪的阶级世界已经崩溃的时期，尽量不像教义的辩护士那样去探讨法的基本形式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他遵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关系和拜物教关系的杰出分析以及列宁对过渡时期国家问题的分析，他与他们的观点相一致，指出过渡时期Z不只是阶级上的，而且也是政治上的。这只是意味着，在这一阶段，还不能克服等值基础上的交换，至少在像当时俄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里也是这样。因此，帕舒坎尼斯特别强调指出，这种法实质上必然是资产阶级法，正如国家本身必然具备任何国家的许多特性一样。在存在国家的地方，赤裸裸的所谓的国家就起主导作用。
帕舒坎尼斯在30年代初遭到了跟斯图契卡一样的命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一判决的执行人最初是M. 卢茨基（M. Luckij）和S. 利别尔曼（S. Libermann），在压力下，帕舒坎尼斯宣布自己的某些观点是错误的。然而，稍后，当整整一代最优秀的革命缔造者们在腥风血雨之中注定要丧命，以便为唯一的一个人确立永不谬误的地位时，巴·尤金和安·维辛斯基（A. Višinski）1937年的粗暴和无情的攻击和重伤，显然是在政治上预告一位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的悲惨结局。
在经济领域内我们至少还有必要指出叶·瓦尔加和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们曾致力于通过自己的文章，对过渡时期的一些现象和规律，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世界经济动向做出某种解释。
（1879-1964）是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在匈牙利革命失败以后侨居俄国，他试图在自己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治问题的论文中指出当时革命形势的某些紧迫问题。考虑到革命时期的事态，瓦尔加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城市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必然会下降。只有在文化领域内，这一水平才会提高。此外，瓦尔加在同社会民主党人论战时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的管理将简化，因此，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无产阶级已经成熟到可以领导经济。[1]考虑到匈牙利的经验，他谈到劳动纪律和领导的问题，而关于这一时期的官员问题，他认为“应当排除或摧毁作为独立地组织起来的阶级的官吏的力量，而应当争取很难替代的专家的力量来为无产阶级国民经济服务”[2]。在这当中，他不同意列宁的看法，列宁认为，给专家支付高工资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因为在瓦尔加看来，这跟计件工人的工资相类似，能者多得。同样，他不顾当时的土地政策的经验和必要性，当时就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大农业。他还研究了其他一些经济问题，最后他反对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论，同时强调，无产阶级国家无论如何必须刻不容缓地冲破孤立状态，否则后果严重。[3]
[1]
[2]
[3]
瓦尔加在1924年6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陈述了自己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从《国际新闻通讯》发表的报告来看，瓦尔加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乐观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从对一些经济现象（土地危机、信贷减少、阶级对立尖锐化）的分析中必然得出结论，“在我们看来，我们正面临世界总危机”[1]。瓦尔加设想，明年（即1925年）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就将爆发一场总危机；因此，客观形势是有利于革命的，问题只取决于各国的党和革命的觉悟，取决于能否在这样的形势下有所作为。
[1]
（1886-1937）的努力更为重要。他是布尔什维克派的老成员（从1903年起），是俄国共产党人中最著名的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在革命的年代里（1917-1920年），他是中央委员，而1920年，他与克列斯廷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一起成为中央书记。作为《共产党人》编辑部的成员，他与布哈林、拉狄克（K. Radek）、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等人在当时签订和约的争论中采取了左的立场。同样，在工会问题的讨论中，他支持托洛茨基，并同情工人反对派的观点。此后不久，1923年，他支持托洛茨基的“新方针”。在这个时期，他不再担任负责的政治职务，而是专心于研究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理论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新的经济政策的著作无论如何是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领域的最重要文献之一。
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期中经历了困难复杂的岁月。新经济政策代替了战时共产主义，这是使死气沉沉和荒芜的经济复活的唯一比较有效的出路。但是，正如我们在列宁的分析中所看到的，这样一来，使得苏维埃经济的结构变得十分复杂和矛盾。在存在国营企业和国家资本的同时，在工业中也存在私人资本，至于农村就更不用说了。在农村，小的和较大的私人资本几乎完全占据上风。由于国营工业的弱小和当时无法生产出足够数量的产品来同农村进行比较正常的交换，这些相互关系变得更加尖锐。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价格的悬殊造成了农民抵制市场。这样的形势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个发展阶段有哪些规律性？如何来解决前面提到的同农村的关系，如何来发展社会主义成分，使它成为国家生活中的主导因素？这一切，对于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来说，都是关键性的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研究了这些问题。他的基本立场和关于新经济学的整个著作的主导思想是，苏维埃经济今后的发展问题既不能依靠价值规律，也不可能依靠普通的社会主义积累来解决，而是要靠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认识，即靠符合这一规律的经济实践来解决。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道，对于国营经济，每一年都要求它的生产有绝对的增长，与私营经济相比有相对的发展，它内部根据该年度扩大再生产的比例做出新的力量配置。“而对重新配置、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对私营经济所生产的价值的转移等这一整个过程进行调节的规律，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1]这一规律每年都要求对国营经济内部的生产力重新配置，这同时也预先推测下一年和以后几年的生产力配置。
[1]
马克思形象地叙述过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在封建主义时期就有可能做到。而在资本主义时期，是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只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才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资本主义需要有一个原始积累时期，靠剥削小生产来为自己的统治地位建立技术和经济的前提。同样，社会主义的积累，即“在社会主义经济（它已在发挥它一切特点和）的技术和经济基础上的积累，只能在苏维埃经济渡过了原始积累阶段之后才能开始”[1]。
[1]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说的“社会主义积累”，是指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创造的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剩余产品的生产。而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则相反，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积累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来源”得到和吸取的物质资源。[1]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这种积累应当发挥首要的作用，它将加速国营经济复苏并最终确立对资本主义的纯经济优势这一时刻的到来。整个这一发展时期是靠牺牲非社会主义成分和非国营成分进行积累的，它有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规律性，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恰恰是苏维埃经济的根本规律。同时，国营经济范围内的所有经济过程都服从这一规律。甚至，这一规律“改变并部分地消灭了在我国经济制度中出现和可能出现的价值规律以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切规律。因此，”[2]。
[1]
[2]
在像当时的俄国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和遭到破坏的国家里，应当尽早渡过社会主义的这一发展时期，并达到社会主义制度充分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发展水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指望社会主义成分内部的积累，就等于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存在本身成了问题，或者至少是使预先积累时期无限期地延长下去。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经济可以不触动小资产阶级经济，特别是农民经济的资源而自行发展的想法，无疑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的空想”[1]。这一看法直接针对布哈林提出的，当时也为斯大林所维护的这样一个观点：应当尽量照顾农民，允许这一成分有尽量高的积累，然后由国家来动员这一积累，使之用于工业投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不应当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而在当时，工业产品的价格本来就已经比农产品价格高得不成比例了。他还认为，对于富农以及私人资本应课以高税，以便通过所有这些措施以及其他许多财政措施，确保尽量高的预先积累并尽快地建立起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分。这基本上也是在那些年月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反对派的纲领。
[1]
几年以后（1928年），布哈林看到有必要加强国家的工业化，以解决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而斯大林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却又接过反对派的纲领，只是使它激进得多、粗暴得多，这是他的特点。斯大林一方面批评反对派在国家工业化和向富农征税方面有冒险主义的计划，另一方面却不仅实行了规模大得多的工业化，而且通过最普通的恐怖对全体农民实行剥夺，这样做必然对国内的经济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点有其内在的逻辑，这一内在逻辑是以他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观点为基础的，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各国一切类似进程的一个规律性，只有那些最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就是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和文化已达到高度发展的国家可能是例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样表述这一普遍规律性：“”[1]
[1]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残余和有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牢固支柱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并存和斗争。在他看来，由此必然存在两个规律性之间的斗争：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积累规律之间的斗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明确强调，在垄断资本主义（它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分析过的那种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中，价值规律已经受到严重的破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经济的哪些范畴可适用于苏维埃的经济，他在回答时首先探讨了在不为广大消费生产，也利用国营经济的产品的国营经济中，其次是在为市场生产的国营经济中，再次是在农民的生产等等一系列特殊部门中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从这一探讨中，他得出结论：价值规律在这些部门的某些部门中根本不再起作用，而在其他一些部门，则仍充分发挥有效力。
正如在国营经济中价值规律已发生变化一样，我们也可以说剩余价值已转变为剩余劳动。“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因素。工人阶级不可能剥削自己。把无产阶级划分为担任组织者职务并有较高的工资的工人和其余的工人，这是同一个阶级内部的划分；在原则上，这与把那个阶级划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没有什么区别。”[1]当时，尽管人们已经在谈论和争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官僚化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批判精神却设想不到，党和国家的官僚如此严重脱离劳动群众，工人阶级如此无权管理自己的生产，而这一切又导致新的雇佣关系的出现，并因此导致异化。
[1]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设想过剥削的可能性，但是认为这只会发生在其他一些领域和关系中。他认为，一种剥削形式是一部分剩余劳动用作给专家的报酬；另一种剥削形式是一部分剩余产品被私人资本以商业利润的形式捞走，最后一张剥削形式是农民、小商贩、小资产阶级等等获取的内债利息。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国营经济，首先是对于工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使用剩余产品一词比剩余价值一词更为正确，因为“这不仅是对现存的东西的表述，而且是对发展趋势的表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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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当时的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布哈林采用论战的方式，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做出了反应。由于布哈林对于农民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有不同的看法，他尖锐地攻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特殊规律的论点。斯大林在布哈林的帮助下消灭了反对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属于反对派），接着又突然转而奉行农村集体农庄化的政策，借此在稍晚一些的时候又消灭了布哈林本人，说他犯了“右倾”偏差。早在1927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同反对派的其他许多成员一起被开除出党并被放逐。
在斯大林转变态度之后，一部分反对派认为他们的观点得到了认可，并因此力图与斯大林取得一致。然而，斯大林却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对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加、拉狄克以及其他许多人发表了公开的表明，宣布自己服从当时的政策。这只是打击这些人和败坏他们的名誉的一个过程的开端而已，其结果必然是彻底消灭他们。如果一种制度创立这样一种关系，让一个人，而且是一个革命者在政治机构面前自行忏悔，说自己出于最良好的愿望得出了某些被认为是不正确的理论结果和实际要求，那么，这是建立偶像崇拜关系，而不是科学关系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迹象。然而，历史向我们表明，偶像崇拜制度往往也产生牺牲品制度。当人类第一次走上理性和马克思的思想所阐明的历史新道路时，世界曾以为，提供祭品和宗教裁判的时代是一个早已逝去的不够文明的时代。然而，对于这代人来说，还未能摆脱这早已逝去的时代。在偏执狂患者的原始的野蛮行径中（这种行径超越了人类正常的、理性的判断），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消失了，随同他一起消失的是整整一批最光辉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们写出一部革命的史诗，这一史诗今天仍然发出英勇豪迈、富有人的创造精神和崇高理想的强音。
（1879-1940）是企图反对这种官僚主义化和在政治与理论方面具有广泛国际意义的最卓越的人物。
与许多有才华的俄国知识分子一样，他很早就接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他是一个极其光辉的人物，出色的演说家，是那个革命时期的典型的政治人物。早在尼古拉耶夫作为一名大学生时，他就从事地下工作。在流放中，他终于加入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他撰写文章、传单和宣言，很快就成了由西伯利亚的流放者和工人组织的西伯利亚社会主义联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1902年，他逃离流放地，在萨马拉同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列宁的朋友克尔日扎诺夫斯基（G. M. Kržižanovski）联系上。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向列宁汇报了托洛茨基的能力。列宁立即要托洛茨基去国外，到《火星报》工作。托洛茨基于1902年底抵达伦敦，加入到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奠基人的行列，并开始在《火星报》工作。列宁不久就向编辑部建议，接受托洛茨基为编辑委员会委员，此建议遭到普列汉诺夫的反对。此后不久，在1903年于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站在马尔托夫派（孟什维克）一边，反对列宁及其关于党的主张。尽管他不久就离开了孟什维克，在当时，他是列宁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他同时又试图在两派中间起中间人的作用，促进两派的和解，而不理解在俄国当时条件下社会主义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已经存在改良和革命这两种根本不同的看法。
1905年1月彼得格勒发生的悲惨事件引起托洛茨基的注意，2月他就秘密地回到俄国。彼得格勒在1905年10月的总罢工期间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托洛茨基成了这个苏维埃的主要力量和鼓舞者以及大多数决议的起草人。革命的民主运动的高涨一直延续到12月初沙皇政权开始镇压并逮捕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时候。托洛茨基在这一过程中的勇敢表现，加上他在革命中的整个作用，只是增强了他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威望。苏维埃的委员们都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托洛茨基在押送期间逃跑了，一直留在国外，直到1917年初爆发新的革命事件。
在坐牢期间，托洛茨基回顾了过去的事件、这些事件的经过和结局，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总结与展望——革命的动力》，这篇文章作为《我们的革命》（1906年）一书的最后一章发表了。他在这篇文章里第一次完整地陈述了他对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问题的意见，提出了他的不断革命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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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简短地探讨了欧洲到当时为止的某些革命经验，特别是俄国社会力量的发展，他提出一种看法，认为革命不直接取决于生产力的状况，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关系、国际地位以及最后取决于一系列主观因素。“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一个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先掌握政权。”[1]
[1]
托洛茨基当时就维护一种能动的马克思主义看法。根据这种看法，革命不是某个国家一定发展程度的自动后果。“这样的理解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在我们看来，俄国的革命将创造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政权可能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国务天才之前就转入无产阶级的手中（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政权必须这么做）。”[1]
[1]
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革命并把它进行到底。鉴于在俄国只有无产阶级才是这样的力量，革命的最近的前景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必然性或者至少是可能性，而这种政权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在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政权将落入在这场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手中。托洛茨基当时认为，这并不是说非无产阶级的社会集团的革命代表人物就不参加政权。[1]
[1]
同样，托洛茨基认为，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取得这样的胜利，就必须得到欧洲无产阶级的支持，没有这种支持，俄国无产阶级是不可能长期掌权的。“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可能保持住政权，就不可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为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1]
[1]
因此，托洛茨基在这篇文章中就已得出了构成他的不断革命论的核心的那些结论。他的观察的一个方面首先是民族的，也就是说，在分析阶级力量关系以及各个阶级的特性的基础上，托洛茨基深信，在俄国，革命的不断性表现在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阶段的必要性中。列宁尽管当时维护的是比较现实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论点，但在俄国1917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情况下，在具体历史环境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四月提纲，实际上开始了同一进程，而十月革命只是证实对上述形势的这样的观察的正确性。[1]
[1]
观察的另一个方面是把民族革命同国际革命联系起来。虽说后来，在革命之后，托洛茨基并不认为，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的直接支持，俄国工人阶级就不可能保持政权，不过，他还是认为，没有这样的支持，是不可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他后来曾多次表达过这一观点，特别是在他同斯大林的冲突激烈起来的时候。他在1922年写的《1905年》一书的前言中概括地阐述了自己以前的看法，认为在落后的俄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仅必然会同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而且会“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里，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在俄国革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强加于它的狭隘范围之后，胜利的无产阶级将被迫同样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这就是说必须自觉地努力使俄国革命变成世界革命的序幕。”[1]
[1]
托洛茨基这个时期的基本思想在于，他认为个别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对国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的依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只要资产阶级还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掌握着政权，国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就会妨碍社会主义在一国的顺利发展。因此，在托洛茨基看来，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协议虽然会在某种较小的范围内带来好处，但是只有当无产阶级在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中取得胜利后，才能期待社会主义在俄国有真正的高涨和发展。
因此，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并不是说不需要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本身。他就这个问题同考茨基展开论战时曾明确地写道：“无需指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建立封闭的‘民族的’共产主义，因为冲破封锁，以及欧洲爆发革命才会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引起最根本的变化，才会缩短它的发展阶段，才会更接近于这些发展阶段。但是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事件，我们不知道。我们必须这样地来工作，使我们自己在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发展最不利、最缓慢的情况下能够站住脚并得到巩固。”[1]并且，托洛茨基后来是最早主张尽快过渡到实行工业化和计划化的人们中的一个，为此，斯大林集团曾批评他，说他赞成“超工业化”，虽然过了两年后（1929年），这个集团却开始实现更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事实上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发展，一国能否彻底建成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托洛茨基，后来还有当初曾是他在政治局中的激烈反对者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决地否定了这种可能性，甚至把它宣布为反动的空想。托洛茨基后来也曾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他在《俄国革命史》一书的附录中，曾这样明确地谈到上述观点：“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组织有计划的与和谐的社会生产。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还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它的法律上的前提。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不能同生产力问题分开，生产力问题在人类发展的目前阶段上实质上是一个是世界性的问题。单个的国家对于资本主义说来已经过于狭小了，更不能成为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场所。一个革命国家的落后性对于这个国家说来，同时也在增加它被抛回到资本主义去的危险性。”[2]
[1]
[2]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才在论不断革命的著作中做出结论说：“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有一切暂时的成就，那会把生产力拉回到甚至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地步。想在一国范围内建立由所有经济部门组成的和谐和完整的体系，而不考虑作为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的这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文化条件，那是反动的空想。”[1]
[1]
此外，从这部著作以及他的早期著作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认为，不仅在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单独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任何单独的一个国家内，如果没有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1]
[1]
也就是说，在托洛茨基看来，单独的一个工人国家的经济建设，不管其本身多么有意义和多么重要，必然是受限制的和充满矛盾的，并且不可能——用他的话来说——达到和谐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用当时术语来说，这等于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的高度。托洛茨基在30年代初再一次总结自己的观念的各个阶段时，重新作出结论说：“我和以前一样认为，当我国的革命具有国际的性质的时候，它就可能而且必定会导致社会主义。”[1]
[1]
在1929年关于不断革命一书的序言中，托洛茨基同样写道：“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内开始，但它不能停留在这个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利用暂时的制度，才能在一国内维持下去，虽然这种制度甚至也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如像苏联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然而，在存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必然会以和成就相同的速度增加起来。如果无产阶级国家以后仍然是孤立的，那它最终将作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而遭到失败。它只有从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胜利中才能得到拯救。从这个观点来看，民族的革命不是目的本身；它仅仅是国际链条中的一环。国际革命尽管有暂时的退却和低潮，但却是一个不断的过程。”[1]
[1]
在同一本书的末尾，托洛茨基总结出一些论点，从这些论点中可以极其清楚地看出他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的主要论点如下：
——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落后国家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解决自己的民主任务和民族任务。
——在反对本国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必要联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组织在共产党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这一联盟是不可理解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只有作为领导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才是可以理解的”[1]。因此，国际把无产阶级专政同东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对立起来，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动的。
[1]
——夺取政权仅仅是开端。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民族和国际的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是可以理解的。“鉴于在世界舞台上资本主义关系占据决定性的统治地位，这场斗争势必对内激变为内战，对外激变为革命战争。”[1]
[1]
——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民族范围内完成。它开始于民族范围，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发展，结束于世界舞台。
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成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不断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新社会在全球获得最终胜利之时才告结束。”[1]
[1]
斯大林提出了另外一种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观点：一国可以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12月）一文中，他尖锐地批评了托洛茨基的观点，说这种观点不仅不相信农民运动的可能性，而且也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能力，同时又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看法来反对这种观点。
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的说法是这样的：“没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就不可能，这个论点是对的；同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其余各国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帮助愈切实，世界革命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彻底，这个论点也是对的。”[1]
[1]
在争论的这个阶段上，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联盟，在捍卫列宁原则的基础上力图把托洛茨基贬低为孟什维克和反列宁主义者。[1]在这些事件之后不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结成反对派，激烈反对斯大林，反对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的观点。斯大林由于不满意自己的上述提法，所以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的小册子中更详细地揭示了这种提法，同时把批评指向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把托洛茨基放在一边，这是由于他从策略上打算尽量推迟托洛茨基和前两人之间的联合。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在提到《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的提法的缺点时指出：“缺点就在于它把两个不同的问题连接成一个问题：第一个是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肯定的回答；另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它无须革命在其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就有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因而免除旧制度复辟的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该给以否定的回答。我且不谈这种说法会引起一种想法，以为用一个国家的力量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当然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2]
[1]
[2]
这样，在列宁逝世以后，立刻就在关于在单独的一个国家中是否可能最后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理论冲突，这个冲突实际上具有更深刻的而且并非是理论上的背景。首先，托洛茨基通过批评党的机构和官僚主义，以及要求党内生活实行更大程度的民主化，反对了当时担任领导职务的三个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就在他们三人中间也有个谁在领导中占首位的问题：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自命为列宁的政策和思想的最合法和最当然的继承者。
唯有这些原因才能说明，为什么在围绕一国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是经院式的问题的争论中，在政治上会表现出那样的暴躁和偏私。[1]首先，无论从哪一方来说，整个争论都不能以特别高的水平来自夸。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关于在单独一个国家中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不可能得到比较重大的发展等等的论据，与斯大林的论据（这主要是引证列宁的话和相信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力量）一样，都是不充分的。[2]
[1]
[2]
在一种稍微比较协调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中，当国家面临着具体的和非常困难的任务时，这些意见分歧绝不应该成为内部分裂和丧失宝贵的精力和时间的理由。这些提法必然只能是假设：因为不可能预见，将来的阶级冲突，以及帝国主义本身内部的尖锐的矛盾和较量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因为不可能预见，这些冲突将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后果；因为不可能预见，在这种并非一帆风顺的历史发展中，为了提高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以便能够消除阶级的分工，需要多长时间；除此以外，同样也不可能预见，科学、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性质，维持庞大的军队可能还是不可能，而庞大的军队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沉重负担，等等。仅仅这些理由就足以说明这次争论的学究性质。
斯大林的观点还有另外一个基础（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谈到）：即关于社会主义的极不充分的和行政官僚主义式的理解，这就使他还在30年代末就宣布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已经建成。
然而，这场争论尽管具有这样的价值，但事实上由于党内冲突和国内的整个形势，它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后果。托洛茨基虽然自命为列宁主义者，并且关心在国内尽快和尽量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他的观点使党的队伍产生不和与怀疑，不相信本国的力量和劳动群众的能力。斯大林的批评不是根据他个人的想法，而是根据列宁的严密的思想；斯大林不是以对列宁有某些理论上的保留的独立的人物，而是以一个正统的学生、列宁主义的捍卫者的姿态发表意见的，所以他以自己关于依靠独立的力量也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的观点，给世界上第一支建设社会主义的队伍带来信心、勇气和自豪。从具体历史观点来看，斯大林的论点有更大的分量，它是人之常情和常识更易于接受的，它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满足革命发展的根本利益，因而在苏联社会主义的这个发展时期起了比较积极的作用。斯大林的观点的实用性和局限性导致不能从更广泛的国际的角度来观察和援助世界上的革命进程，但这种实用性和局限性当时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可能看清楚。
这样，托洛茨基就在一场重要的搏斗中失败了，而斯大林在党的领导中的地位巩固了，而且很快就成了一个庞大的党和国家的机器的握有无上权力的主宰。
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托洛茨基侨居国外。尽管他不再直接属于孟什维克派别，他仍然是列宁的激烈的反对者，因此在相互的论战中，列宁常常尖锐地批评他。[1]战争初期，托洛茨基是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积极参加者之一，并写了会议的宣言。在被法国政府驱逐之后，他侨居美国，二月革命后，他立即返回俄国。在革命事件和搏斗中，托洛茨基的才能，他的坚强的意志、勇敢和组织才能得到了表现。他同一批志同道合者（所谓的区联分子），包括著名的革命家卢那察尔斯基、梁赞诺夫、曼努伊尔斯基（D. Z. Manuilski）、波克罗夫斯基（M. N. Pokrovski）、越飞、沃洛达尔斯基（V. Volodarski）、乌里茨基以及其他许多人，投向布尔什维克，他立即成了中央委员。稍后，在9月份，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在其中的影响愈来愈大）选举他为主席，这在当时的革命中是决定性职务之一。同时，托洛茨基作为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与列宁一起作为布尔什维克不可侵犯的领袖掌握着革命的操纵杆。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托洛茨基作为外交人民委员和国内战争中红军的组织者在苏维埃政权中履行极为负责的职务，这样他也就成为与列宁齐名的俄国革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2]
[1]
[2]
虽然在所有那些最后证明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路线的斗争中采取了正确立场的事件之后，托洛茨基承认了列宁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最高权力，甚至把列宁看成是自己的导师。[1]然而，作为一个有独立精神的人物，他对于许多事件和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同时跟别人以及跟列宁发生争论，在当时，就列宁对党内民主的看法而言，这种情况是完全正常的。[2]
[1]
[2]
托洛茨基在这个时期在许多短篇和长篇文章中，在向共产国际的会议提出的报告中，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关于考茨基对待俄国革命的态度，托洛茨基写了一篇尖锐的论战文章《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反考茨基）》，他在这篇文章中捍卫并阐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就像列宁在类似的文章中所做的那样，托洛茨基指出了考茨基的民主观缺乏辩证法，是形式主义的，考茨基不理解革命的进程并且掩盖这样一个真相：俄国的许多问题之所以过去和现在得不到解决，恰恰是由于帝国主义把国内战争、恐怖和封锁强加于它。[1]
[1]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就最新国际形势作了报告，当时形势的一部分特点是红军向华沙挺近失利以及意大利强大的革命浪潮和德国的三月行动均遭挫折。他进一步整理了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专门出了一本书《新阶段。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21年），他在书中认为，战后帝国主义的力量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存在阶级对立加剧的情况。在他看来，当时的革命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欧洲已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宰地位。“由此而产生强大的革命震荡，这种震荡可能或者以无产阶级的胜利，或者以欧洲的完全崩溃而告结束。”[1]在托洛茨基看来，第二个来源是美利坚合众国整个经济体制的激烈震荡，而第三个来源是殖民地，首先是印度的工业化。
[1]
托洛茨基当时的观点是很有特色的，这基本上几乎是所有俄国共产党人的共同意见，即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已经衰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生产力已不可能进一步发展”[1]。托洛茨基认为资产阶级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同时他设想，正是由于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生产力不可能进一步发展，所以存在着革命的基本条件。因此，关于代表大会和关于共产党人的策略的讨论，他写道，代表大会发布指示，要求走向群众，准备革命。这种准备将持续多久，是几个月还是几年，这一点无法说清。“事先的准备是否只需要几个月或者一年，是两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这一点上伤脑筋是不明智的。”[2]
[1]
[2]
在同一时期，他就格鲁吉亚事件写了一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为武装支持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的起义辩护。[1]同样，他还发表了文字上经过加工的他在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就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政策所做的报告，又补充了一篇有关政治前景的文章。这篇文章基本上论述了革命以后的经济形势，并在某种程度上论述了政治形势，而且为他们当时的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道路辩护。他的观点基本上同列宁的观点以及同中央委员会的观点是一致的。[2]
[1]
[2]
这样，我们就逐渐接近了乌云开始在布尔什维克党头上密布的时期。列宁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由于健康的原因而没有直接参与和指导这些复杂的进程，而斯大林则愈来愈巩固了他在政治局以及全党的权力。开始提出列宁的继承人问题的时代已经开始。在这样的形势下，托洛茨基无论如何是其他几个人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其他几个人认为，他们作为老布尔什维克有更多的权力占据前几名的位置。于是就产生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暂时联盟，意图是以共同的权威尽量排挤他。
同时，1923年10月中，46名著名党员发表了针对官方领导的宣言。他们特别强调国内经济形势严重，政治局没有明确指导和安排工业发展的持久的经济政策；他们抗议书记处掌握愈来愈大的权力和压制讨论，甚至要求废除或者放宽对党内建立集团的禁令。在宣言的签名者中间，有许多人是托洛茨基的朋友，诸如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索斯诺夫斯基（L. S. Sosnovski）、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等人。因此就设想托洛茨基直接参与制定这一批评性文件。
在整个这一事件过程中，占据领导地位的三个人感到不安。11月初，季诺维也夫代表领导庄严宣布，将恢复党内的民主，作为这方面的一个表示，是让《真理报》以及其他报纸辟出专栏，供党员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舆论以及各种会议反应强烈，46人的立场得到广泛的赞同，这更加吓坏了斯大林的领导班子。领导集团把几个签名者从他们当时担任的职位上撤换下来，又解散了某些领导班子（例如，共青团中央），同时发表了新方针宣言，他们还争取到托洛茨基在宣言上签字。然而，宣言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托洛茨基当时在《真理报》的几篇文章中陈述了自己的批评性意见和要求，后来作为《新方针》发表了，并成了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依据。
托洛茨基的批评首先涉及党内的官僚主义，他认为，官僚主义是危害年轻的社会主义社会今后整个发展的巨大危险。他写道，党今天在某种意义上有两层生活：上层决定问题，下层只听取决议。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来，党的机关表现出了某些最消极和最令人不能容忍的特点：“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自满，完全无视党的情绪、意见和需要。只要一打算把批判地审查党内制度的问题提上日程，整个党的机关由于官僚主义的惯性，就立即以敌视态度加以拒绝。”[1]
[1]
托洛茨基接着写道，尽管迄今已有多次提醒，同志们却往往是极其真诚地视而不见，事实上他们自己是官僚主义的主要危险。他们认为，官僚主义只是战争时期的残余，也就是说，是一个正在消失的现象。然而，官僚主义不是各个地方组织中的偶然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现象。它不是从地方组织向中央发展的，而是从中央向基层发展的。托洛茨基特别强调，官僚主义，特别是在党的上层，绝不是什么战争时期的残余，而是按照行政方式解决问题的结果，这种做法近年来特别盛行。“我们重申，党内的官僚主义绝不是前一个时期的残余，不是正在消失中的残余；相反地，这是一种实质上由党的新任务、新职能、新困难和新的错误所产生的新现象。”[1]
[1]
在托洛茨基看来，官僚主义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苏联社会还始终存在不可避免的等级制，以及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密切联系。无产阶级通过苏维埃国家实现自己的专政。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因此，也是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领袖。“全部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种领导，而又不被国家的官僚主义机关所同化，不遭受官僚主义的蜕变。”[1]在同一著作的另一个地方，他再次强调，国家机关是官僚主义最重要的根源。一个原因是国家机关吸收大量最积极的党员，使他们习惯于和学会用行政的方法去管理人和物，而不是按照政治方式去管理群众。另一个原因是国家机关吸引了党的机关的很大的注意力，并以自己的行政方法影响党的机关。因此，如果认为官僚主义只是官吏的坏习惯的总和，那他是一个拙劣的马克思主义者。“官僚主义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管理人和物的一种行政制度。产生官僚主义的深刻原因在于社会的不纯，在于人民中不同集团的日常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差异。广大群众缺乏文化，使官僚主义变得更复杂。在我们这里，官僚主义的主要根源在于必须建立和维持一个能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结合成一个完美的经济和谐体（距离这一点我们还十分遥远）的国家机关。我们必须保持一支常备军同样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根源。”[2]
[1]
[2]
官僚主义同样是产生派别的根源之一，中央委员会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为了避免派别，党的领导机关应当听取群众的呼声，不要认为任何批评都是派别精神的反映，从而把那些忠诚的和守纪律的党员推到缄口沉默或者组成派别的地步。“如果说派别是危险的（确实如此），那么，对的危险熟视无睹就是犯罪了。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首先反对的恰恰是这种危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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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些原因以及由于某些经济困难，苏维埃政权面临许多可能引起反革命事件的危险。托洛茨基同样还指出了经济问题，他提醒说，不能让私人资本的增长快于国家资本，要加强同农民的联系。因此，他认为，必须加速发展工业化和采取一定的措施，限制私人资本和富裕农民的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这一点上，他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是一致的。托洛茨基写道，在这方面丧失时间，就是放慢我们反对私人资本的斗争。我们的主要任务，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此。[1]
[1]
除了这项任务，即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以便更加顺利地同私人资本做斗争和缓和同农民的市场关系，考虑到上述问题的政治方面，托洛茨基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首先应当把“活动中心转向基层”[1]；实现民主制是战胜“机关人员的小团体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的唯一手段。[2]同时，托洛茨基号召不把列宁的话当作某种死板的教规，因为情况表明，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正是由于对某些观点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往往起不了作用；列宁宣布四月提纲时，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没有接受四月提纲，在列宁要求在十月实行革命时，情况同样如此。如果有什么东西可能给党的精神生活和青年的培养以致命的打击的话，那“肯定是把列宁主义从需要有创造精神、批判性见解和思想上的勇敢无畏才能应用的一种方法，变成只需要一劳永逸地指定专人进行解释的教规”[3]。托洛茨基在同一篇文章中还维护党的团结的观点，但是团结应建立在容许有意见差异的基础上，建立在可以公开发表意见（即使处于少数地位）的基础上。同样，他认为，党的组成很糟，应当更多地从工人阶级队伍中补充党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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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引起的反响以及领导的反应都是强烈的。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几乎人人都反对托洛茨基。反对他的有斯大林集团，因为他的批评指出了当时已出现的一种领导和处理关系的方法，尽管当时还无法设想这种方法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国际的社会主义竟是如此生命攸关，但是这种方法当时已经显露出托洛茨基公开谈到的一系列消极特点。同样，反对托洛茨基的还有所有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因为托洛茨基指责他们由于患有教条主义的毛病而在革命斗争的许多决定性关头昏头昏脑。他们极其恼怒，以至于季诺维也夫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甚至把他关押起来。有一个人是一个更加高明和巧妙的策略家，而他的肆无忌惮始终以准确地估计时机为前提，他当时反对季诺维也夫的这一建议。这个人就是斯大林，是上面描述的官僚主义的主角，这种官僚主义还合乎逻辑地产生铁板一块的党的观念。如果托洛茨基以及其他许多人当时肯定还不清楚，在斯大林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形象中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魔鬼般的人物的话，那么，此人自己肯定当时就明白，在与托洛茨基的较量中，他已经赢了。斯大林愈来愈多地用自己的人来补充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补充各级党委重要的书记位置。他愈来愈多地缩小党内的民主，并通过所有这些手段轻而易举地不仅操纵了党内的舆论，而且操纵了出席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的选举。这样一来，他同时也就把一种做法带进了共产党的生活中，这种做法使共产党日益丧失自己的革命性，并成为党的上层的驯服工具。
随后的几年只不过证实了这种状况而已。在发生这些事件之后不久，列宁逝世了，而列宁是唯一胜任解决俄国革命的干部问题这个难题的人。托洛茨基尽管富有才干，但是他还没有达到列宁所具有的那种天才的程度。他还缺少列宁在解决涉及许多各有弱点的人物的复杂问题时所特有的那种分寸。此外，他也没有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那样的威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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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遭受这一失败之后，托洛茨基一度不再积极参与党内的斗争，而利用时间来完成自己的某些著作，首先是俄罗斯文学论文集。他的《文学和革命》（1923年）一书论述了当时俄罗斯文学的主要作家和主要现象，表明作者本人广博的学识、深厚的文化根底和锐利的洞察力，属于当时最杰出的散文作家和评论家之列。托洛茨基跟列宁一样，对宗派主义的“普罗文化”（proletkult）观念持否定的态度，而维护这种观念的甚至有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关于艺术创作自由的观点和分析，对当时俄国最有才华的文艺评论家A. 沃龙斯基（A. Voronski）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随后的几年是在新的党内斗争中度过的。在“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三人发生了分裂。季诺维也夫在稍后发表的关于列宁主义的书中，提醒人们注意社会主义成分中的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因素，他也反对斯大林对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所做的解释，认为在这样一种孤立、贫穷的环境下，不可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消除阶级差异，从而也不可能取消国家。[1]
[1]
在1925年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反对派吃了败仗。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他们与托洛茨基势不两立的态度，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让托洛茨基受到很多赞扬。托洛茨基采取了消极态度，因而错过了抵制官僚主义领导的决定性时机。只是在代表大会之后他们才采取联合行动，而这时，许多人的地位，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地位已经被削弱了。[1]反对派在以后的两年中，先是发表了《十三人（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声明》[2]，一年之后，又起草了详细的《左翼反对派政纲》，提交1927年年底举行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
[1]
[2]
这一《政纲》有几千党员签名，它提出了以下一些观点：需要对国家和党的问题采取列宁式的开诚布公的态度；指出国家机关的影响日益增长，官僚主义化也在发展；指出私人资本在增大，在税收方面贫农的负担比富农还沉重；告诫说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减少，而其他阶级所占的份额却增大了，官僚和资本家拿走一部分剩余价值；领导缺乏明确的革命政策，因此无法避免：“1、那些企图使我国朝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势力过分增长；2、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地位削弱，而富农、耐普曼和官僚的势力却日益增强；3、工人国家在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一般地位削弱，苏联的国际处境恶化。”[1]
[1]
接着，左翼反对派批评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在农民问题上修正列宁主义，而这种修正的特点是：1、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即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在集体的基础上改造农村经济；2、低估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的农业工人和贫农；3、具有依靠所谓“经济上强大的”农民，即富农的倾向；4、企图无视农村所有制和农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5、低估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6、制造一种粉饰太平的理论，说富农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发展，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的范围不允许他这么做；7、富农长入我们的经济；8、具有用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来反对他的电气化计划的倾向，而不是把这两个计划看成是一个整体。[1]
[1]
因此，左翼反对派建议采取如下一些措施：发展农民合作社，帮助贫农和免向他们征税；限制富农，对富农征收累进税，通过工业化使广大农民阶层得以过渡到集体生产。据此，反对派要求加紧进行工业化，吸引工人和农民参与无产阶级国家的管理。他们还要求党明确宣布反对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要求公布列宁在民族问题上批评斯大林的政策的信。所有这一切最终变成了要求使党内的关系民主化，要求停止损坏持不同意见者的名誉的做法。反对派特别强调不赞成分裂党，不打算建立一个新党，而是反对党内的一些倾向，以便在列宁的原则基础上实现团结。[1]
[1]
然而，斯大林及其集团觉得自己已经牢牢地掌握着领导权，便不再想允许在代表大会之前开展自由讨论了，而在此之前，总是这么做的。他们当时已经开始进行镇压——恫吓、开除出党和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流放等等，因此，斗争极为激烈。反对派组织了合法的和秘密的讨论，但遭到当局有计划的阻扰和破坏。反对派曾企图乘庆祝革命节之机，组织单独的游行，斯大林的机关和警察把他们冲散了。整个这场内部斗争的结局是托洛茨基被开除出政治局和党，其他所有反对派也被开除出党。托洛茨基被放逐到阿拉木图，而1929年又被驱逐出苏联国境。
这几年是苏联共产主义发展中的关键年份，由于苏联共产党在第三国际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发展中的关键年份。许多人认为，这些关键性的时刻在1921年初就开始了，当时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还在列宁的领导下）通过决议禁止成立专门的集团和反对派。然而我们认为，这一看法并不正确。首先，这是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一个格外困难的时刻，当时，党内行动上的不统一可能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的垮台。此外，谁都了解列宁的为人、他的工作方式和反应方式，都知道这对于列宁来说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列宁甚至在这时也认为，让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党和其他的报刊上继续维护和说明自己的这些意见，是必要的和正常的。
发展过程真正的转折在20年代下半期才出现，造成这种转折的，不仅有斯大林，还有其他许多人，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尽管他们中间肯定没有人会像斯大林那样把事情搞到制造出那么些暴行和罪恶的地步。当党内开始实现把“自己的”人安插到负责岗位上去的做法时，当开始实行操纵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的选举来确保党的行政机关的胜利的做法时，当围绕党和国家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开展的民主讨论遭到压制，开始用惩办和开除来吓唬党员时，总而言之，当党的生活和管理的重点从民主制和同志般的（哪怕是尖锐的）关系转为中央集权制和粗暴、不容异见、怀疑心重、污蔑等等时，转折就出现了。这就是一个过程的开端，这个过程在莫斯科审判案的悲惨结局中以及在其他党服从官僚化的国际的做法中，如果说没有其逻辑的话，至少有其极大的必然性。这一转折还意味着列宁主义类型的党，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类型的党，一个只有以其广泛的内部民主才能在掌权时作为革命和进步的力量存在的党，变成了一个用团结得坚如磐石这样动听的词掩盖其内部根本弱点的斯大林主义的党。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期，托洛茨基曾在好几个国家逗留，很难获得避难权，并在这种情况下从事了大量的写作活动，主要是历史方面的写作活动。首先，他写了自传，接着写了有关不断革命、俄国革命和斯大林的著作，以及有关各国各种迫切的政治问题的一系列政治文章和小册子。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托洛茨基论述苏联社会主义和官僚主义发展问题的著作。作为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观念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托洛茨基十分注意国内发生的事件，在强行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时期之后，他写了一本分析苏联社会制度的书，在众所周知的审讯案之后，他又写了一本。
30年代中期是苏联国内实践上和理论上矛盾重重的时期。一方面庄严地宣布了社会主义已经胜利，另一方面则又一再声称阶级斗争尖锐化并制造了人所共知的审讯案。与关于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的官方理论相反，托洛茨基的分析最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托洛茨基的基本论点是：不能把苏联的制度称为社会主义，而只能称为由一个脱离人民的特权等级实行统治的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
托洛茨基认为，党发生蜕化，从而国家也发生蜕化的前提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欧洲和亚洲革命遭失败，使苏联的国际环境恶化。首先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1923年），随后是1927年蒋介石对中国革命的打击（共产国际简直是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交给这位将军去任意摆布）[1]，都促使苏联国内的官僚主义分子加强了，他们依靠着疲惫的群众的支持，把反对派提出不断革命论说成是企图准备新的革命战争，居心叵测等等。
[1]
托洛茨基认为，官僚主义机构和斯大林，两者相辅相成，斯大林这个人是俄国革命的官僚主义的的化身。
“这个制度的奠基人认为，一切社会职能只能由公民来执行，而不要对全体公民进行统治的职业官僚”[1]，可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却在这里发展起来，它成了也对工人阶级进行统治的政权。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列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坚决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应该消亡，以便政权真正转到劳动者的手中，可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一个完全相反的过程。在列宁看来，“在剥夺了剥夺者之后，国家就立刻开始消亡，这就是说在新制度开始解决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任务之前就开始消亡。在完成这些任务方面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意味着国家消融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这种消融的程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度和效果的最好的标志”[2]。
[1]
[2]
由于国家和货币在共产主义社会下将要消失，“因此，它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应当开始逐渐消亡。只有当国家多半不再是国家，当货币开始失去它那神奇般的力量的历史时刻到来的时候，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实际胜利。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由于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偶像，将在人与人之间开始建立一种更纯洁、更自由和更具有尊严的关系”[1]。
[1]
在托洛茨基看来，这些观点与苏联的现实发展和理论有着重大的矛盾，在这个国家里实际上形成了对官僚国家的崇拜，这个国家根本不打算消亡。不论我们对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做怎样的说明，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在苏维埃国家头20年的年尾，它还远没有‘消亡’，而且也没有开始‘消亡’；更糟的是，它成了史无前例的暴力机关；官僚势力远没有消失，它成了对群众进行统治的、不受监督的力量；军队远没有被武装起来的人民所代替，它形成了一个享受特权的军官等级，在这个等级的最高处出现了元帅，可是在苏联，‘用武器实现了专政’的人民却被禁止拥有甚至冷兵器”[1]。
[1]
根据这一点，托洛茨基同样清楚地看到，不应该像斯大林宪法所宣布的那样，把国家所有制同人民所有制，即公有制等同起来。为了使私有制成为公有制，必然要经过“国有化，正如幼虫要变成蝴蝶，必须经过蛹化阶段一样。但是蛹还不是蝴蝶，无数的蛹在变成蝴蝶之前就死亡了。只有在社会特权和差别消失，因而国家也丧失其存在的理由时，国家所有制才会成为‘全民’所有制。换句话说，当国家所有制已不再是国家的所有制时，它才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1]。
[1]
因此，那种社会关系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关系，而报刊上的文章和出版物关于自由的工人和农民的谈论纯粹是“吹牛”。工厂变成国家所有，只是改变了工人的法律地位。事实上，他像以前一样为工资而劳动。“工业管理已经极端官僚主义化了。工人对工厂的管理完全失去影响。为计件工资而劳动，生活极度贫困，被剥夺更换工作地点的自由，在工厂中也受到可怕的警察制度的压迫，工人是很难能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工人’的。对工人来说，公务人员是长官，国家是统治者。自由劳动与官僚国家的存在是势不两立的。”[1]
[1]
党的蜕化是国家官僚化的原因，同时也是后果。这样，布尔什维克党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官僚的政治组织”[1]，而领导阶层则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统治等级”[2]。
[1]
[2]
批评自由和思想斗争是党内民主的最重要的内容。目前的教义宣称布尔什维主义和派别组织的存在是不相容的。如果思想自由、讨论和批评自由在革命最艰苦的日子里都曾是可能的，那么现在，无论从经济上或者从政治上来说形势都要有利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反而是不可能的呢？“禁止反对派导致禁止派别组织；禁止派别组织导致禁止与不犯错误的首长的思想不同的思想。党保持警察式的铁板一块，其后果是官僚可以不受制裁，这又是各种道德败坏和贪污行为的原因。”[1]
[1]
托洛茨基不止在一个地方为派别组织的自由辩护，认为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则。然而，派别组织的原则不是列宁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无论如何，民主集中制原则以批评和讨论的完全自由作为前提和重要标志，但也以对多数、全体会议和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完全服从作为前提和重要标志。而派别组织原则除了这种自由以外，还以不服从这些决议的自由为前提。而这事实上意味着承认在党内存在另一个党的权利，这不仅和共产党的正常工作是不相容的，而且和其他任何政党的正常工作也是不相容的。各国共产党迄今的发展表明，派别组织的存在和活动，与不存在民主制和禁止反对派观点是一样有害的。派别组织会使党分裂，正如党内没有民主会使党官僚主义化一样。[1]
[1]
在科学和艺术自由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像在革命时期一样赞成科学和艺术完全可以自由地发展，他正确地认为，正是在千百万群众解放的那个时期中，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最大。托洛茨基指出，当卢那察尔斯基袒护列宁所不喜欢的某些现代流派时，列宁也从不认为自己的看法和文艺爱好应当成为法律。“官僚对于不替它服务和它不懂得的一切东西，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它是正确的；但是当它命令研究者仅仅注意直接的目的时，它就使创造活动的最宝贵的源泉有陷于枯竭的威胁，这里自然也包括常常以预见不到的方式做出的实际发现的源泉。”[1]
[1][G. M. Gak〕），另一些人则批评他奉行唯意志论（米丁）。然而，众所周知，这都是根据断章取义地摘取个别观点得出的牵强附会的说法。从总的理论方面来看，托洛茨基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是一个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在每一个开展丰富的政治和著述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可以找到能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释的观点一样，在托洛茨基身上也可以找到这样的观点，这丝毫不能证明：实质上托洛茨基在理论方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拥护者。虽然他没有专门研究过哲学，但是应该强调指出，他的某些说法具有机械论的性质，不过这一点在他的政治活动中并没有任何反映（例如，他在一次关于门的列也夫的演说中指出，按照他的想法，心理学可以归结为生理学，而生理学又可以归结为物理学和化学、物理学和力学）。
托洛茨基尖锐地批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充满经院习气的、死气沉沉的、辩护士的作品，并正确地指出，“社会形式的进化每日都在提出重大的问题”[1]。苏维埃官僚在国内窒息人民群众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在国际上也不可能有别的作用，结果必然是，在世界上它不能够鼓励、发展和维护批判的思想和革命的勇气。
[1]
托洛茨基企图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官僚主义发展的结果做出一定的综合和估价，他认为，斯大林的官僚势力实行了，革命被出卖了，但是还没有被消灭。“作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官僚势力出卖了革命。但幸运的是，胜利了的革命不仅是一个纲领，一面旗帜，不仅是政治制度的整体，而且也是社会关系的体系。出卖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消灭。革命的领导人出卖了十月革命，但是他们还没有把它消灭。革命的领导人出卖了十月革命，但是他们还没有把它消灭掉。”[1]“用两句话来说：十月革命的重大成果，也即新的所有制形式，还没有被抛弃掉；但是它已经与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发生了冲突。没有群众的自发的积极性和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斯大林主义既妨碍了前者，也妨碍了后者。人民和新的暴政之间的公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2]
[1]
[2]
这就是说，在托洛茨基看来，苏联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1]，在这个社会中：“（1）生产力还远远不足以赋予国家所有制以社会主义的性质；（2）由于需要而产生的进行原始积累的要求，通过计划经济的所有毛孔表现出来；（3）分配标准（资产阶级性质的）是社会分化的基础；（4）经济的发展缓慢地改善工人的状况，但却促使一个特权阶层迅速形成起来；（5）官僚利用社会的对抗，成了一个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不受监督的等级；（6）被居统治地位的党所出卖了的社会革命还活在所有制关系和工人的意识中；（7）积累起来的矛盾的演变可能导致社会主义，也可能把社会抛回到资本主义去；（8）向着资本主义前进的反革命势力必然要打垮工人的反抗；（9）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人必然要摧毁官僚。问题将由两种活生生的力量在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内的斗争来最后解决。”[2]
[1]
[2]
托洛茨基认为，革命所争得的重大成果还没有被消灭掉，他看到，问题的重心和解决的办法在于工人阶级反对官僚的斗争，而官僚不是在新的私有制的基础上，而恰恰是在革命的成果——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的社会基础。“官僚由于自己的活动的这一方面而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但是，这一批苏维埃官僚同样是“不通过斗争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的；国家显然将向着革命的方向运动”[2]。
[1]
[2]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官僚国家主义的分析和批评，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做的最严肃和最光辉的尝试之一。如果托洛茨基对苏联的整个发展进行领导，将会导致何种结果，这样提问题是缺乏历史观点的。托洛茨基在自己的活动中表明了不同的方面：既有非凡的革命的主动精神和领导能力，也有国家主义的意图（例如在工会问题上，他曾与列宁发生尖锐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农民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意义，但是他从未表现出像后来斯大林集团在集体农庄化时期所表现的那种如此恶劣的态度；从未倾向于行政的和不切实际的解决办法（正是在上述问题上，或者在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形势下），至少是当他还处在反对派的地位时进行毫不让步的派别活动，但是对国内的和国际的问题（例如，工业化问题，或者法西斯主义问题，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与社会党人联盟的问题等等）也抱有敏锐的看法。
当官僚主义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在审讯案期间指责托洛茨基为帝国主义，甚至为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服务，企图以这种罪名来损害他的声誉时，他深深地被激怒和感到愤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指出下面这一点并不是多余的：就是在个人遭到这样的奇耻大辱的时刻，他仍然认为，那些国家反对苏联的战争将是反动的战争，因为十月革命的成果仍然是这种制度的基础和伟大进步的方面，纵然这种制度是官僚主义性质的。[1]
[1]
托洛茨基离开了他在那里进行过活动的革命大地之后，发起成立了第四国际，这个国际要反对已成为苏联政策的驯服工具的第三国际的无所作为。[1]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步骤已相当过时并且成了幻想。国际的时代，从统一领导广为分布的工人运动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这种广泛性和多样性而逐渐一去不复返了。另一方面，整个一个大国在许多年来曾是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象征、希望和旗帜，它的政治重心必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优势。因此托洛茨基的组织从来没有在工人阶级中扎下比较深刻的根基，它的派别组织的立场必然引起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所以它只能在若干小集团中勉强维持至今。
[1]
尽管托洛茨基在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批评中，在许多重要点上是正确的，但是要使人们相信自己如此热爱的新社会制度具有某些重大消极方面，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全民族的经验和革命努力，并且要为重新确立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某些重大原则而斗争。
只有在说明这一切之后，才能够而且也必须对托洛茨基这个重要的人物做出一种另外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这个人物代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和思潮，他由于各种情况的综合作用（我们已经提到了其中某些最重要的情况）而在国内和国际的范围内都遭到了失败。
第三国际第二个时期的某些问题已经必须着重地讲一讲了，因为大部分比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物，都是在第三国际的这两个时期里进行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特别对苏联来说，正是斯大林和他的一派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其他一切派别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期，正是建立一种社会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最广义的社会关系的时期，而这种制度的主要的代表者和鼓舞者就是（1879-1953）。
与其他许多居于领导地位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斯大林出身于十分贫苦的家庭。他的家庭刚刚摆脱格鲁吉亚的农奴制度，后来作为一个贫困的手工业者家庭和工人家庭而勉强度日。一直到20岁，斯大林都在第比利斯的神学校上学，在那里就已经显示出来他的许多特点：出众的智能，酷爱文学，勇敢、顽强和讨论时的缺乏耐性，以及极其善于压制自己的感情，这一点在恶劣的社会气氛中，被认为是一种十分重要和有用的特点。
斯大林很早就同该城的进步团体，而后来又同第一批社会民主党的小组发生了联系，在他被神学校开除（1899年）以后，便献身于革命工作，并且很快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下工作者。斯大林曾经多次被捕和遭到流放，他从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开始发生分裂便属于布尔什维克派，并于1912年当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斯大林以这一身份，并且作为《真理报》的编辑，参加了1917年的革命和以后的一切革命事件，后来在1922年还当上了党的总书记。他以后的发展道路以及他身后留下的事业，大体上都是人所共知的。现代文明史上还不曾有过更强大和更有组织的国家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形态。整个社会生活，即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完全由国家官僚主义的最高一级机关，而归根到底是由它的最高支配者来指挥——这就是斯大林及其所有理论上的辩护者正式地不仅称之为社会主义，而且称之为最终建成了的社会主义，即称之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阶段（共产主义阶段）的基础的那种制度的基本特点。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国家生活中造成的整个这种情景是某些确定不移的客观环境的产物呢，或者同样也多半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所造成的结果？既然马克思和后来的列宁都设想过，现代的文明国家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那么他们一定设想过，文明人类已经成熟到完全可以着手建立这样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程度，它将使人摆脱各方面的异化，从而带来一种更人道、更自由、更亲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预示着光辉灿烂得多的新前景和历史发展阶段的来临。
十分明显，没有一定的客观环境（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这种特殊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是客观环境从来也不是单方面所提供的，历史不仅是客观的事件，而且首先是主观的创造，是人类投身于这些环境之中并且改变它们的过程——而这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就是它的理论大厦的主要支柱之一。
在积极地掌握和改变俄国的现实这方面，斯大林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分析这个人物的思想和理论结构是向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一项任务：阐明影响这种发展的诸因素中的一个重大因素，尽可能批判地阐明迄今仍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兴趣的中心的一种历史现象。
斯大林是一个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并且把自己全部的巨大精力都献给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一目标，这是毫无疑问的。正因为这样，分析他的思想结构这项工作就更为重要和发人兴趣了。
在分析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的理解问题这一部比较大的著作之前，我们先从他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一早期著作中引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段话对后来的斯大林主义的许多问题都做了解答。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斯大林是这样说明他们之前的重大区别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则上，虽然双方登上斗争舞台时都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在无政府主义看来，个人没有解放以前，群众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以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群众没有解放以前，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1]
[1]
无政府主义者非辩证地把个人和群众对立起来，反之，斯大林同样非辩证地把群众和个人对立起来。似乎可能有某种与个人无关的群众的解放，似乎群众是一个不可区分的整体，它本身可以在作为它的基本要素的个人未得到解放的情况下而获得解放。从这个思想就已经可以断定斯大林后来曾经那么彻底地加以贯彻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这种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废除私有制和消灭资本主义，不论是以何种社会形式进行的，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群众，因而也就是解放个人。无怪乎后来在斯大林看来，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个人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在他看来，个人摆脱从前的一切异化的束缚，绝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提。斯大林在思想上从来不是深刻的欧洲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的人物却都是这种传统的最光辉的代表者。
斯大林的思想结构的特点，特别表现在他对列宁主义所做的分析中。无可置疑的是，斯大林作为列宁的思想而援引的那些话，大部分确实是列宁说的。列宁逝世以后，在政治局内的激烈争论中，当托洛茨基如此自信地以列宁主义者自居，以致常常突出个人的时候，斯大林是作为列宁原则的正统捍卫者行动的。因此，没有必要来重复列宁的理论活动中所包含的那些要点。但是斯大林作为列宁主义重要之点列举的他关于列宁主义的理解，以及他引用所有这些材料的上下文，却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1]
[1]
单是关于方法的这一章，实际上就已经说明斯大林对列宁的主要论点的理解是多么狭隘。列宁的特点首先在于他的思想、他对局势的分析和解决办法具有突出的辩证的灵活性，列宁掌握了对整体及其个别组成部分的统一的观点，而斯大林则把列宁主义的方法归结为检验第二国际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改组和自我批评。
对于斯大林来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列宁在许多方面进一步发展了这个问题并使之具体化了，而斯大林总是把列宁在论述的当时完全可以理解的某些极激进的观点绝对化。斯大林一般说来是很难超越俄国的特殊形势的，因此，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马克思主义其他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他实际上是把俄国的特殊经验片面地和非辩证地加以绝对化。
列宁在不同的形势下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细微差别，并容许有不同的形式，斯大林的定义则在下面这一公式中达到了顶峰，即“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1]，而这只是列宁在革命时期所下的定义之一。这样的观念可以永远作为“革命的”幌子，在这种幌子下不仅仅对资产阶级施加各种形式的暴力。在斯大林的统治时期，这种暴力行为是屡见不鲜的。
[1]
革命是一个对于社会主义力量当前的斗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斯大林对革命的理解也表现了同样的非辩证的片面性。与列宁在解释革命力量的这一迫切需要的问题时所抱的零活和审慎的态度相反，斯大林一味从对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机制的片面理解出发，又把俄国的特殊经验当做唯一可能和必须遵行的经验而加以绝对化，后来并把它强加于人。他说：“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1]
[1]
斯大林的思想的特点，是它始终具有常识的明确性，并严格地、刻板地把每一个问题都区分为各个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常识的哲学（当它不占统治地位时是十分有益的）忘记了，历史的现实比合理的分析所能包括或者一成不变地加以分类的东西要复杂得多。另一方面，正像斯大林的哲学观点的特点一样，在斯大林身上有一种主张相当占优势，这也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抱有的主张。这种主张把历史理解为类似于自然界的东西，并把历史的规律性与自然界的规律性等量齐观。因此他十分随便而简单地找出“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虽然历史的必然性常常会由于一种斯大林从不认真考虑的因素——人及其创造性的因素而被推翻。
对于现代马克思主义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斯大林用了很多篇幅，从这些言论中也可以找到理解他的活动中的许多因素的线索。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点的基本特点在他的这部著作中已有明显的表现，这就是大力强调国家、国家的领导、国家机器和传动装置、国家的主动性和干部，而实际上从来也不强调群众，不强调曾经被他宣布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的群众。关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自治的思想，实际上对斯大林是格格不入的；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全面发展、对自己的社会过程的管理，是真正获得解放的前提，是废除人的异化的一切主要形式的前提——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重要因素，在斯大林身上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列宁、罗·卢森堡、布哈林和葛兰西等人，都把工人委员会问题理解为实现一个新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现实的基本形式和因素，斯大林则和他们不同，他把这一问题看作是国家组织的问题，而从来也不做其他的理解。而问题的关键恰好在于，这并不是国家的组织，而是非国家的组织，即人民的组织，这些组织的加强决定着另一个相反的过程：国家的消亡。
俄国的苏维埃曾经是新政权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国家的组织的形式。但是，根据列宁的设想，它们应当在工业的管理方面和在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上代替国家。在斯大林看来，苏维埃是“最能群众组织”，是“群众革命斗争的最强有力的机关”，苏维埃是“群众本身的组织，是因而也是群众的最有威信的组织，这种组织能尽量便利群众参加新国家的建设和管理，能尽量发挥群众在毁坏旧制度的斗争中，在建设无产阶级新制度的斗争中的革命毅力、首倡精神和创造能力。
苏维埃政权就是把各地方苏维埃统一成为一个总的国家组织，统一成为无产阶级这个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这个统治阶级的国家组织，即统一成为苏维埃共和国。”[1]
[1]
可见，斯大林只是把苏维埃作为国家组织的因素来谈的，并且只是从国家机器着眼来谈自我的首创精神和创造能力，因为斯大林唯一相信的是国家机器，而且他有把握将国家机器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斯大林主要关心的事在当时就已经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苏维埃只是被理解为苏维埃政权的因素，而苏维埃政权又被解释为国家组织的新形式，它“把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同国家管理机关直接联系起来，教他们学习管理国家”[1]。
[1]
如果群众只是最低级的形式的那些国家组织的成员，那么早就可以明白，由群众来管理国家，这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幻想。对国家管理机构的控制和支配，非常容易简单地变成纯属一般的形式和幻觉。群众对国家的真正的管理，正是在于相反的一面，即在于直接管理他们亲自参加的生产过程和社会过程。[1]
[1]
因此，斯大林主要关心的正是国家机器的问题，因为在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中，实际上从那时候起就已经把社会主义的概念同国家的概念混为一谈。在革命胜利后，斯大林认为，在党领导下的采取了生产资料国有化措施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和特征。党的一个主要领导人在谈到社会主义的题目时，从来也不说一点比较明确的东西，而只是空泛地谈“吸引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按照把所有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精神来组织建设工作”等等，这实在是令人吃惊的。作为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这是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努力从理论上研究的一个课题，到斯大林那里就只剩下一般的公式，并且还仅限于阶级斗争、消灭资本主义残余问题和国有化问题方面，因而实际上是限于国家力量的干涉和作用在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个方面。
关于人们在国家领导的范围之外的自我首倡精神和自治的思想，对于斯大林来说是根本格格不入的。他的任何一个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或者对这个问题所做的任何一条分析，都没有超出国家机器及其职能和任务的范围。在斯大林后来写的关于列宁主义问题的补充性的著作中，他举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下列三个方面内涵：“（1）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镇压剥削者，保卫国家，巩固和其他各国无产者之间的联系，促进世界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2）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使被剥削群众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和这些群众的联盟，吸引这些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着重号是我加的。——弗兰尼茨基注）。（3）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
[1]
对于斯大林的思想结构来说，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这一时期的两部主要著作中，根本没有研究过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工人委员会的问题，由人民来管理国家的问题，好像从来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一，而一切比较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克服人的各种形式的异化现象的唯一基础。对于斯大林来说，始终涉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这在他看来，实际上首先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成分的经济建设，而他又把社会主义成分与国有成分，后来还与集体农庄成分等同起来。此外，对于斯大林来说，除了“国家对群众的领导”以外，无产阶级没有别的可能去领导群众。完全可以理解，根据这种观点，无产阶级除了通过各种官方的组织，首先是通过党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办法进行领导。
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本身，一般按其结构来说，在斯大林那里具有和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不同的形式。马克思谈到过“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和“公社”，恩格斯和列宁谈到过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但是正在消亡的国家，而在斯大林那里，社会主义结构则是具有这样一种特征的机构，它是按中央集权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其中党作为“指导力量”起绝对的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作用是通过“传动装置”去实现的。他说：“总之，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同本阶级联系起来；是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国家事务方面把党同劳动者联系起来；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经济方面，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把党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使命就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新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培养青年后备军；最后，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主要指导力量，它的使命是领导这一切群众组织，——大体说来，专政‘机构’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情况就是如此。”[1]
[1]
可见，当时在斯大林眼里就只有一种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结构，在这里党起着统治作用，它在这一体系中通过它的“杠杆”、“传动装置”来发号施令。实际上，斯大林不是把党仅仅看作基本的领导机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确实是这样的机关），而是看作唯一的一种领导力量，没有它的指示就不能解决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他说，“例如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原则性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1]
[1]
这样，斯大林当时便已经从理论上描绘出自己对社会主义结构的观点，并且他的整个政治活动是努力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牺牲和施加各种压力来实现这种观点，——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知道这一过程后来的整个情况，那就不会有任何怀疑。
斯大林的观点的基本缺陷正是在于：他只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一个方面，即为了顺利解决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所必需的那一方面。但是他却很少看见和认识到另外一个实际上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即很好按到这样一些过程，它们是可能在新的人道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基础。
斯大林的观点及其本人的全部悲剧就在于：他实质上是从政权机构、国家机器的立场来看社会主义的，一句话，是从行政官僚主义的角度和国家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的。按照这种观点，主要一级的即党的领导必然成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之点。[1]他没有能够看到，除了这个基本的问题以外，还有其他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列入党和国家的领导和主动性的范围，而属于群众自己的主动性和管理的范围，即属于群众在一切有他们直接的社会参与的地方直接（即不经过国家机构）管理和领导他们的生活过程的范围。
[1]
这种观点在实践中极其容易搞成党本身的专政，更确切地说，搞成党的上层人物和政权机构的专政。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应与党的专政混为一谈的论据和反驳，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性质，它没有说明社会主义发展中有任何相反的过程，可以阻碍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保证不致导致这种状况。[1]
[1]
斯大林的理论观点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他不能轻易地摆脱俄国革命改造的特殊过程，因此他就难于克服已经过时的因素，并且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非辩证地把某些在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起消极和阻碍作用的因素绝对化。
这一点表现在斯大林对战略和策略、对农民问题所做的解释中。解决这些问题确实是列宁的卓越活动中具有代表性的方面，但是这些问题完全符合俄国特殊的落后的情况以及与之相近似的情况。这些公式，尤其是当它们后来被理解为教条的时候，是不可能用来指导所有那些与革命前的俄国农民、与斯大林所设想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出现的党都毫不相干的国家的革命改造的。
这一缺点也表现在这样的一种偏见中：苏联在党的问题方面的经验也应当成为适用于其他所有情况的准则。斯大林做出形式主义的结论，说只有一个党可以和必然与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相适应，因此他就不可能在理论上看到，其他的革命过程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和采取其他的形式来进行；他也根本不可能设想一种与苏维埃不同类型的革命。因此他认为，列宁的战略和策略应当成为其他所有的国家的党必须遵行的法典，一党执政是适用于其他一切情况的范例。“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这个联盟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国家的领导者，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和其他政党领导。”[1]这也是斯大林按常识思维造成的后果，这种思维总是深信某种固定的思想观点是绝对正确的。
[1]
仅仅从以上这些对斯大林的思想和观念的结构所做的分析中便可以看出，所有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通常被称为斯大林主义的东西，不仅是各种客观环境和斯大林主观上的特点的产物，而且是以他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的一定的解释作为基础的。列宁主义问题在斯大林的解释下实际上已经表现为斯大林主义问题。斯大林虽然是“列宁主义者”，但是他对列宁精神的全部思想过程，从来没有彻底的和全面的理解，列宁的思想结构同斯大林的思想结构是迥然不同的。在苏联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斯大林始终按照自己理论上的设想行事，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归根到底必然要发生不幸的畸变。
发生所有这些变化的客观环境是十分困难和混乱的。由于内战的破坏性的影响和后果，国家还没有恢复元气；为了设法对付各种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做了极大的努力，并且采取了一些常常是十分残酷的措施。如果再加上几年的天灾和资本主义的封锁，同时还加上整个国家经济和文化的落后，那么，我们便可以看到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极大困难的一般情景。
针对着这些困难，大多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利用国家和党的组织和力量，作为扭转这种形势的主要手段和保证。因此在他们大部分人身上都曾表现出不同形式的国家主义的观念（如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这是毫不奇怪的。党内十分严格的、在内战时期尤为严厉的集中制，以及按照旧的官僚主义方式随心所欲地处理各种事情的新旧官僚机构，对此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发生内部分歧和出现几个反对派集团，这种困难就变得更为严重了。上面我们已经谈到过托洛茨基反对派（后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谈到过在一国是否可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的重大争论。
然而，这并不是冲突的唯一原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反对派特别尖锐地提出了在工业化方面落后的问题，并且要求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成分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以便能够尽早地加紧实行国家工业化。斯大林在这场争论中支持并依靠政治局中的另一部分人。政治局的成员在1925年以前有：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1]
[1]
布哈林曾经是主要的理论家和反对派的反对者，他提出实行适度的工业化、有步骤地在农村发展合作化、使资本主义成分长入社会主义等主张来反对反对派。斯大林基本上支持这些观点，因此1927年召开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把反对派的观点作为“超工业化”来谴责，而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的讽刺也是尽人皆知的。
可是，这一时期的国内形势由于市场上的粮食问题而日益恶化；经济力量较强的农民有可能用剩余产品来做投机生意，这就使城市的供应发生了问题。斯大林在领导集团中掌握了大多数，控制了业已形成的整个国家和党的机器，于是便使自己的立场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宣布向富农进攻，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宣布实现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这个计划比反对派在两年前所提出的主张要激进得多。这样，他就与他在这以前表示赞许过的布哈林的观点发生冲突，并且将它们一概宣布为党内的右倾的表现，在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的全体会议上加以尖锐谴责。[1]
[1]
布哈林的观点，特别是在20年代末，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右倾，而是很合乎逻辑的一种设想：正是由于权力和手段都掌握在社会主义手里，所以通过合作社的道路逐步地把农民纳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轨道是可能的。因此他反对暴力措施。
斯大林从那时候起，就认为应当彻底使阶级斗争尖锐化，并且认为如果不同时在农业中取消私有成分，那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他的这种人为地使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做法，以及必定要采用的一整套镇压措施，实际上都是为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服务的。这种观点就是加强国家机器和使整个生活都由国家和党的领导来垄断。
在关于哲学在苏联的发展这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斯大林正是在这同时，也干预了机械论者和德波林派之间的争论，要求尊重党性原则和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实际上就是以实用主义的观点来规定科学和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点的实施进入了自己的最后阶段。国家的官僚主义的机构做出了最后的努力，把那些多少脱离它的控制和不接受它的指示的社会生活部门（意识形态、工业中的私有成分，特别是农业中的私有成分），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社会主义有了自己的明确的公式：由一个中心进行全面的、无所不包的计划和指挥的体系。如果再考虑到同样的政策也运用到了国际方面，运用到了共产国际的活动上，那我们就可以看出第三国际第二个时期的开始阶段和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因素。
斯大林对富农的进攻和以暴力推行的集体农庄化，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与原始积累时期的情况一样，采取了加速工业化的手段，但是国家本身却因而遭受到震动和打击。[1]
[1]
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斯大林把这些措施宣布为唯一的社会主义措施，并且最终把社会生活一切部门的国家化称为建成了的社会主义。应当考虑到，在这同时，工厂完全改由厂长治理和领导，而厂长是对国家负责并由国家任命的。对于集体农庄的主席来说，也是同样的情况，并且集体农庄实际上是依赖于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拖拉机站并不属于集体农庄，而是归国家管理。
在30年代的中期，当这一过程将要结束时，斯大林得出了最后的理论上的结论。他坚持在早期即已明显表现出来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认为实现国家工业化、消灭富农和完成集体化就是建成了社会主义。早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他总结过去几年的过程时就曾这样断言：“国家工业化的政策胜利了。它的成果现在是有目共睹的。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个事实呢？
消灭富农和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政策胜利了。它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个事实呢？
我们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个事实呢？”[1]
[1]
可以列举出许多事例，来说明斯大林关于适合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始终是不充分的，在这方面，他从来就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额伟大思想传统的真正的继承者。
因此，当在工业和农业中消灭了资本主义，当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成为社会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剩余劳动分配的所有者和支配者时，斯大林便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他根本没有想过，这只不过是实现了比较全面、比较繁荣的社会主义生活的基本前提，这一前提本身还根本不代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因此，他在论宪法草案时郑重其事地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他说：“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1]
[1]
这就成了足够的理由，在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1]上，又正式宣布已经直接向共产主义建设过渡！
[1]
对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所做的完全非辩证的解释，是这一观点的基础，而这种态度至今仍然是苏联的理论家所持有的。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极权，把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解为国家所有制，把社会主义的管理理解为国家的管理，并且把社会主义的分配理解为国家机构进行的分配。斯大林在这些概念的框子里面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尽管要持续很长时间，但实质上是一个过渡时期，而这种过渡性的特点正是在于：在社会主义本身内部，即在这一过渡时期内，这些新形式必然已经具有共产主义的特点，尽管还处于不发达的阶段。他不可能设想，在这一运动中不仅要改变经济上的前提，而且也要改变心理方面、意识形态方面和其他一系列的社会方面的前提。他不可能设想，与此完全不同，国家的极权主义却发展了完全相反的特点，即权力、服从、官僚主义、不老实的态度等心理以及群众的消极情绪——总而言之，它让人的各种形式的异化现象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因此，根据斯大林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国家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明的观点进行修正，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由于斯大林设想社会主义已经建成，所以他认为自由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得到解决，这也同样是合乎逻辑的。
斯大林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理解社会主义的实质和任务，即不是把它理解为逐渐排除上述一切形式的依从关系，因此也不是把官僚的国家看作这一过程的主要障碍，所以他就不能超越自己的实践和从这一实践做出的理论上的概括。
因此早在1933年1月7日党的中央全会上所做的报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斯大林就第一次从自己已有的一切观点中做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并且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论点，而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辩护， 从而也是为加强国家辩护。他说：“有些同志把消灭阶级、建立无阶级社会和国家消亡的论点了解为替懒惰和宽大辩护的论据，了解为替阶级斗争熄灭和削弱国家政权这一反革命理论辩护的论据。不用说，这种人和我们党是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的。这是应该被驱逐出党的蜕化分子或两面派分子。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并组织国防去抵御还远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不会很快就被消灭掉的资本主义包围。”[1]
[1]
几年以后，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1939年3月）上所做的总结报告中，斯大林关于国家的理解，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观点的修正（不仅是对斯大林所提到的恩格斯的观点的修正,而且也包括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的修正），便取得了自己的最后的形式，他断言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最后残余被消灭之后，国家的职能也必然要改变。军事防卫的职能，以及为了对付外国间谍而设立的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都完全保存着，而同样地，“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仍然保存着，而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和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1]。
[1]
斯大林在自己的国家里找到了社会主义的化身，因而必然要把由这个国家产生的一切东西看作是并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东西，把与这个国家相对立的一切东西看作是并宣布为敌对的东西、非社会主义的东西。既然通过一切关系国家化而实现了社会主义， 那么剥削和自由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因为要是在建成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自由，而存在剥削，岂不是自相矛盾。
在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只要一旦釆取了这种国家主义的观点，那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官僚主义的专断和形式主义的论据就达到了顶点。最合乎逻辑的莫过于得出下面这样的结论：“寄生阶级的消灭使人剥削人的现象消失了。工人和农民的劳动不再受到剥削。”[1]他根本没有想一想：一方面，工人阶级在这种制度下还一直没有掌握分配，即没有干预剩余劳动的分配，而另一方面，只要存在着包括几百万人的、庞大的和多余的官僚主义机构，来吸吮大部分剩余劳动，那么，剥削也就是可能的。后来在宪法草案中也提出来的那种论据，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烦琐哲学的典型：“而在我国，大家知道，资本家阶级已被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已从资本家手中夺来，交给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的国家。因而，已经没有能够剥削工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了。因而，我国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被剥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反而是同全体人民一起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既然它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而资本家阶级已被消灭， 那么任何剥削工人阶级的可能都完全铲除了。” [2]
[1]
[2]
即使纯粹从形式逻辑方面来看，这种论据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在前提中没有规定由谁来支配工人劳动的价值，由谁来执行分配；其次，它认为只有在资本家阶级存在的情况下，剥削才存在，虽然这样也并不能排除别的可能性！
所有诸如此类的论据和对苏联当时的制度的某些关系和特点的说法，都是从前面业已指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中合乎逻辑地产生的。国家官僚主义的领导既然把国家的概念和社会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把自己这一领导力量看作是这种社会主义的主要建设者、管理者和组织者，那么它就可以极其轻易地得出结论说，它的一切行动都是神圣的社会主义的行动，它的一切理论观点都是唯一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一切其他的思想都必然会被理解为最普通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对最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的冒犯。[1]
[1]
由于在这一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制度中，斯大林实际上是最厉害的人物和最傲慢的独裁者，因此，这种国家主义在人所共知的个人迷信中发生了进一步的畸变，这同样也是合乎逻辑的事情。可见，个人迷信并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而是一定制度的合乎逻辑的产物，是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和这样的社会主义现实以及这种观点的主要体现者的某些性格上的特点的合乎逻辑的产物。
宪法草案和被通过的宪法本身，也完全是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也极好地说明专横独断和官僚主义对事实的粗暴歪曲达到了何种地步。斯大林在他的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认为宪法“不是简单地宣布民主自由，而且按立法程序，用一定的物质手段来保证这些自由”[1]，并且宣布了新的社会主义民主，而在说这些话的同时，他已经处决了最优秀的老共产党员，已经宣布了一人有罪全家负责，并且像宗教裁判时代一样，被告的口供就构成做出判决的充分理由。
[1]
这样，第三国际的这第二个时期就已经相当稳固下来，这时斯大林个人和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制度占着明显的统治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解，也像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本身一样，在很大程度上畸变了。激烈地坚持做这种理解的党性原则和理论与实践联系的原则，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观点相符合的，并且也在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树立了为国家政策及其直接行动辩护的思想。政治生活中的统治人物，也成了科学和哲学领域中的统治人物。斯大林的哲学观点的粗浅看法，竟成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最高标准。这样就简单地排斥了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态度分析现实的可能性，而全部历史也得到了最高的作者所宣告的那种官方的解释。于是一个极其粗暴地伪造历史和现状的时期出现了。如果说官僚主义的专横任性可以把列宁的最亲近的战友宣布为间谍、凶手、资本主义的复辟者等等，那么把某些人从历史上抹掉，那就更加容易了。在官方的《联共（布 ）党史》中，所有的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得到了不可更改的解释。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这样的人物，在这一历史中根本不起作用， 或者只起了消极的作用。因此，斯大林与列宁同时成为中心人物，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则绘制了许许多多“革命的”图画，在那里斯大林总是以列宁的替身的身份出现。
一切主要的精神创作的领域，都有了自己的官方理论。最后，也为艺术领域找到了所需的公式。艺术不再被看作主观创造活动的最高表现（艺术之所以是一种创造活动，正是由于它不能按照规范进行），而根据国家主义的党性观点，它应当为日常政治的直接利益服务。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下面，整个艺术队伍被迫要“现实主义地”描写和表现苏维埃人所做的巨大努力，带上一定分量的浪漫主义色彩，以渲染更为光辉灿烂的未来。艺术的两个主要锋芒、主要价值——主观性和批判性——被磨钝了。世界艺术的最优秀的代表在真正努力寻求新的表现方法和内容，并且常常用已经为大家所熟悉的批判现实主义和先锋主义的形式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而苏联造型艺术的最高成就则以格拉西莫夫的手法为顶点，它用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的肖像，间或也画个把集体农庄庄员和一部拖拉机来充塞画展，这些画甚至还要出国展览。在建筑学方面，一种虚假的宏伟格式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它需要用新古典式和新哥特式的建筑来使社会主义的胜利永世长存。在所有这些现象中，人的追求和创造的热情，新世界的朝气蓬勃的人所固有的那种先锋主义却十分缺乏。
第三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个第二阶段的特点，在国际上也表现为苏联的政策在共产国际中完全占统治地位。在党内的生活中窒息了民主制以后，在国际机构中也必然会如法炮制，所有从前的首脑人物都从这里被清除出去。
前面提到的斯大林对已经发生的变化反应迟缓的特点，以及按照老一套来评价新事件的倾向，在这一时期都表现得特别明显。此外，还存在着一种关于苏联的领导作用的实用主义观点，它在实践中就是要使各国共产党的政策服从苏联政策的利益的做法合法化。
除了斯大林在对中国革命的评价方面所遭到的破产以外，在这以后不久，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又根据斯大林的评价，对法西斯主义做出了完全错误的评价，认为社会民主党依然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宣布它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说它和法西斯主义是一对不可分离的暹罗双胞胎。[1]斯大林的政策的近视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的近视，都为他们的共同敌人的暂时胜利打开了方便之门。[2]
[1]
[2]
由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得势，世界已经处在新的世界大战的前夕。轴心国势力很快便开始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日本是在满洲和中国，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而德国则首先在欧洲。革命的西班牙也遭到了这种厄运，“民主的”欧洲任凭法西斯主义摆布。斯大林的政策对西班牙国内各种进步团体的革命斗争所采取的官僚主义专横粗暴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也表现出来了，它直接把自己的政策强加于西班牙共产党，并且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干出了极其粗暴的行为。[1]
[1]
最后，当斯大林在列强的外交斗争中（它们都力图使法西斯侵略的锋芒指向对方，法国和英国对苏联如此，反过来也一样），与希特勒缔结了条约时，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都完全不知所从。因为，如果说，为了要使本国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不遭受侵略而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也不应当使各国共产党人受到蒙蔽，更不应当使他们看不见法西斯主义是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主要敌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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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不仅想作为国务活动家，而且想作为一个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切领域，甚至在更广的范围内起着头等的作用。这种愿望充分表现了一种浅薄的思想方法的不可实现的奢望，以为永远能够掌握绝对真理。这种愿望同时还表明了这样一个人的文化知识的狭窄，他以为一个人当真能够在若干大的科学领域内有可能成为权威。
斯大林的辩护士们花了很多力气，一心想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本小小的著作中，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高阶段”，这样也就暴露出苏联的精神生活的深刻的异化状态。如果斯大林写这一著作是为了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它并不完整，也不出色），在一本马克思主义史中本来没有必要来叙述它。可是，他不自量地要在那本著作中第一次完整地将唯物辩证法系统化，并且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更高的阶段”， 这就不能不引起每一个熟悉欧洲的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熟悉哲学著作的解释方法、分析和风格的人的理所当然的嘲笑。由于这些原因，而且还由于这一著作对于苏联整个哲学和社会学的创作活动来说，成了一个高不可攀的典范，因而就意味着一种或者不可能，或者不应当超越的界线，我们应当整个地来研究一下这一著作。
然而，斯大林的确缺乏写一篇稍微有点独创性的哲学论文所要具备的一切条件。他既缺乏哲学素养，也缺乏比较细腻的思想方法，同时也缺乏研究这些问题所必需的时间。斯大林实际上是一个“第二手的”理论家。这就是说，如果他比方说从第一手材料中已从根本上了解了黑格尔，那他就不会从字面上去理解马克思关于把头脚倒置的黑格尔顺正过来的比喻，就不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普普通通地用唯物主义的范畴代替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范畴。
整个自然界是不可避免的规律的一种体系和联系，这些规律又必不可免地产生人类的运动。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来说，这里包含一部分真理，但无论如何不是包含全部真理。如果说历史的运动也“受制约于”事物的本体结构，那么它并不是绝对地、朝着一个方向地、机械地受制约的。正因为如此，根据本体论的规律对历史过程所做的每一种推论（这是斯大林所特别喜欢的），都排除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即排除了人本身。
因此，关于革命是由量转化为质，或者关于社会生活中的矛盾这样一些乍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和正确的结论，都表现为将辩证法规律机械地搬用到历史上去。首 先，斯大林从来没有想到，在这些规律中（而他根本没有提出究竟有多少规律的问题），还没有一条规律经过了充分的研究，以至于可以有把握地运用于像历史事件这样复杂的事件上去。而正是基于这种本体论的公式主义，斯大林把自然界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等量齐观，所以他才会得出结论说：“既然从缓慢的量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是发展的规律，那就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进行的革命变革，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不可能通过缓慢的变化，通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通过革命来实现。”[1]
[1]
并且这里还以一个过程发展的速度和形式代替了这一过程的实质。所有这些观点的基础，是关于一种质的片面的看法，认为这种质除了急剧的“革命的”变化以外，当然不能有其他的变化。可是他绝没有想到，一个社会（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多价的、多质的，这种“飞跃”在历史上会表现为一系列的“飞跃”，一系列比较细小的革命的变化，它们不一定具有把旧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因素急剧地消灭掉的那种革命所具有的彻底性和光辉性。同样地，斯大林从关于矛盾的规律中引申出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由此可见，“不要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而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要熄灭阶级斗争， 而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1]，这时他又好像把人和人类历史看作一种无限的宇宙钟表的因素，这种宇宙钟表按照自己的辩证力学的不可避免的规律运动着。好像根本不存在人们以特殊方式参与其事的可能性，其实，人的参与也可以把发展过程引向“自然的结构”所未有过的方向。好像妥协并不是一种人的行动，它在历史上有时可能十分有害，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几乎是“革命的”似的。好像人类当前以积极共处来求妥协的愿望，比起别的某种主张使现代世界的矛盾极度发展的观点来，并不是更革命、更合乎人道，对于人类的生存事实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似的。
[1]
可见，斯大林是按照古典力学的精神来理解规律的。或然率、静态的规律性，而尤其是对于了解历史运动相当重要的规律-倾向，在斯大林看来根本不算是问题。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才会完全非辩证地仅从自然界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并且把历史规律看作不因人们的自觉活动而发生任何变形的自然规律。因此，他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也具有同样的特点，这个公式是：“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1]
[1]
其实，问题恰好不在于此。问题不在于把一种一般辩证的观点应用于历史，而在于需要对那种叫作人和人类历史的极其复杂的现象进行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分析。而人类历史不仅是无限的本体论的钟表的运动中的一个因素，而同时也是人的创造。
在斯大林关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本体论观点中，人完全消失不见了。现代世界的决定性问题，即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都从哲学中被抹掉了，虽然实际上这个问题刚刚开始在国际范围内成为现实的哲学和社会问题。当比较锐敏的资产阶级思想开始孜孜不倦地探究这些问题，当舍勒、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 K. Jaspers） 、阿巴尼亚诺（ N. Abbagnano） 、穆尼埃（ E. Mounier） 、萨特和其他许多人都在自己见识的范围内感到人的存在和个性问题是当代最突出的问题的时候，斯大林却以自己的著作开始了苏联哲学发展上的一个令人厌烦的阶段，苏联哲学整个地被那方法和理论的七个特征包括无遗，连一个基本哲学问题也提不出来讨论了。
在斯大林关于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一机械论的观点中，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如果像他在最初时期的理论活动中所表现的那样，在群众和个人的选择中，把群众问题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问题，那么由此也必然得出其他的结论。既然他认为彻底建成的官僚主义的国家主义就意味着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解放群众，而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前提，那么必然会得出结论说：个人自由的问题，即消除异化的问题，这样就在由他领导建成的社会制度本身中得到解决了。个人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既然已经通过国家本身的行动得到了解决，并且是由宪法本身庄严地宣布已经解决了的，那么一般来说，怎么会把这个问题作为哲学问题提出来呢！
斯大林的哲学观点的特点，也在于方法和理论的分离，这就可能使得许多方法的问题得不到唯物主义的说明（这一点我们在谈到苏联哲学后来的发展时将会讲到），同时可能使得“理论”问题得到非辩证的解释，而斯大林在这本著作中就是这样做的。相反地，将辩证法同这一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解释分开，以及将唯物主义同这一唯物主义的辩证解释分开，在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不可能的。前者会导致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后者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庸俗的唯物主义。
在方法方面，斯大林毫无根据地把整个辩证法问题归结为四个特征，而忽略了一系列基本的哲学问题，同样又把整个唯物主义归结为三个特征。[1]如果这只是他的一种内心的想法，事情还不至于如此可悲。但是，当这成了法规，成了哲学思想只能在其中转圈子的不可改变的框子，那么这种观念和一切以这种观念作为绝对的基础而写出来的著作的贫乏和消极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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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对于思维和认识的解释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分离的这种非辩证的性质表现得最为明显。马克思在他的青年时代的研究中就对实践有了比较深人的理解，并从这种观点出发，与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反，提出了关于人、人的意识、认识和人类历史的新的、更深刻的观点，而斯大林却又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庸俗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去了。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自然界、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是感觉、表 象、意识的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维的器官；因此，如果不愿意大错特错 ， 那就不能把思维和物质分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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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实践问题的解释中，充分说明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比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要落后多少。
正如斯大林喜欢由哲学原理演绎到历史领域一样，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得出结论说，社会的物质生活是第一性的，这当然是指它制约着历史运动中的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方面而言。但是，同时他不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而是根据自己的本体论断言，“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1] 。由此必然得出结论说，社会也根据那种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的不可抗拒的规律而运动，因此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由人来改变这个历史实在，究竟由谁来改变它呢？而他如果不是根据自己的愿望，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这些改变的性质，又怎么能够来改变这个历史实在呢？换句话说，当马克思说人们是处于不依赖于他们的意志的一定的关系中时，这说的是一回事，而这些关系到底又是人来创造的，因此也是取决于人的，这一点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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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斯大林从这一著作中简单地取消了一切特殊的逻辑问题，那就必然地不再把这一问题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而是把它理解为形式逻辑的问题。苏联的哲学战线不久以前才在形式逻辑的各种教科书中涉及一些新的问题，这些教科书至少要比现代的逻辑理论落后 50年。
下面一个因素同样也一直在苏联理论思想的发展上起着十分消极的作用。斯大林把社会学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范围内，因而把不适当的界限和研究方法强加给社会学这一专门学科。当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在研究工作的方法上有了长足的进展时，在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社会学的课题则由于抽象的哲学方法而不得不忍受普罗克拉斯提斯式的约束[1]，这种方法只能解决社会学的一般理论问题，当然也是基于以往的许多经验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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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联的现实在社会学研究的放大镜下面，必然会表现出一系列和公开宣布的自由、社会关系的和谐、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没有矛盾等等的说法不相符合的情况。因此整个社会学的思想必然要在抽象概念里面转圈子，这些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抽象概念，是斯大林在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关于国家、国家所有制、意识形态等问题的观点中提出来的，它们已经远远背离了经典作家的观点，以致可以理解为十足的修正。
在这一著作中，斯大林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思想，这个思想也成了进行一切研究的框子，同时，显然又同斯大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的观点相矛盾。这一思想断言，在苏联，因而也就是在建成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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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基本的辩证的矛盾，由于一道命令便从历史上被勾销了。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又是哪些矛盾呢？于是苏联的理论界便通过日丹诺夫（ A. Ždanov）个人来做出解答。
斯大林的辩护士们断言：这部著作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做出了创造性的综合，并且具有最高的水平。这种综合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所达到的高度与这一著作本身是相同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虽然是论战性的著作，从理解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同这种企图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作为自己的哲学遗产，斯大林留下了一幅描绘世界和历史的贫乏的、庸俗化的、本体论的图画，它设想可以把现实纳入几个特征之中，并且可以根据这些特征整齐划一地来描绘历史，就像用五年计划来安排某个国家的一个发展时期那样。
然而，现实的本体论结构并不像斯大林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历史也不是那样绝对地服从这一本体论结构的。在人的问题上，他的历史观也好，他的社会主义观也好，都破产了。
关于斯大林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已经有无数篇研究文章，有竭力为他辩护的，也有对他持强烈批判态度的，还有对他抱彻底虚无主义态度的。关于斯大林的智力结构、思想组成、思维方式以及他的马克思主义观，我们在分析他的主要著作的过程中已经谈到了。
鉴于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变成了现实，所以就需要对他的活动概要地加以说明。而在这方面，甚至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存在着截然对立的看法，有的绝对否定他的活动的社会主义性质，有的则把他的活动同真正的、完善的社会主义等同起来。
毫无疑问，斯大林在许多方面促进了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进一步的强大， 尽管本来可以做得更加成功一些，更少一些痛苦。虽然他用粗暴的手段， 花费不必要的牺牲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及其所需要的强大的物质基础， 但是这与旧俄比起来还是前进了一大步。同样地，其结果还大大扩充了文化基础，促进了许多过去还处于封建制度以前的关系中的民族的发展。
这是很少有人否认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尽管这些首先是革命变革本身的成果。因此，从国际的、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评价他的活动就要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最通常的情况是把斯大林主义制度宣布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官僚国家主义的垄断主义、极权主义等等。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考虑到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斯大林主义制度最接近于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它不是通过资本主义的有机发展产生的，而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私人资本的一切残余的斗争中产生的。在当代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 除了国有生产成分、国家所有制之外，还存在实力强大的个人资本和垄断资本，而在苏联，则只存在国有生产成分和集体农庄生产成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因此，在迄今为止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金融资本或大或小的影响，而在苏联，这种影响是根本不存在的。十分明显，在其他许多社会现象方面也必定存在着区别，这些现象是由于存在大量或强或弱的资本主义集团和组织而产生的，而在连这种集团和组织的最后的残余都已经被清除的制度下，这些现象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这两种制度中存在近似之处，但是也有区别。这两种制度中近似之处，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同一之处，是国家的作用，是国家对国内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干预。在国家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的垄断还是部分的，而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这种垄断则是总体的、绝对的。因此只能得出结论说，基本上还只存在国家所有制和国家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垄断这一发展阶段表明，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还没有创造出来。这里我们只能谈到社会主义的一些较低阶段，有人把这样的阶段称为国家社会主义，但我们也应当把它同斯大林主义相区别。
这种国家主义的现象基本上也是当代的重大现象之一。国家主义作为一种垄断、干预、国家的领导，在历史发展的现阶段，是在各种各样的基础上，并且是经过极不相同的过程之后产生的。
首先，它是从古典的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必然发展，因为私人资本再也不能在一切生产部门进行正常的扩大再生产，并且已经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力量能在现代世界的矛盾中把自己的资本也投到没有赢利的，但却需要巨额资本的部门中。
第二，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过程中，国家主义表现为一种进步的现象。这些国家在国内存在着资本主义，它们不愿走古典的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是它们的压迫者），要实行社会主义， 但它们还缺乏许多前提条件。随着国家成分的加强，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就成为进到新的社会形态的最有成效的过渡阶段。
第三种情况发生在这样一些国家里，在那里，社会党和工人党通过议会道路掌握了政权，在那里，通过国有化和由国家施行的各种限制以及经济政治上的干预，来限制私人资本并加强生产和管理方面的国家成分。
这一社会现象的第四种情况正是发生在苏联。在那里，在革命以后，在摧毁了资本主义国家和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关系的最初的一些尝试以后，实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国家化，即国家机器对社会过程的一切领域的绝对统治。
最后，一定形式和一定程度的国家主义必然也会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些情况下存在，即在社会机体本身实现了更深刻得多的改造和过程的情况下存在。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而过渡的意思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主义的因素也必然会得到发展。劳动者的自治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定会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消亡的过程。可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主义，必然在自身中包含着对自身的否定，即包含着在社会生活结构中使国家主义削弱、使国家主义消亡，也就是使国家垄断消亡的过程。
斯大林没有使革命退回到它的起点，退回到以前的资本主义。相反，他甚至用最粗暴的、非社会主义的方法消灭了富农这一农村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且彻底剥夺了城市的资产阶级。然而，他把建成了的社会主义理解为万能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解为总体的国家垄断以及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合而为一。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使社会主义发展的最低阶段，即革命时期的阶段保持不变，在那个阶段，无产阶级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并且为了保卫革命，为了开始恢复和组织生活，而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新的国家手中。
斯大林不是把这一阶段理解为着手实现更深刻的社会主义过程和改造的一个因素、一个必要的环节，而是像对待我们所说过的其他许多因素一样，也把它加以绝对化。他不是按照列宁的创造性的方式，把国家主义的官僚主义看作是必然的祸害，并把群众的解放和劳动者的自治看作是对立面和出路，而是自己成了这种国家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发展的最低阶段的主要代表者，并且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措施把这个阶段引到最极端。
斯大林以及跟他有同样想法的门徒们从肉体上消灭了苏联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摧残了这个第一阶段的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萌芽，并把这个阶段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的、国家主义的方面发展到极权主义的地步。
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提出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既然把社会主义与国家垄断和国家极权主义（当然是在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的， 而不是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的）等同起来，那么也就会设想，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是可能的，因为把整个生活都置于国家机构的绝对领导之下，是办得到的。
这样，斯大林就陷人了可笑的矛盾之中，因为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一种奇谈。尽管社会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但它同时又是一个过渡社会，而过渡就是指在这个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人们的意识方面）在消亡着，而共产主义因素在产生着、形成着和加强着。因此，社会主义任何时候也不可能建成，因为从革命的胜利结局起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始终是被“建设着”，也就是说，它存在于自己不同的阶段和过程中，它不断地被“破坏着”，又被“建设着”。那些被破坏着的东西（按其来源来说）并非社会主义的东西，正如建设着的东西按其前途来说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而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东西一样。总而言之，建成了的社会主义是形容词含有矛盾的提法。
可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和他所建立的制度，首先是社会主义最低阶段彻底发展了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关系。强大的无产阶级国家和在很大程度上是初期的国家垄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主义），在迄今为止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是进步的和社会主义的现象。社会主义的进程本身，如果希望逐步实现新时代的基本要求，即首先消除劳动者在经济上的异化，然后也消除其他形式的异化、无权和从属的现象（不论是对私人资本家的从属，还是对国家官僚的从属），就必定要通过克服这种最低的、国家主义的阶段来发展，并实现群众越来越多的自治。
斯大林却把这一过程引向相反的方向，即引向加强国家机构、加强国家的和党的以及警察的官僚制度的方向。通过这种大力发展了的国家主义垄断，通过其他许多畸变，斯大林建立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将作为斯大林主义而载入史册。个人崇拜只不过是已经变了形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制度的最后畸变而已。完全可以理解，在这样一种状况中，一系列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完全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性质。
换言之，斯大林主义意味着把党和整个国家机构变成国家主义最高层的驯服工具，意味着把这个最高的一级宣布为不仅在政治问题上，而且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内的绝对裁决者。斯大林主义实质上意味着害怕和不相信人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在生产上和文化上的主动性，并且提出了一种粗陋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生活是一种可以而且必须按照官僚主义的指令，按照那些对官方理论观点所做的喋喋不休的和令人厌恶的解释来开展的生活。斯大林主义使整个社会及其各个阶层依从于国家主义官僚，它是俯首听命的精神的同义语，而只有“怯懦者才是谦逊的”，这是年轻的马克思有一次引用过的伟大的歌德的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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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又是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本身的这样一种变形，它可以导致像1936年至1938年的审讯案那样的对个人横施暴力，而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大的污点，因为这一切都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干下的。就其形式来说，斯大林主义又是这种形象：把粗暴性（带着革命性的假面具！）带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来，轻蔑地抛弃人道主义思想，把它看作某种颓废的知识分子的幻想，虚伪地强调进行大胆的、公开的和尖锐的并且是自夸的批评，可是只有官僚、官僚的最高阶层才有资格进行批评。
一句话，斯大林主义是彻底实行的和变了形的政治机关的统治，是由国家对社会生活实行统治的阶段，是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主要的重点不是放在自由和自豪的社会主义个人身上，也不是放在群众身上，而是放在拥有莫大势力的国家主义官僚身上。
[7-03.htm](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和法国.md)index.htm[8-01.htm](第一章 安·日丹诺夫和约·维·斯大林的理论干涉.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