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布莱希特的对话本雅明连晗生译；选自《上海文化》2013年7期  ［中译者注：“inearnest”有“认真的”、“一本正经的”和“正正经经的”等意思］？’我将不得不承认不是，我不是完全一本正经的（in earnest）。我想太多关于艺术问题的了，你知道，关于怎样才对戏剧好（对于戏剧什么是好的），完全认真的。但对那个重要的问题说‘不’后，我将会补充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我的态度是被允许的（permissible）。”在谈话进行了好一会儿后我必须承认他这样说。他通过表达怀疑开始，不是关于他的态度是不是被允许的，而是它是不是有效的。他的第一个评论是回应我谈到的戈哈特·豪普特曼。“我有时问自己，”他说，“是否像豪普特曼这样的作家，毕竟不是那些真正到达任何地方的仅有的作家：我的意思是本质作家（Sub-stanz-Dichter）。”通过这，他是指那些真正完全认真的作家。为了解释这个想法，他从儒家信徒可能一度写过悲剧、或者列宁写过小说的假设开始。他认为，那会被感觉是不正当的、不值得的行为。假设你读一部非常好的历史小说，然后你发现它是列宁写的。你将会改变你对两者的看法，你会觉得这是对两者的损害。同样地，写了一部悲剧，就像欧里庇得斯的一部悲剧，对儒家来说是错误的；它将被感到是不值得的。然而他的寓言不是。总之，所有这些导致两种不同文学类型的差异：视觉性艺术家，是认真的，和头脑冷静的思想者，不是完全一本正经的。在这点上，我提起卡夫卡的问题。他属于这两个群体的哪一边？我知道这问题不能够回答。而它恰好是它的不可回答性，布莱希特把这个不可回答性看作下面这个事实的象征：即他认为是一个伟大作家的卡夫卡，像克莱斯特、格拉贝或者毕希纳一样是一个失败。卡夫卡的起始点，真的是寓言，它由理智驾驭，因而就其实际措辞而言，不可能是完全一本正经的。但这种寓言仍然是，受制于既定形式的过程。它成长为一部小说。而如果你靠近地看，你看见它从开始就包含了一部小说的幼芽。总体上它从未是明晰的。我应当补充，布莱希特确信：如果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检察官或者神圣长老在里面开始发臭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一些段落的话，那么卡夫卡不会发现他自己的特别形式。然后，在卡夫卡身上，寓言元素是与视觉元素相冲突的。但卡夫卡作为一个视觉性作家——布莱希特说——看到什么正在到来，而没有看到是什么。他再一次强调（像更早在勒拉旺杜，但在用词上对我来说更清晰）卡夫卡作品的预言性方面。卡夫卡有一个问题，只有一个，他说，那就是社会体制（organization）的问题。他为蚂蚁帝国的想法恐怖：在社会中人类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而疏离于自己的这种想法。而他预感到这种异化的某种形式，如GPU［中译者注：即“国家政治保卫局”，1922年2月由契卡〔Cheka〕改组而成］的方式。但他从未发现一种解决方案，从未在他的梦魇中醒来。布莱希特说到卡夫卡的精确，它是一个不精确的人、一个梦想家的精确。 ［中译者注：Odradek，是卡夫卡《家父之忧》中描述过的一个“初看上去像一枚低矮的星状的纱芯”、“居无定所”、“或在屋顶，或在楼梯间，或在人行道，或在走廊”、“娇小可人”又“经常闭口无言，默不作声”的“东西”］是这个前景的特征：布莱希特把这个门童作为一个家庭父亲的焦虑的拟人化来阐释。小资产阶级必定受到惩罚。他们的状况是卡夫卡自己的状况。但当今天小资产阶级的类型——那是，法西斯主义者——已决定铸就不屈的钢铁意志反对这个状况，卡夫卡几乎不反抗它；他是聪明的。在法西斯主义者把英雄主义带进戏剧的地方，卡夫卡用问题来回答。他为他的状况寻求防护措施。但他的状况的本质即是：他所要求的防护措施必定是荒唐的。这是一个卡夫卡式的反讽，那个看起来甚至连所有防护措施的脆弱性也不相信的人本来是个保险公司代理人。顺便说一句，他无限制的悲观主义不同于任何悲剧的命运感。因为不仅他对厄运的期待除了基于经验论（虽然必须说，这个基础是不可动摇的），没有建立在任何东西上，而且，带着不可救药的天真，他在最不重要的和琐碎的事业上寻求最终胜利的准则——从一个旅行销售员的一次拜访，在一个政府办公室的一次咨询。在部分时间中，谈话集中在故事《邻村》上。布莱希特说它是阿基里斯和乌龟的故事的一个副本。某人从未到达邻村，如果他把旅程往下分割成最细的部分，不计算偶然事件，然后一个完全的生命对这个旅程来说太短。但谬误在于“一”这个词。因为如果这旅程被分割为部分，那旅行者也同样。而如果生命的整体被粉碎，那它的短暂也这样。让生命像它可能的一样短。那没有关系，因为到达邻村的人，不是在旅程中出发的人，而是另一个——就我来说，我给出下面的解释：生命真正的尺度是回忆。往回看，它像闪电经历了生命的全部。像一个人往回翻几页那么快，它已从邻村到达旅行者决定要出发的地点。那些生命已转化为写作的人——像故事里的祖父——能够只读返回的写作。那是他们遭遇自己的唯一的途径，而只有这样——通过从现在飞奔（fleeing）［中译者注：fleeing也可译为“逃离”］——他们能理解生命。 ［中译者注：布莱希特不喜欢那些或以贩卖知识为能事、或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故而把德文“Intellektuelle”（知识分子）一词分成三段（in、tellekt、uelle），再颠倒它们的次序，分别取其开头字母，组成一个新词“Tui”（音译为“蜕”）］。这是一个“蜕”知识分子的时事讽刺剧的百科全书式的审视；看来至少部分场景，设置在中国。这项工作的一个小的雏形已经完成。但在这些散文计划之外，他也专心于其他，追溯相当古老的问题和观念。然而在必要时，他能够在他的笔记和《尝试》的引言中，记下他在史诗式戏剧的范围内所想起的想法，其他想法，虽然起源于同一兴趣，已与他的列宁主义研究和他关于经验主义者的科学倾向的研究结合起来，因此已突破有点限制的框架。几年来，它们已被纳入这个框架中，现在处在一个或者另一个关键的概念下，所以非亚里士多德逻辑，行为主义的理论，新的百科全书和思想的批判，依次处在他全神贯注的中心。目前，这些不同的研究都汇聚在哲学教谕诗的想法上。但他对这件事有疑问。他想弄明白，首先，鉴于他迄今为止的作品——尤其是有讽刺元素的作品，特别是《三毛钱小说》，公众是否将接受这样一件作品。这种怀疑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组成的。当他更加紧密地与无产阶级斗争的问题和方法相关时，他越来越怀疑含讽刺意味的东西，特别是冷嘲态度本身。但是这些怀疑多是实践性的，还会有更深刻的怀疑误读它们，从而混淆了这些怀疑。这些怀疑在一个更深层次上，涉及艺术上美感的（artistic）和戏谑的（playful）因素，尤其那些局部地和偶然地让艺术难以被理性驾驭的因素。布莱希特让艺术面向理性而合法化的英雄般的努力，已再三地让他求助于寓言，在寓言中技艺的高超是被一部作品所有艺术元素最终彼此平衡的事实所证明的。而恰恰是这些与寓言联系的努力，现在在教谕诗的想法中以一个更激进的形式出现。在谈话中我试图向布莱希特解释，这样一首诗不必从资产阶级抑或从无产阶级的公众中寻求认同；在教谕诗本身的教条和理论的内容中，它大概更能找到它的标准，而不是在布莱希特早期的、在一定程度上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作品中。“如果这种教谕诗代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赢得它的权威，”我告诉他，“那你的早期作品是不太可能削弱那种权威的”。 ［中译者注：德语Würstchen有小香肠、无足轻重的人、（儿童用语）条状粪便等意］这个词。在德拉厄我正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他首先把这阅读的选择归咎于我的不适。作为确认他说到，在他的青年时期，一种长期疾病（这无疑是潜伏了很长一段时间）是怎样开始的，当一个同窗给他演奏肖邦的钢琴曲，他没有力量去抗议。布莱希特认为，肖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们的健康有一种特别有害的影响。在其他方面，他也不会错失戏弄我的阅读的机会，当他自己那时在读《好兵帅克》，他坚持对两位作家作可比性的价值判断。很明显，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简单地与哈谢克相比，而布莱希特干脆痛快地把他包含在“小香肠”（Würstchen）中；只要多一会，他就会把这些日子为任何作品做准备的描述沿用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这些作品缺少一个启迪性的人物，或者这样的人物被他否定：他称这样一个作品叫——Klump（团，或块）。 ［中译者注：asocial有不合群的、自私的、反社会的等意］，你知道；我反对非社会性的（non-soc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