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西：苏联与社会主义

苏联与社会主义

一、问题的重要性

目前有一个顶顶重要的问题，它关系着整个人类的命运，关系着世界文明的前途，这个问题便是；苏联是什么性质的一个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谁都知道，全世界的势力关系是简单化了，大战以前的所谓七强，留下来起决定作用的只有美国与与苏联这二强了。世界上的其它一切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所有的社会制度上，都或大或小地成了这两大国家的服庸，不入于美，即入于苏。完全保持着独立，不像任何一方作“一面倒”的国家，在目前，至少要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此种状态，那是绝不可能的。

由于美苏二强所代表的是显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思想体系，也由于这世界上原有的与新生的各种矛盾，以美苏二国为首的人类第三次大屠杀，正在以加速度准备着。在那次大屠杀中，双方祭起了原子弹以及比原子弹更厉害许多倍的新武器，行将带给人类以史无前例的灾难甚至会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的。如果战争终于到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出这个劫数，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这个漩涡。不管愿与不愿，不管自觉与不自觉，也不管主动或被动，全人类无分男女，无分老少，都要参加到那次战争中去。

这情形表示出：在未来的日子中，在战争之前或战争期间，除非有什么事情能打破目前的国际关系（这情形我们以后在说），人们仿佛命定的要在美苏两个势力间做被动的或主动的抉择了。因此，及时于充分地认识美苏这两个国家的性质，以便人们能自觉地选择“一面倒”地方向（如果有一面比较进步的话），或寻觅人类解救的其它方向（如果两方面都不进步的话）成为目前一切有思想人们的迫切任务了。

美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这问题至少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清楚的。他是一个发展到金融垄断甚至部分国家化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虽然积聚了惊人的财富，而且相当保持着传统的民主权利，但资本主义腐朽与反动的面貌与实质，却是愈来愈明显，愈来愈赤裸，以至时至今日，连普通稍有政治头脑的人们，都知道他是垂死挣扎中的资本制度的罪魁祸首。应不应该拥护美国及其所代表的制度？这问题至少在觉悟的工人中是不会争辩的，甚至在全世界开明一点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也都已不成问题，所以我们在此地不将谈到他。成为问题的，值得我们谈论与慎重研究的，乃是关于苏联这一方面。

二、从一个假定出发

三、什么是社会主义？

四、如何走向社会主义？

目前不是社会主义，那它能否走向社会主义呢？他可是一个从社会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却比较方便多了，因为我们能够“引经据典”，能够从马克思，尤其是从列宁的著作中，找出大量答案来。我们上面说过，马克思的主要贡献，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发展，正在于这个问题。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对于这一问题，曾经指出：无产阶级一定要先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将自己“组织成一个统治阶级”,然后，能够走向社会主义。不过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新国家该是怎样一种形式,马克思却没有具体回答。因为，据列宁说：“马克思不愿意陷于空想，他期待由群众运动的经验做出答案来。”到了一八七一年，这样的经验是具备了，即发生了巴黎公社，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马克思详详细细地研究了这个经验，写下了《法兰西内战》。在那里他才具体地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现成的国家机关而应用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认为：工人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旧的国家机器，组成公社式的新国家。他宣布：公社“在他本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阶级反对占有阶级的斗争的结果，是最后终于实现的，并在其中能够完成劳动的经济解放之政治形式。”他又说；“公社应当是一种工具，能用来跟除阶级统治所依据的经济基础。”总之，见到了并研究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与教训之后，马克思达到了这个结论：由资本主义走到社会主义去的无产阶级政权，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新国家。为什么只有这种形式的新国家才能够起过渡作用呢？因为他具有如下的特点：

”（见《列宁文选》下集）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成功，俄罗斯政治舞台上产生了苏维埃组织。这个组织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曾经一度出现了的。它和一八七一年发生在巴黎的公社一样，是包含着最广大的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一个普选的民主机关。牢牢地把握着马克思为于国家与革命的见解，列宁在这个新组织身上，立即看出了巴黎公社所曾起过的作用与所曾具有的意义。他决心要依靠这个组织，逐渐排除其内部的妥协性，以便夺取政权，以此作为新国家机关，并走向社会主义。可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中间，甚至在最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中间，很少人能懂得苏维埃的此种意义，更少人能懂得苏维埃可以，而且应该成为革命俄罗斯的新的政权机关，由此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全体领袖，竟没有一个人超出了资产阶级国会制共和国的理想。他们把苏维埃只看成是一个群众团体，藉此可以对临时政府施行压力，且与之分工合作（斯大林）。列宁从国外回来，坚决反对这种思想。在有名的“四月提纲”中，他说：

五、苏联开始堕落的情形

六、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

敌对的社会力量很快就在党的内部，甚至在它的高级领袖方面，找到了各自相应的代表者。历史的必然性在这里与个人性格的偶然性结合起来了。经验主义、近视、醉心于个人权势、重组织轻理论、鄙视理想而看重现实，私而忘公的斯大林，天然成了新倾向的代言人；而另一方面的托洛茨基，则因他惯于在长久的历史远景中考察问题，老是将个人命运从属于本阶级的遭遇，深谋远虑，不屑玩弄组织把戏，绝不肯将社会主义的历史事业迁就暂时荣辱，为了政见时常不惜与老朋友闹翻，并且带着“不近人情”的浓重的清教徒气息这种种特点，则很自然地成了革命传统的化身与新官僚们厌恶的对象。这样，自从一九二三年起，苏联国内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疲累的革命势力与新兴的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革命的公社原则与反革命的非公社原则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共产党内部的左右派之争，更表现为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个人之争了。

列宁在一九二三年初，在久病离职之后，短期间重问政治。他大大吃惊于政府机关内官僚主义的生长。因之他向托洛茨基提议，共同向官僚主义开火，特别向斯大林所代表的党内的同一倾向开火。不幸的很，列宁过不久就第二次受到中风，且是最后一次的中风，使他在逝世之前，不能再从事任何斗争了。

托洛茨基只得一人继承着、坚持着这个斗争。

左派发动这个历史性斗争的第一炮是一九二三年九月，由四十六位老布尔什维克联名提出的宣言。这宣言是对中央执监联席会议提出的。它反对党内日趋明显的官僚化，要求恢复内部的民主。接着，托洛茨基发表了名为“新路线”的信，它指出党被一架政治的机器所代替了，到处盛行着指派，消灭了民主选举，讨论与批评，全被禁止，思想上不同的派系不许存在，官僚主义的毒素在窒息党的生机，特权的享有便斩杀了工人国家的生命。此信一出，全党震动，尤其在青年干部中，激起了热烈的同情。结果，由斯大林一系所控制的党的上层不得不表示让步，斥责特权，严厉批判官僚主义，并保证党内的批评权利，声明要以忠实的选举来代替当时盛行的指派。不过这个让步是表面的。事实上，官僚主义的特权一系暗中更加团结了，他们向左派还来的批评反攻。

一九二三年末，德国新革命被断送。一九二四年初，列宁病逝。这些事实又大大加强了反动的一翼。在一九二二年就已开始的反对“超工业化”的斗争，这时更大胆地叫喊出来了。官僚们为了保护富农的利益。拼命反对托洛茨基的工业计划。他们要偏重轻工业的发展以牺牲重工业的利益，亦即牺牲建设社会主义的利益。一九二四年，利于安定与后退的反动派，集中火力攻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并且首次修改了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意见，宣布在俄国一国之内，是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至于最后胜利的。一九二五年底，斯大林一系公开攻击托洛茨基的“平权论”，斥责平等的要求为“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公开将苏维埃政权依以建立的公社原则抛弃了。

最后一点十分重要。我们要比较详细地说明它。

我们知道，苏维埃政权是建立在平权思想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者在十月革命中，在与国内外反革命作生死的搏斗中，怀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憎恶一切压迫与剥削，打倒任何特权的享受。空前的革命烈焰燃烧起人间难能的“宗教徒式”的热忱。这时候，新的特权当然无法在革命者中间存在的。但革命不能单单靠共产主义者的热忱。尤其在胜利之后走向政权之实施与巩固的时候，无论在经济或军事方面，需要有大量的专家。这些专家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反而最大多数并非共产主义者。对于这些人，纵使革命能在相当限度内改变他们的思想，但总不能教他们完全放弃因自己的特殊技能与知识而要求的特殊享受。换句话说，他们凭着自己的专门本领，要求领受高于工人工资的报酬。工人政权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屈服这些专家们的要求。这是新的不平等权利的起点。

不过这样的不平等是无可避免，同时也不是为害，如果新政权对它有正确的看法与办法的话。所谓正确的看法，就是要明白地懂得和说出，这情形是一种暂时的不得已，它离开了革命的原则；正确的办法，就是要一方面培养共产主义的专门家；另一方面要设法剥削那超过工人工资的余额，使他们不能有大量的财富积聚。列宁当时就是这样看与这样办的。在一九一八年四月所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那本小册子上，列宁对这问题就公开地说：

“现时我们却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付给最高明的资产阶级专门家以很高的‘酬 ’金。”——显然，这办法是一种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的，这些原则要求把薪俸降到中等工人工资的水准，要求在事实上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思想作斗争。

七、反动的第二章

托落茨基左派的被打败，表示出因十月革命而成为国家统治者的无产阶级，业以确定地被逐出于治权之外。他们又从统治者地位降落至被治者地位了。此时执掌着政府，站在生产者头上的，乃是由群众中来，脱离了群众，而且反对群众的官僚，和新兴起来的乡村与城市的资产阶级。正是这二者的联盟打败了无产阶级与党内左派。胜利了，如果按通常的历史过程说，二者可以合一，或者右派为更右的一派所推翻。这就是说，叛卖了无产阶级的官僚或者为资产阶级所推翻，或者自身也变成为资产阶级。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在彻底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中，历史的反动却采取了另一个不同的途径与形式。

俄国反动的第二章，不是以资产阶级分子对官僚层进一步的合流或排除来开始，而是以后者对前者的反击来开始。官僚层的主流，即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系，藉小资产阶级的帮助打垮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经过了一个短暂时间的更向右转，却突然“左”了起来，和昨天的同盟者——小资产阶级火并。因为得了胜的资产阶级势力，并不以击败“托派”为满足，他们还要前进，要根本推倒共产党，要彻底铲除十月革命的遗产，取消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完全回复到正常的资本主义。这时候“共产主义的”官僚便以十月革命卫士姿态出现了。他们拾起了昨天的左派的政纲——“超工业化计划”，向右边开火。他们在政治上打击富农与城市资产阶级的公开代言人，在经济上急速发展国有财产，由此去消灭私有经济。

从那时候起，苏联内部所发生的情形，真是史无前例的。它表示出十分奇特的面目，全新的阶级斗争的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在过去无论那一次革命史中，都找不到约略相同的例子。

托洛茨基曾经将俄国斯大林的反动，比之以法国大革命后热月党人推翻雅可宾党专政的反动。这个类比若从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的事变看，则在阶级关系和历史进程上都是很适当的。可是到了一九二八年，斯大林一系 反过身来和右派及其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势力实行决裂，并在经济与政治上，进一步消灭他们——即，昨天的同盟者——的存在的时候，法国革命中热月反动的类比就完全不适用了（托洛茨基后来自己指出这一点）。因为按照“热月反动”，即革命史上最典型的一次反动，革命阵营中的中右派联络右的社会势力消灭了革命的左翼之后，中右派自己也做了反动的牺牲，历史的行程是不断地向右转的。可是在俄国，中右派联盟消灭了左派，中派却很快“左”了起来，跟右派决裂，而且同样地消灭了它。中派联络右方的资产阶级来打败无产阶级的左派，原本是打击社会主义势力，但结果与人们的预料相反，它不是为要恢复资本主义，而仿佛正是为要建设社会主义。不过，说它是社会主义吧，则在此时建设了的制度中，有许多方面的压迫与榨取，却是远超过了资本主义的。打击社会主义不为了恢复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又非走向社会主义；这儿的现象是太新了，太离奇了，致使人们对它的认识非常困难。这些现象如果简单地归纳起来，有如下述的数方面：

0年，方被斯大林的特工所杀。到那时，“共产党”中的共产主义者是被全部肃清了。共产党已经名存实亡。

大斯拉夫的沙文主义公然无耻地抬起头来，“祖国强盛”被规定为苏联人努力的最高目标。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受到了排斥与攻击。官僚的思想统制以史无前例的严密程度，经由无数的组织，靠着警察与特务之助，凭着“永不录用”，囚禁，“集中教育”，乃至枪杀的种种威胁，钳制了思想文化活动的所有部门。科学在应用技术方面虽有发展，但社会思想则完全停滞退化。社会科学简单地被归结成苏联当局内外政策之应时性的解释，历史被彻底伪造与修改。一九三八年斯大林主编的《苏共党史》的出版，在这方面算是登峰造极了。这一本贫乏，怪诞，集谎言之大成的“历史”，被宣布为比圣经更具权威的圣经，被当作一切知识的宝库。斯大林的一个任意见解，都可以而且都必须当作哲学、文学、音乐、艺术、军事、甚至理论科学、应用科学，更不用说社会科学的绝对绳准。这样，一个全新的，完全违反十月革命精神的，比中世纪罗马教皇更专横更野蛮的思想环境被造成了。

八、托洛茨基的看法

政权，其意义与一七九四年“热月”九日（即七月二十七日）法国资产阶级分子实行政变以推翻罗伯士比为首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是同样的。不过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三年这一期间，虽然苏联共党内外的无产阶级势力已经受了极大挫折，托洛茨基本人也已经被逐出国，可是他还是认为那个反动尚未完成的。因为根据他的意思，如果说俄国的“热月反动”已经完成，便等于说，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结，它不再是一个工人国家，十月革命的遗产已被出卖完了。可是事实还不是如此。主要，十月革命留下来的国有化的财产制度还保存着。向右看齐的斯大林派官僚是不会半途停止的，它还要向前，必须向前，直到最后连国有财产都给这些“不肖门徒”浪掷了。那时候，“热月反动”便完成了。

的一个阶层或等级。他们是寄生虫，是工人国家身上所患的一个毒瘤，却非一个新的阶级。因为一个新的阶级的产生，一定是社会所必需，而且在执行着某项进步的历史作用的，苏联官僚显然不足以语此。

0年，到他的最后被杀。不过，在它临死之前，他的基本态度虽然不变，而对“热月反动”的历史过程，却有了不同的看法，很明白地表示在它的《斯大林传》中。在那本没有完成的最后巨著中，我们发现了如下的见解：

0年以前是无可争辩的，历史没有提供出——至少没有充分提供出——足以争辩的材料。那末从那时以后发生于苏联内外的历史事变中，可曾有什么材料否定了上述的论据，因而要我们修改托洛茨基的看法呢？

九、苏联问题争论的开始与发展

十、十年中发生了什么？

十一、这些事件证明了什么

苏联本身的经历证明出：官僚们的利益决不与国有财产制相冲突。（国有财产制的利益，在其不断发展中，当然与官僚的控制与浪费步步冲突，但这是另一问题。）他们非但不要削弱和废除这制度，却反而要加强这制度，将此制度作为自己的无限权势的来源，并作为自己以一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官僚之成为阶级以显而易见：对生产工具的关系言，它们是集体的支配者，因而是剩余价值共同保有者：对生产大众的关系言，他们已成了固定剥削者与统治者，机器旁的工作者与机器中的工作者已绝不交流。役于人与役人的关系是固定了。权利的享受不但已大大化分，而且已永久地确定。由于积累的增加与遗产法的扩大，官僚之子恒为官，工人之子恒为工人的现象是定形为社会的体制了。

官僚乃基于国有财产制的一个阶级，其过程并非完成于大战中，只是在战争中更显得清楚而已。如果我们从此回望过去，即我们可以更切确地说，自从五年计划在苏联经济中创造出足够的剩余价值时候起，官僚就早以从一个等级地位变成为阶级了。此种由量变质的临界点，应该设定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之间。

东南欧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经过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亦能产生国有制。不过在那里，问题还不足够明显。新旧统治的更迭自然直接与间接依靠着红军，则其国有财产制的确立，在基本分析上，亦可说导源于十月革命的——如果我们承认苏联的国有制仍旧是十月革命遗产的话。这是苏联国有制的推广，其作用正和拿破仑当年所起过的一样，以反动的军事方法，把一个较高与较新的社会制度，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这样的看法是有理由的，尤其是与苏联直接毗邻的国家，事实确实如此，所有进步的社会改革都是直接假斯大林官僚之手以行。因此，有人说，东南欧的经验并未证明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实行财产的国有制，恰恰相反，他以官僚的曲光镜反映了我们的旧立场。

如果东南欧的经验还不足证明那一点，则中共在中国的胜利却补足了它。不管中共与莫斯科有多么久远的历史关系，以及多么坚韧的思想纽带，可是毛泽东势力在中国基地上的生长与膨胀，主要凭籍了本土的社会斗争与自身的组织力量，乃是无可否认的事。同时，毛泽东们的运动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也是无可否认的。但不管这些，这个运动一旦取得了政权，一方面对苏联相当独立（不是指思想上），另方面完全脱离工人阶级，却还是大踏步地向财产国有化的道路走去。这里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国有化的造成（虽然目前的中国还正在开始缔造）不一定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而且也不一定要由革命推上政权但已堕落的官僚帮助。

大战后在英法造成的国有制，从另一个角度帮助了我们对问题的观察。不用说，英法的国有化，如果从反资本主义的立场说是彻底虚伪的，但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看，却具有颇大的意义。因为他毫不含糊的表示出：资本主义由于内外矛盾的驱迫，为了自求生存，也不得不走向国有化——即走向更高度的国家化的垄断形式。

我们上面说过，托洛茨基说苏联仍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乃以两个论点为依据的：一、国有财产制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且只能是这个革命的结果；二、苏联的制度是过渡性的。因之他的官僚尚是一个等级，而非阶级。托洛茨基一直坚持这两个论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瞬间。在那时候，我们说过，即使已经有了种种迹象与事实让我们怀疑托洛茨基的论点，但没有决定性的事实来否定它们。以一个集权历史的因素的资格来行动的第四国际主义者，在当时的情况中，当然只能够，而且也应该站在传统的立场上，促进苏联内外的无产阶级革命，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品，借以使万恶的斯大林政制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非退回资本主义的桥梁。不过无可否认，事情的变化是出了我们意料之外的。苏联的社会制度并未退回到资本主义，同时世界革命也不曾引起来，以至无法推翻斯大林的统治，使苏联在国有财产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战争末期与结束之后，世界各地却曾发生了广大的群众运动，但这些运动非但不能变成革命来颠覆斯大林主义，反而在斯大林主义的控制之下，在苏联境外也造成了苏联式的现有制度，即：以国有制为基础的集权的官僚国家。

战后这些个现象，供给了我们充分的材料，要使我们重新检讨托洛茨基的立场了。认苏联为堕落的工人国家的论据，在这些事变的影响之下，显然是应该修正的了。看到这些史实，我们应该说：国有财产制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也可以产生的；斯大林官僚是一个阶级而绝不 再是无产阶级分离出来的等级；苏联这个社会制度，在全世界的范围说难仍是过渡性的，但就苏联一国说。却以成为相当定型的一个制度。他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堕落的工人国家，而是一个历史上全新的特种国家。

十二、新野蛮主义的理论上的可能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托洛茨基凭着对革命的乐观主义，将一切希望集注于战争中促成革命，由此推翻世界资本统治，并使苏联在真正社会主义的轨辙上复兴。这样的乐观主义当然具有坚实的客观基础。且若缺乏这点起码的乐观精神，就会失去革命的唯一方向，则任何积极的革命政策都无从产生，任何坚毅的努力都无法支持了。但托洛茨基不是轻浮的乐观主义者。他承认，并且坦白地指出：如果历史不如我们所向往的现实的话，则另一个可悲的命运也是可能的。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与十月间，托洛茨基在两篇文章中分析过这样的前途：

“如果这次战争，一如我们所坚信的，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则其结果必不可免的要推翻苏联的官僚，且在较一九一八年高得多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上，复兴苏维埃民主。在此情形中，究竟斯大林官僚是一个阶级呢？还是工人国家身上的一个派生物，这个问题将被自动地解决，那时，人们将会明白，苏维埃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只是插话性的歪曲。

“不过，如果我们假定此次战争引不起革命，而只是促成无产阶级衰颓，那将是另一个可能前途：垄断资本进一步的腐朽，他更进一步地与国家相结合，处处以全能政制来替代残存的民主，无产阶级不能将社会的领导权拿握在自己手中，在此种情形下，其结果实际上只能使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从拿破仑主义的法西斯官僚中生长出来。这个，依照所有的表象看，都将是一个衰落的制度，它表示出文明之倾圮。

“另一种情形：如果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取了政权，但证明出不能拿住政权，或跟苏联一样，又交给了一个特权的官僚群。那么我们将被迫承认，官僚堕落的理由并非植根于国家的落后与帝国主义的包围，而在于无产阶级之天生不能成为统治阶级。那时候，我们必须在回顾中确定目前苏联的基本特点，只是在国际范围中一个新的剥削制度的先驱者罢了。

“——历史前途的抉择，推考到彻底，只能如下；或者斯大林制度乃是资产阶级社会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的一个可怕的堕落，或者斯大林制度是一种新的剥削社会的第一个阶段。”（见英文《保卫马克思主义》页，八—九。）”

托洛茨基说过这段话以后，因为有人攻击他修改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过不了一个月，他又写了第二段话，再“再论苏联性质”一文中，他说；

“关于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与宿命论无共同之点。社会主义不是“自行”实现的，而是活的力量，诸如阶级及其诸政党间的斗争结果。无产阶级在此斗争中有一个决定性的优势，因为他代表着进步，而资产阶级则是反动与衰落的化身。我们的胜利信心正是以此为根源的。但我们仍有充分的权利自问：假使反动势力得了胜利，社会将是什么性质的？

“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无数次这样提出人类前途的抉择问题：或者进入社会主义或退回野蛮主义。自从有了意大利“经验”之后，我们便千百次地说过，不是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真实过程，比人们所预见的一般的图式，一定要无比地更为复杂些，更加多样性，更加矛盾些。马克思说到过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未来的衰亡，但一点不曾说到过专政之官僚化的堕落。我们在经验中是第一次考察到与分析到这样的堕落。难道这是修正马克思主义吗？

“事件的进展已经昭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迟到产生了一些无疑的野蛮现象：周期性失业，小资产阶级的赤贫化，法西斯主义，以及最后，那些丝毫不开展新道路的毁灭人类的战争。假使我们在理论上承认，人类不能够高升到社会主义，则新‘野蛮主义’能具有怎样的社会形式与政治形式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有可能比马克思说的更具体了。一方面的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的苏维埃国家的堕落，大致上刻画出了新野蛮主义的社会政治形式。——”（见英文本《保卫马克思主义》。页，三十—三十一。）

根据托洛茨基这两段文字证，以大战期中与战后的事变，那么在根本上，我们确实不能不承认“斯大林制度是一种新的剥削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了。”大战没有引起无产阶级革命，不曾推翻斯大林统治，不曾复兴苏维埃民主，同时在苏联以外，凡是引起广大群众运动的地方，都被斯大林主义所控制去了，利用了去，造成了与苏联一样的特权的官僚统治。新的野蛮主义在任何方面都是呈现的更加明显了。

于是有些社会主义者，表面上似乎忠实于托洛茨基的推断，认为人类社会走上了退化的路，无产阶级被证明出根本不能成为统治阶级的了。他们或者，提出了微小改良的最低政纲，或者，索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是唯一进步的制度，二者一致地抛弃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纲与前途。

其实,这种立场，如果以为那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推断，那便是完全不懂得托洛茨基说的那两段话的意思。我们应该知道，当时托洛茨基说这些话是在争论中，是为了辩护他的主张，即斯大林制度是过度性，是暂时的堕落，苏联本质上仍是工人国家，应该无条件的加以保护。反对者反对保护苏联，同时模糊地倾向于将苏联说成一个新的野蛮社会。托洛茨基需要反驳他们的政治立场，于是，替他们引伸到原则方面去，将他们的结论彻底推深，把问题归原到最后，由此，他想叫反对者惊而却步，拉他们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争论总得有所偏重，也不免有些夸大。对于这些偏与夸，事过境迁，当争论的气息愈少，正面的理论说明意味更大的时候，无论作者与读者，都更容易指出来的。譬如说，光照托洛茨基的文字看，仿佛一切争论，甚至包括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根本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是否为乌托邦，都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否引起革命这个事实了。这当然是重要的，其所以如此之故，乃由于着重上次大战为无产阶级革命千载一时之良机这个意思来的。如果不懂得这一点，以为托洛茨基将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赌注放在那次战争上，若幸而打中，人类便走向社会主义，若万一不中，则从此洗手，不必再谈社会主义，那就是可笑而又错误的想法了。

十三、国家资本主义说

有人说，这不是新的，而只是披着新的外衣的一个旧的剥削制度。他们宣布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他们从两方面的研究达到了这样的结论：一、苏联本身的历史；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现在先让我们看看苏联经济建设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十月革命只是建立了工人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的统治，但不会把资本主义的关系完全根除。因为经济不比政治，要使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在相当高的生产基础上，相当高的文化水准上，而且要在全世界的分工规模内，经过一个长长时期，才能达到的。十月革命给社会主义的建设准备了政治与经济的前提条件，不管这些条件是如何重要，但只是条件罢了。无产阶级执掌了政权，经过了艰难的内战，开始踏上经济建设的时候，列宁说，当时，（一九二一年前后）如果在相当时期内，使俄国的主要部门经济从私有小生产经济能够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一大进步了。列宁这个说法让一些形式激烈的共产主义者大吃一惊，同时也让第二国际的先生们幸灾乐祸，大叫苏联回到资本主义。其实吃惊和恶意的叫嚣，都只暴露一个事实，就是这些人根本不懂得苏联当时的性质，也根本不曾好好思考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任务。十月革命使苏联变成一个工人国家，这个国家能够而且一定要走向社会主义，但绝对不会，不能而且不是立即变成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使国家和社会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必不可缺的桥梁，因之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但它本身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点是常识，但曾使许多最有学问的共产主义者迷糊了头脑。

所以当列宁在世时，俄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的暂时目标，曾被列宁规定为国家资本主义——由无产阶级专政来控制和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以便由此更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

俄国从一九二一年起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开始认真地恢复和复兴国家的经济生活以来，其间主要的成就实际上只是大规模地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这情形一直继续到一九二七年为止。因为在那一段时期中，苏联主要的国有化工业固然大大发展了，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尤其在农业中，却仍旧占着极大比重，差不多仍旧构成着整个经济的基调。

一九二七年是一个大关键。这时候，苏联的资本主义分子如何与中右派的国家官僚结合着，如何在政治上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左派，如何把工人阶级从最后的统治者地位上撵出来，我们在上面都已经讲过了。因之，从那个时候起，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再是在工人政权的监督与控制之下了。

共同打败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资本主义分子得到了新的鼓励，他们想进一步根本取消财产的国有制，可是官僚却以国有财产为其生存基础与权势的来源，他们要保护这制度，于是二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结果是官僚胜利了，在政治与经济上都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分子。这时候，一方面消灭了工人的政权，另一方面消灭了私有资本主义的这群官僚，究竟是什么阶级？他们代表什么阶级呢？据有些人的看法，他们自己也是资产阶级，不过是以国家企业为基础的国家资产阶级罢了。

在他们看来，苏联一九二八年以后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只是以特殊形式进行了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此斗争中，小资产阶级当然失败，大资产阶级当然胜利。

但是胜利了的苏联的大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恢复私有制，反而与国有制不解缘，并继续地巩固它，发展它呢？那末人们就指出世界资本主义的总的趋势。

不错，在资本主义这个同一名字之下，实质上已经历过了好多变化。一般说，在最近二三百年中，我们看见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财政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这些资本主义之间有某些共同的性格，但也有更多的差异与特点。我们不能根据商业资本主义的特点来否认工业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同样，我们也不能执着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形相而说财政或国家资本主义为非资本主义。此外，资本主义从商业的发展到国家的，其间的承继与更迭，乃由于经济发展内在的矛盾与必需，，即一方面由于生产的扩大与资本的集中，另一方面为了要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含的计划性与无政府状态，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工具的私有化，生产力国际性与资本主义的民族分界之间的种种矛盾。导源于此等矛盾必然性的资本主义生长，乃是必然的、有机的、无可挽回的。人们之不能叫它的一个较高形态退回到较低形态，这犹之乎我们不能叫逝去的昨天回来，或叫一个老年人返回童年一样。当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单独一国的经济也只能与之看齐。如果不能超出，也总不能停留或退回到更原始的阶段去。尤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唯其因为资本的雄厚与技术的成就上都不如人，为要追上与超出先进国家，就只能在生产组织的求新上取胜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期，世界资本主义达到了什么阶段呢？早在一九一七年底，列宁早就指出来，资本主义已经从财政资本主义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了。在此阶段上，不但资本有了空前的集中，而且资本与国家相结合，经济与政治相结合了。这就是说，不论那一个国家的资本制度，从那时以后，如果想在国际国内的种种矛盾中自求生存，唯一的道路就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否则，它不但无法对付由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革命，而且不能抵抗由较强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中，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由于种种凑合的阶级力量关系的帮助，颠覆了加于其上的工人国家的控制与监督后，除了继续发展和巩固国家资本主义之外，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吗？退回到较小生产与较低组织的资本主义形式，即等于官僚们的自杀。可是一个社会的阶级，即使是一个等级吧，也和个人不同，那是决计不会自杀的。

因此，苏联的官僚们，用了纵横捭阖的手段，先后打败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后，他们便以国家财产为基础，发展这基础，终于使自己成为国家资产阶级。而苏联这个国家，也就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了。

这个说法是合逻辑的，也合乎一些无可争论的史实。同时更有一个便利，就是它丝毫不必改变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看法；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非工人阶级专政即资产阶级专政。因之在理论上，可以避免修正马克思主义之嫌。可是我们假使细心一点研究苏联的经济制度；更多方面地研究苏联式“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因；严格地将其它种类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苏联式的加以比较；再从整个人类历史远景，资本主义的总命运，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来观察这个问题，我们便不难发觉，企图以新瓶装陈酒的国家资本主义来解释苏联制度，乃是片面的，表象的，因而是错误的。

十四、苏联的现制度确实是新的

当然，斯大林的苏联既然脱胎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人国家，生长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环境中，自然保留很多的资本主义的性格与面貌，同时，在最广义与基本的一点上，即生产者与生产工具无关，而一群不生产者，占领了生产工具，以之作为资本，剥削剩余价值，最后由他们控制和处置全部剩余生产物这一点上看，其制度，却仍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注）但若凭借了这一点，以及苏联保留迄今的其它的资本主义关系，如价值法则，商品生产等等，而将苏联的现制度称之为资本主义，则其结果势必混同许多事物，以致无法解释历史，无法明了社会关系，尤其不能了解与苏联及斯大林主义有关的种种政治问题。

（注）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在四个月前，曾经写过一个讨论大纲：《我们对中共政权的认识与应取的态度》，那时，对此问题就是这样看的，不过，在彻底考虑后，不得不承认这种看法是有毛病的。

十五、官僚阶级及其成因

[官僚]。逐渐，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必重复说明他们）。官僚发生了；但他们在本质上还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他们乃是工人阶级派生出来的一个等级。他们只是更远地离开了生产群众，养成了统治者的特殊习气，发展了保守性，享受了较多的权利，逐渐形成了独自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开始对立起来。可是，官僚与生产者之间还保持着来往，特权还不足道，独自的利益也还不明显。他们至多是工人阶级身上的寄生者，他们还不是自在与自为的一个阶级。

十六、官僚阶级与官僚集产主义

十七、官僚集产主义的诸特征

如果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新的剥削制度的萌芽，它们已经离开了资本主义，但不走向社会主义，那末从这个萌芽，我们已经看得到那个可能的新制度的一些重要特征。这个制度的第一个与最基本的特征是：全国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第二、以国有财产为基础，官僚们构成了一个独立的阶级；第三、这个阶级一手控制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教育思想的全盘活动，因而第四、它的各方面的领导与组织都是“计划性的”，全能主义的；第五、因为全国的工农商业都属于国家，亦即属于官僚阶级的集体所有，所以，全国的阶级，除了工农业劳动者和一些职员之外 ，只有占比例极少的独立生产者或独立经营者，社会真的两极化了：一极是特权的官僚，另一端是无权的劳动者，第六、严格的等级制又补充着这个阶级组织，从总书记兼大元帅以下各级的委员与将军们划出了分明的层次；下对上绝对服从，必须牺牲自我，上对下绝对专横，意志就是法律。第七；因为官僚已经成了唯一的统治阶级与占有阶级，它禁止阶级斗争，同时，它以全国仲裁者的资格，尤其当该制度的形成时期，主张阶级“互利”，即依照“国家”或“人民”的需要，随意调唆或压制各阶级的斗争；第八；雇佣劳动本质上已不存在，工资不是按照劳动力的价值来规定，却按照国家的财力与“计划者”的意志来任意规定的；同时为了“保证劳动权”，为了“消灭失业危机”，更为了“以劳动教育人民”，无报偿的，“供给制的”与惩罚性的奴工制度大规模地实行；第九；全部超额的剩余价值归官僚阶级集体占有，至于各个成员间的分配，则除了利用特权来直接抢夺外，又正常的藉助于国债的发行，以及利息形式分配给贮蓄者；第十；这个制度是天下一国主义而非国际主义的，因为官僚阶级是在国家框架内形成的；又因为这个阶级是剥削者而非生产者，所以他们只能和帝国主义一样，甚至比帝国主义更甚地压榨其它较小较弱的国家，却不能在平等互助与统一的基础上，联合其它国家；第十一；这个制度以阉割过的“马克思主义”，（官僚阶级冒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阶级“互利”代替阶级斗争；特权压倒平等），）作为正式的教义，以斯大林为教皇，以克里姆林宫为梵蒂岗，以各国的主席或总统为其分驻各地的枢机主教；他们绝对不肯承认是官僚集产主义，反而按其诸特征所完成的程度，分别称自己国家的制度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或竟然是共产主义。

十八、官僚集产主义的历史命运

不过迄今为止，这个斗争是潜伏着的，被歪曲着的，而更不幸的是它被卷进在官僚集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间。因为，人们大多把官僚集产主义，亦即斯大林主义，当作是社会主义，当作是至今最有力，最正确，最有成功希望的社会主义。同时斯大林主义方面呢？当然拼命利用着这点群众的社会主义倾向，使它服从自己，受自己控制，藉以达到官僚集产主义的目的。另一方面，资本帝国主义方面，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力量，它利用各自的“社会主义者”，即传统的改良派，反对斯大林主义，使这种运动于自己有利。

十九、社会主义胜利与社会主义的革命党

但是，我们不是宿命论者。世界无产阶级将从目前最时尚的官僚集产主义的欺骗之下觉醒过来，这是一定的，但这件事实的本身绝对没有保证他们能走向正确的社会主义，也绝对没有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光有企求社会主义的群众是不够的。要使他们走向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党的领导；要使革命获得胜利，则更须有这样的一个领导。自从十月革命以来的三十三年中，无产阶级曾经不止一次积极趋向于社会主义，曾经发生过不止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果却先后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应该归结到一个正确革命领导的缺乏。革命失败并不以单次失败为限度，它还须付出超过于失败直接后果的种种代价。工人阶级，甚至全人类，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曾经付出了，现在还在继续付出失败的代价。他们为革命的失败而承受着历史的惩罚。十月革命被叛卖，苏联由工人国家变成为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便是此项代价之一。法西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主义的猖狂，以及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与新的战争的危险，乃是历史给予工人阶级的无情的惩罚。现在，依照我们上节所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是存在的，并且还可能有利；但是比之三十年前，情势却严重多了，危险多了。以前，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单纯斗争，现在复杂化了，在战场上新出现了一个势力，这个官僚阶级。他装着工人之友，甚至是工人阶级自己，张大了血口，舞动着鹰爪，催眠了工人，以便同时击到资本和劳动这两个势力，让自己成为新的剥削者与压迫者。

今后，为真正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是可能的。因为种种事实指明，无产阶级，不管是苏联阵营或美国阵营以内的，及时地脱离各自统治者影响的可能性还是极大。但人们将斗争在更艰难的历史条件中了。行将发生出来的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另方面反对官僚集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不会是最后一次的解放机会；但我们主观上应该将它看成为最后机会。我们应有这样的警觉：如果再度断送了革命，再度错失了机会，那末，人类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接受官僚集产主义，或其它更坏的野蛮制度，作为他们“自误”的处罚了。这当然不是说，社会主义将永不到来。这只是说，有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将为一个新的中世纪式的野蛮统治时代所一时中断。人类将忍受一大串梦魔似的悲惨的压榨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中，新的阶级关系上，重新提出其社会主义的任务了。

我们当然不希望如此，而真实的历史过程也告诉我们尚有可能不致如此。不过，在“或者社会主义，或者新野蛮主义”这个十分现实的歧路口上，我们应该更加警惕，更加努力，更加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了。

这儿的中心关键是一个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

幸亏托洛次基和一些忠贞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的努力，在过去二十余年中，紧密地追随着斯大林苏联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堕落，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学说，十月革命的全部理论遗产，是被保存下来，且被加以发挥了。他们组织成一个思想与政治的团体，这个团体最初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左派反对派，后来就是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

幸亏有了这个运动，有了这个国际，以致在今天举世滔滔的官僚集产主义的逆流中，在空前未有的黑白混淆、以一个新野蛮主义来冒充社会主义的大扰攘中，有了一根砥柱，一面旗帜——不过它的力量还嫌得单薄，同时它的旗帜，到了最近，有点不够鲜明了。力量单薄是不足忧虑的，在逆流前进中，一个最革命的政党绝对不能逃避这样的命运；只要政纲正确，旗帜鲜明，那末一到历史走上有利的转变时，成千成万的革命群众会团集到周围来。问题的严重乃在于它的旗帜不够鲜明一点上。即继续承认官僚集产主义（不是单指斯大林主义的政策，而指它的全部内容）一边为比较进步，为堕落的工人国家这一点上。

这样的认识是应该放弃了。应为当作官僚集产主义制度一个主要构成因素来看国有财产制，其比较接近于社会主义的一点进步性，与国家资本主义比财政资本或工业资本更接近社会主义一样，起进步性是为它所支持的整个反动制度所抵消的。我们不曾保卫过国家垄断资本制，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单独保卫国有财产制。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或官僚集产制下的一些社会主义式措置，其起源乃由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者多，由于革命阶级之压力与斗争者少。在没有工人政权这个政治大前提下，或不与这个大前提相结合而谈保卫国有制，则纵然不是客观上替一个反动的阶级效劳，至少是没有意义的。

看到了东南欧和中国的新经验之后，以国有制为依据而认为苏联为工人国家的第四国际的旧观点应该被抛弃了。它应该以最大力量将斯大林苏联乃是一个官僚集产主义国家这个痛苦真理，去对全世界的劳动者说明。如此，第二次世界大会提出的“不要克里姆林宫，不要华尔街，但要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总口号，才获得了它全盛的革命意义，而第四国际一定能够团结起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一方面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官僚集产主义，以此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或从战争中胜利地出来，结束种种野蛮反动的制度，使全人类走上真正社会主义的道路。

二十、第四国际与战争

产阶级的较高文化，以及民主主义的较深传统，便先行决定了斯大林主义的制度在那里根本不能建立，或建立了也很快会自动民主化，那是太危险与太轻浮的想法了。斯大林主义不完全是俄国落后性的产物呢。它更有着坚强的世界原因：资本的国家化及其彻底腐烂与反动。如果落后意大利所产生的法西斯主义，曾经排除了它的落后性，在最先进的德国以更疯狂的形式体现出来，那末俄罗斯特产的官僚集产主义，尤其是在它战胜的条件中，为什么不可能在“民主”与先进的英美照样（当然不是全无出入）实行呢？

附录：

讨论提纲

——我们对于中共政权的认识与应取的态度

**按：这篇提纲是在四个多月以前写的。为了朋友们便于讨论，也为了记录自己对于问题的思考，我写了这几条纲要。自从写下来到现在，提纲中的中心意见更使我坚信了。我觉得，只有这个意见，即，认苏联为官僚集产主义国家，斯大林党为官僚集产主义政党这个意见，才能解释事变，才能经得起考验。就这一点说，《苏联研究》不过是提纲中这一中心意见的发挥。不过有一个论点，即关于官僚集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我在继续考虑之后，至少在形式上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我现在以为在《苏联研究》中的说法比提纲中所说的更加合乎事实。**一九五O年七月

一、现在，中共的军事势力已经征服了整个大陆，人民共和国已正式成立了五个月，新民主主义在中国诸大城市中之先后见诸实行也将近一年，我们已经有了足够材料与事实，来判断中共及其国家之性质，以及证验我们过去对它的认识。

二、判断和认识一个运动、一个政党以及一个国家的性质，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方面，有一个不变的标准，便是：它们对工人阶级，即对目前世界上唯一革命的阶级之关系如何？态度如何？

我们不能有其它更首要的标准，也不能有其它的出发点。

三、中共及其所领导的解放军，以及它所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与中国的工人阶级有着什么关系？对于工人阶级又采取着什么态度呢？

不管中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也不管中共说这个新国家是以工人为首的“人民”国家，而种种事实却证明出工人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并没有改善，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是不如了。

由于历史与其它的原因，中国工人阶级，就其主力说，是站在此次解放战争之外的。中国工人阶级不是此次战争的参加者，更不是领导者，他们是消极的接受者，是“被解放”者，亦即是“被征服者”。

这种关系在某种范围内，直接决定了中共的军政权力对于工人阶级的态度。

“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从其它阶级来的“解放者”天然不会赐予它以真正的解放。事实也正式如此。

政治方面，工人阶级的地位没有半点改变。征服者所设立的军政府，完全由一批外来的新贵所组成，他们和工人阶级毫无关系。工人苏维埃非但在行动上无法产生，甚至连思想都不许存在。工人们从“解放者”那里所获得的东西，只是“主人”这顶纸帽而已。自称由工人阶级占领导地位的新政府，却没有给工人阶级留下半条空隙，让他们能走向政权去。

在“解放”初期，由于共产党的传统威望，也由于工人们对它所抱的革命幻想，几个大城市的工人阶级曾经风起云涌，纷纷要求过生活的改善，甚至要求过没收工厂（例如天津连昌铁工厂），清算某些资本家等等。可是这个时期很快就完结了。天津自二月至四月，上海自六月至七月，都曾经发生了普遍的工人运动，但天津在四月间经刘少奇的亲自镇压，上海自八月十九日市军管会颁布两个关于解决劳资纠纷的办法以后，工人阶级便被剥夺了任何斗争的权利，连最基本的罢工权，即使在私人企业中都被剥夺了。

工人阶级此种新的奴役地位，最后在九月间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上确定了，工人们从此不能再以罢工方式争取其生活的改良。

为要掩饰此一野蛮的措置，新的统治者给了工人阶级以“管理工厂”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即使从政府公布的《工厂委员会实施条理》来看，也立即可以发见是一个毫无价值的骗局，譬如：

“第七条：管委会以厂长（或经理）为主席——”；

“第八条：管委会多数通过之决议，如厂长（或经理）认为与该长利益抵触，或与上级指示不合时，经理或厂长有停止执行之权——”

总之，一切都取决于厂长或经理，而这些厂长或经理却不是由工人选举，而是由那个与工人阶级无关的“人民”政府指派的。

这样的“工人管理”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且让一位有名的“民族资本家”宋斐卿来告诉我们吧：

“我的看法，还是让工人来参加管理工厂较好，表面上，好象工人夺去了厂主的一部分权利，事实上，有工人代表参加工厂的行政人事，工资、福利、财政等等，只要工厂管理委员会通过了的事，都可以办得通，因为工人也参加了，不会再反对，可以省掉许多麻烦，而且会议的最后取决权，还是操在经理手中。”

这几句话真是一针见血，毫不客气地揭出了“工人管理工厂”的真相。它不过是“表面上”抬高工人，“实际上”却大大便利了厂方！

中共政权对付工人的全部态度就是如此，就是“明升实降”，就是表面上的捧，与实际上的压。不过除次之外，中共还有一个最毒辣的武器用以反对工人阶级，那便是利用“劳动英雄”这个制度来分化工人阶级并更加残酷地榨取工人。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中共的政权在政治上没有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在经济上则更始压低了他们的生活。中共政权用了“工人阶级代表人”的资格，假借了“人民”与“国家”的名义，实质上是与国民党同样地，并且更有效地奴役了中国的工人阶级。

这样的认识，应该是我们了解中共性质及其政权性质的出发点。

四、凡是奴役工人阶级的政党与国家，在目前这个时代，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观点看，其本质都是反动的。因此，中共及其所创立的国家是反动的。但在同时，我们却又看到了如下的事实：它打倒了代表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大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国民党政权；它消灭着中国农村中最落后的土地关系；它对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给予了有力的打击。这一些，从中国的民族与民主立场上看，无疑是具有进步性质的。

五、整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一个本质上反动的政党与政权，如何与为什么能实行一些客观上进步的办法？这样的政党究竟代表什么阶级？这样的国家究竟是什么国家？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研究一下近二十余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本身政治经济变革的过程；以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历史。

在此地，我们自然只能十分简略地，指出这发展史的某些主要特点。因为我们的直接目的，只在于找出中共胜利及其新国家出现之世界背景与历史因素，并由此断定其本质罢了。

六、自从一九二九—— 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尤其是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处在帝国主义阶级的世界资本主义，一方面为了对付各国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方面是获得成功的），另一方面由于要适应国际间日益紧张的竞争，其内部结构获得了某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列宁论帝国主义的时候所未能充分见及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那就是垄断资本与国家的进一步结合，许多企业为国家所吞并，形成了资本国家化的现象。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与罗斯福的新政措施，差不多同时实行在德美二国，这在实质上乃是资本主义国家化总趋势的一个表现。这趋向暂时镇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危机，却增加了它的国际危机，结果造成了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战争发生，回头来又大大加速了这个趋向。因为战争工具的生产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它凌驾了生产工具与消费资料的生产，变成了全国生产机构最主要的部门。此一部门的规模过分庞大，性质过分严重，以致难于完全交给某些个别资本家经营，必须直接控制在国家手里，因此形成了企业国家化之空前蓬勃。

战争过去，这个过程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是加速了，并且在程度上也加深了。从战争中间出来，除了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与在战争中发了财的美国之外，那些资本主义的帝国，无分战胜战败，都陷进了全无出路的状态中。经济整个的崩溃，小资产阶级与工人异常不满，革命危机十分严重，同时在国际方面，美苏两个力量步步进逼，使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己的继续存在，不得不尽量将经济机构集中到国家之手，企图以此来安内，并从事某种程度内的攘外。结果，在英、法那样最古老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中，都实行规模颇大的“国有化”。

美国仿佛是这个趋向的例外，随着战争结束，国家干涉私人经济的战时措置，都先后结束了。这主要当然因为美国私人垄断资本的力量最强，同时在全世界破产的基础上，美国正经历着畸形的繁荣，这些“自由企业家”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抵抗是有力的。可是我们假使更深地考察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以原子弹生产为首的战争工具生产是日益掌握在国家手里了，同时杜鲁门的所谓“公平措施”，在未来经济恐慌的推动之下，一定会长足走向国家化的资本主义的（如果此时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得到成功，当然又作别论）。

七、与资本主义国家相随而至的一个现象，便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寄生性与腐化，又大大地加深了一层。差不多全体资产阶级脱离了生产机构，变成了“食利者”。国家成了替有产者征收利息与利润的雇员，资本家简单的成了腐朽的游怠者。

八、资本主义的腐朽停滞，又进一步地使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的两极分化改变形式。一方面资本集中与资本阶级在数量上的减少；另一方面则是无产阶级队伍不能继续扩张，甚至在某些国家内，这个阶级在全国人口的相对比例中减少了。破产的、无出路的小资产阶级愈来愈多。连同了国家资本下庞大的所谓“新兴的中等阶级”，即专家、技术家、官僚以及各等各式的知识分子，这些破落的小资产阶级在某些时间构成了法西斯运动的基础，在另一些时候又构成了斯大林主义的群众。

九、这三个现象：（一）世界资本主义之国家化倾向；（二）私人资本家集团的彻底腐败与朽烂；（三）小资产阶级之人数上增多及其社会政治作用的相对提高，可用以解释近二十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所发生的主要事变，更可以适切地解释中国所发生的事变。

十、半殖民地的落后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在国内工农的极度仇视与国外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之下，便全心全意地投进资本国家化这个世界潮流里去。但正因为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脆弱基础，政治社会方面的落后现象，使“国家化”了的资本主义特别带上了丑恶的面貌，而控制这些“国家”化企业的资本家们特别地显得贪婪无耻，结果便造成了近六七年中臭名扬溢的所谓官僚资本与空前未有的贪污政治。这个统治不但使中国工农深恶痛疾，而且激怒了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

十一、中国斯大林主义者便是利用着这个形势，依靠着中国贫苦农民的伟大力量，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改良政纲（即新民主主义），团聚了城市小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以及部分的工人阶级到自己的旗帜之下，靠着军事力量，很轻易地推翻了中国式的“国家化资本家”的腐烂统治，接收了（并非打碎了）国家的机构及其所控制的一切经济。

十二、以上所述，乃是我们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特点，说明了中国国民党统治之所以崩溃与中国斯大林主义统治之所以兴起。不过这个说明还只能解释了问题的一半。另外一些问题，例如：中共为什么不依靠工人而依靠农民？居于中国贫农之首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改良政纲而非社会主义的革命政纲？为什么它不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而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什么它只是原封不动地“接收”官僚国家而不打碎官僚国家？为什么它虽然推翻地主与官僚资本家的统治，却对一般的资产阶级采取友善态度，同时对无产阶级采取镇压手段？为什么它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党，并且宣布中国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而不让工人阶级有丝毫参加政权的机会？不允许他们组织苏维埃？这些问题都还不能得到解释。

要解答这些问题，在国内方面，我们得指出这个事实，即，中国无产阶级自从一九二七年，主要因为斯大林的叛卖政策而遭受了致命的失败以后，一直没有再度踏进政治舞台。虽然在抗日战争前一两年以及日本投降之后的一年内，工人运动曾经蓬勃一时，但因无产阶级政党的软弱，国民党的镇压与欺骗，以及中国工业在战争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腐朽与停滞影响下之不断衰落，工人阶级队伍离散削弱，以致这些运动都未能达到充分的政治性与革命性。

中国无产阶级二十余年来未能干涉中国政治的行程，这在很大限度内，决定了中国斯大林主义运动的农民面目，它的资本主义性质，以及它官僚集产主义的趋向。

不过，更重要的，我们还须从苏联与联共的性质，及其对中共的影响中去求取问题的答案。

十三、苏联共产党，自从二十年代后半期起，砍去了整个一代老布尔什维克们的头颅之后，早已堕落成一个剥削着无产阶级的官僚集团。无论就党的成分组织与思想说，它都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甚至不是无产阶级的一个部分。成分上：除了少数斯达汉诺夫运动者之外，工人们根本无法入党；组织上：民主集中制为官僚的绝对集中制所代替，下级党员（更不必说非党工人）绝对无权批评、改变或撤换领导者及其领导路线；思想上：国际主义变成为狭隘的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世界革命变成为苏联本位的一国建设；阶级斗争完全被代之以“全民合作”或官僚手术；平权思想被代之以最赤裸的特权分化；集体领导被代之以最专横的个人独裁。

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彻底堕落互为因果，苏维埃国家也完全变了性质。这个变化，主要表现于如下的几点上；（一）工人阶级凭以管理国家的苏维埃机关名存实亡，工人们非但不再能“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不好的代表”，甚至已不能自由选出自己的代表；（二）国家机关的官吏，常备军的指挥员，各个经济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员与专家，构成了一个相当固定的统治阶级，他们远离着工人阶级，而且残酷地压制着工人阶级；（三）一般工人大众不但被剥夺了一切干政的权利，甚至被取消了一切为着生活改善而斗争的权利；（四）因之，在政治与经济上，苏联现在存在着这样一种主要的阶级关系：一方面是共同占有着国家的整个政治经济权力的官僚，另一方面是全无权利的劳工大众。

这样的国家当然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堕落的工人国家，因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居于被统治，经济上居于被剥削的地位；但这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私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在那里是没有的。在那里，全国的生产手段与生产资料，掌握在一大群党的、政府机关的与军队的官僚群之手，他们集体占有了这些财产。因此，我们可以说目今的苏联，乃是一个官僚集体占有生产工具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所以会产生，第一，由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迟产，与流产，促成了落后而孤立的工人国家之彻底堕落；第二，由于世界资本主义本身之腐朽，及其全力所趋的资本国家化的过程，使堕落了的工人国家不能或不敢恢复到正常的资本主义。

十四、从表面看，官僚集产主义，亦即斯大林主义，仿佛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它既非社会主义，亦非资本主义。但若我们更深刻地加以考察，那就不难看出，它仍然应该归入资本主义一个范畴。因为它和传统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差别，只在于将个人对生产工具的占有，扩大成一群人的占有。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并没有社会化，而只是集体化（即统治阶级的集体）了。若从生产工具所有者对生产者的关系看，则剥削仍然存在，抑且更甚。

官僚集产主义较之私人资本主义，甚至较之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制度下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私人资本），具有两个最大的优点：（一）可以较有计划地调度资本；（二）可以更有效地压榨雇佣劳动者。这两个优点，恰恰是为克服目今资本主义危机所最需要的。

从这个观点看，斯大林主义乃是一种特殊的改良主义，是资本主义踏入了后期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改良主义，他一方面防止真正社会主义革命的出现与成功，另一方面以集体剥削方式延续资本对劳动的统治。

官僚集产主义或斯大林主义，本质上只是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母体中诞生的一个长期难产的过渡。它不会构成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但它可能有一个时期得势，甚至在好几个国家之内。

东南欧早已造成了好些这样的国家，现在的新中国也正是在这个模型中缔造着。

十五、要缔造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必先有个官僚集产主义的党作它的执行者。中国共产党从共产主义堕落到官僚集产主义，那是由来已久了。

由于共同生息的国际环境，由于悠久的历史联系，再加之以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无产阶级消沉，长期农民战争，大资产阶级彻底腐败，小资产阶级愤懑不平），有利于改良主义而不利于革命社会主义的生长，中国共产党就全盘接受了斯大林在苏联所完成的官僚集产主义。这个思想改造，其实在三十年代之初就已经完成了。

现在，中共怀着这个主义走上了政权，又依照着这个主义在组织国家，那当然只能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简单接收国民党的官僚国家，只消灭部分的资产阶级，并对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加以严厉的统制，且仇视一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了。

因为中共所拟创造的是一个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其中必须继续奴役工人，所以它是反动的；但因为创造这样的国家必须改良资本主义，必须改变所有权的形式，必须提高生产力，所以它又不能不采取一些进步的措置。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本文第四节中所提问题的答案：一个反动的政权为什么与如何能实行某些进步办法的？

中共政权内含的那个反动与进步的矛盾，特别表现在它一方面对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对无产阶级与贫农的关系上。为要稳定官僚统治必须联络前者以反对后者，为要改良资本主义则又必须联络后者以反对前者。

十六、这个矛盾，使中共目前的统治带上了拿破仑主义的独裁形式。它以超阶级的仲裁者自居，它提倡“劳资两利，四面八方”，而其实只是操纵调唆着各个阶级的矛盾，藉以谋取官僚层的利益。

一切种类的拿破仑主义都以小资产阶级为其主要群众，中国目前的统治亦然。一切种类的拿破仑主义实质上都反对工人阶级，中共现在的一种亦非例外；不过，斯大林主义的拿破仑政权要侵犯私有财产权，而正牌的拿破仑主义独裁则否，这一点却是大为不同的。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共的拿破仑主义将按照传统意义，或字面意义，在替资本主义服务，它是以特种方式，即将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权改变成官僚的集体所有权这个方式，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斯大林主义者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不再是本义的资本主义，而是官僚的集产主义；它们所代表的阶级不是本义的资产阶级，而是集体占有生产工具的一个官僚阶级。

这点区别异常重要。如果不了解这点而光指出中共的拿破仑主义，则仍不能了解当前的事实，更不能预见未来的发展；因为人们预期的如果是中共对自由资产阶级日加一日的妥协，事实上我们将见的却多半是集体主义的巩固与国家资本的加强。

当然，我们绝对不需要替中共的惨淡事业发出轻浮乐观的预约。在半殖民地落后的中国，又经过了十余年内外战争的破坏，我们即令暂时撇开日益加剧的国际矛盾不谈，光是从国内“自发经济”的抵抗力来说，中共那个官僚集产主义的改造工作，也得是万分困难的。不错，因近十年来两次战争之赐，中国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是国家化了。这给中共未来工作以一个大大帮助，但要吸收或控制所有的私人资本，要消灭农村中的落后关系，更要在技术落后的基础上使破产的小农集体化起来，却还是一件无限艰巨的事。为要做到这些，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斯大林党必须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吸收无数工农分子到组织工作中来；可是这一步，斯大林党是十分顾虑的。为要保证新中国为官僚统治而非真正的工农国家，他们必定要限制这些运动在明确的范围内，不准跨越雷池一步。中共这一个“面面照顾”的立场，自然事先决定了它的集体化不能达到深远的程度；但一般的趋向总是往那边走的，这里重要的是指出这个趋向。

十七、当斯大林党为了推行官僚集产主义，很谨慎地发动群众之时，工人与贫农是否能乘此兴起，并将斗争推动前进，越出斯大林党所定的范围，因而使官僚控制的运动发展成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呢？在理论上，我们绝对不能排斥这个可能，并且我们——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主观努力正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可是在事实上，如果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我们不能讳言这个可能性是极小的。斯大林党在一般群众中的威望还是很大，将官僚集产主义误认为社会主义的那种错觉十分普遍，中国无产阶级及其真正的先锋队还必须在斯大林党统治的悲惨经验中教育自己，团结自己，然后才能发动反斯大林党的有力革命。

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于耐性地解释——解释斯大林党的官僚集产主义的本质。

当然，所谓“耐性地解释”绝非指消极的旁观而言。我们应该参加到事变中去。我们要针对着斯大林党目前那种斗争的矛盾性，一方面将反地主反富农的斗争推行到底，参加和倡导一切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同时在另一方面，我们要反对官僚控制斗争，反对以任何名义奴役工人，反对压迫贫农，而最主要的，我们要坚决主张成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藉以代替斯大林党的军管机关和所谓“人民政权”，由此建立真正的工农国家。

我们要将一切斗争归结到苏维埃。我们的中心口号是工农兵代表会议。

十八、从政治与经济的种种迹象看，毛泽东的中国，如果没有新的世界战争或国内革命来打断它的进程，那是可以“和平”发展成（意思即说毋须经过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然后再堕落成）斯大林的苏联的；可是在另一方面，毛泽东的中国如欲变成一个工人国家，则非有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现统治不可。由此，我们不但可以断定中国不是一个工人国家，而且可以反证出苏联也不再是任何种类的工人国家了。新的中国与目前的苏联，只存在着量的不同而非质的不同。二者都是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不过在完成的程度上大有差别而已。

因此，第四国际关于苏联的传统看法是应该改变了，应该放弃任何关于工人国家的看法。同样，把世界斯大林党看成为孟什维克那样的机会主义政党这一观点也必须放弃了，因为目前的斯大林主义虽然本质上也是改良主义，但其主要罪恶不在于对资产阶级的妥协，而在于它对无产阶级的官僚奴役。无论对于苏联或斯大林党，都应该从官僚集产主义的观点来看，才能了解其性质与行为了。对于中国斯大林党及其新成立的国家亦然。

一九五0年二月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