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与中、越托派
胡志明，许多人称之为越南的毛泽东，但就其地位与作用来说，他还彷佛是把中国的陈独秀与毛泽东集于一身的。同时，他生既「逢辰」，死又「得时」；正在他事业的顶峰上长逝——不曾像毛泽东那样为自己的成功所腐蚀，暴露出狂妄骄横来。因此，无论在越南或者国外，他在人们的记忆中都留下了一个最完美的革命领袖的形象。
称「伯伯」而不名，胡志明与斯大林这个「太阳」与毛泽东这位「大救星」似乎有天壤之别。
可是，你若得知胡志明对于越南托派的态度，尤其是，你若见到了他在1939年春天从广西桂林写给他越南同志的有关中国托派的三封信，那你便会觉得这位「慈祥与明智」的长者在其对待革命队伍中不同意见者的态度上，在其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认识上，与斯、毛二人其实是毫无差别的。
历史家当然要肯定胡志明对越南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却必须指出他在国际共运的派系斗争中曾经属于最坏的斯大林一系，并且有意识地执行了斯大林诬陷与残杀真正革命者那种罪恶政策的。
指出并确定这个事实，不但为了历史的真实与公平，而且还大有助于对胡志明的继承人，即对越南现当局的正确了解。
越南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样，很早（虽然比较迟些）就分成了斯、托二派。大约在三十年代末期或四十年代早期，一些在法国留学或做工的共产主义者，接受了托洛茨基派的主张，成立越南的托派组织。这些人中最出名的是藉秋收（在外文书报上，我们时常看到TA THU THAU这个名字，这是藉秋收三个汉字的越南话音译）。这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回到越南，在西贡积极工作，成为西贡工人的领袖。大战时期他被捕入狱。日本投降后，他与所有的政治犯一起被释放。他再度投入战斗，发展革命组织，同时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被选为西贡市的市议会议员。1946年，他在西贡突然失踪，同时失踪者另有五、六名越南著名的托派领袖。
藉秋收等人究竟如何失踪，为甚么人所拘捕，他们的命运到底如何，当时无从确知。不过，事后经种种迹象证明，他们是被当时活跃于南越的越盟（越共在南越的政军组织）所诱捕，并且秘密杀害了的。对于此事，越共方面却从来不作任何的肯定或否定。
藉秋收这个人在国外，特别在法国相当出名。他在法国的左派学者与政治活动家中有不少熟人。他们关心藉的失踪，决心要把这件神秘案子查个明白。
1946年夏天，胡志明为了与法国政府谈判越南的未来地位，来到巴黎。法国的藉秋收友人便趁此机会，向胡志明提出询问，想弄清楚藉秋收的命运。这几次会见经过，最近发表于巴黎出版的杂志《越南纪事》上。他们泄露了这件案子的一些案情；而更重要的，它们让我们看到胡志明对托派与藉秋收个人的态度。
第一个访问胡志明的是但尼尔·格林（Daniel Guérin），那位写过《法西斯与大实业》（Fascism and Big Business）这部名著的历史学家。他是藉秋收的老朋友。在他的那本名叫《为殖民地人民服务》的书中，记述了那次会见经过：
「1946年当他在巴黎的时候，我和胡志明曾经有过一次长谈。我愉快地和他一起庆祝越南的解放；不过我们的欢乐上面却蒙上了一个阴影，这不仅为了我们之间思想上的不同，而且为了藉秋收的问题。胡志明身边一些过份热心的斯大林主义者，那时正把藉秋收——这位西贡市的前任市议员，为了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之故——谋杀了。
第二个曾与胡志明谈藉秋收的人是法国的一位前辈托派，罗道尔夫·普拉格（RUDOLF PRAGER）。据他最近所追忆的当年谈话情形，大致如下：
「1946年7月，胡志明在他居住的巴黎旅馆里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提出他欲将印度支那并入法兰西联盟的政策。我在招待会大厅的出口处等着他，请他和我谈谈。我自我介绍我是国际主义共产党书记处的一个成员，我以我们这个运动的名义，请他透露一点藉秋收死亡的情形，因为他的死去使我们深感不安。他回答道：他『对藉秋收的失踪深感遗憾』，因为藉秋收是一个『无可谴责的革命者』。至于他是怎样死的，胡志明说他毫不知情，因为当时国内情形混乱而无法控制的。」
第三个去和胡志明谈这个问题的是一位越南革命者黄同青（HOANG DON TRI），他是1945年当过越盟临时政府劳工部长的黄同文（HOANG DON VAN）的兄弟。关于那次会谈，他作了这样的忆述：
「1946年，胡志明主席来到法国，我以我的同志们的名义，请求他和我作一次谈话。
藉秋收及其同志们当时为何失踪，和他一起失踪的人究竟有多少个，他们为哪一机关捕去，他们如何被害，以及此事到底与越共中央、与胡志明本人有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作最后确定。有关此事的唯一来源，只是从越南逃到法国的一些托派成员的口述，以及河内当局1960年出版的《八月革命》中的一段。这本书里谈到这件事情时，与越南逃法的托派的报告相符，都说1946年曾经在越南的好几个省份中同时消灭了一些托派。
关于越南托派遭到「消灭」的技术方面，有待人们的继续调查，方能大白于天下；不过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即胡志明对于藉秋收等之惨遭杀害应否负起政治上的责任，那是确定地解决了的，胡志明是杀害越南托派的最高指使人。证据何在？便是他在1939年给越共领导人写的三封信。
胡志明的三封中国来信
亲爱的同志们：
过去，在我与许多同志们的眼中，托洛茨基主义似乎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派别斗争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并不给以多大注意。但是当战争爆发之前不久，更确切些说，从1936年年底起，特别在战争期间，托派所作的罪恶宣传却打开了我们的眼睛。从此以后，我们就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已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不是中共内部派别之间的一种斗争。因为，在共产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并无共同之处，绝对没有共同之处。这是牵涉到全体人民的一个问题：〔托派的斗争〕是反对祖国的斗争。
第二、日本与其它外国的法西斯主义者知道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们就设法制造一些不同意见，以便欺骗舆论，打击共产党人的名誉，让人相信共产党人与托派属于同一个营垒。
第三、中国托派与其它国家的托派一样，并不是一个政治派别，更谈不上是甚么政党。他们仅仅是一批专干坏事的棍徒，仅仅是一批供日本法西斯派以及国际法西斯派驱使的走狗。
第四、所有国家的托派都给自己取了个好听的名字，为的可以掩护这批匪徒的龌龊勾当。例如，在西班牙，他们自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你们知道吗，正是这个党，成为马德里、巴塞龙那以及其它地方替佛郎可效劳的侦探机关？正是他们，组织了那个有名的「第五纵队」，那个为意大利与德国法西斯军队做侦探工作的机关。在日本，托派自称为「马、恩、列同盟」（MEL）。日本托派吸收一些青年到组织中来，然后将他们出卖给警察。他们想方设法打入日本共产党，目的是要从内部去破坏日共。据我看，目前团绕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周围的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其目的就是要破坏人民阵线。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你们所得的消息，会比我得到的更加可靠。在我们中国，托洛茨基份子分属于如下这些组织：『斗争』，『抗日』，『文化与红旗』。
你们大概已经读过苏联审讯托派的控诉状，如果尚未读过，我请你们把这些控诉状拿来读一下，还要让朋友们都读一读。读这些文件是非常有用的。它会帮助你们看到托洛茨基主义与托派份子丑恶的真面目。这里，让我们摘引一些直接与中国有关的段落给你看看。
托派份子拉可夫斯基在法庭上宣誓后供称，1934年当他以苏联红十字会代表来到东京时，一位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曾经对他说：「我们正期待托派作出一项战略转变。我这里不详细说明，我只想对你说，我们期待托派方面有所行动，有利于我们去干涉中国事件。」
据拉可夫斯基回答那个日本人说：「我会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托洛茨基。」1935年12月，托洛茨基给他的中国信徒发出一些训令，多次强调这句话：「不要给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制造障碍。」
就是这样地，俄国的托派份子，既曾愿意将他们祖国的一部份——西伯利亚与滨海诸省——出卖给日本，他们现在又要把我们的祖国，中国，出卖给日本人！
中国托派份子到底干些甚么勾当？你们不是急于想知道吗？
不过，亲爱的朋友们，我只能在下一封信里回答你们了，你们不是要我把信写得短一点吗？
希望不久再谈。
P．C．林．
亲爱的同志们：
在告诉你们有关中国托派的活动之前，先让我介绍他们的六名领袖，六名以第四国际名义活动的公认叛徒。他们是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叶青、张慕陶、黄公度。
依时间先后，我把他们所干的事情，叙述如下：
1931年9月，日本开始侵略满洲。但从那时起，日本的保安机关便与上述前三人接触。双方签订协议：托派方面不进行任何反日宣传；日本保安机关方面则每月付给对方三百元，以后再视「服务的成绩」而增加津贴。
此后陈独秀及一伙拿了日本人的津贴，办起了几份杂志，出版一些冷嘲热骂的小册子，说甚么「日本人占领满洲之后，愿意迅速解决各个有争论的悬案，他们并无占领全中国的意图。」
可是当陈独秀的这些见解，刚刚在他们的刊物上散布时，日本军队却于1932年1月向上海进攻了。
这时候的托派说些甚么呢？他们是否承认自己受了欺骗呢？他们停止与占领者合作吗？绝对不是！当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保卫祖国之时，这些托派却无论在言论上或行动上，继续干他们一桩又一桩的罪行。一方面，他们写道：「上海的战争根本与人民无关。它不是革命的民族战争。它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他们散布虚伪的谣言，提出失败主义性质的口号，泄漏国防秘密，等等。
他们干的事还不止此哩。像HOA VAN KHOI 与CUNG VAN THU（译者按：音译为华文盖、龚文秋，以下同）那样的托派份子，和警察与日本主子们秘密联系，混入上海的罢工斗争中，用尽一切方法来破坏罢工运动。他们甚至使罢工运动中最有能力的领袖们遭到逮捕。
1937年，冯玉祥大将与共产党人吉鸿昌将军一起在张家口组织了一支抗日军队，此时中共处于秘密状态，中央与华北之间的联系发生困难。托派张慕陶便利用了这个情况，自称「共党代表」，提出「与日本人共同行动，为反对蒋介石而战」的口号，企图变抗日战争为内战。后来，张慕陶的骗局被揭穿，吉鸿昌逐走了张慕陶。不久之后，当吉将军前往天津时，在旅途中让张慕陶的同党给谋杀了。
下一封信，我将告诉你们托派如何在中国进行叛卖祖国的勾当。
兄弟般的敬礼！
P．C．林．（注1）
亲爱的同志们：
注1.这封信没有填写发信地点和日期。发表此信的法文《我们之声》杂志出版于1939年7月7日。
首先，这三封信是胡志明教唆杀人的自我招认。有了这项证据，历史法庭可以正式宣布：1945年越南托派藉秋收等人之惨遭杀害，原只是1939年胡志明下达的反托指示的贯彻执行。在思想上与政治上，胡志明必须为藉秋收等的被害负担全部责任。不管多少「鳄鱼之泪」也绝对洗不掉这个责任的。
其次，这三封信又让我们弄清楚两件以前不甚明显的历史事实。
第一、是胡志明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这位越共领袖之属于斯大林派是人所共知的；但他对斯大林一系究竟亲密到甚么程度，他对斯大林的言行到底盲从到甚么程度，我们以前不曾确切知道，这三封信告诉了我们：至少在如何对待苏联与中国的托派问题上，胡志明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远比毛泽东们更为澈底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全盘接受当时正在莫斯科举行的连串审判。这些审判的结果杀尽了整整一代的革命元勋，而胡志明对审判却完全拥护，还积极地把这些坑害革命者的冤狱介绍给他的越南同志，要他们阅读研究，藉以看到「托洛茨基主义与托派份子的丑恶面目」。
历次莫斯科审判对革命者，特别对托派所提出的种种罪名是如此荒谬，如此与人所共知的史实不符，甚至如此的违反乎最普通的常识，以致国际间一切公正有识之士，一开始便绝对不相信它们，一开始就以个人的或团体的名义对它们提出大量的驳斥与指责。1938年4月间，由以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将莫斯科审判中提出的一切罪名，对托洛茨基本人作了十三次详尽的盘问与研究，结果宣布托洛茨基父子无罪，宣布莫斯科审判纯粹是一种罗织。从此不论是革命者或非革命者，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不拥护这些冤狱的了。可是胡志明迟至1939年5月，竟还把这些空前冤狱当作正义的伸张，并竭力推荐给自己的信徒们，要他们接纳、奉行、去「政治上消灭」一切托洛茨基主义者！
胡志明如此效忠于斯大林，在各国斯大林主义的党魁中，是非常突出的。
第二，是他和中共领导层之间的关系。人所共知，胡志明曾经和中共有过长期密切的关系。同样为人所共知，越共走向胜利的路线，曾经从中共的战略中得到启发和经验。可是有一个事实，从来为人忽视，作者本人也未曾充份注意到的，那就是：胡志明等与中共内部的所谓国际派，即与直属于斯大林一系的王明派，比他们与毛泽东所代表的「土共派」之间，有着深刻得多、与密切得多的关系。
这种微妙的关系非不重要，掌握了这个关系，我们不但能更好地明白过去中越二党间「同志加兄弟」的历史真相，又能更好地了解目前中越交恶的原因。
不过这里我们自然只能从反托这个问题来观察这个关系。
胡志明信中对中国托派提出的「罪行指控」，据他说，是他本人「从1936年年底起」，「研究了中国托派问题所得到的结论」。事实真是这样吗？完全不是。他只是简单执行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此问题所作的决议；而且更糟糕的，他只是一字不易地照抄王明和康生所作的反托文章。
其间的关系与经过约略如下：
1937年10月10日，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了一个中国问题决议。决议的第七节作了这样的指示：
「今后敌人将加紧活动来破坏中共内部，要企图败坏它的士气，进行挑、侦探、怠工以及从事恐怖。我们必须把革命的警惕性提高到最大限度，必须有系统地控制干部，控制党部周围的人员，必须把党与红军中所有可疑的与不大可靠的份子清除出去。这是目前最紧急的任务。在这方面，党绝未做了它所应做的事，把托派党当作一个政党或政派，像去年中央所发表的声明那样，竟提出托派有可能被包括在全民抗日的统一阵线之内的意见，那是绝对不许可的。我们必须用尽一切手段来加强反对托派的斗争，来反对这一伙日本军阀的代理人。」
我们知道，这个决议主要是由于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起草的，其矛头一方面针对毛泽东，另一方面刺向托派。它定下了如何用尽一切手段来消减中国托派的基调。
1937年12月，王明、康生一行以斯大林的钦差资格从天空飞回到延安。第一件干的大事就是实施共产国际的这个决议：他们怒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对陈独秀等托派份子抱有幻想，并由康生动手，写了那篇后来非常出名的文章《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文章的主要内容是用一些所谓「事实」来证明中国的托派确是「日本军阀的代理人」。「事实」最大的一宗是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驻上海的日本特务人员曾经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人组成的托派中央进行谈判。谈判结果，日本人答允每月由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唐有壬经手，付给陈独秀三百大元。而实际上收款的则是罗汉。」
这篇文章于1938年1月发表于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同年三月，又由王明把它转载于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
一年之后，即从1939年5月份起，当时居住在广西桂林的胡志明，把康生文章的内容，连串写了我们上面翻译的三封信，传达给他在印度支那活动的同志们。这个事实说明了胡志明对莫斯科路线的盲目执行，又充份说明了他在中共内部派系斗争中，完全站在王明一边。
最近，我们从英国《卫报》记者关于越共六次大会的一篇通讯中知道，正当「文化大革命」闹得「热火朝天」之时，越南曾经翻译王明批评文革的那本书，在党内广泛流传，规定为干部必读书之一。这更是胡志明与王明派结合的直接证据。
胡志明与越共这一种澈头澈尾的「国际主义」（即一切唯莫斯科当权派之命是从）以及由此产生的胡志明与王明的特殊关系，虽然不足以解释中越二党二国之间何以会凶终隙末这个事实；它却充份解释了另一个事实，即在对待党的不同意见者，特别在对待托派问题上，何以越共会比毛泽东残酷得多。不错，毛派对托派也绝不「客气」。基本上，他们也是按照斯大林定下的调子来歌唱的。他们也曾利用托派罪名逼害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他们也曾杀害落入他们手中的真正托派。但从长达数十年的毛派与中托之间的整个关系来看，我仍不能不说，毛泽东一系比之于斯大林及其代理人王明与胡志明辈，对托派总算采取了略为不同态度。毛泽东统治全国后，「纵容」了中托二年有半。他于1952年冬天把托派全体拘捕起来，长期囚禁；但他不曾像斯大林那样将他们于罗织之余，悉数枪决。他也不曾像胡志明那样，将他们秘密逮捕，暗中消灭，表面上却一洒「同情之泪」。
毛泽东死后，中共的新领导人还终将囚禁廿七年幸而未死的老托派放出监狱。虽然至今没有给他们作出公正平反，但总已恢复了他们的自由，并且部份与非公开撤消了过去胡乱加在他们身上的罪名。在胡志明的继承人所统治的越南，我们却看不到同样情形。不错，目前越南也在变。以号称「小戈尔巴乔夫」的阮文灵为首的所谓改革派上台以后，类乎中国早已推行、苏联正预备推行的「现代化」措施，也开始在越南嚷嚷。这种因感染而生的改革运动究将如何发展，会发展到如何程度，我这里不想也不能加以猜测。但我现在便可以肯定的是：要越共对党内外的不同意见者采取多少容忍的态度，要他们承认屠杀越南托派的事实，甚至要他们宣布胡志明信中所说的中托罪行无事实根据，都还渺茫得很哩。
胡志明信中列举的有关中国托派的情况和「罪行」，亦即王明——康生一派所提供的种种「事实」，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本来不必批驳，也不值得一谈的。因为他们的虚伪与诬妄太过明显。只要略知中国现代史的人，谁都不会相信像陈独秀这样的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共产党的创造人，中国共产党连续五次当选的总书记，曾经领导了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人物），竟会接受日本军阀每月三百元而出卖自己，出卖民族国家，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卒！不过对于完全昧于中国史实的外国读者，略略加以说明和解答却还是必要的。
因此有些朋友要我详尽地用事实与文件来驳斥胡志明所作的种种指责。这工作原不难办，只要引证1938年以来，陈独秀与罗汉等人的自辩，以及中国社会上一切具有正义感的知名人士当时为反对王明康生的诬蔑而发表的文件就够了。可惜我手头没有文件。这里我只能指出几个更大事实，藉以辩明胡志明信中的诸般胡说。
一、关于中国托派的「六名领袖」问题。胡志明所举的前面三人，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当然都是托派，而且都是以此身份终其一生的。可是后举三人（叶青、张慕陶、黄公度）则根本不是托派。叶青、原名任卓宣，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后在湖南工作时被国党所捕，并被处死刑。抢毙后却未死去，遇救，再次被捕，他投降了国民党。此后他一直做国民党的「理论家」，反对共产党。他与托派既无组织关系，亦无思想共鸣。张慕陶是山西老军阀阎锡山手下的一名政客，曾替阎锡山策划反共活动，但他与中国托派从无丝毫瓜葛。中托方面也从不曾对他有过丝毫幻想。在抗战爆发前，我甚至从不曾听到过张慕陶这个名字。黄公度于二十年代中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回国后一直是广西政坛上的红人；但他从来不曾参加中共，更谈不上变成托派。他认识几个过去的托派并曾经把其中一人（张特，后易名威遐）引作私人党羽，但他本人始终与托派无关。他后来为李宗仁以托派名义处死，纯粹是广西军阀内争时强加的罪名。
二、关于陈独秀等每月接受日本军阀三百大元津贴的问题，此事大概胡志明当时便已觉得「离谱」太甚，难以令人相信，所以在他的第三封信中，就自动涨价（也许王明康生另有文章，把银数作了改动，此则我尚未查考），把、「三百大元」暴涨成「五万」（华北区）与「十万」（上海区）了！可是数目虽然涨达五百倍，却仍帮不了胡志明、王明与康生的忙，因为他说收受这项巨款是在「战争来临时」，即1937年夏秋之际。可是这个时候，谁都知道，陈独秀以及其它托派领袖都被蒋介石囚禁在南京的监狱里！
最近见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教授王洪模写的一篇文章：《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其中有一节谈到这件事情：
「康生于1938年1月在延安《解放》周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给陈独秀加上『日寇汉奸，每月领取日本人三百元津贴』的毫无根据的罪名，断然排除了党继续争取陈独秀的任何可能性。」（见1985年第五期《中国社会科学》第21页。）
「毫无根据的罪名」！这个断语终于由一位中共的官方史家说出来，太好了。
三、关于「托派」张慕陶的同党谋杀抗日将军吉鸿昌的问题。要证明或否定这一条控罪，只要查明吉鸿昌如何被害就够了。1979年中国出版的《新辞海》中，收得有吉鸿昌一条，它说到了这位将军是怎样死去的：
「吉鸿昌（1895年—1934年）……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回国，加入中共。1933年5月，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成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任该军第二军军长兼北段前敌总指挥。同盟军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下，于九月失败后，他到平津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34年11月9日，在津被捕，24日在北平英勇就义。」（见《辞海》1183页）
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吉鸿昌是国民党政府杀害的，它不但与托派无关，甚至与那硬被派作托派的张慕陶都扯不上一点关系。
胡志明信上的其它指控，比之以上三类，更是空洞浮泛，不值得为它浪费笔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觉得应该在此一提的，那就是胡志明及其弟子们的反托言行，还得为一位中国托派的丧生负直接责任。刘家良，中国托派的领导人之一，伊罗生著的《中国革命悲剧》的中译者，于1950年某月在西贡附近某地参加越南同志的一次会议时，被越盟特务诱捕以去，从此不知所终。
现在，国际上一些关心越南革命命运的人，特别是法国一些革命者以及流亡法国的越南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托派），正努力弄清楚藉秋收等大量越南托派被逼害真相。他们要求越南当局作出交待，要求他们调查经过，公开结果，并给所有含冤死去的革命者作出名誉上与实质上的平反。
在那张理该昭雪的名单中，自应有中国的刘家良在内。
1987年2月9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