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托洛茨基与莫斯科审判
第一次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案，都是从基洛夫暗杀案牵连而来，后者可说是前者的引子。所以要叙述托洛茨基对莫斯科审判的答辩，最好从他对于基洛夫暗杀案的分析与答辩叙述起。
基洛夫暗杀案发生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基洛夫（斯大林的心腹）被青年尼古拉耶夫所刺死。结果除未经审判而被枪毙者外，受审而被枪毙者十四人，其中十二人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十五个老党员，说都与这暗杀案有关而被捕，后来大多被判处徒刑。案子发生之初，美国有一部人写信给托洛茨基，问他对于这案子的意见。那时托氏寄居于法国，他即答复了一封约两万言的长信，题名为斯大林官僚主义与基洛夫暗杀案，对于此案发生的客观原因，苏联当局想怎样利用这案子，及这案子要向那里发展等等各点，均有分析。下边只节译该长信的几段：
『我们毫无理由也毫无心去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朋友们的政见或个人名誉作辩护。他们是那以反对马克思国际主义（即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为目的的小组织的首领……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奴颜婢膝地希望在党内得到一个地位，这党是已被上层所破毁与绞杀了的。在完全失掉了辨别力与自信力，并甚而连发动斗争的可能性都完全丧失了以后，他们自己在最后遇到了残酷的惩罚。我们无责任去为他们辩护……
『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是无德性的；但却没有人认为他们是愚蠢的人，或无知的丑角。他俩以外的上举的十三个布尔什维克，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中生活了二十五年至三十年以上。他们不能够突然转变而相信可以利用个人恐怖去改变社会制度，更不会叫人一分钟相信他们竟而能荒谬到真要去‘重建资本主义制度’。同样，他们也绝不会认为暗杀了基洛夫，无独立作用的基洛夫，就能够得到政权……
『塔斯社的通讯也承认，至少是对于被捕人中的七个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扎卢茨基，叶夫多基莫夫，费奥多罗夫，萨法罗夫与瓦尔丁——承认，他们确实与尼古拉耶夫案没有关系（译者按：因此他们被判徒刑）。但这样的承认，除过叫人说他们无耻以外，再不会有什么了。这通讯说『缺乏证据』——好像总会替这有意荒谬与不可能的控告找到证据似的。斯大林阴谋团把在莫斯科被捕的老布尔什维克们故意分成两部分，并宣布说其中一部分没有充分证据，他们是想用这个方法去把他们的所谓研究，装饰上『客观』的色彩，以便后来抓住可能的机会时，好拿行政机关的罗织去代替司法的罗织。……
『在有思想的工人的脑里，必然要发生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像现在这时候，在一切经济建设成功以后，在苏联的阶级都『消灭了』（如官家所保证的）以后，并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已经『建立了』以后——在这个时候，怎么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们，列宁的最亲信的伙伴，同斯大林共同执掌过政权的人，『老近卫军』的成员们，都会把复辟资本主义放在他们的肩上了呢？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群众无利益吗？或者相反，是他们希望从资本主义为他们自己及子孙得到个人的特权吗？如果这样，那么是什么样的特权呢？
『只有透顶昏庸的人，才能认为资本主义的关系，这就是说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工具之私有，能在苏联用和平的方法重建起来，并发展成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即使这在一般是可能的，但事实上在俄国除非经过积极野蛮的反革命军事独裁，资本主义无复起的可能，这独裁所招致的死亡较之十月革命与内战定要多过十倍。如果苏维埃政府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只有是一种显明的俄国法西斯主义，其凶残的程度，将使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凶残制度都相形而成为仁慈的制度。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都不是愚蠢的人。他们很能懂得，资本主义恢复的意义首先就是革命青年的完全毁灭，他们自己自然都包括在内。因此，丝毫无可怀疑，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等所织成的控告是从头到尾欺骗的——无论是就所谓目的，即复辟资本主义说；或就所谓手段，即恐怖行动说。
『无论如何，事实是显然的，即官僚的上层集团绝不愿把尼古拉耶夫的犯罪看成一种孤独的偶然的现象，看成一种悲剧的插话；相反，它正在对这个犯罪行动注入一种特殊的政治重要性，其特殊程度将至于——这官僚集团决不会仅组织一种只包含这行动本身的罗织案件而止，甚而也决不会只以恐怖罪名加于同一平面上的各式的反对派，不满者与批评者而止。阴谋的目标是十分明显的：即以恐怖手段对付一切批评者与反对分子，这时候并不是用开除出党，取消他们的每日食量的办法，甚而也不是用流放式监禁的办法。对于尼古拉耶夫的恐怖行为，斯大林要回答以加倍的对于党的恐怖。
『…………………………
『马克思主义对于个人恐怖策略所持的反对态度，是任何能读能写的工人都知道的。已经有大批著作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随便从一九一一年在奥国《战斗》期刊上发表的我的一篇德文文章中，引出几段。不用说，这在当时是对付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写到：
「恐怖行为，即使是成了功的恐怖行为，是否能使统治阶层发生扰乱，要依靠具体的政治情形如何而定。无论如何，这种扰乱只能是暂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建立在某些总长大臣身上，是不会随同他们之被毁灭而毁灭的。国家机关所效忠的阶级会另找到新的人，保持这机关完整而继续它的工作
『对于这篇反对恐怖的冒险主义而拥护从准备无产阶级入手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之文章，在二十三年后的现在，我仍不能增加一句。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绝对责斥个人恐怖主义——显然是为了政治而不是为了神秘的理由——并且即使手枪所指的是沙皇政府的代理人，或资本主义的剥削者，也仍然反对，那么，他们一定更无情地斥责并反对那对于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代表施行罪恶的恐怖，是当然的了。尼古拉耶夫及其同道者（即暗杀基洛夫的凶手——译者）的主观动机如何，我们并不在意。地狱的本身是用最好的心意铺成的。一天苏维埃官僚主义还未被无产阶级所肃清（这是定然要被完成的任务），一天无产阶级便必须尽保护工人国家的职务。假如尼古拉耶夫式的恐怖主义扩大了，这手段在新而不利的条件帮助之下，只能替法西斯的反革命服务。
『只有那些无知的政治骗子才会企图把尼古拉耶夫与左派反对派牵连在一起，假使这牵连仅是在那一九二六——二七年即已存在的季诺维也夫派的外衣遮盖里。共产主义青年的恐怖组织不是左派反对派养成的，而是官僚制度及其内部的腐败养成的。
『个人恐怖主义本质上是官僚主义的反面表现。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昨天才发现的定律。官僚主义不信赖群众，并企图以它自己代替群众。恐怖主义者在同一形态中工作；它设法不须群众参加而使群众快乐。斯大林官僚创造了一种卑鄙的领袖崇拜，给领袖加上了神圣的品质。『英雄』崇拜也是恐怖主义的宗教，不过带着一个负号而已。尼古拉耶夫心想最必须作的是用手枪去掉几个领袖，以便历史走上别的道路。共产主义的恐怖主义者的血和肉，在意识上是和斯大林主义者官僚一样的。
『…………………………
『在我离世而独居时，我从报纸上注视着纯正的列宁主义理论之不断地在欧美的成功，这时候我就常常对朋友们说，这种国际潮流之原则的「质」将开始转变为群众的「量」的时候就快要来到了；这个时刻将会像一种致命危险的记号，刺激到斯大林主义者的耳朵里……斯大林主义者的上层之所以不能消极地坐待列宁主义的胜利，其理由就恰在这里。他们一定要求助于「他们的办法」；这绝不是一种理论性的办法；因为他们在理论上的无力是极其明显的，斯大林在过去几年内，一般说来，是已停止了关于世界工人运动问题的讲解。在斯大林，「他的」办法是：增加压迫，罗织更荒诞的新罪名，而最后则在互相服务的基础上与资产阶级的警察联盟去打击列宁主义者。
『…………………………
『下次的打击是什么性质的？这个问题还未被最后决定，或者就在阴谋者的最亲密的几个人中间（斯大林–亚戈达–雅罗斯拉夫斯基等）也还未最后决定。这大半要看今后事情的发展如何。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阴谋者并不缺乏残酷的意志也不缺乏物质的工具。国际列宁主义的生长，每天刺激着他们的残酷意志；这就是为什么今后一个从局势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假设不能被排除掉的理由，这种局势是人们造成的。今后的道路如何，将由事变的发展与斯大林，亚戈达的创造想象力来决定，但对于「舆论」的预备，将要照着宣传「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恐怖危险的道路前进。』
以上节译自托著：斯大林官僚主义与基洛夫暗杀。
上译托氏长信写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即基洛夫暗杀案的审判刚开始之时。当时审问消息还未有牵涉到托洛茨基个人的地方。信写好了一两日尚未发出，而新传出的公诉状中突然涉及了托洛茨基。这种新的消息传来后，托氏即在上述的长信后边，附加了很长的一节，说明这样提到他的名字之诬蔑与阴谋作用。在这节文字里，他说道：
『只要稍微把过去斯大林及「托洛茨基主义」的幕后活动史认识一下，就很容易懂得这次阴谋暗算的性质。我只提出三个事例说一说。早在一九二七年，雇佣的新闻记者在全世界散播报告，说左派反对派与白党有关系。我们都莫名其妙了。后来才知道事实是这样的，即格别乌曾派了一个正式人员，到一个不知姓名而同情于反对派的十八岁的青年那里去，自愿帮助散布反对派的文件。而六七年前，这个格别乌人员曾在弗兰格尔（白党将军——译者）的军队里服过务。因此，斯大林便公开地攻击反对派，说它不是与一个格别乌代理人联盟，而是与白党联盟。
枪毙
节译自同上长信的附加文。
果不出托氏所料，莫斯科的第一次审判案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发生，已被判处徒刑的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等成了重要被告，而托洛茨基则被控为暗杀苏联当局，并勾结希特勒企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角。这时托氏已移居挪威，即连续声明否认苏联所控告的一切。八月二十一日，奥斯陆（挪京）的自由主义者报纸Dagbladet登载了一篇该报记者与托洛茨基的谈话记，兹节译如后，以见托氏对此案的意见；
『……这在现在是关系苏联许多人的生命的问题，并关系我这个整治活动者的名誉的问题。我有我自己的意见，并且常常卫护我的意见。我今日的意见与我以前的主张一样。我是个革命者，不是个恐怖主义者。
八月十五日，托洛茨基在挪威发表了一个声明书，以答复塔斯社对他的诬蔑。声明书全文如下：
『在我写这个声明书时，我还未能见到塔斯社的招摇的报告之原文。我是由刊物的转载而知道了这报告的内容的。但就我所见到的这报告的主要点来说，它们已经很足以直接表明这报告是政治史上最大的伪造之一了 这种现象我只有欣喜地称赞 我在这里声明这个说法连丝毫的真实都没有凡是略知近代政治史的人都会毫无疑惑地知道塔斯社所传播的这个报告是与我的主张和我的整个行动极端冲突的****我在现在的行动则是绝对地从事于著作 马克思主义者
托氏向挪威政府所提出的这个请求——指定委员会研究莫斯科对他的控告——未得到挪威政府的赞同。八月二十九日以前，『苏联政府已照会挪威政府，谓若仍容留托洛茨基氏寓居境内，似足以损害两国的友好。』（莫斯科二十九日路透电）于是挪威政府命令托氏限期离境，在未寻得去处以前，暂居挪威，但剥夺一切自由，而由警察看管。因之，这位老革命家成了挪威政府的阶下囚了。十一月十五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杂志上，有一篇新闻通信，记当时的情形说：
『托洛茨基平静地住在胡尼福斯（村名，离奥斯陆约二十五英里），著作工作的忙迫使两个书记终日无暇。直到几个星期以前，莫斯科的黑烟把火花掷在挪威的引火线上的时候，他的沉静生活才被打破。约当莫斯科方面正把他装扮成德国国社党徒的盟友时，有五个挪威的国社党徒，乘他不在而进入他的胡尼福斯的家里，据说偷了他的一些文件，这文件后来他们都公布出来。
在托氏还未找得新去处以前，挪威政府向他提出了三个条件让他选择：（一）把他送往北冰洋的某岛上；（二）送回苏联；（三）送进挪威陆军监狱。否则只有在限期未满以前自动离开挪威。挪威政府之所以这样地压迫托氏，自然是因为受了苏联当局的压迫。但幸而在十二月十八日以前，这位无家可归的老革命家在新大陆之腰——墨西哥，找得了新的立锥地。于是在十二月他被旧大陆的统治者赶到新大陆。
当墨西哥政府允许托洛茨基前去寄居时，墨西哥的共产党表示强硬的反对，并扬言如果托氏前来，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他上岸。不过这种反对均未生效，托氏终于今年一月在严密的戒备中走上了墨西哥国土。
在季诺维也夫等被杀案刚结束时，托洛茨基在挪威受到软禁，一句声明或解释的话都透不过挪威的警察圈。于是几个月期间世界上再听不到这位老革命家的声息。当一月半他达到墨西哥之时，恰正是拉狄克等审判案开始进行之时，于是托氏对这案件又得发表了许多谈话和文字。兹译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所载的托氏于一月二十五及二十六日所发表的声明如下：
『无须说明，我自一九二八年以后，即与拉狄克和皮达可夫断绝了关系，他们曾经不断地在官方报纸上污骂我。皮达可夫从未曾到奥斯陆去会过我（译者按：皮在受审时说他曾乘飞机到奥斯陆会见过托氏云云。托氏即发表声明，质问皮氏许多点详细事实，如皮见他时怎能避开别人不使看见，他当时穿的什么衣服，有否胡须，等等。），而我每次到奥斯陆去都是由克努德森一家（克为托氏友人，托侨居其家——译者）和我的秘书陪着的。弗拉基米尔·罗姆说他曾在我与拉狄克之间作过中介人，但我从不认识他这个人。我有充分的文件证据，可证明我与现在在莫斯科被控的这些人之间，没有会见或发生个人关系的可能。
托氏的儿子名谢尔盖者，住在苏联，一月二十七日被苏联政府所逮捕。这消息传出后，托氏发表了一篇凄惨的谈话。一月二十八日墨西哥城哈瓦斯电讯说：
列夫·托洛茨基今日宣称，他的儿子谢尔盖之被捕，是一种『个人报复的行为』……『他们将怎样处置谢尔盖呢？』这个被放逐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这样问。『他们将要用不能忍受的酷刑去逼迫他，使他承认恐怖的与不可能的罪名。斯大林需要从我的儿子的口里得到口供来反对我。』
托洛茨基说，谢尔盖是个化学家兼科学教师，从未参加过政治活动。他曾在一九三四年被捕过，从那时以后他们就未得到他的消息。父子被隔断已经六年了。『拉狄克与皮达可夫诸人是从事政治工作的人，他们的命运不可分地与他们的行动联结在一起；但谢尔盖之受迫害则仅只为了他是我的儿子。他的命运比较起来更为悲惨。』——托洛茨基这样说。
这个被放逐的布尔什维克，在痛苦地斥责苏联政府的行为时，抑制住他的感情的表露，但托氏夫人那种天然忧愁的形态，则表示出深沉的悲痛与失望，于是哈瓦斯的记者不得不告退。
这个前红军总司令，在谈到他的儿子被捕时，悲伤地说，『格别乌要毫不犹豫地逼他到发疯。以后他们会枪毙他。』他坚决否认他的儿子会犯什么罪。『我的两个女儿之死，斯大林已负了间接的责任；现在在他已决心杀掉几十几百人，企图藉此给我以致命的侮辱，并阻止我向世界发表我所知及我所想的一切时，他又预备要直接杀我的儿子了。』
托洛茨基曾提到，有安东·西利加者，是个有名的南斯拉夫的革命家，他曾被禁在苏联的监狱里，后来逃出。逃出以后，他曾在报纸上宣布说，在一九三〇年，即在基洛夫被暗杀之前四年，格别乌曾经在同监狱中以『肉体的酷刑』要一个水手招认他曾参与暗杀斯大林的阴谋，这水手被逼迫到半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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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自在挪威提出组织国际公正委员会以研究莫斯科审判案的要求以后，他坚持着这种要求。而欧美各国的劳动者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也多响应他这种呼声，或发表同样的主张，因此这种委员会在许多国家中都已成立。一月初他由挪威到了墨西哥时，即立即拍电给美国保护托洛茨基委员会，表示他对于国际研究莫斯科案之渴望。原电说：『纽约美国保护托洛茨基委员会诺曼•托马斯（诺曼·托马斯），约翰·杜威诸先生鉴：我在刚涉足新大陆时，即不禁要匆卒致候于研究十六人审判案的贵会。我完全置身于贵会之前，尽可能地提供给报告和文件，并回答所要问的一切问题。不用说，这案子不仅是以政治史上极可耻的事诬辱我和我的儿子的问题，也不仅是几十个几百个被告者的命运的问题，而是关系苏联，甚而关系着今后多年的世界劳动运动的命运的问题。隐蔽事实，沉默，直率地攻击虚假与伪造，都不能帮助人们进步。只有在真理的道路上人们才能得到自由。一月十一日，托洛茨基。』
纽约太晤士报关于托氏的这种渴望，曾屡有记载。它说：他认为这个案子不仅是他们父子的问题，因而他急迫地想把他这一方面的事实公布在公众的面前。他并不是要求别人就相信他的话，或以他的话为根据去作判断。他所要求的仅是能有出席法庭的一天。他认为美国共产党员无理由能反对组织公正研究委员会；如果他们真有充分证据能证明他是反革命的，那最好是他们把这种证据当面向托氏提出。
[03.htm](第三章 莫斯科两次审判之分析.md)index.htm[05.htm](第五章 托洛茨基审判案的国际反响.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