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年轻学生们，一如我们所曾看见的，以特别有力的方式起来反对官僚主义。列宁并非无所谓地提议过：要多多依靠学生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年轻学生由于其社会成分及其接触，反映着我们党内的各个社会群体以及他们的心理状态。学生们以其年轻气及其敏感性，能使此一心理状态迅速赋有积极形式。因为正在学习的年轻人，他们会努力去求解，并将现象概括化。这不是说，学生们的一切行为和心情都反映了健康倾向。……不过我们说年轻人是我们的晴雨表，我们是把他们的政治表现看成非主要的，却有征兆价值的。晴雨表并不造成天气，它只是记录天气……至于年轻学生是从苏维埃社会的各部分与各阶层招收来的，在其变化无定的成分中，反映了我们所有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如果不对他们的情绪予以最大注意，那是愚蠢的。……年轻人是我们用以校正我们自己的工具，是我们将来的替代者，未来是属于他们的。”（见上引书第十一至十二页）

托洛茨基如此正确地估计了年轻人的作用，却被斯大林们指责为别有用心的蛊惑与煽动，说他想利用“无知”年轻来反对老革命家和党。结果，如我们所知，因为一连串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客观原因，以托氏为首的左派反对派被摧毁了，苏联当时年轻一辈的革命者，也受到了官僚们的残酷摧残，以此更加深了苏联官僚化的堕落。

苏联评论家指出这个史实，其用意显然是说，毛泽东和托洛茨基一样，为了争权夺利，竟不择手段地利用年轻轻。

这样的历史类比，站不站得住呢？当然站不住。因为二者的情形虽有相同之处，却有最基本的不同点。

二人相似之处是：1、他们都享有驾凌侪辈（这对托氏的情形说，垂危的列宁已不能列入侪辈之中了）的威望，但党机关却不在他们直接控制之下（托氏较毛更甚）；2、为了“夺权”，二人都很看重年轻一辈的作用。

可是二人的相似到此为止，二人的差异却更为根本，而且更为巨大的。它们是：第一，托氏当年之所以会在党内居于少数，除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原因外，主要却因为托氏代表着反官僚的无产阶级左派的革命立场，而斯大林们则代表着官僚保守的对国内国外资产阶级的妥协。后一立场，因为正逢上国内国外革命退潮的影响而受到较多群众拥护，这就让斯大林们能够霸占党政机关。毛泽东之所以失去他在党内影响，最最主要却因为他在近十年来所主张的国内外（特别是国内）政策的倒行逆施，浪掷了他固有的巨大声望。第二，托洛茨基要依靠年轻学生来和官僚主义斗争，绝不是想破坏党，不是要用年轻人来代替老一辈，他说：“将老一辈放进档案库该是疯狂行动。”（见上引书第七页）可是毛泽东今天发动的“红卫兵造反”运动，恰恰就是要将党的老一辈“放进档案库”去，甚至要步斯大林的后尘，要把这一辈斩尽杀绝。第三，托洛茨基看重年轻学生的力量，重视他们的作用，但绝不因此将他们抬到工人阶级之上。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他始终将工厂支部的作用看得最最重要，并且将党内危机的根本克服，寄托希望于“体力工人之经常进入党内”。（见上引书第九页）毋须说，他更不会利用他在红军中所享有的无比威望与军事委员会主席地位，用枪杆子去打破党官僚们的“狗头”。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情形完全相反，他荒唐无稽地讨好学生，以学生反对工人，以军队打击党部。第四，托洛茨基的重视年轻学生，那是真正把他们当作“党的镜子”，当作苏维埃政权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当作“用以校正我们自己的工具”，一句话，目的在于靠富于朝气的与敏感的年轻们的帮助，廓清党内的官僚暮气，以便恢复乃至发展党内的真正民主，可是毛泽东的发动学生，其最大目的却是要神化他个人，要彻底消灭中共内外原极有限的民主。这一切，充分暴露出毛泽东的无原则的政治诡计，与托洛茨基的立场和行为之间，无丝毫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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