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根本原因

#1 列宁当然不是说，在一切问题上，大民族中的共产主义者要对小民族中的共产主义者让步，如果这样，便不成其为列宁了。紧跟着这段文字，列宁说：“无论大俄罗斯共产党人，或乌克兰共产党人或其它民族的共产党人，对于无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不容许与资产阶级妥协，不容许分散我们在抗拒邓尼金中的力量等等，这些对一切民族都同样是基本的和根本的问题上，应当是不让步的，应当是不调和的。”

#2 我们这里只指出这个“接种”与“结合”的事实，不批评它的好坏。这个批评，我们在前面谈到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与讨论文艺政策等章节中做过了。

#3 我们这段话写于1964年夏天，那时离那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两年。现在，从“文化大革命”的事实来看这段文字，仿佛它已经站不住脚了。其实不然，据我看，“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其背景及其意义，正是要从我们所点明出来的情况中去寻找的。只有懂得了解放前后，以及中共统治最初十五年内的“文艺复兴运动”，才能较深与较正确地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与文化的关系极小。它主要是中共内部的一次派系斗争——它多少代表着与反映着中国当前的阶级斗争，也多少代表着与反映着当前国际上各种力量间的斗争。

不过从文化的观点来看“文化大革命”也还自有其意义的。从文化观点看，首先我们要问问的是：过去由中共领导或推动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否真如毛林派所说，是“走资派的文艺路线”，是与毛泽东所提倡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相对立的？当然不是，事情恰恰相反，它们是在毛泽东的首倡之下进行的，是执行了毛泽东路线的。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又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1942年，在那有名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

在同一篇文字中，他又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根据了这样的认识，毛泽东竭力主张共产党“宣传的民族化”，主张“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见《反对党八股》）并且具体地指出：“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加以改造。”为此，他又说：“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以上见《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以上种种，不就是今天归之于“中国赫鲁晓夫”的所谓“走资派的文艺路线”吗？所谓“民族文化”，所谓“民族形式”，所谓“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宗”，所谓“继承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传统”，所谓创新与改旧并进，所谓“联合并团结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所有这一切，如果翻译成今天红卫兵们的通用语言，不就是“复辟封建文化”，不就是“崇古崇洋”，不就是“牛鬼蛇神”，不就是“招降纳叛”，不就是“高捧封建文人与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吗？

不管怎么辩说，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掉自己党内的“教条主义”，打倒了党内“全盘欧化派”之后而兴起的那个民族化运动，那个在全国胜利后蓬勃一时的“文艺复兴运动”，不论其功过如何，而毛泽东在这中间起了重大作用，终是无可否认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解释（自然在严格的文化意义上）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在基本上反对“民族文化”，因而反对“民族主义”呢？

简单的回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代表着对于一般文化的摧残。它代表着在国内和党内重重困难中，毛林派想以个人神化和个人思想绝对化这个办法去克服难关而实行出来的愚民政策——这是主要意义。另一个远较次要的意义是：它代表着毛泽东“民族文化”路线走到了极端的一种反动。民族主义的文化，一切有产阶级的过去文化的复兴，与中国工农大众的文化觉醒之间，自然有矛盾。这矛盾必须解决，也应该解决。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意义上正是反映着这个矛盾的。但因他只是想利用这个矛盾来达到神化自己的目的，来达到打倒异己的目的，以致他所采取的不是他从来所标榜的“推陈出新”的正确而细致的办法，而是最粗暴的文化上的虚无主义。最专横的行政上的官僚主义，以及最可怕的流氓无赖主义。

怀着这样目的，用了这样手段而推行的“文化大革命”，自然不可能（事实上也决不曾）解决“民族文化”与工农大众文化觉醒间所生的种种矛盾，也不可能创造出什么“无产阶级文化”来，相反，它只能造成更多更大的矛盾，同时使无产阶级，亦即使一切工农大众更加远离文化。原因是：以毛泽东崇拜为绝对框框的“文化”代表着最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文化，而这样的“文化”实质上只是任何文化的反面，是地地道道的愚昧主义。————1968年2月注。

#4 据某些欧洲共产党代表后来透露：1960年的会议上是讨论过国际联络问题的，中共主张建立某种形式的常设机构，但苏共反对。

#5 跟每一个真正伟大的革命者一样，列宁也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同时跟所有的革命乐观主义者一样，有时也总不免为“历史老太婆”所捉弄的。譬如，在第三国际第一次大会上他作的闭幕词，是以这样的话来作结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在《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那篇文章中，他在结尾处高叫道：“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苏联共和国的前阶，是共产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胜利的前阶。”发表该文的次日，在庆祝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他又以同样精神，不过以更加肯定的语气说道：“在这个大厅里的同志已经看到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是怎样成立的，现在他们又看到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是怎样成立的，他们也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将是怎样成立的。”

这些宣告，在长远的展望中，从原则看问题，当然非常正确，至今仍旧正确；但从较短的时距与比较具体的事实来看，那是“过于乐观”的。

#6 中国目前的经济建设，是否除了中国所执行的路线之外无他途可循；今天中共的路线是否是一国社会主义；如果现在中共的最高指导者不是毛泽东，而是某些真正马列主义者，是否能有另外一套不同办法，与斯大林——毛泽东办法根本有别，这些问题，我们在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章里详细讨论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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