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致双山信
双山兄：
关于老二（注一）的六个（注二）问题，我不能作使你满意的回答。我主要地同你说明如下的一点。一九二四年秋，我们一批“莫斯科派”回国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但谈党史的人都不提起此事。我们这批人一回国就占据“要津”。老二做了中央宣传部长，延年做了南方区委书记，世炎实际上做了北方区委书记，尹宽做了山东省委书记，汪泽楷也在安源占了重要地位，等等。这一批干部回国掌权，是在莫斯科预定的，而且带了相应的理论回来的。这个理论叫做“国民革命论”，其具体表现就是强调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四期是“国民革命号”，第一篇文章就是老二写的《谁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个月之后开四大，伍廷康起草的政治决议案也写入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话。这自然比过去奉行的理论进步，但基本原则还是二段革命论，先完成民主革命，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就葬送了那次革命。
老二无耻之处，就在于他现在把这个理论记在他自己的名下，好像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论是他发明的。其实不是这回事。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东方部那些“中国通”就提出了这个理论，形式上则要造成东方部和旅莫支部共同提出的样子，因此召集了罗亦农、彭述之二人同东方部“中国通”开了几次会，正式通过这个理论。我们这批人回国之前都学习了这个理论，那时老二领导这个学习，却不敢说是他提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是东方部和旅莫支部共同提出来的。东方部的背后还站着季诺维埃夫和斯大林。
老二夸耀他的《谁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文章，无异于王明夸耀他的《为中共的布尔雪维克化而奋斗》的文章。所以我说过，王明以前中共就有“王明主义”了。
拒绝孙大炮检查国际决议的要求，对国民党采取批评态度，让同时回国的干部掌握党要实权，排斥国民党在工人群众中活动，等等，——乃是“国民革命论”的必要之义。老二比我早到上海约一个月，这些事情也许我未到前就做好了，我不能证实，但也无法否定。以后的事情：中山舰事件后中共究竟派张国焘，还是派老二去广州，我可能知道，但现在忘记了，也许是二人同时派去的；五大会议我以只有发言权的代表身份参加，亲自听秋白和老二在台上的发言，当时印象认为二人所说的话就是他们的小册子的内容。老二如果把蒋介石的第一次政变（中山舰事件）和第二次政变（四一二屠杀）联系起来说，那也是当时每个人都能说的，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可言。我当时对老二的发言的印象并不好。我认为他一面拒绝秋白的批评，一面竭力表白自己拥护五大的新路线。当时大会的空气是拥瞿而反彭的。
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这五年之间，老二有什么可夸耀的？他带回来的那个“国民革命论”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创造（四大政治决议案也写入“无产阶级领导权”字句，但那是伍廷康俄文起草的，瞿秋白翻译的）。这个理论以两段革命论为基础，也是反托的。在四大上老二自己也作了反托的表演：伍廷康假借大会名义提出一个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大会代表莫名其妙，无人说话，于是老二站起来说几句托洛茨基如何错误，如何应当谴责的话，这个决议案就付表决而通过了。
超 一九八一·六·六
一九八四年五月七日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