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安东口述生命史
熊安东是中国托派中的小人物，按他自己的话说，“我不过是个群众演员，是个跑龙套的”。尽管1949年初，他在托派多数派当了几个月的江浙党团临委委员，但那不过是托派中央离上海后的一个临时应变机构。在以职务为量刑标准的上世纪50年初，熊安东被划进中央领导人的杠杠里，判处无期徒刑。那年，他31岁。
我第一次听到熊安东这个名字是在重庆采访曹惠白老人的时候，曹惠白是熊安东在中央大学时的同学，她在口述大学经历时，经常会提到这个名字，并重复着一事：那时熊安东不断地拉她，给她看托洛茨基的著作，介绍她认识托派领导人邓超麟和彭述之。如果不是熊安东，她就会被另外一些同学拉进中共地下党里去了，她的一生也不会被托派这顶帽子弄得如此不堪。不久，我从熊安东的另一位同学曹先志那里得知，熊安东还活着，就在上海，曹先志答应帮我找到他，并说服他接受我的采访。2004年，我接到了熊安东的回信，表示同意采访，2005年6月，我来到上海熊安东的住宅，一座上世纪70年代末的居民楼里。口述从6月6日开始，每天进行三个小时，共9天，近30个小时。
熊安东的经历并不复杂，1922年出生，山东惠民人，出身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地主家庭。他的父亲一生办教育，民国时在山东担任过多所中学、乡村师范学校的校长，按他的评语，父亲崇尚蔡元培式的自由主义教育理念。他的母亲是一位善良的农村妇女，是旧式包办婚姻的牺牲者。在他9岁那年，追求自由的父亲与母亲离婚，与另一位同样抗拒包办婚姻、追求自由的女性结婚。熊安东说：“这件事对我的性格和我的人生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年起，熊安东随父离开乡村到济南读高小、初中。1938年抗日战争后，他随校南迁，就读于国立第六中学四分校，此间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确立共产主义理想，并参加托派外围组织——真理读书会。1943年高中毕业后前往重庆，一边在工人中宣传革命，一边准备高考，1945年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读书，参加进步学生运动，主持南京的托派工作是他大学生活的主要内容。1949年1月他担任托派多数派江浙党团临委委员。1949年3月在上海正始中学就业，担任地理教员。上海解放后，协助新政权下的教育局完成正始中学的撤并工作。后调入上海奉化中学，任地理教员，同时负责这所学校从私立到公立的改造工作。1952年12月22日被捕。1955年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四款，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区委员会军法处判无期徒刑，剥夺终身政治权利。后转入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972年9月被“宽大释放”，转入上海青浦县青东农场管制和改造。1979年6月5日“给予公民权”。1979年8月定居上海。1987年，经人介绍与上海纺织印染厂一位女工结婚，时年66岁。我采访熊安东老人那年，他已83岁，今年应该是90岁。
我做了一个统计，熊安东在31岁以前几乎没有离开过学校；被捕后，他的生活又限制在监狱和劳改农场，回归社会已近60岁，人生的黄金时代过去了。他与普通人相比，能够自主的人生很短暂，参与社会的经历也很单纯。他的行动力和思考力都没有越出学校和监狱的大门，他所做的最长久的事情就是读书和思考。由此我想到一个词：思考者。用今天的标准衡量，思考者算什么？他有理论建树吗？他著作等身吗？都没有。他一事无成。那么，熊安东终其一生的思考有用吗？有意义吗？他的人生有价值吗？答案是。我需要换一个角度，放弃“成者王侯败者贼”的思路，另辟蹊径。当我进入到自然的人生史、自然的思想史这条思路重新审视这份口述文本时，我找到了意义：熊安东通过思考完成人性中最富有意义的特质，他尽了一个人对历史的一份力量。清点他一生思考的过程，就如同读到了一本书――一本历史的书，一本思想的书，一本生活的书。
就此，我为这份采访手记确定出一条叙述主线，即遵循熊安东的思想轨迹，追索他思想的自然史。
在我向熊安东提出这个问题时，脑子里存在一个背景：熊安东是在中学读书时加入托派的，他所读的国立六中四分校，位于四川罗江，抗战时由山东省几所流亡南迁的中学合并而成，其“左倾”、“赤化”是出名的，以致1942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明令撤并。在那个左翼思潮汇集的偏僻小镇里，左翼作家、共产党员、托洛茨基主义者都想方设法把学生拉入自己的阵营。
据熊安东回忆：“‘托派’是中共的叫法，我们不叫“托派”，叫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这是第四国际的名称。”从名称可以看出，当年熊安东倾向托派是和共产主义连在一起的。就当时的国体而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同盟都属于在野党，其与执政党国民党的关系都可归入持不同政见者，或反对党派。在反对统治者和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个层面上，托派和中共是一致的。那么熊安东是怎样在共产主义这个平台上对“托”与“共”做出区别的呢？
起初，我的分析是：熊安东选择托派可能带有学生受老师启发的盲目性。因为国立六中四分校有一位公民课教员，名阎子桂，他信奉托洛茨基主义，口才出众，对学生的影响力强大，至抗日战争胜利时，这所中学相继有50多人参加了托派的真理读书会。
仔细斟酌，我否定了这个分析，因为著名左翼作家李广田、方敬、陈敬鹤等也在这所学校教书，属中共阵营，比阎子桂势力更强大，对学生的影响力亦强大，而熊安东与他们的师生关系比阎子桂更密切。按理说，熊安东更有条件追随中共，为什么李广田们没有把他拉到自己的阵营呢？
多次交流后，我将口述记录做了梳理，发现有两件事直接影响了熊安东的选择：
一是读书。对此，熊安东有过详细的回忆：
“那是国共合作时期，作为中学生，我可以自由进出新华书店，可以公开在书店里买到《共产党宣言》，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科学基础》、《唯物史观》，王明的《为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等。一九三九年底我认真地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的著作，为的是弄明白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读后，我明白了资本主义剥削的非正义性，资本制度把人异化成了为资本增殖利润的动物。在战争的年代，我很轻易地就接受了他们的学说，相信只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根除战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了剥削，没有了压迫，人人自由平等，每个人都获得全面发展。”
另一件，是发生于1941年的皖南事变。
熊安东回忆道：‘1941年皖南事变，在学生中影响很大，有人就说：“共产党和国民党蒋介石合作，合作个屁！把你新四军都打掉了！”’这个说法，我也在另外一些托派那里听到过。我推想：皖南事变，可能是一些青年从中共阵营跑到托派阵营的标志性事件，就如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部份中共党员痛定思痛，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感召下拉起反对派之旗，自立门户一样。革命的惨痛教训引起了革命者的反思，也加剧了其内部的分化。在托派的思路中，皖南事变与大革命失败被看成继发性连锁事件，其重要教训是，共产党与蒋介石的无原则合作：中共对苏共的无原则服从。这一点，刚好印证了陈独秀和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论断，于是，托洛茨基的思想最终说服了熊安东。
由此，我获得了一个答案：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熊安东的选择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国立六中，我始终不是积极分子，跟着共产党走我不是积极分子，跟着托派走我也不是积极分子。我是自己一步一步稳稳地走的，我没有投机取巧”。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独立思考”一词，不意味着“自由选择”，也就是说，经过“独立思考”的结果，不等于“自由选择”的结果。在那个民族矛盾激烈冲突、外族入侵战火纷飞的历史条件下，个人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熊安东的独立思考只能在他选择革命方向上得以体现，而革命，则是一个时代的情绪，一个时代的选择。熊安东说：“我记得我被捕以后，我和承办人员谈过，我说过去的路不是我自由选择的，不可能自由选择。这并不是我把责任推向客观，好像生活就是那么走的，在那时代里，有这个认识我就要走这条路”。
1943年，高中毕业的熊安东决定到重庆参加工人运动，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一方面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工人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力量，他愿为此献身：另一方面，在他之前已经有数批毕业生奔赴重庆做工，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组织和发动工人，期间重庆的托派组织两次被破获，一些成员被捕入狱。他说，那时有一种前仆后继、热血沸腾的感觉。
在重庆工作了一年多，他深感理论与现实之间巨大的差距，认为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和思考，在回忆考大学的思想过程时，他说：“当时我们的想法还是立足于长期投入中国革命的，如果我们光在工厂里搞工人运动，范围太小；另外我们也不能这样全到工厂里，又总是被国民党一下弄掉，毕竟我们在社会上还没有扩大影响。那些比我先到重庆来的左倾同学也是这样考虑，所以他们都鼓励我们，有能力考大学的就去考大学，不要留在工厂。”1945年熊安东考取了中央大学历史系。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历史系？回答：“主要想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对这个课题，我在中学时就发生兴趣了。所以，进大学后，别的心思没有了，主要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到图书馆搜集有关农民战争的资料”。
以下是熊安东对农民战争问题思考过程的叙述：
因为之前我已经读了很多马列的书，所以我主要是用唯物史观来理解和考察中国的农民战争。
1947年到1949年，熊安东在南京地区主持托派工作，与之前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时偏重读书和思想不同，他在这两年，开始将思考付诸行动，投入革命活动，其个人行为与托派组发生了更为直接的关系。为叙述方便，我将熊安东的这段经历清理出三个问题：
与熊安东交谈经常会出现一个困难：当问到，谁派你去某处？上级有没有指示？有没有程序或仪式？等问题时，老人总会露出无所适从的表情，说，“这样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没有注意过……”在一封信件中，他直截了当地写道：“你不要把托派想象得像中共那样有严格的组织程序，严密的组织纪律。”
的确，托派组织在抗战胜利后处于恢复阶段，组织结构和形式非常松散，没有等级，没有严格的任命、免职等程序；我所见过的人事文件中，有开除某人的通告，还有中央委员、分管委员、地区干事会等名单，并无其它；我所了解的温州、广东、广西、重庆、武汉、香港、上海、南京等地区的托派组织多是各自开展活动，与中央的关系不密切；还有一些人，完全各自为政，与地方组织也没有联系。可考的组织关系有三：一是当地召开干事会时，中央会派一个人过去，讲一讲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二是核心领导人需要避难时，地方负责安排、掩护；三是组织青年成员参加彭述之在上海办的讲习班，学习马恩列托的经典著作。中央没有为各地区委派负责人的权力，我所了解的广东、广西、温州、重庆、武汉、香港、南京的托派负责人都是自行担当，后选举产生的。南京的地区托派，原本没有组织，只有几位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人零散地单干，熊安东考入南京大学后，曾以重庆代表的身份到上海拜访托派领导人郑超麟和彭述之，顺理成章地在南京与上海之间充当联络员。熊安东回忆：“刚到南京的时候我脑子里并不想真正展开工作。我的精力还放在农民战争问题上了。到1947年上半年，抗暴斗争以后，我才下决心，应该影响他们。真正把我弄到这里，促使我为托派工作的，就是抗暴斗争。”也可以说熊安东决定在南京发展成员、开展活动是他自己的决定，并非组织委派。只是当他的工作有了一定的进展后，得到彭述之、郑超麟和王凡西的认可，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中央与地方的组织关系，而实际上，这个时候，托派中央已经分裂成两派了。
我曾经问他：“可不可以说，托派有一个特质，其核心不是组织，而是思想？”回答：“对。我们是注重思想的，其核心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就是创造社会主义思想。基本上就是读马恩列托的书，传播他们的思想，这一点是区别于共产党的。”
简列如下：（1）发展组织成员，两年中，他共恢复和发展组织成员22人，遍及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南京中小学教育系统、国防部、后勤部系统等，学生为主，工人和职员占少数。发展成员的工作方式是组织读书会。（2）鼓励成员和外围青年参与各种进步的学生运动，包括墙报、社团和游行集会，发散传单等，目标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推翻其统治，比如反饥饿，反内战等。他发展的成员曹先志、曹慧白、杨同春均因在进步学生运动中表现激进被捕入狱。（3）在工人中开展活动，建立工人夜校，组织大学生为工人扫盲、宣讲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组织起来罢工，反对剥削等。
正当熊安东按照自己的信念开展工作的时候，中国托派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分裂。
抗日战争胜利后，惨遭破坏的中国托派组织正在恢复中，很快因政见分歧和个人恩怨出现分裂。形成郑超麟、王凡西为首的少数派和以彭述之、刘家良为首的多数派：1948和1949年初，两派分别成立自己的党—中国革命共产党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联盟。这给原本信心十足的熊安东出了一道难题：一方面多数派、少数派分别派人来南京，试图说服他加入自己的阵营；另一方面刚刚发展的成员，该归属到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熊安东在认真阅读分析了两派各自的政治见解后，找到了一种处理方法，称之为“门户开放”。意思是开放自己，取中立，促进再次统一：开放成员，将两派见解摆在桌面上，由本人自行选择，无论选择谁，回到南京，还是一家人。熊安东回忆：我对自己的这个做法还是很有信心的。
1948年8月，熊安东参加了多数派的建党，他回忆道：“我从反对两派分裂出发的，我希望通过建党使两派联合起来。”“到1948年上半年，两边为了统一还是你吵我，我吵你。我想，人家共产党那边在打国民党呢，你们却在这边打派仗。吵到1948年8月，少数派无论如何拒绝，不参加，不同意统一。这时候淮海战役打起来了，形势已经明朗。我说，不管怎么样，先把党建起来，我是在这个情况下参加了多数派建党”。之后，他仍然与少数派领导人郑超麟有联系，“郑超麟也抱有幻想，希望把我拉过来。”
1949年，与中共的胜利相比，托派是失败者，这是事实，也是当年很多笃信托洛茨基主义的青年人的心结，对此熊安东毫不讳言。
1946年开始，熊安东几乎参加了中央大学的所有进步学生运动，这些学生运动多数起于自发，通过中共地下党的推波助澜，运动不断升级，规模和声势也不断扩大，中共在学生中的影响力日益强大。熊安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信念，改换门庭。我问，为什么？他回答：当时“在我看来，共产党是机会主义。他们支持学生当然是好的，但是这种支持是机会主义的。”“运动我是参加了，反蒋斗争是没问题的，所以我听同学很高兴地跟我讲时，心想是共产党在利用学生的情绪。我当时想，你要支持，反而使我们的运动（托洛茨基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困难。这种事情已经时过境迁，1947年、48年三大战役胜利了，我还是有那么一个想法。我讲这些，是恢复历史原貌。”
1947年4月10日中共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熊安东认为，这土改是为了放手发动群众，“你不拿东西，怎么放手发动群众呀？”熊安东对这种做法是有所质疑的，“你会不会彻底？是不是又是机会主义？”他的基本态度是怀疑和观望。
1948年8月托派多数派召开建党大会，提出以在中国建设非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为目标，这个目标曾让年轻的熊安东激动万分，他回忆：“当时，我对中国有了一个争取社会主义的党，充满喜悦和希望。但我知道，这个党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有待历史考验。”
1949年3月，大学毕业的熊安东在上海的私立学校正始中学任教。5月初，一个国民党军部驻进正始中学的四层教学楼，指挥虹桥一线的作战。
“我们把学生迁移到另一座三层的实验室大楼继续上课。校园里有一个很大的场院，有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军部一占用，就在场院里挖战壕，布防虹桥战斗，整天汽车来来往往运武器，大楼里都是炮弹、机械。”“我记得5月25号晚上，我从宿舍的窗子看到，国民党的汽车向外跑，唏哩哗拉的，逃跑的样子。
1952年被捕后，在接受第一次审讯时，他再次感到胜利者与失败者不同的心境：“他们在问到我对自己的评价时，我说，在主观上我是革命的。承办人带着警告的口气说：‘现在我是理解你们的，将来我们的年轻人是不会理解你们的，也不会谅解你们的’。他每说到‘不会’的时候，话音都很重，有一种要征服人的信心的感觉。”
熊安东在审定口述本文时，加入了这样一段文字：“半个世纪过去了，不知多少黄浦江水流入东海，历史老人在中国托派的考卷上批了一个零分！”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好奇：经过27年的监禁和改造，熊安东青年时代的思考是否被改造了呢？1972年，当他接到一纸释放书，上有“已改造好”的字句时，他的内心深处，真的认为自己被改造好了吗？
熊安东如此回答：我曾说“我思想没有改造好。这是唱戏的话，老实讲，没改造好包括了改造好，不是说绝对没改造。”
第一件事，“在我解放以后，对共产党有些地方，已经把老托派的偏见甩掉了，否定了。比如，不承认共产党力量的存在，他不可能胜利等。为什么会甩掉呢？因为我对中共的认识已经转到这是一个农民战争上来了。”
第二件事，“1965年元旦，我得到一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内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读后我想，毛泽东这些战争思想就是托洛茨基的，是托洛茨基对于中国抗战的那些观点。毛泽东在反托洛茨基的同时，不会想到，他对付蒋介石的两手，既要支持，又要反对，正是托洛茨基的。而当时的中国托派，并没有响应托洛茨基，搞了‘失败主义’，‘保卫主义’。我从这里看到，毛泽东领导中国改革胜利是必然的。”
第三件事：原来我理解的统一战线是王明那个东西，1941年“皖南事变”，我发牢骚，我把王明的统一战线理解为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了。看到毛泽东的第四卷以后，我发现他这个统一战线和王明的不一样，他是又统一，又独立，这一点和托洛茨基的主张是一样的。托洛茨基没讲“统一战线”这个词，只是和国民党的合作有一定的条件，要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后来我知道，毛的独立是因为斯大林对他不信任。
熊安东认为，“思想改造本来就是一个很唯心的提法”。他说，在监狱里让我们“看旧报纸，学习两论，思想没通，更加认为托派思想的正确。但表面还要说假话，保持一致。”“很快我就意识到，如此这般的思想改造，就是把人改造得会自觉说假话。”这大概是熊安东在上世纪70年代的觉悟。距我采访他的时候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历史上的假话正在被一句一句地清理着，甄别着，熊安东终于可以按照原貌叙述他没有被改造过来的，未变的托派立场。
“学生时代，我看了《从苏联归来》那本书，改变了，发现了社会主义还有这样的黑暗面，接受了苏联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七搭八搭凑起来的。”
“实际上毛泽东也没有走上社会主义，但是他在主观上，是想走上社会主义”。“我承认了毛泽东的这个社会主义，后来我把它归结为空想社会主义”。但我不接受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因为毛泽东的这个社会主义是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毛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马恩的社会主义，他是根据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写的。但这个时候的历史情况既不是社会主义又不是资本主义，才搞出一个新民主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当然有阶级。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还是一个过渡。1957年以后，毛泽东向左摆了，他否定了那个对新民主主义的解释。他现在就要建设社会主义了，可是现实中有阶级存在，所以他后来又说社会主义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社会里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这个和我所理解的就不同了。我还是按照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来理解的。我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在这点上我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观点，所以我说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我曾经问过熊安东一个问题：你对斯大林有刻骨仇恨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的一个主观臆测：如果说当年中共对立面是国民党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那么托派的对立面还多了一个斯大林，在他们的认知中，斯大林不仅背叛了列宁和马克思主义，而且是迫害托洛茨基的凶手，是苏联实行大清洗的罪魁祸首……因此，我猜测熊安东对斯大林的看法一定会非常情绪化，所以设计了这个情绪化的问题。他的回答出乎意料：
我对斯大林的刻骨仇恨没有，确实没有，为啥没用呢？因为首先我在接受托洛茨基时，也是片面的，我觉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斗争不是纯粹的个人斗争。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有刻骨仇恨，所以最后把他刺死了。但是托洛茨基，他的著作可以看出他的精神，他更主要是把斯大林作为一个历史问题，研究斯大林这个人是怎样产生出来的，他的社会阶级，他没说过斯大林和他个人之间的恩怨，他只是写了斯大林的评传：但是反过来，斯大林倒是可能带着这种情绪，所以从托洛茨基的著作里面，我不会产生对斯大林的刻骨仇恨。再说，我没有接受托洛茨基观点的时候，我对斯大林很崇拜。转过来说，那个时候是斯大林主义，也不会产生这种刻骨仇恨，跟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不是一回事。
1937年斯大林对托派的结论：“是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暗杀者、破坏者，杀人凶手的匪帮，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当然他也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根据斯大林的结论，给中国托派作出的结论：“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卑污工具。”其实我没有把共产党看成和国民党一样的反动政府。
例三，对大跃进的看法：
有一点，我至今仍坚信，如果停留在土改后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阶段，中国亿万农民是无法解脱贫困，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所以我的总的态度，在当时还是拥护共产党指导亿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走人民公社道路的，并且为之叫好。事实证明，20年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平均主义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试验，付出的代价巨大而惨痛。
1963年监狱里组织托派们学习《九评》。熊安东回忆：这次学习，“想当然地引起我们托派犯人的关注，且受到震撼”：
一九五七年组织我们托派犯人参观，当时的情况是“一边倒”向苏联，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我国革命和建设都进行了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帮助我国新建、扩建、改建一百五十六项大型工矿企业，帮助设计、供应头等装备，派专家帮助安装，帮助建设大型水库，建造万里长江上第一座大桥，还有低息或无息贷款等等。可在一九六三年中共中央给苏联的公开信里，又公开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是通过贸易方式进行的，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国际市场价格贵得多。苏联对中国的贷款，主要是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大部份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中，为这些贷款偿付本息，占对苏联出口的相当份额，抗美援朝中，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的⋯⋯这简直是天翻地覆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九五七年的形象教育被一九六四年形象教育冲得无影无踪。
我们小组的学习发言都很谨慎，谁都怕一言不合《九评》旨意招来祸殃。大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一项“拥赫迷修”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不论学习那一《评》，都要结合这一《评》的内容，对准戴在自己头上的帽子，狠批一通，就叫做联系思想了。所谓“拥赫迷修”的涵义是拥护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黑暗，盲信赫鲁晓夫回归列宁原则。但我们心里都清楚：《九评》实际是替斯大林批判做“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把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冒充国际主义做的坏事，找赫鲁晓夫出气。托洛茨基所批判的斯大林修正主义，同《九评》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其实是两码事。我的内心依然坚持着托洛茨基的观点：斯大林统治的苏联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他有可能前进到社会主义，也有可能延长官僚特权集团的统治，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苏联是个“堕落的工人国家”。
在上海的托派犯人中，只郑超麟一人学习《九评》后写了八、九万字的心得体会上交政府，题目《干部主义论》。后来政府干部宣布说，郑超麟写的东西是放毒，警告郑超麟不准在小组里扩散。
1979年6月，托派们离开农场、结束管制的时候，郑超麟给政府写了一份二十几年的思想总结。他讲，“二十年的关押，七年的管制，我觉得自己还没有改造好自己的思想”。熊安东说：“这和我当时的想法是一样的。”
在口述涉及到1957年“反右”时，熊安东做了一个区分，监狱内监狱外。我在口述整理时为此加上了小标题：“铁窗里看‘反右’”。以下回忆记述了他对“反右”的思考过程：
1950年，赵丹演了一个电影叫《武训传》，在上海很轰动，教育局长就请我们中学的老师分批到电影院去看，接受教育，叫我们学习武训精神。我也去看了，看回来，在一个座谈会上我讲：武训在山东不值钱，他是山东人，山东称为武二沫子，这个是我在小学时老师讲的，就是说他表面上叫义学，到最后是穿了个皇马褂，所以在山东对这个武二沫子不怎么看好。沫，就是唾沫的沫。当时我的概念是，共产党来了，把武训背出来，就说明共产党也是这么一个……我把武训同共产党联系起来，因为共产党是从农村出来的。当时我觉得共产党对武训这么轰动，正说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另外，影片充满了改良主义思想，并不是推翻满清王朝，而是另外一种东西。大概当时我是这么个想法，我就讲了。座谈会本来是要大家同声说好的，我来了个武二沫子。虽然没说坏话，还是有点怀疑的。没想到大概隔了一个星期，毛泽东的社论出来了，“《武训传》必须批判”。我一看，我真高兴呀，因为这个批判比我想得还明白。
我问熊安东，走出封闭的监狱，到了开放的80年代，当你知道反右的真实情况以后，还这么看吗？他回答：
右派产生的背景是整个的社会。因为毛泽东转了，原来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右派的几个主要人物对新民主主义是赞同的，但毛泽东却把新民主主义断了，城市里边搞社会主义改造，农村里边搞高级社，第二年就到了人民公社，走到另一个方向上了。那些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过去拥护共产党，并不是拥护社会主义，他们想进行一场民主革命，这个是事实。共产党里边也有一些人要进行民主革命，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充分准备，毛泽东把过去的共同纲领推掉了，不要了。所以，右派的产生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实践，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也并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当我把这个问题提给熊安东时，他立即做出回答：不是。好像他对此早有深思熟虑，的确，他在文化大革命时就开始思考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特别注意，当然我们的政治嗅觉还是蛮灵的，通过看报纸有所察觉，到66年底、67年初把刘少奇打倒了，我当时觉得怎么把国家主席给干掉了？那时候我还是接受报纸上的宣传，认为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还在搞什么新民主主义，批他新民主主义我觉得对，我本来对新民主主义就是有看法的。
出狱后，他有机会阅读到更多的思想资源和社会信息，他继续思考：
我们出来以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毛泽东的评价有了。我对自己1949年形成的“这是一个农民战争”的看法，更加清楚了。就是说毛泽东搞的20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大胆试验，按这个思路，再看以后的变化，我认为1949就是
记得上世纪90年代的报刊中，有一个说法：当苏联东欧剧变到来时，托派们的心情似乎比共产党员们更加平静，因为托洛茨基对此早有预言，或者说，按照托洛茨基的理论，这是一个必然结果：
就是说，你们依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对现代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熊安东回答：“是的，我现在老觉得有资本主义存在的话，这些世界矛盾没法解决，将来还要走向一个更大的人类灾难。资本主义还在发展，它还没有完成历史任务，但是无论如何，从各方面讲，资本主义不会长期存在，它的矛盾没法解决，特别是全球化之后，这个矛盾更无法解决。”我又问：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必然的？他说：“是的，但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
就我个人的理解，托派们对信念的坚守，还有一个原因，他们的探索着重于思想的发展而不是政权的巩固；他们不是胜利者，没有夺取政权的喜悦，他们的思考不是建立在胜利者的神话之上。其探索的动力、反思的动力远远大于当代主流人群──从胜利者上升为统治者。
因为坚守信仰耽搁人生的大好时光，在今天，被看成“傻”。这使我想当然地以为：托派们一定对自己的人生深感后悔。与我的想象相反，熊安东老人回答：“我不后悔。”
现在我不客气的说，你们对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并没读过，你们受的教育是传统斯大林那个反面的东西。所以作家曾彦修在一篇杂文中讲：“我很奇怪，像陈独秀这样聪明的人，他怎么会接受错得不能再错的托洛茨基的观点？”这句话里就可以看出，曾彦修并没有看过托洛茨基的东西。多数人是把中共对托派的定义和斯大林反托的东西当作托洛茨基的。斯大林把托洛茨基漫画化，你们是在哈哈镜里看到托洛茨基的。
这段口述曾令我沉思良久，因为我所知道的活下来的中国托派，大都存活到90岁以上高龄，尽管他们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但直到去世前，他们都保持了思想的清明，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们的生命和思想？也许不是因为托洛茨基主义代表着真理或真理的全部；他们也不是在等待托洛茨基主义升格到真理的垄断地位。理由也许很简单:为了那个谎言──
他们要终其一生戳破谎言，他们要为自己的存在而坚持，为存在的正当性和正义性而坚持。
写到此处，我不禁要问：因为一个谎言，葬送几百号人正常的人生，谁更需要后悔？乃至忏悔？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口述从采访到整理历时6年，采访的时间比较集中，整理的过程断断续续，期间熊安东先生不顾年迈多病，本着实事求是、还原真相的态度做了许多的求证和补充，提供了很多线索。口述录音经张笑颜女士录入文字后，又经过熊安东先生修改两次，终成此稿。我在修改稿的基础上做了5万多字的注释，以求提供口述者所处历史环境的丰富信息，从而接近还原口述者生命和思想的成长变化过程。在我工作的过程中，重庆的曹惠白、湖南的曹先志老人给予我充分的信任并向我提供很多信息；上海的周履锵、叶春华、曹思骢老人也为我提供了真诚的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段跃 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