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石下的坚韧与顽强

（1998年8月1日）

他走了，这位有着坚贞的理想和非凡的记忆力的世纪老人，这位在巨石之下顽强存活，从而标扬人的精神之不可摧折的老人。他静静地归向的，是仁厚的大地母亲——那里有他贞淑的妻、娇憨的儿子，和他倾心相与的老友；那里不再有强权与倾扎，和随之而来的冷落、诬陷、困乏，以及……消耗了他生时最繁茂年华的牢狱。

生于1900年的郑超麟先生经历了王朝的衰亡，经历了共和与共产理想的萌生、奋扬与鼎盛——只是这鼎盛已不属于他：不论是安享论资排辈的权势与荣华，还是铸就并维持着它的基本理念与风格。他绝不俯就，也绝不气馁，只静静地活着、静静地审视，然后静静地、心平气和地述说。不负于他的老友的是，他终于等到了一个又一个年代，在这些个年代里，过去所有的争辩都如水落石出般地明白。他暗暗地笑了，因为他是赢家，大赢家：他没有错；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认过错，即使在常人绝对难于忍受的磨难与难于抵御的诱惑面前。

最大的遗憾是，他没能看到他的文集的出版：三卷本一百万字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其中一半以上的文字没有发表过）。它的第一卷在他去后几个小时到达上海，他最初奋战与最后蛰居其间的大都。这是他的尚在人世的老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他、更为后世所有不愿再迷惘于冠冕堂皇的谎言中的人编就的。繁华火暴、大紫大红的出版界不认这部书，正如繁华火暴、大紫大红的世界不留意这株顽强地活在巨石之下的小草。

在这部书里，有一篇写到他青年时老友中的一位，我的父亲。这篇短短的文字提到1931年他们在国民党牢狱中不期而遇的碰面：

“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看见了傅大庆。

在谈到这最后一次见面时，郑伯伯告诉我一个他没有写进文章的“题外的细节”：

1970年代末，在他获释后翻检档案资料时，发现一个文件，确切地说是一份报告，当时狱中的党组织向狱外领导的报告。他们报告说：“关政委的身份已经暴露，估计是监狱内的托派所为。” 不知这份报告与胡志明那份哪个在先，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机密会不慎被当事人在几十年后读到。当然，后来由于发现了关向应一案的叛卖者另有其人，才未见残忍的惩罚，比方说像当年对付顾顺章一家那样，落到他们这些被认为“比公开的敌人还要险恶的”前同志的头上。

听到这里，我不禁黯然神伤。同样身处狱中、面临处决危险的父亲和郑伯伯，不但不去顾及自己的危安，竟也没有顾及“前同志”由党性包裹着的戒心与提防，以及这戒心与提防后面的杀机。他们一心做所谓“普通党员”该做的事：搭救“领导者”。其所为，恐怕与长征时用担架抬着红军要人和他们的太太、而完全不顾自己饿死累死的战士没什么两样——当然郑伯伯、我的父亲、还有那些战士们在当时都不知道他们拼死保护的要人们后来的所为，以及他们的“后世同志们”今天的贪婪与腐败。

郑伯伯去了。没有党旗覆盖，没有大人物莅临。然而，正因为有了他这样的无产阶级战士，世人才能从早期理想者的胸怀、而非今日官员的大话与奢靡中，窥见共产主义的光辉；才使那部如雕花骨灰盒般堂而皇之却了无生趣的正宗中共党史，有了一丝生动可信。

1998年8月1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