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摘录）

（1924年6月26日）

同志们，现在我来谈一谈策略问题。这里有人说——这是拉狄克同志第一次反对我们的话——，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修正、取消第四次代表大会制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现象。继拉狄克之后，其他一些同志也这样说。很遗憾，其中有蔡特金同志，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同志们，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还要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而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还要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等等——这是显然的。

同样明显的是，在一次代表大会上制定的东西，如果有必要的话，在另一次代表大会上应当加以修订和改变，否则我们就用不着再召开代表大会了。

我们可以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并一劳永逸地决定一切。如果建议修改或补充这项或那项决议的某一部分，那绝不意味着建议修正、取消以前的策略的基本原则。

同志们，你们清楚地知道，正是现在，在第一次不得不在列宁同志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在某些党内经受了一系列严重危机之后进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这种责备具有何等特殊的味道。当有人对你们说，这里提出的建议是对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修正，你们是会感觉到这种特殊的味道的。同志们，我认为我可以断言并证明，修正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不是我们，而是拉狄克和其他右派。全部问题在于，右派现在不得不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原来他们不能跟执委会一起步调一致地前进，因此他们竭力嫁祸于人。

拉狄克同志在这里说，似乎我曾说过，我是被拉狄克所“勾引”的。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而蔡特金同志一字不差地重复他的话，对此我再次表示遗憾，因为我们期待于她的是比简单重复拉狄克的话更多的东西。

关于谁是“被勾引的”问题具有某种政治意义。蔡特金同志说：为什么四五年来执委会一直是同拉狄克一起走的，而现在突然认为他是右派呢？她甚至没有想到，关系可能有些不同，即不是五年来执委会一直同拉狄克一起走，而是拉狄克一直同执委会一起走。（掌声。）同志们，问题正是这样：不是执委会跟拉狄克一起走，而是拉狄克部分地，至少在一段时期里（从他这方面说是很值得赞许的）跟执委会一起走。我觉得，这绝不是难以理解的。

同志们，请允许我举几个具有政治传记意义的事实。这很有必要，因为究竟谁真正是“被勾引的”和究竟谁跟着谁走的问题具有政治意义。同志们，通常有这样的事：分歧逐渐积累起来，最终从量变到质变，那时“突然”暴露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

这不是在一夜之间或者一小时之内发生的，而有时持续很长时间。

在我同拉狄克在共产国际共事的几年当中，我粗略地可以列出十个分歧来。

我同拉狄克的第一个相当重大的和尖锐的分歧是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同志们，是在什么问题上呢？是在关于保尔·列维的问题上，以及对右派和左派的态度问题上。这还是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的事。有些同志可能还记得我在执委会上的讲话，我说：是的，我们将同右派进行无情的斗争。当时指的是克里斯平、迪特曼等人，他们央求我们，竭力企图加入共产国际。当时我就说，我们将同这些人进行斗争，就象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一样。至于左派工团主义者、“极左派”，那么当时他们还相当盛行。但是在左派中间有一些忠诚的革命的工人。他们有一些糊涂观念，但我认为他们是我们斗争中的同志，他们不是阶级敌人。列维认为，参加共产国际的只应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不应是革命的工团主义者。那时，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特别尖锐地摆着。我主张，我们把它作为同情党接受。这一策略是正确的，但是列维和他影响下右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拉狄克反对这个意见。这是第一次重大的分歧；总之，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第一次代表大会人数很少），我们之间就在列维的问题上，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上以及对右派和“左派”（当时甚至不是对共产党人而是对工团主义者）的态度问题上出现了原则性的分歧。

第二个分歧是专门涉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过去已经说过。我们曾多次碰到这个问题。

第三个分歧是在由拉狄克起草的德国中央委员会给社会民主党人的第一封公开信问题上；有些同志——包括我和布哈林在内——曾反对这封信，因为担心列维和处在他的影响下的人会从这一策略中得出不是革命的战略，而他们也确实从中得出了这种战略。因此在开始时我们是反对这封公开信的。

列宁同志的干预使事情走上了正轨。而我们密切地注视着列维。后来表明，在列维的问题上我们是正确的。列宁同志承认了这一点。

第四个分歧发生在关于三个国际的柏林会议问题上。你们想必记得，拉狄克的立场受到了两篇文章的谴责，一篇是列宁同志的文章，另一篇是我的文章。拉狄克在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时超过了可以容忍的限度。他也犯了象现在这样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克拉拉同志，是执委会当时跟着拉狄克走，是列宁当时跟着拉狄克走，还是拉狄克跟着执委会走？拉狄克当时承认了错误，作了让步——这样对他来说更好。

第五个分歧是在挪威问题上。当我们派拉狄克到挪威去时，他立即同特拉梅尔签订了糟糕的“一致的”协议。由于大家都明白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对拉狄克加以公开否认。

第六个分歧是关于拉狄克对德国左派的态度问题。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我和拉狄克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一场虽然不是公开的斗争。拉狄克总的说来是跟布兰德勒走的，并支持（只是个别例外）他对左派的组织威胁。我不是始终支持左派的——我们还不认识新的领袖，我们想拉狄克或许对某些同志更了解。

我不是始终清楚地了解情况，不过有一种倾向使我毫不怀疑：

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应当寻求同左派达成协议的基础。

第七个分歧是：“工人政府”是否就是专政的同义语。关于这一点，我下面再来谈。

第八个分歧是关于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争论的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工人政府”的提纲。我和布哈林持批评态度，拉狄克则维护它。

第九个分歧是关于税收纲领，税收51%等问题。我们反对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笼统地否认局部要求，而是因为我们主张只提出可能使群众感兴趣的局部要求，而不是提出人为的，具有凭空想象性质的要求。

第十个分歧很重要。在德国1925年9月和10日期间，我们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我已经在报刊上说过，拉狄克反对组织反法西斯日。但这还不是那么重要。他在和德国同志一起在莫斯科召开的九月（1923年）会议上的立场更重要。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是不是到了在德国提出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口号的时候了？拉狄克反对这样做，遗憾的是左派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同意他的意见。（台尔曼在座位上说：“不是所有代表！”）

当时左派也说：工厂委员会就够了，这也是苏维埃（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还不需要苏维埃，这要求做许多平行的工作，等等。

当我们看到左派在作让步时，我们也应当作让步。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整个事态发展进程，我们应当认为，所有这些分歧都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当然，代表大会不会幼稚到如此地步，以致相信执委会五年来一直跟着拉狄克走，而现在突然看到他的错误。事情恰恰相反，但是遗憾的是，同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拉狄克身上，而且出现在蔡特金同志身上。

我很遗憾，但不得不在这里说出这一点。蔡特金同志离开了执委会的立场。过去有个时候，甚至在目前对她来说最有争议的问题上，即关于萨克森的“庸俗的议会滑稽喜剧”问题上，她也是同意我们的意见的。

拉狄克同志还不高兴我把萨克森发生的事情称为“庸俗的议会滑稽喜剧”。我想谈一谈这个问题。跟他的论断相反，我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在《德国革命问题》一文中就参加政府的问题所说的话：

“德国共产党人参加萨克森政府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具有意义，即参加政府将有可靠的保证使国家政权机关真正为工人阶级服务；将把千百万工人武装起来去同巴伐利亚和整个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作斗争；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将资产阶级官吏（其中一部分还是从威廉时期留下来的）从国家政权机关中大批赶走；立即采取革命式的经济措施，坚决打击资产阶级。

我在萨克森“试验”的最初时刻就是这样说的。没过几天，我就清楚地看到，德国共产党的右派把我们的策略变成了机会主义的滑稽喜剧。

1923年11月5日，我建议向德国党发去一封信，信中指出，萨克森的试验已变成为议会的滑稽喜剧。同志们，对于这封信我们不用感到惭愧。这是一个不坏的文献。信是我起草的，修改信件的委员会由下列同志组成：柯拉罗夫、蔡特金、季诺维也夫、库西宁等。克拉拉·蔡特金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作了许多政治上和文字上的修改。最后，信被一致通过。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是执委会跟着蔡特金走呢，还是相反蔡特金同志当时跟着执委会走呢？是后者，而这也是很好的。糟糕的是现在，当情况比11月间明朗得多时，蔡特金同志不愿跟着执委会走了。糟糕的是，她不再跟我们一起走了，出于友谊和同志般的团结感她不愿跟那些现在离开共产国际路线的人决裂。遗憾的是，她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在对列维的问题上也采取了这种立场——“不能离开他们”。对蔡特金同志的这种友谊可以表示赞赏，但是她的性格上的这种优点辩证地变成了政治上的错误。我们大家都很爱戴和珍重的这种热情和善良，辩证地变成了政治上的错误。

拉狄克同志在这里说得很活跃，带着许多玩笑和幽默。我很羡慕他：这确实是他的英勇义举。

但是，同志们，如果认真地对待问题，那么共产国际五年来——这是极其重要的五年——的工作表明，内部出现的斗争没有进行到底，这是由于拉狄克同志当时服从共产国际和俄国中央，而没有成立“反对派”。我们大家都说，我们了解拉狄克同志，了解他的优点和缺点。他的优点是：他是个优秀的记者。他的缺点是：他都是通过报纸来观察整个政治生活的。他是个记者，他的文章都是在认真考虑以前就写好了的。有人说，不这样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富有同情心的记者。不久前我读了一本好象是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的文章，他谈到记者的本性：记者的明显特点是当事情还没有冷却下来时立即作出反映；他是立即作出反映并在写好文章以后再开始考虑的。这就是拉狄克的优点和缺点所在。他常常对我们说，你们怎能比我更好地判断萨克森的情况呢！要知道，我每天都读几十份萨克森的报纸。他也不止一次地这样谈论过列宁：老头子当然很英明，但他不读所有报纸和小册子，又怎么能弄清世界政治形势呢！这一点我不理解。当然我不反对读报纸和小册子，但只是根据所读的东西就得出最终的结论是轻率的。拉狄克常常说：您怎么能否认呢，要知道报上是这样登着的。拉狄克似乎不了解，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是怎样“办”的。（笑声。掌声。）

同志们，现在请允许我谈一谈所谓我们修改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问题。我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说得不成功，以致引起了某些误解。我援引了关于一切工人政党联台的话。克雷比赫同志抓住了这一点：您不是自己说了吗：“一切工人政党的联合”，这是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的策略。我的错误在于，我没有向大家念以下这段话，那里说：

“工人政府的最基本的任务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解除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组织的武装，对生产实行监督，把赋税的主要负担加在有产阶级身上以及粉碎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反抗。”

现在，我更详细地来引用一下这个决议。既然有人企图制造许多神话，说我们修正和取消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的策略，那么这是必要的。虽然有些枯燥，但是必要的。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这样说的：

“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意味着，共产主义先锋队站在广大群众为维护其切身利益而进行的日常斗争的前列。为了开展这种斗争，共产党人甚至准备同社会民主党人和阿姆斯特丹分子的叛徒领袖们进行谈判。第二国际企图把统一战线解释成一切‘工人政党’在组织上的合并，这自然应当加以断然拒绝。第二国际企图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把较左的工人组织拉过去（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党人的“合并”），这无非是使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有可能将更多的工人群众出卖给资产阶级。

所有这些就是在目前也仍然是正确的。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政府”的决议中，我们可以读到。

“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作为一般的鼓动口号来说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采用。但是，作为当前的政治口号来说，工人政府在资产阶级社会状况特别不稳的国家里，在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把政府问题作为实践上必须解决的问题提上日程的国家里，则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在这些国家里，工人政府的口号是作为统一战线整个策略的必然结论而产生的。

现在我要问：世界上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有哪个工人政党能够解决这个最基本的任务：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把赋税的重担加在富人身上以及粉碎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反抗？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革命政府才能做到这一切。上述所引的话的实质在哪儿呢？我们要对社会民主党工人说。

你们主张联合政府，你们还相信联合政府，你们以为共产党人反对统一。不，我们不反对统一，为了同你们联合，我们甚至主张一切工人政党的联合政府，但有一个小小的条件，那就是它们必须履行一些最基本的要求：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工人，等等。换句话说，我们反对同社会民主党人和实质上并非工人政党的“工人”政党联合。但是，由于你们还不明白这一点，由于你们责备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而统一战线不可能实现，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使你们打开眼界的公式。是的，我们主张贯彻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并武装工人等纲领的联合政府。

每个共产党人都清楚，这就是说：我反对不可能贯彻这一纲领的一切“工人”政党的联合政府。

为什么我们这样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呢？有些同志批评我，说我建议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从拉丁文译成俄文。结果似乎我只是扮演了一个普通翻译的角色。不，我指的是从拉丁文译成人民的，大家都懂得的革命语言，也就是成为群众性的政党，而不是宗派。

请读一读，列宁在《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在谈到1918年德国事件时是怎样说的。弗·伊·列宁说：“现在已无需来谈论这一点，现在事变本身已经表明，拉丁词‘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译成了革命的语言。”

这里谈到的不仅是普及口号的问题，而且是我们作为群众性的政党应该要求我们的整个鼓动宣传富有血肉，——这就是拉丁文译成为革命语言的含义。否则，我们只是1847年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党宣言》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1924年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处在这样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人是大多数，大家都谴责我们分裂工人运动；因此，我们的整个战略就是要清楚地向社会民主党工人表明问题的实质所在。

我们主张同你们实行统一，我们甚至准备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成立一切工人政党的联合政府，只是希望他们同意象你们社会民主党工人所要求的那样去做，即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工人等等。他们不愿这样做吗？你们看到这一点了吗？那就是说，过错不在我们，而在社会民主党。那就跟我们一起走吧，那就让我们不顾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反对来实现从下面的统一吧！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从教育的目的出发对社会民主党工人说：我们反对同其他“工人”政党联合，因为它们的领袖是反革命的，我们对社会民主党说：我们准备实行联合，如果你们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接受这些基本条件（显然这些条件是这些先生们所不能接受的）。

今天早晨，我不得不做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重新审查一下我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未必能找到比这更枯燥的工作了。或许重新来听我那时的讲话也会使你们感到枯燥。但我还是应当来引用一些冗长的引文，以便消除关于修正我们的策略的神话。

我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说：

“工人政府的口号还没有很好弄清。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几乎世界各国都应当实行的。很难找得到一个拥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不适合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国家。这个策略同样地适用于美国、保加利亚、意大利和德国。在目前各地形成的条件下，它几乎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关于工人政府的口号就不能这样说了。

同志们，看来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我再从我的结束语中引几段话：

“我还不十分明白，在我们中间，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真正有重大的意见分歧，还是问题本身可能没有解释清楚，我们在这里是否只是一种术语上的争论。这应当在代表大会进行过程中弄清，而首先在讨论俄国革命问题以后将要制定的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弄清。对于我来说，问题决不是在这里人们引用的‘同义语’一词。在关于词句的争论中，我愿意作出让步，因为这里问题不在于词句，而在于理解。我认为，如果我先说出以下一点，即对于我们来说清楚的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政府，那么问题就好解释清楚了。未必可以设想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竟不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政府。但遗憾的是，不能反过来说。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我读了捷克外交部长贝奈什对共产党人说的一些好话，他说：“不能拒绝共产党人的发明创造。他们善于向工人们奉献不同形式的同样的东西。例如，共产党人曾经宣传成立苏维埃。当这种宣传没有取得预期结果时，他们就停止了。经过半年之后又以宣传成立统一战线委员会的形式恢复了这种宣传。”当时我说：好啊，贝奈什！看来您比捷克斯洛伐克有些机会主义的工人领袖更清楚地了解问题的实质所在。

或许人们会责备我，说我又在披露公开的秘密。不过你们可以看到，早在1922年，贝奈什就很懂得问题的实质。克雷比赫和什麦拉里同志怎么能忘记早在1922年贝奈什就已经知道的“秘密”呢。这个秘密就是：这个口号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对待群众的一种公式。这一点我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说得十分明确：

“我认为，我们在代表大会上的争论，特别是经过委员会的工作以后，不会导致我们放弃工人政府的口号。如果把这个口号看作是接近群众的一种手段，那么口号依然是正确的。关于这一点用不着争论了。只是我们应当正确地运用它。它和统一战线的策略一样也包含着同样的危险性。当人们开始谈论政府的时候，很自然会出现议会计谋、分配内阁席位等的念头。在这里还有比统一战线的策略更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不应象我们法国同志们那样从这里得出结论：由于实现这一口号的困难而放弃它。”

拉狄克同志，难道还有比这更清楚的吗？

此外，同志们，我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结束语中说：

“同志们，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安心地奉行工人政府的口号，不过要清楚地理解问题的所在。可悲的是，如果我们在我们宣传工作中哪怕是一分钟去支持这样的意见：实现工人政府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可能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的，工人政府的实现将意味着可能代替国内战争的半有机发展时期的到来，等等。如果我们中间有这类观点（或许有些地方有），那么我们应当坚决同这些观点进行斗争，教育工人阶级认识到，成立工人政府之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推翻和战胜资产阶级。

我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样。那时我说，人们这样来谈论工人政府，似乎政权是res nullius（无主物），即不属于任何人。为了成立工人政府，首先需要战胜现在执政的资产阶级。难道你们以为一切都会那样顺利吗？难道资产阶级会说：好极啦，你们现在找到了新的公式，因此我们准备把政权让给你们？不，同志们，为了成立工人政府，首先需要战胜资产阶级。这件“小事”不应忘记。

至于我们德国党同社会民主党上层组织的谈判，我在那次讲话中曾指出以下一点：

“我们从远处似乎觉得，我们的党（德国党）在异己组织的上层面前过于谄媚了。在德国，我们不是穷亲戚，而是胜利在望的独立的政党。当社会民主党人千方百计想要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当穷亲戚。”

请原谅我从我自己的讲话中引了很多引文。但我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揭露拉狄克和整个右派的“发明”；似乎我们现在要取消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策略。

如果你们读一读我的讲话，我想你们现在也会说，这个讲话是正确的。那里十分清楚地表述了这样的想法：工人政府的口号只是一个鼓动宣传性的口号。这只是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是争取群众来实现专政思想的途径。现在怎么能说是修正呢？不，同志们，这只是拉狄克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种“鼓动宣传口号”，仅此而已。

人们说，每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命运。而每个口号也有它自己的命运。许多经过考验的革命家可能会在这里碰钉子。

今天早晨我又做了一件事，我重新读了一遍1923年6月执委会扩大全会上有关“工农政府”口号的讲话和决议。我在讲话中是这样提出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的（我不得不又来引用自己的话）：

“什么是统一战线？这仅仅是战略手腕，还是说统一战线真正表达了同社会民主党工人联合的真诚愿望？我们要用下面的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请问，在共产国际活动的最初年代，即在1919-1920年，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不愿意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真诚地接近或友好呢？我认为当时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从共产国际存在的第一天起，我们所有的人都主张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接近。

拉狄克、蔡特金和克雷比赫同志硬说，工人政府就是“一切工人政党”的联合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工农政府是否就是“一切工人和农民政党”的联合政府呢？

只要这样提出问题，就可以明白，这是多么荒谬和多么非马克思主义啊！既然全世界还没有一个真正革命的农民政党，那怎么能说工农政府是建筑在同工人和农民政党联合的基础上的呢？

拉狄克和其他同志们，这种问题的提法毫无疑问说明你们至少是处在错误的道路上。请你们哪怕读一读我所起草的和我所维护的关于工农政府的决议¹吧！

那里这样写着：

“‘工农政府’的口号和曾经出现过的‘工人政府’的口号一样，无论如何不能代替关于无产阶级这个共产主义策略的一切原则的基础的宣传，也不能把它排挤到次要地位。相反，‘工农政府’的口号为执行现时条件下唯一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扩大了基础，它是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对‘工农政府’口号的正确解释，使共产党人不仅能够动员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而且能够在农村中为自己建立巩固的据点，在那里奠定夺取政权的根基。

我认为，这几段引文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说服力的。夺取政权以后“工农政府”的口号还有用，就象它对苏联来说还继续有用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明智的专政，是实行农民可以接受的政策的专政。否则，整个专政就会见鬼去。而这一点应当善于向农民说清，“工农政府”的口号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由此可见，这个口号即使在夺取政权以后也具有宣传意义。而在夺取政权以前则更不用说了。这个口号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切工人和农民政党联合”的口号。

允许我再请你们注意一下该决议中的几段引文：

“只要共产党在国际范围内掌握住‘工农政府’的口号并着手为这一口号进行宣传，就能初步做到使农民的中间阶层保持中立并把小农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

我觉得，这几段引文是相当令人信服的，但是许多不坚定的同志，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不理解问题的实质。结果是：就连蔡特金同志这样一位无疑是共产国际的最可靠和最先进的战士，由于某些情况而不理解这一点。请允许我引一段蔡特金同志昨天发言中的话。她说：

“应当承认，我决不能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说法，认为工农政府无非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代名词’、‘同义词’，或者另外什么‘词’。

同志们，我觉得，由于这句话拉狄克同志也是不会感谢蔡特金同志的。这太过分了，甚至比右派更甚。“对俄国来说或许是正确的，对进步的西欧国家来说则不合适”——这是什么意思呢？

同志们，这无非是列维的某些思想的复活。要知道，列维建立了一套彻底的理论。他说：“光荣和荣誉归于俄国革命，它战胜了沙皇制度，但是它毕竟只是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农民革命。”在我们西欧国家里，我们必须遵循根本不同的策略。没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我们就一事无成。我们应该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

一切工人政党联合的理论就是由此而来的。

当然，我不想说，蔡特金同志是列维的拥护者。但是在她的话语里毕竟可以听到某些旧观点的复活。

如果克拉拉·蔡特金同志想说，在欧洲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不可避免地将出现麦克唐纳式或谢德曼式的“工人”政府，那么这是正确的。但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这是我们在口号中提出的那种工人政府吗？这些“工人”政府只不过是从工人阶级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中派生出来的。客观上麦克唐纳式的“工人”政府也是一种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比较是一种历史过程，资产阶级民主同黑帮君主制度比较是一种历史过程。但是，我们所要争取的是另一种真正的工人政府。通过“一切工人政党的联合”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

无疑，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采取的做法必须与在俄国有所不同。不能把鼓动宣传的形式机械地搬到别的国家去。下面我还要来谈这个问题。但是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问题上，在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语”、作为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和手段的工农政府的口号问题上，在德国和俄国或者在美国和德国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呢？

德国和俄国一样都有农民，德国和俄国一样都有工人。为了找到通向群众性政党的道路，以便对革命进程真正起到作用，我们利用“工农政府”这个术语。

在我们俄国，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里处于多数时，我们提出了战斗的口号：“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当时，这个公式是最好的磁石。大概在德国在某个时候也会提出这样的口号。然而也可能提出另一种公式。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过渡时期，“工农政府”的公式在我们看来是最合适的。我们对社会民主党工人们说：

我们甚至准备参加接受我们最起码的要求即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和把工人阶级武装起来的政府。这是所有参加斗争的工人必须理解的，因为否则他们就会遭到枪杀。正确对待群众的艺术也就表现在这里。

如果我们希望取得胜利，我们就应该掌握和领导群众。

拉狄克，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克雷比赫试图这样来解释，似乎我们在为西欧国家创造与我国革命的策略不同的策略。拉狄克认为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很微妙的，因此问道：“好啊，那就是说，你们永远不同社会民主党人在一个政府里？请季诺维也夫回答这个问题吧！”在拉狄克看来，这个微妙的问题甚至是无法回答的。或许有人会说，熊还没有打死，用不着来分皮。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正处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的时期。因此提出这些问题毕竟是合适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是否同我们坐在一个政府里，而是这里有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制度。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我国革命的经验。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喜爱我们的革命——我们大家都喜爱它——，而是因为它是经验的最丰富的泉源。当德国革命取得胜利时，它无疑将会提供更有教益的东西，但目前在这方面俄国革命还没有被超越。布哈林已经指出，在俄国，当时代表一部分工人和农民的社会革命党人曾经参加过政府。同志们，是否有可能例如在德国在共产党的政府中包括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呢？我觉得有可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社会革命党的一部分，是脱离了核心并在一定时刻在革命事件的压力下给我们以某些支持的社会革命党的一部分。顺便说一下，他们当时在表面上比共产党人“更左”，对一部分工人阶级和农民有影响。我们拖着他们走，考验他们，后来其中的优秀分子转到我们这边来了，掌握了革命的课程；另一些人则转到反革命营垒，就象“狂热的小资产者”应有的那样。

在去年德国十月事件期间，有人对我说，社会民主党人中有人可能会跟我们一起走。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人叫奥弗海泽尔。（德国代表团提出抗议。）我不知道这个人，因此提到这个人可能是不合适的。但有人对我说，在决定性时刻，这个人可能会离开社会民主党而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这里问题不在于名字。我只是想举个例子。我再说一遍，我既不知道奥弗海泽尔，也不知道他的姑妈。但我知道，在决定性时刻会有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工人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的，在这样的时刻或许会有一些反映这部分社会民主党工人情绪的领袖们浮到上面来的。这里产生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把同腐朽的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和代表部分斗争工人的这部分人吸收到政府里来。当然，谁也不会反对这一点。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

同志们，这是一种政策。另一种政策是下面这样的。我国革命的历史上有过这种经验。当克伦斯基遭到破产时，即1917年9月，孟什维克看到他们的好时光已经完了，他们就抛出一个口号：

“清一色社会主义内阁。”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他们是指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劳动党人和其他资产阶级民主-知识分子-农民团体和布尔什维克混合的政府。这种政府决不是“清一色”的。

这里有争取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有反对革命的孟什维克，也有同样反对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维护“清一色社会主义内阁”口号下的这种大拼盘，他们把根本不是清一色的和社会主义的东西称为“清一色社会主义”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呢？同志们，我觉得这里恰当地说是，我们的敌人在这个时刻在寻求接近群众的适当的公式，在寻求自己政策的“代名词”。对于孟什维克来说，“清一色社会主义内阁”的口号是他们的民主主义的，即资产阶级政策的代名词。为什么他们恰恰选择了这个口号呢？因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享有很大的声誉，因为大家几乎都普遍地向往社会主义。

我向你们举了历史上的例子；我们现在处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不得不寻找“代名词”，以便更易于争取社会民主党工人和部分无党派工人。过去，孟什维克也是在寻找而且找到了上述响亮的公式作为代名词。一个普通的工人会对自己说：“怎么，清一色社会主义的，这是多么好的东西啊！为什么我们不投票赞成呢？特别是可以不经过国内战争来达到这个目的。”

我记得，布尔什维主义的坚强堡垒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们派了一个由布尔什维克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组成的代表团到我们这里来，代表团对我们说：同志们，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自然是不能允许的。我们要为反对这种政府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

但是用什么东西来反对清一色社会主义的内阁呢？

那时我们不得不向他们解释，这无非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代名词。

同志们，总之你们看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存在着两种政策体系。如果拉狄克问我；“那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能同我们坐在一个政府里？”那么我要回答说：在我们的政府里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是社会革命党这只破船的碎片。社会民主党破船的碎片，即代表一部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碎片现在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政府。但是，拉狄克同志，您所希望的东西完全是另一种政策，即“清一色”内阁或“一切工人政党的联合政府”。

当然，我清楚地知道，孟什维克想要欺骗群众，而拉狄克同志希望比我们大家更好地为他们服务，但是问题不在于主观愿望，而在于某种观点的客观后果。

拉狄克同志，为什么您以这种真正记者式的耸人听闻的口气问：“这样难道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都不能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吗？”

您可是常常猜得不对啊！当然，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参加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能呢?拉狄克同志在这里提到我说过的关于基督教社会党人的话。是的，我曾持这样的观点，即应该告诉工人阶级说：我们准备同所有工人，甚至同“基督教社会党人”一起携手前进，不过有一个“小小的”条件：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并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等等。拉狄克觉得，他援引我说过的同意和“基督教社会党人”达成协议的话，是对我的一个重大打击。这里用一句法国谚语是很恰当的：谁证明的过多，谁就什么也没有证明，我同意跟“基督教社会党”工人联合是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上，这无非是接近群众的一种办法，一种鼓动宣传的口号，而不是同一切所谓工人政党联合的政策。拉狄克以此证明，他的观点的基础正是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最危险和最有害的东西。

同志们，关于工农政府和所谓修正我们策略的问题，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拉狄克说，我错误地把情况描绘成这样，似乎我们在开始时只是一些宣传团体，只是在后来才开始成为群众性的政党。说明一下这个问题也是有益的。我不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这样说的。不，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和我们的策略来说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拉狄克说：我们不仅仅是宣传团体。难道斯巴达克联盟没有经受过巨大的战斗吗？难道巴伐利亚、匈牙利没有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吗？拉狄克现在有一种可以说是失败主义的情绪。凡是证明我们倒退的东西，在他看来都是有用的。

布兰德勒的拥护者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最近的选举中还能得到600万张选票这一点归咎于现时的左派党中央。左派领导党已经整整六个星期了，而社会民主党人至今还没有被击败。不过，对不起，我们可没有因为布兰德勒没有取胜而责备他。不，我们知道，在斗争中有时候可能会遭到失败。我们责备他的是另外一点。

我们没有说，为什么你没有取胜，而是为什么你没有进行斗争，为什么你没有竭尽全力去争取胜利？

我觉得，不要再诉怨在这次或那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还占居优势了。要知道你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还没有夺取政权？为什么左派中央还没有战胜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

等一等，我们会取得胜利的。拉狄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以便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幅阴暗的图画。在法国一切都很糟糕，在德国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当然，我们不能对我们的弱点视而不见。不过，拉狄克对它的看法是失败主义思想的表现。请看，过去我们可是强有力的党，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亚取得了政权，可现在呢？对，在战争快结束时，群众的自发情绪是很革命的，时刻等待着资本主义垮台。但是，无论在德国，无论在匈牙利还是在巴伐利亚，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拉狄克同志，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拉狄克看不到这一点。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群众的自发的激昂情绪很大，而党却很弱小，只是些宣传团体。

在这方面，意大利是典型的例子。一方面是反战的愤慨和仇恨的汪洋大海，另一方面是根本没有相应的政党。诚然，我们在意大利有一个拥有20万党员的社会党。当时的社会党加入了第三国际。尽管群众运动的规模宏大，但共产主义实际上只拥有一个宣传员小组，庞大的意大利“社会”党内的一个小派别。

在同拉狄克同志分手前，我还想提醒一点。拉狄克说：“如果我们是那样的坏人，如果我们是改良主义者，那就把我们开除吧！”

如果这话是另一个人说的，那我们会认真地对待，但是拉狄克有时说话前不想一想，正如他有时写作前不考虑一下一样。我们并没有说，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是改良主义者，但是他和他们有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这种倾向是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应当加以纠正的。

我们希望拉狄克自己会来纠正的。在代表大会上无疑会表现出某种改良主义的倾向，虽然不是所有同志都象德国右派分子那样公开地说。德国右派的代表们说得很多。他们说话的时间是同他们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成反比的。但是，在共产国际的右翼当中有些同志显然是按以下这句格言行事的。说话是白银，沉默是黄金。显然他们认为：我们再稍为等一等，现在这里极端革命的情绪还占着上风。

右翼分子把“工农政府”的口号理解为“一切工人政党”的联台。同志们，你们走得太远了。你们必须停下来。我想共产国际的决议对于右派同志们来说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译自《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5年俄文版第一分册第448-474页

感谢 Earblt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