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任务（摘录）
（192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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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如果你们注意一下共产国际的全部活动，你们就会相信，共产国际历史上的转折点几乎每次都是与我党历史上的转折点同时出现的。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在共产国际和我国革命发展中存在着某种平行现象。大家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产国际成立一周年前夕写的文章。他当时谈到共产国际正在凯歌行进，夺取一个又一个的阵地，而同时伴随而来的是我国革命也迅速取得成就。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正遇上我们向华沙进军，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平息喀琅施塔得叛乱后召开的，而我们党制定的策略给它的决议留下了深刻烙印。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开始对新经济政策进行初步总结时召开的，我们的国际政策又。
同俄国共产党的政策结合了起来。第五次代表大会对我们党内的争论进行了—定的总结。而我们的党内危机每一次又都是与我国革命历史上的某种危机或半危机同时出现。
目前，我们又看到类似的平行现象。不久前结束的、按实质说具有代表大会意义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通过的决议是同我们国家的总的政治形势密切联系着的。如果回想一下共产国际正是在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最初胜利的进程中诞生和壮大的，那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说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只占地球的1/6，那么在共产国际中俄国革命的比重无疑要大得多，其原因无需加以说明。正因为如此，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通过的决议，不仅对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对于领导着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第二国际和一系列资产阶级国家的活动中同样也可以看到这类平行现象。资产阶级上升时，第二国际也上升。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稳定时，第二国际也稳定。很难说，第二国际现在同哪个国家联系最密切，而哪个国家最能体现它的政策。在麦克唐纳执政的时期，我们都倾向于认为，莫斯科是第三国际的中心，而伦敦是第二国际的中心。然而，事变的进程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国广大工人群众中出现的并导致工联与苏联工会接近的急剧向左转，无疑标志着第二国际在英国的作用的削弱。现在已经不能说，伦敦是第二国际的代表，英国工人运动是它的基地。
如果这里需要证明的话，那么最近一些日子提供的证据是很多很多的。在不久前召开的独立工党代表会议，即在某种程度上是工党左翼的麦克唐纳党的代表会议上，事态发展到了使麦克唐纳简直要垮台的地步。单就强加于共产国际的伪造的所谓“季诺维也夫的信”这一轰动事件所进行的投票表决在这方面就很具有表征意义。作为该党领袖和领导人的麦克唐纳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少数，261票赞成，286票反对。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英国最大的报纸《晨邮报》最近几天来预言将由麦克唐纳和托马斯来成立不要共产党人的新的工党。报纸这样嘲弄他们，说工党受独立工党的控制，而独立工党实际上受一批公开或非公开加入该党的共产党人控制，麦克唐纳和托马斯只有一条出路：成立新党。我不知道，事情是否会弄到象《晨邮报》预言的那样成立新党的地步，但是人们已经开始在谈论这件事，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不久前，在复活节时，麦克唐纳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来对抗英苏工会的接近。他提出英德接近的思想，理由是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毕竟还在德国。
在第二国际执委会不久前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执委会今后应在哪里开会的问题进行了有趣的争论。这场争论充满着一些耸人听闻的事件，最后投票表决，只以两票的多数赞成德国。诚然，在这里表述方式也是温和的：在通过的决议中只是说第二国际执委会的工作地点迁往“说德语的”国家。他们不敢直截了当地说迁往德国。单是根据这一事实就可以说，英国现在不是第二国际的主要国家，伦敦已不象莫斯科代表第三国际那样代表第二国际了。很可能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时代，不得不重新认为德国是第二国际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制定新的路线。同志们，大家知道，执委会上次全会相当清楚地确认自第三次代表大会，即1921年以来已经多少比较明显地展现出来的形势。就是说，全会表述了我们对国际革命速度延缓的态度并指出资本主义处于局部稳定的状况。对于许多人来说，我们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决议和说法即使不是出乎意料的，也是相当令人不快的。决议和说法听起来很刺耳。然而必须这样说，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从来没有从幻想和自我欺骗中得到过好处。在1923年，当德国革命形势尖锐化的时候，共产主义运动把自己的全部影响孤注一掷，那时是正确的；随后，它等待了一年——一年半，正如我们1905年时在俄国等待一样，指望直接革命的形势迅速恢复起来，那时也是正确的。
当1925年，在量变转向质变的过程中，共产主义运动得出结论说，1923年时德国具备直接革命的形势，而目前则不具备这样的形势，那也同样是正确的。我不打算重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作的报告。我也不打算引用关于世界经济的一些数字资料，这些资料我们曾经进行过全面的分析，以便弄清某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结合的程度。我想一些基本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只说一点，不出所料，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关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说法现在已经得到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报刊的赞同，并被“广义地”解释为：世界革命已从日程上取消，世界革命的前景已经消失。敌人营垒进行了一点“小小的”伪造。我们说的是局部稳定，他们把“局部”一词省略了。我们说的是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他们把“直接”一词勾掉了。这样一来，结果是没有任何革命形势，有的是资本主义的全面结合，全面稳定。就让他们去自我安慰吧！
自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以来还只有相当短的一段时间——还不到一个月，然而已经有几件重要事实，使我们现在有可能具体地来解释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的思想，有可能来说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限界和程度。只过了两三个星期，法国、保加利亚和德国就发生了极其重大的事件。我将简略地谈一谈这些事件。
为了判断经济稳定的限界，我们最好拿法国来做实例。而要判断政治稳定的限界，我们可以根据最近几天来保加利亚和德国向我们提供的例子。
近日来法国发生了严重的政府危机，危机的结局对于左翼集用来说是比较有利的：赫里欧和本列韦只是调换了职位。我们知道，法国是个具有长期议会传统的国家，因此这类危机在那里是非常之多的。但是，目前政府危机的特点在于，它不是杯水中的风浪，不是通常的议会计谋引起的，而具有深刻的经济内幕。它与其他危机不同，是由于经济中枢、经济裂痕而出现的。左翼集团的矛盾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不来详细地谈论了。在现时的法国，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直接发生议会政府危机的呢？是由于金融政策问题。法国是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战胜国，直到目前为止没有失业现象，近年来大工业有所发展。然而，目前她也陷于严重的经济绝境。情况已经到了所谓通货膨胀的地步，必须靠滥发纸币的办法来挽救局面。这对资产阶级的安宁是个严重的威胁，这个威胁立即引起资产阶级广大阶层中的力量的重新配置。为什么呢？因为一听到“通货膨胀”这个词，法国资产阶级就想到1923年德国的情景，在它的脑海中就浮现出1923年德国的具有许多明显革命特征的危机的幽灵。要知道，德国1923年的情况是：金融崩溃、经济萧条、大量发行纸币、失业、通货膨胀，等等。我们看到，在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在战胜国，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后就发生了严重的政府危机，而且恰恰是由于经济裂痕而引起的，使全国笼罩着金融危机的阴影。
目前法国的局势虽已有了出路。但是不应忘记，法国现在有240亿赤字。诚然，她目前还勉强能够“摆脱”，她试图以发行40亿法郎的纸币来弥补这一亏空（这也是引起政府危机的缘由），但是毕竟还留下200亿赤字。如果说每40亿就要发生政府危机，那么这笔赤字足够发生五次这样的危机，而且每次危机无疑会越来越加剧，越来越尖锐。我再重复说一遍，法国发生的情况是很具有表征意义的。而法国是战胜国，是富裕国家，并不受协约国的制约，并不是凡尔赛和约的客体，而是它的主体。因此在法国现在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这里只有某种“稳定”，但是你们从这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到经济方面这种稳定的限界。当然，形势不会在几十星期内，也不会在几个月内最终弄清，但是稳定的限界由于目前日趋成熟的经济危机而十分明显。
现在来谈一谈政治方面的稳定。我觉得，保加利亚，特别是德国发生的事件也给我们提供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目前政治稳定的限界的明确观念。
我们不知道，保加利亚发生的事件最后怎样结束，但是那里的形势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不仅保加利亚的地主和资本家企图掐住“本国”工农的喉咙，而且有可能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关于这一点，国际舆论界已有所议论。诚然，武装冲突没有发生，但已经接近于此。记得1914年战争爆发前夕形势的人都知道，巴尔干是充满能够引起世界大战的武装冲突的极大可能性的地区。而巴尔干地区目前的形势绝不能证明资本主义阵营在政治上是安宁的。
现在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人们企图（诚然，这些企图最近几天来有所减弱）把索菲亚发生的事件归咎于我们，归咎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骇人听闻的责备是毫无根据的，这迫使谴责者不得不步步退却。在最初的日子里，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方向盘》打破了记录，硬说“他们”即布尔什维克故意地在共产国际扩大会议上制造稳定，为的是转移视线，安抚国际资产阶级，而本身却在这时准备在索菲亚制造爆炸。不言而喻，这种谎言是没有人相信的。爆炸事件是保加利亚，甚至是巴尔干地区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全部问题在于，在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里，不可能违背绝大多数工农的利益而进行统治。
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结束后仅仅过了两个星期。在政治方面，巴尔干地区的形势表明，那里发生的斗争几乎直接提出了爆发新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无论如何，眼下正在酝酿可能引起全世界反响的事件。目前发生的事件可能导致象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巴尔干地区的重要国家里阶级关系的尖锐化，导致这个国家里内战的加剧。
同志们，德国最近发生的事件，选举兴登堡当德国的总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要先向你们简单介绍一下党内的情况。
德国的第二轮选举正是在德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时进行的。我们非常清楚，德国正在发生何等重要的政治事件。我们一致决定，必须让党亲自就地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坚定不移地劝告德国共产党公开向社会民主党提出建议在复选中支持它的候选人，如果社会民主党不撤销自己的候选人的话。在初选后，社会民主党人立即撤销了布劳恩的候选资格，尽管他们得到了800万张选票，而天主教中央党的候选人马克斯只拥有300万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人撤销了自己的候选人并决定动员整个德国来投马克斯的票，以此为布劳恩取得普鲁士首相的职位。这样一来，在复选时只留下3个候选人（台尔曼、马克斯和兴登堡）。右翼集团玩弄了非常高明的计巧，他们不是在初选时，而是在复进时提出兴登堡为候选人，这样就把全部牌都弄乱了。
初选的结果是这样的：“黑帮危险”（象我们以往所说的那样）已不存在，因为情况表明，即使在共产党人提出自己单独候选人的情况下，右翼集团也只是少数。但是，右翼集团提出了兴登堡，动员了300万新的选民，其中多数是妇女，从而出现了新的局面。
我们担心，共产党人的选票会在复选中被溶化，我们得到的将不是180万，而是100万。看来，这些选票没有被溶化，据选举结果统计表明，在萨克森，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投了台尔曼的票，以抗议社会民主党人提出马克斯作为候选人一事。应当补充一点，“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包括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反对社会民主党支持资产阶级候选人。这说明不仅共产党的工人，而且社会党的工人都没有心理上的准备投马克斯的票。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我想就投我们党的选票数目问题说几句。有些同志不无理由地感到奇怪，为什么共产党在国会选举时得到260万张选票，而现在只得到180万张选票。这个情况在很大程度上（现在可以证明这一点）是由于，工人群众在选举总统时的心理状态与选举代表时的心理状态有所不同。我们知道，在市政选举时工人们的反应与议会选举时不同，而工厂委员会选举又不同于总统选举。例如在美国的总统选举或象芬兰这样一个小国的总统选举中，我们看到以下的情形；工人们事先知道，他们的总统候选人不会被选上，因此参加这种选举的人数要比参加议会选举的人数更少，因为在议会选举时他们指望能通过一两个候选人。选票不足的原因就在于此。
昨天，我接到关于目前在德国进行的工厂委员会选举的报告！
这项选举目前正处在高潮。统计表明，在一系列地区的企业中，投共产党员的选票有所增加。根据这些初步的材料来判断，可以预言，在德国在选举工厂委员会时，共产党人得到的选票将大大超过180万。精确的统计是困难的，因为在有些地方，候选人名单是与社会民主党人台在一起的。但是，根据我们现有的材料来看，显然在工厂委员会的选举中，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只会增长，不会降低。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同志们，现在来谈一谈问题的政治方面。我已说过，选举兴登堡也是对我们关于稳定的论点的重要历史说明。这个论点完全成立，不可能被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个别一些事件所动摇。局部稳定是事实，它将延续一段时间，或许几年；然而，对于这种稳定的限界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做出判断，即使根据象德国的总统选举这样的事件也行。
由于德国总统选举的结果，目前出现了世界性的孟什维主义对共产党人的进攻。社会民主党人用各种语言在全世界叫嚷说，兴登堡当选的过错完全在于共产党人。我想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以便说明社会党人在类似场合下是怎么干的。1913年在法国进行了总统选举；有两个候选人进行竞争：一个是彭加勒，当时任内阁总理，另一个是巴姆斯，他当时任彭加勒内阁中的农业部长。巴姆斯被认为比彭加勒更左，更激进。在彭加勒和巴姆斯之间的政治色彩的差异大致象兴登堡和马克斯之间的差异一样。当时法国的竞选斗争异常激烈。与德国的选举不同，法国的选举不是通过人民直接投票的方式，而是根据法国的宪法，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联席会议上进行的。投票结果如下：彭加勒和巴姆斯得票几乎相等。彭加勒总共只多得13票。那时社会党党团共有70票。社会党的候选人是瓦扬。社会党人也投了瓦扬的票，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对彭加勒当选有利的。当时对选举结果没有任何怀疑，没有进行秘密投票，而且过去通常采用的预选投票，这一次也取消了。而当时参加第二国际的法国社会党绝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党，是由饶勒斯、瓦扬、盖得这样的人领导的，他们一致决定：我们既不投彭加勒的票，也不投巴姆斯的票，而是投自己候选人的票。那时在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之间还没有象现在那样的公开的亲密关系。那时还不可能有象我们不久前看到的那种勾结：你给布劳恩一个部长的职位，我就把800万工人的选票投给你的基督教党的候选人；说什么我甚至不想让自己接近这个政治堡垒，说什么我只有一个选择——在资产阶级的这一翼或资产阶级的另一翼之间选择。龚帕斯的政策现在成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政策。现在当人们非难我们的时候，提醒一下这件事并不为过。
兴登堡当选这件事的意义是巨大的。对它不应估计过高。但是事实毕竟存在，即德国经过几年的内战之后几乎有150万人投了兴登堡的票。这是德国选民的半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不应对这种征兆估计不足。德国大部分选民与其说是投了兴登堡的票，不如说是为了对凡尔赛和约的报复，对我们所不理解的那种屈辱（因为我国除了布列斯特和约的短短时期以外没有经历这样的情况）的报复，这种屈辱在德国引起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和不满。很可能，极大部分选民与其说是投了兴登堡的票，不如说是为了反对协约国，反对法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
这里又出现某种历史的类似现象。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在1875年法国也进行了一次总统选举。
在议会中确立共和制（1875年）是多数一致同意的，而麦克马洪是在“不要共和党人的共和国”的口号下当选总统的。现在德国发生的情况有点类似。人们选举这样一个共和国总统，他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不要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因为兴登堡的共和国是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当然，在1875年法国的情况与1925年德国的情况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就在于，当时法国工人阶级遭到摧残，被淹没在巴黎的血泊中（那里没有一户工人家庭不遭受牺牲的），因此工人运动完全陷于沉寂。而德国现在有强大的工人阶级，虽然在战斗中已弄得精疲力竭，经受了几次巨大的失败，但还没有投入最终的战斗；1500万德国工人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最后一言；而在德国周围，在德国境外都是一些工人运动规模巨大的国家，我们看到不仅在德国阶级斗争在日益增长。共产国际各党越来越深入人心地赢得了工人阶级。差别就在于此，但是类似之处也是完全确实的：德国现在就象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的情况一样，事情在沿着通向“不要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口号的轨道上滑行。
兴登堡当选的直接后果将会是怎样的呢？现在还很难完全预见，然而十分明显的是，这将在德国内部加剧和加深政治矛盾的发展。目前正在大肆宣传反对共产党人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很快就会同兴登堡妥协。在战争年代里他们把他捧在手中，他们是最后一批宣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人。威尔斯辈和谢德曼辈很快会同兴登堡妥协。但是并不等于说，德国工人阶级也会同兴登堡妥协。这是不会的。德国内部的矛盾将会增长，德国将会出现比可能预料的不稳定得多的局面。
那么，兴登堡当选的国际政治后果将会是怎样的呢？无疑将是严重的。兴登堡，这无论如何并不意味着德法之间关系的稳定，而相反，意味着关系的尖锐化。兴登堡，这也并不意味着德波之间关系的稳定，而意味着关系的尖锐化。因此，从德国-法国和德国-波兰这方面说，这就造成了动荡不定的、不安宁的局面，充满着危险和孕育着意外事件的局面。
对于我们苏维埃国家来说，问题就更复杂得多。这里将会出现长期的较量。首先，协约国会试图在一定的时期内把事情弄成这样，以便把兴登堡的德国来同苏联进行对抗。这里还涉及到兴登堡的当选。兴登堡的当选使英国人有可能进行这种较量，尽管是比较长时期的，然而是比较“有分量的”。
昨天听到消息说，似乎美国将以拒绝给德国贷款来对兴登堡的当选做出反应，也就是说美国将“把手插在口袋里”。今天又听到另一种消息，说兴登堡的当选被认为是保守主义在德国的加强和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动，而这一情况用财政部长梅隆的话来说可以保证那些向德国投资的人的利益。同志们，显然在美国和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将会有人把赌注押在德国比较“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上，在他们看来，这些力量还有可能使国家摆脱布尔什维主义。
从世界历史前景的角度来看，德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期待德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在我国十月革命初期，我们曾指望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在几个月内发生。德国革命爆发得要晚得多，而且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只是推翻了威廉的革命。我们可以附有一定保留条件地说，由于我国和德国的社会状况不同，德国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德国的例子对我们过去同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的争论作了很有意思的说明，他们曾经硬说，似乎布尔什维克主张无产阶级的“自我限制”，而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决不能“自我限制”，掌握政权后它就应当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德国1918年革命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全国布满了苏维埃，苏维埃实际上是局势的主宰者。第一届德国政府由6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组成，3名右翼分子，3名独立党人。工人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压力下，苏维埃在其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了，以魏玛时期的资产阶级宪法将自己“自我限制”了。我们看到了最文明的德国工人阶级怎样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自己“自我限制”的例子。目前德国发生的事件可以认为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类型的君主制的某种倒退。在我国，从2月到10月的9个月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十分迅速的转变，而在德国我们现在在短期内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在1921年和1923年，我们曾以为，我们在德国有可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兴登堡君主制的相反方向发展的某种抽搐和痉挛。
同志们，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插曲，只是一种痉挛，但毕竟是极富典型意义的痉挛，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
总之，兴登堡的胜利应当促使我们深入考虑象德国这样一个经过激烈内战的国家里人民群众中发生的分子变化过程；兴登堡的胜利还应当促使我们理解欧洲政治稳定的程度究竟如何。我们在那里看到一系列意外事件和发生这样的事实，这些事实开始时可能使政治稳定向右转，但是这种痉挛性的向右转可能会被同样的向左转所取代。所有这一切提出了在崭新条件下进行工人革命的问题，并使我们面临新的危险。
因此，德国共产党转向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达成反对君主派的暂时协议的可能性也十分困难，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同整个第二国际一样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策。
有一个例子可以向我们说明问题。我们听说，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二国际执委会会议上，考茨基提出一个俄国问题的提纲，提纲被否决了，甚至在孟什维克们看来也过于右倾了。
我们对这个提纲找了很久，现在才侥幸地找到了。看一看这个提纲是很有意思的，以便了解为什么在德国谈论关于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达成反对君主派的某种协议如此困难，尽管这种协议是绝对容许的和绝对必要的。
大家知道，考茨基已经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是相当稳健的人；兴登堡现在78岁，考茨基的年岁与此相仿，无论如何两人加在一起足有160岁。大家知道，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当问题涉及到资产阶级时，就温顺得象绵羊，软得象蜡。他反对起义，反对内战，等等。但是，当问题涉及到我们苏维埃国家，涉及到我国革命时，让我们听听这位希望安宁地度过晚年的老头子的话吧！提纲称为《国际对俄国的职责》。迄今为止，所有人都认为，国际对俄国的职责就在于这样或那样的支持。他的提纲开头说：
“正如当时同专制制度作斗争一样，现在同压制和压迫俄国各民族并占据一些地区的暴虐政权作斗争是各国社会党人的极重要职责之一。革命的剥削者（利用者）成了革命的掘墓人，而如今他们在仅仅履行反革命职能的时候，代表了俄国的波拿巴主义变种。”
接着是需要用外交辞令来掩饰事情的一些小小的附带声明。
请听，他谴责不会达到目的的起义。在这一点上他是不同意局部发动的。他竭力企图摆脱起义，等等。考茨基的这种立场甚至对于俄国孟什维克们来说也“有点儿过分”了，而他们拒绝这种立场。但是可以设想一下，当德国共产党知道考茨基这位学者以及和他一起的所有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如何看待苏联时，德国共产党人应对社会民主党采取什么立场呢？这再一次地证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道路确实是离得太远了。
我认为，兴登堡和考茨基这两个人象征性地代表着德国和整个欧洲的过去。我们现在看到了暂时使兴登堡，从而也使考茨基健壮的某种抽搐和痉挛。他们两人明天就会成为朋友。但是未来毕竟不属于这两个老头子的。
现时的形势说明，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存在若不稳定的因素。请把我们现在看到的情景与不久前发生的情景比较一下吧！一年前是麦克唐纳、赫里欧、艾伯特；在南斯拉夫是达维多维奇；而现在张伯伦、兴登堡取代了他们；在法国是白里安，因为实际上他是政府的首脑；在南斯拉夫，是沙皇时代的老相识帕什契。欧洲目前明显出现一团乌云。这是向右转，但它必然会引起向左转的。
几天前，墨索里尼在议会发表演说，要求追加军费预算。他对议员们说，难道你们相信，1914-1918年的战争真的象许多人说的那样是最后一次战争吗？议员们众口一词地回答说：当然不是。在意大利议会中也有象兴登堡那样无论从年龄还是从其他各个方面来说都很受人尊敬的人物。他们坦率而明确地回答说：当然战争还会发生。他们是说得对的。
今天有消息说，瑞典提出了军备的问题。大家想一想，瑞典是个安宁的国家，没有参加战争，似乎远离革命的大道，但是现在那里掀起了一阵狂热，似乎不足今天，就是明天，瑞典就要遭到攻击。
保守派在那里进行疯狂的宣传鼓动，反对裁减军备。请愿的代表团从各地前来国会和陆军部，反对裁减军备。昨天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群众大会。除了其他演说者以外，还有契切林同志的“老相识”斯文·海登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在东欧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军事纠纷。海登举了烈韦里和索菲亚的爆炸事件为例作为证据。讲话的还有利德尔将军，他以“俄国的危险”来吓唬人，说什么“苏联能进攻将首先指向芬兰和瑞典都无力加以防卫的中立的奥兰群岛。”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中特别强调加强保卫斯德哥尔摩的必要性，似乎这项保卫工作根据裁减军备的草案来看是非常薄弱的。
请想一想，加强保卫斯德哥尔摩。而且是在1925年稳定的时候。看来是有这样的人，但斯德哥尔摩是可以放心的。它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不过，尊敬的议员们的行为几乎象共青团员们那样激昂。瞧，需要预先保卫斯德哥尔摩，需要武装加强斯德哥尔摩。
劳合-乔治不久前也说，他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如果仔细地看一看英国经济领域中发生的情况，那么据他看来，“即使不出现激烈的局面，灾难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墨索里尼、瑞典人和劳合-乔治的号召。这里还要加上不久前在里加召开的参谋总部会议，还要加上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索菲亚的爆炸事件而在1914年燃起战火的巴尔干地区的一角直接发出的火药味。如果把这一切加以对照的话，那么很清楚，我们应当承认稳定并从中得出结论，但是必须估计到局势，估计到这种稳定的规模和性质。
我们应当明白，资本主义就是现在，在相对稳定的时期里，也不会象睡在摇篮里那样安稳。这是一种与左右摇摆并不矛盾的稳定。
而我们在评价这种局部稳定时也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目前正经受的痉挛现象。所以，我们应当这样来提出稳定的问题，以便接近现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在1915年写道：“革命可能是并且很可能将是由多年的战斗，由夹着资产阶级制度反革命痉挛的间隙的几个冲击时期所构成的。”
现在我们看到清楚地说明这一情况的世界历史性形势。的确，革命正是由（1）一系列战斗；（2）多年的战斗；（3）夹着资产阶级制度反革命痉挛的间隙的战斗所构成的。
目前我们正经历着这样一种反革命痉挛。可以说，现在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反革命浪峰上摇荡。它可能持续几年并孕育着对我们来说巨大的危脸。但归根到底，这只不过是一种痉挛。
在政治局一致同意的我们的提纲中，我们试图稍稍超出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作的分析，即更加明确地和完备地阐述国际局势。我认为，应当区分三样东西：（1）一般革命形势；（2）直接革命形势；（3）直接革命。很遗憾，我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没有非常明确地强调区别这一点，现在必须这样做了。
不久前发表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15年写的评论阿克雪里罗得的德文小册子的文章。这篇文章现在才第一次发表，因为当时在国外谁也不愿意刊登这篇文章。在我看来，它提供了解决革命形势，直接革命形势和革命三者之间的差别问题的钥匙。阿克雪里罗得在小册子中大致这样说，假如事实表明，我们在欧洲有象1901年在俄国那样的革命形势，那么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使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失败的奇怪口号或许多多少少是正确的。弗·伊·抓住这一说法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