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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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5月30日生于普列姆基诺，1876年1月16日在伯尼尔逝世。

巴枯宁出身于俄国贵族地主的家庭。他是把无政府主义推行于国际革命运动的创始人，是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主要对手。作为一个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巴枯宁强调否定在辩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曾说：“热衷于破坏同样是热衷于创造！”（见“参考书目”②，第57页）。在成为一名社会革命家的过程中，他接受了威廉·魏特林和蒲鲁东的影响。然而，在他的早期活动中，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反映在支持斯拉夫人民为反对俄国、德国和奥地利专制统治者而进行一致斗争的运动。由于在1848—1849年间发生的几次起义中所起的作用，他赢得了坚定的革命者的声誉。他在德累斯顿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7年，然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于1861年潜逃。1863年波兰起义失败后，他不再相信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潜力，并且反对这种运动所反映的建立中央集权制的愿望。接着，他试图把社会革命推广到国际范围。他的突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许多组织中得到发展，其中包括半秘密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组织曾于1868年申请参加第一国际，这个申请被拒绝了，然而，在同盟宣称它自行解散后，它的日内瓦支部被吸收入国际。在国际支部中，巴枯宁的思想日益得到支持，特别是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法国的一些地方和瑞士。于是，一场激烈的派系斗争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高潮。在马克思的鼓动下，巴枯宁被开除了，理由是同盟是一个国际性的秘密团体，其政策是跟第一国际的政策相对立的，而其目的则在于瓦解国际。在开除巴枯宁的同时，作出把总委员会的会址从伦敦迁移到纽约的决定，于是国际便分裂成两部分，其中每一个部分都在5年之内消失了。

在论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种对立的革命理论之间的分歧趋于明朗。这些分歧包括关于国际应当如何进行组织的对立观点，马克思主张运动的集中制，巴枯宁则主张一种以自治支部为基础的联邦制结构。还有两个思想分歧值得注意：（1）马克思相信资产阶级国家要被推翻，他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应建立自己的国家来取代资产阶级国家，而随着阶级由于社会化措施的实行而趋于消失，无产阶级国家也就“消亡”。（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相反地，巴枯宁则强调国家及其所体现的权威原则必须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取消。他预言，任何无产阶级专政都会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并导致一种新的、更为强大和有害的阶级统治制度。（2）马克思相信无产阶级只有自己组织起一个跟一切有产阶级的旧政党相对立的独特的政党，才能够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因此，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包括那些在议会舞台上争取有利于本阶级发展的各种让步的行动，都是必要的。与此相反，巴枯宁则追随蒲鲁东，认为所有的政党都毫无例外地是“专制主义的各种体现”；因此，他反对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行动。当他相信革命者应当组织起来有时甚至要秘密地组织起来的时候，他认为他们的使命主要只有一个，那就是鼓动被压迫阶级（农民和其他边缘集团以及城市工人）起来，用自己的直接行动去推翻现存的制度。然后，人民会在它的废墟上建设“未来的社会组织……它完全是自下而上地、通过工人的自由联合或联盟建立起来的，起先是在他们的工会里，然后是在公社、地区和国家里，最后是在国际和全世界的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大联盟”（见“参考书目”③，第206页）。

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1875）中，马克思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说明只要其他阶级还存在，无产阶级“就必须采取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他还认为巴枯宁“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

（GNO）

参看；条目。

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像建筑物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的比喻，来表达一种思想，即社会的经济结构（基础）决定着国家和社会意识（上层建筑）的存在及其形式。对这种思想的最早的表达方式之一，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那里提到：“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然而，上层建筑这个概念并不仅仅用以表示两个依附的社会层次即国家和社会意识的。看来，这个术语至少有一次被用来表示一个阶级的意识或世界观：“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但在多数场合下，这个比喻还是用来解释社会三个总的层次的关系，以说明上层建筑的两个层次是受基础决定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并不是独立的，它不能自行出现，而是以社会的生产关系为基础。因此，任何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都决定着与其作用相适应的国家和社会意识的存在形式。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任何变化，都会导致国家和社会意识的转变。

马克思曾在一段话中对基础的含义作了更为详尽的表述，这段话也就成为他的比喻的经典式的表述方式：“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由此可见，经济结构并不被看作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制度、生产结合或物质条件；它倒不如说是一种由人结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换句话说，也就是人与人之间阶级关系的总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级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资本论》第3卷，第891—89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然而，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特征要比上面的表述更为复杂。马克思意识到，基础的决定作用会被人曲解为经济简化论的一种形式。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进一步阐明这种关系的历史性和不平衡性，阐明它可以跟上层建筑所起的影响作用并行不悖。就第一个方面来说，马克思断言：“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第296页）。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精神生产的特征是由物质生产的历史形式所决定的，但精神生产仍然被认为能够对物质生产起“相互作用”。换句话说，观念的上层建筑并不被设想为仅仅是一种消极的反映，而是被看作能够起某种影响作用的东西。

其次，马克思认识到，物质生产的发展跟艺术生产和法律关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例如，罗马私法同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或者希腊艺术同不发达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胳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113页）。但问题不在于理解一定的艺术或法律形式可以跟不发达的物质条件相适应，希腊艺术是以希腊神话为基础的，而神话则是人们安抚还没有很好地认识和控制的自然力的原始的方式。所以，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些错误观念“有一个否定性的经济基础”（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9页）。真正的问题是，希腊神话在更为发达的生产方式下仍然受到了高度的尊重，甚至被奉为典范或模式。马克思试图用人类历史童年时代的天生魅力来说明这一点，这显然是不够的，但至少表明他认识到，艺术和法律的形式由社会所决定这一点，并不一定能够限制它们对于其他的时代同样适用（参看条目）。

第三，马克思在回答那种认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决定作用只适用于资本主义，而不适用于基督教或政治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封建制度或古代社会的反对意见时，强调了上层建筑的影响作用。马克思重申了基础起决定作用的原则，他说：“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但他又补充说：“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资本论》第1卷，第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阿尔都塞和其他结构主义者在解释这段引文时，区分了“决定”和“支配”的不同涵义。根据这种区分，经济始终是最后的决定因素，但并不总是起支配作用的。它可以决定在一定时期内在上层建筑的两个层次之中何者居于支配的地位。这种区分究竟能否从马克思的原文中引申出来，还是有争议的，但原文至少表明了，基础的决定作用并不就是把政治和思想归结为经济现象，这个方面被看作是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

恩格斯也反对以简化论的观点来解释基础和上层建筑。他在强调经济的“最高主宰地位”或“最终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指出这种决定作用仍然只能“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他摆脱了机械的因果论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经济这个层次被看作是原因，而其他层次即上层建筑则被看作是它的结果。然而，经济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观点则使恩格斯得以用一种“辩证的”因果观来取代上述概念，根据这种辩证的因果观，最后的决定因素并不排除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作为第二性的原因，也能够产生影响并对基础发生“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2页）。为了强调这一论点，恩格斯补充说：“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恩格斯还进一步把具有实际影响的不同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表述为上层建筑诸成分之间及其与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这种作用“是在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这种简释曾被人批评为把黑格尔关于自然——观念的关系这种概念转换到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来，也就是把第一性原因和第二性原因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样一来，上层建筑的作用就消失在“无穷无尽的一连串偶然事件”之中了。但不管怎样，恩格斯的阐释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享有很高的权威。

虽然恩格斯竭力反对19世纪80年代掺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所作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解释，然而他并没有能够扭转这种部分地由他自己的论著所造成的趋势。在恩格斯的晚期著作中，实践概念（参看条目）的缺乏以及贯穿在这些著作中的那种脱离社会活动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对于助长以简化论的方法来研究基础与上层建筑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状况还由于最初两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些著作中，实践的观念得到最有力的表达）不甚了了而更加糟糕。的确，由于缺乏一种起协调作用的实践概念，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空间观念便容易产生一些有争议的解释。

一方面，观念的上层建筑可以被看作第二性的现象，即仅仅是一种其真实性归根到底只能在生产关系中发现的反映。于是，意识也就失去其特殊内容和意义，并且被归结为经济关系。列宁的某些论述就时而给人以这种印象。例如，在他的一部早期著作中，社会的进化被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它只能集中到生产关系上去理解。列宁宣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仅仅是通过生产关系来说明经济结构的，并且也是这样地来论述相应的上层建筑的（参看《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对于上层建筑本身，似乎就不需要再进行分析了。列宁后来再次肯定了这一思想，他说“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第41页）。这些论述同列宁那些为人所熟知的、但绝非简化论的关于政治组织和革命理论的重要性的精心论证形成了鲜明对照。

另一方面，某些解释趋向于把上述空间观念的诸“层次”加以区分，似乎这些层次竟是一些彼此外在并按先后次序出现的截然不同的“整体”和“领域”。例如，普列汉诺夫列举了如下五种层次：（1）生产力的状况；（2）由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3）在既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4）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精神，它部分地直接决定于已有的经济条件，部分地决定于在这些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5）反映这种精神特征的不同意识形态（见“参考书目”⑤，第70页）。然而，这种空间与顺序相结合的结构，却未能表达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即所有这些“层次”都来自人的实践活动。这些不同的社会“层次”被看作是互不相关的现成“实体”，而对于社会总体是如何出现的问题却不作解释。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么基础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就难以解释了。作为客观事物的经济究竟是怎样创造出作为另一种客观事物的艺术或理论呢？

最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比喻不能表达一种确切的含义。这部分是由于人们同时要求它起两种作用：既要描述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特定的社会层次的发展，又要说明其中的一个层次如何决定其他的层次。执行第一个职能看来是恰当的；这就是说，它有助于描述制度上的差异的发展情况以及特定的实践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知识的领域——的发展情况。这些特定的实践领域是由特殊的机构所支配的。然而，它看来却不那么适合于用来解释政治和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或者用以说明作为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的每一层次的产生，这是因为只要它还势必成为一种静止的观念的时候，它就倾向于把一些动态领域——诸如阶级斗争或实践——归结为一种跟其他层次相脱离的层次。于是，上层建筑由基础所决定的观点也就成为因果关系的外在模式。

（JL）

1881年9月5日生于维也纳，1938年7月4日在巴黎逝世。

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法律和政治经济学。1904年，鲍威尔给卡尔·考茨基送了一篇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文章，在《新时代》上发表，此后便经常为该刊撰稿。他曾应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Ö）领袖维克多·阿德勒的请求，写了一本有关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论著，该书于1907年出版，成为在这个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年，他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议会书记，并跟阿道夫·布劳恩和卡尔·伦纳一道创办了该党的理论刊物《斗争》，并任该刊主编。奥匈帝国崩溃后，鲍威尔曾在短期间（1918—1919年）出任外交部长。1919年他强烈地反对在奥地利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以匈牙利为模式）的思想。在以后几年里，他制定出自己的“缓进革命”和“防御性暴力”这样一些概念，并按照这种精神发表了一部有关奥地利革命的巨著以及若干篇对俄国革命进行分析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几篇收编为文集，译成法文（见“参考书目”⑤）。在他的晚期著作中，有一部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著名论著（“见参考书目”④）和一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化进行分析的著作（见“参考书目”③）。在1934年起义后，鲍威尔不得不离开奥地利，先是住在布尔诺（捷克斯洛伐克），后来移居巴黎（参看条目）。

（TBB）

1892年7月15日生于柏林，1940年9月27日在西班牙布港逝世。

本杰明可能是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最重要的文化理论家，生前并不出名，他的影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广泛传播。可是，关于他的著述的确切含义是一直有争论的，有一些人把他看作是超脱凡世以至赋有堪称异才的悲剧性人物，另一些人则把他誉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在本杰明的最早作品中贯穿着对神学的深刻的兴趣。他的第一篇主要文章是评论哥德的小说《亲和力》，这篇文章的意图是要用他自己的迹近清教徒主义的伦理来对抗20世纪初期文化理论中的非道德的象征主义。这种思想意图在他的《德国悲剧的起源》这篇博士论文中，进一步发展为对精神生活中的那种不问政治的“禁欲主义”展开全面的批判，然而看起来却是在反对17世纪路德教派的戏剧。这篇作品是本杰明在33岁的时候写成的，最透彻地阐述了作者的理论观点。然而，这篇东西也正如他所说的，“是我的德国文学阶段的终结。”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本杰明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理解问题进行研究，其出发点是认为学院式的文学史所提供的经典准则只能起很小的辅助作用。他的这种转变也还受一个外来因素的影响，他的上述作品被法兰克福大学所否决，从而使他想在大学里干一番事业的希望破灭了。

从1925到1933年间，本杰明主要靠写新闻小品来维持生计，他开始跟布莱希特以及当时其他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密切交往。尽管他决定不参加共产党，然而他在1926—1927年之交这个冬季里对莫斯科的访问，确立并加深了他对新苏维埃国家的文化生活的兴趣。这反映在他这个时期写的生动而带有论战性的文章（主要是评论）中。纳粹的上台迫使本杰明离开柏林，并把他的新闻写作的生计大部剥夺掉。然而，他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那里获得一些研究任务，依靠这项报酬以及其他小额的收入，得以在巴黎重新开始创作。在那几年里，他在研究所的杂志上发表了许多主要的理论文章，其中第一篇的题目是《法国作家的目前社会状况》。这篇文章分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步，他们正如本杰明本人一样，从投身于纯粹的文化先锋队伍转而参与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他替研究所完成其他作品，则大都跟他以形象的方式、即所谓“连拱廊式”复合结构的方式来阐述的法国19世纪思想意识形态史有关。其中包括《机械再生产时代的艺术作品》这篇著名文章，它阐明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艺术”是不能跟它的技术和社会阶级环境分割开来的。本杰明这篇文章和论爱德华·富克斯一文中对技术（Technik）理论所作的发展，对于了解他所理解的关于思想和文化没有独立的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很关键的。他所写的关于鲍德莱尔的两篇文章（当时只有《论鲍德莱尔的若干动机》这一篇发表了），则把他对阶级、技术和文化的理解融为一体，对法西斯主义和一般的反动意识形态进行比较广泛的批判。本杰明在他晚期创作的这些非常杰出的文章中，大量地引用了弗洛伊德和法西斯人类学家路德维希·克拉格斯的著述。

以上我们仅仅涉及本杰明本人提出发表的著作，这些论著给我们提供了他的思想顺理成章地发展的情况。可是，在他逝世以后，出现了一股很大的压力要把他从比较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和布莱希特的立场（这是他很容易被归并入的）中分离出来。本杰明的一些朋友，例如阿多尔诺和热尔肖姆·肖勒姆，主要利用《德国悲剧的起源》一文中的一些费解的地方，以及主要是他早期创作的未发表的作品的章节，来把他说成是一位犹太神秘哲学家，说他的政治始终从属于一种空想的弥赛亚主义。当然，从近年来发表的本杰明的主要著作来看，这种说法很难站住脚。不过，本杰明的最后一篇作品——《哲学史提纲》，确实很难把它解释为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见解。这篇文章是他在1939年纳粹德国和苏联签订条约后在精神上受到打击的情况下写成，它对参加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完全抱悲观的态度，把人的智力活动想象成为一种魔术般的回忆，并且把革命看作是在时间上的一种空想主义的停顿。然而，在本杰明的著作中出现的任何矛盾，都不能够排除在其成熟时期的主要著作中所确立的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文化进行分析的基本原则。

（JR）

1901年5月10日生于爱尔兰蒂珀雷里郡内纳赫，1971年9月15日在伦敦逝世。

贝纳尔由于学识渊博并对自然与社会现象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被他的朋友和崇拜者称为“圣人”。有一位还把他叫做“万事通”。他是20世纪30年代“红色科学院”中的佼佼者，虽然对此还有争议。他在论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在英国和苏联。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在X射线晶体学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此项成果有助于奠定分子生物学的基础。跟他的发现同样重要的是他本人所起的催化作用，他有两名学生（多罗西·霍普金和麦克斯·佩鲁茨）是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贝纳尔是皇家学会会员和伦敦伯克贝克学院的教授，他既是斯大林奖金（后来从策略上考虑改为列宁奖金）的获得者，又是美国棕榈自由勋章的获得者。也许由于他的想象力过于奔放，他不能够像人们通常所设想的那样长期和深入地集中钻研某一个专门的问题，以便取得最高的科学成就。然而，他在解决复杂的问题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却使他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行动的科学方面作出贡献，这特别是表现在策划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岸进攻即D日的联合行动中。

20世纪20年代初期，贝纳尔在剑桥大学加入共产党，他非常积极地在科学家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1931年，苏联代表团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科学技术史国际会议，这件事使他受很大的影响。在那次会上，布哈林和其他一些人雄辩地论证了应当把科学跟生产的发展联系起来看，从而一反通常认为科学具有自供自给的性质这种信念。于是，贝纳尔便以最大的热情、像着了迷一般地去阐明科学紧密地反映经济发展这一观点，也许更有意义的是，他还认为应当把科学看作是对社会政策的先导。他写了许多文章和书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科学的社会职能》（1939年）和《历史中的科学》（1954年）这两部著作，它们始终被看作是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考察这些问题的典范论著。出现了“贝纳尔主义”，它的含义是：如果由资本主义以及其他非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所造成的种种歪曲可以被消除的话，那么社会就可以沿着由科学合理性所决定的路线前进。科学既是照耀着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灯塔，又是进步的发动机；贝纳尔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正在“对科学进行彻底的改造，这种改造使科学得以向全体人民开放，从而必定会给这些国家带来巨大的新的力量”（见“参考书目”②，第900—901页）。他的观点当时在英国和苏联都很有影响，并且在苏联的影响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可是，他对冷战和苏联制造的李森科主义这一事件抱有反感。他发现他自己很难把对苏联的进步模式的忠诚，跟斯大林主义和对科学研究的可怕的破坏（特别是在他的生物学这个专业领域中）协调起来。他曾经把苏维埃国家作为好比是一种完美无缺的力量源泉来加以维护，而如今他越来越看到适得其反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公开地反对正统的共产主义，但随着在考察科学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其他方法的出现（这些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名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合理性的作用，都持批判的态度），他在英国的影响日益降低。贝纳尔对于在英国学术协会中建立起科学社会关系这一研究专题起了主要的作用，他在帕格沃希会议上的表现也很活跃。然而，在1949年，出于冷战的原因，他被撤去在英国学术协会理事会中的职务。他在提倡科学的工联主义方面的表现也很积极，并在建立英国科学社会责任协会中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毫不含糊地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而贝纳尔则在确立这种态度上起了带头作用，可是，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专家的作用和他们的研究成果上所持的态度，却很暧昧。直到最近，科学家们一般仍然认为科学从相对上说不那么容易引起争议，然而对贝纳尔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人，却越来越坚持认为，把科学本身运用来解决社会组织的问题，但却把政治问题和应估价的问题分开或是弄得含含糊糊，那只能是回避问题。社会价值、优先权以及责任等问题，都应当在总的文化范畴内按照他们本身的要求来提出，而不需要交给一个新的官僚阶层或专家团体来处理。

（RMY）

1850年1月6日生于柏林，1932年12月18日在柏林逝世。

伯恩施坦是一个犹太人火车司机的儿子，从1866年至1878年在银行里工作。1871年，他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并在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个人他都是在1880年结识的。从1881年到1890年，伯恩施坦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编辑（该报是俾斯麦实行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一份非法刊物），这份报纸最初在苏黎世，继而在伦敦发行。伯恩施坦从1880年起住在伦敦，直到1901年才回德国。在伦敦，他成为恩格斯的一个亲密的朋友，恩格斯使他成为自己的代笔人。同时，伯恩施坦还跟费边派发生联系并接受他们的影响。

从1896至1898年间，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企图对马克思主义中他所认为的过时的、教条的、非科学的以及含糊不清的因素进行修正，同时却否认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核。1899年，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以最透彻的形式阐明了自己的思想。在这部经典的修正主义的主要著作里，他对马克思关于工业不断集中和经济危机不断尖锐的预言以及工人阶级不断贫困化的理论提出质疑。“一种反对资本的剥削倾向的社会反作用……愈来愈使更多的经济生活领域受到它的影响”。他主张工人阶级要争取一种“不断的前进”的前景来防止“一场灾变”。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就必需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以逐步地“朝着民主的方向来改造国家”，他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参看有关条目）的想法，号召社会民主党要“表现为它今天实际上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他写道：“对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尽管历次党代表大会对伯恩施坦的观点进行谴责，然而他在1902—1906年、1912—1918年、1920—1928年间，仍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代表。他在以后的作品和讲演中，扩大了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并采取了新康德主义的立场（参看条目），从这种立场出发，他主张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伯恩施坦呼吁实行和平解决，并在1915年12月投票反对军事预算。在脱离社会民主党后，他于1917年参加了更为偏向左翼的独立社会党（USPD）。战后他又重新加入社会民主党，并于1920—1921年间参加起草该党的纲领。

（MJ）

这指的是法国伟大的革命家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的主要政治学说。布朗基继承了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的密谋传统，他的目标是要组织一个比较小的、实行集中制和等级制的精英人物集团来举行一次起义，以便用他们自己的革命专政来取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由于布朗基认为阶级社会和宗教的长期奴役使得大多数人不能认清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因此他反对立即进行普选，而是等到人民在他们的专政（以巴黎为基础）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再教育以后再进行。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最后将会“没有政府”（见“参考书目”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赞扬布朗基，认为他是一位英勇的革命领袖。他们曾两度跟布朗基的支持者发生短暂的联系，一次是在1850年（见“参考书目”⑦），另一次是在1871—1872年，即在巴黎公社以后，而在这以前马克思曾试图把布朗基引进第一国际，但没有成功。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那种试图人为地预先制造革命发展过程的“革命的炼金术士”的密谋行径（见1850年第4期《新莱茵报》的评论）。跟布朗基相反，他们把无产阶级运动看成是“绝大多数人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这种运动完全依靠工人阶级由于他们的联合行动和共同探讨而势必带来的智能的发展。恩格斯、伯恩施坦以及其他一些人曾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带有浓厚的“布朗基主义”色彩。然而，《告同盟书》认为德国革命的下一阶段是要帮助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取得政权，而工人阶级在他们自己取得政权之前必须经历一条“较长的革命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1页）。

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认为布朗基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而马克思则是从他那里借用过来，这是没有根据的。不仅多曼热（见“参考书目”④，第171页）和施比策(见“参考书目”⑧，第176页)都认为布朗基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样一个词，而且恩格斯也极力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概念跟布朗基所设想的革命专政之间的根本区别。恩格斯写道：“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9页）。

无论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布朗基主义”都被孟什维克（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用来对列宁进行攻击。当代一些作者认为，“列宁的行动指南基本上源自由特卡乔夫[19世纪的民粹主义者]用俄国词句来表述的雅各宾—布朗基主义的传统”（见“参考书目”⑥，第170页）。然而，列宁在1917年4月则是否定了布朗基主义，说它是依靠少数人夺取政权。我们完全不同。我们暂时还占少数，但是认识到了解到必须争取多数（参看《关于目前形势和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报告》）。布尔什维克宣称他们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已经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尽管他们的反对者对此持有异议，但是毫无疑问，由于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通过苏维埃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从而使这次革命跟布朗基主义的革命模式迥然不同。

（MJ）

1885年7月8日生于路德维希港。1977年8月3日在斯图加特逝世。

跟他的朋友卢卡奇和本杰明一样，布洛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的驱使下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足以防范使人类遭受毁灭的世界末日大决战的手段。在纳粹统治时期，布洛赫流亡在美国。后来，他试图在民主德国寻找落脚点，可是由于他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那里只博得很少一点同情，便在1961年离开，在图宾根度过余生。但从那时候起，他成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人物，其影响范围大大超出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领域。

布洛赫的散文式的、没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从最好的意义上说，也只是布道说教，而不是据理分析。他的学说的核心是一种世俗化的弥赛亚主义，即犹太教的关于赎罪始终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上实现的学说。他相信，一个经过“赎罪”的世界，必不可免地会跟现今这个世界根本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世界会是一个“乌托邦”，然而，它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一个人大可不必沉溺于基督教的关于死亡和再生的未世学。这种论题，首先见于《乌托邦的精神》一书(1918年)，并在《希望的原则》一书(1959年)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在这里，布洛赫重复亚里士多德的两分法，即所谓潜力（实物）和行动（理念），设想潜力能够在一个充满理智的光辉的世界中逐步得到实现。因此，原基的事物乃是宇宙的第一本源这种经院式的理论，在这里是同我们历史的发展平行地得到阐明，而不是跟一个不能达到的天堂垂直地联系起来进行阐明。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这个过程的历史“外表”的一个部分。例如，在他写的关于托马斯·闵采尔这本书中，布洛赫把16世纪的再洗礼革命视为只有今天才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得到充分实现的那种事物的前身。布洛赫认为历史是一种“坚持不断的启示”，它激励着当前的斗争。这种论调也在瓦尔特·本杰明在1940年写的《提纲》中得到呼应。

（JR）

布尔什维主义这个术语虽然经常被人们作为列宁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但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或运动，而列宁主义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分析（包括理论与实践）。布尔什维主义这种政治倾向的奠基人是列宁，可是它也是被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托洛茨基、毛泽东）所采纳的实行社会革命变革的一种方法。布尔什维主义是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诞生的。从那时候起，列宁已经认识到布尔什维主义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一个政党”而存在。在代表大会讨论党章第一条时，列宁和他的支持者围绕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条件问题跟马尔托夫实行分裂。列宁主张党员应当是积极的和政治上可靠的，而不是象当时其他社会民主党那样把党建立在职工会的基础上，并且不要求党员在组织上参加党。在这个问题上所引起的分裂把该党分为两翼：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源自俄语большинство一词）和孟什维克（即“少数派”，源自俄语Мельшинство一词）。只是到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1917年4月），布尔什维克一词才出现在党的名称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从1918年3月起，该党改称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5年12月，该党又一次改称为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从1952年起，党的名称最后改为苏联共产党，不再标上布尔什维克这个词。

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是建立在一种政治战略的基础之上，这种战略强调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或领导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积极参加政治。党要由献身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战斗力的、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至于那些仅仅同情社会主义思想而并不积极的党员，则应被排除出党。党在跟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从事压迫的统治集团，如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中负有领导的任务；此外，它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灌输给群众，因为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群众是不会自发地接受一种具有阶级觉悟的政治观的。这是一种“新型”的党，它的决策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之上。党员参与政策的制定和领导人的选举。但是政策一旦决定，全体党员就有义务执行并且必须对党的领导保持完全的忠诚。人们认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的武器。列宁所设想的党组织的模式，是适合于沙皇俄国的政治压迫条件的，至于生活在比较自由的社会里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则比较强调民主的因素。这也就使得在布尔什维主义内部的集中主义成分和民主主义成分之间存在某种分歧以至紧张的状态，这两者都有各自的积极份子，他们都强调各自的概念是可行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成功地夺取政权，在其他社会党中引起了反响。共产国际在1921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便以二十一条作为吸收成员的条件，从而使该国际得以按俄国党的模式组织起来（见“参考书目”①）。此后，布尔什维主义便成为一种具有国际规模的运动。

随着斯大林在苏维埃俄国的上台，布尔什维主义又跟他的政策联系在一起。高速度的工业化，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集中化的国家机器，农业集体化，以及其他各国共产党的利益服从于苏联党的利益。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赋予体现为国家的上层建筑（见条目）以重要的作用，斯大林设想国家会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当这个目标在1936年苏联宣告实现后，斯大林便采取了一种经济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发展。斯大林还把苏维埃国家看作是工人阶级（全世界的）的政治表现。因此，从斯大林所提供的形式来看，布尔什维主义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跟一种工具主义的政治观点的结合。

当苏联领导人把布尔什维主义看作是一种统一的政治运动时，这个运动的内部也就出现了若干重大的分歧。主要的分歧见诸于托洛茨基及其第四国际的追随者（见条目）的政策以及毛主义的理论。第四国际在严格地维护党的绝对领导原则的同时，要求党员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党的领导并对党的领导实行更有效的监督作用。它把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 主义视为由一些领导人对工人阶级实行非法统治的“退化现象”。此外，第四国际强调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内”建成。因此，布尔什维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应当为世界革命创造条件，而俄国革命则被解释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至于毛主义者的主要贡献，则在于强调上层建筑的变化的作用，这种变化可以不依赖于基础的变化，它对于社会主义的进化是必要的。不像苏联党所强调的那样，毛主义者并不认为社会关系要随着生产力发展的变化而改变，而是强调甚至在经济达到高度成熟的水平之前就要在人民当中建立起社会主义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关系应当表现在群众的直接参与作用，以及缩小各类工人之间、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差别。同时还大力强调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即铲除资本主义的倾向和培育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

跟布尔什维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已经对这种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根本上进行了批判。罗莎·卢森堡从原则上反对一种集中制的党组织和党的绝对领导的思想，认为这会束缚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跟列宁处于对立地位时，也声称党有取代工人阶级之虞。孟什维克则采纳一种比较渐进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理论和策略视为一种早熟现象，并且认为革命变革只能通过以职工会为基础的社会党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实现。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社会里，国家所起的主宰作用可以看作是生产力落后和人民群众缺乏足够的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性的结果。从这种观点来看，布尔什维主义是唯意志论的，在政治上则是机会主义的。至于共产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以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统观点，则仍然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工人阶级取得和巩固政权的唯一正确的策略，虽然这种概念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受到欧洲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的批评。

（DSL）

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行政部分归一个人来统辖，它对国家的所有其他部分实行独裁的权力，并凌驾于社会之上。因此，波拿巴主义乃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论著中称之为“相对自治”的那种东西的极端表现（见“参考书目”③）。在马克思一生中所见到这种政治制度的主要例证，便是路易·波拿巴的制度。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第一的侄子，他在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成为拿破仑第三。这个事件使马克思写出了他的最重要、最光辉的历史著作之一——《雾月十八日》。至于恩格斯，他也相当注意俾斯麦在德国的统治，并且发现俾斯麦的制度跟波拿巴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拿巴主义是这样一种形势的产物，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阶级已经不能依靠立宪和议会的手段来维持其统治，而工人也同样不能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在拿破仑第三的第二帝国由于普法战争的失败而崩溃以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波拿巴主义“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4页）。同样地，恩格斯在《家庭的起源》一书中谈到国家一般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时说；“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6页）。这些论断都强调指出了波拿巴国家的高度独立性，但它的独裁的性质也是同样值得强调的。

波拿巴的国家的独立性及其作为斗争着的阶级的“表面中介人”的作用，并没有使它——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悬在空中”。马克思还说，路易·波拿巴“代表”法国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这可以理解为他指的是路易·波拿巴声称自己代表该阶级，并得到它的支持。然而，正如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的，路易·波拿巴还宣称他代表社会上一切阶级。事实上，波拿巴国家的真正任务是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并使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成为可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论述波拿巴主义类型的国家的著作中，还突出了这样一个重要概念，即国家在什么程度上代表了那些实际上管理着国家的人们的利益。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谈到：“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1页）。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所承认的那样，波拿巴的国家并没有阻塞法国的一切毛孔；因为，——马克思在那里写到，——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4页）。但这种论断并不背离这样一种观点，即半独立的波拿巴国家试图为其本身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服务。

（RM）

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表述是：“大资本家阶级，现在他们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几乎是一切生活资料以及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要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的独占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1页）；还有，“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并且掌握国家机器和文化成果的阶级（参看条目），它跟工人阶级互相对立，互相冲突。然而在现代社会的这“两大阶级”之间，还有“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马克思还称之为中间等级。

过去一百年来，对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分离的程度（即两极分化），以及关于它们之间的阶级冲突的强度。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非常重视新生的中间阶级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政治自由化所起的社会和政治作用；另一些人则强调中间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并且认为政治斗争在性质上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另一个大问题是关于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本质和作用。特别是，一方面随着股份公司的大规模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所进行的干预，经理和国家高级官员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像“经理革命”的鼓吹者所说的那样并入了“大资本家”的行列或是取代了他们，从而成为社会的统治集团？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情况所进行的分析结果也迥然不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普兰查斯（见“参考书目”③）从分析资产阶级的定义着手。他对资产阶级下的定义不是以财产所有权这种法律范畴为依据，而是以“经济所有权”（指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实际管理）和“支配权”（指运用生产资料的能力）为依据。根据这些标准，经理是由于他们行使资本的职能而属于资产阶级，而不论他们在法律上是否是资本的所有者。这种分析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容易推断出在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理和党的官员这一统治集团也是资产阶级，这样的话，资产阶级这个术语也就失去任何精确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含义。在对待高级官员（以及一般的国家官员）方面，普兰查斯则是按照他们同国家机器的关系归为一类，而不太注意这一事实，即国家在生产中作用的提高而使一些官员的职能转化为经济管理的职能。

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现象所作的分析（主要是希法亭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所作的研究）则大不相同，他们把股份公司的增长和国家经济活动的急剧扩大看作是资本主义一个主要变化，认为它推动资本主义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向前发展。但据希法亭看来，这种渐进的经济社会化，只有通过把政权从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并且把由大公司所组织和计划的经济转变为由民主国家计划和管理的经济，才能完成。近来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则同这种概念相去甚远， 奥菲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新形式的缩减已不再跟从经济上划分的阶级关系直接联系”；“关于统治阶级从结构上形成特权利益的说法这种老框框”；应当被对制度问题的处理进行分析这一新的准则所代替，而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已经成为超越各种特殊利益的、绝不可偏离的一个目标”（见“参考书目”②）。属于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批判理论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们所集中强调的是官僚和技术的统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统治。

那些强调生产资料的法律上的所有制仍然具有重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新近的发展进行了迥然不同的分析。例如，曼德尔（见“参考书目”①）透过多国公司和银行（参看条目）的活动来对资本主义的国际集中化现象进行分析，认为一种新的、跨国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有可能伴随着这种现象而出现。他接着考虑了国际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几种可能的表现，其中包括在西欧建立起一个跨国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这种国家已经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形成轮廓。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在1945年后的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形成了一个国际资产阶级。人们比较普遍地认为，在大股份公司中法定所有权与经济所有权之间存在部分脱节的现象，然而“形式上的法定所有权一般仍然是经济所有权的必要条件”（见“参考书目”⑤）；或者，换句话说，“所有权跟管理权脱节”的程度被大大地夸张了，实际上“有产阶级”仍然在主宰着经济。（见“参考书目”④）

（TBB）

1898年2月10日生于奥格斯堡，1956年8月14日在柏林逝世。

布莱希特是剧作家、诗人和戏剧理论家，从他的创作生涯一开始，他就是一位热情奔放、富于创造的“被诅咒的诗人”，他喜欢写美国的事情（见《关于可怜的B．B．》、《太阳神》、《城市丛林》等作品），并且试图把德国剧坛从感伤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泛滥中解救出来。

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危机给布莱希特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在1928年下决心去创造一种“科学时代的戏剧”。他认为，超然冷漠、引人入胜而又发人深思的脚本、编导和表演，能够刻画出当代社会的矛盾；在这个社会中，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一个人什么也不是”——剧本《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主题），而只有通过新的方法来进行思考、组织并产生效率，也就是当“人帮助人”的时候（《巴登学艺》一剧的主题），才能够使被资本主义的盲目自我追求弄得野蛮不堪的生活焕然一新。

博学多才而又对世事抱质疑态度的布莱希特，不仅持有上述的道德观念，而且还通过终生学习马克思的著作以及列宁的某些著作来丰富他的思想。在为《畜栏里的圣琼》一剧的创作做准备时，他发现了《资本论》，他在1926年10月曾向E.豪普特曼(他的许多合作者之一)提到他“一定要把它全部弄懂。”20年后，他把《共产党宣言》誉为“跟卢克莱修的《论物性》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是论述资产阶级的条件违背天理人情的一部享有盛誉的佳作”（见“参考书目”⑩，第47、134页）。

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德国共产党的科学主张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受一些被他视为朋友知交的知识分子导师的影响，在这些人当中主要有弗里茨·斯特恩堡、科尔施和本杰明。布莱希特反对阿多尔诺的辩证法，认为他不是plumpe(唯物主义的)，他把法兰克福学派这一集团讽刺为迎合资产阶级时代的知识分子（见Tui—Roman，《杜兰朵》）。布莱希特也不接受卢卡奇的在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这种理论不符合辩证法并倾向于压制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见《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的广度和多样性》一文），他还对卢卡奇在文学上和政治上行使莫斯科所赋予的权利表示嫌恶。

布莱希特本人在苏联没有什么影响。他在那里的一些志同道合的艺术思想家，诸如他的朋友谢尔盖·特列齐雅柯夫和导演V.迈尔霍尔德都被镇压了。在他活着的时候，只有《三分钱歌剧》这部作品在那里上演过。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布莱希特从德国悄然流亡，他曾希望最后能在百老汇的商业舞台上获得成功，然而，他既不去讨好那些后台老板，又没有让美国的左派人士感到他有奇货可居。在圣莫尼卡和纽约的那些年代（1941—1947），曾促使他的创作方法审时忖势地进行滑行，而同时他的作品的感染力只是从夹缝中得到提高。回到欧洲以后，他依靠自己的公司——柏林剧团（由他的妻子、大演员海伦·威格尔领导）来促进戏剧和创作方法的发展。50年代期间，该团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波兰等国所进行的巡回演出，给戏剧的实践带来肯定的效果。

布莱希特立志要当后资本主义和后主观主义戏剧界的马克思。他用来阐明自己的实践的秘方，也就是“史诗的”（后来又称为“辩证法的”）戏剧观念和在表演、导演、创作上的“间离”创造性技巧，这两者都成为当代美学研究中的必读材料。但是，布丁好坏，一尝便知。象《母亲》、《措施》、《大胆妈妈》、《阿图罗·魏的发迹》、《高加索灰栏记》以及《伽利略传》等剧作，都包含有内在的效果，当它们把观众陶醉在剧情中的同时，却使他们获得辩证地看待客观现实的教益。

（LB）

1888年9月27日生于莫斯科，1938年3月13或14在莫斯科被处决。

布哈林出身于一个教师家庭，190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在莫斯科三次被捕后，他于1911年逃亡国外，住在维也纳，在那里对奥地利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学说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见“参考书目”②）。1914年，他从奥地利被驱逐到瑞士，在那里参加了1915年2月在伯尔尼举行的布尔什维克的反战会议。在这时期，他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跟列宁发生冲突，原因是列宁支持民族自决权。然而，列宁却在1915年为布哈林的《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一书撰写了一篇推崇性的序言，布哈林在该书中断言资本主义的国内竞争正不断地被“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斗争所代替。1916年，布哈林写了若干篇文章，这些文章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过渡性的无产阶级国家，但却主张“原则上对国家采取敌对态度”，同时谴责“帝国主义的强盗国家”，认为这些国家必须摧毁。这些思想起初遭到列宁的反对，可是次年却反映在列宁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中。

在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侨居一段时间后，布哈林在1917年5月回到莫斯科，那是在二月革命以后。他在十月革命发生的三个月以前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直到1934年都是正式的中央委员，而从1934年到1937年则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布哈林从1917年12月到1929年4月一直担任党报《真理报》的主编。1918年，他成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袖，反对跟德国人签定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并号召进行一场革命战争。1920—1921年在关于职工会的作用的党内辩论中，布哈林主张把职工会并入国家机器。1921年，在容许苏维埃俄国内部开展自由贸易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布哈林对他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清理。从1922年末开始，他主张采取一种使俄国“长入资本主义”的渐进战略。他最先设想了“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而这种理论却在1924年12月由斯大林首先宣布出来，从而斯大林成为这种理论的最先的思想倡导者。布哈林还主张对农民作出让步，主张扩大并平衡农民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之间的交换。

1928—1929年，斯大林放弃了这种政策，采取一种靠提高农民的“贡税”来大大地加速工业化的政策，于是布哈林起来反对他。1929年，布哈林被公开攻击为离经叛道者，并被撤去《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和他从1926年来就一直担任的共产国际的工作，接着又被清除出政治局。

从1934到1937年，布哈林任《消息报》的编辑。1935年，他在起草苏联的新宪法（1936年通过）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37年他被开除出党。一年以后，在莫斯科的第三次大审判中，他以间谍和判国罪被判处死刑。他至今没有得到平反，虽然在呼吁为他平反的人们当中包括西欧共产党中的一些领导人。这些党在近年来对他的思想予以关注（苏共中央已于1988年2月4日为他平反——译者注）。

（MJ）

官僚机构问题从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是凭他对摩塞尔地区饥馑时期国家行政机构运转失灵的亲身体会，形成了他的有关官僚机构的理论（参看他在1843年1月17、18、19日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官僚机构这一概念，是他从存在于掌握权力的机构和从属于这些机构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官僚主义关系中引申出来的。他把这种关系称为一种主宰着决策者本身的主要的社会关系。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一个官僚主义国家的行政机构，即使是怀着最善良的意图、最充分的人性以及最大的智慧来行事，除了使日常生活中被称为官僚主义这种现象一再重现之外，是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实际任务的。这些机构是根据它们自己的特殊利益来行事的，然而它们却把这些利益作为公共的或大家的利益来代表并强加给社会：“官僚机构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的实质，这是它的。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2页）。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官僚机构所进行的最初的批判是很激进的，但是他们对官僚机构的真正作用的估价决没有摆脱种种设想，而这些设想并没有被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历史经验所证实。马克思无论在他的早期或晚期的著作中，都把官僚机构局限为国家的行政管理，并且认为生活（指生产和消费）始于权力消失之时。例如，在《雾月十八日》第7章中，他把法官的行政权力描绘为“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一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而其效果则是：“每一种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个最高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从社会成员自己行动的范围中划分出来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他并且得出结论说：“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1—692页）。然而，从上世纪中叶以来，一种具有官僚主义性质的管理方式日益在经济中产生影响，特别是在大工业企业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想象到工厂中的白领职工现在已经成为跟国家管理机关具有同等重要作用的社会关系的体现者。他们当时在写到工业中职员和经理的日益增长的作用时，仅仅把它作为一个单纯的、经验性的事实来看待（“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资本论》第3卷，第43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他们的另一个大错误是跟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没有考虑到即使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后，官僚主义的结构也还会继续存在、不断重现并且逐步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某些思想甚至为东欧国家的国家管理的辩护学说开辟了道路。例如，他们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经济会象一个大企业那样进行运转，而权威的原则无论如何必须加以维持（见恩格斯的《论权威》）。他们的关于由自由生产者组成社会的概念，跟他们关于官僚机构的早期观点只发生支离破碎的联系。

在今天，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带有以上两种错误的痕迹。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方社会里，官僚主义化的过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继续着，并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在商业企业中，管理的权力扩大了，而国家行政机构对经济决定的影响作用也大大地加强了。与此同时，工会和政党的领导变得越来越官僚主义化。对于这些过程，马克思主义未能及时地或是有效地做出反应。因此，对于这些变化进行分析，便主要留给其他学派的社会科学家去做了（从麦克斯·维贝尔和米歇尔斯开始，参看条目）。

这一切对马克思主义起了双重的不良影响作用。一方面，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依然保留着一种不合时宜的、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并没有考虑到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日益重要的意义。这种倾向是欧洲共产主义潮流（参看条目）的严重障碍，因为它阻碍了对西方现存力量对比关系展开现实主义的、批判性的社会主义分析。另一方面，在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方针（即社会民主）中，这种情况则有利于一股官僚主义的而不是反官僚主义的潮流的兴起。工业官僚主义的主要口号乃是“参与制”（即西德的Mitbestimmungsrecht——参与决定权），它实际上确保对各种工人运动实行几乎是完全的控制。

在东方，首先是俄国，新型的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在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东方大教派”的一种成果而出现的。但这种结构主要仍然具有反资本主义而不是反官僚主义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类结构扩展到中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并没有导致官僚机构的减少，事实上官僚机构甚至大有增加。这样，尽管议会对国家行政机构的控制被取消了，尽管资本家对企业管理的控制也被取消了，但是却没有以非官僚主义的社会控制的新形式来代替它们。

跟这种国家管理的模式相对立的，是南斯拉夫在1949年后所提出的自我管理的理论及其实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理论也具有一种卫道的性质，它捍卫着这样一种实践，在这种实践中，自治机构大都是在形式上起作用，而官僚主义机关才起着一种主宰的作用。因此，可以断言，要使马克思主义想在西方和东方复兴，其主要条件之一就是立即对官僚主义进行切中要害、卓有成效的批判(参看；条目)

(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