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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指出，“工人贵族”用语“似乎从19世纪中期以来就已使用，至少已用来描述工人阶级某种特殊的上层”（见“参考书目” ②,第27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一篇政治述评（1850年10月）中指出，宪章运动已分裂成两派，一派是革命者，“生活在真正无产者条件下的工人群众是属于”这一派的；另一派是改良主义者，它包括“小资产者和工人贵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9页）。以后列宁也把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同工人贵族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他在第一世界大战期间写的著作中，证明“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和工人贵族……）以及……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就是这种倾向的主要社会支柱……”（《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66-167页）。麦克期·阿德勒在研究工人阶级同法西主义关系中（见“参考书目” ①），把工人贵族归结为“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权阶层”，它“已经把自己从无产阶级的其他成员中深深地分离出来”，对保守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负有责任。阿德勒的分析最后把工人贵族概念同“资产阶级化”的概念（恩格斯在19世纪80到90年代的书信中已经使用这一概念）联结在一起，从而指出了当前争论的要点。霍布斯鲍姆断言（见“参考书目” ②），19世纪末英国工人贵族约占工人阶级的15%，他进一步考察20世纪的变化，特别提到了白领工人和技术工人这一“新工人贵族”。这表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跟工人阶级地位较为普遍的变化和新中间阶级的增长相形之下，工人贵族也就成为一种不那么重要的现象。

（TBB）

劳动力就是从事增加商品价值的有用劳动的能力。工人出卖给资本家换取货币工资的就是劳动力。劳动力同劳动是有区别的，劳动是人类生产力为改变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增加商品的价值的实际使用。劳动产品能作为商品买卖。但是，要对劳动本身即生产活动的买卖这一概念赋以确切的含义，却是不可能的。不能出卖劳动产品的劳动者必然出卖劳动力，并同意从购买者的利益出发和在购买者的指挥上消耗其劳动，以换取一定的货币量即工资。

劳动力范畴是在用劳动价值论解释余价值源泉中提出来的。资本家支付货币购买商品，然后又出售商品换得比他支付的货币更多的货币。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经常不断地出现，只是由于存在某种在使用时能够增加商品的价值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这样一种商品，而且是唯一的这样一种商品；因为在购买和使用劳动力中，资本家榨取了劳动，而劳动就是价值的源泉。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来看，剩余价值的源泉在于资本家付给劳动力的价值，小于他们所榨取的由劳动加到商品上去的价值。对剩余价值的其他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资本家按低于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或者按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但是这只能解释个别剩余价值，而不能解释整个生产体系的剩余价值，因为用这种方法获得的价值肯定是其他一些商品生产者失去的价值。

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前提条件就是“自由”劳动者阶级的出现：首先，他们有“自由”处置自己劳动力的合法权力，以在交换这一限定的阶段中同潜在的购买者谈判；其次，他们同样也享有不掌握或支配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自由”。因此，劳动力现象要求消除奴隶制和农奴制，消除对人们在交换中处置自己劳动力权力的一切限制。它也要求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这样他们就不可能生产和出售他们的劳动产品，从而迫使他们为了生计而出卖劳动力。

尽管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表现为市场上的一种商品，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同其他商品不同的特点，并引起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些重要矛盾。首先，尽管劳动力表现为市场上出售的一种商品，但是这一商品的生产却同其他商品不一样。劳动力的生产是工人作为人的生物上和社会上的再生产。这一复杂的再生产过程涉及在总体上和资本主义关系或商品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例如，在极为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是由不拿工资的家务劳动再生产出来的；在较不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常常是由残存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出来的。这些过程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观念形态；纯粹的资本主义关系的逻辑不可能完全地和自行地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

其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它创造价值的能力。劳动力同其它商品不一样，为了使用劳动力，购买者即资本家必然同出售者即工人之间建立一整套全新的关系。从劳动力中榨取劳动，引起了购买者和出售者之间超出通常谈判商品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工资）范围的附加的斗争条款；引起了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上的斗争。这些对抗阶级的斗争，本质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上的和政治上的问题。

最后，劳动力的出售使得工人同他或她自己的生产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转到了资本家手中）相异化，同对劳动产品的控制相异化。在劳动力商品出现后，商品形式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再现为工人同他或她的劳动和产品的异化。

尽管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在对价值理论的有条理的阐述上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能解决“劳动的价值”这一概念所固有的混乱，在有些场合“劳动的价值”指的是工资，在其他一些场合指的却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马克思通过把劳动概念分解为劳动、劳动力这一对概念，消除了这种混乱。这就使我们明白，出卖劳动力来换取资本家的工资这种交易，发生在生产之前，发生在产品中价值的出现之前；这也使我们明白了资本主义生产占有剩余价值的确切机制。马克思把区分劳动和劳动力的这一发现，看作是他对经济科学作出的最重要的积极的贡献。

（DF）

在最简单的意义上，劳动过程就是劳动据以物化或对象化在使用价值中的过程。在这里，劳动就是从事劳动的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自然界的要素由此而按照一定的目的被有意识地改变了。因此，劳动过程的要素有三方面：第一，劳动本身，即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第二，劳动所作用的对象；第三，用于从事劳动过程的资料。通常由先前的劳动过程所提供的那些劳动对象被称为“原料”。劳动资料既包括基础结构或同劳动过程间接相关的要素（渠道，道路等等），也包括如工具这样的劳动借以影响劳动对象的直接要素。它们总是以前劳动过程的结果，它们的特点既同劳动发展的程度有关，也同劳动在其中完成的社会关系有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一起被称作“生产资料”。由于劳动的作用而改变了劳动对象，这就是使用价值的创造；我们同样可以说，劳动已对象化了。由于生产资料就是劳动过程所消费的使用价值，因此，这一过程就是“生产消费”过程。由于使用价值由此而被生产出来，因此，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看，所完成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

劳动过程是人类生存的条件，这对所有的人类社会形式都是共同的：人们一方面依靠他们的劳动这一主动要素，另一方面也依靠自然的、无生命的世界这一被动要素。但是，为了理解劳动过程中不同参与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对劳动过程在其中发生的社会关系作一考察。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也购买劳动力。然后，资本家是通过使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在他们的劳动中消费生产资料而“消费”劳动力的。这种劳动是在资本家监督、指挥和控制下完成的，所生产的产品是资本家的财富，而不是直接生产者的财富。劳动过程只是资本家已购买的物和物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的产品就属于资本家。

这些产品对资本家具有使用价值，只是因为它们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目的就是生产在价值上超过生产过程中消费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价值的商品。因此，这种生产过程既是创造使用价值的的劳动过程，也是创造价值的增殖过程；增殖过程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存在着差额。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关键，就是把劳动力的价值同劳动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增殖的价值区别开来。只有后者超过前者，剩余价值才可能创造出来。再者，资本控制了劳动力，这是由于人们在历史上同生产资料分离开了，因此人们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工资，只能进行工资交易。而资本家控制劳动，这是因为劳动力的使用是在资本家监督下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阶级被迫完成比维持他自己生存所必需的更多的劳动。因而资本是一种强制的社会关系。

劳动过程涉及的是生产的质的运动，是具有一定目的和内容的、生产某种特殊产品的过程。从量的观点来看，价值创造过程把这一过程中的所有因素都看作是一定量的对象化的劳动，对象化的劳动以一般等价物为单位，按照社会必要的持续时间加以衡量。任何商品生产过程都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统一。一旦价值创造过程超过一定点继续下去，我们就有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形式，或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即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在现代许多论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中，在用语上存在着某些不准确之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往往被确定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而不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坚持区分这两个过程，对于坚持为人熟悉的马克思主义使用价值和价值过程的两重性是重要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具有类似的双重特点。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生产资料是用于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资料，工人在实体上同生产资料发生联系，生产资料成为劳动活动对象化在产品中的本质要素。然而，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看，生产资料就是用于吸收劳动的资料。在工人消费作为生产活动物质要素的生产资料（劳动过程）的同时，生产资料也消费劳动，以使价值得到增殖（增殖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一旦资本家的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就立即转化为资本家对其他人的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即有私人财产权证明为正当的、并最终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强制力量维护的所有权。已经对象化的劳动或死劳动和运动中的劳动力或活劳动之间关系的这种颠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反映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就是对以生产资料价值为一方和以他们所拥有的自行增殖的财产即资本为另一方的混淆。这样一来，就把生产资料看作是具有生产能力的，而实际上只有劳动才能够生产出东西来。（为了进一步理解这种颠倒的观念形态，参看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条目。）

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使用工人而不是相反情况的这一阐述，强调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马克思（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区分了他称作的“劳动对资本从属”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同前资本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历史这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阶段相适应。第一种形式出现于资本主义从以前的生产方式产生的过程中，它涉及的纯粹是榨取剩余价值方式上的转化。为了描述这种在迄今为止劳动得以完成的同样的生产技术基础（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上劳动从属于资本的过程，马克思把这称作“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所有的个人之间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封建城市中行会生产和封建乡村中农民生产的特征都在现金交易中瓦解了；由此，不同的商品（劳动条件商品和劳动力商品）所有者相互之间只是一种以买卖为基础的关系，只是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相互对立的关系。由于这种“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并没有改变劳动过程本身，因此榨取剩余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延长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作目的长度。马克思认为，形式从属是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在英国它存在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最后30年，在这一时期，劳动过程最初以协作为特征，后来又以工场手工业为特征。但是，随着机器和大工业的出现，劳动过程本身不断地发生转化，或者说发生了追求生产率提高的革命化。机器成为劳动过程的主动因素，它把连续的、统一的和重复的任务强加给劳动，并使强制的严格的工厂纪律成为必需。科学知识作为机器使用的必然的伴随物，创造了一种新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等级制度，先前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分工被消灭了。马克思把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及其生产称作“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并把它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联系在一起。英国进行“产业革命”之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不断地转化为追求价值积累的劳动过程，一般地说，这标明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成熟的生产方式。

在马克思论述这个问题的著述之后，大约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几乎没再作过分析。部分的原因或许是因为马克思的分析极为成功。马克思逝世以后，工厂生产的发展似乎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著述。尽管有萧条、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等等，但是，在追求生产力增长中对科学的利用，还是引起了资本主义极其巨大的增长；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把先进资本主义的技术看作是劳动过程的必然的组织形式，而不论社会生产关系为何。这就是说，技术被看作是中性的，而它的独裁主义和等级制度的本质则被看作是占优势的生产关系的机能。这同一种不同的观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把历史解释成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技术的发展被看作是一种平稳的、直线的前进过程，它决定了特定的时间点上的合适的生产关系。技术而不是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的动力。列宁在热情地把弗雷德里克·温·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作为苏联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时，极大地推进了这两种观点。1918年列宁对泰罗制的评论就是：

“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在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0—171页。）

这种策略对苏维埃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起了步人后尘的影响作用，因为苏维埃的劳动过程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对手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回顾起来或许并不令人惊讶，1929年到1932年苏维埃工业化就是依靠大规模引进资本主义技术，然后再对这些技术进行模仿；在复制接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创新的任何事物方面，苏联始终存在着难题。如果要想说明技术是如何地由阶级关系决定而不是适得其反的话，那么这倒是一个十分清楚而又有争议的事例。

历史上“技术主义”概念在西方所产生的主要后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对正在变化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分析变得停滞不前了，从而使各式各样的后资本主义或后工业的社会学应运而生，这些社会学为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更是如此。但是，从60年代末以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力逐渐转到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重新发现上来，这成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分析复兴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布拉维尔曼著作的出版（见“参考书目” ③），证明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程和阶级结构演变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见“参考书目” ⑥中的某些例子）。布拉维尔曼的分析结构围绕着作为资本主义根本动力的资本积累，恢复了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扩大和劳动贬黜同时发生的理论。关于前者，布拉维尔曼的分析涉及垄断资本主义，他强调垄断资本主义中管理和机械化的发展所具有的特别的重要性。寡头大公司的出现、市场结构的变化和国家经济活动的发展，综合成这样一种分析思路，即证明资本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布拉维尔曼特别强调劳动后备军的特征和构成的变化。强调性别上分工的重要性，以及强调在办公室工作和劳务产业的劳动过程和职业上的变化。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对劳动的贬黜，特别是对手艺劳动的贬黜，因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结构不断关心的是使劳动变得低廉，关心的是通过排除有碍于资本实现其重新组织生产的企图的一切技能和知识来保证对劳动过程实行有效的控制。布拉维尔曼认为，这后者构成了通过对手艺技能的贬黜而形成劳动对资本实际从属的一般趋势。

对布拉维尔曼著作的批判（见“参考书目” ④，该书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目录）大体上集中在：他试图把现代工人阶级看作是一个“自在”阶级，而不是一个“自为”阶级，从而避开了对工人阶级意识、组织和活动进行全面的分析。人们认为他的这种方法使工人阶级仅仅成了资本的对象，即被动地适应着增殖动态的变化，这就忽视了在生产的一定点上阶级斗争是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发展的关键的方法（见“参考书目” ⑦）。此外，还可以认为布拉维尔曼的分析表明资本家的控制和统治完全和全部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进行的，而没有考虑到政治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的意义；如果把生产内部的阶级关系看作是经常地对资本产生疑难的关系，那么，就可以把政治机构和过程看作是能使这些关系保障资本安然无恙的东西。

尽管布拉维尔曼著作中的工人阶级不论在生产过程内部还是在生产过程之外都具有被动性（或许这部分是由美国的特殊条件决定的，见“参考书目” ①,第2章），但是，他的著作对于使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注意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来说，以及为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中心论题提供了焦点和参照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SM）

1843年7月2日生于卡西诺，1904年2月12日在罗马逝世。

拉布里奥拉在拿不勒斯大学学习哲学之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1874年在罗马谋得哲学教授职位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拿不勒斯。最初他受黑格尔主义，后来又受赫尔巴特联想主义心理学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欧洲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教授”。他最著名的英文著作是《唯物史观论文集》（1896年），这是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四卷本的开头两卷（最后一卷是在他逝世后，于1925年发表的）。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和重实效的，即使在他后期的著作中，他也拒绝把他全部观念放进一个囊括一切的思想命题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巨大价值就是，它克服了抽象的历史“因素”理论：“由于产生了对一般社会科学的需要，阐述历史事实的各种分析学科就结束了，这种一般社会科学把不同的历史过程统一在一起。唯物主义理论就是这种统一性的顶点。”但是，这种统一起来的原理必须用灵活的方法加以解释：“决定其余一切的、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并不是这样一种简单的机制，即从这种机制中产生的制度、法律、习惯、思想、感情和意识形态是自动的和机械的结果。在这一基础结构和其余一切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往往是微妙的和曲折的派生和中介的过程，它并不总是能被揭示出来的”（见“参考书目” ①，第149、152页）。拉布里奥拉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了最初是工团主义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他对他的学生贝奈戴托·柯罗齐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1895年到1899年间，柯罗齐发表了一些论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论文。

（TBB）

1842年1月15日生于古巴的圣地亚哥，1911年11月26日在巴黎逝世。

拉法格的家世极为混杂，他在法国学习医学，但不久就参与了左翼政治运动，起先受到蒲鲁东思想的影响。1866年移居伦敦后，成为马克思家庭的知己，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并同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结婚。1880年以后长期住在巴黎，不久他成为法国工人党的主要鼓动家，在工人运动中努力不懈地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一直同恩格斯保持密切联系。他是最多才多艺和最吸引人的、虽然不是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他是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反教权者；妇女权利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他也研究经济问题。1883年他在监狱中写了一部最受欢迎的著作《懒惰权》，在这部著作中，他用一些荒诞的夸张手法来论证工人应当更加闲逸，他是最先研究这一问题的人。他曾生活在殖民地的这一背景，有助于他对人类学和民族学新领域的兴趣。他最辉煌的著作《所有制的演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一部才华横溢的著作。

（VGK）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农业地租的理论可以在《资本论》第3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主要在第Ⅱ册）中发现。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正是这一出发点，使他的理论同其他几乎所有人的理论区别开来）就是，地租是同土地有关的阶级关系的经济形式。因此，地租不是土地的属性，尽管它受到土地的不同的质量和效力的影响，地租是社会关系的属性。

马克思把地租区分为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包括两种类型。土地在肥力和位置上的差别，使农业部门内部等量资本取得不同的成果。这些差别就是级差地租第一种类型即级差地租Ⅰ的基础。当不同量的资本运用在土地上，它们再次获得不同的报酬。然而，同一般工业部门不同，比正常资本多获得的超额利润并不会自然地加给个别资本家。其中一部分可能作为地租被占有，这就是级差地租第二种类型，即级差地租Ⅱ。马克思的结论就是，在农业部门内，资本投入土地的程度受到地权的阻碍，农业的集约发展受到阻挠。在这一部门内，资本家的能力和追求超额利润的动机由于地租可能被占有而受到抑制。

级差地租涉及的是农业部门内部资本之间的竞争；绝对地租则来源于形成价值和生产价格的经济部门之间的竞争。资本流入农业时，资本或者是为了级差地租Ⅱ而集约地投入的，或者是投在新的土地上。在后一种情况中，在存在地权时就必须支付绝对地租，地权的存在不允许无偿地使用土地。但是，这种地租在量上并不是没有限度的。马克思证明，它至多等于产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差额，由于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所以这一差额就是一个剩余价值正值。

随着对都市危机中地权作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目前对地租理论兴趣有所恢复。由此而出现的论著大都反对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并用垄断地租来代替绝对地租；在垄断地租情况下，地租超过生产价格的水平是没有限度的。此外，也没有理由认为农业的有机构成就是较低。法恩认为（见“参考书目” ⑤）这是马克思理论的一种误解，他证明绝对地租的限度是由于在向新的土地扩展中选择集约发展而产生的。鲍尔认为（见“参考书目” ①）不可能存在一般的地租理论，然而，历史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和土地这种特殊关系，应当作为理论的基础。此外，决不能把资本有机构成同资本价值构成相混淆。马克思的绝对地租是从阻碍农业内部集约积累的分析中得出的，这是同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而不是同较低的价值构成相联系的。默里则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见“参考书目” ⑨），他在支持马克思命题时，证明这些命题对地产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此，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存在及其作用可以设想为同地产的形式无关。

必须承认，对马克思分析的不同解释和突破，部分地是马克思的分析在准备上相当差的结果，这无论在《资本论》第3卷还是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都是这样。所呈现的材料常常是假设的价格表格和级差地租表格的记录。法恩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价格和地租不可能从假定的资本、劳动和土地之间的生产的技术关系中得出。它要以在价值决定上正常的资本和正常的地租所构成的东西为基础，这两者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关系必须加以分析。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也考察了前资本主义地租的发展。他把封建地租划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地租形成一个逻辑顺序。它们就是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这三种地租同封建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相联系，例如，最后的货币地租就是以商品生产的一定增长为前提的，是用获得的货币以现金方式支付地租。然而，尽管存在商品生产，但生产方式仍然是封建的。就个人积累而言，马克思这里的分析同对现代不发达的分析有关，因为封建的货币地租形式还存留于和资本相对立的前资本主义社会。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地租问题的观点，并批判了其它著述者。例如，李嘉图除了任何经济部门都能取得的垄断地租概念外，就只有级差地租这一概念。对李嘉图来说，地租正是土地的一种属性，即自然的属性，而所有的地产决定了谁应该获得它。斯密在他所赞成的构成价格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价格是由互不相关的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部分构成的）的范围内，承认绝对地租的可能性。但是构成价格理论本身是不连贯的，因为这三种收入形式不可能是无不相关地决定的，因此，它们受到纯产品量的限制。通过对这些及其他著述者的批判，马克思试图证明，只有通过对资本和土地的社会关系的考察，才可能对地租作出准确理解。同一般的工业部门相比较，这是一种由于利用土地这一条件而被歪曲了的价值关系。因此，剩余价值以各种地租形式被占有（地租形式只可能在分析上加以区分），不管地租的水平是什么，地权影响了那些对生产资料土地特别敏感的工业的发展。

（BF）

1825年4月11日生于布勒斯劳，1864年8月31日在日内瓦逝世。

拉萨尔是社会主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的儿子。他在柏林攻读哲学，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分子和革新主义者。1848年革命期间，同马克思和《新莱茵报》发生了联系。他曾被捕，1849年5月经审讯被宣判无罪。1858年出版了一部按黑格尔方式论述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庞大著作，1861年出版了另一部论法律和法的观念演化的著作。1859年他发表了一个论意大利战争的小册子，从而又关心起国家大事来；19世纪60年代初在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国会之间爆发一场宪政危机时，他更显得活跃了。1863年，他组织了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全德工人联合会，并把该党的所有权力集中在他自己的手中。

比马克思年轻7岁的拉萨尔，总显示出对马克思的极其尊重，在金钱上和出版事务上帮助马克思，敦促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的写作。1862年在伦敦对马克思的一次拜访中，还提出了跟他合办一家报纸的建议。马克思——更不用说恩格斯了—根本没有回报这种好意。他们不喜欢拉萨尔的过度自负、侈奢放荡的生活方式和浮夸的煽动，他们也不信任他的思想。他的混杂的著作极少赢得他们的赞许；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似乎向他们证明了他对这一问题极为无知，就象是从马克思那儿剽窃来的一样。但他们对他的早死还是表示震惊，他的死是由爱情上挫折而引起的愚蠢的决斗的结果。

他们极其强烈地反对拉萨尔最后几年的政治策略。拉萨尔认为德国资产阶级无能力进行严肃的革命斗争，同时还由于他的浓重的德国国家主义的思想，他撤回了对自由党人的支持，而同俾斯麦进行谈判，徒劳地希望通过俾斯麦和君主政体来实现他在“公开信”即1863年2月宣言中提出的工人运动所面临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目标是实现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以使国家民主化；另一个目标是使国家不再只是一个“守夜人”或警察（他曾指责这是自由放任的自由党人所想要的东西），而是要积极地参与社会变革，要对工人合作社发放信贷，以逐步实现经济上的社会化。

他的政党的缓慢发展使他十分恼怒，在柏林他是一筹莫展，但是，他利用四处游说的方法，使他成为一个有成效的普及者；他的组织和他的名字一样，在他死后仍然存在着。1875年，当这一政党同意和由较接近马克思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领导的对立团体联合时，马克思愤慨地发现，哥达会议上所采用的纲领包含着更多的是拉萨尔的思想，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对它作了详尽的批判，例如反对拉萨尔所赞同的所谓永恒的“铁的工资规律”，并指出拉萨尔只攻击资本家，而不攻击地主。直到1890年这一纲领才得到改变。恩格斯在1891年2月23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对拉萨尔作的最后总结是极为严厉的。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他继续作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始者而受到赞扬，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不久，他是获得树立纪念碑殊荣的社会主义英雄之一。

（VGK）

马克思主义常被看作同激进的革命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样，对法律抱有强烈的敌意，认为法律保护了财产、社会不平等和阶级统治，并认为在一个真正的人类合作的社会中，对法律的需要也就消失了。尽管马克思在大学一开始就是学习法律的，但他很快就对这门学科失去了兴趣，对法的理论、法的历史或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没作过任何系统的和持久的著述。在青年时代，他是一名左派青年黑格尔者和激进民主主义者（1842—1843），他赞成激进的黑格尔派的观点，认为“真正的”法律就是自由的系统化，是同人类活动“普遍”一致的内在规范的系统化。因此，它决不能作为一种高压统治的形式，从外部同人类相对立，试图把人类当作衣物一样加以限定。1844—1847年主要是在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进行哲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赞成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实际的、现存的法律是一种异化的形式，它把法的主体、法的责任、法的权力从具体的人类存在和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来，宣布形式上的法律平等和政治平等的同时，实际上却在容忍并促进了经济、宗教和社会的奴役，使市民社会中作为法的主体的人和作为政治市民的人同经济人分离开来。1845年以后，由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公布和制定，马克思阐述了法律本质上是一种附带现象，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观点、需要和利益，而这些东西则产生于构成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形式这一成熟观点，可以同他早期的两种观点调和在一起，事实上是把它们纳入其中了。在对法律的异化形式的批判中，他把法律看作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体系，而在对法律作为阶级统治的形式的批判中，则把法律看作是一整套由国家认可的命令，特别是恩格斯更是这样认为。所有这三种观点得出的结论就是，在人类真正的无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法律不再是一种同个人相对立的外在的强制力量。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马克思对革命以后的两个阶段作了区分：一个是，资产阶级习俗还没有消失，“资产阶级权力（法律）的狭隘限界”还不可能改变，每个人按照他的能力进行劳动，按照他的贡献取得报酬的阶段；另一个是，每个人按照他的能力作出贡献，按照他的需要获得报酬的这一最终阶段。恩格斯声言，在这一最终阶段，当私有制和阶级分裂已经消失时，国家和法律将消亡，因为这两者作为阶级统治的装置已失去存在的理由。

许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法律观点所作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讨论，都集中在有关唯物史观的比较一般的问题上，诸如法律和一般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从因果关系上或职能上加以理解，这种因果关系是否如恩格斯认为的应该考虑到上层建筑对基础的有限制的反作用（双重决定论），在社会中是否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结构，法律是否就是这样一种结构。批评者认为法律能决定经济生产的特点，并断言法的概念和法的现实（如所有制）都是马克思生产关系定义本身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们不可能再由生产关系来决定。捍卫者则试图证明，马克思使用“占有”和“所有制”这样的用语指的是作为法律的基础的事实，即使按决定论的观点，也仍然留下了这样的难题，即为什么有必要通过法律来保障在没有法律的时候已经获得和确定的权力呢？最近几年，一些马克思主义著述者，特别是苏联和苏联集团国家中的著述者，把法律当作一种物质力量，当作是不管什么社会都必然存在的某种形式，具有以阶级为基础的因素和具有影响着人类社会一般条件和需要的因素。

只有两位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家即卡尔·伦纳和叶·布·帕舒坎尼斯（1891—1937），在非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家中引起兴趣和得到尊敬。伦纳反对法律是附带现象的观点，坚持认为法的概念是对生产方式描述的组成部分；他集中论述了贯穿于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中的法的概念所具有的连续性和相对确定性。他证明法的规范是中性的和相对稳定的，是以在一系列社会中都能发现的人的关系和活动为基础的。但是，这类规范要以不同的方式同各种法律机构和法律制度结合在一起，根据它们在其中发挥职能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完成不同的社会职能。在一定意义上，不管是在什么社会中，财产规范必然指明谁应该对什么负责，这种规范在社会职能上正经历着根本的转变，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摧毁了原先以户为单位的那种私有制的特点，并赋予它们以公共的和社会的特点的结果。相反，叶·布·帕舒坎尼斯则从根本上把法律看作是一种商业化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资产阶级社会达到了最高点。在他看来，法律是以抽象的个人、法律当事人的平等和均等为基础的。它是在个人和法的替代物之间的契约模式上，看待所有的合法机构，其中包括家庭、刑法和国家。因此，法律在本质上不同于行政管理，后者强调的是责任，而不是权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强调的则是从属于共同的利益而不从属于形式上的平等，从属于社会技术规范而不从属于个人，从属于目的一致性而不从属于利益的对抗。而在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政策和计划将代替法律。

现在，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党统治的国家中，法学思想在发展中跟西方激进主义的观点发生根本的矛盾，后者日益强调法律的阶级本质，并且相信法律可以被自愿的、非正规的和参与制的程序所取代。苏维埃官方理论长期以来都把法律定义为由国家认可的规范总体，这些规范保证了有关生产方式的基础和性质，因此它有利于统治阶级。但是，赫鲁晓夫则声言，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结束，现在已经是全民国家的苏联，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地提高社会主义社会在管理上的、教育上的、意识形态上的法律的重要性。据说这是为了保证社会生活的稳定和可预测性，这是为了组织生产和保护个人及其权利。法律现在被看作是在社会所有制的条件下，指导社会的规则、必然性、公平的和有效的手段。象国家一样，法律被说成人类事务中的一种本质要素，在阶级社会的阶级利益中它被占有和扭曲；但在阶级消失时，法律并不会消亡，它还是社会中的一种非阶级的本质要素。

（EK）

合法马克思主义是由彼·别·司徒卢威、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尼·亚·别尔嘉也夫、谢·尼·布尔加柯夫和谢·柳·弗兰克等人发展起来的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一种批判性的和学究式的解释，在1894至1901年间曾在俄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它的主要偏见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优点（和缺陷）看作是一种启发式的方法和对历史发展的貌似有理的描述。它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强调资本主义现代化、西方化和文明化对当代俄国的意义。它的目的，正如司徒卢威所指出的，在于既向朋友们也向民粹主义对手们提出“对资本主义的辩护”。甚至表现出对资本主义进行袒护的程度。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动员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一般都避免主动地参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组织。他们在政治上的克制部分地产生于这一团体所具有的学究倾向，并由于俄国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合法出版物的强制性的管制而得到加强。1895至1896年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的大部分政治领袖和理论家被捕和被驱逐出境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运用的最重要的宣传者。通过他们的著作和他们的有影响的杂志（《新语》，1897年；《开端》，1898年），他们极为成功地取代了民粹主义，成为知识分子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潮。他们的杂志也为在监狱中、在流放中或在地下的“非法分子”的理论著作的出版提供了出路。

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仅对马克思的许多结论作了批判，而且也对马克思方法上的重要观点作了批判。在伯恩施坦的许多修正主义观点出现之前，司徒卢威的论断就比伯恩施坦更为彻底地揭示：资本主义大崩溃和无产阶级具有实现社会革命能力的理论，无论在方法论上和经验上都是有缺憾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同哲学唯物主义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他们不断地关注着社会主义所必需具有的伦理学基础。他们走向新唯心主义和康德的道德哲学。弗兰克、别尔嘉也夫和布尔加柯夫最终都成了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属于最先探讨和阐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发展和再生产公式的人们之列。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最先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在对资本主义危机阶段性的解释中，他强调了生产品产业和消费品产业发展的比例失调。

到1902年，司徒卢威已成为俄国第一家自由派杂志的主编，并在1903年领导他团体的其他成员加入自由派的雏型组织—解放社。从1901年以后，这一团体就受到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猛烈抨击，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断定，这个团体的发展是从理论上的和经济上的批判分析倒退到哲学上的折衷主义，进而倒退到修正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典型例子。

（NH）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笔名。1870年4月22日生于辛比尔斯克（现名乌里扬诺夫斯克），1924年1月21日在哥尔克逝世。

列宁毫无疑问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领袖和理论家；由于列宁强调由一个严密组织的政党来领导的阶级斗争的中心地位，使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有了新的活力。他详尽阐述了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这个革命将依靠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建立起来和维持下去。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他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党并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由他鼓动建立起来的第三国际，他的思想传遍全世界，为同社会民主主义相对立的现代共产主义的确立作出了贡献。

列宁出生在一个有学识的小康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持有自由主义（虽然是温和的）观点的中学视察员，他在列宁16岁时去世。次年，列宁在参加中学毕业考试时，他的哥哥亚力山大因参与行剌沙皇的阴谋而被处死。毋庸置疑，这些事件给年轻的列宁留下了创伤，但他的非凡的毅力使他以最高分数通过了考试，获准进入喀山大学。进喀山大学不久，列宁就因参加学生抗议集会而被开除；在这以后，他即全力参加革命活动，就和他还活着的弟弟和两个姐妹一样。

列宁第一部有重大价值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 ……》发表于1893年。这本书的目的是清除俄国民粹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观点—一直到1900年，这都是列宁著作的持续论题。他已经确立了在圣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中的领袖地位，在指导他们从纯粹的宣传转到对群众的经济鼓动上产生了影响。1895年12月被捕后，在监狱中继续写作，支持1896年的大罢工。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他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巨著，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理论作了最充分的论证。

1900年，列宁同在日内瓦的普列汉诺夫小组进行合作。他制定了创办一张全国性报纸（《火星报》）的计划，以明确表达对沙皇主义的不满，同时为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并将领导民主革命的有纪律的党奠定基础。在他的纲领性的著作《怎么办？》（1902年）中，他总结了自己对于党的目标的观点，以及在非法条件下所应采取的必要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些目标的看法。

在1905年革命中，列宁认为，从经济措施上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要比立法上的方案更为重要。因此，他强调了土地国有化措施的重要性，认为这一措施能使资产阶级从土地所有者中分化出来，能推动农村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能把贫苦农民吸收到无产阶级这一边来。（根据他1905年的主张，他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反对孟什维克把领导权让给自由党人的路线，参看《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为了对1914年战争的爆发和许多社会党领袖所采取的护国主义立场作出解释，列宁转到了由希法亭和布哈林作了阐述的垄断或金融资本主义理论上。他在1916年完成了具有论辩性的、最有影响和最有特点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新的和最后的阶段出现了，在这一阶段里，垄断取代了竞争，资本集中和社会阶级分化已达到顶点；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全世界经济上的领土已从属于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寄生性的剥削；经济垄断在政治的一致性和在对公民自由权的侵蚀上找到了它的补充；社会和国家都从属于金融资本的利益。列宁得出结论说，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已是好战的、寄生的、暴虐的和垂死的。然而，它使生产集中于托拉斯和卡特尔，使资本集中于银行，由此极大简化了使整个经济置于社会控制和社会所有之下的任务。它自身已创造了“社会主义的完备的物质基础”。

到1917年春，列宁的革命理论的所有因素都已联结在一起。世界战争和经济崩溃使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具有迫切性，野蛮状况不再有其他出路。军事官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将被人民民主组织即巴黎公社式的管理组织所取代，它的现代形式就是苏维埃。银行和托拉斯中简化了的管理结构，将使所有的人都能参加社会经济管理。在《国家与革命》（1917年）中，列宁详细阐述了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特性的自由主义者的观点。1917年10月，在占领了大部分主要城市和军事苏维埃之后，列宁激励布尔什维克党在相对不流血的行动中夺取政权。

1918年春以后，列宁的著作极大地改变了调子。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危机：城市的饥荒、交通和军队的崩溃、外国的干涉和内战。他的当务之急是保证最有效地动员政权和贫乏的资源、灌输严格的纪律和责任、坚持中央的权威。现在强调的是使党（和国家）组织的较低的责任上升到较高的责任，这是列宁考虑的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巴黎公社模式中的自我管理和非集中化，被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更严厉的形式所代替，列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由它的党来实行。这种吸收了阶级能量的政党—国家模式，通过列宁寄以信任的共产国际而被具体化了。他仍然相信，如果革命不迅速地扩大到欧洲，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就可能是脆弱的。

随着外国干涉和内战的结束，对布尔什维克建立起来的集中化的专制政权的怨恨产生了。1921年3月，列宁领导他的党进入新经济政策的战略退却，这一政策采取了农民自由贸易这一极为宽松的形式。然而，列宁同时也坚持党内应有更强的纪律性、禁止派别活动以及采取反对非党批评者的严厉路线。列宁设想，在社会主义成分能够有效地扩大之前，有一个漫长的混合经济阶段；他坚持认为，在这种情势下，有必要提高警惕和加强纪律。

直到1922年末和1923年，在他第二次突然生病被迫实际退隐之后写的最后著作中，他才有时间对俄国已经建立起来的东西加以思考。他苦恼的是国家机关继承了沙皇时代许多最坏的陋习，共产党员成为专横的、不称职的管理者，并逐渐地脱离人民。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一些人变得如此粗暴，他们应该被剥夺权力（1922年12月《给代表大会的信》）。而且这个机关膨胀起来，跟它所做的有用工作不成比例，列宁建议狠狠地压缩机关的规模。他对于在这样一个工业（和无产阶级）已蒙受了如此严重的损害并受到农民群众的包围的国度中，党是否有能力保持社会主义的价值，感到没有把握。他最后的建议是，党和国家应该把最好的成员熔进一个模范的机构，这一机构应该在孤立的、落后的俄国中，保持一丝社会主义的光亮。

按任何标准来看，列宁都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生命的每一方面都在为这一事业服务。作为一位领袖，他在理论分析和实践准备上的果断、决断和彻底性，使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维埃政府内享有无可比拟的权威和声望。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样严格要求他的同事们。他生性谦虚，过着俭朴的、几乎是节制的生活。他坦率地对那种过分的颂扬和对把他塑造成一个英雄的企图表示反感。1924年1月列宁逝世之后，同他所表示的愿望相反，他在盛大的典礼中被埋葬在红场的陵墓中，被党和国家奉为圣哲，受到了他自己的国家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以无数方式表达的纪念。

列宁是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者，共产主义政权和共产党继续崇拜他的著作和个人的榜样，仍然感到必须用他的思想为基准来判断当前的政策。

（NH）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认为，“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对社会科学理解的发展。因此，列宁主义是一门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它阐明了人和社会之间的因果关系，阐明了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作为分析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阶级同生产资料和生产力水平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过程）理论。在较为狭隘的定义上，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内部接受列宁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主要理论贡献的那种趋势。它特别对为了无产阶级和依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作了探讨，使党为了工人阶级而采取革命行动合法化。它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有区别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以列宁主义为基础的革命实践或政治运动。

列宁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阶级的实践，这一实践首先就涉及夺取政权。列宁主义者强调，共产党就是起着一种斗争武器的作用。共产党是由有阶级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它主要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组织起来的。作为社会党基础的工联主义的危险在于，它注意的中心问题太狭隘，它以经济条件上的改良为基础，而不以革命行动为基础。列宁主义者把党看作是给受剥削群众带来革命理论和政治组织的催化剂，而不指望工人阶级意识的自发发展。“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看来，夺取政权是革命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专政最初是在党的统治下建立起来的。列宁主义者反对那种认为能够把资本主义国家拿过来使之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观念，或者那种认为能够采取渐进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观念。

列宁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国际的和帝国主义的现象。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规律导致商品和资本生产过剩的危机，导致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而对利润的追求则引起资本输出，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暂时的稳定性。帝国主义造成了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工业国家和被迫进入这一世界体系的殖民社会之间的分裂，它导致了这些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冲突。这反过来又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稳定性，创造了有利于革命的条件。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为社会民主运动参与民族战争进行辩护的政策。帝国主义还导致了不平衡的发展，使革命的社会主义大动荡的焦点转移到东方；在列宁看来，俄国就是这种典型的情况。资本主义的“最薄弱的环节”就在“不发达”地区或半殖民地区，在这些地区，本土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而工业化却足以产生一个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依靠从殖民地勒索来的超额利润，宗主国的资产阶级能够暂时地安抚本国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不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把农民也作为一种革命变化的力量包括进来。按照列宁和毛泽东看法，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首次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然后，在社会主义秩序的创立中，贫民和中农又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在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宗主国内的资本主义矛盾也变得更严重，从而引起了世界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可能最后完成。

同古典马克思主义相比，列宁主义赋予革命的“苦力”（工人和农民）而不是赋予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身以更大的作用，赋予“不发达”和半殖民国家而不是赋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更大的作用；它强调的是党的领导作用而不是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罗莎·卢森堡是列宁主义这一论点的主要反对者，卢森堡强调了自发的阶级意识的重要性。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成功使许多列宁主义者认为，列宁主义就是苏维埃国家的实践，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象征”。这种观点特别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同苏联的利益是一致的。列宁逝世以后，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列宁主义成为被苏联统治者和他们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支持者所利用的一种合法的意识形态。斯大林把列宁主义描述成“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论列宁主义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列宁主义成了一种关于全世界共产党从属于苏联利益的学说。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范围内同斯大林和苏联党的统治者的对立，使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得以把自己宣称为列宁革命实践的真正继承者，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集团就是托洛茨基和毛泽东的追随者。在以下的意义上，这两个集团都是列宁主义者，即他们都拥护党的领导作用，拥护革命的政治行动的首位重要性，他们都支持十月革命，赞同列宁的研究方法。第三个具有较多修正主义色彩的团体见诸欧洲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他们断言列宁的政策是列宁那个时代的俄国特有的。他们认为，列宁主义的本质特点就是对政治领导和对资本主义的具体分析这类论题的研究方法。按照这种观点，一个更加公开、更为民主、较少集中化的共产党，便适合于西欧的情况。如果共产党要在议会民主制的条件下取得权力，不同阶级的和政治的联盟就是必要的。在坚持阶级斗争信条的同时，这些思想家认为参与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在政治上会有更大的好处，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保卫和扩大工人阶级权力的必要因素。他们特别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看作是列宁主义的特殊运用，而不看作是它的本质，认为这一目标不再适合欧洲无产阶级的斗争。

（DSL）

语言学是一门涉及对特殊的语言现象进行系统描述，并对与这一目的相适应的概念体系和理论进行详尽阐述的科学。它比较各种语言及其变化，解释在各种语言中所发现的相似和差异，创立解释语言形式上和职能上特点的理论。它也涉及哲学问题，如人类语言的起源、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它同思维和现实的关系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偶尔地、然而却是以相当系统的方式论述过语言学理论问题。马克思对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所作的观察的首要倾向，是涉及语言的本质或性质问题。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社会理论，包括了物质社会的活动和语言的统一的论题。因此，交往并不是语言的一种机能。相反，语言在逻辑上和在事实上都以人们的相互作用为前提：“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因此，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的一个具有特征性的论题就是，从本质上而不是从偶然的或从属的意义上看，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假定同意识和语言互为先决条件这一前提联系在一起，它最初证明的是意识的社会性质这一论题：“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社会决定的观念似乎划清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概念同强调的天生论说法——这一理论强调了语言能力的天生的、生物上的决定因素——的界限，这就是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进行某些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根据（见“参考书目” ③）。它自然也反对关于个人语言在逻辑上可能性的推测，这为维特根斯坦的“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提供了可能性（见“参考书目” ④）。恩格斯对语言的社会性质的论题作了补充，他从经验上的假设说明，语言（象意识一样）起源于劳动。自恩格斯以后，把语言的起源追溯到劳动，就成了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共同要素。对恩格斯首创的假设的最激进的阐述是由卢卡奇提出的，卢卡奇坚持认为，劳动不仅解释了语言的起源，而且也解释了语言的结构上的特征。在卢卡奇看来，劳动是包括语言活动在内的人类全部活动的基本的模型。

马克思思想的另一个倾向就是指出了语言、思维和现实的相互关系。按照这些推测，在职能上，语言和思维就象它们的起源一样，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语言是思维存在的方式。这一概念甚至在它的实际的措辞上，都是后康德的“语言哲学”和德国哲学（海德、施勒格尔、博普、格林兄弟、威·冯·洪堡）传统的直接继续。按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的方式，思维和语言统一的论题，在某种意义上使人联想起语言学的一种松散的相对主义，即认为语言的结构决定了不同的思维、世界观方式等等论题（萨皮尔—沃尔夫假设、新洪堡主义等等）。然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接受语言学的相对主义，他们通常只把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反映论作为出发点，把重点放在人类思维形式的普遍性上。所产生的矛盾可以用几种方式加以解决。人类思维的普遍性同语言类型学所描述的普遍的语言结构有关。这种观点是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来探讨普遍性的。另一个解决方式就是言语从属于行为范畴（如表现为言语行为理论），或者把语言追溯到作为人类生活普遍条件的劳动。

马克思关于语言学理论推测的第三个倾向是要处理社会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能够在语义学层次上加以解释的这种思考，似乎证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资产阶级的语言”的假定。另外，马克思还指出：“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9页），而且“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这些思考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语言的使用具有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特征，统治阶级的权力扩展到语言的使用上。这里产生了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语言是否具有上层建筑（正如它把意识形态包含其中那样）的特征？最可信的回答就是，在马克思看来，语言只是以社会所具有的一般性为前提条件（即人类活动必然的集体的性质），它同具体的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相互联系是在语言使用的特殊的次要规则层次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相互联系的经验上的问题，现在属于社会语言学的领域。

在博普·格林和狄茨著作中出现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或“现代历史语法学”的结论，常常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科学上的准则而提及。恩格斯论述过比较语言史问题。他在论述古代日耳曼历史，特别在论述法兰克时代和法兰克语言的手稿中，总结了他在比较语言史研究中的发现（恩格斯：《论德国的史前史》和《法兰克时代》，见“参考书目” ⑥）。例如，恩格斯在研究了部落方言变音形式和语音特点之后，批评了德语方言的分类，这种分类以所谓第二德语元音的音变为基础，并认为每一种方言不是高地德语就是低地德语（见恩格斯：《法兰克时代》）。因此，他在地理学上和语言学上对法兰克方言进行了更确切的重新构造。恩格斯这些手稿是以讲这种语言的共同体的历史为依据并把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考察语言的发展，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基础。

在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理论上显示出两种趋势。第一种趋势回到了马克思关于语言和意识之间关系的理论上。就如卢卡奇所解释的那样，马克思的某些分析揭示了对象化对语言的作用。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暗示可以在此基础上贯彻“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语言学研究”的可能性（见“参考书目” ①，第209页注释16）。这在本质上是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所走的道路，这种研究方法除了涉及其他论题外，还涉及“语言异化”的论题。结果，语言学理论加进了诸如“语言劳动”、“语言工具”、“语言资本”等范畴（见“参考书目” ⑤）。

语言是一种社会和意识形态现象的论题由苏联的语言学作了解释，这主要受到马尔观点的影响，马尔在20世纪30年代指出语言具有阶级特征，因此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马尔看来，语言一开始就是作为阶级统治的手段存在的，它由每一阶段阶级斗争的发展所决定。由于语言创造过程（语学发生）的这种统一性，因此所有已知的语言都可能归结为相同的因素，而语言之间的区别则由它们出现在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一事实来加以解释。在马尔看来，语言由阶级决定就意味着不同的语言表现为不同阶级的产物，而不表现为部落的、种族的和民族共同体的产物。马尔的观点战胜了由巴库丁（伏洛西诺夫的笔名，他的著作是语言哲学年代的杰作，见“参考书目” ⑧）提出的对立的概念，巴库丁也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现象，但他并不认为语言的共性同阶级的区别是一致的。各种阶级使用同一种语言；因此，不能假定阶级斗争决定语言，而应该认为阶级斗争是在语言内部进行下去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符号成为阶级斗争的舞台”（见“参考书目” ⑧，第23页）

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研究产生长期影响的第二种趋势，同伏洛西诺夫和马尔关于语言的社会性质的概念形成奇妙的对照。它同巴甫洛夫的反映论有关，这种反映论认为语言同第二信号系统是一致的。同在辩证唯物主义结构内部对语言和认识内在关系学说的阐述相比较，上述观点对一般语言学的影响较小。科学史和意识形态上的怪事是，巴甫诺夫的自然主义和马尔主义一直是官方一致和同时认可的学说。

斯大林论述语言学的文章结束了马尔主义的统治地位（见“参考书目” ⑦）。简单地说，斯大林主要证明的是，语言不能归结为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法内的一个方面。按斯大林的看法，语言应该解释成同劳动工具相仿佛，因为它能服务于不同的社会制度。

卢卡奇对运用和阐释巴甫洛夫反映论作出了值得注意的尝试，他在包括日常语言在内的日常生活理论中，提出了所谓“第一信号系统”的命题（见“参考书目” ②第2卷，第11—193页）。他也批判了巴甫洛夫的自然主义，在以后的著作中，他讨论了语言最初是社会再生产的一种因素，是社会生活继续下去的一种手段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同当代语言学关系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是否能够提“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如果能够的话，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这样提？马克思主义史表明，在对人类语言的解释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当然，有好几种形式）。因此，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理论，这种理论把语言的社会特性和社会交往作用放在首位。这一研究方法甚至扩展到对语言结构问题的解释上。然而，至少在当前语言学的研究中，在对语法结构形式表现的探讨时，专注于社会特征的研究可能消失了，语法结构最终成为现代理论语言学研究的首要目标之一。一种理论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特征，并不取决于对语法描述的水平，而是取决于把人类语言学的知识同我们知识总体结合在一起的水平。

（KR和JK）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观点通过他们关于文学（包括戏剧问题）的观念而得到具体化，并受这些观念的支配，而其他的艺术几乎没引起他们的注意。绝大部分是在他们的通信中提出的思想、看法和偶然的评论，累积了他们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一些尖锐的、具有明显独创性的贡献。但是，马克思的这些论题并不构成文学理论的综合体系，它们并不是完整无缺的，这主要是由传统上称作著作的“内容”，而不是著作的“形式”所确定的。而且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经常推动文学批评的“传统”，但提供的却是一种不可靠的“传统”，因为他们的解释既被当时的意识形态的潮流所中和，也被他们有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提出的文学研究的根本基础的无知所弱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这个问题的分散著作的第一部简要的选集，直到1933年才由M．利夫希兹和F．P．希勒编辑出版，1945年前几乎没人利用过这一选集）。尽管在恩格斯逝世之后，在各种论题开始被系统地加以阐述和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结构之前的这半个世纪中，也有过两位值得注意的早期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人物，这就是梅林（1893年）和普列汉诺夫（1912年）。

在这个领域中，严格地构成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作家著作基础的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用表现现实加以概括。这一分析的基础就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这一理论涉及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决不能被归结为仅仅是道德的评判，更不能归结为只是对政治的赞美和谴责。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研究必定导致伦理上的和行为上的重新评价和抉择，但是，这是为了理解和分析的目的而对（文学）现实性利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的主要论题就是阶级标准、现实主义作品的方法和接受，以及文学经验中的异化和消除异化。

用社会阶级的方法，把作品中现实表现的重要因素分离开，在马克思以前就已开始，这显然是由斯塔尔夫人提出的。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由于取代农民而成为主要的社会群体的贫穷的城市无产阶级的兴起，文学创作者和批评者同样强烈地意识到社会形式的相对不稳定性，意识到“阶级”的伦理和政治对于未来社会的形成所起的作用。马克思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员；在德国，青年黑格尔派把社会生活及其文学表现中的事件理解为历史的和可变的。马克思最先就打算成为一位富有热情的幻想和使社会望而生畏的批判诗人，就像他的朋友恩·泰·亚·霍夫曼、亨利希·海涅和斐·弗莱里格拉特一样，但是，他放弃了这一目标，因为他更多地沉浸在哲学和社会思想中，并在从事政治评论和政治活动中，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物。

从马克思发现（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无产阶级是“现实本身的思想”的时候起，阶级就是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必然以在文学创作和接受中受社会阶级影响的一整套价值为准则。同时，这一论题也必然被看作是从大量批评者对特定文学作品的见解和错误中逐渐地产生的。实际上，对文学进行阶级分析的关键性概念——阶级标准的概念——不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而是由普列汉诺夫提出的，普列汉诺夫和梅林都被作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

阶级标准的概念能运用于与文学作品相关的一系列事物中，从对政治观点的明确的阐述（这或多或少同阶级关系有关，在青年黑格尔所谓的有倾向性的作者中最为常见），一直到马克思在1860年2月29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颇为称许地描述了对“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即按人类进步运动意义上来讲）的党的赞成。然而，马克思仍然怀疑大部分作家是否能够跳出自身的利益（阶级利益）而寄情于真正博大的文学上，但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马克思还是颂扬其成就的，如对巴尔扎克的小说（尽管他自称献身于君主政体的原则）。另一方面，马克思甚至（或者特别）嘲笑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作者，他们尽管树起了平等和博爱的旗帜，但仍然受他们的阶级出身和阶级地位的支配，欧仁·苏就是马克思早期嘲笑的目标。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学中和阶级相关的事物的分析，广泛地蔓延开了，从强调阶级斗争（参见索罗蒙在1979年发表的论著，第292—300页）的巴库丁的激进人道主义（1929年，1965年），到戈尔德曼的“原生的结构主义”。戈尔德曼的著作（1955年、1964年、1980年）从一个阶级所表现的“世界观”的角度出发来对文学进行考察。列宁以故事情节分析为基础来对文学所作的那些寥寥无几的论述，完全被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在布尔什维克文学批评中广为流行的“庸俗”分析的著作所代替。在那些著作中，作者的阶级出身被看作完全地和永久地决定他的态度和兴趣。这种把“阶级标准”的概念歪曲成一个简单的贴标签过程的分析，由苏联批评家V．弗里契作了示范；然而，这种观点最近又被萨特恢复了，萨特以极不相同的思想过程对福楼拜的阶级教育作了大量的研究。不用说，在敏感的批评者手中，“内容”的价值是作品中主要意义所在，因为作品的文学成就终将控制读者数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本质上所进行的系统论述，为理解社会阶级的描写和在作品叙述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新黑格尔者的“典型性”概念是关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评论了拉萨尔在构造他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文学方法（见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这些书信以及恩格斯后来的一些书信，都仔细地推敲了他们关于小说中表现历史现象的论题。因此，恩格斯在给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1888年4月初）中，谈到她的小说《城市姑娘》时指出：“如果我要提出什么评论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据我来看，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0—41页）。卢卡奇对文学现实主义的研究就是对这种说法的主要的、虽然是狭义的注释。

对马克思的文学现实主义概念的探讨只是以这种说法开始的，这种说法就是写小说可以像写历史著作那样真实（甚至更为真实）。马克思赞赏霍夫曼和巴尔扎克的充满幻想的故事；而对于人们在阅读那些遵循一种在叙述描写上不受干扰的“反映”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时所提出的问题，没作任何暗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作者，如美国的L．弗雷纳（论舞蹈、未来主义）提出了布莱希特和其他人在20世纪30年代争论中详细阐述的问题，后者争论的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参见布洛赫等合著的《美学和政治》一书，1977年英文版）。最后，卡夫卡的著作似乎提出了决定性的论题。在具有更大自由的后斯大林时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跟菲舍尔、加罗迪、芬特斯等现实主义的“叛徒”所赞赏的卡夫卡的观点相对立。由于在苏联的正统观念统治时期，在苏联执政党在国外所控制的知识界内，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或马克思式的艺术家曾自由地对象征主义、幻想、超现实主义、讽喻手法和主体性作了试验，所以那些共产主义编者和独断者对一些争论问题的提法，便在很大程度把人们引入歧途。只有在对电影制作者、诗人、小说家、画家、工业设计者和其他创造性的贡献者作了合适评价后，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史才可能写出来。这将是一项巨大的和具有启发性的任务。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以他对的历史理论中阶级斗争论题为基础的，这对文学理论来说也是正确的。开始在小说中作为阶级标准（在其他有意义的因素中）理解的东西，却使具有理解力和受过训练的批评家和理论家得出虚幻的、以体裁为基础的以及（或者）以冲突、混乱和失去人种潜力的社会生活为结局的文学上的形式标准。因此，马克思在谈到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对女主人公所期望的一般人性时，认为事实上她背叛了作者的观念和经历的狭隘性。他更广泛地评论道，工业时代已生产出创作观念上的贫困——古希腊的神话和美学的和谐将不再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特征受性欲驱使而失去了这些品质，而这些品质在文艺复兴时期在统治者圈子内获得过最高的赞扬。

详尽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方面对个别文学作品的评论是可能的，而结果就将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追随者的详细得多的文学论述相形见绌。对生活质量的降低和对人类自我实现潜在性歪曲的愤慨情感，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特别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家手稿》中)是最重要的。正是这种作为动机的和有权威的因素，以及他意识到消除异化（这个术语虽是莫拉夫斯基在1974年使用的，见“参考书目” ⑨）作为一种道德的可能性和实践的指导方针有助于促进愤慨情感强烈的范围和程度，使马克思主义有别于我们时代的其他哲学和历史理论。

把一种被认为几乎是空想的东西运用于对经验事实的批判分析是极大的冒险。对丧失、缩减、无知、混乱和贫乏的感觉，可能会掩盖事物的详情。从方法上说，也不允许采取这样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并不提出异化的事物及其存在空间的概念，而是武断地假定，对存在物的解释只能达到一定点为止，也就是在需要求助于可资利用而又缺乏的解释手段之前。然而，一般说来，文学和艺术却是推行上述方法的理想领域。巴罗（1978年）像目前其他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强调“一切艺术的解放的和人性化的力量”。艺术家和作家都是异化和消除异化难题的共同探讨者，而美学（文学）的价值就是把最明确的消除异化的价值准则授予公众领域。

（LB）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论著的特征，就是对取自传统逻辑范畴表中范畴的自觉利用。起着重要作用的范畴有否定、量、关系、必然性。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法是在这些范畴的结构内展开的。对这些范畴的解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解释；范畴被看作包括思维在内的现实的形式。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逻辑学的最重要的特征，但是，对辩证法的理解是以马克思主义对传统范畴的看法为基础的。

否定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这是马克思主义逻辑学的基础。在论述判断形式的形式逻辑中能找到类似的东西，人们可能发现，“所有的都不是红的”中的宾词否定跟“不是所有的都是红的”中的判断否定相比，要更接近于内在的否定。然而，更为直接的考察必然超出形式逻辑的范围。

在一个体系的发展中，每一种新的决定因素以数种方法中的一种来否定这一体系。它要么把自身加到这一体系上，从而断定以前统一体中存在着多重性。现在存在的是这一体系和这一体系内部发展起来的增加的决定因素；或者就是破坏这一体系，从而断定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同于以前统一体的统一体。否定在其内在意义上是统一体中多样性发展的过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一种内在的否定。它不是一种以超越社会原则为基础的否定，而是一种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工人阶级观点为基础的否定。

交换价值和抽象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根本的量。对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为了获得交换价值）和质上不同的劳动的具体耗费之间（为了获得抽象劳动）的抽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对这种抽象和其他类似的抽象阐述，是为了在量的变化的基础上解释质的变化这一颠倒的过程。质的变化是由量的变化引起的这一变动规律，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唯物主义的特点。在这里，量具有外延量值——超出部分之外的部分——的意义。同黑格尔把量看作是要在统一体中加以克服的外在性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定量的概念是它基本理论结构的组成部分。

尽管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可以是不相通约的外在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利用了内在关系的重要性。这些关系应该是围绕着整体的，整体内的这些关系都有其名称。社会生产关系是围绕着社会制度的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社会整体一直保持着逻辑主体的作用，这种逻辑主体不可能消失在一连串的多重关系中。社会整体具有多重的方面，这些多重的方面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由于确定了内在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也就排除了原子论者的世界观。其推论就是，一个原因并不是孤立地而是作为整体的一个方面产生其结果。另外，在原因和结果是同一体系的两个方面的时候，它们就相互作用或相互影响，因为结果所表现出来的变化就是原因所属的那个体系的变化。

趋势决定必然性。但是，趋势的实现也可能受到阻碍。因此，与传统的模态关系相对比，必然性并不意味着现实性，至多只意味着可能性。如果某一事物是必然的，那么，它是否发生和在什么时候发生，以及它的出现都是以趋势为根据的。对趋势的阻碍并不总是偶然的；整体的否定性是这些整体内对抗或矛盾趋势的基础。由于这种对抗，必然性以及科学的规律所指出的是理想的发展，而不是现实的发展

劳动场所社会化的趋势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然而这一趋势是同惩罚劳动力的趋势相称的，这必然导致劳动过程越来越少地受劳动者的控制。这两种理想的发展其中——每一种发展都显露出必然性——同劳动场所实际的发展趋势不相一致。

现实是辩证的，因为现实的变化是由矛盾产生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是难以赞成矛盾的，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对矛盾的性质也有争论。

为了理解矛盾，只要把上述几个范畴集中在一起就可以了。首先，矛盾的极点包含在一个整体内，因而具有内在的联系。其次，矛盾本身反映了多重性据以从统一体中产生的那种现实的否定性。这类矛盾并不都象“a是红的和a不是红的”这样的形式上的矛盾。形式的矛盾是“a是H和a是G”的一种特殊情况，它代表了统一体a内部的多重性——H和G，因而是矛盾的基本类型。如果H和G是外在的决定因素，就像柏拉图的宾词理论那样，那么，a的统一和它的决定因素之间就不存在紧张关系。但是，这里的决定因素是内在的。第三，统一体和多重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是通过自身的变化得到解决的。这种特殊类型的变化是由同矛盾的每一极点联结在一起的趋势所确定的。这些趋势的相互作用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最初的否定是一个一元整体内部的多重性的确定，后一个否定则是由统一体和多重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所造成的变化。

非马克思主义者否定矛盾的一个根据，就是既然相信矛盾包含在一切事物中，那么，在辩证法的体系中，岂非一切都能加以证明。然而，在把所指的东西解释为具有“永存性”或是一种“相关的”关系的形式体系中，矛盾可能被孤立起来，而无须一切都加以证明。更使人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事实：一个具有永存性的完整的形式体系，能够在这一体系内的一定的命题和否定都是定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非矛盾的古典规律——非（A和非A）——也是一个定理（见“参考书目” ⑩）。其意义就是，在形式逻辑中，不存在确切的理由来反对世界为某些形式的矛盾提供基础的观点。因而，在形式逻辑中，更不存在确切的理由来反对世界为表现统一体和多重性之间紧张关系这种更基本的但更松散的矛盾提供基础的观点。这种证明一个不协调的世界是可能的意图，同康德那种认为矛盾只是属于思维本身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按康德的观点，辩证法必须归结于思维，因而不可能成为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

辩证的观点并没有给解释提供圆满的方案，但它是以把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法和它对手们的方法区分开来。

理论和实践都是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孤立趋向从来没有充分地实现过。它们作为社会存在的对立要素而相互作用。由于量变构成质变的基础这一事实，这种相互作用必然同那种认为解释概念和假定的结构也是实践的观点相一致。这同那种认为它们是作为观念的产物产生的观点是对立的，这种观点对于它们所表现的现实是否存在的问题陷入了不可知论中。理论的概念是抽象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观念的产物。对它们的抽象是以实践为起点的。在实践中，一个现实的一定方面总涉及对总体的抽象。一个概念表现的是在实际的或在可能的实践中所要加以强调的现实的方面。

作为一个理论整体，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抽象的，这种抽象所表现的就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极其有限方面的趋势。为了对所要获得的具体要求有用，一种抽象理论必然同社会存在的其他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性别关系以及意识形态，是我们社会的全部方面。那种认为存在着包括一切方面的理论观点，同理论的抽象和实践可选择的性质是不相一致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假定，这些方面的任何一方面理论，都将把经济理论看作是起作用的结构。

马克思主义者是通过找出决定事物的因素来解释事物的。马克思主义内部仍然在两种决定观点之间摇摆不定。一种观点认为，决定是一种作为前提的事物，它对结果起促进、产生或提供时机的作用。对于这是否能够成为这种事物的结果的怀疑，来自对这种决定观点怎样适合辩证法的考察。如果关系对整体来说是内在的，并且对所有的关系来说都依靠这些整体，那么，决定——作为一种促进或者产生的关系——本身必然是由潜在的整体特点所决定的。因此第二种观点就是，决定是一种能使整体内部的关系成为可能的整体的本质的事物。由于这些观点不是互不相容而是互相补充的，因此，重要的是承认这两种决定在马克思主义中都有其地位。

唯物主义在对历史的阐释中，断定经济理论在解释中具有首位重要的作用。这种首位重要性所容纳的不是作为前提促进的决定，而只是作为能使整体内部的这种前提促进成为可能的整体的性质的决定。在很多方面，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具有的首位重要性，就象物理学具有的首位重要性的例子一样。

不容怀疑，许多马克思主义解释中都有目的论的特点。有时候，生产资料的发展要求改变生关系；有时候，生产关系的保存要求改变生产资料。这类说法不可能简单地用前提的促进加以表现，前提促进已经卷入其中。这一观念是指，我们解释一个事件就在于：如果这一事件发生了，那么，它就是合乎事物状况的某种要求的促进（见“参考书目” ③，第9章）。装配线就是由这样的事实加以解释的，如果存在着一条装配线，生产工人就可能更容易被管束。目的论的解释没能消除对以整体的特点为基础的决定的需要。只是在某种社会整体内——在一种服务于特权的剥削社会内——装配线的存在只是因为它更易于管束工人。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上层建筑的地位和现象的地位是有争议的。经济基础决定意识的上层建筑，这可以用两种决定观点加以解释。认为上层建筑是由作为前提促进的经济基础引起看法，留下了难以克服的问题，即没有发展的观念体系，经济基础怎么可能存在。于是，人们便试图运用第二种决定方式来解释基础—上层建筑这一比喻，即认为基础是一种经济结构，在这一经济结构内，文化的、政治的及经济的情况的混合能够促进观念的变化。

现象不是作为经验主义的认识基础的那种感知。现象，如作为产品客观特征的交换价值现象，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可见，现象和现实的区分是一种社会区分，而这种区分是经验主义的那种感觉和理论的区分所从来不打算做的。现象需要用理论武器加以评判，而不能用来作为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全部的解释逻辑是一种相对性的逻辑。在实践范围内形成的理论和概念是为了推动实践。因此，理论和概念同既定的客观环境有关。只有当整体内事物的内在联系被放弃了，概念和理论才可能被认为超越了实践。另外，因果上的和目的论上的联系同使它们成为可能的那些整体有关，因此，它们没有普遍的适用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概念的观念不同于那些强调关于语言学相对性的观念，这类观念起始于语言学，并且不可避免地受语言学限制。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概念的相对性是同社会、从而最终是同阶级，以及包含了物质体系的环境有关。因此，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而不是唯心主义的相对性。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相对性是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来达到的，但是，他们寻求的是超越实践的出路。有些人寻求出路的观点是认为，在感觉的判断上，我们得到的是现实本身（见“参考书目” ⑧，第2章第5节）。其他一些人寻求出路的观点是，赋予无产阶级前途以特殊的地位——这种前途能够与众不同地确定不被歪曲的现实的观点（见“参考书目” ⑨；第3节）。以上这些观点都同赋予概念和理论以相对特点的辩证法观点相抵触。

（M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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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出生于当时隶属奥匈帝国的伦贝格（Lemberg；现为乌克兰的利沃夫，L’vov）。作为著名乌克兰语言学家的儿子，他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环境中长大，但尚在读高中时就加入了社会主义运动，并成为了一名有坚定信仰的国际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和朋友们成立了在地下活动的“加里西亚国际革命社会主义青年” 组织（The 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Youth of Galicia），该组织编辑了一份致力于反战斗争的非法期刊。俄国革命爆发后，该组织的一些成员成为了西乌克兰共产党（该党后来加入了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30年代初，党的几乎整个领导层成为了于苏共和苏联内部开始发生的大清洗的牺牲品；罗斯多尔斯基当时不住在乌克兰，因此免遭毒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罗斯多尔斯基移居到了布拉格，此后又到了维也纳。在维也纳，他为“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arx-Engels Institute, Moscow）工作了几年，为此他对维也纳档案馆的历史资料进行了研究。他在三十年代初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直到生命的尽头都认同托洛茨基的思想。

作为一个遭受民族压迫的农民国家的一员，罗斯多尔斯基的主要兴趣是对民族问题和农民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他以所写的名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和“没有历史的民族”的问题》（Marx and Engels on the problem of the nations without a history，德语）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34年奥地利法西斯主义者夺取政权后，他不得不离开维也纳，回到自己的祖国，而乌克兰已经沦落到波兰的境地。他在伦伯格大学经济史研究所工作，随后出版了《东加利西亚村庄社区及其解体》（The village community in East Galicia and its dissolution，Lwow，1936，波兰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他的两卷关于加利西亚农民压迫的著作的出版工作，这套书直到1962年才在华沙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罗斯多尔斯基居住在克拉考（Cracow）。1942年，他被盖世太保（Gestapo）囚禁。随后几年，他在德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和奥拉宁堡（Oranienburg）集中营度过。战争结束后，他在奥地利一所工会学校教了一段时间。 1947年，他前往美国。在那儿，他的政治经历使他无法获得学术职位。但他偶然地在美国一家图书馆中发现了“在西方只有三到四份的莫斯科版原件（1939—1941年出版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他立即意识到该手稿的巨大理论意义，并花了几年的时间对其作系统性的评注，这项成果便是罗斯多尔斯基最著名的著作《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在他去世后才得以出版）。

在美国居住的最初几年，罗斯多尔斯基从他的论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没有历史的”民族的问题》（Frederick Engel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Peoples Without a History，《社会历史年鉴》（Archiv fur sozialgeschichte）第四卷，汉诺威，1964年）入手完成了另一项理论工作：他批判了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些斯拉夫小民族的立场，并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即由于革命中的波兰与匈牙利贵族不愿真正地解放农民，因此后者投靠到奥地利君主势力的阵营。

罗斯多尔斯基在《1848-1849年奥地利国民议会中的农民代表》（The peasant deputies in the Constituent Austrian Reichstag 1848-9）一书中也考察了农民在1848年革命中的作用。在这部作品中，罗斯多尔斯基根据他对奥地利档案馆的详尽研究，从自由资产阶级和贵族无法对土地问题实施雅各宾主义”式的解决方案这一角度解释了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

罗斯多尔斯基在其晚年打算写一部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历史著作。这项工作是为了反驳自列宁去世以来逐渐传开的谎言，即他会支持“和平共处的政策”。罗斯多尔斯基只写完了两章内容：一章考察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物质根源，以及布尔什维克与考茨基主义的斗争；另一章则考察了1918年1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罢工——这是表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背叛工人阶级斗争的具体案例。

1967年10月20日，罗曼·罗斯多尔斯基在底特律去世。

1885年4月13日生于布达佩斯，1971年6月4日在布达佩斯逝世。

卢卡奇作为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1919年到1929年间）之一，度过了漫长而紧张的一生。他是多产的作者，他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02年，几乎是在70年后他完成了《社会本体论导论》，在他逝世前不久，还留下了最后打算写的著作，即他的回忆录的提纲，这部回忆录恰当地取名为《经历过的思想》。

1918年以前，卢卡奇曾信仰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受到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和克尔恺布尔的影响。（1908年前，卢卡奇就第一个复活了克尔恺布尔的著作）。他是乔治·西梅尔、麦克斯·维贝尔和恩斯特·布洛赫的朋友，他在德语上花了很多时间，后来他的许多著作都是用德语写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匈牙利“星期日俱乐部”的知识上的领袖，这个俱乐部同弗里格斯·安塔尔、贝拉·巴拉斯、贝拉·福加拉西、阿尔诺德·豪泽尔、卡尔·曼海姆、卡尔·帕兰尼、威廉·斯泽拉斯、查理·托尔纳、尤金·瓦尔加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1917年，卢卡奇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精神科学自由学派”，巴尔托克和科达利也参加了这个学派，这一阶段他的主要著作有：《心灵和形式》（1910年）、《现代戏剧发展史》（1911年）、《美学文化》（1913年）、《小说理论》（1916年）、《海德尔堡的艺术哲学》（也就是他逝世后出版的《海德尔堡美学》，这部著作开始写于1912年，1918年放弃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卢卡奇全心全意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并在1918年12月参加了共产党。在1919年匈牙利公社的几个月中，他担任教育和文化部长（“人民委员”），他任命了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安塔尔、巴尔托克、科达利、曼海姆、瓦尔加和其他人）担任政治文化的重要职务。匈牙利公社崩溃之后，他逃离匈牙利；直到1945年，他为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才回到匈牙利，把霍尔蒂政权对他作出的死刑判决置之度外。他在奥地利、德国和俄国过了若干年侨居生活后，于1945年8月回年匈牙利，担任布达佩斯大学美学系主任。

卢卡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活动表现为5个不同的阶段。

（1）1919—1929年。作为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卢卡奇大量地参与日常的政治斗争，这一政治斗争被内部因素的对立败坏了，并不断地遭到贝拉·库恩和他在第三国际的朋友们的攻击。他的许多著作都涉及政治上鼓动性的论题，涉及对可行的政治策略的阐述，其顶点就是《勃鲁姆提纲》。《勃鲁姆提纲》写于1928年，这一提纲的观点同“人民阵线”的观点极其相似（7年以后，在季米特洛夫讲话后，这一观点成了第三国际正式的政策）。由于这些观点过早地提出来，被第三国际指责为“半社会民主党的取消主义的理论”。他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理论创作收集在以下三本著作中：《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列宁：对他思想的统一性的研究》（1924年）、《政治论文集》（1919—1929）》。其中受到第三国际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其他人谴责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对从科尔施到本杰明和梅劳一庞蒂，从戈尔德曼到马尔库塞以到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运动，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2）1930—1945年。由于《勃鲁姆提纲》的失败而宣告放弃积极的政治活动之后，卢卡奇主要写了文学批评的论文和两本大部头的理论著作：《历史小说》（1937年）、《青年黑格尔》（1938年）。他对文学的研究后来收入题为《欧洲现实主义研究》、《哥德和他的时代》和《论托马期·曼》著作中。在这一阶段，随着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列宁的《哲学笔记》的发表，他在理论上以对他早期的“反映”观点的修正并以对“同一的主体—客体”（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所表述的）的否定为标志。1941年他曾被短期监禁，后在季米特洛夫的干预下被释放，季米特洛夫与卢卡奇持有同样的观点。

（3）1945—1949年。回到匈牙利后，卢卡奇大量地参与文化政治活动，发表了许多文学论文和通俗的哲学文章，他创立并在学术上主宰了文化月刊《论坛》。1949年，他受到党的理论家卢达斯、哈福特和里法的粗暴攻击，因为他在《文学和民主》和《保卫新的匈牙利文化》中所表述的观点，重提了《勃鲁姆提纲》的看法。这些攻击（法捷耶夫和其他俄国人也参加了）表明了匈牙利文化和政治上的完全斯大林化，这迫使卢卡奇退回到他的哲学研究上去。

（4）1950—1956年。他着手写了一些重要的综合性的著作，这一阶段他主要完成了两部著作，即《理性的毁灭》和《特殊性：一个美学范畴》。1956年，他写了《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这年10月，他在依姆雷·纳吉的短命政府中任文化部长。起义被镇压后，他同纳吉政府的其他成员被驱逐到罗马尼亚，1957年夏回到布达佩斯。

（5）1957—1971年。这一阶段他完成了两部大型的综合性的著作：一部是论美学的著作（《美学的特殊性质》，1962年），一部是论社会本体论的著作（《社会存在的本体论》，1971年），后一著作用英文发表的三章是：“黑格尔”（1978年）、“马克思”（1978年）和“劳动”（1980年）。

卢卡奇的主要成就涉及从美学和文学批评到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广泛的领域。在美学上，他除了从强烈的反现代主义立场出发写了许多阐述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著作，还创立了一种关于艺术和文学理论的最根本的、最综合性的命题。在哲学上，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他坚定地拥护辩证法主张，反对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他详尽阐述了异化和物化的理论，这一阐述出现在马克思那部论述这一问题的早期著作发表之前。在他活动的最后几年中，他还创立了不朽的、但还几乎没被人理解的社会本体论。。在社会学上，他关于阶级意识的理论对“知识社会学”和法兰克福学派及更现代的理论，都产生过极大冲击和极强烈的影响。在政治学上，他最先被人记得的就是他关于组织问题的思想，他是最初拥护“人民阵线”和以群众在政治上参与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人物之一。

（IM）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5部分中，把流氓无产阶级描绘成“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被分解出来的人群”，它包括“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扒手……妓院老板”等等，路易·波拿巴在夺取权力的斗争中就依靠了这些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52页）。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中，也用了类似的方式，他们偶然也提到流氓无产阶级，尽管在他们的分析中，这一概念已不再占十分突出的地位。鲍威尔（1938年）区分出法西斯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因素就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没能找到恢复到资产阶级生活中的、失去社会地位的人，以及中下层阶级和农民中穷困的群众。但是，当他提到“整个流氓无产阶级”都被赶到法西斯主义者那一边去时，这一范畴所包含的内容却不够清楚，他进一步有力地强调了失业工人可能补充到法西斯主义队伍中去的限度。托洛茨基在他论法西斯主义的著作（1971年）中，简要地提及“工人中更大的群体转变为流氓无产阶级”，但他更为注意的是小资产阶级成为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社会基础。

流氓无产阶级术语的主要意义，与其说是指出了具有较重要的社会政治作用的、清楚地加以确定的社会群体，还不如说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崩溃的极端条件下，很多人都可能从他们的阶级中分离出来，组成一个“自由漂浮的”人群，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反动的意识形态和运动的影响。

（TBB）

1871年3月5日生于波兰的扎莫什奇，1919年1月15日在柏林逝世。

罗莎·卢森堡出生在一个相当富有的、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她是这个家庭的5个孩子中最年幼的一个，她是在华沙长大的。她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聪明和学业上成功的姑娘；在她很年轻时，她就反抗笼罩在俄罗斯波兰中学中的那种约束性的制度，参加了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后来，为了逃避逮捕，她不得不在1889年离开波兰去苏黎世。她在那里进了大学，起先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后来学习政治经济学；最后，她完成了论述波兰工业发展的博士学位论文。同时，她也积极参加来自俄罗斯帝国的革命流亡者的政治生活，反对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1894年，她同从事相似活动的亲密同志利奥·约吉希斯一起，领导创立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约吉希斯是该党的主要组织者，卢森堡则是该党最有才智的人和该党的喉舌。他们俩人已形成了一种长久的和热切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紧密的政治联系超过了以后个人间的疏远。为了有一个适合发挥她的能力的更广阔的政治舞台，罗莎·卢森堡在1898年移居德国。

在这以后，她在欧洲社会主义内部的重要辩论中崭露头角。在同修正主义争论中，由于《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使她一举成名，这本书可能仍不失为一般马克思主义对改良主义所作的最好反击。她坚决主张，随着资本主义的持续下去，它的危机和矛盾不可能得到缓和，因而不能像伯恩施坦所提出那样，把马克思主义核心砍掉，否定社会主义纲领的客观基础，而把社会主义变成一种抽象的伦理上的乌托邦。工人运动确实要通过工会和议会活动为实现改良而斗争。但是，由于这些改良不足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工人运动决不能忘记它的最终目标：通过革命夺取政权。1904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书中，卢森堡介入了列宁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执，她批评了列宁关于高度集中化的先锋党的概念；她认为这一概念试图把工人阶级置于监护之下。在这里，她的命题——这也是她所有著作的特点——就是，工人独立的首创精神即自我活动使他们有能力经过自身的经历和自身的错误，认识到相应地需要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民主组织。在这些年中，她还有其他同列宁不一致的地方。尽管她痛恨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压迫，但是她同列宁不一样，她既不支持波兰独立，在更一般意义上，她也不支持民族自决权的口号。

然而，对1905年革命的共同反应使他们更接近了；他们都设想，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经过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才能进行到底。此外，在关于俄国工人的群众行动的问题上，卢森堡被认为是发现了一种有关国际联系的策略思想，而且她还开始敦促德国社会民主党去接受这种策略，说明这和其他事情一样，也是这一组织左派的事情。在《群众罢工、党的和工会》中，她提出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典型形式。最广大群众的创造力和消除官僚惰性毒害的自发表现，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联系在一起，并同更长远的要求直接联系在一起，在这中间潜伏着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全球性的斗争。1910年，这一观念使她同考茨基决裂了，考茨基主张重整党领导的谨慎的、以选举为特征的政策。她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同战争威胁有关的帝国主义问题。在她1913年的主要理论著作《资本积累论》，她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因作了解释。她证明，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不同非资本主义社会接触，必然会因为没有能力吸收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而崩溃。帝国主义就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残存的非资本主义环境而展开的竞争斗争，但是，由于后者受到了侵蚀，就造成资本主义关系的动摇和这一体系的不可避免的崩溃。

卢森堡在德国领导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理智的杰出倡导者集合在斯巴达克派中，她在《尤尼乌斯小册子》和其他著作中，谴责社会民主党的护国立场是一种叛卖。战时的大部分时间她是在监狱中渡过的。在那里，她写了《俄国革命》，她与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派休戚与共，完全一致，她赞同他们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但是，她也对他们的土地政策和民族主义政策，首先是对他们剥夺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对于他们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来做这些不幸的、势所必行的事情作了批判。她在1918年后期获得自由后就参加了德国革命，在一次流产的起义被镇压后，她在柏林被右翼军官残酷地杀害了。

罗莎·卢森堡的著作有时被解释成一种政治上的宿命论，因为她提出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崩溃的理论；她的著作也被解释成一种无限制地相信群众自发性的理论。然而，这是对她的误解和歪曲。资本主义的崩溃表现为无产阶级的选择：一方面是危机、反动、战争，最终是灾变和野蛮状态；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因此，参加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必然的和紧迫的。在她看来，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命题，这种斗争的实质确实是由工人阶级的自发性、自我解放的结果所提供的。但是，她并不否认需要组织，也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有能力的领导的重要性。她同列宁的分歧常常被夸大了。他们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卢森堡毕生所关注的民主和解放，这毫无疑问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因此，不应该把她同对这一传统持批判态度、跟她完全对立的人——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混为一谈。

(NG)

李森科主义一词起源于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1898年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的卡尔洛夫卡，1976年11月20日在苏联逝世）的生涯、影响和丑闻。李森科原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植物种植者，他狂妄地主张利用温度、湿度和其他简单的技术对种子加以处理，能够戏剧般地改变谷物季节形式和产量。他还主张，这些变化的有益结果可能传给后代——获得性的遗传。他的方法、主张和理论公然违抗了发展的植物遗传科学。结果，苏联和受苏联影响的国家的生物学的和农业的理论和实践，同国际上科学家和农业学家完全对立起来。1927年他开始出名，到1948年以斯大林为靠山结束了他的势力的全部对立面，李森科一直上升到控制了涉及遗传概念的所有学科。西方遗传受到了谴责，它在苏联的实践者也受到了迫害、监禁，有的还被杀害了。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他的势力一直没受到挑战，斯大林逝世后他的势力衰落下去，但在赫鲁晓夫的保护下再度抬头，直到1965年两者都被废黜为止。在西方，李森科主义被看作是一种足以引以为训的实例：不要干预科学的相对自主性和它的中立地位的价值。对科学的政治干预会产生不利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结果。李森科主义成功地被当作一根棍子来使用，以此打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和社会观念，在冷战时期特别是这样。它疏远了许多进步的科学家，在历史、哲学和社会的科学研究中产生严重的后果。

毋庸置疑，李森科主义窒息了苏联遗传学和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虽然人们已证明它对苏联已经困难的谷物生产的影响是惊人地微小。作为一种保护制度和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都造成惨重损失。然而，主要的问题却是，李森科主义丑闻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有效地排除了对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关系的探讨，另一方面也有效地排除了专家们的作用。李森科作为一个农民或无产阶级科学家的出现，部分是因为苏联的资本阶级科学家极不愿意进行合作。在列宁同资产阶级专家的妥协结束后，完成“文化革命”和促进“红色科学家”的意图使许多十足的机会主义者被罗致。同样，需要余粮以供给城市无产阶级和出口（为了实现工业化而购买资本物品），导致了激烈的措施（见“参考书目” ⑧）。对苏联科学、技术和农业政策的轻易批评，有助于转移对较细微的但并不是不重要的方面问题的注意，在这些方面，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优先作了具体的研究和发展。“李森科主义”起到了一种烟幕作用，在这种烟幕后面，人们认为西方的研究和发展走在更为细致地介入研究的资助制度下受到资本家的控制，因而使自鸣得意的情绪得以增长。在苏联人造卫星发射（1957年）之前。西方制度已经被认为取得了较为巨大的成功；但自此以后，强调军费开支导致在西方研究和发展中获得大量的军事赞助，也增加了在安排研究任务上对顾客合同的直接依赖。李森科主义作为遗传学和农业的理论基础是完全不可信任的，但作为一种引以为戒的实例和作为一种进一步深入了解研究和发展重点过程，应该说它仍然有许多教训可以吸取。

（R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