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人们可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特殊的技术社会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那就是说，如果为了人类的集体目的改造自然的人类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核心问题，那么，技术就是体现价值并具有使用价值的产物和产品。马克思主义对生产的分析集中在劳动过程方面，在劳动过程中，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劳动）对原料进行加工，利用生产资料产生使用价值。这个模式可以从生产推广到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科学和非生产部门包括家庭。马克思强调，至关重要的不是自然界，而是技术：“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奴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是物化的知识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页）。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类的创造首先是在想象中完成的；我们是建筑师，而不是蜜蜂。技术史就是阶级力量不断分化的历史。“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走锭精纺机，因为它开辟了自动体系的新时代（《资本论》第1卷，第47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按照这个模式，工场手工业──无论过程或产品──的历史就是阶级关系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真正人类学的自然界，通过人类劳动而出现的自然界。

资本主义革命和产业革命中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再到向泰罗制、福特制、生产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发展，被看作是生产领域的技术史。它们提供日益复杂的生产资料以及在消费领域构成技术的资料。人类活动永远以技术为中介，而且在家庭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也越来越是这样，当然，技术也开始被看作是第三世界的发展状况的标准以及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军事和内政成就的尺度。

（RMY）

马克思主义者不常使用这个词，政治科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用它来形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后来又把它推广应用于国社党的德国和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代，参看斯大林主义条目）。在50年代冷战时期，它在西方政治科学和报刊的词汇中逐渐确立。最著名的定义之一（见“参考书目” ①）列举了极权主义政权不同于其他专制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几个特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信奉这种意识形态的党；十分完备的秘密警察制度；在大规模通讯系统、作战武器和包括经济组织在内的一切组织方面实行的三种垄断性控制。

然而，两个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严格地使用这一概念。诺伊曼（见“参考书目” ④）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看成是“极权主义的垄断经济”，并详细地分析了“渗透到公共生活一切领域”（戈培尔语）的“极权主义国家”学说。希法亭在他最后两部著作（见“参考书目” ②、 ③）中认为，苏联是“极权主义国家经济”，不同意把它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他和诺伊曼一样认为这一概念经不住认真的经济分析）或官僚统治的制度（托洛茨基提出的），并指出：布尔什维克“建立第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是在这个词发明出来之前”。所以他进而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提出比较全面的修正。他认为，现代国家现在已具有独立性，使种种社会集团服从它自己的目的：“历史这位‘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教导我们，与恩格斯的期望相违，‘对物的管理’可能成为不受限制的‘对人的统治’……”从而导致“经济受国家政权掌握者支配”。最后，希法亭论证说，“国家政权的发展与现代经济的发展是携手并进的”，国家成为极权主义国家已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使一切历史上有意义的社会过程都屈从于它的意志。诺伊曼和希法亭的分析，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一切现代社会中干涉主义国家的形成的争论来看，仍然是有意义的。

（TBB）

形而上学的和形式主义的观念把它看作一种抽象的、没有时间性的、因此是“无生气的总体性”，认为其中各部分在一成不变的整体中占有固定的位置；辩证的概念与此相反，是一种能动的概念，反映着客观实在的全面的但在历史不断改变的中介和转化。正如卢卡奇所说的：“唯物辩证法的总体性观念，首先意味着相互作用的矛盾的具体的统一性……其次，一切总体向上和向下具有体系的相对性（这就是说，一切总体由许多从属于它的总体构成，同时，这里所讲的这个总体由具有更高的复杂性的总体凌架其上……）；第三，一切总体都具有历史相对性，也就是说，一切总体的总体性不断变化、蜕变，受特定的具体的历史阶段制约”（见“参考书目 ④，第12页）。

在黑格尔哲学中，总体性概念极为重要。作为有其内在的差异的“具体的总体”，它构成进行和发展的开端（见“参考书目” ①，第472页）。发展的结果是“与自身同一的整体”（同上，第480页），它以“扬弃了的规定性”的形式，通过“总体的体系”恢复原有的直接性（同上，第482页）。因此，“在有中，最初一切规定都熄灭了，或者说由于抽象，似乎都扔掉了，‘有’的纯粹直接性就是通过中介，即中介的扬弃，而达到相应的自身等同的理念。方法是仅仅与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它因此就是单纯的自身关系，这个关系即有。但这现在又是充实了的有，是以概念理解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同时又是绝对内涵的总体那样的有”（同上，第485页）。

可见，黑格尔的总体性观念既是辩证方法的组织核心，也是真理的标准。列宁对后者格外强调，他这样赞扬黑格尔：“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概念的关系（=转化=矛盾）=逻辑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转化、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现象、世界、自然界）的辩证法”（《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16页）。

社会的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一种结构化的和受历史制约的包括一切的复合物。它寓于许多中介和转化之中，通过它们而存在，它的各个特殊部分或复合物──也就是说，“局部性的总体”──，彼此联结在一系列不断改变和变化、能动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制约之中。因此，一种行动、措施、成就、法律等等的意义和范围，只有在辩证地理解总体的结构的情况下，才能加以估计。这又必然要求辩证地掌握构成特定社会总体的结构的许多具体的中介。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是把“世界历史”的要点加以总体化，从而把社会发展加以理论化，认为世界历史产生于物质的人与人间的过程的客观规定。“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页），尽管异化和物化的客观现实可能看来完全与他们无关。这种全面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历史产物。因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所以只有当总体化的相互联系客观上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和竞争的条件的时候，世界历史才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竞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因此，“……现在情况就变成了这样：个人必须占有现在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活动，而且一般说来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这种占有首先受到必须占有的对象所制约，受自己发展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所制约……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的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其次，这种占有受到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只有……现代无产者，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

卢卡奇以跟上面这段文字类似的口吻论证说，“只有当提出客体的总体性的主体本身具有总体性的时候，才能谈到客体的总体性”（见“参考书目” ⑤，第28页）。同时在批评资产阶级理论的“个体观点”时，他坚持说，“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的根本区别，并不是经济动因在解释社会方面的主导地位，而是总体性观点。总体性范畴，即整体对各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优势，是马克思从黑格尔方面接受过来并以独创的方式改造为崭新科学的基础的一种方法的精髓”（同上，第27页）。卢卡奇围绕“总体性观点”，阐发了一种极有影响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意识理论。后来，卢卡奇的这一方法论原理被卡尔·曼海姆化作具有一种“对总体方向和综合”的要求的“自由流动的知识分子”（freischwebende Intelligenz）的假想的社会学实体。有赖于下列公认的事实，即知识分子把“充斥社会生活所有一切利益与他们自身相结合，知识分子即使已经参加一个政党，仍然可能具有总体的方向”（见“参考书目” ⑥，第140—143页）。

马克思的《资本论》以第3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达到高潮。因为只有从社会总资本和总劳动之间的必然的结构性的相互关系着眼，而且充分考虑到有利于排除资本的矛盾从而延长它的社会历史生存期的对立趋势和结构规定，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自我膨胀和最后崩溃的趋势和规律才有它们的真正意义。列宁在较晚的社会对抗历史阶段，特别注意识别历史上特定的而且必然不断变化的客观杠杆或战略“环节”（见“参考书目” ③），藉助这种杠杆或“环节”，通过有组织的社会政治行动，可以最有效地控制一定的社会总体，如果有适当的、自觉的集体力量来实现这个全面的战略设想的话。

相反，在萨特那里，“总特性”是一个有疑问的概念，因为总体化本身是一种内在的个体活动行为。所以，“必须注意，我们这里所讲的不是总整体性，而是总体化，那就是说，一种多样性使自己总体化，以便从某种角度使实际领域总体化，它的共同作用通过每一有机的实践，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对象化，呈现在每一个普通的个体面前，（见“参考书目” ⑦，第492页）。从这种规定来看，“结构”本身只能是一种假定的惯性，“总体”实质上是一个内在化问题。因为“结构是对于整体以及以整体为中介彼此间的一种以互惠关系为条件的特定关系。而且整体，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总体化，以内在化的多样性的统一性的形式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而不是其他地方”（同上，第499页）。

（IM）

同一行业和工业部门的工人们的联合有很长的历史，但工会制度作为一种广泛的运动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发展的产物。早期的工会通常被看作是颠覆性组织，国家往往进行镇压（工会在法国迄至1884年还是非法的，在德国迄至1890年也是非法的）。非法地位往往又引起社会抗议的狂暴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英国工人斗争的激进主义的强烈影响下极为详尽地分析了工会问题。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一章中论述了“工人运动”（主要集中论述郎卡郡的棉纺工厂工人），他也探讨了煤矿工人的工会问题。马克思在结束《哲学的贫困》一书时对英国工会的斗争给予了热情的评价；关于局部的联合产生“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团结”的这一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重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0页）。这些早期的著作阐明了三个主要论点。首先，工会是资本主义工业的自然产物；工人被迫联合反抗削减工资和以机器替换工人。其次，如同蒲鲁东和后来拉萨尔所主张的，工会在经济上不是不起作用的；工会可以阻止雇主将劳动力的价格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是它无法把工资提到这个水平以上，而且甚至它的防御力量也被资本的集中和周期性经济危机所破坏。因此，第三，防御性的经济行动的有限效果促使工人们日益在广泛的阶级基础上组织起来，提出政治要求，并最终从事革命的阶级斗争（在英国可举的例子有棉纺厂工人争取10小时工作日运动、宪章运动和1845年的全国行业大联合）。首先，工会经验提高了工人的自信和阶级意识；“作为斗争的学校来说，工会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3页）。

但是，英国蓬蓬勃勃的运动很快崩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说明了他们的醒悟；工会成了工人贵族的活动场所，工会领袖被资产阶级政客腐蚀拉拢，而且整个工人阶级被殖民地剥削果实所收买。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曾与第一国际中的主要英国工会领袖合作，认为他们的参加对于第一国际的成就极其重要。在《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以及翌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中，他督促他们扩大他们的目标，虽然在这一方面的任何希望很快失去，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还坚持认为，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批评哥达纲领没有就这一问题作任何讨论（恩格斯致倍倍尔，1875年3月18—28日）。

从19世纪50年代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历和著作中，在把工会看作一种已经合法的而且自鸣得意的机构同关于一种比较激进的潜力和作法的观点之间，存在一种严重的矛盾。奇怪的是，这种矛盾从来没有被系统地或是从理论上正视过；《资本论》只在一些地方顺便提到工会（虽然限制工作日的政治斗争讨论得颇为详尽）。

以后，可以区分关于工会的四种主要情况。特别和美国劳联有联系而且也是大多数英国工会所特有的“单纯的”工会制度，或明或暗地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工会的目的和方法的范围。19世纪90年代起在欧洲建立的天主教工会也是一样。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却具有革命抱负，认为具有战斗精神、阶级觉悟的工会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第二国际的主要的、而且实际上日益具有改良主义性质的立场是，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具有彼此补充但各不相同的职能范围。在欧洲很多地方，全国性工会在社会民主党指导下成立，进入20世纪以后，它们大都取得了它们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最后，存在一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例如，卢森堡认为，工会的作用是一种“无效劳动”；工会往往受一些官僚支配，只关心狭隘的就业问题。列宁的“工会意识”概念表明类似的倾向。二者都坚持必需在工会内部为革命策略斗争，反对经济和政治的划分；而且主张让社会民主党指导这种干预。

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以基层工厂组织为基础的委员会在欧洲的出现，在党和工会的辩证关系中产生一种新的因素。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强调“脱离群众”的工会组织的保守的官僚主义性质，以此与工厂工人委员会的生命力、可靠性和革命潜力对比。这种经验势必扩大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前景，而且以“工人委员会共产主义”模式使非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受到启发。然而，俄国革命在以后几十年对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会的态度具有显著影响。在俄国本身内部，关于工会在工人国家中的作用的争论在1920—1921年“工会问题辩论”中达到高潮。工人反对派主张工会接管经济管理，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工会应成为国家的机构。列宁的立场是，工会应当保持在形式上脱离国家，但应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党的干部要竭力在其中起决定性的领导作用。他给工会下定义为“把共产党和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的逻辑，被斯大林严格地加以运用；在斯大林在党内获得胜利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工会领导受到清洗，工会被改造为生产竞赛的机构。1932年批准这种改变的工会代表大会到1949年才再次召开。这时，斯大林的工会模式已经成为东欧的样版。

就西方的共产党来说，介入工会斗争被认为是关键行动领域。为了提供中心领导，1921年根据共产国际的创议，成立了红色工会国际。人们力求把工厂组织作为对“反动工会官僚”的一种牵制力量。在工会和工厂内秘密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是这一策略中的一个必要因素。在“阶级与阶级对抗”时期，随着“革命工会反对派”和某些脱离组织的工会的形成，以及包括非工会成员的工厂委员会的鼓动，对现有工会领导的敌对情绪加深了。但是，由于奉行“人民阵线”政策，工会的情况又彻底改观；一个标志是，1937年，红色工会国际（它1930年以来从未召开代表大会）正式解散。1945年，由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成立，国际统一很快实现，但1949年，大部分西方工会又得以成立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主要的例外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工会）。

由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内部的分化，原来的世界天主教劳工理事会内部的非团体化趋势，以及世界工会联合会内部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影响，冷战的分裂近来已经缓和，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少进展。正式的共产党人主要坚持“传动装置”观点；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倾向于或是不把工业化西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作为革命动力，或是重申早期关于“基层”行动策略。

（RH）

参看价值与价格条目。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关注的问题。然而，它却是在讨论一些比较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如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历史上的阶级冲突时，经常涉及的一个问题。因此，对“过渡”的注意是断断续续的，几个主要的场合（按年代顺序）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暗示的描述、《共产党宣言》的直接提法、作为《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表的马克思的丰富多采的笔记、以及在《资本论》中对原始积累和商业资本的持续探讨。

这一工作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对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研究，在一段时期没有被认为是可以从某种有关社会变革的一般公式中进行推断的。从马克思不再像19世纪40年代那样突出地强调有时表现为“技术决定论”（如在下列名言中：“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的“生产力”决定论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相反，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马克思的方法涉及使用一系列正式概念（例如，生产方式、所有权等等），不管怎样，这些概念是在不同方式下应用于社会变革的特定场合的。换言之，不存在一般的过渡理论。

其次，马克思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实质性解释自相矛盾，极不一致，提出了两个主要的看法。第一个看法，这在40和50年代很明显，强调商业活动、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新的不断扩建的城市对封建制度的腐蚀性影响。商业资本主义在独立自主的城市范围内，提供了走向资本主义的原动力。第二个看法，在《资本论》中特别明显，集中论述“生产者”和“生产者”成为商人和资本家的过程。马克思把这称为“真正的革命道路”。这时因果关系的分析，被引向某些生产者成为资本家的先决条件，特别是，绝大部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脱离以及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的产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谈到这两种看法，认为是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但抉择后者作为过渡的真正决定性的特点。商业活动诚然可以使越来越多的产品成为商品，但它不能说明怎样和为什么劳动力本身会成为商品。所以，它无法解释过渡。因此，第一位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于交换关系方面，而存在于社会关系方面。因此，在《资本论》中，注意力不太放在世界市场或城市的扩大的动态方面，而更多地放在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的所有制关系的改变方面，例如在都铎王朝的英国，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逐渐产生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然而，尽管如此，马克思更为关心的是确定资本主义产生的结构性的先决条件，而不是这些先决条件得以实现的详细的因果关系过程。

马克思在对过渡的说明方面的这种理论上的矛盾和经验上的不足，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个问题始终是长期争执问题。在战后，特别是斯大林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方面，而不是放在这种过渡能否被认为是一切社会必须经过的一个普遍的社会进化阶段这一更有争论的问题方面。在前一范围内，自从20世纪50年代初斯威齐和多布之间众所周知的交换意见以来，已经出现三种主要的不同观点（见“参考书目” ⑤、 ⑦）。

“交换关系”观点（见“参考书目” ⑨、 ⑩）从通过市场交换为利润而生产来说明资本主义，以别于封建主义的近乎维持生活的经济。资本主义是通过贸易和国际分工出现的，这些力量被认为是封建主义“外在的”。但是，贸易和市场如果不是源自封建主义内部，究竟从何而来？而且，把它们两者结合在一个通过市场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内部，是否就足以把资本主义同其他生产方式区分开呢？

“所有制关系”观点（见“参考书目” ⑤、 ⑥、 ③、 ④）是在考虑到上述难点后提出的，它更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而不是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资本主义现在是从社会生产关系来说明的，这种生产关系建立在自由雇佣劳动的基础上，产生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结构性原则。相反，封建主义建立在农奴制和附庸制度这些惯例中的人身依附、相互承担义务、法定的强制榨取剩余的关系之上。这种观点认为，封建主义的破产是由于内在的矛盾，而不是由于斯威齐和沃伦斯坦著作中所默认的外在的“斯密式的”无形的有力的手（见“参考书目” ④）。这些矛盾表现在阶级冲突中，阶级冲突逐渐破坏农奴制，而产生比较自由的土地占有制度的趋势。经过一段时期，产生了以资本主义农场主和无地的劳动者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结构。这种观点有助于解释交换关系观点中的一些问题，如农奴制的结束和市场势力的存在之间联系的缺乏。然而，还有很多问题有待弄清，例如，为什么领主和农奴之间的斗争在欧洲不同地方有不同结局，为什么农奴的自由在有些地方会导致农业资本主义，在另一些地方却导致农民的农业。

安德森关于过渡的观点（见“参考书目” ①、 ②）涉及综合非马克思主义论点（如新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和通常的马克思主义论点。虽然他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他却自由地游移于以上两种观点之间。安德森认为，社会关系的改变先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力的发展，这使他跟多布等人的观点接近。然而，他拒绝认为封建主义内部的阶级斗争对于“封建危机”到来起决定性作用的任何简单的关于变革的演进理论。像斯威齐和华勒斯坦一样，他强调城市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性。然而，城市文明的动力没有被置于封建主义之外，而是被认为是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世界的遗产。这里，安德森同麦克斯·维贝尔都赞成认为古典世界的遗产对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安德森无疑是从出现一种能够普及古典奴隶制社会的城市文明和政治遗产的具体秩序来解释人类历史的。这与斯威齐和华勒斯坦著作中包含的斯密式的关于人的观点呈鲜明对比。这也改造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目的论，按照这种理论，历史是通过驾驭自然和克服异化的社会关系，作为人类努力实现它的创造实践的本质力量的结果而展开。

（RJH）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概念意味着，必须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是推翻贵族政权，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文化在封建社会范围内的长期发展过程的终结。与此相反，夺取资产阶级政权，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不过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化的“第一步”。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1部分第3节）区分了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还缺乏它自己的基础的一种混合的社会）和它的高级阶段（“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财富如此丰足，对每个人可以“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把低级阶段看成“社会主义”，而把高级阶段看成“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中，还存在阶级、职业分工、市场经济因素和表现为按照提供给社会的劳动量进行分配的原则的资产阶级法权因素。

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表述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纲领十分灵活，把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解释为最终使整个生产方式革命化的一系列步骤。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264页）。马克思意识到，政权只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权力，但是，在他看来无产阶级“迫于形势”才运用它，以便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一切阶级和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为了说明工人国家的性质，马克思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一词，这个词在当时就引起争议，今天也遭到许多民主的社会主义者非议。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巴枯宁）反对说，这个思想会促使一种独裁主义国家和一种专横的官僚统治上层长期存在下去。另一方面，改良主义者（例如，伯恩斯坦）反对政治革命的观念，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本身会自发地导致社会主义。

《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过渡的经济纲领包括旨在“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各项措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剥夺地产，废除继承权，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其他企业逐渐才转移到国家手中。后面这一要旨后来却被遗忘。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的时候，立即把全部经济（农业除外）收归国有，这一先例在20世纪其他社会主义革命中都被仿效。在一切“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成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以一种特别的高度集中的形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必不可少的步骤。经验已经充分表明，以这种方式创立的新国家无不逃避工人阶级的一切监督，而成为领导党的统治工具。经过一系列的清洗，革命的先锋队变成一种强大的官僚机构，对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相当全面的控制。刻板的行政规划保证了稳定的一般的增长，但扼杀了主动性和革新精神，而且它对那些需要灵活的、分散的决策的一切经济部门（农业、小规模生产、商业、服务业）具有特别有害的影响。一旦异化的权力的新中心确立，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便无法进行。有其强制机关和专门机构的国家，倾向于强化而不是“消亡”。工人委员会（苏维埃）失去任何意义。预期的文化自由繁荣没有实现，相反，官方意识形态支配的文化惊人的大量增长。“大量需求”的发展主要被对物质财富的追逐取而代之。

这种社会远非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整个过渡过程的目的：“……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通过过渡过程的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阶段。在强大的社会运动和解决各种内在矛盾的需要的压力下，甚至在旧的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已经完成一些重大的改革（累进税、某些重大经济部门的国有化、工人的参与计划、社会福利、公费医疗、普遍义务教育、免费培训进修、劳动的人道化，等等）。激进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政治优势产生于这个过程的终结，而不是它的先决条件。一旦他们成功，这种力量就可能把国家变成一种自治的而不是独裁的结构。职业化的军队将被非职业化的自卫组织所代替。非特权社会集团（妇女、被压迫民族或种族）首先要取得权利的平等，然后是地位的平等。生产资料要社会化，置于自治团体的监督之下。资本和劳动的市场将要消失，工人工资将代之以工作组织的纯收入的一份，与他们的工作的数量、强度和质量相当。商品市场在一个长时期内始终是社会需求的指示器，但越来越多的东西会丧失商品的性质，因为它们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而生产的，或多或少由社会补贴（药物、教育和文化用品、餐具、住房、主要食物）。既然所有的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物质生产的增长就将减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将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但它的目的将不再是物质产量的增加，而是从繁重劳动中摆脱以及减少劳动时间。高标准的文化、精神和公共需求越来越重要。劳动将逐渐摆脱异化性质，工人参加决策，自由选择可供挑选的工艺，改组生产过程以便强调工人的自主和自我监督以及他们之间的合理配合。联合原则将支配各级社会组织。在个人的社会化方面，为参加工作进行的准备将失去今天所具有的原有意义，随着选择工作比较自由，而且就业不分性别、种族、民族或年龄，也越来越灵活得多。分工不再是如此刻板地职业化，工作者有更多的机会改变他们的职务，如果增添的知识和技能使他们适合新的职务的话。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活动将是个人创造能力得到表现的活动，不论在生产工作范围以内或以外。

社会主义并不是完美的社会，而只是目前历史时代的最佳的前途展望。它不能解决人类一切矛盾，它也许会产生今天无法预见的某些新的矛盾，但它将结束为利润而生产的浪费、阶级统治和剥削以及国家的压迫。

（MM）

虽然马克思（特别是在他就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所写的笔记中，见“参考书目” ⑤）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偶尔使用“部落”和“部落的”这些词，他们并没有把“部落社会”规定或分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类型。恩格斯认为摩尔根“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页）具有特殊的意义，摩尔根关于从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然后到文明时代的史前文化各个阶段的概念，完全与唯物史观一致。马克思在1879—1882年间的笔记中对人类文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见“参考书目” ⑤），主要也是关心早期社会的历史发展，不仅评论了摩尔根的著作，而且也评论了梅恩、拉伯克、柯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主要对──不同形式的“原始社会”中──阶级划分和国家的出现产生兴趣。

在现代学术界的人类学中，“部落的”一词和“原始的”一词一样，是模棱两可地看待的。虽然克罗伯（1948年）首先对关于“部落”是北美土人的社会形态的基础这一概念提出挑战（见“参考书目” ⑥），他的反对意见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直到弗里德（见“参考书目” ③）大肆攻击对一切土著社会使用这个词。两位学者指出，部落——宗主国理论和实践中所称的部落——是在殖民地范围内强加于一些在其他方面各不相同的政治上自治的集团的一种行政单位。李科克（1983年）补充说，“部落”作为一种具有等级结构的政治集团，也可能是对防御帝国主义极力统治一定地区的必要性的一种内在的反应。

晚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品，既关心概念问题（见“参考书目” ④），也关心历史和政治现实。譬如说，如果我们考察一种由过去平等的土著集团构成，而这些集团又有可能跟统治上层发生某种从属关系的政治等级结构（或是从中产生上层的人们本身内部也有类似的等级划分），“部落”一词是不关痛痒的，除非从原始国家（这是戴蒙德的术语，见“参考书目” ②）着眼来使用它──因此产生塞维斯所使用的“部落国家”一词。另一方面，如果“部落”的名称也应用于一个平等的、无阶级的，也就是说原始的社会，那么范畴的含糊是显而易见的。必须指出，“平等的”并不指存在种种地位、级别或世代的等级制度，而只是指不存在经济剥削。既然“部落”一词也和“种族”以及其他模糊的说法（例如，“传统的”、“不开化的”）有联系，于是，一种狭隘的、天生的、有血统联系的和凶猛地自卫的单位的形象，便产生于具有高度文化的文明同目不识丁的可能比较简单的和技术“低劣”的文化之间的接触。这种种族优越感的标准容易推翻部落国家和无国家的部落社会的区分。但是也应当注意，一个无国家的部落社会可能由于外来的帝国主义的直接或间接的攻击而形成它的社会团结。这样一种派生的结构，是不应与早期部落国家混为一谈的。

“部落”的不同意义产生的问题是现实的，但可以通过重新下定义来解决，虽然哥德利埃（见“参考书目” ④，第93—96页）认为，需要有一种更带根本性的理论改造，少注意这些社会出现的“形式”，而要更为严格地分析其中不同生产方式的作用。“部落”不应当适用于历史上所已出现的由中央集权控制经济的各种社会形态（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但是没有理由对无国家的、原始的社会放弃这个词的使用。因此，一种以园艺为基础的原始社会，例如在尼日利亚中部偏北地区由若干村落组成，它们承认彼此的建立在共同名称、语言、文化以及只限于在村落内通婚的基础上的传统关系，也可能承认超越村庄的宗教权威机构，这种原始社会符合“部落”的定义。这种社会是无阶级的，通过正式的或近似的血统联系来活动，没有行政结构和行政当局。组成这个社会的若干村庄是自治的而又是有联系的；正如它们保持一种内在的平等，它们也在非剥削的框架内与其他村庄相联系。合作的工作团体，军事和（或）狩猎单位，在“部落”范围内也可以跨越村庄。文化联系在一个“部落”内是很明显的，然而也存在于没有明确的部落结构的条件下，可能包括延伸在大片地面上的许多局部集团，例如在尼日利亚东部原先保持接触的说伊博语的人民中。这样的集团可以认为是一种原始的部族；由于不存在政治联合，不存在广泛的宗教仪式的或贸易的联系，在一定范围以外，这种共同的文化特点，甚至人民本身也可能不知道。

所以，部落社会按其基本特点，是一种原始社会。当“部落”一词用作实词的时候，既使涉及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派生反应”，它所反映的是若干局部集团之间的某种类型的相互关系。当“部落的”用作形容词的时候，它可能涉及一个团伙（它也是原始社会的一种）或一种早期国家，其中在局部地区原始特点被保留下来，即使有所改变也罢，而其外在的、完全行政的关系却具有阶级和（或）种姓性质。易洛魁人也许是“部落”的典型，达荷美是一个“部落国家”，布须曼人则是一种“部落的”团伙社会。马克思自己似乎是把部落国家类型的社会形态列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总标题下面。

（SD）

1879年12月7日（10月26日──俄历）生于乌克兰的亚诺夫卡，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的科约坎逝世。

列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笔名“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在1905年和1917年10月的俄国革命中崭露头角，1918年任外交人民委员，然后在1918—1925年任军事和海军人员委员。从1923年起，他领导反对苏联官僚“叛卖”革命的反对派运动。1929年他被斯大林逐出俄国，在国外成立了第四国际反对斯大林主义。他批评共国际关于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被斯大林的代理人暗杀。

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贡献是“不平衡和联合发展”的理论和由此得出的“不断革命”学说。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克服它的落后，不是要经历先进国家所已经历的各个阶段，而是要缩短甚至越过这些阶段，这就要把落后的特点同先进发展阶段（通常可以达到的最高水平）的特点结合起来加以考虑。这个过程被认为对于西欧和北美先进的资本主义核心以外的国家都有典型性。实际的政治后果是，既然通常是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采用先进工业，有关国家就需要有比本国资产阶级更为强大的无产阶级。由于前者没有能力或害怕实行资产阶级革命，这个任务便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它要领导前资本主义成分的下层参加直接从消灭封建残余着手进而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的革命。“不断革命”的说法是从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借用的。

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极力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先进国家推进革命，因为单独一个国家、特别是具有前资本主义关系的顽固因素有待克服的国家（如俄国）的范围内，不可能取得深远的社会主义成就。在这样一个国家推进革命的环境本身也妨碍它的社会主义发展。“不断革命”反对下列观点：在反封建的革命之后必须有一个持久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资产阶级实行统治，或是由社会力量的某种联合（例如，“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代为统治。托洛茨基分子认为，列宁在1917年4月采纳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并在十月革命中付诸实施。

当斯大林阐述“一国社会主义”学说时，托洛茨基警告说，这将使俄国蒙受灾难性的遭遇（过早的农业集体化）并使共产国际变成不革命的俄国对外政策的单纯工具。当苏俄必须发展工业并使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时候，这些成就不能被看成与社会主义是一回事。社会主义不应当只看作是工业化加上提高的生活水平，而应当看作是比最先进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也具有更高的生活水平的社会。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在世界经济的“制高点”夺取政权。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统治下俄国的社会秩序只是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要不前进到社会主义（这就需要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加上俄国的一项补充的政治革命），就会倒退到资本主义。统治的官僚不被看成是一个“新的阶级”，而被看成是一种寄生的赘物，苏联社会不被看成是“国家资本主义”，而被看成是一个“蜕化的工人国家”，然而，其中十月革命的一些主要成果还残存着，所以，如果发生战争，各地的革命者必须捍卫苏联。

托洛茨基的思想的特点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为一切问题提供钥匙的一种普遍体系的错误要求。他反对在“军事科学”领域内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行骗；反对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使科学研究、文学和艺术接受领导，嘲笑“无产阶级文化”概念。他强调非理性因素在政治中的作用：“在政治上，人们不应当凭理性思考，特别是在牵涉到民族问题的时候。”虽然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的传统来说他是一个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却在那些提倡把狭隘和无知同提出荒谬主张的癖好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弄得马克思说他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中间，树立了许多敌人。

假如今天托洛茨基还活着，他很可能会说，他“不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因为他所创始的运动极端分化，其中若干集团可以说是徒有其名。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称托派的组织在好几个国家都有影响，而且托洛茨基自己的著作比他生前广为流行得多。

（BP）

象任何重要思想学派一样，托洛茨基主义被作各种不同的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下突出不同的方面。托洛茨基主义的奠基石一直是不断革命论，这种理论最初是马克思提出来的，1906年由托洛茨基针对俄国的情况重新加以表述，随后又在1928年进一步阐发。托洛茨基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看成是在不同水平上和在不同社会结构（封建的、不发达的、工业化以前的和资本主义的）中进行的和在不同历史关头发生的一系列相互联系、彼此依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这种“联合的和不平衡的发展”，要在形势和它本身的动力的推动下，从它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阶段推进到它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它将超越地理的和人为的界限，从它的民族阶段过渡到它的国际阶段，直至建立世界规模的无阶级和无国家的社会。虽然革命必须在一种民族的基础上开始（而且甚至可能使革命的国家在一段时期陷于孤立），这必然只构成戏剧的第一幕，随之在国际舞台上其他地方将上演第二幕。所以，国际主义──不断革命的另一方面──构成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种不可磨灭的标记。

这个理论在它起源的国家中同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发生最激烈的冲突，（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后者在提法上就是一种矛盾），而且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占优势的世界各地被作为异端中之异端加以排斥。但是，它在该地区以外仍然存在，而且虽然它必须与天生敌视它的民族主义的发展作斗争，它已经成为新生的社会主义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

1938年托洛茨基所建立的第四国际，并没有证明是推动革命的有效工具，但它对于推动托洛茨基主义基本原理在世界范围的争论来说，以及对于促进从事探索当代的正确革命策略的许多托洛茨基主义集团的建立来说，都起了深远的影响作用。先进的西方的阶级斗争的僵局和亚非各国人民中民族和社会意识的觉醒，可以解释为革命的持久性的证明。“落后”国家的解放运动重新提出了谁应当被看作是主要的和决定性的革命动力问题；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所提出的产业无产阶级，还是像1948—1949年间中国的情形那样把革命从农村推向城市的农民。

按照托洛茨基主义，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通过与现存秩序的革命决裂。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投票箱的进化的议会道路，认为这是一种幻想；被剥削阶级如果不同维护其经济统治的有产阶级作斗争，就不可能取得政权，这是理所当然的。无产阶级在这种阶级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按照托洛茨基主义的模式，必须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维护。这一概念从极权主义体制的经验来看，已经充满令人反感的附加物，它对于托洛茨基（如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一样）却不是意味着一种政体，而是意味着一个阶级的社会政治统治。所以，他把西方的议会民主描述为资产阶级专政；那就是说，保证有产阶级的统治的体制。

无产阶级专政将通过政党夺取政权而建立，托洛茨基认为这个政党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但是，他警告说，一旦它的任务完成，这样的党要提防用自身代替无产阶级或是支配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民主将通过由全体劳动者自由选举的、由合法的苏联各党派代表构成的苏维埃对政府实行有效的监督来保证。苏联各党派，包括那些先前拥护资产阶级的分子在内，是遵守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组织基础上的工人国家宪法而不企图以暴力推翻它的那些政党。此外，无产阶级的主权将通过在生产方面依靠工厂委员会将工业置于工人监督与管理之下来加以维护。生产者的联合与消费者的联合相辅相成，后者监督消费品分配和价格。

托洛茨基的革命政党概念不是始终一致的，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在今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中，有些集团完全赞成托洛茨基青年时期（1917年以前）对列宁严格的集中制原则的批评，认为政党是一个广泛而松散的组织。另一些集团虽然不完全反对列宁的集中制，但却比较强调政党的民主形式，他们以1923年以后托洛茨基的著作和随后他同斯大林主义化的苏联党的官僚专政作斗争时期的著作为依据。还有一些集团，这是少数，严格奉行列宁的集中制，他们则引证1917—1923年托洛茨基最讲求集中制的阶段作为依据。

多元论的社会主义原则和需要工人监督的信念，是自称忠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多数集团所共同的；它们拒绝把苏联看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它们所共同的。然而，它们对苏联的性质的说法却有所不同。突出的是两大思潮：一种认为，苏联还是一个工人国家，虽然如托洛茨基过去所说的，它经历着蜕化的过程；另一种认为，苏联已不存在工人国家，它的体制是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第三种不甚普遍，认为苏联集团是新类型的特殊形态。这些理论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托洛茨基主义与苏联对立的性质。问题是这样提出的：苏联将通过从上面实行的、下面迫切要求的逐步改革，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残余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需要有来自下面的暴动来实现1917年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着手实现的一切呢？关于西方政府和西方舆论为了促使苏联社会民主化所能够和应该对苏联政府施加的经济、政治和道义上的压力的程度和形式，也存在不同意见。这关系到对两大势力集团的关系的评价，随之也关系到今天代表托洛茨基主义的那些人们的政治活动。

托洛茨基主义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中有它的根源，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处于一个基本的困境之中，对革命发展的看法同现实的阶级斗争趋势向之间的脱节。每当阶级斗争激化和统治阶级被革命怪影缠住的时候，它们给这个怪影的命名之一，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而且它们就极力去驱除它。在苏联及其势力范围内，以及在中国，这个怪影仍然受到遏制。

（TD）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甲）“真理”通常意味着“与现实相符合”，（乙）评价真理（各种主张）的标准通常是，或是说，涉及人类实践；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一种古典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概念和一种强调实践的真理标准。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符合”通常是用“反映”或某种类似概念作比喻来解释的。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有两个方面。马克思谈到（1）被“反映”的事物的直觉形式和（2）内在或基本本质，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中所涉及的是一种说明的假设或方法论的起点，在第二种情况中这是描述或科学的适当性的准则。所以，就第一种情况说，马克思批评庸俗经济学只反映“各种关系的直接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8页），就第二种情况说，他所关心的恰恰是在思想上对它们的内在联系产生一种适当的表象或“反映”──这一任务涉及理论工作和概念转化，而不只是对现实的消极的重复。必须指出，通常理解的“反映”， ①涉及不以它为转移而存在的某种事物，而且是， ②根据某种投影原则或表象规则产生的。如果说前者是实在论的因素，后者则是与一种强调实践的论点以及下列思想一致的。现实没有无中介的表象。然而，如果前者在认识论上不会成为多余的（像在阿尔都塞那里它倾向的那样），现实事物本身对表象过程必然有某些约束。例如，一种实验的结果或它所产生的信念在因果关系上依存于被观察的结构。

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映象”和“复写”，列宁谈到“摄影”和“反映”。这些比喻很容易促使比喻的认识功能在说明原因的功能面前崩溃，上述（2）的情况在（1）的情况面前崩溃，以及认识和证实的理论在感知和解释的理论面前崩溃。实在论以事物不能简化的认识为前提，而且它承认这种认识的产生于社会的、因此在历史上是相对的（但不是判断上的相对主义的）性质。但是，在正统的恩格斯的“反映论”中，存在一种把真理物化和以解释和感知的方式说明反映的倾向，从而回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痛斥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哪里，因为忽视人类实践在形成社会生活其中包括认识方面的能动作用。

正是这一论点以及认识客体不是绝对不以认识过程为转移（象自然科学中可能设想的那样）的有关思想，构成反对反映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认识论方面的出发点；按照这种理论，真理本质上被理解为主体的实践表现，而不是理论上客体的适当的表象。所以，根据卢卡奇的真理统一论，真理是在关于主体和客体在历史上的被意识到的同一性（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中实现的总体性；根据科尔施的实用论，真理是与阶级有关的特殊需要和利益的现世表现；根据葛兰西的一致论，真理是在历史上逐渐接近的、但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一种实际的意见一致已经取得之后才终于实现的一种理想。这些理论和后来一些和它们有关的理论，都倾向（= 1 * ROMAN I）判断的相对主义和（= 2 * ROMAN II）（集体的）唯意志论。因此，如果说反映论和客观经验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的一般弱点是忽视真理判断的产生于社会的历史性，认识方面的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弱点则是忽视这种判断对象的独立存在和超事实的功效。

现在谈一谈（乙）真理的标准。在社会经济领域内，既无法人为地建立，也不能自发地产生一些封闭的研究系统；这意味着从经验上评价理论的标准不能是预言性的，所以应当只是解释性的。这样一种非历史主义的但仍然以经验为根据的标准，不同于德拉—沃尔佩和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无差别的经验标准、卢卡奇和阿尔都塞的理性主义的（但在其他方面很不相同的）标准、从葛兰西到哈贝马斯的人道主义理论的道德实践标准和从科尔施到科拉科夫斯基的主观实用主义标准（并参看辩证法；认识论；唯物主义条目）。

（R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