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苏联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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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苏联经济是各种矛盾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旧俄罗斯是落后的，它的无比巨大的自然资源几乎还没有接触到工业，而分散为二千五百万农户的农村经济则占有压倒优势。另方面，布尔什维克党于1917年取得了政权，由此诞生的苏维埃政府，在这个孤立于资产阶级世界上的广大国度中，自觉地建立一种在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

正如一切人类社会那样，苏联社会的特点表现于经济活动的某些上面。社会产品分为必要产品的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一部分用来发展劳动工具，生产资料。占有这一剩余产品的特有形式，决定了经济的特有能动性，其规律必须彻底加以揭露。通过研究苏联政府的经济政策从1917年10月以来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可以清楚不过地看出这种特有的能动性来。

1917年10月革命所产生的国家的领导人，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丝毫没有要在他们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成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想法。他们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为要做到一点，必须有明确的物质条件：大工业对小工业要占有绝对优势，工业对农业要占有绝对优势；生产力要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工人要有相应的技术熟练程度和文化程度。

在1917年的俄罗斯，这些条件大部分都不具备。当时，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只是把他们革命的胜利看做是国际革命的一个环节；革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首先是在德国的胜利，应该创造必要的出发点，以便迅速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¹

这一国际革命的推迟和接着的失败，向党的领导人提出了一连串崭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加以解决。这个党便根据指导它的实践的许多因素，作出了不同的答案。在这些因素中，最强大的终究是在国际和国家范围内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社会加于该党的各种重大压力。

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纲领并未规定要立即没收全体资本家的产业。它只致力于普遍建立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劳动者首先应该学会管理工作，同时监督资本家经理（2）。此外，纲领规定把银行合并为独一国家银行，实行国有化；对经济的主要垄断部门逐渐实行国有化；不承认外债，对土地和矿山实行国有化，与此同时，把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这些措施并未意味着俄罗斯经济的社会结构发生质量上的大变化。

但是，工人主动性的蓬勃发展；工业家和行政管理人员的不合作和随之而来的破坏活动；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的相继发生；全面内战的爆发在三年中造成全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外国军队对内战的干涉——所有这些事件，把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长期计划打乱了，并把政府推上了迅速改变经济结构的道路。由于对银行、批发商业、全部工业、全部外国资产实行国有化，由于国家垄断了对外贸易，从1918年起，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便在俄国创立起来。

在一个堡垒四面被人围困的情况下，一个叫做“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体系组织起来了。一切经济活动的计划化，与其说是有计划经济的措施，还不如说是一种。商品生产受到极度的限制。1918年11月21日法令规定对全部商业实行国有化。工人和公职人员的工资一大部分以实物支付：实物工资部分在全部工资中所占比例1918年下半年平均是27.9%，1921年第一季度是93.7%（3）。城乡交流衰落，最后成为物物交易。武装的工人队伍不得不从农民手中夺取城市所需的食粮（1918年8月6日法令）。工业生产直线下降，愈来愈只限于供应军队²。币制在飞腾的通货膨胀压力下宣告崩溃。全部经济活动陷于瓦解。

与革命运动在世界各地高涨的同时，红军在内战中获得胜利。接着，布尔什维克政府认为，提高生产能力成为这个政权生存下去的首要条件。为此，便组织退却，缓和那些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的取消一切商品生产极端形式。这就是“新经济政策”。实物税代替了征用办法，使农民能保存一部分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农产品。批发和零售商业的自由也恢复了。从1923年起，91.4%的商业企业是私人企业，它们的营业额在商业总营业额中占83.4%。财政制度健全了（5），卢布稳定下来，实物工资也取消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恢复。苏联并在国土上准许外国资本承办企业，以便加速生产能力的发展。手工业和私人小工业可以自由发展。1923年，计有十四万七千四百七十一家私人的小工业企业，使用工业总劳动力的12.4%。1925—1926年，这些企业提供工业生产的20%。

新经济政策获得了无可否认的成功。从1926年起，无论在工业或农业方面，生产能力的发展水平都达到和超过了战前的水平。1927—1928年，平均实际工资等于1908年的两倍，比1913的两倍，比1913年增加了将近90%（6）。政府开始运用已经掌握的资源来发展国营工业。

但是，这一发展落后于农业的恢复和人口的增长，既不足以满足农民对工业消费品的需要，也不足以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这样，不仅城市中发生长期失业，³而且落后国家农业的两大传统创伤也扩大起来：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发生而农村则人口过剩⁴。

与此同时，在农民中发生了阶级分化⁵。富农把供应市场的一大部分剩余产品集中在自己手里。早在1923年，斯特鲁米林就指出：只有15%到20%的农民有小麦出售（11）。直至1926—1927年，实物税还不是累进的。这种实物税加上贫农既缺少贮备，又缺乏运输工具⁶，因而便利了富民把商品粮集中在自己手里。至于供应城市和保证工业积累所必不可缺的这部分农业剩余产品，富农们要求以足够的工业品来交换。在得不到俄罗斯产品供应的情况下，他们便期待世界市场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就意味着苏联半资本主义势力同世界其余地区的资本主义势力合流。国家如果不能够完全掌握住对外贸易，那就会断送掉俄国迅速发展工业的一切可能。

事实上，从1923年起，布尔什维克党内便就国家部门（主要是大工业）和私人的农业和商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在这场辩论中，反对派坚持必需迅速实行工业化，以免苏联的富农分子同世界市场合流，同时，必须日益满足农民对工业消费品的需要来维护工农联盟。由于同一理由，反对派首先起来坚持必须有一个工业化的全面计划并在大工业中加速积累（13）。

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反对这一想法。1924年，米高扬攻击托洛茨基的经济发展单一计划，认为这是“乌托邦的最高峰”（14）。斯大林认为，苏联需要德涅伯河水闸（计划中的第一座大水闸），就象一个没有牛的农民需要一架唱机那样（见多伊彻所援引1926年4月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5）。拉庇图斯和奥斯特罗维季场诺夫在1927年他们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中，阐述了官方的论点，他们写道：

“近几年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固执地强调不惜损害由于工业品价格高昂而受到剥削的农民，实行超工业化的政策，这种政策是这些前提的必然结果……恩格斯和列宁在原则上采取的态度显然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结论。应该实行降低物价的政策，使农民体会到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区别，使农民能够积累（！），使个体户得到发展而不是衰落，使小生产真正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16）。”

而一向忠实地解释苏联领导人官方论点的莫里斯·多布于1928年仍写道：

“托洛茨基以‘俄罗斯往哪里去？’为他的书的书名（1926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比作者所提出来的更广泛的条件。它不仅取决于国家工业将来的迅速发展——比俄罗斯经济的所有其他因素的发展更为迅速，甚至比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更为迅速——而且取决于这一事实，即：在城市和乡村中，新的阶级差别和新的特权是否重新出现……因此，对于反对派的批评，官方的答复是坚决驳斥所谓新资本家和富农，象反对派所设法描绘那样迅速增加。它（官方的答复）也否认，（个体）农民日益繁荣意味着和必然促成资本主义复活。这就是反对派的根本错误，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错误认识和……问题被错误地说成是国家工业繁荣和农民农业繁荣之间的，而不会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在农民手中的这种私人积累的增长，有人把它说成是危险的（原文如此！），与此相反，如果能够把它吸引到合作事业、国家公债和储蓄银行方面来，它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积累的力量的源泉（17）。”

这一辩论在生活中得到了解决。1927—1928年冬季，富农们捏住了苏维埃国家的脖子。他们拒绝把食物交给城市，在这方面，发动了一场真正的罢工。此外，多布在他以后的一部著作中承认了这一点（18）。⁷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一部分领导人多年来低估了危险，拒绝采取充分的措施，但从1928年起，在恐惧的影响下，他们却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国家在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在反对派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规模上，实行“超工业化”⁸。

由于这一事实，苏联人民不得不为迅速工业化付出可怕的代价，本来这个代价是可以避免的。1927年12月，官方的作者克尔兹扎诺夫斯基曾估计，要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的目标⁹需要投资一百七十亿金卢布（21）。由于把投资集中在五到七年间（1928－1934年）进行，而不是分开在十到十二年间进行（原来是预定在这个期限内进行的，如果从1923－1924年起就开始加速工业化，本来是可以做得到的），每年的负担要沉重得多。此外，由于决心压缩实验期，缩短期限，政权便大大增加了事业的费用，导致了严重的浪费和损失。

最后，巨大的资源没有得到利用，并且遭到破坏（特别是由于农民屠宰牲畜）。¹⁰国民经济的损失，单是农民积累资金一项就达四十亿至五十亿金卢布（22）。如果把精简臃肿的行政机构可能节约的费用——估计每年可达十亿金卢布——加进去，那么，可以得出结论说，本来可以获得的成就要比头两个五年计划所得到的成就大得多，而不一定要苏联人民在1929——1933年期间付出惨重的牺牲。

不管怎样，工业生产提高的速度最先虽然定得太低，年增长率为5%到8－9%）（23），到这时候竟提高到20%，以后，在大工业方面，甚至提高到达23.7%。第一个五年计划诸实施。接着在1930年2月1 日正式开始实行斯大林在1929年12月27日的演说中所宣布的强制合作化政策。富农被“消灭”了，也就是说，数以百万计地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集体农庄的数目由1929年的3.9%，跃升到1931年的52.7%，1934年的61.5% 和1937年的93%（24）。二千五百万小农户合并为二十四万个叫做集体农庄的生产合作社和四千个叫做国营农场的国家农庄。

但是，苏联工业还不能用现代化的农业机器装备集体化的农业企业。此外，强制集体化遇到了大多数农民的顽固的反抗。在1929－1933年期间，农民大规模屠宰牲口（25）。农业缺乏牵引力的问题日益严重。于是，政府不得不重新退却。

1935年，集体农庄的新章程给予农民以永久经营一小块自留地的权利，自留地面积由零点二五公顷到一公顷不等，随地区而异。他们还得私有一座房子，一头母牛，几头绵羊山羊和家禽等的权利（26）。由于这些措施，农业生产，特别是苏联的牲畜显著增长，与此同时，拖拉机也大批开到了农村。

1941年战争的爆发是乡村对城市全面报复的信号。由于食物缺乏，特别是在丧失了苏联西部最富饶的农业省份后，农民出售他们的产品时，不断抬高价格。为了鼓励增加食物的生产和改善城市的供应，政府准许发展，农民可以在这些市场上自由地公开出售他们的产品。他们在零售商业总额中所占的份额由1939年的15.9%上升到1942－1943年的44.5%（27）。这样，在农村中便积累了大量钱财，出现了家产百万的集体农庄庄员，国家发行了有终身利息的公债，设法吸收这部分钱财。但是新富农开始改变集体农庄的章程，并把集体所有的大片土地据为私有。据估计，这些被据为私有的土地在战争的翌日将近达到五百万公顷（28）。

但是，战争一结束，一俟战时经济重新改为平时经济的危机解决后，国家便重新把农业局势掌握在手里。通过严格的币制改革，吸收了农民所积累的剩余购买力。对集体农庄庄员的自留地，特别是对他们的家畜，展开了有计划的进攻¹¹。集中集体农庄的措施和创建农业城市的措施更加强了对农村的这一攻势。由于遇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由于农业生产停滞和牲畜减少的危局，政府再一次实行退却（1953年夏季），并设法刺激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主动性和利益。

这时候苏联经济的特殊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a) 工业，批发商业和大部分零售商业，以及对外贸易，银行和运输事业的整个体系都国有化了。实际上，全部机械的生产工具和交换工具都是国家的财产（只有卡车是集体农庄的财产）。

b) 农业中一个具较小的部门也国有化（国营农场）。

c) 大部分农业企业是生产合作社会，合作社的土地是国有化了，但收益则无限期地归集体农庄所有。集体农庄的劳动工具和牲口是合作社的财产。但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则系国家的财产，由机器拖拉机站租给集体农庄，收取实物代价¹²。

d) 在手工业和零售商业中，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非国有化的合作企业部门。

e)在农业中，同样地有一个私有部门，其中包括少数个体农庄，除此之外，还有集体农庄内部收益归每户农民所有的自留地，以及集体农庄中属于每个农户私人所有的颇大一部分苏联牲口。1937年，这些自留地相当于小麦播种面积的4%；但是，农民靠这些自留地和私有牲畜得到的全部收入在苏联农业总收入中占相当重要的一部分（31）。事实上，私有部门在1938年占有苏联50%的牛，55%的猪和40%的山羊和绵羊。在战后1948年，这些百分比分别下降为35%，20%和20%（32），这主要不是由于集体农庄牲口的增多，而是由于私有牲口减少。然而，到1953年，私有部门仍拥有苏联奶牛的半数（33）。1955年10月1日，私有部门占有46%的牛（和47%的奶牛），41.6%的猪和83%的山羊（34）。

由于经济的这一特殊结构及其带来的必然结果——全面计划化和垄断对外贸易——生产力得到了惊人的发展。下列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数字最能够体现这一发展：

	1913	1928	1932	1937	1940	1946	1950	1955	1960
煤和褐煤 （百万吨）	29.1	35.5	64.4	128	166	164	261	391	513
原油 （百万吨）	9.2	11.6	21.4	28.5	31	21.7	37.8	70.8	148
电力 （10亿瓦时）	1.9	5.0	13.5	36.2	48.3	48.6	91.2	170.1	392
生铁 （百万吨）	4.2	3.3	6.2	14.5	14.9	10.0	19.2	33.3	49
钢 （百万吨）	4.2	4.3	5.9	17.7	18.3	13.3	27.3	45	71
工作母机 （千台）	1.5	2.0	19.7	48.5	58.4	—	70.6	117.8	154
蒸汽和煤汽涡轮机	5.9	35.7	239	1,068	972	—	2,381	4,060	9,200
汽车 （千辆）	—	0.7	23.9	200	145.4	120.8	362.9	445.3	524
收音机和电视机	—	—	30	194	161	—	1,083	4,024	5,900
拖拉机 （千台）	—	1.3	48.9	51	31.6	13.3	108.8	163.4	238
	1913	1928	1932	1937	1940	1946	1950	1955	1960
水泥 （百万吨）	1.52	1.8	3.48	5.5	5.7	3.4	10.2	22.5	45.5
窗户玻璃 （百万平方米）	23.7	34.2	29.5	79.3	44.4	—	76.9	99.8	147
肥皂 （千吨）	128	311	357	495	700	245	816	1,075	1,500
毛织物 （百万米）	103	97	91	105	120	71	167	200	280
棉织品 （百万米）	2,582	2,678	2,694	3,448	3,954	1,900	3,899	5,940	7,200
皮鞋 （百万双）	60	58	86.9	183	211	81	203	274	419
结晶糖 （百万吨）	1.35	1.28	0.8	2.4	2.16	0.47	2.5	3.4	6
纸 （千吨）	197	284	471.2	832	812	517	1,193	1,862	3,090

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苏联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所走过的大道。苏联由一个落后的、主要是农业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二工业大国，至少，从总产量来看是这样，例如在基本原料方面，在电力和工作母机方面，它的产量超过了英国和德国产量的总和。苏联工业的进展主要并不是因为它需要消除它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之间的巨大距离。当这个距离大体上消除后，这一进展仍维持下去。这时，这主要表现于机器的发展的现代化方面并表现于生产自动化的努力上。第四个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最杰出的成就便是在这方面取得的。从1953年起，苏联拥有各种类型的工作母机一百三十万台（比战前多了一倍），而第二资本主义大国英国1950年只有八十八万台。这时，美国计有工作母机一百八十万台，但质量要比苏联的机器高。

另方面，如果是不是从绝对数字来看，而是从相对数字，即按人口计算来看，那么，苏联的落后状态还远没有扭转过来。1960年，钢的生产能力在美国平均为每人八百二十公斤，在比卢联邦是一千三百公斤，在西德是六百五十公斤，在苏联则不到三百二十五公斤。下表是几种基本工业产品的类似的对比：

1960年按人口计算产量

	法国	意大利	英国	西德	美国	苏联
电力（千瓦时）	1,590	1,100	2,490	2,055	4,670	1,300
硫酸（公斤）	44	42	53	60	90	24
水泥（公斤）	315	313	252	470	311	203

（35）

显然，苏联按人口计算产量仍大大落后于美国、英国和西德，但是可以相当快地超过法国，并且在某些基本指数上，已超过了意大利。

在私人消费方面，苏联按人口计算产量和最先进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来，距离更加巨大。关于这一点，苏联方面的资料提供了下面一个表：

1958年平均每人消费量

	苏联	美国	英国	西德	法国
肉和腌肉（公斤）	38	73.7	48.3	38	64
奶（公斤）	290	240	209	157	152
糖（公斤）	26	45.3	38.1	25	25
蛋（公斤）	6.5	22.4	12.9	7	11
棉布（米）	28	54.3	25.6	21.9	30
毛呢（平方米）	1.84	2.7	5.6	4	3.9
内衣针织品（件）	1.9	11.6	5.11	5.3	－
皮鞋（双）	1.7	3.5	2.6	2.2	1.1

(36)

至于耐用消费品和住宅，距离还要显著得多，1960年，在美国每千名居民中有收音机一千零三十台，在加拿大有六百台，英国和西德将近三百台，法国二百五十台，苏联二百四十台。

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落后于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是斯大林时代苏联计划化的一般特点。这是苏联领导人冷静地确定的优先选择的结果。据马林科夫所述，1929年到1953年，在重工业中的投资有六千三百八十亿卢布，在运输系统中有一千九百三十亿卢布，而在轻工业中，则只有七百二十亿卢布。因此，从1928年到1937年，煤、生铁和钢增产了三倍，电力增加了六倍；从1937年到1950年，煤和电力的生产再次增加了一倍，而生铁和钢的产量分别增长了50%和60%。另一方面，毛呢，棉布和糖从1928年到1937年同期，只分别增长了解情况10%、20%和75%，从1937年到1950年，只分别增长了60%、10%和4%（37）。

居住条件是特别可怜的。从1931年到1940年间，房屋建设跟不上流入城市人口的增长。有效居住面积从1913年的每人七点三平方米下降到1940年的六点九平方米，而到1950年才重新达到1913年的水平，到1955年增至七点七平方米，这些数字只适用于城市（38）。1956年的城市居住密度是每间房子一点六人，而居住条件最坏的四个西方国家法国和意大利1954年的居住密度分别是一和一点二五，并且房子要比苏联的大（39）。

从苏联现今达到的发展程度来看，苏联公民的生活水平低于可能达到的水平。工业化首先是在不利于群众消费水平的情况下实现的。早在1929年，苏联杂志《计划经济》（Planovoié Khozyaistvo）便曾写道：（40）¹³。

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可以估计苏联经济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同许多设法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社会学家所说的相反¹⁴，苏联经济并没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特点。只是形式和表面现象可能把研究苏联经济的社会性质的观察家引入歧途而已。

确实，高速度工业化所采取的形式是猛烈压缩工人和农民的消费来实现“原始积累”，正象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以加剧人民贫困为基础的¹⁵。但是，除了得到大规模外援的情况外，任何加速积累，只有通过增加生产者没有消费掉的那一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才能实现。不论这种现象是在哪一种社会里出现，情况总是这样。这完全不是什么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特点。

资本主义积累是的积累，也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目的是通过这一资本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力。苏联的积累是作为的生产资料的积累。利润既不是生产的目的，也不是生产的主要动力。这只不过是国家手中的一件辅助工具，用处在于便利计划的实现，和检查每一企业执行计划的情况。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是追求利润的生产，它主要是建立在争夺市场的竞争上的生产。即使资本主义积聚已达到最高程度，即使垄断集团以主子的姿态进行统治，竞争仍然在旧的和新的形式下存在。正是这种竞争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据生产和积累的数额以及增长速度作出的决定是私人的，是互不相关的。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组织”都注定是支离破碎和不充分的。

另一方面，苏联的计划化是真正的计划化，因为国家掌握了工业的全部生产资料，从而可以集中地决定生产和积累的水平和增长率。无疑，在这种计划化的范围内依然存在着无政府状态的因素，但是其作用正好可以同“计划化”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相比：这些因素校正了而不是取消了经济的基本社会特点。

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以利润为依归，是按照十分明确的规律发展的，这些规律是：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流向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部门；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导致追求垄断性的超额利润等等。正是从这些规律中产生出资本主义经济现阶段的特点。苏联经济则完全摆脱了这些规律和特点。虽然，在苏联的疆界以外，亚洲的大片领土是对它开放的，但是，它只向那里“输出”少量“资本”，尽管在这些国家中，由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和劳动力较便宜（象中国、外蒙古和越南北方等），“利润率”肯定是更高的。虽然在重工业中积累起巨大的“资本”，但是投资仍继续首先注入这一部门，而不是象资本主义经济在其没落阶段那样，愈来愈转向外围部门。对生产的人为限制，农业的马尔萨斯主义，取消技术发明，更不用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生产局部停顿或甚至毁灭一部分生产等——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工业上远不如苏联发达的国家（日本、意大利、阿根廷、巴西等）的经济所特有的这一切现象，自从1927年以来，也就是说，自从三分之一世纪以来，在苏联经济中，是无法找到的。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一个整体。即便是竭力推行自给政策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日本、纳粹德国和日内瓦“制裁”时期的意大利等——都不能摆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总形势的影响。1929年危机和接着在1938年爆发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包括“自给自足主义的”国家在内，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另一方面，苏联经济虽然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保持一定的联系，但却不受世界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事实上，苏联经济最突出的高涨时期正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危机、萧条和停滞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硬说苏联同其他大国（美、德、日等）的竞争，首先是可能采取军事形式的竞争，证明了苏联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很明显，今天在地球上一大部分地区建立起来的任何一种非资本主义经济，都是与四周围的资本主义暗中敌对的。这种情况必然产生许多地理、军事、经济、贸易的切身需要。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因为资本主义竞争是争夺市场和争夺利润的竞争，而这却正好是从互相对峙的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同社会性质产生出来的竞争。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了各种发展倾向：例如完全垄断工业的倾向，取消“古典的”私有制的倾向，经济同国家合而为一的倾向，“经济计划化”倾向等。简单地认为苏联经济就是这些发展倾向的“结果”，同样地是谬误的。事实上，苏联经济本身这些倾向¹⁶。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计划化”，国家与经济的日益合而为一，对神圣的私有权偶有侵犯，这都是在的情况下进行的，目的在于维护和保证垄断集团的利润。国家与经济的合而为一，实际上只不过是垄断集团利用国家机器，全面控制经济而已。而在苏联，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取消，经济与国家的合而为一，是通过而实现的。现代资本主义把自己的发展趋势推到了极限的资本主义。苏联社会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特点的毁灭和否定。

对于经济制度的社会性质来说，结构的彻底改变是最好的指标。当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占领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土时，社会结构并没有随之而发生任何彻底的改变：德国对法国的占领，法国、英国和美国对德国的占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德国对苏联西部省份的占领和以后所谓“人民民主”国家并入苏联势力区，都使结构起了质的变化。更用不着谈东欧资本主义被消灭的事实了，这已经是大家所熟悉的事情。大家知道得较少的是纳粹占领者在苏联为了重新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而采取的措施。扎普罗泽铝工厂为德国托拉斯联合制铝厂股份公司所霸占。在德国三家最大银行出资经营的东部矿山及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的范围内，弗立克康采恩和赫尔曼·戈林冶金工厂在德涅伯钢铁股份公司的名义下，霸占了顿涅茨的钢铁厂。济根诺机器制造股份公司霸占了德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伏罗希洛夫工厂。克虏伯托拉斯夺取了马留波尔的两家工厂，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两家工厂和德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一家工厂。它得到了经营这些工厂的权利，按规定，战争结束后，这些工厂就要成为这家托拉斯的财产（45）。此外，1943年，克虏伯还下令全部拆卸马留波尔的电气化钢铁厂，并把它迁到布累斯劳。法本托拉斯在俄罗斯筹办了东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和东部氮气股份公司。从1943年5月的《法兰克福日报》上，我们得悉，在三天之内，在俄国被占领的土地上，就建立了七家德国私人企业（46）。

至于说，苏联经济是一种新型的、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而是“经理们”的（伯纳姆）、官僚的（罗拉）、官僚集体主义的（布鲁诺、里兹、夏希特曼等）社会，是由一个“新阶级”领导的（米洛文·纪拉斯）社会，这些理论也是不能成立的。这些理论的拥护者正确地否认苏联的生产方式有任何资本主义性质。但是他们想象不到，在苏联的非社会主义的东西——极大的社会不平等；官僚主义的特权，生产者缺乏自决权等——是遗留的和资本主义包围的产物。

他们把过去的这结渣滓看做未来社会的萌芽。但是，他们指不出这个社会明确的特征，也指不出这个社会特有的能动性（除非只限于重复一些陈词滥调和每过一阵子就为事实所否定的无稽之谈）¹⁷。他们指不出，哪一种在质量上不同于苏联的生产方式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实际上，苏联的经济包含着的特征，不论是苏联经济的辩护士也好，庸俗的批评者也好，都未能把这些矛盾的特征联系在一个全面的观点里面。

辩护士们竭力强调苏联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力¹⁸和人民的技术与文化的一般水平不断地迅速提高。确实，这一切证明苏联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要是从这里面得出结论说：当存在着历史利益和有时甚至是眼前利益都相对立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时候，当社会不平等大大加剧的时候，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仍低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那末这种结论却是谬误的。

“国家资本主义”论者正确地指出了存在于苏联的不平等现象和分配标准的性质。但是，当他们认为苏联的生产方式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他们便犯了把局部一般化的错误。“官僚集体主义”论者正确地指出了苏联生产方式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当他们否认分配标准的资本主义本质时，他们也犯了把局部一般化的错误。事实上，苏联经济的特点就是¹⁹。这种矛盾的结合表明一个经济制度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但仍未达到社会主义，它正经历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时期中，经济必然把过去的和未来的特点结合在一起（49）。

多年来，苏联国内国外对于商品、价值、货币、价格、工资、利润等“经济范畴”的残余，讨论得很多。为了充分解答这个棘手的问题，必须从苏联经济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种矛盾的经济这种特点出发才行。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产品具有直接的社会性质，因此是没有价值的。这不是商品，而是使用价值，是旨在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工资是不存在的，而“价格”的唯一意义只是便利社会会计工作而已。苏联存在着这些“经济范畴”，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国家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在人类经济史上，商品生产要远远超出资本主义这一个时代的范围。它是从家长经济或奴隶经济中的小商品生产开始的。只有在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出大量的使用价值时，商品生产才会消失。商品生产是不能人为地加以“取缔”的。它只能逐渐消亡，与此同时，经济愈来愈有能力保证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需要，因此，分配不再是以交换，以准确计量的等价物为基础了²⁰。

只要生产有一天仍不能这样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那么，中心的经济问题仍然是数量的——在不同程度上相对的——消费资料的问题，这一分配必然是受到客观标准支配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人类劳动和这一劳动所生产的消费品彼此之间的支配着分配的领域。谁说交换就得说商品生产。。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商品生产的残余——局部的或全面的——是这一个时期所固有的特点。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一残余只关系到消费品部门（最多关系到生产资料部门的农业和手工业外围）。随着社会掌握工业、银行、交通工具、主要的分配中心，这些国有化企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便丧失了商品的性质而只有使用价值的性质。即使这些使用价值形式上由一家国营企业“卖给”了另一家国营企业，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和对于每个经济单位来说，这纯粹是结算和一般检查计划执行情况手续而已。在货币形式上，也显出差别来。生活资料是用银行钞票来买的，而生产资料的流通则仅靠账本货币，纯粹是记账而已。除小工具外，用现金购买生产资料是受到禁止的(51)。

苏联的情况并无二样，拨给集体农庄市场生资料，生产者并未消费掉的生活资料，国家未予保留的工业和手工业消费品²¹，都具备商品的一切显著的特点。只有它们的总量是“计划化”的。在各个消费领域之间，在城乡之间，在各个阶层消费者之间，这些产品的分配是根据市场规律盲目进行的，这些规律至多只是受到官僚主义主观专断的“调整”而已（53）²²。至于生产资料，首先是国营工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则已丧失了商品的性质，因为不仅它们的总产量，而且它们的分配都是预先由计划规定的。

事实上，从分配的观点来看，生产资料分为三类：

a） 基本资料，共计一千六百种产品，这些产品主要的原料（钢及合金钢、煤炭、石油、铁和有色金属、橡胶、主要化学产品、电力），主要的机器和机动的运输车辆。这些基本资料不是由企业或企业集团售卖的，而是由部长会议根据计划所规定的数量分配给需要这些资料的企业（付款是纯粹形式上的，通过账货币进行）。

b）定额分配的资料，即比较丰富而较为次要的产品（木材、玻璃、火柴、电风扇和熨斗等），这些产品由政府各部分配，计划只规定分配给每一工业部门和每一地区的总产量分配定额。只要这些定额未被超过，每家工厂都可以向有关各部的商业代理处买到这些产品。

c）分散分配的资料，各企业可以直接向生产者购买这些资料：农业和手工业物资，地方工业的某些产品等（55）²³。

只要分配问题有一天仍处在生活资料相对匮乏的支配下，货币就仍旧是进行这一分配的最有效的工具。在过渡时期的一切社会中，情况总是这样，货币能为消费者保存某种的选购自由，便对官僚主义调整者的彻底入侵形成一项有限的但是实际的屏障。同时，货币是最简单的工具，可以用来比较各企业的生产费用，从而衡量它们的生产效率；事实上，在所有各方面，它都是最富有伸缩性的经济计量工具。

但是，在过渡时期仍存留下来的货币失去了资本主义经济中作为其特点的一系列基本职能。在这时的市场条件下，它自动地不再能转变为资本，因为私人占有生产工具受到禁止（工业），或大大受到限制（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因此，劳动力作为能带来剩余价值的商品而由私人购买的情况消失了，货币不再是利润和收入的自动源泉。它不再是吸引着全部经济活动的最初和最终的资本形式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只是在货币的形式下才有可能实现。代替这种情况的是，国家直接占有以使用价值形式出现的社会剩余产品²⁴。货币只是通过在农业和小商业中原始积累的基本过程，才合法地或非法地重新成为资本²⁵。只要生活资料匮乏的情况存在下去，经济的自发势力就会助长这一货币重新变成资本的过程，为了加以制止，国家采取强制办法是必要的。

由于在一切方面，经济核算都是以计算货币成本作为基础的，因此，总的说来，价格继续围绕着价值而波动。但是物价的形成过程不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事实上，价值规律只是在小商品生产中才“纯粹”适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是通过利润，资本向利润率最高的部门来回流动，利润率的均分和生产价格的形成等等的影响而发生作用的。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中，价值规律则通过计划的分光镜而发生作用。物价成为计划化的工具，成为国民收入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消费之间进行分配的工具，成为在经济各部门之间分配投资等等的工具。

在苏联社会中，工业品的售价是这样形成的：那就是在成本（生产费用）上，加上利润率和对营业额的级差税，这一利润率和税项是由计划预先规定的。

“价格不再是生产费用的货币等价物。价格是重新分配国民收入的主要工具（58）。”

苏联政府为了在某些工业部门规定投资率，为了鼓励或阻止这些部门产品的消费，主要手段是在这些部门里把价格规定的得多少有点专断。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成千上万个私人就消费或投资作出的决定相互影响而发生的情况，在苏联，则大体上是中央计划机关作出决定所产生的结果（59）。

最后，关于利润，至少在国营部门，利润已完全失去了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即经济的基本动力作用。毫无疑问，它仍然是促使官僚资本主义者对实现计划和降低成本发生兴趣的一种办法。由于把成本降至低于计划规定的水平而得到的额外利润，部分地在“经理基金”（“企业基金”）的形式下，交给企业经理们支配。但是，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为了达到相同的目的，也可以采取分发奖金，或随着成本降低售价的办法。作为资金积累的源泉，利润也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²⁶。但是，这一作用也是纯粹技术性的。苏联制度可以不必改变结构，明天便把利润的概念也取消掉，而在所有工业部门中按不同的比例征收营业税来供应资金的积累。

²⁷。苏联的经济学家也或多或少明确地承认这一点。克隆罗德谈到了“两种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两种关系是：关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平等关系和关于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结果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61）”。但是，在苏联社会中，由于在“根据每个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²⁸进行分配的论点掩护下，存在着官僚资本主义的特权，因此，这种不可避免的矛盾便更加恶化。

商品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矛盾。由于商品是为一个不认识的市场生产出来的，所以可能卖不出去。无疑，在过渡时期，生活资料是商品，这恰恰是因为生活资料相对缺乏，生产不足的缘故。因此，在这个时候，普遍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随着生产增加，国家可逐渐降低其价格。

但是，由于分配不恰当，由于有一个时候价格过高，或质量低劣，某些商品可能卖不出去。它们的货币等价物就得不到实现，于是，从社会和国家的观点来看，它们的生产是纯粹的损失。

苏联的报刊越来越多提到这些“卖不出去的存货”。1952年，斯大林诺（乌克兰）供应工人的商店中有六千万卢布的存货没有卖出去；在吉尔吉斯的奥希地区，存货超过计划规定数字的60%；1953年，在哈萨克斯坦有五亿卢布的意外存货；一系列的消费品不得不减价25%，否则就卖不出去；由于价格过高，许多干酪卖不出去；还有消息暗示，由于家庭用的电器突然增加供应，发生“暂时的失调”；还有突然实行分期付款购买办法等等（62）。

苏联的理论家也承认了这一事实。例如，库利柯夫就说：“实践使我们深信……当商品积存在分配网中而卖不出去的时候，体现在这些商品中的劳动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63）。”

社会主义计划化和积累的正常动力是工业生产者保卫自己利益的自觉性和他们的创造主动性。但是，事实应该证实理论；生产者的努力一有提高，都应当立即体现为群众消费的增长。要是积累率过高，生产者不得不付出过大的牺牲，因而大大消弱了这种动力，那末官僚集团便成为积累的调节者和主要的管理者。这样，官僚集团就占有巨大的消费特权（金钱、住宅、奢侈品和其他稀有的消费品等）²⁹。

在半饥馑笼罩下和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的时期，这些特权是有极大吸引力的。但是，随着平均生活条件的改善，随着企业普遍发展，随着官僚们由于取得这些特权而不得不担负责任，这些特权的吸引力便相对减弱了。对清洗的恐惧，社会地位和完成计划的密切的关系，收入随着企业效率提高而提高的情况，都起着刺激官僚们关心增加生产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收入愈增加，愈不能保证他们在消费方面得到新的满足，于是，官僚们便愈加热衷于保持他们已经得到的好处，而不再热衷于争取新的好处。这样，被看做是完成计划的主要动力的官僚私人利益便愈来愈同和谐地和迅速地发展经济的迫切要求发生冲突。

官僚既然是企业的不可否认的主人，不受工人的任何监督，完全掌握了国家的财产，苏联政府为了取缔他们个人的不负责任的倾向，取缔盗窃和浪费国家财产，不得不于1935年实行的原则（经济核算制）。这样，官僚们的收入便取决于企业财政计划的完成。这往往同实现具体计划的需要、同产品的质量发生冲突，要不就直接同计划化发生冲突。

巴可夫指出（65），为了完成财政计划，从1939年起，许多工业部门便根据自己的决定，不再生产某些种类的产品，而集中力量生产其他们产品，尽管这样做是显然同计划的指示相矛盾的。马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这种恶习是国营工业中的经常现象：

“哈尔科夫的电气设备工厂多年以来就把它的生产能力的30%到40%（！）用来生产所谓不确定的产品，也就是用来生产对于这种设备的企业来说绝对预料不到的产品……例如，这个工厂曾制造窗户闩，门的把手和其他小五金产品（66）。”

《共产党人》杂志（67）说，1952年，棉纺工业比计划规定多供应了一亿九千七百万米的普通棉布和内衣，而比计划规定少供应了一亿八千三百万米的缎子和质量较好的布（人造丝等）³⁰1954年10月5日《真理报》（Pravda）指出，纺织工业和造鞋工业的许多企业拒绝制造数量充足的儿童衣物，因为这项生产“获利”较少。最近的工业管理改革的建立国民经济会议并未扭转这一局面。企业抱怨未能收到所需要的整套金属原料，因而造成“巨大损失”（68）。

国家要求不断降低产品的成本，工厂经理们由于降低成本可以得到巨额奖金，因而同这种努力利益攸关，于是，工厂经理们便有计划地降低产品的质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苏联作者杜雷斯基（69）估计，在重工业的年产值约一千亿卢布（1940年）中，废品和次品的价值“每年达数十亿卢布”。1940年上半年，由于送出次品而造成的损失，在机器制造业中，达全部生产费用的5.3%，在冶金工业中，达6.5%。十五年后，由于废品而造成的损失估计每年达六十亿卢布。在俄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弗罗尔·科兹洛夫估计，光是未使用的金属废料一项，苏联每年就损失约二百五十亿卢布（70）。

官僚管理人员知道，要完成计划，就必须让“自己的”企业经常得到原料、辅助产品、电力等等的供应。因此，在这些资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官僚管理人员便设法保护自己，不断要求比他实际需要超过很多的物资，因而又使匮乏情况更为严重³¹。古利克和约瑟夫·倍利纳都曾经根据他们同大批投奔西方的前工厂经理谈话，揭露了这种现象（72）。苏联杂志《计划经济》指出，一系列企业要求装备、自动化机器、材料、金属、木材等的数量，要比它们的需要和实际消费量高20%到30%。苏联的另一杂志《争取节约材料》（Sa Economiju Matcrialov）也发现在政府各部中有囤积大量物资的相同倾向。1955年，布尔加宁估计这些囤积起来的设备和材料达一百三十五亿卢布。沙布洛夫指出：“政府各部和各机关对国家投资提出了极度夸大了的要求。例如，它们曾要求1956年增加拨款六百亿（原文如此）卢布，即1956年全部投资的三分之一以上（73）。”

事实上，官僚管理人员建立“库存”以便为自己创造安全余地，这种倾向发展得那么严重，以致他们企图有计划地掩盖和低估他们的企业的生产能力。苏联作者阿尔费耶夫和科罗特科夫曾在《计划经济》杂志中发表文章，题目本身是《争取人们充分报告和利用生产能力》就已经够说明问题了。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了以下的例子：

“在煤炭工业部中，一系列煤矿所使用的生产能力〔数字〕大大低于实际达到的产量……在木材和造纸工业部中使用的生产能力〔数字〕大大低于实际达到的产量（74）。”

1954年8月4日《乌克兰真理报》（Pravda Ukrainy）列举一系列煤矿只利用生产能力75—80%，甚至50%。1954年7月30日谈到了许多没有利用其全部生产能力的钢铁厂。《真理报》又说：“在每个工厂中，都有巨大的后备力量没有得到使用。”

约瑟夫·倍利纳概括他同流亡的苏联官僚们的谈话（75），写道：“所有企业经理提出的计划都不是从全部生产能力出发的，这种倾向年复一年地受到苏联报刊的指摘，就同配套计划没有得到完成那么样有规律。苏联作者阿克良举出基罗夫工厂的例子，这家工厂有五十多台机器没有得到使用，其中有些从1945起，有些甚至从1939年起便没有加以使用！（76）³²

《消息报》1953年3月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举出另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木罗姆的捷尔任斯基机车厂的例子。这个厂两三年前得到的价值巨大的机器始终没有运转起来。由于工作和原料分配不当，全部机器每月平均有25%到30%的工作时间是闲着的。在弗拉基米尔的日丹诺夫拖拉机工厂，由于相同的原因，1952年完全停工的时间就有五万七千个工时。

当时的苏联重工业领导人马雷切夫曾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会前辩论中宣称，由于生产周期性地中断，机器制造工业还使用不到其年生产能力的35%到40%（79）！1957年，赫鲁晓夫说，在苏联企业中，多余的金属铣床达二万五千台以上（80）。然而，在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阿里斯托夫提到了六万台铣床和一万五千台金属压延机长年以来“搁在仓库或者工厂的院子里生锈”。根据规定，这部分工具的折旧费不包括在日常生产的成本内，这也助长了把不用的工具堆积起来（81）。

官僚们经常提出假报告，也是这种为了把计划化的要求和维护他们私人利益的作法调和起来的官僚主义技巧之一。

这整个局面意味着官僚们对于国民经济的是不感兴趣的。每个企业设法完成计划——计划内的某些方面——而不管采用的方法对整个经济有什么影响。因此，二十五年来，宣传“严格完成计划”，“降低成本”，“进一步节约原料”，“更充分利用生产能力”，“更合理使用贮备”等运动一个接一个单调地进行。在一条“阵线”上获得的成功总是使另一条阵线遭到突破。1957年在匈牙利发表的一部著作的译本〔雅诺斯·科尔奈：《经济管理的超集中化》（J.Kornai,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tration）〕非常触目地证实了这一论断。《前卫报》（The Guardian）把局面概括如下：

“计划在数量上订得十分详细，就变得过分僵硬，因为它们不再照顾到顾客们的需要可能改变……要是改用价值数字的话，就有可能鼓励把生产转移到高价（单位）的产品上去。另方面，要是设法使用劳动生产率指数来检查效率的话，又会打击需要大量劳动的产品的生产。有计划减低费用的指数会促使人们牺牲产品的质量，减少品种和限制生产新的产品。当计划人员发现各不同指数造成的偏差后，他们又采用新的指数，以便制止这些偏差，这样下去，直到指数多得使计划化的主题和对象都乱做一团，毫无意义（82）。”

还应指出的是，为了寻求各种办法来实现预定的经济发展，为了避免过度的停顿（萨夏德科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谈到了有一千七百九十亿卢布（！）投进未完成的建筑计划），苏联当局建议采用按单位固定资本计算生产作为计划测定的办法，这就非常接近资本主义企业计算“效率”的技术了（83）。³³

因此，企业自负盈亏同计划预先硬性规定价格相结合的制度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剧了这两方面的矛盾，即一方面是经济的计划性，另一方面是被看作完成计划的主要动力的官僚管理人的私人利益。如果说，不管怎样，苏联经济毕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么，这些成就之取得首先归功于公有生产资料的有计划发展比以前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显得优越。

由于苏联经济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管理，苏联经济的计划性和被看作完成计划的主要动力的官僚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苏联经济的主要矛盾³⁴。其结果同另外两个矛盾结合在一起。这两个矛盾是从官僚主义管理中产生出来的，那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水平和生活资料匮乏之间矛盾，以及全面计划化的需要和官僚主义的超集中化的害处之间的矛盾。

官僚主义管理造成过高的积累率，因而使苏联生产者和消费者群众不得不付出巨大牺牲。在最初四个五年计划中，伴随着生产力高涨而来的是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从观点来看，这种匮乏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有减轻的趋势，但是，从观点看来却越发加重了，因为千百万生产者的需要同时也有了发展。在生活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平行市场，地下生产和一系列不受计划控制的经济活动的现象。小商品生产经常地在计划经济的毛孔中复活起来。

只要工厂经理的责任仍然是受到限制的，平行市场就不会扩展到生活资料的范围以外去。随着企业自负盈亏原则的实施，只要生产资料领域也是处在机器设备和原料等相对匮乏的现象笼罩下，平行市场就必然地扩展到生产资料的领域。为了得到奖金³⁵，官僚管理人员就不得不在规定的日期，达到规定的产量。于是，他们便设法搜集必需的原料，例如象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向当局提出大为夸大的要求。但是负责分配原料和设备的上级当局知道这些物资稀少，因而朝着相反的方向办事。结果便出现经常的紧张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经理们毫不犹疑地拿出高过计划规定的价钱去谋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89）。尽管有正式的指示，劝阻这样做，上级机关仍。

长年以来，官僚们设法摆脱这种过于严格的监督。最后，1941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朝这一方向采取了重大的决定（90）。从这时起，企业和中央机关之间的制度得到了推广。在规定交货条件时，谈判和竞争突然占了主要地位。与此同时，“企业不再重视计划所规定的指标以及它们上级机关所发出的指示，并且彼此之间进行非正式的联系。这样，它们便能在货币价值上超过计划规定的指标，而同时摆脱分配计划的严格要求（91）”³⁶。

由于这一理由，1949年4月21日的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一项法令，建立中央机关和其他中央机构之间的制度，企业之间的合同应在这个总合同的范围内订立³⁷。但是，在得到政府一个部的准许时，企业之间的直接合同制度可以同每年总合同制度同时并存（95）。

原料和机器设备的相对缺乏使计划处于无法完成的威胁下（96）。在这种鞭策之下，苏联官僚们不再限于在合法“合同”的范围内各显神通了。他们对这些受到垂涎的物资展开了一场真正的非法争夺战。这样，在计划经济的“背后”，出现了平行的生产资料生产和交易。

阿奇米诺夫曾报导苏联前驻墨西哥商务专员基里尔·阿列克谢也夫一篇有趣的叙述，阿列克谢也夫本人曾经是苏联工厂经理。他叙述说，一家生产金属粉末的工厂积累起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计划的指标，它在超额50%向国家上交规定的产品后，还保留自己日常生产的97%到黑市上去出售：

“用非法手段搞到原料，成了一大群中间人和投机商的专业。一个工厂经理进行黑市买卖可以很容易发财致富。我曾经在一家工厂中领导过一个部门。这工厂要是等候政府送钉子来，就只好停工了……幸而，我们的经理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又认识一个同钉子有关的人，而钉子正好是我们通常所需的那一种。我们用一车皮的白铁产品换回一车皮钉子。我们有的是白铁产品，因为我们为了防备万一，曾要回来比我们需要多得多的产品。那些诚实的人用钉子换回来一车皮白铁产品，他们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他们知道莫斯科附近一个集体农庄需要这种产品，并且愿意用农产品来交换（97）。”

在俄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曾在他的报告中证实了这种现象。例如，他指出，某些企业没有完成计划，因为它们没法只在加班的钟点内去完成计划（原文如此）而用白天去为私人订货生产。

在生产资料的这种平行市场上扮主角的叫做（“组织者”），即多少从事非法活动的中间人。名义上，他是一家企业的职员，经常来往于全国各地，办理非法的“事务”。讽刺性的鳄鱼画报在1952年3月30日的一期中曾为这个人物画了一幅精彩的小漫画并且写了一首小诗，大意说，他什么东西都搞得到：铁，砖，木材，钉子等等……办法不外乎，也就是买通上级当局。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广泛流传这样一句俗话：“贿赂比斯大林还有力量”……这是不足为奇的。在俄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会前辩论中，曾广泛地提出的问题（参看1956年2月的《真理报》）。

官僚主义超集中化的害处也同样是非常严重的。由于中央各部在处理工厂供应问题上连最微小的细节都不放过，同时对于自己本部门的职权则唯恐受到侵犯，因而有些企业，象哈尔科夫的“基罗夫”涡轮机和发电机工厂，就不得不从分散在苏联各地的一百五十个厂取得供应（98）。象列宁格勒这样一个城市每年输往其他城市将近十万吨金属产品，而与此同时，等于这个数量一半的产品却从其他城市输送到这个苏联的大城市（99）。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讨论中，还提到更为荒唐的例子：

“新西伯利亚的电器设备工厂具备生产生铁、铸件和其他类型的金属产品的丰富潜力。尽管这样，这个厂却不能接受订货。事情发展到荒唐的地步。根据主管部的计划司规定，这个厂所支配的工资基金只许根据零件的生产来调整，一切成品均除外。这样，工厂只能靠远地发电站的定货来维持生产……[要是没有这些定货]它就只好人为地压缩生产（100）。”

部门利已主义的结果，造成“数以千计的”小营造业，小修配厂，小发电站，它们彼此独立地，在获利条件低的可怜的情况下³⁸从事生产（见1957年5月8日《真理报》刊载的赫鲁晓夫演说）。在国民经济会议建立后，地方利已主义代替了部门利已主义。结果发生巨大的浪费并造成高昂的行政费用。光是苏联政府各部所属的供应、贮存和运输部门1955年就花费行政费用一百六十六亿卢布，即预算中全部工业投资的17%（102）。

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二者之间的矛盾是苏联经济的基本矛盾，也是任何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但是，由于这种经济的官僚主义管理，这一矛盾便发展到最大限度并且具有明显的对抗性质。它发展为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性质和生活资料的交换价值性质之间的矛盾；货币在生产资料领域内的纯粹核算作用和货币在生活资料领域内所保存的作为商品的真正等价物的作用，这两种作用之间的矛盾。企业自负盈亏的原则又使货币在生产资料领域内重新成为支付手段。因此，在生产资料领域内，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重新出现的倾向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一切现象：计划化本身瓦解的倾向，就都显现出来。

在官僚主义管理经济的情况下，苏联在实施计划化时采用的积累率，加上这种管理形式必然造成的巨大浪费，使得生产者的生活水平开始时非但没有提高，而且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政治上的强制和经济上的强制（把最低工资降到最低生活水平以下），便成为政府促使工人阶级提高生产率的主要手段。为提高生产效率而进行的官僚主义的斗争使得社会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劳工法制订得愈来愈严酷。

从1935年起，在工资最低的非熟练工人（女清洁工，守门人，看夜人等）和高级工程师之间的收入差别就达到一与二十之比（103）。1951年，访问苏联的一个比利时工会代表团也发现了相同的差别：一个女清洁工的每月毛工资是三百卢布，一个马丁炉第一炉前工的毛收入是三千卢布，一个工程师是五千卢布（104）。参加1952年4月莫斯科经济会议的一个代表团虽然是由十分同情苏联政府的人士领导的，但也报导了关于基本毛工资的差别，只是差别小一些：女清洁工每月得三百卢布，卡车司机每月七百到八百卢布，部的一个技术科科长二千五百卢布。但是，在官僚等级中地位愈高，奖金就愈发成为工资的重要补贴。这些报导并指出了莫斯科一家大企业的领导人每月总共得到的毛收入达七千至八千卢布（105）。

在工人本身之间，收入也有很大的差别，这对工人阶级内部团结产生的后果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多布先生说（106），在工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之间的“伸张度”是一到四，但是，他们自己著的书却驳斥了这种说法。书中的第92－94页说，1936年，最低工资是每月一百一十卢布，而非斯塔哈诺夫式的熟练工人可得五百卢布，斯塔哈诺夫式工人有时一周挣得的工资等于过去一个月的工资。根据莫斯科斯大林工厂四十年代末期和五十年代初期的官方工资指数，每小时计件工资的最高指数是六百六十，正常的每小时基本工资是一百（107）。在煤矿、钢铁或运输企业的“突击队工人”有时可以挣到四千、甚至五千卢布，比他们的劳动同伴所挣得的要多七或八倍（108）。《经济问题》（Voprossi Economi ki）杂志1959年指出，熟练工人的工资超过非熟练工人工资达八倍（109）。

由于工人收入的这种强制的差别，基本工资率便降到最低生活水平以下，已婚妇女不得不工作，以便一家人能够得到最简单的生活资料。在斯大林时代，这种差别是刺激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手段。

计件劳动得到推广。定额逐渐提高。当生产率提高时，工资率却比生产率提高得慢得多（110）。加强劳动强度的斗争往往压倒了实行技术方法和劳动组合合理化来提高生产率的斗争（111）。但是应该承认，体力劳动的强度一般毕竟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塔哈诺夫运动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通过加剧工人阶级的分化而达到这一点的。斯塔哈诺夫自己增加了他的煤矿生产，因为他只用风镐工作，但是，他的一系列劳动同伴除了用铲子推开煤块外就没有其他事情可作³⁹。

“（斯塔哈诺夫工作者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基本的生产过程同辅助的补充的工作清楚地区分开来，这就使他们可以把高度熟练的工人从那些本来可以由不那么熟练的人去做的工作中解放出来（112）。”

但是，十分明显，由于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先进的机器和工作方法，从苏联计划化初期起，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正如下面数字所表明的那样：

每名工人每年生产的生铁（吨）

	1913	1929	1937
俄国	205	240	756
英国	356	366	513
美国	811	1,729	1,620
德国	－	－	612

每名煤矿工人的年产量（吨）

	1929	1937
俄国	179	370
法国	－	195
美国	844	730
德国	325	435

（114）

美国经济学家华尔德·加伦逊得出结论说，在战前，苏联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已差不多达到英国的水平，相当于美国的40%。苏联方面估计，从1940到1950年，劳动率提高了37%；加伦逊则估计只提高15%，即等于美国生产率的增长指数（115）。

为了强迫新从农村来的工人学习“社会主义劳动纪律”，最粗暴的手段都用到了。早在1933年“全苏工会中央理会事会根据单一领导原则，指摘由工厂理事会工资及调解委员会确认经理处决定的定额和工资的一贯作法是不能容许的（116）。”从这时起，关于工资和定额问题，就不再有真正的集体合同和谈判了，从此以后，这些问题都由上级单方面决定。

1935年，发生了一家大企业（布里安斯克附近的“红色职工国际”机车和车皮工厂）行政和工会领导之间对经理部的单方面决定发生的最后一次争执。尽管法理是在工会的一方面，但是，工会仍然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猛烈谴责（117）。事实上，苏联工人虽然在纸头上有许多机构和机关保护他们不受官僚管理人滥用职权之害，但是特别的纪律章程使这种保护在工业的许多关键部门中成为根本不可能（118）⁴⁰。

无疑，从这时起，苏联的劳工法是世界上最严厉的。它的倾向是公开地强制性的，特别是在实行1938—1941年的法令和规定之后，战争结束后，这些法令和规定一直保留下来（120），其中有1938年12月20日法令设立劳动手册制度；1938年12月28日法令关于工厂中处分迟到现象和关于取消“犯有”这种“过失”的工人的社会保险权利⁴¹；1940年6月26日关于调动工作和旷工，（如超过二十分钟，可判处监禁〔！〕的法令；1941年1月18日关于劳动现场纪律等的法律和法令（121）。1940年6月26日法令禁止职工改换工作地方，除非能够引用法令所注明的重大理由（122）。

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判决，当工厂经理部下令加班工作时拒绝加班工作，或即使是拒绝服从法定假日工作的命令，都以旷工论处并受到扣除工资或监禁的处分——而根据苏联的法制，这些命令是非法的！这个判决虽然是在1941年宣布的，但是，从此以后，便成为现行法令之一（123）。

当生活必需品仍十分缺乏时，在一个以重大特权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中，官僚主义管理的粗暴和专横作法是不可避免的。其结果使社会形势十分紧张。因而出现国家对人民的恐怖政策，强迫劳动营的制度⁴²和国家警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有意识地选择了少数特权者的权益作为依靠，而不是把劳动群众的利益作为依靠，去给工业化以必要的推动，苏联领导人便建立了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根据官方统计，最高苏维埃的工人成员从1937年的45%下降为1946年的42%和1950年的35%。在莫斯科苏维埃中，1953年这个百分比是29%（125）。在联盟院中，1950年，只有10%的代表是工人；80%的代表是国家、党和军队的工作人员。

在苏维埃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只有不到20%的代表是“直接在工业和运输系统中工作”的。而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中，这个数字要高二点七倍（126）！1940年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取消免费制度更大大加剧了这种情况。此外，宾斯托克和施瓦尔兹指出，在取消这种免费教育之前，工人大学生或工人子弟大学生的百分比已由1931年的46.6%后退至1938年的33.9%，尽管在有劳动力的居民中工人的百分比却大大增加了（127）。

苏联方面的无数证据都证明了官僚集团已成为一个对自己本身利益有充分认识的阶级。人们可以不断地读到刊物上引用经理们的言论，把工厂叫做“自己的”工厂，把机器叫做“自己的”机器〔例如，可参看1951年11月27日《文学报》（Literatournaya Gazeta）和发表于《十月》(Oktiabr)杂志1949年1月号的阿纳托尔·索弗拉诺夫的剧本《莫斯科的性格》(A.Sofranov, Un caractere moscorite)。还可以参看发表于《鳄鱼》(Krokodil)画报1957年第23期的漫画〕《真理报》于1950年1月5日谈到了工人和企业行政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恐惧和威吓”之上的。1957年2月2日的《劳动报》(Trud)在关于拖拉机和汽车工业的文章中谈到了“工人的法制受到行政当局的蹂躏”。该报1953年9月8日的一期曾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同一个提法：“至今还有一大批（！）经济领导人无耻地蹂躏着苏联公民的权利”……。

官僚们“拒绝担任经理以外的任何职位”。他们制造了一帮“花花公子”，这些公子哥儿每月的零用钱多达一千卢布，比一个工人平均工资还高。他们“办公用的汽车”把他们载到他们的和他们的避暑地去。他们的别墅价值数十万卢布，成为一种真正的“投资”。如果他们的继承人卖了别墅，“赚了钱”，就可以“靠吃息度日”。我们所援引的文章的作者还列举出这些别墅的业主，那就是：

“作家、画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政府给予他们以优先权的其他人物……企业经理、合作社领导人、公共食堂、建筑机构和公用事业领导人……私人律师（128）。”

官僚主义管理制度以及粗暴地迫使工人服从官僚管理人的作法造成社会剩余产品的巨大浪费，即使单纯从经济观点来看也是如此⁴³。根据最近的统计数字，苏联有三分之一的领取工资者是职员。这个庞大的官僚集团的存在一方面减少了生产者的消费基金，另一方面把很大一部分社会剩余产品转用到非生产的消费上去。

轻工业发展和重工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是官僚主义管理的根源，并成为这一经济制度的深刻的裂缝。这对于重工业本身的影响越来越广泛，首先是通过生产率落后和因为落后使生产者不得不作出的创造努力。

但是，随着生产能力的发展和生产者的技术和文化水平的全面提高以及工人阶级在全部人口中比重的增加，官僚集团加在劳动群众头上的专横和暴虐的重担便愈来愈无法忍受了。计划经济要取得新的跃进，就必须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主动性，较少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更多的生产群众的自发积极性。但是，斯大林制度，即使对官僚集团本身，也大部分拒绝给予这些自由。因此，从1950年，有利于赫鲁晓夫时代改革的条件便迅速成熟起来。

从长远观点来看，无论在哪一方面，官僚主义管理的灾难都没有在农业方面显得那么深重。如果说，由于计划化的好处，官僚主义的所有祸害并未能阻止工业生产能力的突飞猛进。那末，在农业方面，这些祸害却同混合所有制的坏处结合起来，结果使生产在一个长时期内发生灾难性的下降。

工业发展不平衡和农业倒退或停滞的起因是，工业化开始得晚了而农业的完全集体化则过早地、在农业生产方式的这种革命获得技术基础的社会基础之前就进行了。正是工业化的迟缓使土地集体化不能及时得到一个充分的技术基础，而同时助长了农村社会力量的两极分化。富农力量的形成对于苏维埃国家的继续生存是一个急迫的危险，因而迫使政府走上完全的和强迫的集体化道路。也正是工业化的迟缓给自己带来了仓促的痉挛的性质。

由于缺乏足够的机械化设备，在肥料⁴⁴和地面建筑工程方面（道路、地窖、仓库、车库、牲口棚、住宅等）缺少大量投资，农业企业的完全集体化，无论从经济观点抑或从社会观点来看，都产生不幸的结果。产量降低了，特别是饲料作物、肉类、牛奶等。心怀不满和绝望的农民屠宰牲口。于是，人们不得不建立一个庞大的集体农庄管理机器，因而缩小了农业企业积累余地。除此之外，还必须从农业生产中抽取巨大的一部分积累基金，以便能够迅速工业化。

农业减产之所以特别严重，那是因为工业化不仅减少了农业生产者的人数，而且增加了城市人口。农业生产者人数少了，可是从此以后倒要养活急剧增长的城市人口。在沙皇制度下，三千万农户养活二千八百万城市居民；今天二千万农户须养活九千万市民，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农村本身中的好几百万非生产人员。

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苏联农业尖锐的经常性危机，其影响由于战争破坏而更加恶化，直到今天还远未获得克服。这一点可以从下列农业生产和牲畜的数字中清楚地看出来（132）。

为了正确地说明这些数字，必须估计到人口的增长，人口从1913年的一亿五千九百万和1926年一亿四千七百万增加到1939年初的一亿七千万和1956年的两亿以上。结果是，从1930年到1935年，苏联按人口计算的农业生产（经济作物除外）和牲畜头数（直至1953年的猪的头数）1916年。至于牛和母牛，到今天还没有赶上1913年的水平，也没有赶上1928年的水平。

	1913－16	1928	1932	1937	1942	1946	1950	1953	1955	1959
（第三个五年计划预定
进仓的谷物（百万吨）	80	73.4	69.9	96	—	56.7	84.0	85.0	108	124
生长中的谷物45		120.3	132.7	66.7	124.5	121.3
制糖用甜菜（百万吨）	10.8	10.1	6.6	21.8	30.0	21.3	20.7	22.7	30.5	54.1(1958)
籽棉（百万吨）	—	0.8	1.27	2.48	3.29	—	3.6	3.65	3.91	4.7
牛（百万头）	58.4	66.8	38.3	47.0	79.8	47.6	58.1	63.0	58.8	70.8
60.146
其中母牛	28.8	33.2	22.3	20.9	40	22.9	24.6	24.3	27.7	33.3
29.3[^54]
猪（百万头）	23	27.7	10.9	20	40	10.6	22.2	28.5	34	54
22.0[^55]
羊（百万头）	96.3	114.6	47.6	53.8	113	70	93.6	109.9	103.3	129.6
107.0[^56]

此外，从1928年到1955年，谷物播种面积增加了将近40%。但是产量增加还不到50%，这就是说，巨大的机械化设备只能使产量增加10%。由此可见，农业劳动的平均生产率仍然是极低的。1956－1957年，集体农民生产一百公斤的小麦所费的，比生产一百公斤甜菜的工时多六倍，比生产一百公斤猪肉的工时多十六倍（135）。

但是，随着农业机械化取得进展，经济作物的生产首先取得了积极的成绩：棉花的产量从1932年到1937年增加了一倍，从1937年到1950年又增加了50%。农业使用的拖拉机台数由1928年的二万六千七百台增至1932年的十四万八千五百台，1937年的四十五万四千五百台，1950年的六十万台和1955年的八十四万四千台。按照这一个速度下去，农业的完全机械化是可能的。集体农庄的合并使合作企业的数目由战前的二十四万个缩减到1952年的九万五千个，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了苏联的农业技术基础有了巨大的扩展。与此同时，这个集中运动还继续下去，根据人们谈论，现在只有八万个集体农庄了。

同工业化的结果一样，农业机械化的结果不仅应该从绝对的数字加以研究，也应该从人口数目和耕种面积来加以研究。从这个观点来看，苏联仍然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1955年，苏联每一百六十六公顷的耕种面积有一台拖拉机，而在美国，每四十公顷就有一台，在英国和西德，每二十二点五公顷就有一台。按人口计算，比例也是很差的：在苏联，每一千个人有拖拉机三点五台，而在美国是二十台，在西是二十五台，在英国是二十七台。

此外，这些拖拉机的使用率也不是很高。根据1950年2月19日《真理报》，在库尔斯克地区，拖拉机在以前几年中有30%的时间是闲置着的。它们一年中就有十个月是放在露天下，很快就生锈和不能用了。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就没有一个人想到修建一些简单的有遮盖的棚子，免得它们受到风吹雨打！由于拖拉机使用不良而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赫鲁晓夫自己就估计，仅仅由于收割迟缓而受到的损失就达年产量的四分之一（136）⁴⁷。

最后应该考虑到拖拉机的存在并不能概括机械化和土地合理化的全部问题。1950年，在十二万一千个集体农庄中，只有一万八千五百个农庄使用电力。1954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二万一千个，农庄总数是八万七千一百个。1953年，在九万四千个集体农庄主席中，只有一万六千六百人具有中等或高等教育的农业技术训练（138）。

农业机械化曾长期地决定着经济的社会主义化部门和合作部门之间的特有关系。1928年后，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便不再卖给集体农庄。它们是国家的财产并成为国家实行农业计划化和控制农业的主要工具⁴⁸。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站，把这些生产资料租给集体农庄，收取实物付款，租金同土地产量成正比例地增加。⁴⁹，拨入国家的积累基金。以下是1940年按小麦和向日葵收成百分比确定的拖拉机站租金的差别率：

100公斤为单位）

	5以下	由5至10	由10至16
草原地区	20.6%	32.7%	34.4%
森林地区	11.9%	25.4%	28.5%
远东	11.1%	22.6%	26.6%

(141)

除了用实物偿付向拖拉机站租用机器的租金外，集体农庄必须以规定价格供应一定的产品。最初，这些农产品是分类地按播种面积大小来计算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办法不利于发展特种作物。1940年便采用另一个办法：按每个集体农庄可耕地的总面积来计算必须供应的家产品的数量。这样，集体农庄便不得不耕种尽量多的土地，同时也关心发展特种作物，因为这些作物的规定供应数量低于普通作物的规定供应数量（142）。

事实上，国家收购这些规定供应的农产品给价极低，几乎等于抽实物税。在1953－1954年，收购价格虽然提高了一倍，两倍，甚至四倍，可是收购价往往仍低于这些农产品的成本。直到1956年后，收购价格才一般地可以补偿生产费用。

集体农庄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无疑有三分之一是被国家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占有的剩余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损耗的资本（种子资金和牲口饲料资金）需要用收成中很大一部分来补充，要是把这一点考虑在内，那么，剩下来分给集体农庄庄员的产品就只有四分之一了（143）：

	1938	1939－40
规定供应国家的产品	15.0%	14.3%
缴付拖拉机站的费用	16.0%	19.2%
在自由商场卖给国营机构50	5.1%	4.0%
种子和饲料资金	32.2%	32.1%
作为农民收入所得部分	26.9%	22.9%
后备基金、付债、信贷等	4.8%	7.5%

在自由市场上卖给国家机构和商业合作社的那部分收成，使集体农庄获得必要的资金来购买肥料，建筑材料等等，以及满足农业合作社集体的其他需要。

作为集体农庄庄员收入所得而分配的农产品数量，随着地区，农庄土地的肥力、面积、劳动效率等等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从1930年起，可以用于这分配上的全部产品，在每一个集体农庄中，是按（每八小时简单劳动算一劳动日）计算来分配的。1938年，一个劳动日的等价物是：

在80.3%的集体农庄中不到3公斤小麦

在16.3%的集体农庄中3到7公斤小麦

在1.6%的集体农庄中7到10公斤小麦

1.8%的集体农庄中，即约四千三百个集体农庄中十公斤以上小麦（144）。除此之外还有小量现金，数目很少超过几个卢布⁵¹

1951－1952年，形势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共产党人》杂志指出，一个“好”集体农庄付给一个劳动日的平均报酬，1951年是三点五公斤小麦和三点一五卢布，1952年是二点八公斤小麦和四点八卢布（146）。甚至到1957年，一个劳动日的平均报酬最多也不超过四卢布（147）。但是，与此同时，在乌兹别克和塔吉克的真正的棉花种植园中，集体农庄的每个劳动日已“值”十卢布以上。奥尔洛夫斯基甚至报导说，在莫希列夫地区的“他的”模范集体农庄中，每个劳动日值三十卢布（148）。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许多“落后的集体农庄”中，劳动日的报酬低于三个卢布，甚至低于两个卢布。苏联对梁赞地区集体农庄的调查报告似乎证实了这一结论。在这个地区，“贫穷的”集体农庄的产量只等于“富裕”集体农庄的30%（149）。

⁵²1940年前，其所得收入却占苏联农民总收入的50%以上（150）。凡尼古德把这部分收入估计为43%（151）。官方材料所指出的百分比要低得多，例如，在1950年的一个非常兴旺的集体农庄中，这个百分比是20%（152）。但是，同一方面材料证实，农民家庭消费的一大部分马铃薯，蔬菜⁵³

1957年，在自留地上生产的肉类仍达五百九十万吨，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中生产的肉类是五百七十万吨。但是在自留地生产的五百九十万吨中，出售的只有一百七十万吨。牛奶的情况也一样：1957年，自留地生产了二千九百四十万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生产了二千五百三十万吨），其中出售的只有四百五十万吨（154）。

1938年，有22.6%的农民给集体农庄作的劳动日不到五十个，33.8%的农民作五十到二百个劳动日。将近40%的集体农民每年在集体农庄土地上工作还不到一百天！这个局面变得这样严重，以致1939年颁布了一个特别法令，规定每年在集体农庄中最低限度必需按不同地区作出六十至一百五十天。但是这一措施看来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因为，1954年9月，关于农业中的“新潮流”所采取的决定规定每年在集体农庄中劳动不到一百天的集体农民必须缴纳一项非常高的税。根据苏联方面的一份材料，1958年男劳动力实际作的劳动日平均是二百天，女劳动力是一百五十天。

斯大林逝世前的最后几年，苏联经济已陷入了死胡同：世界上的第二大国竟无法养活自己的人民！1950年1953年，谷物生产和牛的头数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水平比1928年还低！农民在集体农庄中作的劳动日数也停滞不前并低于1940年（156）。食物商店前排队的现象从未停止过；消费者愈来愈公开表示不满。

就在斯大林逝世翌日，首先是马林科夫，然后是赫鲁晓夫倒转了方向。必要供应品的收购价格大大提高了。工业消费品的生产有了巨大增长，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运送到农村去。集体农庄的购买力由1952年的四百三十亿卢布，增加到1956年的九百五十亿和1958年的一千三百五十亿。

由于在西伯利亚开垦荒地，谷物生产应该有所增加。但是这些措施所取得的结果并未能解决苏联的农业危机。虽然肉类、黄油和牛奶的商品生产大大增加了（肉类由1953年的五百四十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六百九十万吨，牛奶由1953年的一千三百七十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二千三百五十万吨，但是，随着著名的“新垦荒地”是否遭到干旱，谷物的年产量波动极大。1960年预计进仓的谷物应该是一万八千万吨，但实际上产量同这个数字相差很远。

于是，苏联政府便决定改变其农业政策最基本的一面，并决定从此之后依靠农民本身的“物质利益”。规定低价收购的办法取消了。集体农庄可以购买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它们从此以后可以用能够获利的价格向国家交售产品，因而迅速积累起卢布现金资产。此外，它们还获准建立工业企业来制造建筑材料，小劳动工具和加工食品（罐头、香肠、糕饼等），它们有权在城市中出售这些产品。因此，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刺激，与此同时，贫富集体农庄之间的悬殊就更扩大了。在最富有的集体农庄中，已开始纯用现金支付农民的报酬，数额接近中等工人的工资（157）。

为了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消除人民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强迫劳动营大部分解散了，劳动法也大为放宽。对工人迟到和旷工的刑事处分取消了。同时，通过国民经济会议的建立，工业管理权下放了。工会重新获得某些权利来处理解雇、劳动定额、工资等级等问题。由于提高了低工资和重新实行中等和高等的免费教育，社会不平等现象稍为有所缓和。

最后，耐用消费品生产有了相当大的增长，房屋建筑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这也有助于缓和生产能力的高度发展水平和人民的低生活水平二者之间的不平衡现象。第六个五年计划没有得到实现而被放弃后，又制订了两个七年计划。要在1970－1972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生活水平的诺言，成为了这两个计划的中心。但与此同时，工业的发展率不得不降低了（158）。

这些改革部分地改变了以上所描绘的那种苏联经济结构，但是却遗留下主要的矛盾，正象我们在工业管理问题上所指出的那样。

牛其中母牛猪绵羊和山羊1928 60.129.322.0107.0193050.628.514.2(！)93.31931 42.524.511.7(！)68.1(！)1932 38.322.310.947.6(！)1933 33.519.49.937.3    可见，1930年（猪）和1931年（牛和羊）的屠宰情况是最为灾难性的。结果造成1932－1933年可怕的饥荒。但是，某些苏联经济学家却突然坚持说，机器设备也是“商品”。这个理论上的“发现”主要有一个实用的目的，那就是在投资问题上，要求给予企业界的经理们更大的自主权，此外，还可以参考赫鲁晓夫在用词上意味深长的偏向。他们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不断地谈到在苏联的“资本投放”。　　 但是兰格搞错了，他说（57），“当物资（在两部类之间）分配的时候，积累便自动地实现了。”除了上述的盗窃、损坏等危险外，丝毫不容忽略的是，在官僚主义的管理下，错误的分配妨碍了在生产过程中有效地使用新的机器等等，也就会使积累无法实现。正是由于生产资料不再是商品了，所以剩余产品的实现，就是剩余产品投入生产，就是它的实际消费。总收入（十亿）营业税（十亿）上缴利润（十亿）192883.10.619323017.591937109.375.99.31940180.2105.921.71946325.4190.916.61950422.1236.140.01954571.8234.392.6    根据《苏联财政》（Finantsü S.S.S.R.）杂志（1961年第1期），1955年利润达营业税的24.5%，1959年达这一税收的38.2%。 “由于纯粹的图利（！）思想，医药部门的中央机关只知道用一个观点来判断各医药公司的活动，那就是以卢布计算的营业计划是否完成。这样一个标准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因为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医药公司里会出现同医学毫不相干的商品，例如，鞋油、化妆品、别针、缝衣针和杂货等。与此同时，规定的药品存货却很不完备……继续执行这种‘卢布计划’就会把医药机构中占有领导职位（！）的投机商人推上骗取盗窃国家财富的道路。苏联公共卫生部早已决定禁止生产药品的医药机关的实验室同化学工业进行竞争。但是，各医药机关，特别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公共卫生部所属的中央机关，不顾这一决定，竟然把生产药片划入它们的计划中，而生产数量之巨，甚至超过了化学工业的总生产量。”　　 由于相同的道理，技术人员往往不大愿意主动地革新技术：“在采用新技术后，计划这一关就把得更紧了，因此，完成计划和获得奖金的可能性减少了（77）。“为了遏止这种保守的倾向，苏联当局似乎不久前开始实行了使用发明特许征需付费的办法。发明家个人将享有这些特许证的权利（78）。 　　 通过经理基金（从那时起被叫做“企业基金”）企业经理得以支配巨额款项，这些款项主要是由于超额完成计划而得到的。苏联的刊物《工会积极分子手册》（V Pomochtch profsojusnomi aktivu）(87)列举许多企业，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基金每个达数百万卢布。基金来源是规定的利润——最多可达利润的2%到10%——和超额完成计划的利润——最多可达25%到75%，过去，50%应拿出来作奖金，其余的应拿出来投资和用来建筑住宅。从那时起，基金的70%应用于住宅方面（88）。工龄相当于工资的百分比1938194819556个月以下0006个月到3年50－60%50%50%3年到5年80%60%60%5年到6年80%80%70%6年到8年100%80%70%8年到12年100%100%80%等

[14.htm](第十四章 资本主义的没落时期.md)[index.htm](曼德尔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62).md)[16.htm](第十六章 过度时期的经济.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