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资本主义的没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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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以英国在工业方面享有世界性垄断为特点。等到一系列其他工业强国涌现之后，英国的上述垄断便最终消失，开始了帝国主义的高涨时期。由于世界为这些列强所瓜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基础，还有贸易往来和世界生产以及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贸易和生产，前前后后四十年，都取得了新的发展。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被划分为势力范围，世界的分割便最后完成。但是，把资本推上发展道路的各种力量，依然是猖狂无比。随着垄断组织对先进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统治，资本的有机构成取得了新的巨大发展。资本从来没有象如今这样地追求超额利润。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渗入的领域日益缩小，向那些在工业上尚属真空的国家输出资本以求超额利润新源泉的可能性便受到了限制。

因此，老牌工业化国家本身也沦为资本的国际扩张对象。帝国主义战争成了暂时解决矛盾的最后手段。这项矛盾的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不断扩展；另方面是全球已被征服，扩展的界限已然形成。正是在这种战争中，由于本国边界日益压缩而陷于窒息的生产力，获得了爆炸性的“解放”。

为了暂时解决一下资本主义国际竞争上的冲突，同时也是为了按照列强之间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就世界上的势力范围进行重新分配的帝国主义战争，是过程所经历的主要途径。它周期性地使世界资产阶级当中的一部分人陷于贫困和破产，而另一部分人则发财致富并获得加强。它剥夺了老牌帝国主义列强所保有的狩猎园地，并把这些列强本身改造成为外国资本的投资场所。但它同时也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新兴资产阶级，由于国际贸易的突然中断或改变方向，在世界市场上占领了一席之地。资本主义垄断集团的组成及其演变都以不平衡发展和协力发展为当代经济演变的特点。这种演变一方面在少数国家集中着表现为闲散资本的一切财富，另一方面，它远不能消除此一帝国主义与彼一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而是加剧这种竞争。“大国”的情况如此，绝望地进行挣扎，以便在地球上占领一席之地的“小国”也是如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三个强国由于本国资本薄弱，沦为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投资场所；首先是俄国，它成了法国和比利时资本的投资园地；其次是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德国资本在这两个国家里进行了投资。德帝国主义在国外的投资，本来在1913年占世界第三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用枯竭，等到马克一稳定下来，竟成了外国资本的主要投资场所。从1924年到1929年，德国每年要吸收四亿美元外国资本，而澳大利亚才吸收一亿三千六百万美元，阿根廷一亿一千万美元，东欧国家仅一亿零五百万美元。日本虽然是正在扩张中的强国，但仍是外国投资的重要园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地加速了资本的国际积聚。大战以前身为世界最大资本输出者的英国，也不得不清理其大部分对外投资以为战事提供经费。据估计，英国的“中断投资”高达一百七十亿美元。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资本流入了这个国家。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也失去了它们的一部分对外投资，并沦为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的投资场所。日本先是从1942年到1945年，顺利地把它的资本活动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东南亚，接着又陷于瓦解，不得不为美国资本敞开了自己的大门。意大利和德国也是如此。从1940年到1945年，德国资本淹没了欧洲及俄国西部的绝大部分地区；德国战败后，便又反过来为美国资本所淹没。

上述过程的结局是，在少数“资本过剩”的国家之外，存在着大批业已沦为“资本不足”的国家，也就是其生产率低于世界平均生产率水平的国家。目前，只有美国和瑞士可算是“资本过剩”国家；在完全相对的程度上讲，英国、荷兰、比利时和瑞典，也算是一些“资本过剩”国家。

这种资本过剩的特点是：

1. 可供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年年有剩余，把这种剩余拿来在国内进行投资再也不能获得平均利润。

2. 生产率垄断。

“差不多全部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还有一大部分采用从大战以来在世界上取得了发展的新的重要技术的塑料工业、炼钢工业和机器制造业，都向美国公司纳贡，都在装备的某些关键性部件上受着美国实业家及其执照的约束。人们估计，仅仅石油提炼工业一项，就每年要向美国缴纳好几千万镑（1）。”

3．工业装备平均寿命方面的差别不断扩大。按全国人口每人平均计算，美国在固定资本折旧方面的开支，1938年为六十美元，英国则为五十美元，法国和德国为三十五美元。1950年，美国的上述开支上升为一百四十美元，英国则为六十五美元，法国和德国为四十美元。即使把1950年美元的价值仅及1938年的一半考虑在内，美国的折旧速度也还是在节节上升，而西欧国家则速度减慢。但是，1953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转变。

根据《1958年联合国统计年报》（Annuaire Statistique des Nations unies de 1958）,在就七十三个国家从1951年到1957年的收支平衡进行分析后得出，只有六个国家在对外投资方面获得的收入超过外国资本在各该国进行投资、从而由各该国汇走的收入。这六个国家是：美国（红利、利息……等收入，每年纯赢余二十五亿美元），英国（每年二亿六千五百万美元），瑞士（每年一亿美元），荷兰（每年六千五百万美元），比利时（每年三千五百美元）和瑞典（每年一千八百万美元）¹。

每年向外国资本缴纳贡税最多的是这样一些国家（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在同一期间输出的年平均纯红利）：委内瑞拉（五亿五千万美元）；加拿大（三亿三千万美元）；澳大利亚（二亿二千万美元）；南非联邦（一亿九千万美元）；伊拉克（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巴西（一亿三千万美元）；墨西哥（一亿一千万美元）；中非联邦（一亿美元）；伊朗（九千万美元）；西德（六千八百万美元）等等。

帝国主义的高涨时期（1875年－1914年），同时也就是世界市场实际形成、国际贸易普遍发展的时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爆炸，意味着世界市场信息的爆炸，也就是世界市场的相对缩小及其分裂。

甲、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1944年以后苏联在东欧的扩张，中国革命的胜利，朝鲜及越南的事变，还有古巴革命，所有这些，从资本主义市场中夺走了一个第三世界，在这个第三世界里，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特别是它们的资本，再也不能任意倾泻。

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殖民地革命的爆发和发展，缩小了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商品在世界其他地区里的销售市场。

丙、一系列海外国家的工业化——宗主国资本输出日久天长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使这些国家，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消费品的工业部门来说，从原来的主顾地位变成了竞争者。

丁、苏联和一系列东方集团成员国的工业的发展，使它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贸易伙伴——在许多不发达国家里，甚至在先进国家里，部分地取代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地位。下列表格说明了这种情况：

	（百分比）	（百分比）
1938年	1956年	1957年	1938年	1956年	1957年
芬兰	9	25	32	3	27	28
埃及	10	14	27	10	34	48
土耳其	12	15	16	12	20	21
锡兰	1	9	4	1	11	11
缅甸	—	19	7	—	14	10
伊朗	36	10	12	10	17	25
叙利亚	—	4	7	—	8	22
冰岛	2	26	34	1	30	35

（2）

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这种相对缩小，就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过剩倾向来说，对外贸易已经不能再起安全活塞作用：出口贸易所吸收的一部分世界生产，比1913年以前减少了。

从1850年到1913年，世界贸易总额增长了九倍，而全球人口（考虑到增长了60%）每一个人的平均收入却肯定未曾增长一倍。由此可见，1913年世界贸易吸收的一部分世界产量大概差不多比1850大了三倍。（3）

反之，从1913年到1951年，世界贸易总额只增长了30%，而世界人口则增长了40%，按照人口平均计算，每一个人的收入也有了增加（即使把不发达国家也考虑在内，增加得有限）。由此可见，同人口收入总额及世界总产量相比，世界贸易总额的增长要小得多，世界贸易所吸收的只是世界产量中更小的一部分（4）。

尽管世界贸易从1953年到1960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库兹涅茨的这番见解直到今天仍然保有其全部意义。从1946年到1950年，世界工业制成品的产量平均数字（以1913年为一百）是二六三，从1958年到1959年上升为四四一；从1946年到1950年，这些产品的出口总量平均数字（以1913年为一百）是一百，从1958年到1959年仅上升为一七三。而且由于欧洲共同市场内部贸易的增长，后面这笔数字是异常夸大的（5）。

冶金制品的产量及贸易提供了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从1913年到1950年，冶金制品世界产量（苏联不在内）的增长指数是二二九，而1950年，冶金制品（包括成品在内）的世界出口量则增长了不到35%。1957年，世界上的冶金生产等于1913年的三倍，而冶金制品的世界贸易只增长了60%。

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结构性倒退，特别是在纺织工业方面，表现了它们的共同后果。实际上，这种倒退已经不再仅仅是相对的东西；它成了绝对的倒退，而且在棉布方面形成了崩溃。

6） （单位百万码）

	1910－13年	1926－28年	1936－38年	1949年	1951年	1960年
产量	27,000	31,000	35,500	33,600	39,800	56,520
出口	9,500	8,550	6,450	4,900	5,800	6,480
百分比	35%	27.5%	18%	14.6%	14.5%	11.5%

与此同时，生产及输出的地理分布也起了深刻变化，下列表格上的数字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数字以一千为单位，指世界上的纱锭数，以纺原棉的锭子为限（7）：

	1913年 月底	1929年	1936年 月底	1951年 月底	1959年 月底
欧洲,其中包括	99,505	104,305	91,227	72,457	57,902
捷克	—	3,573	3,562	2,355	1,950
法国	7,400	9,880	9,932	8,035	6,071
德国	11,186	11,250	10,109	6,206 （西德）	5,948 （西德）
意大利	4,600	5,210	5,442	5,694	4,854
西班牙	2,000	1,875	2,070	2,210	2,626
英国	55,652	55,917	41,391	28,152	14,104
苏联	7,668	7,465	9,800	9,850	10,962
美洲,其中包括	34,260	39,570	32,841	30,358	28,415
美国	31,505	34,829	28,157	23,183	20,111
加拿大	855	1,240	1,110	1,138	876
墨西哥	700	751	862	1,114	1,192
南美	1,200	2,750	2,712	4,772	5,884
非洲	—	—	—	771	1,546
亚洲及大洋洲, 其中包括	9,393	18,836	25,582	22,408	41,668
中国	1,009	3,602	5,010	4,250	9,600
印度	6,084	8,704	9,705	10,849	13,281
日本	2,300	6,530	10,867	5,244	13,021
全世界	143,449	164,211	151,705	125,994	129,531

在同一期间，棉纱的产量虽然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那是由于对现有潜力进行了加强运用的缘故，由于提高了纱锭的单位产量、改进了纱锭操作技术、进行了企业经营合理化的缘故。耐人寻味的是，长期以来，在西欧国家的生产及运输能力向海外各国转移方面一直居于首要受惠者地位的美国，也开始沦为这一过程的牺牲品，出口方面的数字也是如此。下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些主要棉布输出国的出口演变情况：

单位百万平方米单位100吨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1950年	1951年	1954年	1958年
中国和香港	—	—	—	—	—	204	602
日本	324	417	623	910	836	1,248	1,250
英国	445	636	756	684	723	708	438
美国	1,248	786	759	467	675	718	598
印度	—	258	390	927	669	897	670
西欧	—	—	—	—2	—	1,614	1,362

为了能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这种演变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况作个比较，下面是关于世界各主要地区输出和输入的一张表（包括朝向两个方面的相互运动）：

（单位千吨棉布：―表示纯输出；＋表示纯输入）

	1913年	1925年	1938年	1950年	1960年
英国	－576	－377	－135	－59	+39
欧洲大陆	－167	－158	－123	－104	－92
美国	－35	－37	－32	－71	－4
印度	+249	+116	+67	－64	－82
中国	+181	+127	+2	+4	－50
日本	－3	－103	－234	－118	－151

诚然，装备物资及所谓“新”产品（电子产品、化学产品、合成纤维、塑料产品、光学产品、医药等等）的输出，抵消了这种演变的一部分。但是，随着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尖锐化，随着“第三世界”的逐渐工业化，越来越多的部门必然会朝这样一类的部门过渡，对于这类部门来说，国际销售市场日益缩小，起初是就总产量相对地来说，随后，即使是从绝对数字来看，也是如此。

托拉斯和垄断组织的加强，以及它们把自己的统治延伸到广大的经济部门中去，扩大了垄断部门平均利润率与非垄断部门平均利润率之间的差距。工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的竞争成了竞争的主导的一面。非垄断部门不得不采取组织和集结的措施以捍卫本身的利润率。它们的自卫手段主要是成立或，这些同业协会或卡特尔囊括了某一特定部门的绝大多数企业或者是所有的企业（往往是在该部门最强大企业的庇护之下）。从本世纪一十年代起，特别是在1929年－1933年大危机时期，工业方面的全面卡特尔化就是通过成立“同业协会”和厂主同业集团等来实现的。

，卡特尔的数目1877年是七十个，1900年增为三百个，1922年一千个，1930年二千一百个，1943年达到了二千二百个（9）。人们估计，1954年，西德全部零售业务的12%是按照强加给零售商的价格来进行的，这还只是卡特尔协定诸般形式之中的一种形式。这种比例在缝纫机部门中高达95%，烟草部门中高达85%，摄影器材部门75%，“无线电及电视”部门60%，医药部门45%，等等（10）。

，“同业协会”最早先是由1911年的“桥梁营造者协会”和1912年的“黄松协会”发展起来的，其首要目的是把有关各同行成本及售价的消息通知协会成员，制定每一个工业部门的“平均价格”，当然不会把“合理的利润”加到这种价格上去。美国“同业协会”的数目1914年是八百个，1919年增加到了大约二千个（11）。

1921年和1923年，最高法院的一项反对“同业协会”的判决书，多多少少抑制了这种发展。当时，协会的数目迅速下降。又过了几年，起初是在最高法院1925年的另一项鼓励成立协会的判决书推动下，特别是以后在1933年《全国恢复法案》（National Recovery Act）颁布之后，“同业协会”才又东山再起。1938年6月，全国性和地方性“同业协会”总数达到了一千五百零五家（12）。

掌管着三十来家同业协会的史蒂文森·约旦·哈尔逊公司在其1938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粗暴地断言道：

“……必须把我们规定业务的法律修改一下，让每一门工业都有权成立自己的牢固组织，自己掌舵和自己控制自己……当一门工业这样组织起来时，它必须享有分配生产、调节产量的权利，必须享有向各企业、各地区分派份额的权利，必须有权规定产品供应公众的公平价格。新的资本意欲投入某一工业部门，而这一工业部门的能力，同规定下来的生产数量相比，系属过剩时，该项新资本必须事先取得许可证书和必要的证书（13）。”

，第一个“同业协会”是1881年成立的；1919年，这种组织的数目达到了五百个，1956年增加到大约二千个，其中“工业同业协会”一千三百个（14）。根据P.E.P的调查研究，这些同业协会中，至少有四分之一为自己的产品制定价格。

英国的一个公立机构——垄断组织及限定措施研究委员会在195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书中断言道：经过调查的三百家同业协会中，至少有十六家强制会员按照卡特尔措施行事，从制定价格到抵制“非会员”，甚至私设公堂（！）以审判被指控为违反了协会规章的公司，有时甚至有被告的辩护“律师”在场（15）。这份报告书还用明确的辞句就同业协会的起源及其发展目标作了说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基本重点是防止零售价格下跌，为了达到这种目的，选定的办法是通过集体义务来保持规定下来的售价，把这种义务强加于人而采用的办法，是将不遵守协约的零售商开列名单并对他们停止商品供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在战后经济困难压力之下，有些最老的协议陷于瓦解，在这以后，仍然是在二十年代，新订立的协议系以使集体行动日后能够避免这种失败为目的。三十年代时，又一次的严重经济萧条到来后……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排他性转卖协议第一次被引用，而比较老的、性质不那么复杂的协议则被用同样的办法加以扩充和制定——往往是为了支持生产者的共同价格（16）。”

，在业经垄断化的大型工业卡特尔、首先是冶金业和钢铁业之外，工业协议也在发展，特别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些协议要等到1936年6月以后，特别是在维希政府治下，才通过各种组织委员会，有了真正的高涨（17）。

雅克·胡西奥写道：

“这一个时期（指1900年到1950年）的第二个特点是，在从事经济活动的不同部门中，。1914年以前，工业协议是极个别的，尽管有些企业，为了某种原因并在一定期间，有的时候设立了一些支店。1918年以后，特别是从1932年到1936年，经济的卡特尔化通过种种不同的方法肯定了下来：设立支店，成立财团，共同设置分配产品和就产品进行加工的子公司等等。生产能力被维持在过剩状态，经济中的协议制度稳定了下来：工业协议由原来是暂时的变成了经常的……（18）。”

，1929年－1930年经济危机以前原来为数有限的卡特尔，从那时起获得了猛烈的发展。1931年，在八个重要工业部门中出现了卡特尔，它们在这八个部门中强行制定严格的生产限额。然后，到了1936年，除去已经有强制性的卡特尔在其中进行工作的部门以外，卡特尔又在十六个工业部门中发号施令。与此同时，出口商同业协会的数目1930年底是十四个，到了1935年底，增加为八十五个。它们控制着所有的主要部门。最后，零售商基尔特的数目1936年是六百五十六个，到了1939年，增加为三千零九个，这些基尔特的所作所为，就象是些真正的出售和收购的卡特尔（19）。

1945年的暂时“非卡特尔化”过去之后，卡特尔运动又有了巨大发展：

“最近五六年，法定障碍几乎全部被撤销后，卡特尔的名单有了迅速增长。它们的数目已经超过二百家。这些卡特尔控制生产、分配市场并制定价格。这几乎关系到工业的一切方面，各大集团不同公司间的竞争也由它们来解决。经济生活的每一个周期，哪怕是在繁荣时期，它们现在都可能存在。今天已经可以看得出来：1958年经济衰退时为了维持价格而成立的卡特尔，如今衰退已成过去，它们却照旧维持并甚至在设法抬高物价（20）。”

就这样，即使是某些部门由于积聚的程度比较低，因而一向被人看作是“自由竞争”最后的避难所，这些部门实际的卡特尔化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例如，在纺织工业方面，1948年3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指责梳刷纱线协会通过共同协议给自己的产品制定价格，指责它限制生产，取消商业贴现，建立出售条件统一制，也就是说，它所作所为完全象是一个卡特尔。

又例如，1954年4月14日英国垄断及限定业务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书，指责棉布印花联合会纠集了英国全部印花棉布98%的生产者，用制定价格、分派生产份额以及针对生产能力的提高采取限制措施等来保护这个垄断组织（21）。又例如，在以较小的企业占上风为特点的不动产建筑业方面，有如下一段关于美国情况的恰当的描述：

“小块木材的大生产者在各大城市的各个区域里制定价格；同业协会制定并维护有关窗扇、窗框、壁厨以及装饰木料的基本价格。管道材料商及居间人接到禁令，不得同承包商直接成交……管道及其他材料的生产者取缔了同承包商或消费者进行直接交易的居间人的佣金。木材商协会将有关区域以内的会员名单分发给工业家及批发商，批发商倘若把产品卖给非协会成员，他必须缴纳罚款，否则就会受到全体协会成员的抵制（22）。”

史托金和瓦特金斯（23）指出：1939年，美国国内市场上，农产品销售额47.4%，工业品销售额42.7%，矿产品销售额86.9%，都是由卡特尔直接控制，还不算同业协会。

在同业协会和全面卡特尔化发展的同时，企业主的政治经济机构，一种在国家面前、在工人阶级面前、在消费者以及其他利益集团面前代表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超级卡特尔也在发展。这些机构，在美国是企业主全国协会；在英国是英国工业联合会；在德国起先是德国企业主联合总会，接着是德帝国全国工业联合会，后来是1945年以前的帝国工业集团；在法国是法国企业主全国总会；在比利时是比利时工业联合会。此外，还有各种不同的商会联合会。

这些机构不仅是在社会纠纷中，竞选运动中，或是在确定经济政策的议会辩论中进行猛烈的干预，就是在各国政府制定这种政策时也越来越要同它们商量³。遇到发生危机（经济危机，战争等等），它们还成了实际控制国民经济的半官方机构。它们甚至还从事国际政治活动：1939年3月15日和16日，英国工业联合会同德国帝国工业集团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主要约定由双方协同制定价格，以便从各个方面来代替“破坏性的竞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在自己的内部实现了国家与垄断组织之间日益增长的合并，这种合并是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特点。因为，正如布莱迪所指出的，完全统治着资本家阶级这些政治经济机构的是垄断组织：

“现在，作为这种机构的政策的统筹者，英国工业联合会有了新的和深远的意义；上述机构，象同业协会的各个卡特尔一样，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是民族的当前危机推动了它的权限和势力的迅速发展。在英国工业联合会最高一级发号施令的人，大多是来自大托拉斯或者是在各自领域内为更大的托拉斯所操纵或影响的托拉斯的一小撮高级职员。把这些人员同操纵着这个整体的托拉斯联系起来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个人的、家庭的和机构的相互关系——是英国工业联合会的特点。英国工业联合会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控制着工业的英国样板，它体现着业经严格集中起来的并享有宣传和强制权限的商业寡头集团的一个方面（25）。”

工业的全面卡特尔化越来越成了非垄断部门得以维护其利润率的必要条件。但是，唯有当某一个特定部门的一切公司都肯服从，或者是通过歧视或抵制而能够迫使服从时，才能实现全面的卡特尔化。倘若上述经济性措施无能为力，特别是倘若进行顽抗的公司是该部门中最强有力的一家公司时，那就除了实行政治性强制，即国家的强制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自从1929年－1932年危机时起，在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里都产生了这种情况：国家作为经济的“调节者”进行干涉，赋予私人卡特尔的决定以法律效力，从而使私人卡特尔成为强制性卡特尔，作出的决定成为强制性协议等等。这种干预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国家的性质，它是资产阶级总利益的捍卫者，必要的时候它就反对此一或彼一进行顽抗的资产阶级分子。

德国早就有了先例。1910年的一项法令就已经适应大托拉斯的请求，制定了产钾业的强制卡特尔化。其后，1920年，又制定了制钢工业的强制协议。经济大危机爆发后，紧接着又成立了制糖工业及易北河航运部门的强制卡特尔（26）。

但是，强制的卡特尔化要等到希特勒上台，颁布了1933年7月25日的法律才迅速全面展开。随后，1934年11月27日，每一个部门都订立了同业协议（“帝国集团”），大多数情况是，每一个同业协议都由主要的垄断组织之一来加以操纵。这些协议具有十分广泛的强制力，直到赋有全权关闭拒不遵守规章的企业，或者是，同市场的吸收能力相比，仅仅是被认为“多余”的企业（27）。1943年8月22日《法兰克福日报》（Frankfurter Zeitung）写道：“卡特尔与‘集团’之间个人和业务所的联盟十分广泛……当局运用两种组织形式作为官方及半官方的配给设施（28）。”

1948年，西德资本主义经济重新上了马，政府根据一项新的卡特尔法，再度逐步建立了“授权”卡特尔的办法。就这样，例如象磨粉业及肥皂制造业等，依靠法律的规定，实现了卡特尔化（29）。

，1933年罗斯福一上台就颁布了《全国工业恢复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根据该项法案，国家把制定并强制实行“法典”的权力授予了同业协会，每一个部门的竞争限度及被认可的竞争形式都由法典规定。史托金及瓦特金斯指出，一般说来，这些法典都是卡特尔的职员或“操纵着卡特尔的人物们”制订出来的（30）。

伯恩斯指出，在业经颁布的六百七十七项法典中，有三项对某一门工业的生产规定了直接限制，六十项规定了间接限制（每一家工厂提供劳动时间的最高限度），五百六十项规定了最低成本，四百零三项禁止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31）。因此，史托金和瓦特金斯有理由断言：（32）在政府强制下，为了各大企业的既定利益，法典使它们的营业得到了“稳定”。

，按照1932年颁布的一项法令，整个一门工业70%的公司（或占该门工业全部产量85%的公司）提出申请时，政府得在该门工业内建立强制卡特尔。与此同时，从1933年起，成立新公司必须取得政府许可证，而申请许可证往往要被驳回（1939年驳回了37%，1940年驳回了47%，1941年驳回了59%，1942年驳回了70.6%）（33）。

，1930年颁布、1936年又作了修订的煤矿改组法案，在煤炭工业方面建立了强制卡特尔（34）。1939年成立的棉花工业部的主要工作是取缔那些导致物价下跌的捣乱的竞争者。1935年成立了制糖业及木器制作业的强制卡特尔，同年11月20日又成立了捕鲞业的强制卡特尔（35）。1957年－1958年棉布工业大危机时，又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以确保降低生产能力。

，1934年时，保守派议员P.E.P弗兰亭和马尔商朵就提了了一项法律草案，主张建立强制性同业协议；该项法律草案意欲迫使拒绝参加工业协议的竞争者也服从工业协议。该项法律尚未通过，政府便公布法令在制鞋业，制糖业，磨粉业，捕鲱业以及大型海洋渔业等方面建立了强制协议（36）。1940年法国战败后，维希政府普及了这种制度。1940年成立的各门工业的“组织委员会”“往往是由各大企业的董事长来操纵的（37）。”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委员会都同卡特尔进行了合并，最后，它们大多为托拉斯所控制（38）。

，1931年4月1日的一项法律明文规定，同一个工业部门内，联合组成为卡特尔的有些制造商，在为托拉斯提供方便的几项条件下，得以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同一部门的一切公司。1936年1月，这一类的协议已经有了二十四个，每一个卡特尔操纵整个一个工业部门。这些协议制定生产限制，规定售价，决定销售额及其在各家公司之间的分配。1937年8月，工业协会法普遍实行。现在，这些协会享有充分的权力。它们调查并控制生产；它们享有为全体成员制定售价的职权；它们共同组织收买及销售业务，甚至是共同使用工业设备。国家对它们的决定只能在事后过问。

战争期间，它们担负了稀有原料的分配工作，并接管了越来越多的公共职务（39）。

1941年10月和1942年8月，连续公布了实行强制卡特尔化计划的法令，这是一项近卫内阁早在1940年7月就已经提出来的计划。一切主要工业部门都成立了协会，以便操纵这些部门的整个活动。协会的领导人物毫无例外都是些由企业主在各有关部门内培养出来的卡特尔首领（40）。

罗伯特·纪兰就1950年以后的时期，在前面引证过的那篇文章里写道：

“1948年成立的反卡特尔委员会逐渐变成了卡特尔化的调节者和组织者，它的权力甚至终于转到了卡特尔运动最坚决拥护者的工商部各局室之手。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不断增长，但是它执行职务的方式往往是既非大公无私，又非有助于改善市场状况及维护消费者的利益（41）。”

，1934年7月31日颁布的、1935年1月13日又由国王下谕旨对之作了补充的一项法律规定：“非卡特尔成员”必须参加强制卡特尔和强制工业协议，“如果生产者及分配者的绝大部分利益这样要求”，如果国家接受了进行裁处的申请。从1935年到1952年，这种申请一共提出过九十五项，六十五项是1942年以前提出的，三十项是1942年以后提出的。这些申请三分之一来自分配部门（全部被驳回），其余三分之二则来自工业方面的不同行业。被批准的申请有二十多个，几百家企业被强制参加了卡特尔，对于生产也往往作了限制（42）。

倘若按照亚当·斯密理论的唯一标准、或者按照自由贸易论信条的唯一标准来判断资本家在国家干涉问题上的历史态度，强制卡特尔化和国家权力由于资本家阶级的有些部门受到了威胁因而进行的直接干涉，也许象是一种革命的异端。但是，“放任主义”学说在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发展过程中，只不过是一个阶段；它只是对资本主义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和相当有限的地理区域，才有意义。

象下面这样讲也许会太简单：我们可以肯定，当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时，它总是到国家的保护方面去寻找救星，也就是说，它希望通过国家的权力、利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减轻企业面临的危险和增加自己的收益。唯有当资产阶级力量强大，当它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优势地位、相信但凭这一优势自己已经有力量、有能力克服种种障碍时，它才会情愿废除国家的任何干涉，才会设法把国家的财政手段减少到最低限度。

关于英国、法国和西德，当初把重商主义和强有力的国家导向自由主义及反对加强军队或扩充殖民地的运动，是尽人皆知的。此外，享利·霍塞业经指出，早在十六世纪时法国就有人援引了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以前的学说，并把这和中世纪的行会主义（即手工业保护主义）余孽古怪地夹杂在一起（43）。在保护主义问题上，德国的经济学说把中世纪的陈旧货色同现代资本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就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资本原始积累的来源是多么地不仅依靠保护，而且还依靠剥削，依靠一贯的掠夺国库，这一点就不消再提了。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提供战争物资、举办国债、奢侈性行业、包税制度、殖民地企业等等是些经常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社会各阶级的收入都汇归资产阶级，并且成了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组成部分⁴。

不发达国家的当代实验，在完全改变了的背景下，奇怪地重演了这种历史实验。然而，如果看到这些国家——它们是远非“反资本主义”性质的——的国家和“国家主义”是何等地成了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企业形成、甚或是资产阶级家族形成的真正温床，那是令人吃惊的。在这方面，日本的例子最为突出。日本的现代化工业整套是由国家自己出资建立、然后又以“一盘煮小蚕豆”的代价出售给年轻的工业资产阶级的：

“开始时，国家自己广泛地建立并资助了一些新型企业，发动了工业化过程。1868年以后，十年之间，国家修建并经营了一批铁路和电报线，开辟了一批新煤矿和农业实验站，成立了一批炼铁厂、造船厂和机器制造厂。它进口了装备，聘请了外国专家，以便使缫丝业和棉纺业实现机械化。它为水泥、纸张及玻璃等制造业建立了一批模范工厂。就这样，一系列西方式的新型工业都是起源于政府的发起。国家自己承担了开业风险，在技术进步方面起了拓荒者的作用，并且扶植了许多踩着它的脚印前进的私营企业……大多数国有工业企业很快就被以十足低廉的代价拿来出售，以便吸引在场的买者（44）。⁵”

一般说来，许多不发达国家当今的工业化都是受到了政府的提倡和赞助的。和这种提倡联系在一起的是政府给予私营工业的津贴、纯粹的送礼或稀奇古怪的担保。

例如，土耳其投资银行，印度尼西亚国家工业银行和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印度工业金融公司和巴斯基坦同一名称的公司，埃及工业银行，墨西哥全国金融银行，还有许多其他类似性质的设施，都是各该国进行工业化的主要代理人。除了印度尼西亚的两家银行基本上是国有企业以外，其他各国都是些公私混营企业，在这些公私混营企业里，由国家提供的资本占一半，另一半资本由私人（或国际机构）提供，但是由国家来担保（46）。在巴西，从1948年到1952年这一段期间，国家在纯资本构成中占有的份额，曾摇摆于30%及39%之间（47）。

联合国一个出版物曾经着重指出了国家担保在私营企业发展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某些发展公司之所以能够使用当地的资本，大概是、或者至少一部分是因为它们同政府有联系。有些小额投资者认定——并非总有道理——政府绝不会让一家官方的发展公司造成一门工业的瓦解。这样一举投资在表面上的安全（？）足以为一项新的工业吸引一些人，而这项新工业如果是完全由私人企业主建立起来的，那末这些人便不会感到兴趣。有的时候（？）政府也较为果断地通过担保取得最低利润的办法，把私人资本吸引到由政府赞许建立的一些工业方面去。例如印度孟买的巴撒科特水泥厂就是由政府提供担保，五年之内，每年最低红利为3%以后，才在1948年以普通匿名公司的名义成立起来的（48）。”

事实上，在不发达国家里，工业资产阶级的诞生乃是国家订货、国家以担保形式作出的鼓励以及掠夺国库（主要是通过腐败的官吏和政客）等的共同产物（49）。人们断言，古巴的巴蒂斯塔上校在其第二次独裁统治期间，搜刮了二亿美元的巨大财富，南朝鲜的副总统在李承晚治下，搜刮了五千万美元。

与其说不发达国家的这种“国家主义”比较近似当代的“国家主义”，倒不如说它同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的、欧洲的经济“国家主义”（或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初期中欧及东欧的“国家主义”）更相近似。事实上，在先进的工业国家里，国家在经济方面进行的不断增长的干涉，另有其不同的特点。

同不发达国家的国家主义一样，。在这一点上，它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东欧各国、中国、北朝鲜以及北越等国的国有化根本不同。然而，在先进的工业国家里，同不发达国家的“国家主义”相反，国家在经济方面进行的不断增长的干涉，并不鼓励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不鼓励资本主义工业，而是反过来，保证的资本主义得以苟延残喘，并且取得某种发展。前者是助产接生之用的镊子，后者是切除令人惴惴不安的经常再现的毒瘤的手术刀。

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一系列正常机构多多少少陷入了经常的停顿状态。垄断资本的超额利润意味着生产（因而也就是投资）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外销路所起的安全活塞作用越来越小，除了存在着某些部门（及国家）的超资本以外，还存在着另一部门和另一些国家的资本化不足（和不发达）。

另外，技术进步需要投入的原始资金越来越多，而充分经营并使经营长期有利可图的机会则越来越少。由此可见，和资本相对过剩同时并存的不仅仅是不发达国家，而且还有非用于生产的技术革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常运转越来越不能使全部资本获得利用，而全部资本获得利用正是资本主义得以生存的理由所在。看来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是走入了死胡同。

正是在这条死胡同里，垄断资本主义越来越求助于各种各样形式的国家，以便通过国家在经济方面进行的干预，获得经济在正常运转下所不能向它提供的东西。资产阶级国家成了垄断资本利润的基本保证⁶。

1．国家自己重新负担起无利可图的基本部门。

这样做的结果是，动力或基本原料售价下降，而动力或基本原料售价的下降反过来又使作为当今大资本之支柱的重型制成品（机器、电器、交通工具等）工业部门的成本价格得以下降，竞争能力得以提高，利润率得以上涨。

而且，统治着国有化公司的，是私营部门的代表。英国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一点。

1956年，在英国国有化企业的董事会里，二百七十二个职位中，私营公司的经理（包括四十九个私营保险公司经理和三十一个银行经理）占了一百零六个。此外，在这些董事会里占有职位的，还有国有化企业自己的七十一个技术经理，这些技术经理的待遇之高到极点，成了资产阶级舆论的促进剂（英国运输委员会主席的年俸是八千五百镑；全国煤炭委员会主席的年俸是七千五百镑；中央电气管理局主席的年俸是八千五百镑，等等）。

英国及法国煤炭业和电气业的国有化；意大利石油工业和奥地利铁路、石油工业以及电气工业的国有化；荷兰的时而由左派政府采取措施、时而又由右派政府或“全国联盟”政府采取措施建立起来的国有化采煤业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保证加工工业能够降低一些成本。这些国有化都是为全体企业主所几乎一致接受了的。如果说，到后来，此一或彼一措施成了资产阶级进行公开论战对象，那么，其中原因大多是来自某些特定部门之间的利害分歧，而不是对于这种国有化本身加以整个反对。

另一个同一类型的典型例子是1937年7月在德国成立的“赫尔曼·戈林冶金工厂”。成立这家工厂的目的是开采含铁量过低因而收益过少的铁矿。如果这种铁矿由私人开采，那就势必要增加进口矿砂的关税，从而降低大型制造工业的利润。

上述各节绝不是说国有化必定符合成品制造部门的利益。相反的，国有化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其条件是减少或者完全取消给予资本的津贴；是不让私人资本代表参加管理国有企业；是保证让工人参加国有企业的管理工作，或者是把这种管理工作置于工人的民主监督之下；是由工人政府使国有化部门服从全面规划的目的而加以利用，特别是用于实现某些优先的社会目标（例如公费医疗）或经济目标（例如充分就业）。

2．搭救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企业。

这种现象的经过往往是把已经无利可图的企业收归国营，过后又把它发还私营。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另一种是随后又。

例如，1931年发生银行大倒闭后，德国威玛共和国收买了和全部股票的90%，全部股票的70%，全部股票的35%。1937年，这些银行一旦实现了巨额利润，国家就又把收买的股票全部卖给了私人银行（51）。⁷

同样，纳粹制度也曾把它在、各造船厂以及象哈巴格航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私营部门，并将一些市营煤气电气公司重新发还给私人（53）。

3．把公共财产或用公款建立起来的企业交给托拉斯。

在这方面，最现实的例子是美国政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起来的企业。和平时期可以加以使用的、价值一百一十五亿美元的全部新装备中，77.4%的经营者是大托拉斯，这些大托拉斯在收买这些装备时享有优先选购的权利（54）。这些装备的大部分都卖给了有关的托拉斯。

特别典型的例子是卖给美国钢铁公司的日内瓦钢铁厂，绝大部分卖给橡胶托拉斯（固持异公司，古德里奇公司，美国橡胶公司，费尔斯通公司）和石油托拉斯（埃索美孚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等）的合成橡胶公司。这些工厂当中，有的是以建议价格的极小一部分代价转让掉的，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的科布塔丁烷厂原来是用四千九百万美元建立起来的，二百万美元（！）就卖给了科伯斯公司；路易斯安那州的巴东·鲁日丁烯厂是用二千五百万美元建立起来的，一千五百万美元就卖给了埃索美孚油公司（55）。

英国于大战期间修建起来的“代理工厂”，下场也是一样。纳粹德国制定了一项别具匠心的“集体提供资金”制度，运用不得享有股份权利的政府资金和私人资金来发展被作为“国防所必需”的企业提供资金（56）。

在同等意义上应该提一下美国原子能工业的例子。早在美国政府完全使用国库资金开始进行原子能研究的时候起，就有十家托拉斯参预了这项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使这些托拉斯同它们的竞争者相比，分文不费就取得了超越常规的特权！这十家托拉斯是：杜邦·德·尼摩尔公司，联合化学和染料公司，田纳西伊斯门公司，道化学公司，美国氰胺公司，孟山都化学公司，凯莱克斯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联合碳化物与碳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前后多年经营了在汉福德的那些公司）（57）。

1954年，原子能法案实际上将一个价值一百二十亿美元的公共财产部门——有关原子能问题的全部技术资料及科学资料——转让给了几家私营托拉斯，使之得以随心所欲地加以货币化和资本化：

“原子能委员会接到训令，要它主要是协助别人取得原子能方面的知识。把拐弯抹角的字眼去掉，这意思就是说，没有问题，这方面的真正拓荒工作仍然要由国家出资来做，而大部分利润则由那些不再承担任何风险并已经获得巨额‘激发性’报酬的私人托拉斯去享有（58）。”

同一作者还就这种制度的怎样具体执行作了精确说明：加到原子反应堆中去的原子材料仍然归国家所有，从反应堆中提取出来的材料也仍然归国家所有。足见，原子委员会“卖出”的是“原子燃料”，而“收买”回来的则是钚“灰”。

“而且，正象联邦电力委员会向国会所报告的那样：政府在收买钚灰时付出的代价可能比出售燃料时索取的代价还要高。例如，通过付给业务费，政府可以给电力工业及其他经营部门若干津贴。此外，在收回营业过程中所获得的过多的利润方面，却没有作任何规定（59）。”

4．直接或间接给予私营企业的津贴。

单单是把近三十年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直接或间接给予私营企业的津贴（减税、免税以及税务方面的其他优待）开一张清单就非得要一大厚本不可。现在我们只举几个最典型的例子。

在美国，空运航线，海运航线，还有造船业，都享有政府给予的长期津贴。美国邮政部的一项声明上说，政府给予五种大周刊或杂志的邮资减费每年达二千五百万美元（60）。美国工业于1950－1954年作出的二百亿美元投资，由于根据“国防需要证书”而税负大减，实现了加速还本。这笔资本的90%是投在一些大企业里的（61）。由于少纳税款而获得的额外利润高达数十亿美元。

同样，由于“天然蕴藏量枯竭”，法案准许大石油公司扣留一部分收入探索新的石油资源，这些石油公司因为少纳税款，收入显著增加。目前，上述法案使这些公司要收入七亿到七亿五千万美元。（62）。

战争物资供应也使托拉斯攫取了巨大的额外利润。例如，朝鲜战争期间，向购买了一千台某种类型的发动机，单价为七十七元二角美元。这种机器原来是由制造并以每台五十二美元的价格卖给克莱斯勒公司的，而底特律军械中心却不到奥托－莱特电气公司去买！此外，在这奇怪的“自由竞争制度”下，奥托－莱特电气公司事前还拒绝过把这种机器以每台不到八十七美元的价格直接出售给国家！（63）

5．国家对利润予以明文担保。

这种担保特别是在向国家提供物资方面，在公共工程以及规定价格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经济中，向国家提供物资、公共工程和规定价格等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经济的特点是：国有部门不断发展，军备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纳粹德国的经济回升全部是靠的期票来提供资金的。这就是说，诸凡为经济回升而生产的企业一律享有利润担保（64）。第三帝国发展合成橡胶工业时，政府同有关厂家订立了保证收益的合同，也就是保证使它们获得利润的合同。根据这些合同，有关厂家的“成本，最低销售量和额外的‘合理利润（！）’都由国家担保。折旧是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投资的折旧也规定了款项，这些款项表现为贷款（65）。”

赫尔曼戈林工厂成立时，有一亿三千万马克的股票卖给了一些银行和“经济上对之感兴趣的各界人士”；这些股票由国家担保孽生一定的红利（66）。制定价格的各项纳粹法规（例如1936年11月26日和1938年11月21日关于政府订货的两项法令，1939年9月4日关于战时经济的法令等），都就“合理利润”作了明文或暗示规定（67）。

在美国，二十五年以来，石油工业及制糖工业实际上是仰赖政府部门强行实施限定产量的政策来担保其永恒利润的：

“矿务局每月都要对可能的需求作出估计，各州的调整委员会每月都要通知本州的石油生产者得以从自己的矿井中提取多少原油。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使出土的石油，包括进口石油在内，大体上适应美国对于这一产品的需求。二十年来，这种计划运用得很有成效。美国的制糖工业，尽管有关机构的工作方式不同，也实行类似的计划。由于食糖供应者大部分都在国外，供给和需求的调整工作是由农业部来进行的，该部有原糖进口份额作出规定的权力（68）。”

这种限制石油产量的政策，其目的当然是保证各大石油托拉斯获得“合理的”利润（69）。

诸凡有关军备生产或为政府订货而生产的部门，美国一再“给予私人债务以担保，给予私人投资以担保，给予私人资本及私人合同以担保，而对‘公众’来说，价格并不相应下降。其结果是（70）。”

私人资本输出新法律，规定了国家或准国家机构（经济合作署，共同安全署或对外授助事务管理署）对于国外投资的担保。例如，实行这一制度保证了美国费尔斯通公司买进德国橡胶托拉斯凤凰公司50%的股票⁸。当“朝鲜战争带来了突然繁荣”，美国实行价格冻结时，稳定物价管理局于1952年2月18日作出规定，冻结物价必须在纳税以外保证纯资本获取10%的额外利润。

国家担保利润的一个新花样是。尖锐的国际竞争意味着巨额的国际订货——特别是装备物资订货，但消费物资订货也往往如此——差不多总是采取信贷的方式。大多数政府都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由此而产生的风险，并允许准国家机构在同样的意义上作出保险。下面是来因－美因银行（71）就西欧四个国家现行法律提供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信贷的保险率很低：0.4—2.5%；亏损的担保率高达60－85%。

：亏损的担保率，包括由于输入国在货币及政治上发生“严重危机”而产生的亏损，高达80%；担保内容包括“广告亏损”方面的风险。

：国家承担的风险高达85—90%；保险费为0.25—0.50%。在这里，政府承担的风险包括了广告费、交际费、交通费等等。

：出口信贷由国家保险；一旦发生亏损，由政府承担75—90%；此外，国家还向出口商退还其在国外支出的调查费、交际费、交通费、广告费和仓库费的50%。

由此可见，国家一天比一天成了垄断组织不可或少的工具。实现利润——不是实现平均利润，而是实现垄断组织自以为有权享受的超额利润——已经不能再仅仅依靠“经济法则”的作用：在必要情况下，当“经济法则”对于垄断组织的利润变成了一种威胁时，国家的经济政策就应当使之不起作用⁹。垄断组织同国家之间的这种密切合作，丝毫不是“经济服从国家”的结果，相反的，它是国家领导人同大垄断组织头子之间日益密切的结合、国家服从垄断组织的结果。

国家同大垄断组织之间的这种合并达到了极点的要算。多年以来，大多数在美国经济中占有关键性职位的政治人物都是些“实业家”。

在美国军事生产局先后担任领导的是这样一些人：通用汽车托拉斯的努德森；西尔斯·娄巴克商业托拉斯的唐纳德·纳尔逊；通用电气托拉斯的查尔斯·威尔逊。经济合作署的主要领导人物有：保罗·霍夫曼，他本来是史蒂倍克汽车托拉斯的董事长；埃弗莱尔·哈里曼，他是美国铁路最大的财阀之一。

1945年就任国务卿以前担任租借署（“马歇尔计划”的前身）署长的爱德华·小斯戴丁纽斯原来是钢铁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副董事长。先是充当马歇尔的谋士，马歇尔就任国务卿后又成为他的左右臂的罗伯特·洛维特是华尔街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他在两度出山中间，曾被美国最大的铁路托拉斯之一，联合太平洋公司选为董事长。杜鲁门政府的另一位部长，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也是华尔街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曾经是圣路易第一国家银行的副董事长。约翰·斯奈德的前任，银行家亨利小莫根索不久以后被任命为现代工业银行董事长。从1941年到1949年，先是担任海军部长、然后又担任国防部长的詹姆斯·福雷斯特尔是一个银行家，他是力量雄厚的投资企业，狄龙·李德公司的董事长。继福雷斯特尔之后担任国防部长的路易·约翰逊原来是飞机托拉斯伏尔特联合飞机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的B.36及B.45飞机成了美国战略基础（72）。赖特·米尔斯（73）用同样的辞句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首脑人物。

在，西蒙·哈克赛在其所著《保守党议员》（S. Haxey, Tory M.P.）(74)一书中指出：1939年以前，四百一十五名拥护（保守党）“国民”政府的国会议员中，有一百八十一人在股份公司里占据着七百七十五个领导职位。从1908年到1937年多次担任过部长的郎西曼勋爵，原来是英国六大银行之一，威斯特敏斯特银行的经理，还有伦敦·米德兰和苏格兰铁路以及其他许多托拉斯经理。他父亲去世时给他留下了二十亿法郎的遗产。从1910年到1922年担任劳工、商业及财政部长的霍恩子爵曾经是劳合银行经理；1938年去世前一直担任部长职务的斯坦利勋爵原来是巴克莱银行经理；在战时内阁里担任部长，1951年又在丘吉尔内阁里担任部长的安德逊爵士曾经是军需托拉斯维克斯和米德兰银行的经理。战时担任航空部长的克莱门特·戴维斯原来是托拉斯莱佛兄弟公司经理。在多届内阁中历任部长要职，以后又成为保守党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原来是一家大铁路托拉斯的经理，至今仍然是以他本人的名字命名的大出版社的老板。在两次大战中间的三位保守党首相：邦纳·劳，巴德温和奈维尔·张伯伦，都同钢铁工业、特别是维克斯托拉斯有联系。在张伯伦内阁里担任部长的埃麦里曾经是军需及武器托拉斯康米尔·莱德公司经理。

1938年12月，英国政府指定成立了一个六人委员会，监督执行重整军备的计划。这六个人都是垄断组织的领导人物：

艾迪逊，合成纤维纺织业托拉斯考陶尔德公司经理；

乔治·贝哈莱尔，橡胶托拉斯邓禄普公司经理；

贝奈特，化学托拉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经理；

克拉克，纱线托拉斯柯兹有限公司经理；

乔佛莱·克拉克，航海托拉斯半岛及东方航运公司经理；

达尔西·库伯，托拉斯莱佛兄弟公司及尤尼莱佛公司经理。

在，根据诺伊曼的材料，“帝国集团”，“运输集团”，“经济集团”和“工业专业集团”的一百七十三个首脑人物当中，十三个是公立团体代表，九个官员，九十三个是大资本家，来历不详者五十六人。“帝国工业集团”的头目威廉·赞根是钢铁托拉斯曼奈斯曼公司经理和电料器材托拉斯德国电气总公司董事。1941年3月20日成立的“帝国煤炭联合会”是由少数几家大垄断组织来控制的，它们是包伦，弗利克，克纳配等等（75）。1943年斯皮尔组织“委员会”控制整个工业时，这些委员会的领导人物大多是些大托拉斯的代表。飞机制造部门方面有：弗里达格，他是托拉斯亨舍尔飞机厂的代表；布洛姆，他是托拉斯布洛姆与弗斯公司的代表；装甲车部门方面有：罗兰德，他是托拉斯联合钢铁公司的代表；飞机装备部门方面有：海恩，他是托拉斯电气总公司的代表；机器制造部门方面有：莫台勒，他是赫尔曼戈林工厂的代表；化学战部门方面有：安布罗斯，他是托拉斯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代表；军用器材与一般器材部门方面有：赞根，他是托拉斯曼奈斯曼公司的代表；光学及精密仪器部门方面有：库本亨德，他是托拉斯蔡司公司的代表；电工部门方面有：博埃，他是托拉斯西门子公司的代表。

在，从维希分子的“组织委员会”被解散之日起，政府就把这些委员会的全部档案移交给了资方组织。1946年，资方组织成立了以操纵选举为主要目的的“行政及经济研究中心”。1951年，人们在国民议会上散发了“在竞选运动中获得‘邦第埃弗尔路’支援的一百六十名议员的名单”。“职业公会最著名的代表们自诩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往往只经过简短的接洽就取得了为某一工业‘定做’出来的行政决定。”等等（76）。

大托拉斯直接参予“得过且过”政策——这是本世纪初期就已经产生的现象，或者是说，对于少数大金融家来说，这种现象的起源可以回溯到上一个世纪——是由许多垄断组织加以法定了的。在欧洲是这样，在美洲也是这样。不久以前，海湾石油公司曾经宣称：“海湾石油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已经把全身浸入政治之中，直到脖颈。我们必须开始在里面泅泳，否则必遭灭顶（77）。”汉堡《时代》（Die zeit）周刊也作了同样的暗示，该周刊写道：

“人们把波恩的国会大厦指给旅客们看，并且向他们说：‘这是制定法律的地方’。人们把寿堡宫指给旅客们看，并且向他们说：‘这是治理着全国的联邦总理府’。人们一定也会把矗立在科勃伦斯大街上的一幢幢雄伟的同业公会的建筑物指给旅客们看，但是想必没有人会对他们说：‘在这些大楼和另外一些楼房（其中少数几座外表并不堂皇）里办公的人当然不制定法律，但是他们得留神使别处制定出来的法律切合他们的有限责任股东的心愿’（78）。”

由此可见，加耳布雷思教授关于“抵消能力”的理论是十足骗人的。按照他的理论，国家和工会为一方，资方同业公会为另一方，两者之间似乎会形成某种平衡。这种平衡倒是有的，那是为了使一定的财产条件和力量条件不至于发生深刻的改变！这种平衡的结果是：，因为工人组织夺取到手的每一项改革，或多或少很快就又被给予他们阶段敌人的好处抵消掉了。

阅历最广的资产阶级专家自己承认了这一点。雅克·胡西奥写道：

“当代的例子表明，抵消能力实际上无法限制大企业的垄断能力。某些措施只不过是一种权限的转移……又有一些措施建立一些事业与大企业进行竞争，但性质依然极相近似……另一些措施则导致了：1940年以后，组织委员会的实验指明了这一点。所以说，对于反资本主义措施意义表示怀疑，是有正当理由的（79）。”

亚当斯教授和格雷教授对于上述“渗透作用”的性质，作了更加确切的说明：

“在最好的情况下，与其说抵消能力是竞争的代用品，不如说是竞争的补充物。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抵消能力是不会继续存在多久的。同时，对于政权的政策来说，抵消能力的作用并不能在行政上提供有效的和明确的行动路线。再者，抵消能力正往往要被最高一级的垂直合并、相互勾结和金融控制所破坏。那种认为通过政府维护最弱的一方而进行干涉这些缺陷就可以得到补救的论点是相当不现实的。这种论点是从这样一种站不住脚的假定出发的，按照这种假定，政府会是一个独立的机关，一个由整个一块石头砌成的机关，自给自足的机关——换句话说，政权总是站在最弱的一方来进行干预以使经济力量不起作用。不幸得很，这只是个虔诚的祝愿。经验教训是，今天的经济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政治单位，这些政治单位就在政府机关的内部，并且通过政府机关来提出它们的要求。（80）。”

顿特·米尔斯在他所著的《权力的精华》（C. W. Miles, The Power Elite）一书中作了权威的论证，他认为，在当前的美国，应当用“一贯”来代替“太经常”。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亚当斯教授和格雷教授也作了说明：

“力求巩固经济势力的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必须控制公众舆论，控制社会传达工具，控制政府的见解。这些控制不仅是为建立并维护垄断组织所必需，而且也为控制市场所必需。漫无限制的垄断势力的最终危险就在这里。事情的远景将会是垄断势力统治整个社会并取消一切自由（81）。”

金融资本的威力一方面来源于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集中，另方面来源于大企业平均规模的扩大。大工业越来越依赖银行信贷。这种依赖意味着银行资本的代表们向大工业渗入。

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它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登峰造极，还有它同国家机器的日益合并，改变了金融资本的统治条件。

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利时、瑞士、某种程度上的法国）里，金融资本仍然是以少数几家银行和金融集团在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为基础的。但是，在一些先进的大国（美国、英国、西德、意大利）里，情况就不是这样。在这些国家，金融资本的特点是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渗入，交织在一起。不多的几家大托拉斯统治着工业方面的整整几个部门，包括被它们控制的银行，而有些银行还在国民经济中占着关键性地位。

垄断资本主义本性上的这种改变，是资本主义没落时期两种基本现象的直接产物：超额利润的资本化以及这些剩余资本相对缺乏新的投资园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资金自给，引起了非分配利润的空前增长（1919年，美国的非分配利润高达四十三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个数字没有再达到过）（82）。此时，托拉斯感到难办的不再是什么缺乏资本，而是资本过剩。托拉斯向银行透支款项的情况越来越少（83）。托拉斯不再受发放给它们信贷的银行的控制。托拉斯成立了自己的银行，以便让自己的闲置资金“生息”。固定资本的折旧和固定资本的技术更新所需要的全部基金，还有扩充生产机构所需要的全部基金，托拉斯于事先就有了大量的积累和可靠的储备。所谓资金自给就是大企业扩大资本的资金来源不再是私人信贷或公共信贷（资本市场），而是大托拉斯的上述储备金。

大股份公司实行资金自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1920年以后日益发展起来的。与此同时，产生了一些对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演变意义至为重大的现象。

大多数大垄断组织在时都奉行着一种自愿的限制政策；绝大部分都被纳入了储备金以便扩大生产能力或是把它变成资本。在日本，从1940年到1942年，资本总额约为五十亿日元的八十五家大公司，只分配了红利六亿一千一百万元，把六亿二千三百万日元放在了一边，作为储备金。这种政策在许多国家里都受到了立法当局的赞许，部分地豁免了未经分配的利润的捐税。

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那些依靠股份的日常收入来过活（食利者等等）的中小股东们的利益。至于那些在分享红利以外还为自己规定享受丰硕的出席费、享有提成待遇、领取董事待遇、经理待遇还有一般车马费和代表费等等的大股东和垄断组织的头面人物，分配红利的限制政策从各方面都对他们有利。这种政策归根结蒂增加了由他们来支配的资本的总额，增加了经营这些资本的规模和可能性。所以说，这种政策不是别的，它只不过意味朝着资本积聚的方向又跨进了一步。许许多多中小资本家的财产和收入被置于少数大资本家的控制之下，由他们去任意摆布：

“大股东们宁愿把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利润投到企业中去，也不愿意因为提取了巨额的红利而须支付比例所得税和（或）累进所得税。况且，在全体股东中，大股东是唯一可以在规定红利的多寡上施加实际影响的人，而最近四十年来，税制的发展情况也当然激发他们去施加这种影响，把分配红利的多寡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84）。”

资金自给实际上是通过托拉斯的规模不断增长，或者是采取贷币资本的形式，或者是采取添置新装备或增加存货而不列入总账的形式来进行的。当增加资本的决定已然作出时，这些储备就往往用无偿分发股票给现有股东的办法，正式转化为资本。

由此可见，要想确知托拉斯在资金自给时期发财致富的程度，除了看它们分到利润的演变情况以外，更重要的是看它们的资本，它们的资产的演变情况。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对托拉斯获得的惊人利润有一个了解。例如，在6%（1941年6月的法律）以后，一千四百六十六家公司依靠1933年以来积累起来的储备金，把自己的资本总额，用免费分发股票的办法，从八十亿马克增加到了一百二十五亿马克（85）。在这一点上，德国一家最大的托拉斯，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资产演变情况，意义较大：

	名义资本	总资产	参加其他公司	利润（包括已公布的储备金）
1933年	680	1,458	289	310
1938年	680	1,624	310	347
1940年	733	1,923	400	390
1941年	760	2,332	691	483
1942年上半年	900	2,623	720	517
1942年下半年	1,360

1948年，德国进行币制改革，规定十个旧马克换一个新马克。但是各企业都有权将自己的新资本进行自由估价。大多数匿名公司都在一个旧马克等于一个新马克的基础上变换了自己的资本。就这样，它们把巨额的储备金进行了资本化；这些巨额储备金是靠着那些库存的产品获得超额利润而形成的，那些产品是以向工人们支付毫不值钱的马克为代价制造出来的，而币制改革以后才卖掉的。¹⁰

这些超额利润的数字，还有由于刚进行了币制改革，紧跟着政府又允许实行“自由”价格政策而获得的利润的数字都是见不得人的，特别是象法本化学工业公司那样的例子。法本化学工业公司这家托拉斯原有资本十四亿旧马克，它的固定资本一半以上都在东德，表现在它资产清单上的全部财产只不过是些象征性的新马克！但是，尽管如此，特等超额利润的资本化，使这家托拉斯的名义资本保持了它的价值！

某些重工业部门的托拉斯在就自己的资本进行重新估价时，还用了两个甚至更多的新马克来抵一个旧马克。例如克吕克内公司和曼奈斯曼公司采用的比例是两个新马克折合一个旧马克，而哈彭纳煤矿公司采取的比例甚至是三点七个新马克折合一个旧马克。一个领取年金的人或是保了人寿险的人用省吃俭用凑成的一千旧马克的有价证券只能兑到一百个新马克，而哈彭纳煤矿公司的股东却拿价值一千旧马克的股票兑取了三千七百新马克！这就是“自由企业”造成的“机会均等”！……

同样，美国托拉斯的生财之道归根结蒂也是表现为资产的增长，下面这张表格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必须把这样一点也考虑进去，即1958年一块美元的购买力比起1935年来下跌了一半）：

新泽西美孚油公司	1,894.9	2,531.8	7,830.2
通用汽车公司	1,491.9	1,813.9	7,498
美国钢铁公司	1,822.4	1,890.8	4,372.8
福特汽车公司	681.6	815.5	3,347.6
海湾石油公司	430.2	652.8	3,324.6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	2,863	2,224	2,991
杜邦·德·尼摩尔公司	581.1	1,025.5	2,755.6
得克萨斯石油公司	437.8	833.5	2,729.1
纽约中央铁路公司	2,356	1,735	2,625.9
美孚石油公司（印第安纳）	693.5	946.1	2,535
首都人寿保险公司	4,325	7,562	15,536.1
谨慎人寿保险公司	3,129	6,356	13,919.1
美国银行	1,277	5,626	10,639.1
公平人寿保险公司	1,816	3,849	8,875.7
大通曼哈顿银行	2,898	7,452	7,809.8
纽约第一花旗银行	1,881	5,434	7,802.6
纽约人寿保险公司	2,244	3,814	6,424.8
约翰－汉考克互助人寿保险公司	931	1,838	5,163,3
西北互助人寿保险公司	1,072	1,878	3,727.5
制造商托拉斯公司	673	2,693	3,348.2

1948年，共有财产十亿美元或更多一些的五十六家美国公司，支配着一千二百九十二亿美元的资产，比美国整个制造工业二十二万五千家企业支配着的资产总额还要多。当时，这笔财产的价值相当于四十五万二千三百七十亿法国法郎，！¹¹ 1958年，产业最大的五十家美国公司——财产多寡不等，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一百七十七亿美元到克罗克－盎格鲁国民银行的一万五千二百七十亿美元——一共支配着二千零六十三亿美元的财产，相当于目前的九十三万亿法国旧法郎。

许多事实证明，，有些大银行的董事长继续在大垄断托拉斯里担任着董事。例如，直到最近还在担任纽约第一花旗银行董事长的亚历山大·纳格尔，同时也是美国钢铁公司、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和谨慎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这些公司都是由摩根财团控制的）。反之，通用汽车公司（杜邦财团控制）的董事会主席艾尔弗雷德·小斯洛恩则是摩根银行公司的董事；控制美国铝公司的财团里的理查德·梅隆，是梅隆国民银行托拉斯公司董事会主席，等等。

，罗伯茨，格林克纳勋爵和詹多斯子爵，在英国最大的托拉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董事会里分别担任着国民地方银行、汉布罗斯银行和联盟保险公司的代表；反过来，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董事会副主席张伯斯则兼任着国民地方银行董事，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董事会主席亚历山大·弗莱克爵士也兼任着米德兰银行的董事。维克斯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和肯纳德轮船公司等大托拉斯，在许多银行的董事会里都有自己的代表；反过来，五大银行在三十来家英国最大托拉斯的董事会里也有自己的代表。

，德意志银行董事长赫尔曼·阿布斯在三十来家大工业公司的董事会里兼职，有些董事会还由他来担任主席（例如巴登苯胺苏打股份公司，联合人造丝公司，多德蒙德·霍德联合钢铁公司和戴姆勒－本茨股份公司等）。德累斯顿银行的董事长卡尔·戈茨同时还在来因－威斯特伐伦电气公司、德国金银精炼公司、阿克发公司、炸药股份公司、阿得勒尔公司等兼任董事。反之，在德累斯顿银行的董事会里面，也有布洛姆与弗斯公司（造船业托拉斯）、电气总公司（电气营造托拉斯）、多德蒙德·霍德联合钢铁公司（钢铁冶炼业托拉斯）、布郎－包维利公司（电气营造业托拉斯）、克吕克内－洪堡－德意志公司（机器制造业托拉斯）、罗伯特·博施公司（电气及机器制造业托拉斯）和赫希斯特颜料制造厂（化学托拉斯）等等的代表。

投资信贷的作用越来越小，换言之，到资本市场上去募集资金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资金自给不断增长的重大意义便愈加显著。，股份公司未分配利润的总额在1933年为一亿七千五百万马克，1935年上升为十二亿马克，1938年又增加到三十四亿二千万马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公司的储备金十亿马克。以红利形式分配的利润仅为十二亿马克（87）。1926年到1928年，资金自给在全部工业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仅为17%（88）；1948年币制改革后，这种比重增长如下：1948年到1949年39.7%，1950年54.5%，1953年63.9%，1955年64.9%，1957年66.1%(89)。

，各公司1952年未分配的利润高达十亿四千五百万镑，而固定资本仅为六亿三千一百万镑（90）。在以后的年代里，未分配的利润一直是经常超过固定投资的总额，甚至超过整个纯投资（91）。

：

“1953年11月，花旗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发表了一份很好的研究材料，概述了资本的来源和运用……根据他们估计，1946年到1953年，美国在（生产性的）投资方面，也就是为企业和装备的现代化和扩大而投资方面，花掉了一千五百亿美元……这笔一千五百亿美元的投资，64%来自‘内部源泉’（未分配的盈余和储备金）（92）。”

有一个研究美国资金自给的演变情况的作者写道：

“1939年以来，未分配的实际利润形成了一个比资本市场的贡献要重要得多的资金来源。从此时起，在这个意义上说，资金自给一直提供着资本总额的一半以上，1948年到1950年为60%以上，1943年最高，竟到90%……这样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金的结构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金结构，看来是不相同了（93）。”

，莫里斯·马利森（94）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企业的资金来源中，资金自给变得比外来资本的贡献更重要，一般情况下，它超过了企业纯投资的50%。

银行资本作用的下降，还通过在保险公司里积累起来的大量资财储存而表现出来。在许多国家里，这种积累超过了银行存款的积累。就这样，保险公司掌握了极大一部分闲置资本；保险公司积累了大量的工业股份，同时它们又是国家基金首要购买者之一。保险公司财富的增长以及同银行相比取得的发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衰老的迹象，在资本主义内部，安全问题，也就是如何维持而不是如何发展的问题，成了最使人关心的问题。

，最大的保险公司——首都人寿保险公司，1958年拥有资产一百五十五亿美元。1954年，五百八十四家保险公司一共才有八百亿美元。保险公司发财致富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在美国，从1932年到1958年，保险公司的资产增长了四倍。

，从1932年起，九十名保险公司董事还同时兼任着下面的职务：

法兰西银行顾问：七人。

另一些保险公事的董事：二百二十七人。

银行董事：一百八十人。

铁路公司董事：五十四人。

工业公司和商业公司董事：二百五十七人（95）。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保险公司每年向资本市场提供五千万到六千万镑，计合总数的35%。（96）

可是在1850年，美国的银行所有的资产占全体美国金融公司所有资产的82%。1900年，这一比重下降为67.7%，1949年又下降为52.7%。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和年金基金的资产的比重，1850年为8%，1900年12.3%，1949年27.7%（97）。

另外，这种现象，还有（近似政府设施的社会保险基金等等）的不断增长，与其说是资金自给的原因，不如说是资金自给（和商业方面的某种演变）的后果。这是因为资本市场已经丧失了它过去的重大意义，因为小食利者等等宁可采取其他储蓄方式。不动产信贷的重要性也有很大的增加。

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和运转，由于实行资金自给而发生的变化，比我们到现在为止所指出的要广泛得多。资金自给还使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种种超资本化的现象。

资金自给是找不到新的投资场所的垄断超额利润的产物。但是，市场越是相对地缩小，尽管固定资本却在增加，运用资本不能不在一定时期遇到困难的危险就越大。经营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困难越多，垄断资本就越要想办法增加的额外盈利来保证自己的超额利润。立即可得实现的额外盈利是包括在成本里面的，而且，当眼下的市场是一个垄断性的市场时，这种盈利是事先就已经预见到、事先就有了保证的：

“利润不再是什么侥幸的产物，就象成本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一样，它是事先就可以料到的东西。风险完全消失，从而说明它同利润的取得不再有任何关系。利润不再是什么副产物；从此以后，同工资和利息一模一样，事先规定的售价就已经包括了利润（98）。”

但是，在资金自给时代，与其说垄断利润是股东的收入，毋宁说它是大托拉斯在将来进行投资的储备金。换言之，。这种演变的讽刺性是，这种未来的发展的保证，与其说是出于竞争上的需要，毋宁说它是出于资本的新的投资地盘缩小的需要。

就这样，所谓“通过价格来投资”的做法取得了发展。卢列论述这种制度在纳粹德国如何运转时写道：

“制定价格时，除成本及合理利润外，折旧费也算了进去；这种折旧费不仅应该可以用来更新有关装备，而且要确保生产能力的增长。这样一来，原始投资的价值可以加快收回，往下便是积累往后可以用来投资的额外储备金……这种手段被人称之为‘通过价格来提供资金’……这必然意味着某种垄断成分的存在。形式上，价格仍然是以成本为依据；但它的真实情况是一种垄断价格，计算这种价格时，要使它（99）。”

卢列还举了几个计算这种价格的例子。控制着德国铝总产量70%的联合制铝厂股份公司在它1937年度的营业报告书中坦率地说道：“每吨铝的折旧费（！）和其他储备金项目高达二百零四马克，一吨铝的价格是一千三百三十马克。”报告书还说：“把原定的扩大计划所需要的资金提出去之后，（好一个奇怪的折旧！）可以用这些项目中的一部分项目来降低铝价。”

同一年，军火托拉斯莱茵金属－包尔济希股份公司的报告上说：“鉴于公司资金自给的巨大需要和这些投资的远景的不可靠（！）”，政府当局批准了未分配利润的做法（100）。

美国的情况也是一样。1948年12月，参议院弗兰德斯委员会就各家公司的利润高低进行了一次调查，在该委员会上工会代表正式指责了托拉斯抬高物价不是因为成本增加，而是单纯地为了确保自己获得扩充基金。托拉斯的代表并不想否认这种事实，而是满足于胡说什么这种扩充……乃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见新泽西美孚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通用食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等代表的发言。）（10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有一位经济学家对通用汽车公司托拉斯价格政策的特点作了如下的说明：

“1921年的萧条时期过去之后，通用汽车公司采取了一项。该公司认为，只要是按照预期价格而出售的额外产品带来的收入继续高于新资本的预期代价，扩大生产能力就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从这种见解出发，通用汽车公司预言了市场的动向，预言了扩大生产能力以及使用装备的（固定）负担所意味的资本的代价。……估计到由于销售上的波动而未加使用的生产能力的因素，同时运用了固定负担的因素来决定价格政策以及投资政策，……（102）。”

从这个时候起，通用汽车公司的政策没有改变过。柯伊勒写道：

“通用汽车公司怎样处理价格问题是由它怎样计算单位成本来决定的，通用汽车公司计算单位成本的方法是从用掉了的生产能力的一个典型量或平均量出发，并且注意到。”这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传统价格政策的一个很好的概述，尽管它很简短。通用汽车公司先选择（！）一个它希望，能够给它带来的适宜的收益率；然后它制定一个希望在同一期间内实现的“标准生产量”。最后它便求出标准价格，根据这种价格，可以在销售上述生产量的基础上实现上述收益。由此可见，这种价格，在包括若干固定开支——装备费、总务费、折旧费、保险费等等——的情况下，是一个（103）。

必须注意，这种价格还意味着，这是其他一些垄断公司坦率地承认了的（104）。

由此而实现的超额利润是那样的高，以致于托拉斯不敢公布它们的储备金的真实数字，以免引起社会公愤……同时还为了逃避应纳的捐税。秘密储备金的做法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我们提到过德国的情况。为什么在德国就名义资本价值进行的重新估价会那么惊人，原因就在这里。托拉斯公布的资产清单，越来越不反映它们的真实处境，反而成了掩盖真实情况的工具。下面是在清单上掩盖秘密储备时使用的技巧：

1.夸大补偿损耗的基金：补偿损耗的基金或折旧基金，原则上应当使消耗掉的固定资本恢复其原始价值。倘若一台价值一千万法郎的机器可以使用十年，而十年之内机器的价格没有上涨，那么就应该每年拿出一百万法郎来放在一边，作为这台机器的折旧费。如果每年拿出来放在一边的是二百万法郎，那么十年以后由此而构成的实际“折旧基金”将是原来固定资本的两倍，可以买两台机器，而不是一台机器。¹²

2.对企业存货从低估价：清单上的资产一栏纪录着公司的各种存货。倘若考虑到未来的不可知的价格运动、就这些存货作出的估价仅及其实际价值的一半，以后又按照实际价值加以出售，公司便得到了一笔将来可以把它加以资本化的、隐藏在剩余价值后面的储备金。

3.用营业费的方式来掩盖新添置的设备和装备：在日常开支项下，纪录着用出售商品来抵补的原料采购费、电气费等等。倘若添置了新机器，而营业费的对等价值却又正常地被认为已在生产（流动资本）中消失，公司便增加了固定资本，资产清单上却不予开列：

“有些与折旧费一道有双重用途的、甚或是作为新的投资的更新开支，可以被列入维持费，这些开支的纯收益当然是尽量往少里算，一笔纯粹的资金自给便因而纳入了秘密储备金；但局外人是无法注意到这种情况的（106）¹³。

但是，整个这些做法，引起了一桩怪事。以相对地限制生产为条件的超额利润，通过资金自给，导致了生产能力的增加！这是资本主义日暮途穷时期的一个基本矛盾，。这种矛盾一方面表现为存在着找不到投资场所的大量货币资本。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实现了七年不可思议的超额利润之后的德国特别显著（107）。今天的美国和瑞士也是如此。根据美国银行家瓦尔堡的见解，本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资本家每年有七十亿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不正当的钱财”。即使是象意大利那样一个工业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单单1958年一年的资本积累就比投资总额多了三千亿里尔（见1959年唐勃罗尼部长在天主教民主党弗洛伦斯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另一方面，超资本化的矛盾又特别表现为现有生产能力的长期开工不足。从1920年到1940年，美国钢铁工业平均每年的开工情况仅为全部能力的59.2%（108）。就美国整个制造工业来说，1925年到1929年的“经济繁荣”时期，未加使用的生产能力估计高达20%。1947年又达到了同样的百分比，1954年再上升为25%（109）。1955年和1956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10）（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表了两个关于某些工业部门生产能力使用情况的材料，¹⁴

	1955年初	1956年春
汽车工业开工百分比	72%	72%
钢铁工业开工百分比	85%	－
棉花工业开工百分比	70%	－
电视工业开工百分比	76%	60%
冷藏工业开工百分比	46%	－
吸尘器工业开工百分比	55%	－
家俱工业开工百分比	89%	95%

日暮途穷的资本主义想把它所积累的巨额资本全部拿来进行“正常的”经营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不进行这种经营，如果资本主义的基础不能够不断地扩大，资本主义就不能够存在，不能够生长。随着这种结构性危机的日益明显化，资本家阶级，首先是统治着垄断资本的阶层，越来越系统地寻找足以保证扩大资本主义基础的。军备经济，战争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在其日暮途穷时期的主要补充市场。

在各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里，由于缺乏新的市场，由于大托拉斯实行的垄断引起了限制生产的倾向，由于“闲置”资本找不到新的投资园地，这就一方面产生了工业总发展的迟缓，另方面产生了剩余资本。铁路事业在全世界发展起来以后，可供制钢工业去加以开发的新的广大市场没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里，决定钢铁工业能不能飞跃发展的是列强各国，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的军备政策。有的时候，如象在俄国和日本，国家的其他订货基本上起着同样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汽车生产填补了这种空白的一部分。但是，1929年到1932年的经济大危机，在重工业方面，德国只是在进行了重整军备以后才最终克服，跟着便引起了国际性的重整军备。美国的工业也是如此。美国只是在1940年以后，加紧进行了重整军备，才消除了重工业方面开工不足的停顿状态。

补充市场实质上是由于国家购买重工业产品而形成的一个新的购买力。但是，这个新购买力的形成不能单单从字面上来理解，也就是说，它不是从乌有之中诞生出来的。它不是什么“新”东西，尽管有的时候，表现这种购买力的，在形式上是国家为此而印制的一些新货币。才是新购买力的源泉，这种再分配必然会导致生产的增长，会带来总的实际上收入，从而又成为新购买力的一个补充源泉¹⁵。

购买力这样由此一部门移向彼一部门，是通过国家用直接课税和间接课税来进行的，这些课税是：直接税（所得税、商业税、财产税等等）；间接税；或多或少强制认购的国家公债，强制储蓄；发行通货膨胀性质的纸币，减少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等等。结果是，重工业垄断组织发财致富，其他阶层遭受损失。

例如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订货，总额高达一千七百五十亿美元，其中67.2%进入了一百家垄断组织托拉斯的腰包，它们大多是一些重工业托拉斯。从1933年到1939年9月，德国用于重整军备方面的开支大约有六百三十亿到六百四十亿马克，投资物资（机器和装备）的生产比1932年增加了四倍，而消费物资的生产却增加了还不到50%。朝鲜战争期间，从1950年7月到1953年6月，全部契约的64%是同一百家最大的美国公司签订的（112）。

军备经济所起的“补充市场”作用对于使重工业和“超资本化”大托拉斯得以经营其资本来说是不可少的。但是，军备经济使国家成了这个工业部门的主要主顾。我们就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进行的分析，已经不断地强调指出，国家和垄断组织资本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因而也就具有了更为特定的形式。垄断组织的头目们同在国家机器中行使首要职务的人们之间，越来越建立起个人联系。国家同这些垄断组织有着密切的共生关系，：国家订货。这些订货绝大部分用于“国防”。

美国的一家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13）曾经作出计算，美国1957－1958年度预算规定的开支七百一十八亿美元中，向工业部门的直接订货占了45%，总额高达三百三十亿美元。分配如下：

航空工业七十四亿美元； 营造工业四十五亿美元； 导弹工业二十亿美元； 造船工业十三亿美元； 食品工业十三亿美元； 军火工业（化学工业）十二亿美元； 航空工业十一亿美元，等等。

同一篇文章指出，航空工业（当时雇用着八十万人）和电子工业大部分要依靠国家的订货。如果再加上大部分流入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总数达七十四亿美元的公债利息¹⁶，美国预算的大约60%直接拨给了资本家阶级的某些特定部门——而且是为数很有限的特定部门！——即重工业（首先是重工业的各大垄断组织）和大金融公司。

在法国，根据预算报告人的估计，1956年向工业方面的军事订货为六千三百亿法国法郎，其中汽车工业四百四十亿，航空工业一千二百九十亿，土木工程部门五百六十亿，橡胶工业六十亿，燃料工业三百四十亿，化学工业一百四十亿，造船工业四百一十八亿，电气工业一百六十六亿，锻压工业三百亿，工作母机部门六十四亿，机械化军备工业八百五十二亿，纺织及皮革工业四百五十亿，电讯工业五百亿。等等（115）。

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中，军备开支所占的份量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稳定！——这件事，在国家预算中是决定“政府开支”不断增长的主要因素；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服务开支的发展，只不过起次要作用（这种作用还往往是军备经济的间接产物。例如在美国1957－1958年度的国家预算中，有四十五亿美元的社会开支是发给退伍军人的津贴）。在目前，这种政府开支吸收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全国纯生产品的12%到20%（116）。至于军事开支本身，它在全国纯生产品中所占的百分比如下：

	1950-1951年	1951-1952年	1952-1953年	1953-1954年
美国	7.6	13.4	14.5	13
英国	5.7	7.5	9.1	9.3
法国	－	8	8	7
	1954-1955年	1955-1956年	1956-1957年	1957-1958年
美国	11.2	10.3	9.8	10.2
英国	8.4	7.4	7.8	7.3
法国	6	7	7	7

¹⁷，那么，或多或少带长期性的军备经济，经济在一定限度内经常的军事化却不是这样。相反的，在这种场合下，国家的订货不仅会刺激直接“军事化”部门的生产及能力的增长，而且刺激原料部门的生产及能力的增长，甚至还通过由此而形成的总需求的增长，刺激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生产及能力的增长。，这种“刺激剂”就会保证这些资源获得充分利用；同时，日久天长，它会破坏通货的稳定性¹⁸。

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已被充分利用，劳动力也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时，那就唯有把经济其他部门的资源转移到军事化部门方面去（用下命令或指令来直接使之转移，或者是用抬高价格的手段使之自发地转移），军事开支才能进行新的扩充。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一定是所有的部门都要缩减再生产（缩减再生产可能只限于一些在获取资源方面同军备部门进行着直接竞争的部门）。往往，一切部门仍然可以继续扩大再生产，条件是要扩大率稳定或趋向下降，也就是说，在经济中，军备部门吸收了闲置的资源的绝大部分或全部。

例如英国，从1950年到1954年，经济中的闲置金属产品资源由指数九十一上升为指数一百一十（增长20%以上）。在同一期间，用于民用投资方面的冶金制品增加得很有限（1950年的指数是三十五，1954年的指数是三十七）；出口贸易也基本上吸收了同样的数量（1950年的指数是三十八，1954年的指数是三十九）。用于国内市场上的消费资料，1954年也吸收了与1950年相等数量的金属制品。生产的增长主要供应重整军备（军备开支吸收了1950年金属供应的8%，1954年金属供应的15%）和私用汽车制造方面（1950年吸收了金属供应的2%，1954年吸收了6%）（117）。

这是不是说，“有节制的”军备经济可以保证十足开工和充分就业，并带来一个“没有危机的资本主义”呢？完全不是。但是，在对这个问题作出分析以前，必须着重指出另外两种现象：第一，为向资本主义提供“补充市场”而生产的武器，不幸有被拿来使用的倾向；第二，军备经济意味着经常的通货膨胀倾向。

军备经济及所谓战争经济为了使资本，主要是第一部类的资本，得以进行经营而起的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了帝国主义战争及战争危机的辅助原因。在日暮途穷的资本主义生产周期中，帝国主义战争和战争危机代表着一些越来越难以避免的阶段。当军备政策成了经济危机或危机威胁所必需的缓冲剂时，它却又不可避免地在助长着战争的威胁。军备经济所引起的生产能力的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它所企图逃避的矛盾。一种新的更大的威胁在步步逼近；不能无止境地把军备政策奉行下去而又不利用从而积累起来的武器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不去发动“局部的”或全面的战争。军备政策唯有在武器被“消费掉”、花干净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发动了战争的情况下，才能继续沿着螺旋形的弧线前进。最后，技术的发展也在威胁着积累起来的武器会迅速地成为“精神耗损”。所有这些因素形成了一股压力，从重整军备的某一点起，朝着战争危险的方向推进，备战及重整军备，就象一对因果关系一样，陆续不断地相互作用。

经济周期就这样同战争周期结合在一起：这是战争的资本主义世纪（118）。

但是，军备经济和战争经济不仅代表着“补充市场”，而且代表着用来扩展和扩大具体市场的工具。垄断资本和国家的紧密结合使得前者的代表踏着胜利的军队的足迹前进，然后在被占领和被征服的国家里分享战利品：

：1937年，整个满洲经济都操纵在控制着的相原会社（属于满业集团）手里。1938年，日本军队占领山西后，立刻就把当地的主要企业交给了托拉斯。军队每征服一块新土地，托拉斯就分享进行开发的权利。1943年初，有些托拉斯把它们的活动范围正式划定如下：

：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缅甸的棉花，菲律宾的水泥。

：马来亚和苏门答腊的煤，缅甸的麻栗木（同三井一起），缅甸的钨，马来亚与缅甸的水泥，爪哇和马来亚的染料。

：海南岛，西里伯斯，新几内亚，太平洋岛屿。

：华南，等等（119）。

：德国军队占领了苏联的一部分领土后，德国大托拉斯就接管了大部分苏联的联合工业企业，德国各大银行则为东部公司提供资金。正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诉讼案件所指出的，克虏伯霸占了马留波尔（今名日丹诺夫）的两座工厂，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两座工厂和德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一座工厂。1943年，克虏伯拆卸了德涅伯地区所有的矿井和冶金企业，例如德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伏罗希洛夫工厂。法本化学工业公司控制着东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和东部氮气股份公司。德国电器总公司成了德国电器总公司－东部地区工厂股份有限公司，等等。

：自从美国军队开进了德国和日本，美国托拉斯如象美孚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威斯汀豪斯、飞哥等等，在那里建立了子公司网。在德国，费尔斯通公司收买了主要的橡胶托拉斯凤凰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收买了主要的汽车托拉斯奥佩尔汽车厂；美孚油公司在温特沙尔公司里取得强大的势力，等等。

经常的——和不断增长的——军备部门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形成，还说明了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另一种典型现象：经常的通货膨胀倾向。

从货币的角度来看，军备生产有一个独具的特点：它使市场上的购买力有所提高，可是并不添制大量来适应这个提高了的购买力。即使这种提高了的购买力使原来陷于停工的机器得以重新开工，使失了业的劳动力得以重新就业，它也要造成定期的通货膨胀。劳动者的收入和公司的盈利，作为对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在市场上重新出现，而这些资料的生产并不见增加。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军备物资的生产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那就是：军备开支（即个人及企业的）；并且，在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供应不变的条件下，税收不改变这两种资料的需求之间的比例。¹⁹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这种情况几乎是从来没有发生。

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总额中，账面货币的重要性增长得是那样的厉害，以致通货膨胀可以以（账面贷币膨胀）的形式为主。在美国，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是通货膨胀的孽生者。消费方面的信贷总额1929年和1946年是七十七亿美元，1958年上升为五百多亿美元。不动产抵押信贷总额1940年和1945年是二百七十亿美元，1950年是四百八十亿美元，1961年上升到将近一千七百五十亿美元！但是，总的说来，在通货膨胀方面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如果把各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拿来研究一下发放信贷时取得的相对物是什么，人们就会看到国家开支在上述信贷膨胀的形成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发放信贷时取得的相对物是国家债券（公债，国库券等等）。公债的增长干脆代替了（掩盖了）直接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是以纸币流通量增长的形式出现，而是以由公债券构成的虚拟资本增长的形式出现²⁰。但是货币总额有了增加，就象发行了纸币一样。

下面是在这个问题上，公债在不同国家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额中占有的比重（120）：

	1913年	1938年	1945年	1952年
比利时	－	15	65	42
丹麦	－	14	23	14
美国	4	29	60	33
英国	－	37	63	50
意大利	－	30	64	32
荷兰	－	—	73	58
瑞典	－	3	24	13
瑞士	－	3	26	13
加拿大21	2	11	44	33

当然，在有些国家里（例如1933年以后的德国和1940年以后的法国），非生产性的国家开支引起的通货膨胀是通过发行额外的和贬了值的银行券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德国，货币流通量1938年是一百零四亿马克，1945年2月15日上升为五百六十七亿马克；在法国，1938年是一千一百二十亿法郎，1945年上升为五千七百七十亿法郎，1952年又上升为二万亿法郎。在日本，1938年是二十九亿日元，1945年上升为五百四十八亿日元！

如果说，尽管有了这些巨大的增加，在有些情况下，相对的来说，物价仍然上升得有限（主要是在德国），那么，那是因为一方面生产及税收有了激增，另方面有一大部分购买力或多或少被以强制储蓄的方式在银行里“冻结”了起来，最后，国家还以警察压力的方式强制实行了“官”价来稳定物价的缘故。这种稳定同黑市上更为戏剧性的和更为“实在”的价格上涨形成矛盾。

经常的通货膨胀，哪怕它或多或少是“有限的”或者是“冻结的”，就象目前美国的情况那样（也象当年纳粹德国的情况那样），但也总是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受害的人首先是那些带来稳定的收入的有价证券的持有者，还有那些不具备必要的手段和工会力量以捍卫自己实际收入的一切薪金阶层。

然而，当经济尚在全面发展时，上述再分配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绝对恶化（例如美国从1945年1958年之间就不是这样）。但是它却意味这样一点：在日益增长的社会产品中，应该归薪金阶层所享有的那一部分，比在货币稳定的情况下要少。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是使工会力量相对失效的一种手段，而不是象有些保守派人士的贸然断言的那样，把它说成是“工会施加压力的结果”²²。

此外，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种种特点也在加强着当代的通货膨胀的基本倾向。这些特点首先是加速还本的种种做法，资金自给以后，总的说来，各大垄断组织的流动资本过剩。这些流动资本带来的后果是抬高物价，从而增加货币流通量，但又不让这笔钱在市场上找到它的对等物，。如果把这些流动资金存入银行，它就进入货币流通，从而刺激信贷膨胀。如果拿它来购买短期或中期国家债券以为非生产性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它就引起实实在在的通货膨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经历了四次表明其特性的经济衰退：1948年到1949年一次，1953年到1954年一次，1957年到1958年一次，1960年到1961年一次。但是没有发生任何严重危机，更没有遇到象1929年或1938年那样规模的危机。

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种新现象呢？我们不认为应该象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对此提出异议。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仰仗一些到处可用的公式来解释这些事实的。〔例如施米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的世界周期产生了分裂，这就阻止（？）了它的深化？”（121）。这位作者忘掉了这样一点：过去的许多周期，从这一国到那一国，经历过重大的差别。〕

这种现象的根源，正是和我们所已经列举了的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全部特点紧密相关的。没落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倾向是保证消费和投资都能比自由竞争时期或者是比垄断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时期有；没落时期的资本主义的倾向是：减少周期性的波动，周期性波动的减少归根结蒂是国家日益加强干涉经济生活的结果。

垄断组织对之实行全面控制的经济部门越多，向这些部门作出的投资就越会从时间上来分摊地进行，不受经济周期的时间限制。垄断组织的超额利润，“使用价格来投资”，利润的担保等，所有这些归根结蒂都意味垄断组织的资本积累差不多从周期中解放了出来，预防了危机，并在计算售价时就对危机作了预先的估计。就这样，大垄断公司逐渐实行了长期投资政策，不算实行“计划化”的投资也要算是实行“程序化”的投资〔包括保持一部分用来应付“突然繁荣”突然袭击的额外剩余能力（122）〕 。

所以，人们不妨这样讲：周期性波动规模的缩小，一部分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本身产生的结果。

另外，垄断化的部门为数越多，下面那种部门也就为数越多，在这些部门里，资本家握有庞大的固定资本，有待于顺利地实现还本，所以利于在本部门维持“稳定的”社会关系。超额利润使他们可以担保他们的劳动力有个稳定的收入，甚至是担保这些收入有个定期的缓慢增长。要想稳定这种体制就必须普及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失业津贴等等制度。所有这些制度归根结蒂意味着这样一点：危机时期，工资阶层总购买力被切割的部分，同失业者与总劳动力相比而表现出来的被切割部分，不是相等，而是要小得多。由此可见，通过制度本身这些内在力量的作用，危机时期总需求的下降就不会象以往那样厉害。

反之，这种制度却包含着一个的重要，这个重要因素有使上述各“稳定因素”丧失效用的危险：生产规模的扩大。实际收入的增加，尤其是实际收入的较大的稳定性，是耐久性消费资料生产规模得以扩大的原因。实际收入有了较大的稳定性，分期付款贸易就能够取得发展，而没有分期付款贸易，工人就不可能购买耐久性消费资料。但是，同非耐久性消费资料的特点相反，耐久性消费资料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危机初期，它会发生比生产资料的需求更为彻底的下跌。下面的数字是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例子：

从1956年12月—1957年1月到1958年4月，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二十一点，耐久性资料生产下降了三十六点，耐久性消费资料生产下降了四十四点（其中汽车生产下降了七十五点！）。用百分比计算，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2%，耐久性资料生产下降了21.5%，耐久性消费资料生产下降了31.2%，汽车生产下降了44.4%。同1955年9月—10月的最高产量相比，四种生产分别下降了14.2%，18.6%，37%和51.8%（123）。

此外，在波动规模相对缩小方面发挥着作用的内在力量，只不过起暂时的影响。垄断部门稳定了自己的投资，但是非垄断部门的投资却产生了更为剧烈的波动。如果说，在危机时期，垄断部门的投资只不过少许下降或者是有限度的下降，但它却不能把增长了的全部利润都拿来投资。更有甚者：如果说，在危机时期，由于工会的威力，工资不再有急剧下降的倾向，但是，在突然繁荣时期，它也不能倾向大量上升。。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个额外因素：通过国家就一部分社会资源来进行再分配。当然，不论是在消费方面（补助、社会保险、家庭津贴、公务员待遇等等）还是在投资方面（学校、公路、医院、军备等等），这一额外因素都令人感到它的作用。但是，我们已经证明，它对消费方面所起的有利作用比人们所一般想象的要微弱得多²³，因为，被拿来进行再分配的资源，有一大部分系来自从这种“转移”中受惠的同一些阶级——当然不是说来自同一些家族，也不是说来自同一些个人。

由此可见，特别是在投资方面，国家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角度来看，可以把国家的作用概括如下：它抵补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慢性开工不足，从而略为防止一些长期停滞的倾向。此外，它还可以用相应增加国家投资的办法，补偿任何私人投资的突然下降²⁴。

缩小周期性波动的规模，这正是国家更多地起了经济作用的实际效果。回顾一下标志着典型危机和典型萧条的发展特点的并发性后果，人们对此就会很容易理解²⁵。产生危机和萧条的初期，解雇工人引起消费资料开支的下降；由于消费资料开支下降，订货（投资）便在两个部类里相继减少，这就又引起了新的解雇，等等。反之，如果发生第一批解雇和第一批投资减少时国家就立刻增加开支，。它停止在一个阶段上，直到制度本身的固有力量挽回了经济的上升。

如果把战后经济衰退的初期同战前两次大危机的初期作一下对比，我们便立刻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看来，特别是1957年经济衰退开始时，其初期的下跌规模，同1929年经济危机的初期下跌规模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减小，战后经济衰退和战前经济危机的差别在于前者停止在这个阶段上。

	1929－32	1937－38	1948－49	1953－54	1957－58
劳动就业（农业除外）	-6.5	-7.1	-3.5	-2.9	-4.2
全国净产品	-5.5	-7.8	-2.6	-2.7	-4.1
工业生产	-15.9	-30.4	-7.4	-9.8	-13.1
零售贸易总额	-6.1	-11.4	-1.4	-0.3	-5.1
耐用品订货	-26.5	-39.5	-21.6	-14.3	-20.1

（124）

然而国家不能制造随便什么额外购买力；可是，经济衰退得越是严重，需要制造的“补充”购买力就越是可观，这种购买力也就会越加引起通货膨胀的倾向。资本主义没落时代摆在国家面前的两条道路是：，要避免前者就不能不让后者严重化。

乍看起来，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里，由增加非生产性政府开支而引起的“有节制的”通货膨胀，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似乎不是个威胁。因此，许多专家都极力游说国家对于这种“假威胁”不必介意，慷慨地作出不断上升的“赤字开支”。

然而，这是鼠目寸光的见解。或多或少是经常性的通货膨胀倾向，给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常运转带来了许多障碍。它鼓励投机，加剧不安全，从而妨碍“正常的”投资活动。它使在自由竞争时期的典型循环中一般能导致经济恢复的各项机构失调或失灵。价格再也不下跌，哪怕是在经济衰退时期。经济回升时，消费者的购买活动再也不对之起推动作用。利息率下降再也不能使投资显著增加，等等。因此，1957-1958年经济衰退期间，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已经在犹豫，到底实行还是不实行那些被认为很快就可以消除危机的办法，因为它们害怕在经济还没有恢复以前就又招致物价上涨，事实上这种上涨是立刻就发生了的，尽管花费的额外款项为数有限。

这并不是说，在严重的危机面前，资本主义国家会落落大方地采取消极态度。看来，在当今的背景下这是不可能的。象这样的危机会在短时间内在许多国家里引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它们会同实行计划经济、不发生失业、生活水平已经在不断上升的社会的范例形成对比。因此，资本主义体系一定选择“反周期”手段。但是它必然是犹豫不决，十分勉强地这样去做，结果，它无法避免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货币的抵制能力——从定义上说受时间的限制——象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久而久之，在经济周期中，国家起节制作用的干涉就会遇到这种障碍。在美国国内作为反周期的工具的美元和在国际市场上作为支付货币的美元之间的矛盾，成了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美国支付平衡的逆差倾向。

然而，用来代替非生产性开支，岂不就从性质上既可以避免危机又可以避免通货膨胀了吗？生产性开支可以有两种：生产性消费的开支和生产性投资的开支。

生产性消费的开支是同资本主义的逻辑本身相矛盾的。从非工资阶层中每年夺取二百亿到三百亿美元来在工资阶层（他们的家属和失业者）中进行再分配，资产阶级唯有在实际上已经丧失政权的情况下才会肯做；到那时，人们可以实行比这要彻底得多的补救办法。另外，这种措施的长期后果，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会是一种灾难性的后果。这种措施将会大量地提高最低生活所必需的工资，提高工资中“从历史上被认为是必需的成分”，而且，它不是提高生产率的结果，而是就是社会收入进行再分配的结果，也就是的结果，历史上没有过任何先例可以让人假定资产阶级已经作好准备，同意这样地来改造他们的制度。

国家的生产性投资也是如此。国家的生产性投资实际上会在私人经济已经在抱怨生产过剩和生产能力有剩余的时刻，在私人经济部门挑起竞争。不错，可以把一部分生产性投资放到既需要大量资金而还不能保证可以带来“正常”收益的“新的”部门中去（例如原子工业）。但是，这种投资只会准备出更好的收益条件，并在短期内形成一股资本的压力，好让私人经济取得意外的收获。另外，在这些新部门中，每年拿出的巨额资金来进行投资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剩下的是特殊类型的非生产性投资，也就是为资本主义带来的非生产性投资：改善医院和卫生机构（减少工作人员的疾病治疗费）；改善公路（降低）运输费；改进教育制度（缩短工人和职员的学艺期间）；等等（125）。

这一类的开支，哪怕在眼下是“通货膨胀性”的，可是从长远来看却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一定的资本库存（和货币库存），从而减少慢性的通货膨胀。但是，大量地增加这种开支，要想让资本家接受也是不大可能的。即使是似乎在这种因素上下了赌注的斯特拉歇那样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资本界对此表示了强烈的抗拒，只有当它所涉及的是军备开支时，这种抗拒才有所收敛（126）。

最后，不该忘记这样一点：“只”遭受经济衰退的资本主义，绝不是什么没有危机的资本主义；这只不过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它所遭受的危机，同1929年－1939年发生的危机相比，灾难性要小一些罢了。第十一章所列述的、决定着周期波动不可避免性的种种理由，仍然是有效的。，这种衰退所带来的损失和浪费是可观的，它仍然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永久见证，仍然是经常号召人们用更加合理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

例如，美国仅仅在1957年和1958年发生的一次经济衰退中，全失业人数超过了五百万，半失业人数超过了二百五十万。在该两年间，美国损失了差不多一亿吨钢²⁶和五百万辆汽车，这些损失接近了1929年－1933年大危机时期的损失。看来，那种认为工人会情愿每四年遭受一次失业或失业威胁，认为工人会以为这种制度是正常的，从而取消一切改变结构的要求的见解，是不大实际的。在同样的意义上讲，还没有过任何证据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克服了危机”。

现在是试试看把本书在不同的地方描述过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各种不同倾向²⁷综合一下的时候了。这些倾向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于十九世纪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一般规律，在多大程度上又离开了这些规律呢？有没有出现新的和互相矛盾倾向呢？

垄断资本的资本主义和经济的普遍卡特尔化造成了利润率不同的集团的同时并存。这些不同的利润率，从最高的、也就是从垄断部门的利润率，到蒙受多多少少属于“正当竞争”的最大痛苦的部门（零售商业等）的利润率，分为若干等级。一般说来，除非是在完全例外的情况下（战争，重新建设，军事征服等等），大垄断资本的势力阻碍着新的资本涌入享有最高利润率的部门²⁸。垄断部门的资金自给和“超资本化”等现象就是从这上面产生出来的。拉长了时间分批投资，国家作为剩余资本“补充出路”的日益增长的作用，还有周期性波动在一定程度上的减轻等，也是从这上面产生出来的。

但是这些倾向也发动了一些相反的力量，一些可以说是起“抵消作用”的力量，原始积累无法打入的工业部门为数越多，的部门的范围就越加扩大，中小资本却涌入了这种部门。这就补充说明了当代的所谓“服务”部门何以能够取得巨大的发展²⁹。由于在这种部门里，资本的有机构成大大低于工业部门，所以平均利润率就有了某些增长。

另外，尽管某些技术革新对于现有的固定投资是一种威胁，因而垄断资本想方设法把实现这些革新的时日尽量地予以推迟，但是这些革新仍然会有逐渐获得实现的可能，起先是在大型工业的周围实现，随后又间隔时日相当长地由垄断资本家自己加以整批地、大量地采用。在这种时期，固定资本的有用“寿命”就会缩短。这就是当初（第一资世界大战前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循环周期缩短的一部分原因。

垄断资本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惧怕“新的工业部门”的竞争。这种技术革命突然喷出一股火花³⁰，周期性地中断长期停滞的倾向，仿佛暂时有利于实际工资提高的倾向，同时却也是对于工会运动的加强和实际工资上升倾向的一个回击。

当然，周期性波动的减轻，失业规模的缩小，日久天长可能贬低剩余价值率或是延缓剩余价值率的上升。资本在利润率倾向下降方面的主要反应会因此受到阻碍。技术的猛进，如象流水作业的发展和“自动化”的发展（在美国，这两次大发展，中间隔了四十年）等，既“重新补充”了工业后备军又使劳动生产率得以迅速上升。从此，它就提高了剩余价值率。

新的工业部门的发展（128），“向不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国家在军事方面和非军事方面开支的增加，还有第三部类及“分配费用”的增长等，所有这些都为日暮途穷的资本主义同样起着安全活塞的作用。它们可以通过向资本提供新的投资园地暂时抵制一下长期的停滞倾向和资本过剩而又无法作出有利可得的投资的倾向。不发达国家的走上工业化，各类部门（包括分配部门）的技术革命都在迅速发展，还有恶性的通货膨胀等，所有这些则在起着相反的作用。

从纯粹经济方面来讲，这种演变不会导致资本的自动崩溃，即使有一半资本存放在银行里不加以利用，或者是用来从事修建一些就资本主义观点来说是“荒谬”的公共工程，也不会导致资本的自动崩溃。但是，从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的没落时期教育工人阶级去关心企业的管理，去关心整个经济的领导工作，正如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曾教育工人阶级去关心利润及工资之间的社会收入的分配工作。结果是阶级斗争的高涨及其尖锐化。为了进行对抗，资产阶级能够有两种反应：。

从工资阶层的利益出发，人们可以把国家开支及其相关手法的各种不同形式画成一幅梯形的价值表。阶梯的一端可以放上福利国家的“理想”——我们说的是“理想”，而不是在实现这种“理想”时或多或少地加以歪曲——也就是把国家的全部开支都用于改善收入微薄的家庭的生活和用于公益事业。阶梯的另一端是形式最为彻底的法西斯国家，这种国家把银行家、轻工业制造商、商人、中产阶级、特别是工资阶层的一部分收入拿来进行有利于军备生产及总的说来有利于重工业的“再分配”。最后这一点，即关于工资阶层的收入这一点，由于取缔了工会运动，通过冻结工资和强制储蓄³¹等办法是可以做到的。

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解决办法似乎并不“理想”；它导致一切社会倾向的尖锐化，而一切社会倾向的尖锐化日久天长有加速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的危险。但是，在社会储备已经太少、货币已经破坏得太厉害、私人投资园地已经太有限、因而无法实行福利国家的情况下，这种解决办法是合乎需要的。于是，“启发经济复苏”的技术³²同盎格鲁撒克逊或斯堪的那维亚制度的技术本质上是一样的（129）。但是它的目的却更加专门以军备部门为限。从1933年到1939年，纳粹德国国民收入的增长数字同军事开支的增长数字正好相等（130）。

这种政策的意义是清楚的：用损害被剥夺了政治自卫手段和工会自卫手段的工人阶级的办法来提高利润率³³。这实际上等于，日本就发生过这种例子。下面是有关日本情况的一段恰当的描述：

“劳动管理是令人满意的（！）。大清早，从五点半到六点，动身前往矿井的每一个现场都是一幅由战争带来的变化的景象。工人们按照班次列队成行，象步兵团朝着自己的阵地、飞行员朝着自己的飞机一样走向自己的工作地点。规定的工作是十个小时，从上午六点到下午四点，但是由于工人在没有完成当天任务以前不能（！）离开矿井，实际上要工作十二个小时（132）。”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在德国采取的极端形式，劳动军事化变成取缔真正的自由劳动，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恢复了奴隶劳动。这种劳动所遵循经济规律是一些明确的、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毫无共同之处的规律；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乃是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同一切老的剥削形式“合并”而并不为此背离自己的目的：开发资本和积累资本。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政治独裁方面正在逐步形成奴隶国家。有着决定意义的竞争一旦也在劳动市场上消失时，奴隶国家便形成了。从此时起，企业主们——已经变成奴隶主——就力图从最后失去了一切力量的劳动者身上去夺走其全部剩余产品³⁴。在这种制度下，‘劳动问题’只剩下了这样一个问题：，以便让那些为此而必须支出的费用越少越好。这个有价值的问题二千年前就由罗马元老院议员在他们的大庄园里认真地讨论过，以后又由美国南部高贵的种植园主们认真地讨论过，在当代则又由法本化学工业公司董事会的老爷们以及德国纳粹党的党卫军们认真地讨论（133）³⁵”。

但是，象这一类对于奴隶劳动的超等剥削形式，只有当其构成资本主义的副产品——哪怕是大规模的副产品——而不是其方面的情况下才能同资本主义经济并存。当初种植园里的奴隶是不能奴隶主霸占的棉花的。纳粹德国时期从事强迫劳动的人也是不能买德国工业品的。当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被统治者都变成了奴隶时，这个社会就不会再以商品生产为基础，不会再是资本主义社会。事情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即使是纳粹德国也没有到这种地步。同时，人类社会走到这样的极端——重新回到奴隶社会，并以此为生产方式的主要形式——哪怕是作为进一步推迟社会主义到来的代价，可能性也不大。

另一方面，由于任何国家也不能长期忍受这样的社会紧张局面，所以为了使资本主义利润有所保证和增加，必须寻出一个比较持久的解决办法。

因此，管制经济的法西斯形式不可避免地要向战争经济方面转化，也就是向创造夺取市场和征服资本投放园地所必需的手段方面转化，夺取了市场和征服了资本投放园地就可以实施“福利国家”式的解决办法，从而减少社会的紧张局面。但是，与此同时，“福利国家”式的管制经济越来越无法用有限的国家投资来避免重大的经济衰退，而只有在军备经济和战争经济方面才能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

这就是说，“福利国家”经济和法西斯经济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屏障。一方面，法西斯经济之中包含着“福利国家”的一些因素；在希特勒统治下，重新就业的失业工人也会看到自己的生活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福利国家”经济有成为军备经济的倾向，甚至是在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的时候也会带来一系列法西斯经济的典型现象：限制民用消费和消费物资产量，强制储蓄，用社会保险基金为重整军备提供一部分资金等等³⁶。

就这样，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朝着这样一个方向演变，这个方向便是把“福利国家”的一些因素（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的富有情况，这些因素或多或少是有其真实性或蛊惑性的）同“法西斯”的一些因素（用降低人民群众生活的办法来捍卫利润）彼此结合起来。由国家来担保利润以及垄断组织与国家日益合并的结果，是国家订货和政府投资在维持正常经济活动方面所起的根本作用。但是，国家所起的日益增长的这种经济作用，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矛盾和国际矛盾受到强烈的压制，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走向爆发战争和爆发革命的步伐。

1932年贝利和米恩斯提出了一个使学术界感到惊奇、而为马克思主义者十分熟悉的论证³⁷，为股份公司的发展结果使大资本所有者和大资本管理者之间产生了实际上的分离。詹姆斯·伯纳姆（135）急急忙忙从中得出结论，说是资本家已经失掉对于现代工业的控制，把它让给了与管理着苏联社会的官僚有共同点的“经理”³⁸。从那以后，这种论断曾经被人重复了无数次；社会党的许多理论家认为它已经得到证实（见安德烈·菲利浦在社会党蒙鲁热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

五十年前，亨利·皮朗提醒过人们注意专业化和现象（136）。第十、十一和十二世纪在各新兴大商业城市里成为第一批大商人并扩大资本的营业范围的并不是以放高利贷为专业的（向王侯放债的）伦巴底人和犹太人。同样，使工业资本在其最成熟形式下取得发展的并不是十五和十六世纪统治着资产阶级的金融家。工业革命的发动者也并不是大工场主，第一批大垄断托拉斯的建立者也并不是大工业革新家。所以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变更完全不等于另一个阶级代替了资产阶级。

人们强调说，大垄断公司首脑人物支配着的资本比他们本人拥有的资本大得无法比拟。诚然如此。但是我们从这里面发现的远非是资本主义的否定，而只不过是资本集中规律的最后结果，资本集中总是通过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而对许多资本家作出实际的剥夺（因为这种剥夺从法律上来讲往往是很可疑的……）来进行的³⁹。

关键问题在于“经理”们的社会行为同资产阶级的社会行为是否有所不同；在于他们对私有财产是否漠不关心，甚或是反对私有财产；在于他们是否对大资本的统治阶层进行斗争；在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还是出身于工人阶级。可是，实践经验证明，在“一生事业”中攀上了顶峰的大“董事”们积蓄了大量财产，成了大资产阶级，并全认为自己的“成就”的必然结果是同大银行家或者大垄断实业家的女儿结婚，是自己也插进大资产阶级统治阶层和大资产阶级“大家族”。而且，在美国，三分之二的高级干部和四分之三的金融干部都出身于社会的最高阶层（137）。

在这些大董事当中，资本积累是通过亲王般的俸禄来实现的，是通过分发无偿股票和由于享有“选择权”⁴⁰而获致巨额的和不担当任何风险的利益来实现的，是通过巨额的“活动费报销”来实现的⁴¹，同时也是通过掌握着情报从而可以在证券交易所里进行一本万利的投机活动来实现的。以下是这方面的几个例子：查尔斯·威尔逊在担任了一个时期通用汽车公司“经理”的职务以后成了国防部长时，握有“他的公司”的价值二百五十万美元的股票。身为比利时最大金融财团——比利时总公司——首脑人物的吉列先生积累了好几千万比利时法郎；仅仅在1954年到1957年四年间，他获致的财产单单提成一项就将近四千万法郎！所以说，大“经理”们的成就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通过加进新的成分表现出来的大资产阶级的一种周期性的——和典范性的——更新而已。

此外，就美国、英国和法国大资本进行的一番细心研究指出，真正的对抗并不是把股东和经理予以分割开来的那种对抗，而是按照乔安·罗宾逊的说法，把“通晓内情”的股东和“局外人”股东对立起来的那种对抗（139）⁴²。

“通晓内情”的股东就是那些参加企业管理（哪怕仅仅作为专家）的大股东；“局外人”股东则是那些消极的、或多或少是些食利者的股东。“通晓内情”的股东那怕手中持有的股票只是一家公司全部股票的百分之几，仍往往不失为手里有着几十亿法郎的资本家。在这些人里面，人们很少见他们有当经理的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控制的并不是查尔斯·威尔逊，而是杜邦财团，这种控制也是为了杜邦财团的利益。对于大多数英国的大公司进行的考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⁴³。

最后，美国杰出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指出，“经理”不过是在最高一级的下面一级行使大权；最高一级本身的主宰仍然是垄断组织的首脑，仍然是各“大家族”（142）。

按照伏维纳格斯的说法，伪善是恶德对美德表示的一种敬意。从类似的意义出发，人们可以这样说：国家干涉主义日益增长的实践是资本向社会主义表示的非出本愿的一种敬意。

当然，国家在经济方面不断加强干涉，“公营”部门本身的成长，就连赔本的经济部门国有化在内，都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就象一个女人不能只怀了“一点点”孕一样，一门经济是不能“有了一点点社会主义”的。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的什么国家干涉和管制经济乃是为了巩固利润，至少是为了巩固垄断集团决定性阶层的利润。如果说，从长远来看，国家干涉和管制经济同时也在破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那不过是正在摧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诸般矛盾的又一种表现而已。

没落时期的资本主义使制度本身的一系列矛盾尖锐化。它使生产的社会化同私人占有的矛盾 尖锐化。这种社会化在试图把全国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都纳入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但是，象这种正式经济生活实际上的社会化，和取缔阻碍着把经济加以合理组织的私有制和私人经营，这是不同的两件事。

它使、托拉斯、甚至是工业部门生产过程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同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尖锐化。资产阶级是接受了并且实行了计划化的见解的；人们甚至可以说这种见解原来就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但是，只有在它不危及，只有在它不包括整个经济生活，不拿为需要而生产来代替为利润而生产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才会接受它，采用它。

它使经济的逐渐国际统一化同维护统辖着资本的国际行为的资本主义利润动机的矛盾尖锐化。不发达问题是世界良知所面临的问题。作为这一现象的原因的资本化不足是众所公认的。资本主义大国的超资本化是那样显著，必须作出庞大的非生产性开支才能把它们从长期的停滞中解救出来。可是，尽管如此，任何援助不发达国家进行工业化的有效努力都没有作出过，也不可能作出。

它使生产力的发展倾向同从资本的存在本身产生出来的障碍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它想用刺激产品流通的办法逃避矛盾吧，营业收益本身又出问题；它想用加强非生产性投资逃避矛盾吧，货币慢慢贬值，到最后又使制度原先想避免的长期停滞加速来临。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可供人类支配的无限财富，同贫困、浪费以及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使用不足的对比，再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过。⁴⁴如果人类不按照在征服自然方面曾经使他们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样的科学方法，去学一学如何把社会改组一下的话，生产力就有可能作出它的最后一次、也是最终的一次改变，改变为集体的毁灭力量，核战争力量。

一位德国专家也断言道：“经常的情况是……与某项利益有关的法律草案，在其准备阶段，在将它提交内阁会议或立法部门审议以前，就老早被拿来同该项利益的代表磋商过了（！）。法律草案在还没有被提出去之前，就早已同议会各主管委员会，并且在必要时同各邦政府的主管部门也磋商过了。24）。　　平均利润率倾向下降的规律，正在继续通过工业上最先进国家的平均利润率比先进程度赶不上它们的国家的平均利润率低这件事表现出来。　　“罢工运动的高涨恐怕最令人担心（这篇文章是作者在钢铁业大罢工的前夕写的），原因是我们的工业机器具有不可思议的生产效率和我们没办法给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在国内和国外找到销路。我们的炼钢厂只消开工九个月或十个月，就足够供应国内和出口的需要。我们在汽车、洗衣机、冰箱、白热灯炮、电视机、轮船、火车车厢以及上千种（！）其他产品的生产方面，能力都有所过剩，在不发达的国家里，对于这些产品的需要是存在的，但是买的人太少（111）。”

[13.htm](第十三章 帝国主义.md)[index.htm](曼德尔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62).md)[15.htm](第十五章 苏联的经济.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