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卡里略的冲击

第五章　卡里略的冲击

——译者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最近出版了一本名叫《“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的书。迄今为止，这本书最清楚地反映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全部矛盾之处。

在这本书中，卡里略详尽地采纳了他的党所推行的新改良主义式的修正主义，对此我们无需多谈。他面面俱到，无所遗漏：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过头”的部分加以批判；引证恩格斯1895年为马克思的《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撰写的序言，而他引用的地方，和伯恩施坦、考茨基在与布尔什维克论战时所引用过的地方一模一样（但是，他却没有告诉人们，这篇文章是经过社会民主党人篡改了的，而恩格斯本人反对这种篡改）；对人民阵线和“抵抗运动”策略在理论上的“发挥”；在关于国家机器阶级性“方面”和其它据说是不以阶级性为基础的“方面”所进行的诡辩，此外还有许多其它诸如此类的内容。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卡里略在这本书中，以其一贯的方式明确地表述了改良主义的主要理论前提和分析问题的前提：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同资产阶级及其镇压机器发生全面对抗，否则就要造成流血和失败：“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答复是否定的，那么只好放弃社会主义，永远甘心忍受目前的政治、社会现状，或者就象疯子那样祈求战争爆发”。（参见《“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商务印书馆，第90页）。

148页）。

1914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对他们的战略所下的、1921年又被考茨基重新捡起来的定义。卡里略却没有注意到这点，甚至当他试图把自己同

149页上，又说出了与刚刚在148页上所说的相矛盾的话。他写道：“在涉及我们的部分，我们共产党人完全对我们的历史负责，包括它的成绩、错误和缺点，既不抛弃历史，也不把历史变成胜利主义的神话，而是以批判的精神对待历史。如果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方面继续一种类似的、多少公开的进程（因为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些政党，至少在第一阶段，往往是通过纠正他们的战略和策略，而不是通过历史的分析来进行自我批评的），那就毫无理由不去克服二十年代的分歧，并在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基础上实现联合”（同上书，第149页）。

对苏联政权形式的批判

221页，225页）。确实，他对这个理论的反对，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他的一个沾染上了“理想主义”的论点而削弱了：由于斯大林和苏共其他领导人决定“在一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他们便被迫“加快速度”，以牺牲群众的消费来拼命增加积累；从而出现了镇压和缺乏民主等现象。还有一个和这个理想主义相同的、明显是客观主义的观点：“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舍此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对这同一辩解的两种形式，我们都反对，因为它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式的蜕化既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选择，也不是客观情况的自发产物。它是为了迎合苏联官僚集团这一既定社会阶层的

227页，236页）。这个社会阶层虽然不是一个社会阶级，但却垄断着社会生活的各级权力（同上书，第238页）。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蜕化”现象（同上书，第128页），并且谈到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同上书，第229页）。据西蒙·西尼奥蕾的回忆，赫鲁晓夫曾告诉过她，大约有一千二百万人死于斯大林的统治之下。

230页）。

227—228页上）。这些提法正是托洛茨基和我们的运动使用了四十余年的那些提法。同“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官僚主义蜕化”等提法一样，它们显然都是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那里借用来的。

167—168页）。尽管他坚持必须对这个流派进行批判（他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人民阵线政策的批判恨之入骨，这是毫不奇怪的）。卡里略完全为安德鲁·宁恢复了名誉，反对西班牙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他的中伤和指责，并说对他的谋杀“是一个可鄙的、不能说是无罪的行动”（同上书，第171页）。

230页），这个官僚集团实际上已是“不可改变的”了（同上书，第230页）。

圣地亚哥·卡里略的自相矛盾

238页）。但是他从未得出这样明显的结论：必须进行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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