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老问题与新资料：对国际性辩论的梳理
在至今一百多年里，人们对长波的认识也是波动的，这种波动往往与长波自身的波动呈反周期性的运动。就是在1893～1913年这个经济上升的扩张时期，长波这个概念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帕尔武斯和范格尔德伦首次提出，但并没有引起经院式经济学家们的任何反响。后来，经历了战后的经济长期萧条，随着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的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杜普里兹的重要的文稿以及托洛茨基对辩论的积极参与，才使这个未定的概念得到了承认。
60年代中期，唯一一个预言在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将发生一个由于经济长期发展而引发的新的经济长期萧条的经济学家。后来，伴随着萧条的开始，人们关于长波问题的争论和兴趣迅猛增加，有关的书籍和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多得使我们不可能一一予以评述。
19世纪20年代，从而与马克思所称的工业用品的世界市场同期诞生？或者问题在于是否长期的经济萧条是在长期的经济扩张后才开始的，且大致上与英法战争时期相重合？
[if !supportFootnotes][①][endif]但沃勒斯坦作了更深一步的研究，在那些价格波动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长波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他设计了一个不均衡的“核心对外国”的关系。认为这是至少从15世纪到现在的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的主要动力，[if !supportFootnotes][②][endif]从而偏离那种认为主要动力源自生产剩余价值的理论，即是从工薪劳动者那里榨取的无偿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的理论。即使这些特征并不百分之百地与事实准确地相吻合。
50年间——比如说1800—1850年，1850—1900年，1900—1950年及1950—2000年——的先增长较快后又增长较慢的任意50年期的“平均值”。而是与确切的历史时期相对应。如果硬用古板的50年去分期，那末甚至可以导致人们错误地抹煞1929—1940年间的大萧条这一真实的历史。
20～25年为一周期的偶发性的经济趋势，比正常的经济周期长，但比假定的长波要短。[if !supportFootnotes][③][endif]然而，这样做同样招致质疑，即它还是用统计序列代替了因果分析。
1964年就预言了繁荣将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结束。如果利润率是一个意义含糊的判断指标，那么我的这一预告又怎么可能得以言中呢？
1872年的历史被截去，历史的发展波动才能与康德拉季耶夫的世界经济发展长波分期一致”。[if !supportFootnotes][④][endif]但这并不是资料所显示的结果。1872年的“截去”是与长期经济萧条的开始相对应的。[if !supportFootnotes][⑤][endif]这一点已被众多历史学家确认，它紧跟着的是一个经济扩张阶段。在这个阶段，平均增长率比前几十年的高50%。
70年代初再次剧烈下降的事实？难道他不觉得这并不是无规律的持续期间吗？（从1873—1893年，1893—1913年，1914—1940年，1940（48）—1973年，1973—2000年？）难道这仍不能简化为一个22年一周期的模型吗？毕竟，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纯属偶然，它们是与内在逻辑相对应。这结论根据自本书1980年第一版时所呈的分析后所发生的事实的证明，已是不可推翻的了。
150年的经济增长的基本的无规律的模型。他根据的是“技术差距”。根据“技术差距”曾导出过“极无规律的追赶型G—波（shocked Gerschenkronian catching-up waves）”，但这本质上是两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技术差距所引致的。其他因素，如信用膨胀，索洛莫认为这些因素不相关而把它们忽略不计了。但墨西哥债务危机和1987年股票市场暴跌等事件的暴发，使索洛莫的假设失效。
G—波增长路径延续的充分条件。”[if !supportFootnotes][⑥][endif]是什么样的充分条件呢？索洛莫不能回答。但我们曾在1978年就作出了回答，并且时至今日，可以看得更清楚。
12个不同作者在这方面的尝试。如果他挑了我的，那只不过因为他认为我的这个最正统，并且包含了世界市场的发展趋势。[if !supportFootnotes][⑦][endif]他首先想到的是在统计资料的基础上测试长波的现实性。大体上说来，他的结论是，过去的一百年里，世界经济长波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有的。但在1890年以前就没有了。克莱因克内希特自己的关于向下趋势的9年移动平均数的数据可以验证长波的现实性。这里我们给出他的一个图（图8），我们还可以再绘出更多的图象。
1880年以前的产出趋势并不清楚，是个例外。唯一可能的争论即，是否波动的范围可以验证长波模型？因为结构性失业急剧增加，并伴随着一些由过度生产和生产能力过剩产生的后果，所以只要在长期经济萧条下降期，产出的平均增长率总是低于长期经济发展时的平均值，这就可验证长波模型。尽管此时劳动生产率仍像以前一样地继续增长。这样长波模型就可被验证、认定了。
图8-41.62127+0.02519）
(根据克莱因克内希特第39页图改制，见本章注⑦)
图9 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a
a.增长率是年增长百分数，11年移动平均。
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长波假说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增长率的改变的累积特性。如果在经济扩张期和经济萧条期间，每年增长率只相差1%或更小的数值，而当20年或25年后，这逐年累积的效果是不可否认的。
[if !supportFootnotes][⑧][endif]安德鲁·泰莱科特的有关书中也有不少证据。泰莱科特的周期确定基本上与我们的一致。他的历史评论也和关于美国保留权与我们所提的也一致。他的关于英国的评述也不错（对于英国，我们曾在第一章的叙述中出了错，而范杜因抓住了那个错处，而把全书都批判了）。同时，虽然泰莱科特似乎由于受普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感的影响，而不得不指责我们所主张的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存在着“社会政治环境的根本性改变，并在此环境中该系统发挥作用。（这个社会政治环境变化包括工会组织的破坏，资产阶级民主的消亡，工人阶级力量的弱小化、雇佣劳动自身的集体推销的不可能性，等等。）”[if !supportFootnotes][⑨][endif]这是泰莱科特对我们所主张的一个特别的误解。我们从来没有认为工人阶级的重大失败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而是认为它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直到1942—1943年左右）。这种失败在美国以外的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且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主要有中国、印度及拉丁美洲国家）也一样地存在。在本世纪30—40年代，剩余价值率迅猛地增长，导致工人阶级的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这种情况是从1930年左右持续到40年代后期，（而不是在40年代后期才刚开始）。因此，战后的长期经济繁荣开始时，一方面有很高的利润率，一方面有一个正在扩展的市场，这使得那些工薪阶层能够使其实际消费在低水平的基础上迅速提高。
图10 美国人均GDP
不少学者曾作了大量的研究，试图给处于不同国民经济中的长波以更精确的勾画。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赫苏斯·阿尔瓦拉辛对西班牙经济的长波的研究。但类似的研究也已针对法国、比利时、美国、加拿大、德国、阿根廷和意大利诸国经济而作过。[if !supportFootnotes][⑩][endif]在苏联、东欧和一些共产党“官方”的经济学家一直否认长波的存在。但自1970年后也有所变化。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于尔根·库钦斯基和法国共产党的保罗·博卡拉[if !supportFootnotes][⑪][endif]开始，然后是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if !supportFootnotes][⑫][endif]，中国的情况还不大清楚。但本节第一版也已被北京某学院出版。在斯大林压制的漫长黑夜和他对思想的铁腕控制这种背景下，任何严肃的科学论辩都不可能产生。然后，随着非斯大林化的进展，长波的论辩再一次展开了，并且20年代的论战及与此相联系的康德拉季耶夫的作品又被重新推出。最近，一个苏联作者给这些争论作了详尽的总结。大多都是关于自动的长期上升阶段的长波问题。（此即属长波假说）这问题是托洛茨基等人一开始就拒绝接受的。他们并不认为关于长波理论有什么重要性。
此处戴的错误在于他把对长波的争论与政策问题联系起来了。这政策问题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联共和苏联的经济争论的一部分：即孤立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之外的自我封闭问题。在这争论中，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后来成为联合反对派）就俄国经济发展独立于世界经济的规划的可能性和有用性表示了一致的反对。事实上，一国不可能与世界他国完全隔绝是一个用来反对在一国之内可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理论的关键论据。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没有站在折衷的立场上：我们一直完全同意托洛斯基的观点。但重要的是，这并不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理论有什么矛盾。而长波理论意味着，在世界资本主义的长期萧条和长期扩张期间，世界市场将对苏联经济的发展有着多么不同的重大影响。历史事实也肯定了这一点。
1849、1893和1940（49）年的三个长期经济上升期？或者，这三个上升期的发生仅仅是由于战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反革命或金产量的剧增等“既成秩序的冲击”引起的？我们比较倾向于第二种假说，它看起来与历史事实更为吻合。
20-30年（除了大厦和铁路。然而一百年来，它们在投资中并不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我们也不清楚为什么固定资产之损耗衰废将引发长期间的资本价格下降，从而带来长期经济萧条。
[if !supportFootnotes][⑬][endif]有谁会把希特勒上台，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的胜利，美国的军备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霸权地位或马歇尔计划等事件当作“偶然事件和小花招”呢？缅希科夫预料，强制资本主义刷新其技术、改变其组织（包括改革其劳动组织）的一轮长期萧条，会自动地将改变劳动组织的负担成功地加到劳动阶级身上。我们否认这一点。
[if !supportFootnotes][⑭][endif]然后，不同的长期的结果是以不同销售增长率与最终消费者相联系的。这里的最终消费者即马克思所说的第二部类。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增长率相关。第一部类的过剩生产能力将在几个连续的商业周期中增长得相当缓慢。如果这两者的比例失调变得较大，那就会出现过剩生产能力的累积性增长。
[if !supportFootnotes][⑮][endif]
当然，我们从未否认平均利润率的长期趋势是下降的，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确实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在三个时期内，1848年，1892年和1940（48）年以后，长期资本积累的加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不能否认这利润率的推动之势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无论长期平均利润率趋势是否下降，上面的那种“表述”决不可能是认为在表述平均利润下降。相反还应承认，它暂时性地打破了利润下降的趋势。
17年为一周期的波动掩盖了！这个波从1958—1966年迅速上升，而于1966—1975年同样迅速地下降。实际利润率在战后长波的上升阶段增加，而在下降阶段减少。曼德尔把这解释为实际利润率的增减导致长波的上升和下降的证据。我倒宁愿把这解释为长期下降的利润率所带来的影响，也就是下降的利润率最终截断长波的上升趋势。[if !supportFootnotes][⑯][endif]
在上一段论述的最后部分我与沙伊克并无分歧，但它已经离题了，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研究什么截断了长期扩张，而是，什么使长期扩张成为可能。安瓦尔·沙伊克的图7.6显示了利润率的急剧上升。那么，是什么引起了战后繁荣？仅仅是生产能力利用的增加吗？为什么会发生这些？这是否也是正在扩大的市场的作用？这是否提醒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抗衡力量”的作用呢？
[if !supportFootnotes][⑰][endif]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热拉尔·迪梅尼和多米尼克·莱维最近提供的美国的资料，资料显示，自1869—1989年间的资本产出就一直呈稳定的上升趋势。在这120年里，即使是1869—1912年和1951—1989年两个时期的节奏甚强，而1912—1951年间的节奏较弱，[if !supportFootnotes][⑱][endif]但资本产出比都是上升的。资本产出并不完全与资本有机构成一致，但二者都是密切相关的。可见我们是正确的。
图11 利润率的历史变动及其趋势（1869-1989 [if !supportFootnotes][⑲][endif]）
对在上升的长波时期持久的、高于平均利润率的解释之一是由于各种剩余利润来源的长期可取得。其中最显著的来源就是技术地租和垄断地租。这些来源的可取得与科学发明、技术革新和技术传播相联系，对此我们已于本书的第二章中进行了论述。通过熊彼特以及后来的格哈德·门施和范杜因，还有多西及其他一些人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一连串”的技术革新发生在长期经济萧条的末期，这是扩张性长波期的主要缘由。为了验证门施范杜因的假说，克莱因克内希特以马达维对120个主要革新的调研[if !supportFootnotes][⑳][endif]为主要的基础，对现存的资料和当前的争论进行了彻底的检验。再把大量的批评评论考虑在内，尤其是克拉克、弗里曼和索特的评论。[if !supportFootnotes][21][endif]于是，克莱因克内希特得出结论：即“革新串”的假说并不说明问题。他补充道，长期经济萧条可能对新技术的出现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强烈刺激人们在新方向的创新，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创新活动的风险。克莱因克内希特认为，经验性证据显示“萧条触发”机制要比阻碍因素更强有力。[if !supportFootnotes][22][endif]然而，我们认为至少在这样简单化的模式中，他的结论是否有效值得怀疑。
[if !supportFootnotes][23][endif]他现在认为关键的贡献因素是由于在萧条的诸工业中固定资本货物的贬值的发生率极高，致使投资者去寻找其他的出路。他还把生产力利用的波动考虑在内，于是为发展新技术作了制度性准备。[if !supportFootnotes][24][endif]
然而在门施的论点中有一个大漏洞，因为大量的（与技术的研究探索不同的）革新发生，必将同时存在着利润率的急剧上升和市场的显著扩大。只要预期的销售额仍低于某一个界限值时，就不可能有大量的投资投入新的技术和产品。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至少上百万个几十年来一直在全世界销售的单位。所以问题并不是：是否有新的发明可资利用吗？或新的革新开始了吗？问题是：是否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使得战后繁荣重现成为可能？至今为止的证据却清楚地指向反面。无论是上百万的“无污染的”小汽车还是上百万的家用或应用了激光的机器人，都不可能在可见的未来出现于市场上。可以肯定的是，电动汽车已进入应用阶段。[if !supportFootnotes][25][endif]生命技术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关于它的大量的应用（从而大量技术租的出现）被一些难以克服的经济障碍所阻碍。[if !supportFootnotes][26][endif]
值得补充的是曾在本书第一版中提到的，技术革新积累特性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有了积累特性才可能引起最终的技术革命。每一次的技术革命都意味着有不同的能源来作为新的机械系统的基础。最初，我们有由手工劳动制造出来的机器，这些机器仍由蒸汽机发动（第一次技术革命）。后来，我们有了由电来发动的人工操作的机器（第二次技术革命）。而机械系统是由大量微电子半自动操作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仍在展开之中。
克里斯托夫·弗里曼把五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分成有趣的部分，（第五个波正在进行中）发展了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他重点集中地分析了“第三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第三波所处的历史阶段被他称为“钢铁、电气化和帝国主义的时代”。[if !supportFootnotes][27][endif]
最后，我们应强调技术革命的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这方面起着将需求的动态和供给的动态相连起来的作用。以第三次技术革命为例，我们可以说其增长率要比战后繁荣时期的高增长幅度高40%的原因，不外乎归功于两个部门：房屋和汽车。不仅是上百万的单位投身于这两个部门的生产和销售，而且这两个部门也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如橡胶、滚珠轴承、电池组、汽油及其他燃料、公路、家庭用具、油漆、玻璃等部门的巨大的销售额。对于下一个将会发生的扩张时期的长波，也必须有新产品作为同样的积累动力。当然很明显这些积累动力决不是彩电或个人电脑。这里，我们面临着资本主义增长过程的基本矛盾，即利润率的迅速增长和不断拓宽的巨大市场均为引发经济扩张的必要因素，而一般说来，保证实现第一个条件存在的资本主义方式与保证第二个条件存在的资本主义方式相冲突。
[if !supportFootnotes][28][endif]所以，我们被引回到阶级斗争的相对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波之外的问题。就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这是基本的方法论和理论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是重复我们曾于1989年2月于布鲁塞尔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所陈述的：
1933年的胜利是必然的吗？或是否有人倾向于认为确实有一个长期阶级斗争的相对独立性，并导致阶级斗争与投资、产出、就业和收入的上下波动之间的非同步化？历史的主观因素可以造成诸如法西斯主义的或胜或败之间的决定性差别？
[if !supportFootnotes][29][endif]
[if !supportFootnotes] [①][endif]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作为资本主义进程的长波”，选自长波研究的学术讨论会论文，巴黎，1993，3月17—19日沃勒斯坦以他自己和布劳代尔和斯普纳的资料为基础。“1450—1750年欧洲的价格”，载《剑桥欧洲经济历史》第四卷。[if !supportFootnotes] [②][endif]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未来长波研究的简要议程”，载克莱因克内希特、曼德尔和沃勒斯坦等编，《长波研究的新发现》，伦敦，1992年。[if !supportFootnotes] [③][endif]索洛莫斯·索洛莫，《1850—1973年经济增长阶段》，剑桥，1987年。[if !supportFootnotes] [④][endif]同上，第56页。[if !supportFootnotes] [⑤][endif]索洛莫无视大量的经济历史学家曾清楚地证明的先于1872年之前的长波存在的事实。这些事实至少包括先于1826-1848年的长期经济衰退期和1848～1873年的长期经济扩张。[if !supportFootnotes] [⑥][endif]索洛莫（出处见注释③），第161f.,171页。[if !supportFootnotes] [⑦][endif] 艾尔弗雷德·克莱因克内希特，《危机和繁荣中的创新模式》，伦敦，1987年，第23-24页。[if !supportFootnotes] [⑧][endif]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编，《世界经济的长波》，伦敦，1983年。[if !supportFootnotes] [⑨][endif]安德鲁·泰莱科特，《世界经济的长波》，伦敦，1992年，第18页。[if !supportFootnotes] [⑩][endif] 赫苏斯·阿尔瓦拉辛，《西班牙的资本主义长波》，马德里大学出版社，1987年，还有丰维埃尔关于法国资本主义长波的著作，格利斯曼，罗德默和沃尔特关于德国长波的论述，安东尼奥·皮亚塞奥关于比利时长波的论述。德国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对许多国家的长波问题作了研究。[if !supportFootnotes][⑪][endif] 保罗·博卡拉等人，《长波、突变和危机》，载《问题》杂志，1983年第16期；《长波与长期困难》，载《问题》杂志，1987年第29期。[if !supportFootnotes][⑫][endif] 见德文译本，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经济中的长波》，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89年。[if !supportFootnotes][⑬][endif]同上书，第102页。[if !supportFootnotes][⑭][endif]约翰·斯特曼，《经济长波理论与证据》，载T.瓦斯科编，《关于长波的争论》，柏林，1987年。[if !supportFootnotes][⑮][endif] 安瓦尔·沙伊克，见注释②的《长波研究的新发现》，第175页。[if !supportFootnotes][⑯][endif]同上书，第185页。[if !supportFootnotes][⑰][endif]拉巴·贝纳库切，《通货膨胀与危机》，波斯波利斯，1981年，第95-96页。[if !supportFootnotes][⑱][endif]迪梅尼和莱维，《利润率经济学》，布鲁克菲尔德，1993年，第274页。[if !supportFootnotes][⑲][endif]同上书，第251页。[if !supportFootnotes][⑳][endif] 参看马达维，《关于技术革新效率的调查》，斯德哥尔摩，1972年。[if !supportFootnotes] [21][endif]弗里曼（见注释⑧），第6章。[if !supportFootnotes] [22][endif]克莱因克内希特（见注释⑦）。[if !supportFootnotes] [23][endif]门施·科廷奥和卡施，弗里曼编的书（见注释⑧）第4章。[if !supportFootnotes] [24][endif] 安瓦尔·沙伊克写的关于美国资本能力利用的研究，看起来颇具权威性。[if !supportFootnotes] [25][endif] 1993年11月，在法国拉罗歇尔市举行的世界电动汽车大赛。[if !supportFootnotes] [26][endif] 州级政府对医疗行业补贴的大幅度削减，使得医药公司不得不削减其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经费。《金融时报》，1994年3月23日。[if !supportFootnotes] [27][endif]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1989年1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长波专题讨论会的论文。[if !supportFootnotes] [28][endif] 拉丁美洲的实际工资的戏剧性下降，这可由以下数字得到反映。19801988-891990-911992-93阿根廷100.090.179.977.5巴西100.078.788.097.3智利100.0101.3106.7114.2哥伦比亚100.0122.3130.9134.5墨西哥100.061.165.871.0秘鲁100.060.237.939.6委内瑞拉100.048.040.240.6资料来源，国际开发银行（1993年），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1993年），世界银行（2）[if !supportFootnotes] [29][endif]见本章注释②所示《长波研究的新发现》一书，第331页。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以为我关于阶级斗争的结果相对独立于主要经济情况的论文，多少跟我们对世界革命（即发挥工人阶级的防卫潜能）的政治承诺有联系。其实，弗兰克在布鲁塞尔讨论会提交的评论文章的观点跟我在本书所说的是两码事。 我强调工人针对资本主义企图的斗争之防卫性质，是由于衰退性长期波段的开始，以及工人斗争的成败结果，都不是在经济上事先决定好了的。 换言之，我强调历史中的客观因素、主观因素的辩证法，强调需要反对机械决定论的参变量。
[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95book-4.htm](第四章 特定历史时期的长波.md)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95book-index.htm[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95book-6.htm](第六章 新的问题和澄清.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