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

作者：弗罗姆 · 1955

弗罗姆

第五章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 · #1 #2 #3 #4 #5 社会性格［注：在后面几页中部分观点选自我的论文《心理分析性格学及其在理解文化中的应用》，载G．S．萨金特及M．斯密斯所编《文化及性格》一书，瓦伊金基金会出版，1949年。社会性格的概念最初形成于我的论文《心理分析性格学在社会学中的应用》，载《社会研究时文选》第一卷，莱比锡，赫希菲尔德出版公司，1931年。］［注：那种认为训练孩子的方法本身便是某一文化形成的原因的设想正是卡迪纳、戈勒等人的研究方法的弱点所在。在这一方面，他们的著作是以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前提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结构一、17世纪与18世纪的资本主义［注：此处的描述及引语取自W。松巴特的《资产阶级》，慕尼黑及莱比锡，1923年。］《彻头彻尾的英国商人》第五版还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一个“发了家的商人”比他的竞争者赚了更多的钱，因此他不再利用信用贷款，直接从生产者手中买来货物，不经过中间人，自己转输这些货物，并将货物直接卖给零售商，于是后者便能以低于市价一便士的价格出售布料。《彻头彻尾的英国商人》评论道，整个这种方法的结果便是，这个“贪婪的人”富了，另一个人买了稍稍便宜的布，这种“非常少的利益与其它商人所受的危害相比极不相称”。［注：同前。］我们从德国和法国18世纪的习俗中也发现了类似禁止廉价出售商品的说法。［注：科尔伯（1619—1683）：法国政治家。——译注］把机器叫做“劳工之敌”，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十五章，15节）中说道：机器减少了工人数目，因而是“有害的”。产生上述各种各样的态度的根据，便是几个世纪以来支配着人的生活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社会与经济是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了社会和经济而存在。凡伤害社会中任何一个集团的经济进步，都不是健康的；用不着说，这种观念与传统的思想密切相关，即传统的社会平衡应当保持，任何变动都是有害的。二、19世纪的资本主义［注：卡内基（1835—1919）：美国工业家及慈善。——译注］在他的自传中所说的那样——不扩大经营就意味着倒退。实际情况便是，当生意开始做大之时，人们就［注：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身体需要与那些不是来自身体需要的欲望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差别。例如：想吃的欲望，受到生理机构的自我节制，只要不是病理性的，这种欲望就有一个生理满足的限制。而野心、权势欲等，不是来自机体的生理需要，没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这便是这些欲望日益膨胀如此具有危险性的原因。］［注：参阅《自为的人》一书，第114页。］我们很容易便可看到，在18、19世纪，囤积倾向适应着经济进步的需要，因而积极因素占了主导地位；而在20世纪，因为这种倾向的特征体现在落伍的阶级身上，所以其表现形式都是消极的。［注：参阅R．M．托尼在《渴求财富的社会》一书中对同一观点的讨论。哈考特及布雷斯出版公司，纽约，1920年出版，第99页。］［注：不过，俄国及德国的情况却向我们表明，20世纪逃避自由的形式，也可能是完全服从于公开的非理性权威。］适应及认可的需要取代了个人的良心；虽然意识不到但却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之感取代了自豪感与优越感。［注：我得补充一点，前面所述主要是指19世纪的中产阶级。19世纪的工人和农民在许多基本方面都与此不同。20世纪发展的众多方面之一，就是各社会合作（尤其是居住在城市的各阶层）之间的性格差异，几乎完全消失了。］［注：见艾德莱·史蒂文森195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我们眼前没有公开的权威来威吓我们，但是，我们却害怕那要求人协调、顺从的匿名权威。我们不屈服于任何人，我们并不同权威发生冲突，但是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信念，几乎丧失了个性，没有自我意识。很显然，我们不能按照19世纪的老方法来诊断我们的病。我们必须认清我们时代的特殊病理问题，才能获得洞察力，以拯救西方世界，使其不致于越来越陷入疯狂中。在下一节中，我将试图作出这种诊断，讨论20世纪西方人的社会性格。三、20世纪（一）社会及经济变化［注：参阅Th．卡斯卡多姆和R．莫德利所著《美国，衡量一个国家》，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1949年。］在20世纪中期，我们看到了一种日益增长的使用自动机器的趋势，这些机器有着自己的“头脑”，使生产的整个过程发生根本变化。［注：参阅A．A．伯利和G．C．韦恩斯所著《现代公司和私人财产》，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1940年。］我们必须进一步记住，这些庞大的公司所具有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们直接控制的资产。“小公司同大公司做买卖，也可能同其它小公司打交道，但大公司对它的影响就可能大大胜过其它小公司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小公司要保持兴旺繁荣，就得依赖大公司所给的恩惠，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是，大公司的利益也成了小公司的利益。仅凭公司规模的大小，大公司对物价的影响也大大增加了，即使大公司还未开始行动去垄断价格。大公司的政治影响也可能十分巨大。因此，如果粗略地划分一下，20家大公司控制着共同财富的一半，其余一半为小公司所有，那么我们可以公平地说，这些大企业统治着一大半工业生产。在1.25亿人口中，200人控制并指挥着一半的工业，当我们考虑到集中造成的这一情况之时，权力集中就显而易见了。”［注：见前书。］自从1933年以来，这种权力集中的情况一直在增长，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的趋势。［注：这些统计数字引自C．W．米尔斯所著《白领工人》一书，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51年。］正如这些统计数字所表明那样，随着企业资本的集中，这些大企业的雇员人数也猛增起来。在旧的中产阶级中，农民、独立经营商以及自由职业者占了85％，现在，这些人只占了中产阶级的44％；在同一时期，新的中产阶级从15％增加到了56％。在这一新的中产阶级中，经理由2％增加到6％，靠工资维生的专业人员由2％增加到2％。在1870年到1940年间，这个新的中产阶级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由6％上升到25％；而工资工人则由61％下降到55％。米尔斯简单明白地指出：“……操纵物的个人越来越少；对付人和符号的人越来越多。” ［注：见前书。］［注：这些以及下面的统计数字引自伯利和韦恩斯的著作。］只是在公司中，经营者才似乎占了重要股份，在大公司，即最重要的公司中，股份所有权和经营权几乎完全分离。1929年，在某些最大的铁路及公共事业公司中，每个股份人所占的份额不超过全部股份的2.74％。据伯利和韦恩斯称，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工业领域。“在工业生产中，如果把经营者所持的股份按平均多少排成一个队的话，……高级职员和经理所持的股份几乎完全与公司的大小成反比。除了两种例外情况之外，公司越大，经营者所持的股份越少。在几个铁路公司中，每个公司的普通股平均为5200万美元，经营者占的股份为1.4％。在各种采矿业中，经营者所占的股份为1.8％。只有在小公司中，经营者才占有了重要的股份红利。除了平均资本为1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公司之外，小公司的经营者占的股份还不到20％。此外，还有三个行业完全由资本不到20万美元的小公司组成，在这些小公司中，经理和高级职员占了一大半股份。“［注：见伯利和韦恩斯的著作。］这里出现了两种倾向：大企业相对增加，大企业经营者所占的股份相对减少。如果把这两种倾向联系在一起，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总的趋势是资本所有者与经营加速分离。经营者不拥有相当的资本，又怎样控制企业呢？这是一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问题，我们在后面将对其进行讨论。（二）性格的变化［注：如果读者熟悉了在《自为的人》中形成的市场倾向的概念，就会看到，异化现象是更普通的现象，也是“市场倾向”这一特殊概念的基础。］［注：格特鲁德。斯坦（1874—1946）：留居法国的美国作家。——译注］“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便是对这种抽象的经验形式的抗议；对大多数人来说，玫瑰并［注：见《矿工》杂志，1953年。］我们还可以从福音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所说的话中，看到更明显的商业影响。格雷厄姆说道：“我在出售世上最伟大的产品；为什么我们不该像吹捧肥皂那样颂扬它呢？”［注：《时代》杂志，1954年10月25日。］［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论文》，S．兰德夏特和D．P．迈尔合编，莱比锡，1932年，第2卷，第25页。］［注：J．J．吉莱斯皮：《工业中的自由表现形式》，伦敦，向导出版有限公司，1948年。］［注：参阅W．休恩所写的有趣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一种管理意识》，法兰克福，《火花》杂志第5期，1954年8月。］［注：参阅彼得．F．德鲁克：《公司的概念》，约翰·戴出版公司，纽约，1946年，第8、9页。］大公司的　　（1）所有权的地位由主动变成了被动。原先，所有者拥有物质财产，他可以指挥这些财产，也为财产负责；而现在，他只有一纸代表着某些权利以及可望从企业得到多少利益的文书。但是，对于企业，对于物质财产（生产的手段和工具），他有一份利益，却没有什么控制权。与此同时，他对企业及其物质财产也没有什么责任。人们常常说，马的主人有权有责。如果马活着，他得喂它，马死了他得埋它。但是，实际上企业所有者却无法实施自己的力量来影响企业的基本财产。［注：参阅A．A．伯利及G．C．韦恩斯所著《现代公司和私人财产》一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1940年，第66—68页。］　　股东的异化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对企业的控制问题。从法律程序上讲，股东们控制着企业，也就是说，他们选举管理者，正如在民主政体中人们选举代表一样。但实际上，股东的权限很小，这是因为，每一份股份都十分少，因而每个股东对碰头、开会不感兴趣，对参与活动也不积极。伯利和韦恩斯对五种主要的控制形式作了这样的区分：“这些控制形式包括：（1）几乎完全由所有者控制；（2）多数人控制；（3）通过非多数人所有的某种合法安排来控制；（4）少数人控制，以及（5）管理者控制。”［注：见前书第70页。］1930年200家（按照财富多少计算的）最大的公司中，头两种控制方式（私有者及多数人控制）只占5％；而余下的94％中，不是通过管理者控制就是由一小份一小份所有权组成的符合法律程序的安排来控制，或者由少数股东控制。［注：见前书第94页及114—117页。］伯利和韦恩斯的经典著作中十分有趣地描述了这种奇迹是怎样在不施武力、没有欺诈，或者不违犯任何法律的情况下出现的。　　钱……将真实的人类和自然的力量转变成了纯粹抽象的概念，因而使人和自然的力量成了不完全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钱又把确实不完全的以及想象的力量，那种只存在于个人想象之中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力量。……钱把忠诚变成了邪恶，把邪恶变成了德性，把主人变成了奴隶，把无知变成了理智。……能买到武勇的人就是勇士，虽然就他的本性而言，他可能是怯弱的。……假定［注：《民族经济与哲学》，1844年；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早期著作》，阿尔雷德·克罗纳出版社，斯图加特，1953年，第30—301页。］　　现在让我们把获取的方法放在一边，来谈谈这样一个问题：一旦我们获得了这些东西，我们是如何加以利用的呢？就很多东西而言，我们甚至找不到使用的借口。我们得到这些东西不过是为了［注：卡尔·马克思，同前，第254页。］［注：参阅托恩·尼斯所使用的与“Geselshaft（社会）”相对的概念“GemeinLschaf”（团体）。］现代社会由“原子”构成（我们这里使用的“原子”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相当于“人”），这些细小的粒子相互离异，是自私的利害关系以及相互利用的需要把它们聚合在一起的。然而，人又是一个社会动物，有着作为集体的一员去分享、去帮助、去感受的深切需要。那么人的这种社会追求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这些追求表现在公众领域这个特殊范围，而不在个人领域。我们与同胞的个人交往受制于自我中心主义原则：“人人为自己，上帝为我们大家。”这与基督教教义形成了公开的对抗。是自我中心的利益而不是与同胞的团结、对同胞的爱，推动着个人的行动。与同胞的团结、对同胞的爱可说是次要的感情，是个人的慈善或仁慈行为，而不是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成成分。作为个人，我们的私人生活不同于作为“公民”的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我们的社会状况体现着我们的社会存在；作为公民，我们应当（而且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也是这样）具有社会责任和义务感。我们纳税，我们选举，我们尊重法律；打仗时，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一个人不愿花100元来救济一个陌生人，而在战争中，假使他们俩人碰巧都是穿军装的士兵时，这个人会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去救这同一个陌生人。我们还能找出比这一事实更明白的例子，来说明个人存在与公众存在相分离的情况吗？军装体现着我们的社会特性——而平民衣服则象征着我们的自我中心的特性。［注：《共产主义、协调及文明自由》，纽约，花园城，道布尔戴出版有限公司，1955年。］作者向一群有代表性的各类美国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大多数人提到个人的私事、经济、健康等问题，只有8％的人关心世界问题，包括战争。不过，人们并不认为某些社会问题是个人的现实问题，因此对此虽然并不容忍却也不甚关心。有趣的是，尽管几乎这些人都信奉上帝，似乎没有人为自己的灵魂、拯救以及精神健康问题发愁。上帝同整个世界一样都已经异化了。引起人们关心和焦虑的是生活中那些涉及个人的孤立因素，而不是那些与同胞相关的社会普遍问题。［注：参阅我在《自为的人》一书中对交易倾向的描述（第67页起）。异化的概念不同于性格倾向的概念，后者所用的术语是：接纳倾向、剥削倾向、囤积倾向、交易倾向，以及生产倾向。异化可以从任何这些非生产倾向中找到，但尤其与交易倾向有着亲缘关系。异化也与里曼所说的“外向”人格有着同样的关系。不过，“外向”人格虽然也由“交易倾向发展形成的”，却是一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参阅P．里曼所著《孤独的人群》，纽哈文，耶鲁大学出版社，第23页。］在这种倾向中，人体验到自己是一件可以在市场上被他人成功利用的东西。他无法体验到自己是一个主动体，是自身权力的持有者。他同这些人类权力异化开来。他的目的是在市场上能使自己卖个好价钱。他的自我意识不是发源于一个能够爱、能思维的个体的行动，而且来自他的社会经济功能。如果东西会说话，对于“你是谁？”这个问题，一部打字机会回答说：“我是打字机。”一部汽车会回答说：“我是一部汽车。”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是福特牌汽车。”或“我是卡迪兰克牌汽车。”如果你问某人“你是谁”，他答道：“我是工厂主。”“我是职员。”“我是医生”——或者“我已经结过婚。”“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这种回答与会说话的东西作出的回答在含义上并没有什么两样。这便是人体验自己的方式，人体验到自己不是有爱和恨、有信赖和疑虑的活人，而是与自己本性异化了的抽象物，在社会制度中起着某种作用的抽象东西。他的价值观念取决于他的成功与否：他能否把自己卖个好价钱，是否能够赚比本钱多的钱，是否获得了成功。他的肉体、他的头脑、他的灵魂就是他的资本，他生活的任务便是有利地投资，靠自己获利。人的品质，诸如友好、礼貌、仁爱，都被变成了商品，成了“人格包裹”中的财宝，有了这些财宝就可望在人格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一个人把自己作为资本来投资，如果他未获利润，他就会感到自己失败了；如果他赚了钱，他便成功了。很显然，他的自我价值感总是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因素，受制于反复无常的市场判断标准；市场决定人的价值的方式就像决定商品的价值的方式一样。如同所有的商品一样，他如果不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那么，尽管他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但就他的交换价值而言，他却不值一文。　　这种劳动分工带来了许多好处，但是最初它并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人类智慧只是预见到分工会带来丰硕的果实，主动地加快了分工的进程。劳动分工是人的某种［注：亚当·斯密：《民族财富的性质及缘由之探究》，纽约，“现代图书”出版公司，1937年，第13页。］　　国内及国际市场越来越广泛使用的交换原则，确实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依赖的基本经济原则之一，而亚当·斯密在此却预见到，这条原则也会成为现代异化了的人格的深层心理需要之一。交换失去了单纯经济目的的手段的理性功能，而成了目的本身，交换还扩展到了非经济领域。亚当·斯密在（两条）狗交换骨头的例子中无意间道出了交换需要的非理性性质。在这个例子中，不可能存在现实的目的；要么两根骨头差不多没有交换的理由，要么一根骨头比另一根好一些，咬着好骨头的狗不会自愿交换。只有当我们假定交换是需要本身，即使交换并不达到什么实际目的也需要交换这时，这个例子才有意义。亚当·斯密正是这样假定的。［注：参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所作的批判性描述：“时间就是一切；人什么也不是；人只不过是时间的躯壳。”（《哲学的贫困》，第57页。）］在每种情况下，人们都需要用等量的办法来证明这项活动是否值得，这种等量方法是想说明，这项活动是有利的精力投资。甚至连卫生与健康也得为此目的服务：一个人每天早晨散步，他会把散步看成是对健康的一种投资，而不认为散步是令人愉快的活动，用不着证明是否值得。我们在本瑟姆关于快乐与痛苦的概念中，找到了与这种态度最接近的极端形式。本瑟姆假定，生活的目的就是享受快乐，以此为前提，他建议为每件所做事的记一个帐，看看是否快乐多于痛苦，如果快乐多些，这件事便值得去做。因此，在他看来，一切生活都与商业相类似，到时候如果帐上反映出顺差，这就表明这件事是有利的。［注：弗洛伊德提出了快乐原则的概念，以至在文明社会中痛苦大于快乐的悲观论点。从这些概念和论点中，我们可以觉察到本瑟姆的计算方法对弗洛伊德的影响。］现代人的心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生是否值得一活”，这也就是说有感于人生有“失败”与“成功”之别。这种观念是基于把人生当作一种有利可图的实业的见解。失败的人生就像破产的生意一样，损失的要比赚的多。这种看法实属荒谬。我们有快乐，也有不幸，实现了某些目的，而达不到另一些目的；但是，没有什么合理的天秤能够显示出生命是否值得活。从“收支平衡”的观点看，也许人生根本就不值得活。人生必然以死而告结束，一生中我们有许多希望受挫，人生包含着苦难和奋斗。从“收支平衡”的观点看，根本不出生，或在襁褓中死去，似乎更有意义。不过，从另一方面讲，谁又能说爱的一刻欢愉，或者在一个明媚的清晨散一会步，呼吸清新的空气，抵不上生命中所有的苦难与奋斗呢？人生是独一无二的赠礼，是一种挑战，它不能用其它任何东西来衡量。而且，对于人生是否值得一活的问题，我们也找不到合理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注：引自莫里斯·阿尔布瓦所著《自杀的原因》；巴黎，费利克斯·艾尔坎出版社，1930年，第99页和第481页。］我们如何解释这种随着19世纪的繁荣昌盛而日益增加的自杀呢？［注：迪尔凯姆（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译注］在其关于自杀的经典著作中提出，自杀的原因可以在他称之为“社会的反常态度”的现象中找到。他所说的“社会的反常态度”是指这样的事实：所有传统的社会束缚完全解体，所有真正的集体组织都从属于国家，所有真正的社会生活都已消失殆尽。［注：参阅埃米尔·迪尔凯姆所著《自杀论》一书，巴黎，费利克斯·艾尔坎出版社，1897年，第446页。］他认为，生活在现代政治国家中的人是“一群散沙似的单个的人”。［注：同上书，第448页。］迪尔凯姆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些假设，这些假设所代表的倾向包含着他的解释，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将要讨论。我还认为，生活的无聊与单调——这也是由于生活的异化方式引起的——也是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瑞士及美国的自杀数字加上酒精中毒的人数，似乎有助于这一假设的成立。［注：所有的统计数字表明，新教国家的自杀率高于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这也许是因为天主教本身具有许多特点使之不同于新教，这些特点包括：同新教相比天主教对其教徒生活的影响较大，天主教会对付有罪感的措施也更完善，等等。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在新教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较快，对人的性格也较天主教国家塑造得更完全。因此，总的说来，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差异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不过，迪尔凯姆和另外一些研究自杀的学者忽略了另外一个原因。这与那种认为人生是一种可能失败的实业的整个“收支平衡”概念有关。感到“人生已经失败”，“值不得再活下去”的想法是造成很多自杀事件的直接原因；一个人自杀，就像一个商人做生意赔了本，而且再也没有希望翻本时，宣布破产一样。［注：下面的话引自威廉．H．小怀特的文章：《过客》，载《幸福》杂志，1953年5、6、7、8月号。］芝加哥附近的这项发展计划，拟容纳3万人，包括一系列带花园的出租公寓（租金为92美元的跨两层楼带两间卧室的套房），以及供出售的带汽车房的平房（售价1195美元）。居民以办事员为主，包括少数工程及化工工程师，平均收入为6千到7千美元之间，年龄为25岁到35岁，已婚，有一、二个孩子。［注：参阅小沃纳·布卢姆伯格的文章《可怕的机器，焦虑的工人》，载《记者》杂志，1953年9月28日，以及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讲座《现代工厂》，1934年。感谢他同意使用他的讲演稿。］不过，即使我们将区别产业工人与白领工人及中产阶级上层的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产业工人似乎最终也很难逃脱被处于支配地位的协调模式所锻铸的命运。首先，甚至连他的工作条件中的最积极的因素（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也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他的工作已经异化，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工作才表明了他的精力和理性是有意义的。第二，工业自动化的不断增长的趋势也使这后一个因素迅速消失。最后，他同所有人一样，完全置身于文化机器，诸如广告、电影、电视、报纸的控制之下，而且很难逃离被迫与他人合拍的处境，尽管与其他人相比，他顺应主流的动作似乎要慢一些。［注：我们在后面将详细分析现代产业工作。］农民的情况也同产业工人的一样。［注：参阅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著《美丽的新世界》，第196页。］［注：参阅W．J．狄克逊所著《新的工业关系》，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48年；G．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人文工作向何处去》中的讨论，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50年；H．W．哈勒尔的《工业心理》，纽约，莱因哈特出版公司，1949年。］这样的“自由联想”及“自由谈话”的过程有什么作用呢？显然不是弗洛伊德心目中的那种治疗。弗洛伊德当初设想的是把自由联想作为理解无意识的基础。这种“自由联想”及“自由谈话”不过是在富于同情心的听者面前，病人把事情说出来，以便使紧张的情绪得到松弛。心事若总是秘而不宣，就会使你焦躁不安——不过，这种焦躁不安也可能会产生有意义的结果，因为当你反复玩味、反复思考之后，你也许会从痛苦感受中生出新的体验来。但是，当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当你不给你的思想和感情造成一种类似压力的情况，那么你的想法决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这种情况与不受阻挠地消费完全一样。你成了这样一种系统：事情翻来覆去——而体系内部则什么也没有，没有压力，没有消化，没有自我。弗洛伊德关于自由联想的发现有着这样的目的：从你的表面现象下面找出到底有些什么，即发现真正的你。而向同情者倾述谈话的现代方式则有着（虽然未公开宣布的）相反目的；其作用是使一个人忘记自己到底是谁（要是他还有一些记忆的话），消除所有的紧张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完全失掉自我感。正像我们给机器上润滑油一样，我们也给人，尤其是给从事大规模生产的人们上润滑油。我们用动听的口号、物质好处以及心理医生的同情理解来润滑。［注：英国作家乔治·奥韦尔（1903—1950）所著政治讽刺小说中描写的年代。——译注］中的伦理道德。目前，虽然社会正朝着野蛮前进，合乎伦理的行为似乎仍然可以在很多人的具体境况中找到［注：参阅A．格伦在其内容丰富且深刻的著作《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中提出的类似的观点。］。［注：C．W．米尔斯：《白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220页。］［注：参阅彼得．F．德鲁克的著作《大公司的概念》，纽约，约翰·戴出版公司，1946年，第179页。］［注：关于工作与劳动的问题我将在第8章作进一步讨论。］［注：转引自J．R．M．巴特勒所著《英国历史》，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86页。］从那时起，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建立了男女普遍选举制度（瑞士除外，妇女无选举权）。然而，即使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也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民仍然“吃得差，住得差，穿得差”（这是引用富兰克林．D．－罗斯福所说的话）。［注：J．A．舒姆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纽约及伦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47年，第250页。］舒姆彼特接着分析了现代人对待公共福利问题的态度，最后得出了与上面我所叙述的情况差别不大的结论。他说道：　　但是，当我们从个人对家庭和生意的关心出发，进而深入到那些与个人所关心的事并无清楚明白的直接关系的国家及国际事务领域之时，个人的意志、个人对事实的了解以及介入的方法，很快便不再符合经典原则的要求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在我看来也是问题的核心的，是这样的事实：现实感已经如此完全地丧失了。通常只是那些有着闲功夫（虽然还说不上有癖好）的公民才有心就政治大问题作不负任何责任的谈论。这些大事似乎十分遥远，不像生意那么近迫，根本不大可能有具体的危险；即使人们可以证明有这些危险的存在，也不严重。因而，人们在谈论这些政治大事时就仿佛感到自己像是处于一个虚构的世界中一样。［注：同前书，第261、262页。］　　舒姆彼特也指出，在政治问题和商业广告中，都存在着操纵、加工人民意志的倾向。他说道：　　人们加工、制造政治问题和公众意志，其方法与商业广告所用的方法极其类似。我们发现，在这两个方面，人们都试图触及人的潜意识，用同样的技巧来编织有利的和不利的条件；人们都回避或闭口不谈同样的问题。我们发现，在这两个方面，人们都采用了重申某一信念的手法来制造舆论。他们能成功地制造舆论，就像他们能成功地回避符合理性的论证，避免唤醒人的批判力一样。这类相似的情况还很多，只是，这些诡计应用的范围在公共事务领域较之私人生活及职业领域更加广泛。从长远的观点看，世上最漂亮的美女的图片也会无力来保证劣等香烟的销售。同样，也没有有效的方法来保障政治决定。很多与命运相关的重要决定都有这样的性质：公众要想验证这些决定，就必须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相当大的代价。即便不花多少时间和代价，总的看来，要得出判断结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比如香烟广告之类的情况，因为你很难说清楚效果。［注：同前书，第263页。］　　在分析的基础上，舒姆彼特得出了关于民主的定义，这个定义虽不如第一个定义那么崇高，却无疑更现实一些。“民主的方法是一种作出政治决定的组织安排，［注：同前书，第269页。］［注：参阅R．H．S．克罗斯曼的文章，《寡头政治政党》，载《新政治家和国家》杂志，伦敦，1954年8月21日。］而且，即使在政党内部，也是由少数鲜为人知的有影响的关键人物作出决定。实际情况是：尽管公民都相信他指导着国家的决策，但他所起的作用并不比一般股东参与控制“他的”公司的情况大多少。投票选举行为与重大的高级政治决策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我们不能说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但也不能说最后的决定是选民意愿的结果。这种情况正是公民意志的异化表达形式。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投票者幻想着自己是决定的制订者，他所接受的决定仿佛是自己的决定一般。实际上，这些决定不由他们控制，也由他所不知的力量所左右。难怪这种情形使一般的公民在政治事务中深感无能为力（虽然他并不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政治理解力也由此愈来愈低。因为一个人在行动之前必须思考，所以当人没有行动的机会时，思维也就变得贫弱了。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不能有效地行加，他就无法作出任何带建设性的思考。（三）异化与精神健康　　这之后一位深思熟虑的长者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是这些人中最了不起的医生，他们的医学家，有着丰富的哲学头脑，富于创新。他想到应该给努内治治怪病。一天雅各布在场时，这位医生又把话题转到了努内身上。［注：H．G．韦尔斯：《在慧星上的日子和十七篇短篇故事》，纽约，查尔斯．斯克思布纳之子出版社，1925年。］　　我们现行的精神病学对精神健康的定义强调了那些属于当代异化了的社会性格的品质：适应、合作、进取、容忍、野心等等。我在前面引用了斯特雷克关于“成熟”的定义，以说明那种把宣传助理经理的广告转化成精神病术语的幼稚作法。但是，正像我在另外的场合提到过的那样，甚至连当代目光最深刻、最杰出的心理分析学家之一的H．S．沙利文，也受到了这种无孔不入的异化概念的影响。正因为沙利文的名望以及他对精神病学所作的重要贡献，所以就此进行的讨论会给我们以启迪作用。异化了的人缺乏自我感，只是对他人的期望作出反应，并由此体验到自己的存在。沙利文把这一事实当成人性的部分属性，这正像弗洛伊德把体现着本世纪初期特征的竞争性当成自然现象一样。于是，沙利文将流行于世的有关独一无二的自我的观点称做“独一无二的个性的幻想。“［注：H．S．沙利文：《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纽约，诺登出版公司，1953年，第140页。］我们同样清楚地看到，在沙利文对人的基本需要的阐述中，也有着异化思想的影响。按照他的观点，人的基本需要是“个人安全的需要，即消除焦虑的需要；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的需要，也即至少同另一个人合作的需要；以及与追求性欲高潮的性行为有关的情欲满足的需要。”［注：同上书，第264页。］沙利文在此定出的关于精神健康的三条标准为人们普遍接受。粗略看来，有关这种认为爱、安全感以及性满足是精神健康的完全正常目标的看法，没有人会表示异议。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概念进行批判性的考察，我们就会看到，在一个异化了的社会中，这些概念已经不同于它们在其它文化中的含义了。［注：西．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第69页。］为了使自己免除爱所带来的痛苦，人（不过仅仅是“很少数的人”）能够通过“把主要的价值观念从被爱的事实转移到自己去爱人的行动中去”，以及“不是爱个别客体而是平等地爱所有的人”的方式，改变情欲的作用。这样，“他们便使肉欲爱离开其性欲目的，并将本能修改为［注：同上书，第69页及后面几页的讨论。］一体感以及与世界融合的感觉（“浩淼感”），是宗教经验，尤其是神秘经验以及与所爱的人结合成一体的经验的本质；弗洛伊德将这种一体感以及与世界融合的感觉解释为一种回复到早期“无限的自恋”状态的倒退。［注：西．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第21页。］［注：同上书，第246页。］简言之，沙利文将爱的本质定义为一种相互合作的处境，这种处境使两个人都感到：“我们按规则来进行游戏，以保持我们的威望、优越感与优点。”［注：同上书，第246页。沙利文还给爱下了另一种定义：当一个人感到另一个人的需要与自己的需要同等重要之时，爱便产生了。这一定义由于其中包含的市场需要因素，因而同上述定义相比，便显得逊色多了。］［注：参阅E．弗洛姆在《遗忘了的语言》一书中就这个问题所作的较详细的讨论。纽约，莱因哈特出版公司，1952年。——译注］每一棵树既是同一棵树又表达出每一位画家的个性。在梦中我们完全是从内部看见了世界；世界失去了自身的客观性，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纯粹个人经验的象征物。一个醒着做梦的人，也就是说，只接触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无法根据世界的客观行为环境来看待外部世界的人，是神经错乱的人。而如果一个人只能照相般地体验外部世界，同自己的内心世界、同自己没有什么联系，那么，他就是异化的人。精神分裂与异化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两种形式的疾病都缺少了人类经验的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有着经验的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是具有创造精神的人，他的这种创造精神来自内部和外部观察形式的对立与统一。［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莫尔斯·佩卡姆和雷克斯·克劳福德教授为贝尔电话公司的助理经理举办的文学和哲学讲座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说明了这种新趋势。］ [04.htm](第四章精神健康与社会.md)[index.htm](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md)[06.htm](第六章其它各种诊断.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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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 · #1 #2 #3 #4 #5 社会性格［注：在后面几页中部分观点选自我的论文《心理分析性格学及其在理解文化中的应用》，载G．S．萨金特及M．斯密斯所编《文化及性格》一书，瓦伊金基金会出版，1949年。社会性格的概念最初形成于我的论文《心理分析性格学在社会学中的应用》，载《社会研究时文选》第一卷，莱比锡，赫希菲尔德出版公司，1931年。］［注：那种认为训练孩子的方法本身便是某一文化形成的原因的设想正是卡迪纳、戈勒等人的研究方法的弱点所在。在这一方面，他们的著作是以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前提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结构一、17世纪与18世纪的资本主义［注：此处的描述及引语取自W。松巴特的《资产阶级》，慕尼黑及莱比锡，1923年。］《彻头彻尾的英国商人》第五版还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一个“发了家的商人”比他的竞争者赚了更多的钱，因此他不再利用信用贷款，直接从生产者手中买来货物，不经过中间人，自己转输这些货物，并将货物直接卖给零售商，于是后者便能以低于市价一便士的价格出售布料。《彻头彻尾的英国商人》评论道，整个这种方法的结果便是，这个“贪婪的人”富了，另一个人买了稍稍便宜的布，这种“非常少的利益与其它商人所受的危害相比极不相称”。［注：同前。］我们从德国和法国18世纪的习俗中也发现了类似禁止廉价出售商品的说法。［注：科尔伯（1619—1683）：法国政治家。——译注］把机器叫做“劳工之敌”，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十五章，15节）中说道：机器减少了工人数目，因而是“有害的”。产生上述各种各样的态度的根据，便是几个世纪以来支配着人的生活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社会与经济是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了社会和经济而存在。凡伤害社会中任何一个集团的经济进步，都不是健康的；用不着说，这种观念与传统的思想密切相关，即传统的社会平衡应当保持，任何变动都是有害的。二、19世纪的资本主义［注：卡内基（1835—1919）：美国工业家及慈善。——译注］在他的自传中所说的那样——不扩大经营就意味着倒退。实际情况便是，当生意开始做大之时，人们就［注：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身体需要与那些不是来自身体需要的欲望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差别。例如：想吃的欲望，受到生理机构的自我节制，只要不是病理性的，这种欲望就有一个生理满足的限制。而野心、权势欲等，不是来自机体的生理需要，没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这便是这些欲望日益膨胀如此具有危险性的原因。］［注：参阅《自为的人》一书，第114页。］我们很容易便可看到，在18、19世纪，囤积倾向适应着经济进步的需要，因而积极因素占了主导地位；而在20世纪，因为这种倾向的特征体现在落伍的阶级身上，所以其表现形式都是消极的。［注：参阅R．M．托尼在《渴求财富的社会》一书中对同一观点的讨论。哈考特及布雷斯出版公司，纽约，1920年出版，第99页。］［注：不过，俄国及德国的情况却向我们表明，20世纪逃避自由的形式，也可能是完全服从于公开的非理性权威。］适应及认可的需要取代了个人的良心；虽然意识不到但却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之感取代了自豪感与优越感。［注：我得补充一点，前面所述主要是指19世纪的中产阶级。19世纪的工人和农民在许多基本方面都与此不同。20世纪发展的众多方面之一，就是各社会合作（尤其是居住在城市的各阶层）之间的性格差异，几乎完全消失了。］［注：见艾德莱·史蒂文森195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我们眼前没有公开的权威来威吓我们，但是，我们却害怕那要求人协调、顺从的匿名权威。我们不屈服于任何人，我们并不同权威发生冲突，但是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信念，几乎丧失了个性，没有自我意识。很显然，我们不能按照19世纪的老方法来诊断我们的病。我们必须认清我们时代的特殊病理问题，才能获得洞察力，以拯救西方世界，使其不致于越来越陷入疯狂中。在下一节中，我将试图作出这种诊断，讨论20世纪西方人的社会性格。三、20世纪（一）社会及经济变化［注：参阅Th．卡斯卡多姆和R．莫德利所著《美国，衡量一个国家》，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1949年。］在20世纪中期，我们看到了一种日益增长的使用自动机器的趋势，这些机器有着自己的“头脑”，使生产的整个过程发生根本变化。［注：参阅A．A．伯利和G．C．韦恩斯所著《现代公司和私人财产》，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1940年。］我们必须进一步记住，这些庞大的公司所具有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们直接控制的资产。“小公司同大公司做买卖，也可能同其它小公司打交道，但大公司对它的影响就可能大大胜过其它小公司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小公司要保持兴旺繁荣，就得依赖大公司所给的恩惠，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是，大公司的利益也成了小公司的利益。仅凭公司规模的大小，大公司对物价的影响也大大增加了，即使大公司还未开始行动去垄断价格。大公司的政治影响也可能十分巨大。因此，如果粗略地划分一下，20家大公司控制着共同财富的一半，其余一半为小公司所有，那么我们可以公平地说，这些大企业统治着一大半工业生产。在1.25亿人口中，200人控制并指挥着一半的工业，当我们考虑到集中造成的这一情况之时，权力集中就显而易见了。”［注：见前书。］自从1933年以来，这种权力集中的情况一直在增长，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的趋势。［注：这些统计数字引自C．W．米尔斯所著《白领工人》一书，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51年。］正如这些统计数字所表明那样，随着企业资本的集中，这些大企业的雇员人数也猛增起来。在旧的中产阶级中，农民、独立经营商以及自由职业者占了85％，现在，这些人只占了中产阶级的44％；在同一时期，新的中产阶级从15％增加到了56％。在这一新的中产阶级中，经理由2％增加到6％，靠工资维生的专业人员由2％增加到2％。在1870年到1940年间，这个新的中产阶级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由6％上升到25％；而工资工人则由61％下降到55％。米尔斯简单明白地指出：“……操纵物的个人越来越少；对付人和符号的人越来越多。” ［注：见前书。］［注：这些以及下面的统计数字引自伯利和韦恩斯的著作。］只是在公司中，经营者才似乎占了重要股份，在大公司，即最重要的公司中，股份所有权和经营权几乎完全分离。1929年，在某些最大的铁路及公共事业公司中，每个股份人所占的份额不超过全部股份的2.74％。据伯利和韦恩斯称，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工业领域。“在工业生产中，如果把经营者所持的股份按平均多少排成一个队的话，……高级职员和经理所持的股份几乎完全与公司的大小成反比。除了两种例外情况之外，公司越大，经营者所持的股份越少。在几个铁路公司中，每个公司的普通股平均为5200万美元，经营者占的股份为1.4％。在各种采矿业中，经营者所占的股份为1.8％。只有在小公司中，经营者才占有了重要的股份红利。除了平均资本为1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公司之外，小公司的经营者占的股份还不到20％。此外，还有三个行业完全由资本不到20万美元的小公司组成，在这些小公司中，经理和高级职员占了一大半股份。“［注：见伯利和韦恩斯的著作。］这里出现了两种倾向：大企业相对增加，大企业经营者所占的股份相对减少。如果把这两种倾向联系在一起，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总的趋势是资本所有者与经营加速分离。经营者不拥有相当的资本，又怎样控制企业呢？这是一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问题，我们在后面将对其进行讨论。（二）性格的变化［注：如果读者熟悉了在《自为的人》中形成的市场倾向的概念，就会看到，异化现象是更普通的现象，也是“市场倾向”这一特殊概念的基础。］［注：格特鲁德。斯坦（1874—1946）：留居法国的美国作家。——译注］“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便是对这种抽象的经验形式的抗议；对大多数人来说，玫瑰并［注：见《矿工》杂志，1953年。］我们还可以从福音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所说的话中，看到更明显的商业影响。格雷厄姆说道：“我在出售世上最伟大的产品；为什么我们不该像吹捧肥皂那样颂扬它呢？”［注：《时代》杂志，1954年10月25日。］［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论文》，S．兰德夏特和D．P．迈尔合编，莱比锡，1932年，第2卷，第25页。］［注：J．J．吉莱斯皮：《工业中的自由表现形式》，伦敦，向导出版有限公司，1948年。］［注：参阅W．休恩所写的有趣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一种管理意识》，法兰克福，《火花》杂志第5期，1954年8月。］［注：参阅彼得．F．德鲁克：《公司的概念》，约翰·戴出版公司，纽约，1946年，第8、9页。］大公司的　　（1）所有权的地位由主动变成了被动。原先，所有者拥有物质财产，他可以指挥这些财产，也为财产负责；而现在，他只有一纸代表着某些权利以及可望从企业得到多少利益的文书。但是，对于企业，对于物质财产（生产的手段和工具），他有一份利益，却没有什么控制权。与此同时，他对企业及其物质财产也没有什么责任。人们常常说，马的主人有权有责。如果马活着，他得喂它，马死了他得埋它。但是，实际上企业所有者却无法实施自己的力量来影响企业的基本财产。［注：参阅A．A．伯利及G．C．韦恩斯所著《现代公司和私人财产》一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1940年，第66—68页。］　　股东的异化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对企业的控制问题。从法律程序上讲，股东们控制着企业，也就是说，他们选举管理者，正如在民主政体中人们选举代表一样。但实际上，股东的权限很小，这是因为，每一份股份都十分少，因而每个股东对碰头、开会不感兴趣，对参与活动也不积极。伯利和韦恩斯对五种主要的控制形式作了这样的区分：“这些控制形式包括：（1）几乎完全由所有者控制；（2）多数人控制；（3）通过非多数人所有的某种合法安排来控制；（4）少数人控制，以及（5）管理者控制。”［注：见前书第70页。］1930年200家（按照财富多少计算的）最大的公司中，头两种控制方式（私有者及多数人控制）只占5％；而余下的94％中，不是通过管理者控制就是由一小份一小份所有权组成的符合法律程序的安排来控制，或者由少数股东控制。［注：见前书第94页及114—117页。］伯利和韦恩斯的经典著作中十分有趣地描述了这种奇迹是怎样在不施武力、没有欺诈，或者不违犯任何法律的情况下出现的。　　钱……将真实的人类和自然的力量转变成了纯粹抽象的概念，因而使人和自然的力量成了不完全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钱又把确实不完全的以及想象的力量，那种只存在于个人想象之中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力量。……钱把忠诚变成了邪恶，把邪恶变成了德性，把主人变成了奴隶，把无知变成了理智。……能买到武勇的人就是勇士，虽然就他的本性而言，他可能是怯弱的。……假定［注：《民族经济与哲学》，1844年；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早期著作》，阿尔雷德·克罗纳出版社，斯图加特，1953年，第30—301页。］　　现在让我们把获取的方法放在一边，来谈谈这样一个问题：一旦我们获得了这些东西，我们是如何加以利用的呢？就很多东西而言，我们甚至找不到使用的借口。我们得到这些东西不过是为了［注：卡尔·马克思，同前，第254页。］［注：参阅托恩·尼斯所使用的与“Geselshaft（社会）”相对的概念“GemeinLschaf”（团体）。］现代社会由“原子”构成（我们这里使用的“原子”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相当于“人”），这些细小的粒子相互离异，是自私的利害关系以及相互利用的需要把它们聚合在一起的。然而，人又是一个社会动物，有着作为集体的一员去分享、去帮助、去感受的深切需要。那么人的这种社会追求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这些追求表现在公众领域这个特殊范围，而不在个人领域。我们与同胞的个人交往受制于自我中心主义原则：“人人为自己，上帝为我们大家。”这与基督教教义形成了公开的对抗。是自我中心的利益而不是与同胞的团结、对同胞的爱，推动着个人的行动。与同胞的团结、对同胞的爱可说是次要的感情，是个人的慈善或仁慈行为，而不是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成成分。作为个人，我们的私人生活不同于作为“公民”的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我们的社会状况体现着我们的社会存在；作为公民，我们应当（而且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也是这样）具有社会责任和义务感。我们纳税，我们选举，我们尊重法律；打仗时，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一个人不愿花100元来救济一个陌生人，而在战争中，假使他们俩人碰巧都是穿军装的士兵时，这个人会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去救这同一个陌生人。我们还能找出比这一事实更明白的例子，来说明个人存在与公众存在相分离的情况吗？军装体现着我们的社会特性——而平民衣服则象征着我们的自我中心的特性。［注：《共产主义、协调及文明自由》，纽约，花园城，道布尔戴出版有限公司，1955年。］作者向一群有代表性的各类美国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大多数人提到个人的私事、经济、健康等问题，只有8％的人关心世界问题，包括战争。不过，人们并不认为某些社会问题是个人的现实问题，因此对此虽然并不容忍却也不甚关心。有趣的是，尽管几乎这些人都信奉上帝，似乎没有人为自己的灵魂、拯救以及精神健康问题发愁。上帝同整个世界一样都已经异化了。引起人们关心和焦虑的是生活中那些涉及个人的孤立因素，而不是那些与同胞相关的社会普遍问题。［注：参阅我在《自为的人》一书中对交易倾向的描述（第67页起）。异化的概念不同于性格倾向的概念，后者所用的术语是：接纳倾向、剥削倾向、囤积倾向、交易倾向，以及生产倾向。异化可以从任何这些非生产倾向中找到，但尤其与交易倾向有着亲缘关系。异化也与里曼所说的“外向”人格有着同样的关系。不过，“外向”人格虽然也由“交易倾向发展形成的”，却是一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参阅P．里曼所著《孤独的人群》，纽哈文，耶鲁大学出版社，第23页。］在这种倾向中，人体验到自己是一件可以在市场上被他人成功利用的东西。他无法体验到自己是一个主动体，是自身权力的持有者。他同这些人类权力异化开来。他的目的是在市场上能使自己卖个好价钱。他的自我意识不是发源于一个能够爱、能思维的个体的行动，而且来自他的社会经济功能。如果东西会说话，对于“你是谁？”这个问题，一部打字机会回答说：“我是打字机。”一部汽车会回答说：“我是一部汽车。”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是福特牌汽车。”或“我是卡迪兰克牌汽车。”如果你问某人“你是谁”，他答道：“我是工厂主。”“我是职员。”“我是医生”——或者“我已经结过婚。”“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这种回答与会说话的东西作出的回答在含义上并没有什么两样。这便是人体验自己的方式，人体验到自己不是有爱和恨、有信赖和疑虑的活人，而是与自己本性异化了的抽象物，在社会制度中起着某种作用的抽象东西。他的价值观念取决于他的成功与否：他能否把自己卖个好价钱，是否能够赚比本钱多的钱，是否获得了成功。他的肉体、他的头脑、他的灵魂就是他的资本，他生活的任务便是有利地投资，靠自己获利。人的品质，诸如友好、礼貌、仁爱，都被变成了商品，成了“人格包裹”中的财宝，有了这些财宝就可望在人格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一个人把自己作为资本来投资，如果他未获利润，他就会感到自己失败了；如果他赚了钱，他便成功了。很显然，他的自我价值感总是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因素，受制于反复无常的市场判断标准；市场决定人的价值的方式就像决定商品的价值的方式一样。如同所有的商品一样，他如果不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那么，尽管他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但就他的交换价值而言，他却不值一文。　　这种劳动分工带来了许多好处，但是最初它并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人类智慧只是预见到分工会带来丰硕的果实，主动地加快了分工的进程。劳动分工是人的某种［注：亚当·斯密：《民族财富的性质及缘由之探究》，纽约，“现代图书”出版公司，1937年，第13页。］　　国内及国际市场越来越广泛使用的交换原则，确实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依赖的基本经济原则之一，而亚当·斯密在此却预见到，这条原则也会成为现代异化了的人格的深层心理需要之一。交换失去了单纯经济目的的手段的理性功能，而成了目的本身，交换还扩展到了非经济领域。亚当·斯密在（两条）狗交换骨头的例子中无意间道出了交换需要的非理性性质。在这个例子中，不可能存在现实的目的；要么两根骨头差不多没有交换的理由，要么一根骨头比另一根好一些，咬着好骨头的狗不会自愿交换。只有当我们假定交换是需要本身，即使交换并不达到什么实际目的也需要交换这时，这个例子才有意义。亚当·斯密正是这样假定的。［注：参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所作的批判性描述：“时间就是一切；人什么也不是；人只不过是时间的躯壳。”（《哲学的贫困》，第57页。）］在每种情况下，人们都需要用等量的办法来证明这项活动是否值得，这种等量方法是想说明，这项活动是有利的精力投资。甚至连卫生与健康也得为此目的服务：一个人每天早晨散步，他会把散步看成是对健康的一种投资，而不认为散步是令人愉快的活动，用不着证明是否值得。我们在本瑟姆关于快乐与痛苦的概念中，找到了与这种态度最接近的极端形式。本瑟姆假定，生活的目的就是享受快乐，以此为前提，他建议为每件所做事的记一个帐，看看是否快乐多于痛苦，如果快乐多些，这件事便值得去做。因此，在他看来，一切生活都与商业相类似，到时候如果帐上反映出顺差，这就表明这件事是有利的。［注：弗洛伊德提出了快乐原则的概念，以至在文明社会中痛苦大于快乐的悲观论点。从这些概念和论点中，我们可以觉察到本瑟姆的计算方法对弗洛伊德的影响。］现代人的心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生是否值得一活”，这也就是说有感于人生有“失败”与“成功”之别。这种观念是基于把人生当作一种有利可图的实业的见解。失败的人生就像破产的生意一样，损失的要比赚的多。这种看法实属荒谬。我们有快乐，也有不幸，实现了某些目的，而达不到另一些目的；但是，没有什么合理的天秤能够显示出生命是否值得活。从“收支平衡”的观点看，也许人生根本就不值得活。人生必然以死而告结束，一生中我们有许多希望受挫，人生包含着苦难和奋斗。从“收支平衡”的观点看，根本不出生，或在襁褓中死去，似乎更有意义。不过，从另一方面讲，谁又能说爱的一刻欢愉，或者在一个明媚的清晨散一会步，呼吸清新的空气，抵不上生命中所有的苦难与奋斗呢？人生是独一无二的赠礼，是一种挑战，它不能用其它任何东西来衡量。而且，对于人生是否值得一活的问题，我们也找不到合理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注：引自莫里斯·阿尔布瓦所著《自杀的原因》；巴黎，费利克斯·艾尔坎出版社，1930年，第99页和第481页。］我们如何解释这种随着19世纪的繁荣昌盛而日益增加的自杀呢？［注：迪尔凯姆（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译注］在其关于自杀的经典著作中提出，自杀的原因可以在他称之为“社会的反常态度”的现象中找到。他所说的“社会的反常态度”是指这样的事实：所有传统的社会束缚完全解体，所有真正的集体组织都从属于国家，所有真正的社会生活都已消失殆尽。［注：参阅埃米尔·迪尔凯姆所著《自杀论》一书，巴黎，费利克斯·艾尔坎出版社，1897年，第446页。］他认为，生活在现代政治国家中的人是“一群散沙似的单个的人”。［注：同上书，第448页。］迪尔凯姆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些假设，这些假设所代表的倾向包含着他的解释，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将要讨论。我还认为，生活的无聊与单调——这也是由于生活的异化方式引起的——也是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瑞士及美国的自杀数字加上酒精中毒的人数，似乎有助于这一假设的成立。［注：所有的统计数字表明，新教国家的自杀率高于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这也许是因为天主教本身具有许多特点使之不同于新教，这些特点包括：同新教相比天主教对其教徒生活的影响较大，天主教会对付有罪感的措施也更完善，等等。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在新教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较快，对人的性格也较天主教国家塑造得更完全。因此，总的说来，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差异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不过，迪尔凯姆和另外一些研究自杀的学者忽略了另外一个原因。这与那种认为人生是一种可能失败的实业的整个“收支平衡”概念有关。感到“人生已经失败”，“值不得再活下去”的想法是造成很多自杀事件的直接原因；一个人自杀，就像一个商人做生意赔了本，而且再也没有希望翻本时，宣布破产一样。［注：下面的话引自威廉．H．小怀特的文章：《过客》，载《幸福》杂志，1953年5、6、7、8月号。］芝加哥附近的这项发展计划，拟容纳3万人，包括一系列带花园的出租公寓（租金为92美元的跨两层楼带两间卧室的套房），以及供出售的带汽车房的平房（售价1195美元）。居民以办事员为主，包括少数工程及化工工程师，平均收入为6千到7千美元之间，年龄为25岁到35岁，已婚，有一、二个孩子。［注：参阅小沃纳·布卢姆伯格的文章《可怕的机器，焦虑的工人》，载《记者》杂志，1953年9月28日，以及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讲座《现代工厂》，1934年。感谢他同意使用他的讲演稿。］不过，即使我们将区别产业工人与白领工人及中产阶级上层的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产业工人似乎最终也很难逃脱被处于支配地位的协调模式所锻铸的命运。首先，甚至连他的工作条件中的最积极的因素（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也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他的工作已经异化，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工作才表明了他的精力和理性是有意义的。第二，工业自动化的不断增长的趋势也使这后一个因素迅速消失。最后，他同所有人一样，完全置身于文化机器，诸如广告、电影、电视、报纸的控制之下，而且很难逃离被迫与他人合拍的处境，尽管与其他人相比，他顺应主流的动作似乎要慢一些。［注：我们在后面将详细分析现代产业工作。］农民的情况也同产业工人的一样。［注：参阅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著《美丽的新世界》，第196页。］［注：参阅W．J．狄克逊所著《新的工业关系》，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48年；G．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人文工作向何处去》中的讨论，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50年；H．W．哈勒尔的《工业心理》，纽约，莱因哈特出版公司，1949年。］这样的“自由联想”及“自由谈话”的过程有什么作用呢？显然不是弗洛伊德心目中的那种治疗。弗洛伊德当初设想的是把自由联想作为理解无意识的基础。这种“自由联想”及“自由谈话”不过是在富于同情心的听者面前，病人把事情说出来，以便使紧张的情绪得到松弛。心事若总是秘而不宣，就会使你焦躁不安——不过，这种焦躁不安也可能会产生有意义的结果，因为当你反复玩味、反复思考之后，你也许会从痛苦感受中生出新的体验来。但是，当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当你不给你的思想和感情造成一种类似压力的情况，那么你的想法决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这种情况与不受阻挠地消费完全一样。你成了这样一种系统：事情翻来覆去——而体系内部则什么也没有，没有压力，没有消化，没有自我。弗洛伊德关于自由联想的发现有着这样的目的：从你的表面现象下面找出到底有些什么，即发现真正的你。而向同情者倾述谈话的现代方式则有着（虽然未公开宣布的）相反目的；其作用是使一个人忘记自己到底是谁（要是他还有一些记忆的话），消除所有的紧张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完全失掉自我感。正像我们给机器上润滑油一样，我们也给人，尤其是给从事大规模生产的人们上润滑油。我们用动听的口号、物质好处以及心理医生的同情理解来润滑。［注：英国作家乔治·奥韦尔（1903—1950）所著政治讽刺小说中描写的年代。——译注］中的伦理道德。目前，虽然社会正朝着野蛮前进，合乎伦理的行为似乎仍然可以在很多人的具体境况中找到［注：参阅A．格伦在其内容丰富且深刻的著作《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中提出的类似的观点。］。［注：C．W．米尔斯：《白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220页。］［注：参阅彼得．F．德鲁克的著作《大公司的概念》，纽约，约翰·戴出版公司，1946年，第179页。］［注：关于工作与劳动的问题我将在第8章作进一步讨论。］［注：转引自J．R．M．巴特勒所著《英国历史》，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86页。］从那时起，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建立了男女普遍选举制度（瑞士除外，妇女无选举权）。然而，即使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也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民仍然“吃得差，住得差，穿得差”（这是引用富兰克林．D．－罗斯福所说的话）。［注：J．A．舒姆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纽约及伦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47年，第250页。］舒姆彼特接着分析了现代人对待公共福利问题的态度，最后得出了与上面我所叙述的情况差别不大的结论。他说道：　　但是，当我们从个人对家庭和生意的关心出发，进而深入到那些与个人所关心的事并无清楚明白的直接关系的国家及国际事务领域之时，个人的意志、个人对事实的了解以及介入的方法，很快便不再符合经典原则的要求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在我看来也是问题的核心的，是这样的事实：现实感已经如此完全地丧失了。通常只是那些有着闲功夫（虽然还说不上有癖好）的公民才有心就政治大问题作不负任何责任的谈论。这些大事似乎十分遥远，不像生意那么近迫，根本不大可能有具体的危险；即使人们可以证明有这些危险的存在，也不严重。因而，人们在谈论这些政治大事时就仿佛感到自己像是处于一个虚构的世界中一样。［注：同前书，第261、262页。］　　舒姆彼特也指出，在政治问题和商业广告中，都存在着操纵、加工人民意志的倾向。他说道：　　人们加工、制造政治问题和公众意志，其方法与商业广告所用的方法极其类似。我们发现，在这两个方面，人们都试图触及人的潜意识，用同样的技巧来编织有利的和不利的条件；人们都回避或闭口不谈同样的问题。我们发现，在这两个方面，人们都采用了重申某一信念的手法来制造舆论。他们能成功地制造舆论，就像他们能成功地回避符合理性的论证，避免唤醒人的批判力一样。这类相似的情况还很多，只是，这些诡计应用的范围在公共事务领域较之私人生活及职业领域更加广泛。从长远的观点看，世上最漂亮的美女的图片也会无力来保证劣等香烟的销售。同样，也没有有效的方法来保障政治决定。很多与命运相关的重要决定都有这样的性质：公众要想验证这些决定，就必须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相当大的代价。即便不花多少时间和代价，总的看来，要得出判断结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比如香烟广告之类的情况，因为你很难说清楚效果。［注：同前书，第263页。］　　在分析的基础上，舒姆彼特得出了关于民主的定义，这个定义虽不如第一个定义那么崇高，却无疑更现实一些。“民主的方法是一种作出政治决定的组织安排，［注：同前书，第269页。］［注：参阅R．H．S．克罗斯曼的文章，《寡头政治政党》，载《新政治家和国家》杂志，伦敦，1954年8月21日。］而且，即使在政党内部，也是由少数鲜为人知的有影响的关键人物作出决定。实际情况是：尽管公民都相信他指导着国家的决策，但他所起的作用并不比一般股东参与控制“他的”公司的情况大多少。投票选举行为与重大的高级政治决策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我们不能说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但也不能说最后的决定是选民意愿的结果。这种情况正是公民意志的异化表达形式。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投票者幻想着自己是决定的制订者，他所接受的决定仿佛是自己的决定一般。实际上，这些决定不由他们控制，也由他所不知的力量所左右。难怪这种情形使一般的公民在政治事务中深感无能为力（虽然他并不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政治理解力也由此愈来愈低。因为一个人在行动之前必须思考，所以当人没有行动的机会时，思维也就变得贫弱了。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不能有效地行加，他就无法作出任何带建设性的思考。（三）异化与精神健康　　这之后一位深思熟虑的长者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是这些人中最了不起的医生，他们的医学家，有着丰富的哲学头脑，富于创新。他想到应该给努内治治怪病。一天雅各布在场时，这位医生又把话题转到了努内身上。［注：H．G．韦尔斯：《在慧星上的日子和十七篇短篇故事》，纽约，查尔斯．斯克思布纳之子出版社，1925年。］　　我们现行的精神病学对精神健康的定义强调了那些属于当代异化了的社会性格的品质：适应、合作、进取、容忍、野心等等。我在前面引用了斯特雷克关于“成熟”的定义，以说明那种把宣传助理经理的广告转化成精神病术语的幼稚作法。但是，正像我在另外的场合提到过的那样，甚至连当代目光最深刻、最杰出的心理分析学家之一的H．S．沙利文，也受到了这种无孔不入的异化概念的影响。正因为沙利文的名望以及他对精神病学所作的重要贡献，所以就此进行的讨论会给我们以启迪作用。异化了的人缺乏自我感，只是对他人的期望作出反应，并由此体验到自己的存在。沙利文把这一事实当成人性的部分属性，这正像弗洛伊德把体现着本世纪初期特征的竞争性当成自然现象一样。于是，沙利文将流行于世的有关独一无二的自我的观点称做“独一无二的个性的幻想。“［注：H．S．沙利文：《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纽约，诺登出版公司，1953年，第140页。］我们同样清楚地看到，在沙利文对人的基本需要的阐述中，也有着异化思想的影响。按照他的观点，人的基本需要是“个人安全的需要，即消除焦虑的需要；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的需要，也即至少同另一个人合作的需要；以及与追求性欲高潮的性行为有关的情欲满足的需要。”［注：同上书，第264页。］沙利文在此定出的关于精神健康的三条标准为人们普遍接受。粗略看来，有关这种认为爱、安全感以及性满足是精神健康的完全正常目标的看法，没有人会表示异议。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概念进行批判性的考察，我们就会看到，在一个异化了的社会中，这些概念已经不同于它们在其它文化中的含义了。［注：西．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第69页。］为了使自己免除爱所带来的痛苦，人（不过仅仅是“很少数的人”）能够通过“把主要的价值观念从被爱的事实转移到自己去爱人的行动中去”，以及“不是爱个别客体而是平等地爱所有的人”的方式，改变情欲的作用。这样，“他们便使肉欲爱离开其性欲目的，并将本能修改为［注：同上书，第69页及后面几页的讨论。］一体感以及与世界融合的感觉（“浩淼感”），是宗教经验，尤其是神秘经验以及与所爱的人结合成一体的经验的本质；弗洛伊德将这种一体感以及与世界融合的感觉解释为一种回复到早期“无限的自恋”状态的倒退。［注：西．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第21页。］［注：同上书，第246页。］简言之，沙利文将爱的本质定义为一种相互合作的处境，这种处境使两个人都感到：“我们按规则来进行游戏，以保持我们的威望、优越感与优点。”［注：同上书，第246页。沙利文还给爱下了另一种定义：当一个人感到另一个人的需要与自己的需要同等重要之时，爱便产生了。这一定义由于其中包含的市场需要因素，因而同上述定义相比，便显得逊色多了。］［注：参阅E．弗洛姆在《遗忘了的语言》一书中就这个问题所作的较详细的讨论。纽约，莱因哈特出版公司，1952年。——译注］每一棵树既是同一棵树又表达出每一位画家的个性。在梦中我们完全是从内部看见了世界；世界失去了自身的客观性，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纯粹个人经验的象征物。一个醒着做梦的人，也就是说，只接触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无法根据世界的客观行为环境来看待外部世界的人，是神经错乱的人。而如果一个人只能照相般地体验外部世界，同自己的内心世界、同自己没有什么联系，那么，他就是异化的人。精神分裂与异化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两种形式的疾病都缺少了人类经验的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有着经验的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是具有创造精神的人，他的这种创造精神来自内部和外部观察形式的对立与统一。［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莫尔斯·佩卡姆和雷克斯·克劳福德教授为贝尔电话公司的助理经理举办的文学和哲学讲座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说明了这种新趋势。］ [04.htm](第四章精神健康与社会.md)[index.htm](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md)[06.htm](第六章其它各种诊断.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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