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通向健全之路

作者：弗罗姆 · 1955

弗罗姆

第八章　通向健全之路 · #1 #2 #3 #4 #5 #6 #7 #8 #9 概论经济改革一、社会主义问题　　我们生活的时代不是稳步迈向世界福利的资本主义时代，而是世界革命的时代，因此，那种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帮助逐渐改善人类的物质命运，逐渐扩大人类自由的范围的看法是十分愚蠢的。历史的力量一直迫使人们朝极权主义方向前进：在苏俄集团中，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有意识地造成了这种局面；在自由世界，经营管理式的社会的成长、全面重新武装军备的后果，以及对殖民地人民独立愿望的压制，也导致了这种倾向。社会主义的任务既不是加速，也不是反对这场政治革命（因为这就像一百年前反对工业革命的努力一样，是徒劳无益的），而是使之文明化。［注：克罗斯曼编：《费边社论文新集》，特恩斯泰尔出版社，伦敦，1953年。］　　在我看来，克罗斯曼的悲观主义看法有两点错误。其一是，认为经营管理式的或斯大林主义式的极权主义可以“文明化”。如果说克罗斯曼所说的文明化是指一种不像斯大林式的独裁那样的制度，他可能是正确的。《美丽的新世界》所提供的那种完全依据暗示和条件反射的模式，以及奥维尔的《1984年》表明的模式，说明了一种非人道的疯狂社会。这两种模式说明的那种完全异化的社会是无法使之变得仁慈博爱的。另一点错误在于克罗斯曼的悲观主义本身。如果说社会主义真正具有人道的和道德的理想，那么，社会主义仍然是世界上亿万人极力追求的目的。同19世纪相比，实现人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现在要成熟得多。提出这种假设的理由，可以从下面概述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改革建议中清楚地找到。不过，在我作出概述之前，我得先声明（尽管这种声明大可不必），我提出的建议既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是什么包罗一切或是必然正确详尽的主张。这些建议只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我们有必要从对原则的一般性讨论转入对实际问题（即这些原则如何实现）的探讨。早在政治民主实现之前，18世纪的思想家便讨论了制宪原则的蓝图，以表明国家的民主政体是可能实现以及怎样去实现的情况。20世纪的问题是讨论实施政治民主以及把政治民主转变为真正人本社会的方式和方法。反对的意见主要产生于悲观主义及缺乏真正的信心。人们声称，我们无法制止经营管理型社会的进展，阻止这种形式的社会所包含的人操纵人的方式；除非我们倒退到手工纺车的时代，因为现代工业需要的是管理人员及自动机器。另外的异议则是由于缺乏想象力。还有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他们心中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唯恐不再受人支配，而获得了完全的生活自由。但是，毫无疑义，社会改革的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讲，都不像化学家及物理学家解决过的技术问题那样难以解决。我们还应坚信，我们更需要的是人本主义的复兴，而不是飞机或电视。我们只消把用于自然科学的理性和实际常识的一小部分拿出来，用以解决人类生存问题，我们就能将18世纪的先辈们引以为自豪的任务继续下去。二、公有社会的社会主义原则　　从根本上讲，过去坚持自由的想法是对的；这种想法后来被一扫而光，是因为这种思想只从政治上自治的角度来考虑自由。自由的新概念内涵更广，它必须包含这样一种思想：人不仅作为自由国家的公民，而且作为工业福利事业的伙伴。官僚主义的改革家只强调生活的纯物质的一面，他们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社会由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的机器构成，这些机器为更大的机器——国家——工作；个人主义者给人们提供的选择是行动自由掩饰下的饥饿和奴役。新的社会的目的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把人当成人而不是问题或神明看待，从而确保了人的行动自由，使人免除经济压迫。［注：G．D．H．科尔、W．梅勒：《工业自由的含义》，杰·艾伦—昂温有限公司，伦敦，1954年，第3、4页。］［注：同前。］三、社会心理学的反对意见［注：参阅R．沃克和R．H．格斯特所著《装配线上的人》，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142—143页。］工人的行为也表现出同样的反应。“如果工人所从事的工作所占‘大规模生产的比分最高’，也就是说，这些工作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了大规模生产的特征，那么，同从事大规模生产比分较低的工作的工人相比，前者更经常地旷工。前者同后者相比，辞职不干的工人比例为高。”［注：同前书，第144页。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扩大工作范围的经验也说明了类似的想法。当原先分给几个工人的工作由一个工人来完成之时，这个工人就会有一种成就感，将自己同产品联系起来。这样的结果是生产上去，疲劳减少。］　　“金钱是唯一的回答”………………………………占44％［注：参阅《1947年工业舆论指数》中所载“综述”，转引自M．S．维特尔斯所著《工业中的动机和道德观念》一书，纽约，诺登出版公司，1953年。］　　实际上，全世界的雇主都赞成把工资奖励计划当成一种唯一的手段，以提高每个工人的生产率，更容易监督工作，等等。来自工业和官方办公机构的报告和综述总的说来，都证明了工资奖励计划在提高生产率，以及达到其它一些目标等方面所起的有效作用。［注：同前书，第27页。］似乎工人也相信，奖励工资能使每个人出最多的产品。舆论研究所于1949年对全国各地厂家中的雇员进行了抽样调查，对象是1021名体力劳动工人。65％的工人说奖励工资增加了产量，只有22％的人说，计时工资会提高生产。不过，就［注：同前书，第49、50页。］越来越多的工业心理学家，甚至某些工业家，赞同这种意见。［注：参阅W．威廉斯：《人的主要动力》，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纽约，1925年，转引自M．S．维特尔斯的著作，第65页起。］［注：这些数字引自G．弗里德曼的著作（见前），152页起。］［注：参阅弗里德曼的著作，第319、320页。］［注：参阅C．W．米尔斯：《白领工人》，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51年，第29页。］［注：M．S．维特尔斯的著作，第61页。］［注：维特尔斯在“‘经济人’的衰落”这一题目下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总之，对上述这种类型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马修森在工厂通过观察以及访问管理部门的代表之后得出的结论：　　“1．克制是一种广为流行的习俗，深深地体现在美国劳动人民的工作习惯上。］四、作为动力的兴趣与参与［注：参阅埃尔顿。梅奥：《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46年），及F．J．罗特利斯伯格及W．J．所著《管理与工人》一书（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第10版，1950年）。］这项试验最有力地说明了这一事实：如果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作环境增加了工人的兴趣，促成了他们对工作的积极参与，那么，从技术上讲单调的工作也会变得有趣。选作试验的是组装电话线圈的工作。这是一项重复性工作，常常由妇女来完成。一张标准的供5名女工工作的工作台加上相应的设备，放在一间小屋，一张隔板把小屋与主装间隔开；每间小屋有6人，5人在工作台上工作，一人向这5名干组装活的人分送零件。所有女工都是有经验的工人。在第一年中，有两人辞职，另两名有同样技能的人顶替了她们。这项实验总共搞了5年，分成若干试验阶段，每一阶段中，工作条件都作了某些变动。我们用不着谈变化的细节，只消说说大致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上午和下午都安排了工间休息，休息时提供点心和饮科，工作时间也缩短了半小时。通过这些变动，每个工人生产的产品却大幅度增加了。到此为止，一切顺利；再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看法更实在了：增加休息时间，采取某些办法使工人“感觉更好”，这些都是效率增加的原因。在第十二个试验阶段，梅奥作了一种新安排：同工人商量之后，每个小组又回复到试验初期的工作条件，休息时间、专门的点心、饮料以及其它一些改善措施都取消了，为时3个月。可是，这种新安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产生了相当带戏剧性的效果。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做并没有使产量［注：“工业舆论指数概述”，1947年，转引自维特尔斯：《工业的动力与士气》，纽约，诺登出版社，1953年，第134页。］同样的，如果把规模较小的工作群体同规模较大的群体相比，我们可知，在前一种情况中，个人主观满意程度及产量都较高，尽管在作比较的这两个工厂中，工作过程的性质几乎完全一样，物质条件及福利措施都令人愉快，条件都比较好。［注：同前书，第138页。］休伊特和帕菲特对一家英国纺织厂作过一次研究，他们在研究报告中也指出了班组规模与士气的关系。［注：休伊特和帕菲特：《工作士气和班组的规模，职业心理》，1953年。］在这家工厂中，大车间工人的非病假的“旷工率”比小车间工人要高出许多。［注：维特尔斯著作，第139页。］梅奥和隆巴德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飞机制造业的研究，［注：梅奥和隆巴德：“南加利福尼亚的飞机制造业中班组工作与工人补缺比例”，哈佛商学院：《商业研究系列》，第32辑，1944年。］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注：弗里德曼：《人的工作向何处去？》，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50年，第139页。参阅他的另一本书：《机器与人道主义》，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46年，第329、30页及370页起。］［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所作的“工作范围扩大”的实验也与欧洲所作的研究方向一致。该项实验的要点是想表明，极端的劳动分工使工作毫无意义，如果把这种极端的劳动分工改变为另一种工作安排，使迄今为止分离进行的工作结合成一种有意义的整体，那么，工人就会更加感到满意。此外，还有沃克和格斯特的报告中谈到的经验。沃克和格斯特发现，汽车工人更喜欢这样一种工作：他们至少能看到他们完成的零件。哈伍德制造公司的一家工厂实行了这样一项实验：在一个接受实验的班组中，采用了一些民主办法，工人可以作出一些决定。这项实验使这一班组的产量增加了14％（参阅维特尔斯的著作第164—第167页）。P．小弗伦奇对操纵缝纫机的工人作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工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工作安排和决策，产量提高了18％（J．R．P．弗伦奇：“实地试验”，载J．G．米勒所编《社会程序化实验》一书，麦格劳—希尔图书出版公司，纽约，1950年，第83页—第88页）。在战争期间，英国也采用了同样的原则，当时，一些飞行员参观了工厂，向工人们解释了他们的产品在战斗中怎样实际运用的经过。］向我们表明，在现代工业组织结构中，工人积极参与的程度很低，但是，我们却获得了一种深刻见解。从改造我们的工业组织结构的可能性的角度看，探讨一下有关［注：以下我使用了克莱尔．H．毕晓普在《普通事》中对工作公社的描述，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50年版。我认为，这次分析深刻、考虑周到的工作在讨论工业组织的心理问题及将来的可能性等问题方面最能给人以启示。］　　……第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是：每个工人应当自由地责备他人……工人之间以及工人与雇主之间的这种完全的言论自由立刻创造出一种活泼的信赖气氛。［注：减去了第一条诫律，这条诫律论及的是人的命运，而不是道德原则。］。他们用自己的话将十诫表述如下：［注：毕晓鲁的著作，第5、6、7页。］　　这个团体的第二个发现是，他们渴望自己教育自己。他们认为，从生产中节省出来的时间可作为教育之用。在3个月中他们的生产量增加了许多，乃至一周48小时的工作时间中可节省9小时出来。他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用这9小时来受教育，而且得到正常上工时间一样的报酬。首先，他们想一起唱歌，接着是提高法语语法水平，然后是学习怎样认商业帐目。此后，又逐渐开设了其它课程，这些都是由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教师在工厂授课。其它课程包括：工程学、文学、马克思主义、基督教、舞蹈、唱歌以及垒球。［注：毕晓鲁的著作，第12页（着重号为弗洛姆所加）。］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提高生产率或增加工资，而是需要一种新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是要放弃工业革命带来的优势，而是要适应这些优势。下面是这一个以及其它工作公社建立的原则：　　1．为了过人的生活，人必须享受他的劳动的全部果实。［注：同前书，第13页。］　　至于工资，这与每个工人的成就相一致，但是，这不仅考虑到了专业工作，也考虑到了“任何于团体有价值的人们的活动：一名第一流的技工，会拉小提琴，具有活泼快乐、善于与人为伍等品质，对于团体来说，就比另一名技术上同样能干，但脾气坏、不合群的技工价值更高”。［注：同前书，第14页。］所有工人比那些属于工会会员的工资平均高出10％到20％，还不计算所有的特别好处。　　最高权力集中在［注：毕晓鲁的著作，第17、18页。］　　整个公社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是成立了　　邻居小组是公社的最小有机体。邻居小组由五、六个住处邻近的家庭构成，按照上述原则选一个邻居小组组长。晚饭后，小组便聚集在一起，由组长领导。［注：同前书，第18、19页。］　　公社的另一个特征是它有自己的　　（最多）10人组成技术组。［注：毕晓鲁的著作，第23页。］　　社会部处理技术性问题之外的一切活动。　　全体成员，包括妻子，都得在精神、智力、艺术、身体诸方面全面发展。就这点而言，阅读布瓦蒙多的评论月刊《联系》是会给人以启示的。月刊上登载的报道和评论包括：足球赛（与外边的队比赛），摄影展览，参观艺术展览，菜谱，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聚会，对诸如勒文古特的四重奏的音乐表演的评论，电影欣赏，马克思主义讲座，篮球比赛分数，有关拒服兵役的讨论，农场生活纪实，有关美国如何教学的报告，圣·托马斯·阿奎那论金钱的段落，对诸如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的《令人愉快的峡谷》、萨特的《肮脏的手》等书的评论。月刊充满着一种振奋人心的美好精神。《联系》是对那些充分肯定生活的人的真实写照，最大限度反映出人们的意识。［注：毕晓鲁的著作，第35页。］　　某些公社成员的说法大概比任何定义更能说明工作公社的精神和实践：　　一位工会会员写道：［注：毕晓鲁的著作，第35页—第37页。］　　其它公社，无论它们是农业公社还是工业公社，其原则都与布瓦蒙多的原则类似。下边是R．G．工场的条例的一些章节，R．G．工场是一家生产画像镜框的工作公社。下面章节转引自《普通事》一书：　　我们的工作公社不是新型的企业，也不是一种使劳资关系和谐的改革形式。［注：毕晓鲁的著作，第134页—第137页。］　　在总结这些公社的原则的最显著特点之时，我想提出下列各点：［注：我们不得不提一下A．奥利维蒂在意大利创立公社运动的努力。奥利维蒂是意大利最大的打字机厂的厂长，他不仅按照世界上最开明的实践方式组织了他的工厂，而且还创造出了组织社会的一个完整方案。这个方案是以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关心的原则为基础，组织一个公社联邦。〔参阅他的《公社的政治秩序》（1946年）〕奥利维蒂在许多意大利城市建立了公社中心，从而做了某些开拓性工作。他的努力与到此为止提到的公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一方面，他的工厂并没有改造成为一个工作公社，显然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不是工厂的唯一所有者；另一方面，他制定了组织整个社会的计划，因而更专门地强调了社会和政治结构，而其它公有制运动的公社则还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到此为止描述的公社当然不是展示公社生活的可能性的唯一例子。无论是欧文的公社，还是门罗教的公社，还是赫特教的公社，［注：参阅C．克拉图、J．W．弗雷茨及R．克里德：《门罗教生活的利他主义》，载P．A．孛罗金编《利他主义和精神成长的形式和技巧》一书，波士顿，比肯出版社，1954年。］或是以色列的农业拓居区，都使我们知道了新生活的可能性。这些组织也向我们表明，绝大多数这些公社试验都是由一些精明而且具有实际头脑的人进行的。他们绝不像所谓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梦想家。恰恰相反，同传统的商业领袖表现出来的情况相比，他们大多数人更具有现实主义的思想，更富有想象力。毫无疑问，这些实验的原则和实践有许多缺点，我们应当承认这些，以便能回避这些缺点。毫无疑问，由于19世纪坚定不移地相信工业竞争的有益作用，它不能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使这些实验群体成功。某些人带着某种圆滑的优越感，转弯抹角地说这些实验徒劳无益、不现实，这种说法同一般人对铁路旅行和航空旅行所作出的最初反应一样，都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从本质上讲，这反映出懒惰思想，表明了那种认为祖宗一代没有的事现在不可能也不会有的信念。五、实际建议［注：某些大的工业企业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主张公有制运动的人已经向我们表明，在工作时间内，不仅可以给予技术性教育，还可以进行其它很多种教育。］如果工厂使用的技术程序是工人感兴趣的、想了解的对象，如果这类知识激发了工人自己的思维过程，那么，即便他要做的工作从其它方面讲是单调的技术性工作，这类工作也会带上不同的色彩。除了有关工业生产过程的技术知识之外，另一种知识也是必要的：有关工人工作所在企业的经济作用，以及这种作用与整个公社的经济需要及问题的关系的认识。同样的，通过在职读书，以及不断获得有关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的信息等方法，工人便可以得到有关企业在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的真正知识。［注：参阅弗里德曼在其明智而发人深思的研究《机器与人道主义》中（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45年，尤其是317页之后）所表达出的思想。社会学大师，当代著名人物之一阿尔弗雷德。韦伯在他的深刻著作《第三或第四种人》中（慕尼黑，皮珀出版公司，1953年），得出了与此类似的结论。他强调了这几点：需要由工人和雇主合作管理企业，将大企业转变为理想规模的小单位同时废除利润动机，引进社会主义形式的竞争。但是，只有外部变化还不够，“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人类结晶化。”（同前书，第91页起）］的原则可以这样制定出来：管理的责任由集中的领导与第一线的工人两方共同承担。熟悉情况的小组讨论有关他们自己的工作环境和整个企业的事情；他们的决定将转达给管理部门，构成了真正合作管理的基础。消费者将作为第三个参与者，以某种方式参与决策和计划。一旦我们接受这样的原则——任何工作的基本目的都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获取利润，那么被服务者就应当对服务者的工作过程有发言权。同样的，如同政治上的分权情况一样，找到这种形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可以肯定，假如共同管理的总原则被人们接受，这就是一个不可超越的问题。在宪法中我们解决了与政府各部门各自的权限有关的类似问题。在企业法中，我们解决了涉及各类股东、经营管理等同样的问题。［注：F．坦纳鲍姆：《劳动的哲学》，同上。］不管所用的方法是什么，都是一个渐进的方法，只是将已经存在的产权关系倾向继继下去。这是些达到目的的手段（也是唯一的手段），这些手段使工人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为有意义的目的工作，而不是使工人像其它可以买卖的商品一样，成为商品（即他的体力和技能成为商品）。　　社会主义要求，工业中的这种敌意应当让位给一种共同参与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最直接最容易探寻到的路线就是朝着共同协商的方向前进。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了许多富于成果的工作。现在十分清楚，除了按照现有的模式组成统一生产委员会之外，还需多作些工作——采取某些激烈的措施使工人有参与决策之感。几家进步厂家已经迈出了大胆的步子，而且结果也十分鼓舞人心。［注：参阅A．R．克罗斯曼：《从资本主义的过渡》，载《新费边社论文集》，H．S．克罗斯曼编，伦敦，1953年。］　　他建议采取三项措施：大规模扩大国有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红利的限度，或：　　第三种可能性是改变公司所有权的法定机构，用一种明确规定厂家对工人、对消费者及社会应承担的责任的章程来取代股东的单独控制；工人成为公司的成员，并在董事会中有自己的代表。［注：同前书，第67页。］　　R．詹金斯在《平等》一文中看到了问题的将来：　　……首先，不管资本家是投降了，还是他们手中的权力被夺了，因而不起什么作用了，他们也应被允许保留相当大的现有特权；其次，从资本主义中成长出来的社会要么是一个参与性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要么就是一个由特权阶层控制的管理型社会，这些高贵者过着根本不同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注：同前书，策72页。］　　詹金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参与性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当企业所有权从富人手中接过来之后，应当交给较直接的公众实体，而不应交给国家”，应当允许权力有较大的分散，“鼓励各种人更积极参加公共及义务性组织的工作，并对其加以控制”。　　对基础工业的国有化无论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多么成功，国有化并没有满足权力的更广泛更民主的分配，管理决策和执行的人也没有制定出任何真正让工人参与的措施。这令很多社会主义者感到失望。这些社会主义者从不希望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但除了十分模糊不清的乌托邦的想法之外，却提不出任何可供选择的办法来。国外专制主义的教训以及本国的管理革命的发展，加深了他们的焦虑；他们看到，民主社会中的完全就业问题产生了需要他们解决的问题，这些解决办法又需要以信任和协商为基础并得到最广泛的公开认可，为此，他们更感到焦虑。当协商越来越脱离面对面地讨论工作的方式之时，协商也更加不成功了；因此，在他们看来，工业单位的规模和结构以及他们所能独立发挥其主动性的程度，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了。［注：《新费边社论文集》，第121、122页。］　　阿尔布说道：　　最终需要的是一种协商制度，这种制度将批准决策以及对为一个行业所有成员所乐于接受的行政权威加以认可。怎样使这种工业民主的概念与推动工团主义者、激发目前人们大肆讨论共同商议问题的那种原始自治欲望结合起来，是一件需要很好研究的事。不过，这里似乎必定存在着使行业所有雇员都能参与决策的某种途径——或是通过直接选举，选出参加董事会的代表，或是通过一种具有相当权力的共同协商的等级制度。无论哪种情况，下属各级也必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与解释和作出决定的政策过程。因此，在工业活动中形成一种同舟共济感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工业政策应当达到却未能达到的首要目标。［注：《新费边社论文集》，第129、130页。］　　约翰·斯特雷奇是《新费边社论文集》的作者中最乐观、同时对工党政府取得的结果大概最满意的人了。他赞同阿尔布所强调的必须由工人参与的观念。他在《英国劳工的任务和成就》一文中写道：　　说到底，合股公司的问题是不负责任的独裁统治。从名义上讲，股东控制着公司，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则是一、二个自我指定、自动长期延长权力的独裁者对公司实行着独裁统治。如果使全国性的公司直接对社会、对从事其活动的所有人负责，那么，这些公司就会成为完全不同的机构了［注：同前书，第67页。］。　　我之所以引述了某些英国劳工领袖的话，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来自工党政府的社会化措施的许多实际经验，以及对这些成就所作的深思熟虑的批评；还因为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比从前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工人参与工业管理的问题。大战之后，法国和德国制定了一些法律，保证了工人参与企业的管理。尽管这些新的保证措施还远远不令人满意（原因是这些措施是半心半意的，还因为在德国，工会代表被转变为“经理”，而不是工人自身参与工厂管理），但情况十分清楚，社会主义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把产权从私人资本家手中转移到社会或国家手中的作法本身对工人的处境只有微乎其微的影响，而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则在于改变工作环境。就是在新近组成的法兰克福社会主义国际（1951年）所发布的十分不力、相当不清楚的宣言中，也强调道，在凡是经济分权适合计划目的的地方都应当实行经济分权。［注：参阅《新费边社论文集》中阿尔布的文章：《工业组织》，以及A．斯图姆塔尔的文章：《英国和法国的国有化及工人控制》，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61卷，1953年第一期。］在科学观察工业形势的人中，弗里德曼就改造工作环境的问题得出了与我类似的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讲，吉莱斯皮也做到了这一点。［注：R．莫利十分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在《新闻周刊》上撰文谈到了购买1955年新型汽车的事。他说道：资本主义想使人们对他们已有的东西感到不高兴，这样一来，他们就想买新东西，而社会主义要做的则刚好相反。］同一现象的另一个方面是浪费的倾向，而扩大大规模生产的经济需要又加快了这种倾向。这种浪费除了其内含的经济损失之外，也有着重要的心理作用：它使消费者失却了对工作和人的努力的尊重；它使消费者忘记了内心对人的需要，也忘记了这样的情况：他们浪费的产品对较穷的国家来说可能是最有价值的东西。简言之，我们的浪费习惯表明了一种忽视人类生活的现实，不正视人人都无法回避的经济上的生存斗争的幼稚愚蠢态度。［注：参阅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的言论：“同样多的收入相对均匀分配，会比不均匀分配产生相对说来更多的生产需求。”（转引自N．N．富特和P．K．哈特的文章：《社会流动和经济进展》，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42期，1953年5月。）］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设计这些措施。总的说来，这意味着将生产引向那些现存的实际需要还未完全满足的领域，而不是那些人为制造需要的领域。这可以通过这些途径来办到：国家银行的贷款、将某些企业社会化，以及改变广告宣传的严厉法律。［注：参阅哈里森·布朗《人类未来的挑战》，纽约，海盗出版社，1954年，第245页起。我还未见过有多少书能像这本书一样，依据有力的推理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清楚明白地表述道，现代社会需要在精神健康和精神错乱、进步和毁灭之间作出选择。］美国给这类计划的年支出，头三十年内是40亿到50亿美元，以后就会少一些。作者说道：　　如果我们把这笔花费与我们的国民经济收入、与我们现在的联邦预算、与我们的军费以及打仗的开销作一番比较，那么，这笔要出的资金看来不会太多。如果我们将开支与成功的计划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相比，那么，开支似乎就更小了。而如果我们将开支与懒散、与维持现状的作法带来的后果相比，那么，开支就会是无足轻重了。［注：同上书，第247、248页。］　　更一般性的问题是，究竟可以允许资本投资获取的利润在多大程度上，以一种有害的、不健康的方式来操纵公众的需要，而上述问题则不过是一般性问题的组成部分。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的电影业、娱乐书籍出版业以及我们报纸上描述犯罪的报导和故事。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最低等的本能被人为地激发出来，因而公众的思想便受到了毒害。食品和药物法案规定，不得无限制地生产和宣传有害的食品和药物；至于其它一切生存必需品，也可如法炮制。假定这类法律被证明是无效的，那么，对于某些产业，例如电影业，就必须实现社会化，或至少必须由公共基金资助，发展与之抗争的产业。如果一个社会的唯一目的是人的成长和发展，在这个社会中，物质需要又从属于精神需要，那么，找到确保必要变化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就将不是一件难事。［注：迈耶·夏皮罗博大提醒我，罗素在他的《通向自由的几种途径》（蓝绶丛书，纽约，第86页及以下几页）中，提出了与我相同的建议。］不过，我们的保险制度在一百年前的人听来也会是异想天开的事。人们对这种设想提出的主要反对意见会是：要是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大家就会不工作。这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看法：人的天性决定了人生来就懒。实际上，除了精神错乱的懒人之外，很少有人不想挣比最低限度生活费多的钱，很少有人喜欢无所事事，不愿工作。政治改革［注：参阅罗伯特．A．尼斯比特在《追寻社会生活》一书所提到的有关面对面小组的问题。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年。］文化改革［注：7月4日为美国国庆日。——译注］，外加母亲节、父亲节、圣诞节，这些都不能构成一个健全的社会。在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创造一种非宗教性的集体艺术和仪式是十分必要的，至少同普及教育及高等教育一样重要。要把一个互不相涉的社会改造成一个共同一体的社会，就得再度创造出机会，使大家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赞美——凡事都一起，而不是成为（借用里斯曼的简明说法）“孤独的人群”中的一分子。［注：朱利安。赫克斯利在《进化人道主义》一文中（载《人道主义》杂志，195年），对人本主义新宗教也作过同样的建议。］ [07.htm](第七章各种解答.md)[index.htm](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md)[09.htm](第九章结论.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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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通向健全之路 · #1 #2 #3 #4 #5 #6 #7 #8 #9 概论经济改革一、社会主义问题　　我们生活的时代不是稳步迈向世界福利的资本主义时代，而是世界革命的时代，因此，那种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帮助逐渐改善人类的物质命运，逐渐扩大人类自由的范围的看法是十分愚蠢的。历史的力量一直迫使人们朝极权主义方向前进：在苏俄集团中，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有意识地造成了这种局面；在自由世界，经营管理式的社会的成长、全面重新武装军备的后果，以及对殖民地人民独立愿望的压制，也导致了这种倾向。社会主义的任务既不是加速，也不是反对这场政治革命（因为这就像一百年前反对工业革命的努力一样，是徒劳无益的），而是使之文明化。［注：克罗斯曼编：《费边社论文新集》，特恩斯泰尔出版社，伦敦，1953年。］　　在我看来，克罗斯曼的悲观主义看法有两点错误。其一是，认为经营管理式的或斯大林主义式的极权主义可以“文明化”。如果说克罗斯曼所说的文明化是指一种不像斯大林式的独裁那样的制度，他可能是正确的。《美丽的新世界》所提供的那种完全依据暗示和条件反射的模式，以及奥维尔的《1984年》表明的模式，说明了一种非人道的疯狂社会。这两种模式说明的那种完全异化的社会是无法使之变得仁慈博爱的。另一点错误在于克罗斯曼的悲观主义本身。如果说社会主义真正具有人道的和道德的理想，那么，社会主义仍然是世界上亿万人极力追求的目的。同19世纪相比，实现人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现在要成熟得多。提出这种假设的理由，可以从下面概述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改革建议中清楚地找到。不过，在我作出概述之前，我得先声明（尽管这种声明大可不必），我提出的建议既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是什么包罗一切或是必然正确详尽的主张。这些建议只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我们有必要从对原则的一般性讨论转入对实际问题（即这些原则如何实现）的探讨。早在政治民主实现之前，18世纪的思想家便讨论了制宪原则的蓝图，以表明国家的民主政体是可能实现以及怎样去实现的情况。20世纪的问题是讨论实施政治民主以及把政治民主转变为真正人本社会的方式和方法。反对的意见主要产生于悲观主义及缺乏真正的信心。人们声称，我们无法制止经营管理型社会的进展，阻止这种形式的社会所包含的人操纵人的方式；除非我们倒退到手工纺车的时代，因为现代工业需要的是管理人员及自动机器。另外的异议则是由于缺乏想象力。还有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他们心中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唯恐不再受人支配，而获得了完全的生活自由。但是，毫无疑义，社会改革的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讲，都不像化学家及物理学家解决过的技术问题那样难以解决。我们还应坚信，我们更需要的是人本主义的复兴，而不是飞机或电视。我们只消把用于自然科学的理性和实际常识的一小部分拿出来，用以解决人类生存问题，我们就能将18世纪的先辈们引以为自豪的任务继续下去。二、公有社会的社会主义原则　　从根本上讲，过去坚持自由的想法是对的；这种想法后来被一扫而光，是因为这种思想只从政治上自治的角度来考虑自由。自由的新概念内涵更广，它必须包含这样一种思想：人不仅作为自由国家的公民，而且作为工业福利事业的伙伴。官僚主义的改革家只强调生活的纯物质的一面，他们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社会由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的机器构成，这些机器为更大的机器——国家——工作；个人主义者给人们提供的选择是行动自由掩饰下的饥饿和奴役。新的社会的目的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把人当成人而不是问题或神明看待，从而确保了人的行动自由，使人免除经济压迫。［注：G．D．H．科尔、W．梅勒：《工业自由的含义》，杰·艾伦—昂温有限公司，伦敦，1954年，第3、4页。］［注：同前。］三、社会心理学的反对意见［注：参阅R．沃克和R．H．格斯特所著《装配线上的人》，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142—143页。］工人的行为也表现出同样的反应。“如果工人所从事的工作所占‘大规模生产的比分最高’，也就是说，这些工作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了大规模生产的特征，那么，同从事大规模生产比分较低的工作的工人相比，前者更经常地旷工。前者同后者相比，辞职不干的工人比例为高。”［注：同前书，第144页。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扩大工作范围的经验也说明了类似的想法。当原先分给几个工人的工作由一个工人来完成之时，这个工人就会有一种成就感，将自己同产品联系起来。这样的结果是生产上去，疲劳减少。］　　“金钱是唯一的回答”………………………………占44％［注：参阅《1947年工业舆论指数》中所载“综述”，转引自M．S．维特尔斯所著《工业中的动机和道德观念》一书，纽约，诺登出版公司，1953年。］　　实际上，全世界的雇主都赞成把工资奖励计划当成一种唯一的手段，以提高每个工人的生产率，更容易监督工作，等等。来自工业和官方办公机构的报告和综述总的说来，都证明了工资奖励计划在提高生产率，以及达到其它一些目标等方面所起的有效作用。［注：同前书，第27页。］似乎工人也相信，奖励工资能使每个人出最多的产品。舆论研究所于1949年对全国各地厂家中的雇员进行了抽样调查，对象是1021名体力劳动工人。65％的工人说奖励工资增加了产量，只有22％的人说，计时工资会提高生产。不过，就［注：同前书，第49、50页。］越来越多的工业心理学家，甚至某些工业家，赞同这种意见。［注：参阅W．威廉斯：《人的主要动力》，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纽约，1925年，转引自M．S．维特尔斯的著作，第65页起。］［注：这些数字引自G．弗里德曼的著作（见前），152页起。］［注：参阅弗里德曼的著作，第319、320页。］［注：参阅C．W．米尔斯：《白领工人》，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51年，第29页。］［注：M．S．维特尔斯的著作，第61页。］［注：维特尔斯在“‘经济人’的衰落”这一题目下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总之，对上述这种类型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马修森在工厂通过观察以及访问管理部门的代表之后得出的结论：　　“1．克制是一种广为流行的习俗，深深地体现在美国劳动人民的工作习惯上。］四、作为动力的兴趣与参与［注：参阅埃尔顿。梅奥：《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46年），及F．J．罗特利斯伯格及W．J．所著《管理与工人》一书（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第10版，1950年）。］这项试验最有力地说明了这一事实：如果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作环境增加了工人的兴趣，促成了他们对工作的积极参与，那么，从技术上讲单调的工作也会变得有趣。选作试验的是组装电话线圈的工作。这是一项重复性工作，常常由妇女来完成。一张标准的供5名女工工作的工作台加上相应的设备，放在一间小屋，一张隔板把小屋与主装间隔开；每间小屋有6人，5人在工作台上工作，一人向这5名干组装活的人分送零件。所有女工都是有经验的工人。在第一年中，有两人辞职，另两名有同样技能的人顶替了她们。这项实验总共搞了5年，分成若干试验阶段，每一阶段中，工作条件都作了某些变动。我们用不着谈变化的细节，只消说说大致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上午和下午都安排了工间休息，休息时提供点心和饮科，工作时间也缩短了半小时。通过这些变动，每个工人生产的产品却大幅度增加了。到此为止，一切顺利；再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看法更实在了：增加休息时间，采取某些办法使工人“感觉更好”，这些都是效率增加的原因。在第十二个试验阶段，梅奥作了一种新安排：同工人商量之后，每个小组又回复到试验初期的工作条件，休息时间、专门的点心、饮料以及其它一些改善措施都取消了，为时3个月。可是，这种新安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产生了相当带戏剧性的效果。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做并没有使产量［注：“工业舆论指数概述”，1947年，转引自维特尔斯：《工业的动力与士气》，纽约，诺登出版社，1953年，第134页。］同样的，如果把规模较小的工作群体同规模较大的群体相比，我们可知，在前一种情况中，个人主观满意程度及产量都较高，尽管在作比较的这两个工厂中，工作过程的性质几乎完全一样，物质条件及福利措施都令人愉快，条件都比较好。［注：同前书，第138页。］休伊特和帕菲特对一家英国纺织厂作过一次研究，他们在研究报告中也指出了班组规模与士气的关系。［注：休伊特和帕菲特：《工作士气和班组的规模，职业心理》，1953年。］在这家工厂中，大车间工人的非病假的“旷工率”比小车间工人要高出许多。［注：维特尔斯著作，第139页。］梅奥和隆巴德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飞机制造业的研究，［注：梅奥和隆巴德：“南加利福尼亚的飞机制造业中班组工作与工人补缺比例”，哈佛商学院：《商业研究系列》，第32辑，1944年。］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注：弗里德曼：《人的工作向何处去？》，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50年，第139页。参阅他的另一本书：《机器与人道主义》，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46年，第329、30页及370页起。］［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所作的“工作范围扩大”的实验也与欧洲所作的研究方向一致。该项实验的要点是想表明，极端的劳动分工使工作毫无意义，如果把这种极端的劳动分工改变为另一种工作安排，使迄今为止分离进行的工作结合成一种有意义的整体，那么，工人就会更加感到满意。此外，还有沃克和格斯特的报告中谈到的经验。沃克和格斯特发现，汽车工人更喜欢这样一种工作：他们至少能看到他们完成的零件。哈伍德制造公司的一家工厂实行了这样一项实验：在一个接受实验的班组中，采用了一些民主办法，工人可以作出一些决定。这项实验使这一班组的产量增加了14％（参阅维特尔斯的著作第164—第167页）。P．小弗伦奇对操纵缝纫机的工人作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工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工作安排和决策，产量提高了18％（J．R．P．弗伦奇：“实地试验”，载J．G．米勒所编《社会程序化实验》一书，麦格劳—希尔图书出版公司，纽约，1950年，第83页—第88页）。在战争期间，英国也采用了同样的原则，当时，一些飞行员参观了工厂，向工人们解释了他们的产品在战斗中怎样实际运用的经过。］向我们表明，在现代工业组织结构中，工人积极参与的程度很低，但是，我们却获得了一种深刻见解。从改造我们的工业组织结构的可能性的角度看，探讨一下有关［注：以下我使用了克莱尔．H．毕晓普在《普通事》中对工作公社的描述，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50年版。我认为，这次分析深刻、考虑周到的工作在讨论工业组织的心理问题及将来的可能性等问题方面最能给人以启示。］　　……第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是：每个工人应当自由地责备他人……工人之间以及工人与雇主之间的这种完全的言论自由立刻创造出一种活泼的信赖气氛。［注：减去了第一条诫律，这条诫律论及的是人的命运，而不是道德原则。］。他们用自己的话将十诫表述如下：［注：毕晓鲁的著作，第5、6、7页。］　　这个团体的第二个发现是，他们渴望自己教育自己。他们认为，从生产中节省出来的时间可作为教育之用。在3个月中他们的生产量增加了许多，乃至一周48小时的工作时间中可节省9小时出来。他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用这9小时来受教育，而且得到正常上工时间一样的报酬。首先，他们想一起唱歌，接着是提高法语语法水平，然后是学习怎样认商业帐目。此后，又逐渐开设了其它课程，这些都是由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教师在工厂授课。其它课程包括：工程学、文学、马克思主义、基督教、舞蹈、唱歌以及垒球。［注：毕晓鲁的著作，第12页（着重号为弗洛姆所加）。］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提高生产率或增加工资，而是需要一种新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是要放弃工业革命带来的优势，而是要适应这些优势。下面是这一个以及其它工作公社建立的原则：　　1．为了过人的生活，人必须享受他的劳动的全部果实。［注：同前书，第13页。］　　至于工资，这与每个工人的成就相一致，但是，这不仅考虑到了专业工作，也考虑到了“任何于团体有价值的人们的活动：一名第一流的技工，会拉小提琴，具有活泼快乐、善于与人为伍等品质，对于团体来说，就比另一名技术上同样能干，但脾气坏、不合群的技工价值更高”。［注：同前书，第14页。］所有工人比那些属于工会会员的工资平均高出10％到20％，还不计算所有的特别好处。　　最高权力集中在［注：毕晓鲁的著作，第17、18页。］　　整个公社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是成立了　　邻居小组是公社的最小有机体。邻居小组由五、六个住处邻近的家庭构成，按照上述原则选一个邻居小组组长。晚饭后，小组便聚集在一起，由组长领导。［注：同前书，第18、19页。］　　公社的另一个特征是它有自己的　　（最多）10人组成技术组。［注：毕晓鲁的著作，第23页。］　　社会部处理技术性问题之外的一切活动。　　全体成员，包括妻子，都得在精神、智力、艺术、身体诸方面全面发展。就这点而言，阅读布瓦蒙多的评论月刊《联系》是会给人以启示的。月刊上登载的报道和评论包括：足球赛（与外边的队比赛），摄影展览，参观艺术展览，菜谱，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聚会，对诸如勒文古特的四重奏的音乐表演的评论，电影欣赏，马克思主义讲座，篮球比赛分数，有关拒服兵役的讨论，农场生活纪实，有关美国如何教学的报告，圣·托马斯·阿奎那论金钱的段落，对诸如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的《令人愉快的峡谷》、萨特的《肮脏的手》等书的评论。月刊充满着一种振奋人心的美好精神。《联系》是对那些充分肯定生活的人的真实写照，最大限度反映出人们的意识。［注：毕晓鲁的著作，第35页。］　　某些公社成员的说法大概比任何定义更能说明工作公社的精神和实践：　　一位工会会员写道：［注：毕晓鲁的著作，第35页—第37页。］　　其它公社，无论它们是农业公社还是工业公社，其原则都与布瓦蒙多的原则类似。下边是R．G．工场的条例的一些章节，R．G．工场是一家生产画像镜框的工作公社。下面章节转引自《普通事》一书：　　我们的工作公社不是新型的企业，也不是一种使劳资关系和谐的改革形式。［注：毕晓鲁的著作，第134页—第137页。］　　在总结这些公社的原则的最显著特点之时，我想提出下列各点：［注：我们不得不提一下A．奥利维蒂在意大利创立公社运动的努力。奥利维蒂是意大利最大的打字机厂的厂长，他不仅按照世界上最开明的实践方式组织了他的工厂，而且还创造出了组织社会的一个完整方案。这个方案是以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关心的原则为基础，组织一个公社联邦。〔参阅他的《公社的政治秩序》（1946年）〕奥利维蒂在许多意大利城市建立了公社中心，从而做了某些开拓性工作。他的努力与到此为止提到的公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一方面，他的工厂并没有改造成为一个工作公社，显然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不是工厂的唯一所有者；另一方面，他制定了组织整个社会的计划，因而更专门地强调了社会和政治结构，而其它公有制运动的公社则还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到此为止描述的公社当然不是展示公社生活的可能性的唯一例子。无论是欧文的公社，还是门罗教的公社，还是赫特教的公社，［注：参阅C．克拉图、J．W．弗雷茨及R．克里德：《门罗教生活的利他主义》，载P．A．孛罗金编《利他主义和精神成长的形式和技巧》一书，波士顿，比肯出版社，1954年。］或是以色列的农业拓居区，都使我们知道了新生活的可能性。这些组织也向我们表明，绝大多数这些公社试验都是由一些精明而且具有实际头脑的人进行的。他们绝不像所谓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梦想家。恰恰相反，同传统的商业领袖表现出来的情况相比，他们大多数人更具有现实主义的思想，更富有想象力。毫无疑问，这些实验的原则和实践有许多缺点，我们应当承认这些，以便能回避这些缺点。毫无疑问，由于19世纪坚定不移地相信工业竞争的有益作用，它不能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使这些实验群体成功。某些人带着某种圆滑的优越感，转弯抹角地说这些实验徒劳无益、不现实，这种说法同一般人对铁路旅行和航空旅行所作出的最初反应一样，都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从本质上讲，这反映出懒惰思想，表明了那种认为祖宗一代没有的事现在不可能也不会有的信念。五、实际建议［注：某些大的工业企业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主张公有制运动的人已经向我们表明，在工作时间内，不仅可以给予技术性教育，还可以进行其它很多种教育。］如果工厂使用的技术程序是工人感兴趣的、想了解的对象，如果这类知识激发了工人自己的思维过程，那么，即便他要做的工作从其它方面讲是单调的技术性工作，这类工作也会带上不同的色彩。除了有关工业生产过程的技术知识之外，另一种知识也是必要的：有关工人工作所在企业的经济作用，以及这种作用与整个公社的经济需要及问题的关系的认识。同样的，通过在职读书，以及不断获得有关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的信息等方法，工人便可以得到有关企业在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的真正知识。［注：参阅弗里德曼在其明智而发人深思的研究《机器与人道主义》中（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45年，尤其是317页之后）所表达出的思想。社会学大师，当代著名人物之一阿尔弗雷德。韦伯在他的深刻著作《第三或第四种人》中（慕尼黑，皮珀出版公司，1953年），得出了与此类似的结论。他强调了这几点：需要由工人和雇主合作管理企业，将大企业转变为理想规模的小单位同时废除利润动机，引进社会主义形式的竞争。但是，只有外部变化还不够，“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人类结晶化。”（同前书，第91页起）］的原则可以这样制定出来：管理的责任由集中的领导与第一线的工人两方共同承担。熟悉情况的小组讨论有关他们自己的工作环境和整个企业的事情；他们的决定将转达给管理部门，构成了真正合作管理的基础。消费者将作为第三个参与者，以某种方式参与决策和计划。一旦我们接受这样的原则——任何工作的基本目的都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获取利润，那么被服务者就应当对服务者的工作过程有发言权。同样的，如同政治上的分权情况一样，找到这种形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可以肯定，假如共同管理的总原则被人们接受，这就是一个不可超越的问题。在宪法中我们解决了与政府各部门各自的权限有关的类似问题。在企业法中，我们解决了涉及各类股东、经营管理等同样的问题。［注：F．坦纳鲍姆：《劳动的哲学》，同上。］不管所用的方法是什么，都是一个渐进的方法，只是将已经存在的产权关系倾向继继下去。这是些达到目的的手段（也是唯一的手段），这些手段使工人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为有意义的目的工作，而不是使工人像其它可以买卖的商品一样，成为商品（即他的体力和技能成为商品）。　　社会主义要求，工业中的这种敌意应当让位给一种共同参与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最直接最容易探寻到的路线就是朝着共同协商的方向前进。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了许多富于成果的工作。现在十分清楚，除了按照现有的模式组成统一生产委员会之外，还需多作些工作——采取某些激烈的措施使工人有参与决策之感。几家进步厂家已经迈出了大胆的步子，而且结果也十分鼓舞人心。［注：参阅A．R．克罗斯曼：《从资本主义的过渡》，载《新费边社论文集》，H．S．克罗斯曼编，伦敦，1953年。］　　他建议采取三项措施：大规模扩大国有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红利的限度，或：　　第三种可能性是改变公司所有权的法定机构，用一种明确规定厂家对工人、对消费者及社会应承担的责任的章程来取代股东的单独控制；工人成为公司的成员，并在董事会中有自己的代表。［注：同前书，第67页。］　　R．詹金斯在《平等》一文中看到了问题的将来：　　……首先，不管资本家是投降了，还是他们手中的权力被夺了，因而不起什么作用了，他们也应被允许保留相当大的现有特权；其次，从资本主义中成长出来的社会要么是一个参与性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要么就是一个由特权阶层控制的管理型社会，这些高贵者过着根本不同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注：同前书，策72页。］　　詹金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参与性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当企业所有权从富人手中接过来之后，应当交给较直接的公众实体，而不应交给国家”，应当允许权力有较大的分散，“鼓励各种人更积极参加公共及义务性组织的工作，并对其加以控制”。　　对基础工业的国有化无论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多么成功，国有化并没有满足权力的更广泛更民主的分配，管理决策和执行的人也没有制定出任何真正让工人参与的措施。这令很多社会主义者感到失望。这些社会主义者从不希望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但除了十分模糊不清的乌托邦的想法之外，却提不出任何可供选择的办法来。国外专制主义的教训以及本国的管理革命的发展，加深了他们的焦虑；他们看到，民主社会中的完全就业问题产生了需要他们解决的问题，这些解决办法又需要以信任和协商为基础并得到最广泛的公开认可，为此，他们更感到焦虑。当协商越来越脱离面对面地讨论工作的方式之时，协商也更加不成功了；因此，在他们看来，工业单位的规模和结构以及他们所能独立发挥其主动性的程度，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了。［注：《新费边社论文集》，第121、122页。］　　阿尔布说道：　　最终需要的是一种协商制度，这种制度将批准决策以及对为一个行业所有成员所乐于接受的行政权威加以认可。怎样使这种工业民主的概念与推动工团主义者、激发目前人们大肆讨论共同商议问题的那种原始自治欲望结合起来，是一件需要很好研究的事。不过，这里似乎必定存在着使行业所有雇员都能参与决策的某种途径——或是通过直接选举，选出参加董事会的代表，或是通过一种具有相当权力的共同协商的等级制度。无论哪种情况，下属各级也必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与解释和作出决定的政策过程。因此，在工业活动中形成一种同舟共济感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工业政策应当达到却未能达到的首要目标。［注：《新费边社论文集》，第129、130页。］　　约翰·斯特雷奇是《新费边社论文集》的作者中最乐观、同时对工党政府取得的结果大概最满意的人了。他赞同阿尔布所强调的必须由工人参与的观念。他在《英国劳工的任务和成就》一文中写道：　　说到底，合股公司的问题是不负责任的独裁统治。从名义上讲，股东控制着公司，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则是一、二个自我指定、自动长期延长权力的独裁者对公司实行着独裁统治。如果使全国性的公司直接对社会、对从事其活动的所有人负责，那么，这些公司就会成为完全不同的机构了［注：同前书，第67页。］。　　我之所以引述了某些英国劳工领袖的话，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来自工党政府的社会化措施的许多实际经验，以及对这些成就所作的深思熟虑的批评；还因为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比从前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工人参与工业管理的问题。大战之后，法国和德国制定了一些法律，保证了工人参与企业的管理。尽管这些新的保证措施还远远不令人满意（原因是这些措施是半心半意的，还因为在德国，工会代表被转变为“经理”，而不是工人自身参与工厂管理），但情况十分清楚，社会主义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把产权从私人资本家手中转移到社会或国家手中的作法本身对工人的处境只有微乎其微的影响，而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则在于改变工作环境。就是在新近组成的法兰克福社会主义国际（1951年）所发布的十分不力、相当不清楚的宣言中，也强调道，在凡是经济分权适合计划目的的地方都应当实行经济分权。［注：参阅《新费边社论文集》中阿尔布的文章：《工业组织》，以及A．斯图姆塔尔的文章：《英国和法国的国有化及工人控制》，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61卷，1953年第一期。］在科学观察工业形势的人中，弗里德曼就改造工作环境的问题得出了与我类似的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讲，吉莱斯皮也做到了这一点。［注：R．莫利十分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在《新闻周刊》上撰文谈到了购买1955年新型汽车的事。他说道：资本主义想使人们对他们已有的东西感到不高兴，这样一来，他们就想买新东西，而社会主义要做的则刚好相反。］同一现象的另一个方面是浪费的倾向，而扩大大规模生产的经济需要又加快了这种倾向。这种浪费除了其内含的经济损失之外，也有着重要的心理作用：它使消费者失却了对工作和人的努力的尊重；它使消费者忘记了内心对人的需要，也忘记了这样的情况：他们浪费的产品对较穷的国家来说可能是最有价值的东西。简言之，我们的浪费习惯表明了一种忽视人类生活的现实，不正视人人都无法回避的经济上的生存斗争的幼稚愚蠢态度。［注：参阅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的言论：“同样多的收入相对均匀分配，会比不均匀分配产生相对说来更多的生产需求。”（转引自N．N．富特和P．K．哈特的文章：《社会流动和经济进展》，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42期，1953年5月。）］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设计这些措施。总的说来，这意味着将生产引向那些现存的实际需要还未完全满足的领域，而不是那些人为制造需要的领域。这可以通过这些途径来办到：国家银行的贷款、将某些企业社会化，以及改变广告宣传的严厉法律。［注：参阅哈里森·布朗《人类未来的挑战》，纽约，海盗出版社，1954年，第245页起。我还未见过有多少书能像这本书一样，依据有力的推理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清楚明白地表述道，现代社会需要在精神健康和精神错乱、进步和毁灭之间作出选择。］美国给这类计划的年支出，头三十年内是40亿到50亿美元，以后就会少一些。作者说道：　　如果我们把这笔花费与我们的国民经济收入、与我们现在的联邦预算、与我们的军费以及打仗的开销作一番比较，那么，这笔要出的资金看来不会太多。如果我们将开支与成功的计划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相比，那么，开支似乎就更小了。而如果我们将开支与懒散、与维持现状的作法带来的后果相比，那么，开支就会是无足轻重了。［注：同上书，第247、248页。］　　更一般性的问题是，究竟可以允许资本投资获取的利润在多大程度上，以一种有害的、不健康的方式来操纵公众的需要，而上述问题则不过是一般性问题的组成部分。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的电影业、娱乐书籍出版业以及我们报纸上描述犯罪的报导和故事。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最低等的本能被人为地激发出来，因而公众的思想便受到了毒害。食品和药物法案规定，不得无限制地生产和宣传有害的食品和药物；至于其它一切生存必需品，也可如法炮制。假定这类法律被证明是无效的，那么，对于某些产业，例如电影业，就必须实现社会化，或至少必须由公共基金资助，发展与之抗争的产业。如果一个社会的唯一目的是人的成长和发展，在这个社会中，物质需要又从属于精神需要，那么，找到确保必要变化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就将不是一件难事。［注：迈耶·夏皮罗博大提醒我，罗素在他的《通向自由的几种途径》（蓝绶丛书，纽约，第86页及以下几页）中，提出了与我相同的建议。］不过，我们的保险制度在一百年前的人听来也会是异想天开的事。人们对这种设想提出的主要反对意见会是：要是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大家就会不工作。这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看法：人的天性决定了人生来就懒。实际上，除了精神错乱的懒人之外，很少有人不想挣比最低限度生活费多的钱，很少有人喜欢无所事事，不愿工作。政治改革［注：参阅罗伯特．A．尼斯比特在《追寻社会生活》一书所提到的有关面对面小组的问题。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年。］文化改革［注：7月4日为美国国庆日。——译注］，外加母亲节、父亲节、圣诞节，这些都不能构成一个健全的社会。在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创造一种非宗教性的集体艺术和仪式是十分必要的，至少同普及教育及高等教育一样重要。要把一个互不相涉的社会改造成一个共同一体的社会，就得再度创造出机会，使大家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赞美——凡事都一起，而不是成为（借用里斯曼的简明说法）“孤独的人群”中的一分子。［注：朱利安。赫克斯利在《进化人道主义》一文中（载《人道主义》杂志，195年），对人本主义新宗教也作过同样的建议。］ [07.htm](第七章各种解答.md)[index.htm](弗洛姆健全的社会(1955年).md)[09.htm](第九章结论.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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