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人类学

作者：弗罗姆 · 1973

弗罗姆

第八章人类学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狩猎者——人”是人类学上的亚当吗？［注：“狩猎者”在这里是形容词，形容“人”。指以狩猎为生的人类］　　“切切实实地说，我们的智力、兴趣、情绪和基本的社会生活——所有这些都是在狩猎的历程中，生存适应的产品。当人类学家说到人类的一体时，他们所说的意思是，狩猎和食物采集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淘汰压力这么相似，而这种生活方式的结果又这么成功，以致各种的人类到现在基本上仍旧是相同的。” 　　问题的关键是：这“猎人的心理学”是什么？瓦希朋和它叫“食肉动物的心理学”，大约在更新世中期，也就是50万年以前，或更早的时候，发展完成的：　　“早期人类食肉者的世界观跟他素食的亲属的世界观很不相同。素食的人类可以满足于一块小小的区域，别的动物除了来侵犯他们的时候之外，对他们是没有重要性的。但吃肉的欲望却引导动物认识更广的地区，学习到更多的动物的习惯。人类的地域习惯和心理，跟人猿和猴子根本不同。除了人猿的好奇心与统治的欲求以外，又加上食肉动物的探索性与侵犯性，这个增加的过程至少在30万年（或许60万年）。这种食肉动物的心理在更新世的中期完全形成，而它最早的表现可能是南猿类的劫掠行为。” 　　瓦希朋认为——食肉动物的心理“就是渴望屠杀，以屠杀为乐趣。”他写道：“人比其他动物更喜欢打猎。除非小心地训练，把这自然的欲望掩饰，人就会享受追猎与屠杀的乐趣。在大部分文化中，折磨与残害是放在众人眼前执行的，好让大家都享受这个乐趣。” 　　“一直到不久以前，人们仍旧把战争与打猎同样看待。在人们眼中看来，别的人类不过是最危险的猎物而已。在人类历史中，战争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参加战争的男人从其中感到乐趣；如果不是这样，战争也不致于在历史中占着这么重要的地位。到了最近，战争的性质与条件完全变了，以前的战争习俗才受到质疑；战争智慧是否应当再做国家政治的一部分，是否应当再做个人争取荣誉的方式，已经受人怀疑。” 　　瓦希朋又说：　　“孩子们喜欢打猎、钓鱼、打架和玩战争游戏，这明显地可以看出来嗜杀的生物学基础已经深入人性。并不是说这些行为不可避免，而是学来容易，让人满足，在大部分社会中又有报偿。屠杀的技巧与乐趣通常在游戏中发展出来，孩子们游戏的行为模式为他们成人以后的角色做了准备。” 　　确实有许多人因屠杀和残忍而得到乐趣，但这只是说有些人是虐待性格的人，有些文化是虐待性的文化；但也有些人和文化并不是虐待性的。我们会发现，受挫折的人比较容易变成虐待性的人，感到无能的社会阶级，生活中缺乏乐趣的社会阶级比较容易变成虐待性的阶级。譬如说，罗马的下层阶级由于贫穷和社会性的无能感，便从观看虐待性的场面来取得补偿；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也多半来自德国的中下层级；统治阶级如果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与财产受到威胁，便也容易流于虐待［注：1871年，济叶（Thiers）的军队获胜，大事屠杀法国公社分子，便是极端的例子］，而受压迫阶级由于渴望报复，也易于产生虐待心理与行为。　　“打猎显然是一种工具运用系统，很牢靠地要把某些事情做好，要把某些有严格规定的行动实行出来，而产生非常重要的结果。矛、棍、手斧等等，现在在博物馆里陈列着，可以静静摆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知道当初人怎么运用它们。从博物馆里去分析这些工具，不会告诉我们多少事情，因为它们已经离开了很久以前运用它们的复杂情况。”[路易斯·蒙夫特对于工具在人类进化中所扮的角色，有深刻的研究，劳格林的见解正好给了他充分的支持］　　打猎的成功不仅靠工具的进步，而且靠技术的进步：　　“原始人对自然界有熟练的知识；这一点尽管很少有人做系统的研究，却有丰富的资料可做证明。他们熟悉肉眼所见的动物界、哺乳类、布袋动物、爬虫类，鸟类、鱼类、昆虫类和植物界。他们知道潮汐变化，一般的度量衡现象，天文，以及跟他们生活相关的事物。……我只提一提跟打猎行为有关、跟人类进化有关的知识……人，这种狩猎者，学习着动物行为与解剖学，包括他自己的行为与解剖构造在内。他称驯服自己，再驯服别的动物和植物。在这种意义来说，狩猎是人类的学校，使人类成为自我教育的动物。” 　　简言之，原始猎人的动机不是为了屠杀的乐趣，而是为了学习种种技术并加以运用，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注：在现在这个时代，差不多样样东西都是机器造的，我们已经很少再注意到技术的乐趣。人们偶而也作作手工，一般人会呆呆的看着铁匠或纺织女工做工；这是例外。小提琴家之所以迷人，恐怕不仅是他奏出的音乐好听，观众还惊奇于他的技巧。大部分物品都靠手工的时代，工作无疑是有乐趣的，因为里面蕴含着技巧，越巧的工作便越有趣。认为打猎的乐趣在杀，不在技术，正是现代人的特有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结果才是唯一重要的事，而不是过程。］［注：越南战争有些不同，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人没有把“土著”敌人当做人看］；同一阵线的士兵则相当能够合作与共享。在平常生活中，大部分人不会冒生命的危险去救别人，也不会跟他们分享自己的食物，战争时期这却是平常的事。我们甚至可以说，战争之所以那么吸引人，原因之一正是它给人患难与共的机会，让人把这些深深埋藏着的人性冲动发挥出来，因为在承平时期我们这样做会被人看做傻瓜。　　侵犯与原始猎人　　“面临石器时代的危险，为了适应淘汰竞争，人类社会克服了灵长动物的一些习性，如自私、杂乱的性行为、专制统治和残酷的竞争。他们用血族关系与合作来代替冲突，把团结置在性的上方，把道德置在权力的上方。　　在史前猎人对动物的崇拜式中，我们得到一些他们生活的直接资料，证明他们并没有所谓生而具有的破坏性。蒙夫特曾经指出来，史前猎人的洞窟壁书，一点也没有人与人相斗的痕迹。　　“在我认识的两个团体里，几乎完全没有侵犯行为，情感上的也没有，身体上的也没有，没有战争，没有宿仇，没有巫术。［注：胜博尔曾详细描写非洲原始狩猎社会中的木图侏儒族的社会生活］　　跟腾博尔共同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没有一个反对他的这个看法。［注：赛维斯所论列的社会如下：爱斯基摩人，加拿大的阿尔罔克猎人与阿撒巴斯卡猎人，美国西部大盆地的舒尚族，智利与阿根廷的火地群岛上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马来半岛的西曼人，印度安达曼群岛上的人。］　　“由于我们自己的经济性质，我们总以为人类具有‘天生的交易倾向’，以为个人之间或群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是讲求‘经济’，是求‘最大的’经济效果，‘买得便宜，卖得贵’。原始民族却没有这些现象；他们正好与我们相反。他们‘随手送人’，他们喜欢的是慷慨，他们希望互相厚待，他们惩罚小偷，认为那是自私。　　狩猎——采集社会中，没有动物社会里的“支配”关系。赛维斯说：　　“在‘支配’上，狩猎——采集群队比其它人类社会更跟猿猴有别。他们完全没有靠体力分别出来的阶级，也没有靠金钱、遗传、军事或政治地位分别出来的阶级。唯一优于别人的人，是年长而有智慧的人，他们领导各种仪式。　　关于狩猎——采集民族中的权威人士，赛维斯也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明确的印象。在这些社会里，群队的行动当然也需要管理：　　“与群队的行动有关的问题，由权威人士管理。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领导’。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群队行动的管理与密切合作随事物性质的不同而变化。通常包括营地的移动、围猎、跟敌人的小型战斗。在这些活动里，领导者不是长期性的；依活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领导者。譬如说，计划举行仪式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很老的人指导，因为他对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识；打猎的时候却需要年纪比较轻的，打猎的技术比较好的人来领导。　　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有统治机关，并认为这是一切动物遗传的本性；这是一种众人接受的陈俗看法，跟这种看法相比，狩猎——采集社会没有阶级组织，没有酋长，便更具特殊的意义。人猿类也有统治关系，但跟人类相比，温和得多。原始民族的社会关系告诉我们，人类并没有天生秉具支配与屈服心理。人类社会五六千年以来，都是少数统治阶级在剥削大多数人；把这个历史现象做一番分析，我们就了解，支配与屈服心理不是社会阶级的起因，而是为了适应社会阶级才产生出来的。以特权阶级的统治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阶级，为了名正言顺，当然要找一个方便的藉口，让大家相信这种社会结构是出自人类天生的需要，因此是自然不过的，是无可避免的。但原始人的平等社会却说明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事实上，当然，群队社会中即使没有裁判机构来把群队维系在一起，它也不会破碎…… 　　另一些原始狩猎社会在私人争端发生的时候，解决的办法并不像爱斯基摩人那么可爱，而是用掷标枪决斗：　　“争执的发生往往是一个原告，一个被告。原告按常例站在固定的距离外向被告掷标枪，被告则闪躲。众人会为掷标枪的速度、力量与准确喝彩，也可以转过来为闪躲的技巧喝采。过了一会儿，对一方的喝采渐渐超过了另一方，众人的意见就趋于一致。当被告者明白了众人认为他有罪，他就应该不再闪躲标枪，让自己身上某个多肉的部分被标枪刺到。在原告的方面来说，当他明白了众人认为他不对的时候，他就不再掷下去。” 原始猎人——是富裕的社会吗？　　“在一般人的想法里，社会里的人如果想要什么，就容易得到满足，便是富裕的社会。我们自然认为只有工业文明才有这样的成就，但猎人——采集者的社会（尽管我们没有个个都研究到）都有更富裕的一面。‘容易得到满足’的需求，有两种方式可以达到，一种是生产得多，一种是要求得少，因此，达到富裕的途径便也有两条……如果采取禅宗的办法，即使生活水准很低，仍旧可以享受无以伦比的丰富生活。我想这便是猎人的情况。”［注：R．B．李（“猎人以什么求生：或者，资源困乏如何生活”）也不相信狩猎——采集的生活常常朝不保夕，外在贫困状态；譬如他说：“最近的资料告诉我们，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和我们原先想像的完全不一样。”］　　赛林斯更进一步发出中肯的宏论：　　“贫乏是商业经济社会中特有的顽念［注：亦译‘强迫性的’］心理，是参与商业经济的人所处的状况。市场把大堆大堆耀眼商品放在众人面前，而所有这一切都可望不可即，因为没有一人有钱把源源不断新东西全买回家。生活在市场经济的人，是生活在双重悲剧下，始于无能感而终于贫乏感……我们被判定要劳苦工作以求取物质的满足。我们是从这个优越而又焦虑的人们，回看猎人的生活。我们以为，现代人的工艺那么进步，尚且不能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那么，这赤裸的野人，靠他小小的弓箭又过的是什么日子呢？我们把猎人配上资产阶级的欲望冲动，手里则拿着石器时代的工具，我们当然会认为他们生活非常无望了。［注：S．庇高特有相似的想法，他写道：“人们在谈到史前社会的物质生活时，常有谬误的观念：一些考古学家也往往没有察觉到这一点。譬如说，他们用‘衰败’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某地陶器的发展，结果竟至用一种情感的意义甚至道德的意义，把‘衰败’二字用在这些器皿的制造者身上。器皿少或器质比较差的地方，那里的人就是‘极贫困的’，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没有让考古学家得到想得到的制品而已。”］［注：波尼奥的比南表达了同样的信念：‘如果今天没有粮食，明天会有。’］” 　　赛林斯的见地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他没有把现今社会的参考坐标和价值判断认为是必然正确的，能够跳出这一环的人类学家为数不多。他告诉我们，社会学家常常扭曲了他们所观察研究的社会，因为他们从自己认为“自然的”经济学立场来看待那些社会——这正像对“人性”所达成的结论一样，他们研究人性所采用的资料，即使不完全是现代人的资料，也大部分是文明史中的资料。原始人的战争　　“瓦布利社会不注重军事，他们没有长期的战士或职业战士；没有军事指挥阶级，群体也很少从事征服战。每个人都是储备战士，经常都是武装的，准备防卫自己的权利；但他也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他喜欢自己独立作战。有些争执中，同宗族的人会联合在一起，有时会包括社团里全部的男人。但他们没有军事领袖——既没有选出来的，也没有继承——为他们计划战术和指令他们遵从。有些人虽然比别人有能力，比别人勇敢，他们的话更受人尊重。但别人也并不一定要听他的话。再者，战争的环境是有限的，每个人都知道在什么状况下采取什么战术才最有效。现在年青的一代还是这样。　　从术语上说，原始猎人的这些冲突也可以叫做战争；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战争”一向存在于人类之间，因此它是天生的嗜杀驱使力的表现。不过，这一种推论忽略了一种很重要的分别，就是低等原始社会，高等原始社会和文化社会战争的不同。原始社会——尤其是低等原始社会——的战争没有中央集权的组织，也不是由长期的领袖所领导的；比较起来，发生的频率比较小；它不是征服战，不是屠杀战，它的目标不是能杀多少敌人就杀多少。可是文明社会的战争却是组织化的，由长期的领袖所指使，目的在征服领土和（或）获得奴隶和（或）胜利品。　　“狩猎——采集社会的生育死亡比例很少产生人口压力，让某一地区的人为争压别人的领土而发动战争。即使产生了这种压力，也不致发生大战争。人口较多，势力较大群体，如果要求某个地方的狩猎权或采集食物权，往往用不着战争就可获得。再者，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劫掠行为不会得到多大的实益。每一个社团在物质上都是贫穷的，而且他们也没有东西做交易上的价值标准，没有哪一种东西是特别值‘钱’或不值‘钱’的。还有，在狩猎——采集阶段的社会中，也不会把俘虏拿来做奴隶，以便做经济剥削。这种事在近代战争中固然常见，可是在狩猎——采集社会则是无用的，因为经济生产很低。要想叫俘虏和奴隶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之外还有多余的生产，非常困难。” 　　赛维斯对于原始狩猎采集社会战争的概述，得到许多研究者的支持和补充，我们将在下文中引用一些。D。比尔边则强调，在狩猎社会中虽然偶尔有仇恨，却很少战争，领导人物的特点是给族人做榜样，而不是统治他们，这种社会的主要原则是互惠和慷慨，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占着最重要的地位。　　“有许多人变为原始群队拥有领土或资源，为了保护这些东西，他们会作战。虽然我不能断言完全没有这种事，却是很平常的。第一，如果他们的群队小，他们会跟别的群队通婚或合并，如果太大，会分开为小群队。第二，像这里所报告的一些情况，他们对于某些特殊的地区并不很积极地想去利用。第三，在这些社会中所谓的‘战争’，往往不过是疑心被人施了巫术而做报复，或者家族之间的仇恨而已。第四，在大部分地区，大家以采集食物为主要来源，而我并没有听过有防卫果实区域的现象。原始群队互相间并不战斗，也看不出有理由要集中人力去防卫领土，即使相这样做，恐怕也做不到。确实，就连果树、鹰巢和其他少数的特殊资源，有时是某些人私有的，但我们还不明白，一个人住在好几里以外，如何来保护这些资源。” 　　H．H．图尼海的结论与此相似。他认为，恐惧、愤怒和挫折固然是个类普遍的心理，战争却是人类进化晚期才发展出来的。大部分原始社会的人没有战争，因为战争需要有相当程度的概念化思想。大部分原始人不能够构想出组织之类的东西，而要征服或打败别的社会却必需组织。大部分的原始战争不过是一场混战而已，根本不能算战争。拉巴波特说，图尼海的作品不受人类学家的欢迎，因为他不看重专业人类学家有关原始战争的著作，认为它们是不切实际的，有时候甚至导致完全的误解；他认为，即使好几代以前业余的人种志学家所得的资料，只要是原始资料，都比较可信得多。［注：D．C．拉巴波特为图尼海所写的序言，其中引用最杰出的战争史家汉斯·德尔布鲁克的一段话，德氏发现“希罗多德编写的马拉松战争史只有一件事是对的，就是哪一方打胜了，哪一方被消灭了”。］　　“这种意义的战争似乎跟群体间的团结和经济发展成正比。最单纯的民族里我们应该说有‘仇恨’，但不能说有战争。仇恨无疑是由诱拐妇女、入侵或个人伤害引起的。我们必须承认，跟更进步的原始社会相比，这些社会和平得多。但是暴力的惧怕仍旧是存在的，打斗也会发生，不过范围显然比较小，程度比较浅，这也是必然的。为什么会这样的，我们知道得还不够清楚，或许是原始人更有田园式的和平，或许像有些人的看法，人类天性里并没有生而具有的侵犯性。（G．Gloverand M．Ginsberg，1934）” 　　露斯·本奈狄克把战争分为“社会性致命的”战争和“非致命的”战争。后面这一种战争不是要征服别的部落，让他们把胜利者当做主子和恩人；北美印第安人虽然也有战争，但是美洲的原始土著从来没有征服观念，因此，几乎所有的印第安部落都能够做到一件非常罕有的事：战争与国家分离。国家是以和平酋长为化身，在群体事务里，在他的议会里，他是公共意见的领袖。他是永久性的领袖，他不是专制君主，却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但他跟战争没有关系。他并不指定战争首领，也跟战斗团体的行为没有关系。凡是能够吸引一批从众的人，随时都可以领导一个战斗团体；有些部落里，这种人在远征期间有完全的控制权。但战斗团体返回本族之后，他的领导权便结束。对于战争的态度既是这样，国家对于这些冒险行为便不会有什么兴趣。战争只是某些粗野的人向群体以外的部落炫耀武力的行为，而这种炫耀对本族的政体没有伤害。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注：有人批评契尔德，说“新石器时代的革命”一词用得不妥，因为新石器时代的发展是复杂的。这种批评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我们也不可忘记，人类生产方法的改变是一种极重要极根本的事，说它是“革命”实相当恰当。另外请参考L．蒙夫特，他说，把伟大的农业进步局限在公元前9000年到7000年之间也不正确，因为农业发展是渐进程序，时间比假定的要长，而阶段可能有四个或者五个。读者如果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有兴趣，想知道得更详细、更透彻，我慎重推荐蒙夫特的著作。］［注：契尔德把这件事用丰富的想象力写得很有趣：“泥土有十分好的可塑性，你想把它塑成什么样就塑成什么样。如果用石头或骨头来做工具，很受原物的形状和大小的限制，只能把它去掉一些，却不能加上去。用泥土做陶器，却没有这种限制。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愿意加就加，不必担心它粘不到一起。当人们想到‘创造’的时候，总是会想到陶匠，他的行动是自由的，他在‘原来没有形状的地方造出形状来’，圣经中陶匠的比喻更是很好的例子。”（V．G．契尔德，1936）］因此，在新石器时代这段期间内，我们又可分无陶器阶段和陶器阶段。安那托利亚的一些较早的村落——如海西拉区域的早期地层中的村落——是无陶器阶段，而萨塔·胡育克（catalHuyuk）这个小城则有丰富的陶器。　　“萨塔·胡育克有黑矿玉的镜子，仪式用的短剑，金属的小饰物，这都是同时代的其他文化远远不及的。他们把铜和铅熔化，制成珠串、管子，可能也制成小工具，因而使冶金术的开始提早至公元前7000年。他们对本地产的黑曜石与进口的燧石的加工，是那个时期最优美的；木制器皿种类多而技艺纯熟，毛织品工业已经完全发展出来。” 　　在墓地里发现到化妆用具，男人女人用的漂亮手镯。他们懂得熔铸铜和铅。依梅拉的看法，由于他们对石头和矿物有广泛的应用，发掘矿藏和通商必是这个城市的重要经济项目。［注：下面有些地方我宁愿用“母亲中心”一词，而不用“母权”意含女人统治男人。有些地方——譬如，依照梅拉的研究，海西拉便是——虽然确是如此，但萨塔·胡育克好像并不是这样；萨塔·胡育克的女人（母亲）虽然明显的是社会中的主角，但并不是统治性的角色］　　“新石器时代安娜托得亚的宗教——包括萨塔·胡育克和海西拉——有一个最特殊的地方，不论是雕像，浮雕或壁画，都完全没有性的存在。不论是男性生殖器或女神生殖器，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因为旧石器时代后期，新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后，安那托利亚以外的文化，常常把性的形象表现出来［注：请参考L．蒙夫特；许多女性雕像上都有性的形像，好强调这个元素的重要性。这一点他当然是对的。似乎只有安那托利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才没有性的元素。新石器时代这些其他文化中对于性的强调，是一个犹待探讨的问题；这是否表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都是母权文化？或者需要修订这个看法？］。这个问题看起来令人困惑，它的答案却可能非常单纯，因为艺术中对于性的强调，向来都是跟男性的冲动与欲望有关的。设若创造新石器时代宗教的人是当时的女人，则我们便很容易了解性的形象为什么缺少，同时也了解她们所创造的另一种象征：用乳房、脐带和怀孕来代表女性原理，用犄角和有犄角的动物的头来代表男性。我们可以料想，像萨塔·胡育克这样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社会中，女人的数量可能比男人多，从挖掘出来的坟墓看，事实正是如此。再者，在这新的经济状况中，女人担负许多任务。安那托利亚的村庄中到现在仍旧是这个样子，女人的社会地位的优越，可能就是由于这种原因。她本来是生命唯一的来源，又同农业的进展、家畜的驯养结合在一起，并且同增产、丰饶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使得当时的宗教自然会以她为中心，而不是以男人为中心；因为当时的宗教目标在保护生命、繁衍生命，它的仪式则跟生命与死亡、诞生与复活有关。对女神的崇拜很可能主要是由女人来执行，男教士即使不是没有，地位也不重要……”［注：关于父权社会，苏联的学者比西方学者做过更多的研究。这可能是因为恩格斯（1891）很受巴可芬（1861年原版）和摩尔根（1870）的影响。另请参考Z．A．阿布兰摩瓦，他讨论母神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她是家庭和厨房的主人，另一方面则是动物的至高主人，尤其是猎物的主人。另请参看苏联的人类学家A．P．欧克拉尼可夫，他指出母权跟死亡崇拜有关。更请参考A．马沙克，他对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做了有趣的讨论，他把女神跟月亮和阴历连结在一起］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判断新石器时代社会是比较平等的，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剥削，也没有重大的侵犯行为；这些资料发人深省。安那托利亚的新石器时代村落，是母权（母性中心）社会，这更使我们可以假定，新石器时代的社会——至少安那托利亚是如此——基本上是和平的，没有侵犯性的社会；因为，像J．J．巴可芬所说的，所有的母权社会，它基本的特征是对生命的肯定精神，这种社会里很少有破坏性。　　“一切文化、美德和生存中较高贵的层面，都是以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为根源；在充满暴力的世界里，母子关系是神圣的爱、结合与和平原理，展现着力量。由于生育子女，女人比男人更早就知道把爱的关切扩充到自我以外，去关切爱护另一个生命，把她所能有的，所能做到的一切，都用来保护和改善另一个人的生活。这个阶段的女人，是一切文化、恩泽和奉献的渊源，也是对生命的关切、对死亡的哀伤渊源。母性所产生的爱不仅是更强烈，而且也更普遍……父性原理本质上是有界限的，母性原理则是普遍的；父性原理以群体的范围为界限，母性原理产生出遍布一切人的母道；父道兴起之后，才把这母道窒息。以父权为基础而建立的家庭，是封闭的、个别的组织，母权家庭却有典型的普遍特性［注：“普遍性”在这里指人我一视同仁，因此，也是开放的］，这是一切文化在发展之初的根源，它把物质生活跟较高的精神生活加以分别。每一个妇人的腹部，都是地母狄米特［注：Demeter，希腊神话中，司农业、丰饶及保护婚姻之女神］的血肉化身，每一个妇女所生的孩子都是其他妇女所生的孩子的兄弟姐妹；这个家乡只知道人与人是兄弟姊妹。直到有一天，父性制度展开了，摧毁了这众人不分的一体性，把锐利的分别带给人类。史前社会与“人性” ［注：有一件事应该在这里提一下。许多高度发展的社会里——譬如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某个职业团体——譬如基尔特（同业公会）——的分子，并不要求扩充物质利益，只要能够维持传统的生活水准就可以了。虽然知道比他们高的社会阶级有更多的奢侈器，他们却并不贪求这些。那时的生活过程能够叫他们满足，因此他们并不觉得要更多的消费品。农人的也是如此。他们在16世纪的叛乱并不是想求得和上层阶级同样的消费，而是他们想得到一个基础，可以过尊严的人性生活，并要求地主履行对他们的传统契约。］城市革命［注：这个名词是契尔德创造的（1936），蒙夫特则会加以批评］　　“从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结构中，有一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产生：不再是分散开的小小单位，而是结合为一个大单位；不再‘民主’——就是，不再以邻人的密切关系、习惯与双方的允许为基础——而是极权，由中心权力来指导，由少数的统治阶级来控制；不再局限于有限的土地，而是有意地‘走出疆界’，去夺取物质，奴役无助的人，运用控制力，抽取贡奉。这一种新文化所致力的不只是充实生活物质，而是扩张集体权力。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由于改善侵略武器，这种社会的统冶者把工业与军事力量做前所未有的组织，除了现代人之外，历史上从没有能够超过他们的。” 　　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呢？［注：契尔德认为，当土地的需求增加的时候，就会产生征服土地的现象，征服者会把原来的居民赶走、取代或统治；因此，在城市革命完全告成以前，一定会有一些战争。不过他也承认在考古学上找不到资料在证明这个假定。因此他采取这样一种看法：在城市革命的序幕时期，就是公元前600年以后，我们可以认为“有战争存在，只是范围小，而且是间歇性的。”不论详情如何，嗜血战争变成长期的建制则是城邦、国王和阶级组织出现以后的事］　　他们把衣袍放在中央，　　——A．海德尔，1942 　　这一个测验寓含着这样的意义：男人原来没有自然创造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只有土地与女人才有的；但男人用一种新的创造形式克服了他原来的无能——他用言词（思想）来创造。马杜克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创造，因此他战胜了母亲的自然优越地位，因此他能够取代她。基督教圣经的故事正好接在这则巴比伦神话后面：男性的神用言词（道）创造了世界。［注：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从我们两个共同的基本立场产生出来的，我们都强调一项重要的分别：促进生命的事物和扼杀生命的事物］　　“城和房屋从地基到屋顶，我毁灭了，夷平了，用火烧了。城墙和外廓，神殿和神像，砖和土造的殿塔我都悉数毁灭了，倾入阿拉图运河。在城市的中间我挖了许多水沟，引水冲毁城基，这样我把城基彻底毁灭了。我让这个城市遭受比洪水更彻底的毁灭。” 　　文明的历史，从加太基和耶路撒冷的毁灭，到德勒斯登。［注：和广岛的毁灭，以及越南的人民、土地与草木丛林的毁灭，是人类的破坏性及虐待症的悲剧记录。］原始文化中的侵犯性对30个原始部落的分析［注：祖尼与果丘特人取材自M．本奈狄克和M．米德两人的著作；依洛鸠人与撒蒙人取材自M。米德和G．P．穆杜克两人的著作；当然，在我们的分析里每一族人只用做一个单元。在E．R．赛维斯所提供的原始猎人资料中，我们取辛蒙人，爱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亚人做样品。辛蒙人和爱斯基摩人合于体系Ａ，澳大利亚人合于体系Ｂ。但我没办法把诰庇人分类，因为他们的社会结构似乎矛盾得很，无法放在任何一类里。他们有一些特征属于体系Ａ，但他们的侵犯性又使人觉得属于体系Ｂ］　　体系Ａ：生命肯定性的社会　　体系Ｂ：非破坏性的侵犯性社会　　体系Ｃ：破坏性的社会　　三种体系的实例［注：今日西方社会里的“摇摆者”（swingers）也表现出同样的性态度。“摇摆者”实行群体性生活，他们是极端倦怠的、不快乐的和因袭的人，紧紧地抓住性生活，当做唯一的救药，来缓和他们长期的倦怠与孤寂。消费者的社会里许多成员都跟他们相去不远，就他们来说，性消费的限制已经解放了；另有一些人把性当做唯一的救药（像迷幻药一样），没有这个，便无法忍受倦怠和精神的沮丧。］　　“大部分社会都用习俗来尽量减低仇恨与恶意，杜布人却极力培养。他们认为仇恨与恶意有最高的价值。杜布人认为宇宙里充满恶意，而且毫不压抑这种梦魇；依照他们这种生命观，美德就是选一个牺牲者，向他发泄恶意，他们觉得人类的社会中和自然力量中都存在着这恶意。他们觉得整个的生存状况就是一场拼命的斗争，为了争取财物而互相陷害。他们在斗争中所信赖的武器就是猜疑与残忍，他们没有同情心，也不求人同情。” 周口店北京古猿也可以作为破坏性与残忍性的证据吗？［注：S．派默以40个没有文字的原始社会为对象，研究他们杀人与自杀的比例。他把杀人和自杀行为认做是破坏性的行为，以这个标准为尺度，他研究的结果如下：低指数的破坏性社会（0-5）有8个；中指数的破坏性社会（6-15）有14个；高指数的破坏性社会（16-42）有18个。如果我们把低指数和中指数的破坏性加在一起，共有22个，与高指数的破坏性社会相比，还是占多数。跟我研究30个原始民族的结果相比，派氏的百分比虽然比较高，可是他的结论仍旧表示，原始民族并不是极端具有侵略性的］所有的社会，人的生存利益在遭受威胁时，固然都会以战斗（或逃走）来自卫，可是在许多社会中，破坏性与残忍行为却很少，因此我们不能说这种东西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热情，因为如果与生俱来，人与人便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异。再者，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人的社会是最不文明的，可是他们比更文明的社会却和平得多，它也说明破坏性不是人类的“天性”。而且，破坏性不是一个孤立的元素，而是症候群的一部分，这也说明它不是本能。［注：布朗克谈到古杀腊人狂欢节的宗教仪式，写道，“最后，有一件事可能值得一提；圣保罗在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中，特别强调圣餐仪式中有基督真正的血肉；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办法使基督教的力量被希腊人接受，让它贯穿民间，因为在希腊这个地方，生欢节象征式的仪式餐礼有深固的传统，人民对这件事的感应很强”］布朗克认为可以把周口店所发现的头骨同尼安德特的瑟西奥山所发现的头骨归为一类，因为尼安德特人的头骨也是在下面的部分受伤，似乎是为了把脑髓取出来。布氏认为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让我们相信这是一个仪式行为。布氏指出，这些头骨的伤痕跟婆罗洲和美拉尼西亚群岛居民的猎头行为可能是同一回事，他们猎人的头颅显然具有一种宗教仪式上的意义。布朗克说，这些部落并“不是特别嗜杀的或有侵犯性的，反而有很高的道德”。这倒是很有趣的事。 [07.htm](第七章古生物学.md)[index.htm](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md)[09.htm](第九章良性侵犯.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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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人类学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狩猎者——人”是人类学上的亚当吗？［注：“狩猎者”在这里是形容词，形容“人”。指以狩猎为生的人类］　　“切切实实地说，我们的智力、兴趣、情绪和基本的社会生活——所有这些都是在狩猎的历程中，生存适应的产品。当人类学家说到人类的一体时，他们所说的意思是，狩猎和食物采集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淘汰压力这么相似，而这种生活方式的结果又这么成功，以致各种的人类到现在基本上仍旧是相同的。” 　　问题的关键是：这“猎人的心理学”是什么？瓦希朋和它叫“食肉动物的心理学”，大约在更新世中期，也就是50万年以前，或更早的时候，发展完成的：　　“早期人类食肉者的世界观跟他素食的亲属的世界观很不相同。素食的人类可以满足于一块小小的区域，别的动物除了来侵犯他们的时候之外，对他们是没有重要性的。但吃肉的欲望却引导动物认识更广的地区，学习到更多的动物的习惯。人类的地域习惯和心理，跟人猿和猴子根本不同。除了人猿的好奇心与统治的欲求以外，又加上食肉动物的探索性与侵犯性，这个增加的过程至少在30万年（或许60万年）。这种食肉动物的心理在更新世的中期完全形成，而它最早的表现可能是南猿类的劫掠行为。” 　　瓦希朋认为——食肉动物的心理“就是渴望屠杀，以屠杀为乐趣。”他写道：“人比其他动物更喜欢打猎。除非小心地训练，把这自然的欲望掩饰，人就会享受追猎与屠杀的乐趣。在大部分文化中，折磨与残害是放在众人眼前执行的，好让大家都享受这个乐趣。” 　　“一直到不久以前，人们仍旧把战争与打猎同样看待。在人们眼中看来，别的人类不过是最危险的猎物而已。在人类历史中，战争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参加战争的男人从其中感到乐趣；如果不是这样，战争也不致于在历史中占着这么重要的地位。到了最近，战争的性质与条件完全变了，以前的战争习俗才受到质疑；战争智慧是否应当再做国家政治的一部分，是否应当再做个人争取荣誉的方式，已经受人怀疑。” 　　瓦希朋又说：　　“孩子们喜欢打猎、钓鱼、打架和玩战争游戏，这明显地可以看出来嗜杀的生物学基础已经深入人性。并不是说这些行为不可避免，而是学来容易，让人满足，在大部分社会中又有报偿。屠杀的技巧与乐趣通常在游戏中发展出来，孩子们游戏的行为模式为他们成人以后的角色做了准备。” 　　确实有许多人因屠杀和残忍而得到乐趣，但这只是说有些人是虐待性格的人，有些文化是虐待性的文化；但也有些人和文化并不是虐待性的。我们会发现，受挫折的人比较容易变成虐待性的人，感到无能的社会阶级，生活中缺乏乐趣的社会阶级比较容易变成虐待性的阶级。譬如说，罗马的下层阶级由于贫穷和社会性的无能感，便从观看虐待性的场面来取得补偿；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也多半来自德国的中下层级；统治阶级如果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与财产受到威胁，便也容易流于虐待［注：1871年，济叶（Thiers）的军队获胜，大事屠杀法国公社分子，便是极端的例子］，而受压迫阶级由于渴望报复，也易于产生虐待心理与行为。　　“打猎显然是一种工具运用系统，很牢靠地要把某些事情做好，要把某些有严格规定的行动实行出来，而产生非常重要的结果。矛、棍、手斧等等，现在在博物馆里陈列着，可以静静摆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知道当初人怎么运用它们。从博物馆里去分析这些工具，不会告诉我们多少事情，因为它们已经离开了很久以前运用它们的复杂情况。”[路易斯·蒙夫特对于工具在人类进化中所扮的角色，有深刻的研究，劳格林的见解正好给了他充分的支持］　　打猎的成功不仅靠工具的进步，而且靠技术的进步：　　“原始人对自然界有熟练的知识；这一点尽管很少有人做系统的研究，却有丰富的资料可做证明。他们熟悉肉眼所见的动物界、哺乳类、布袋动物、爬虫类，鸟类、鱼类、昆虫类和植物界。他们知道潮汐变化，一般的度量衡现象，天文，以及跟他们生活相关的事物。……我只提一提跟打猎行为有关、跟人类进化有关的知识……人，这种狩猎者，学习着动物行为与解剖学，包括他自己的行为与解剖构造在内。他称驯服自己，再驯服别的动物和植物。在这种意义来说，狩猎是人类的学校，使人类成为自我教育的动物。” 　　简言之，原始猎人的动机不是为了屠杀的乐趣，而是为了学习种种技术并加以运用，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注：在现在这个时代，差不多样样东西都是机器造的，我们已经很少再注意到技术的乐趣。人们偶而也作作手工，一般人会呆呆的看着铁匠或纺织女工做工；这是例外。小提琴家之所以迷人，恐怕不仅是他奏出的音乐好听，观众还惊奇于他的技巧。大部分物品都靠手工的时代，工作无疑是有乐趣的，因为里面蕴含着技巧，越巧的工作便越有趣。认为打猎的乐趣在杀，不在技术，正是现代人的特有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结果才是唯一重要的事，而不是过程。］［注：越南战争有些不同，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人没有把“土著”敌人当做人看］；同一阵线的士兵则相当能够合作与共享。在平常生活中，大部分人不会冒生命的危险去救别人，也不会跟他们分享自己的食物，战争时期这却是平常的事。我们甚至可以说，战争之所以那么吸引人，原因之一正是它给人患难与共的机会，让人把这些深深埋藏着的人性冲动发挥出来，因为在承平时期我们这样做会被人看做傻瓜。　　侵犯与原始猎人　　“面临石器时代的危险，为了适应淘汰竞争，人类社会克服了灵长动物的一些习性，如自私、杂乱的性行为、专制统治和残酷的竞争。他们用血族关系与合作来代替冲突，把团结置在性的上方，把道德置在权力的上方。　　在史前猎人对动物的崇拜式中，我们得到一些他们生活的直接资料，证明他们并没有所谓生而具有的破坏性。蒙夫特曾经指出来，史前猎人的洞窟壁书，一点也没有人与人相斗的痕迹。　　“在我认识的两个团体里，几乎完全没有侵犯行为，情感上的也没有，身体上的也没有，没有战争，没有宿仇，没有巫术。［注：胜博尔曾详细描写非洲原始狩猎社会中的木图侏儒族的社会生活］　　跟腾博尔共同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没有一个反对他的这个看法。［注：赛维斯所论列的社会如下：爱斯基摩人，加拿大的阿尔罔克猎人与阿撒巴斯卡猎人，美国西部大盆地的舒尚族，智利与阿根廷的火地群岛上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马来半岛的西曼人，印度安达曼群岛上的人。］　　“由于我们自己的经济性质，我们总以为人类具有‘天生的交易倾向’，以为个人之间或群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是讲求‘经济’，是求‘最大的’经济效果，‘买得便宜，卖得贵’。原始民族却没有这些现象；他们正好与我们相反。他们‘随手送人’，他们喜欢的是慷慨，他们希望互相厚待，他们惩罚小偷，认为那是自私。　　狩猎——采集社会中，没有动物社会里的“支配”关系。赛维斯说：　　“在‘支配’上，狩猎——采集群队比其它人类社会更跟猿猴有别。他们完全没有靠体力分别出来的阶级，也没有靠金钱、遗传、军事或政治地位分别出来的阶级。唯一优于别人的人，是年长而有智慧的人，他们领导各种仪式。　　关于狩猎——采集民族中的权威人士，赛维斯也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明确的印象。在这些社会里，群队的行动当然也需要管理：　　“与群队的行动有关的问题，由权威人士管理。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领导’。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群队行动的管理与密切合作随事物性质的不同而变化。通常包括营地的移动、围猎、跟敌人的小型战斗。在这些活动里，领导者不是长期性的；依活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领导者。譬如说，计划举行仪式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很老的人指导，因为他对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识；打猎的时候却需要年纪比较轻的，打猎的技术比较好的人来领导。　　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有统治机关，并认为这是一切动物遗传的本性；这是一种众人接受的陈俗看法，跟这种看法相比，狩猎——采集社会没有阶级组织，没有酋长，便更具特殊的意义。人猿类也有统治关系，但跟人类相比，温和得多。原始民族的社会关系告诉我们，人类并没有天生秉具支配与屈服心理。人类社会五六千年以来，都是少数统治阶级在剥削大多数人；把这个历史现象做一番分析，我们就了解，支配与屈服心理不是社会阶级的起因，而是为了适应社会阶级才产生出来的。以特权阶级的统治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阶级，为了名正言顺，当然要找一个方便的藉口，让大家相信这种社会结构是出自人类天生的需要，因此是自然不过的，是无可避免的。但原始人的平等社会却说明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事实上，当然，群队社会中即使没有裁判机构来把群队维系在一起，它也不会破碎…… 　　另一些原始狩猎社会在私人争端发生的时候，解决的办法并不像爱斯基摩人那么可爱，而是用掷标枪决斗：　　“争执的发生往往是一个原告，一个被告。原告按常例站在固定的距离外向被告掷标枪，被告则闪躲。众人会为掷标枪的速度、力量与准确喝彩，也可以转过来为闪躲的技巧喝采。过了一会儿，对一方的喝采渐渐超过了另一方，众人的意见就趋于一致。当被告者明白了众人认为他有罪，他就应该不再闪躲标枪，让自己身上某个多肉的部分被标枪刺到。在原告的方面来说，当他明白了众人认为他不对的时候，他就不再掷下去。” 原始猎人——是富裕的社会吗？　　“在一般人的想法里，社会里的人如果想要什么，就容易得到满足，便是富裕的社会。我们自然认为只有工业文明才有这样的成就，但猎人——采集者的社会（尽管我们没有个个都研究到）都有更富裕的一面。‘容易得到满足’的需求，有两种方式可以达到，一种是生产得多，一种是要求得少，因此，达到富裕的途径便也有两条……如果采取禅宗的办法，即使生活水准很低，仍旧可以享受无以伦比的丰富生活。我想这便是猎人的情况。”［注：R．B．李（“猎人以什么求生：或者，资源困乏如何生活”）也不相信狩猎——采集的生活常常朝不保夕，外在贫困状态；譬如他说：“最近的资料告诉我们，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和我们原先想像的完全不一样。”］　　赛林斯更进一步发出中肯的宏论：　　“贫乏是商业经济社会中特有的顽念［注：亦译‘强迫性的’］心理，是参与商业经济的人所处的状况。市场把大堆大堆耀眼商品放在众人面前，而所有这一切都可望不可即，因为没有一人有钱把源源不断新东西全买回家。生活在市场经济的人，是生活在双重悲剧下，始于无能感而终于贫乏感……我们被判定要劳苦工作以求取物质的满足。我们是从这个优越而又焦虑的人们，回看猎人的生活。我们以为，现代人的工艺那么进步，尚且不能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那么，这赤裸的野人，靠他小小的弓箭又过的是什么日子呢？我们把猎人配上资产阶级的欲望冲动，手里则拿着石器时代的工具，我们当然会认为他们生活非常无望了。［注：S．庇高特有相似的想法，他写道：“人们在谈到史前社会的物质生活时，常有谬误的观念：一些考古学家也往往没有察觉到这一点。譬如说，他们用‘衰败’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某地陶器的发展，结果竟至用一种情感的意义甚至道德的意义，把‘衰败’二字用在这些器皿的制造者身上。器皿少或器质比较差的地方，那里的人就是‘极贫困的’，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没有让考古学家得到想得到的制品而已。”］［注：波尼奥的比南表达了同样的信念：‘如果今天没有粮食，明天会有。’］” 　　赛林斯的见地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他没有把现今社会的参考坐标和价值判断认为是必然正确的，能够跳出这一环的人类学家为数不多。他告诉我们，社会学家常常扭曲了他们所观察研究的社会，因为他们从自己认为“自然的”经济学立场来看待那些社会——这正像对“人性”所达成的结论一样，他们研究人性所采用的资料，即使不完全是现代人的资料，也大部分是文明史中的资料。原始人的战争　　“瓦布利社会不注重军事，他们没有长期的战士或职业战士；没有军事指挥阶级，群体也很少从事征服战。每个人都是储备战士，经常都是武装的，准备防卫自己的权利；但他也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他喜欢自己独立作战。有些争执中，同宗族的人会联合在一起，有时会包括社团里全部的男人。但他们没有军事领袖——既没有选出来的，也没有继承——为他们计划战术和指令他们遵从。有些人虽然比别人有能力，比别人勇敢，他们的话更受人尊重。但别人也并不一定要听他的话。再者，战争的环境是有限的，每个人都知道在什么状况下采取什么战术才最有效。现在年青的一代还是这样。　　从术语上说，原始猎人的这些冲突也可以叫做战争；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战争”一向存在于人类之间，因此它是天生的嗜杀驱使力的表现。不过，这一种推论忽略了一种很重要的分别，就是低等原始社会，高等原始社会和文化社会战争的不同。原始社会——尤其是低等原始社会——的战争没有中央集权的组织，也不是由长期的领袖所领导的；比较起来，发生的频率比较小；它不是征服战，不是屠杀战，它的目标不是能杀多少敌人就杀多少。可是文明社会的战争却是组织化的，由长期的领袖所指使，目的在征服领土和（或）获得奴隶和（或）胜利品。　　“狩猎——采集社会的生育死亡比例很少产生人口压力，让某一地区的人为争压别人的领土而发动战争。即使产生了这种压力，也不致发生大战争。人口较多，势力较大群体，如果要求某个地方的狩猎权或采集食物权，往往用不着战争就可获得。再者，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劫掠行为不会得到多大的实益。每一个社团在物质上都是贫穷的，而且他们也没有东西做交易上的价值标准，没有哪一种东西是特别值‘钱’或不值‘钱’的。还有，在狩猎——采集阶段的社会中，也不会把俘虏拿来做奴隶，以便做经济剥削。这种事在近代战争中固然常见，可是在狩猎——采集社会则是无用的，因为经济生产很低。要想叫俘虏和奴隶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之外还有多余的生产，非常困难。” 　　赛维斯对于原始狩猎采集社会战争的概述，得到许多研究者的支持和补充，我们将在下文中引用一些。D。比尔边则强调，在狩猎社会中虽然偶尔有仇恨，却很少战争，领导人物的特点是给族人做榜样，而不是统治他们，这种社会的主要原则是互惠和慷慨，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占着最重要的地位。　　“有许多人变为原始群队拥有领土或资源，为了保护这些东西，他们会作战。虽然我不能断言完全没有这种事，却是很平常的。第一，如果他们的群队小，他们会跟别的群队通婚或合并，如果太大，会分开为小群队。第二，像这里所报告的一些情况，他们对于某些特殊的地区并不很积极地想去利用。第三，在这些社会中所谓的‘战争’，往往不过是疑心被人施了巫术而做报复，或者家族之间的仇恨而已。第四，在大部分地区，大家以采集食物为主要来源，而我并没有听过有防卫果实区域的现象。原始群队互相间并不战斗，也看不出有理由要集中人力去防卫领土，即使相这样做，恐怕也做不到。确实，就连果树、鹰巢和其他少数的特殊资源，有时是某些人私有的，但我们还不明白，一个人住在好几里以外，如何来保护这些资源。” 　　H．H．图尼海的结论与此相似。他认为，恐惧、愤怒和挫折固然是个类普遍的心理，战争却是人类进化晚期才发展出来的。大部分原始社会的人没有战争，因为战争需要有相当程度的概念化思想。大部分原始人不能够构想出组织之类的东西，而要征服或打败别的社会却必需组织。大部分的原始战争不过是一场混战而已，根本不能算战争。拉巴波特说，图尼海的作品不受人类学家的欢迎，因为他不看重专业人类学家有关原始战争的著作，认为它们是不切实际的，有时候甚至导致完全的误解；他认为，即使好几代以前业余的人种志学家所得的资料，只要是原始资料，都比较可信得多。［注：D．C．拉巴波特为图尼海所写的序言，其中引用最杰出的战争史家汉斯·德尔布鲁克的一段话，德氏发现“希罗多德编写的马拉松战争史只有一件事是对的，就是哪一方打胜了，哪一方被消灭了”。］　　“这种意义的战争似乎跟群体间的团结和经济发展成正比。最单纯的民族里我们应该说有‘仇恨’，但不能说有战争。仇恨无疑是由诱拐妇女、入侵或个人伤害引起的。我们必须承认，跟更进步的原始社会相比，这些社会和平得多。但是暴力的惧怕仍旧是存在的，打斗也会发生，不过范围显然比较小，程度比较浅，这也是必然的。为什么会这样的，我们知道得还不够清楚，或许是原始人更有田园式的和平，或许像有些人的看法，人类天性里并没有生而具有的侵犯性。（G．Gloverand M．Ginsberg，1934）” 　　露斯·本奈狄克把战争分为“社会性致命的”战争和“非致命的”战争。后面这一种战争不是要征服别的部落，让他们把胜利者当做主子和恩人；北美印第安人虽然也有战争，但是美洲的原始土著从来没有征服观念，因此，几乎所有的印第安部落都能够做到一件非常罕有的事：战争与国家分离。国家是以和平酋长为化身，在群体事务里，在他的议会里，他是公共意见的领袖。他是永久性的领袖，他不是专制君主，却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但他跟战争没有关系。他并不指定战争首领，也跟战斗团体的行为没有关系。凡是能够吸引一批从众的人，随时都可以领导一个战斗团体；有些部落里，这种人在远征期间有完全的控制权。但战斗团体返回本族之后，他的领导权便结束。对于战争的态度既是这样，国家对于这些冒险行为便不会有什么兴趣。战争只是某些粗野的人向群体以外的部落炫耀武力的行为，而这种炫耀对本族的政体没有伤害。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注：有人批评契尔德，说“新石器时代的革命”一词用得不妥，因为新石器时代的发展是复杂的。这种批评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我们也不可忘记，人类生产方法的改变是一种极重要极根本的事，说它是“革命”实相当恰当。另外请参考L．蒙夫特，他说，把伟大的农业进步局限在公元前9000年到7000年之间也不正确，因为农业发展是渐进程序，时间比假定的要长，而阶段可能有四个或者五个。读者如果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有兴趣，想知道得更详细、更透彻，我慎重推荐蒙夫特的著作。］［注：契尔德把这件事用丰富的想象力写得很有趣：“泥土有十分好的可塑性，你想把它塑成什么样就塑成什么样。如果用石头或骨头来做工具，很受原物的形状和大小的限制，只能把它去掉一些，却不能加上去。用泥土做陶器，却没有这种限制。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愿意加就加，不必担心它粘不到一起。当人们想到‘创造’的时候，总是会想到陶匠，他的行动是自由的，他在‘原来没有形状的地方造出形状来’，圣经中陶匠的比喻更是很好的例子。”（V．G．契尔德，1936）］因此，在新石器时代这段期间内，我们又可分无陶器阶段和陶器阶段。安那托利亚的一些较早的村落——如海西拉区域的早期地层中的村落——是无陶器阶段，而萨塔·胡育克（catalHuyuk）这个小城则有丰富的陶器。　　“萨塔·胡育克有黑矿玉的镜子，仪式用的短剑，金属的小饰物，这都是同时代的其他文化远远不及的。他们把铜和铅熔化，制成珠串、管子，可能也制成小工具，因而使冶金术的开始提早至公元前7000年。他们对本地产的黑曜石与进口的燧石的加工，是那个时期最优美的；木制器皿种类多而技艺纯熟，毛织品工业已经完全发展出来。” 　　在墓地里发现到化妆用具，男人女人用的漂亮手镯。他们懂得熔铸铜和铅。依梅拉的看法，由于他们对石头和矿物有广泛的应用，发掘矿藏和通商必是这个城市的重要经济项目。［注：下面有些地方我宁愿用“母亲中心”一词，而不用“母权”意含女人统治男人。有些地方——譬如，依照梅拉的研究，海西拉便是——虽然确是如此，但萨塔·胡育克好像并不是这样；萨塔·胡育克的女人（母亲）虽然明显的是社会中的主角，但并不是统治性的角色］　　“新石器时代安娜托得亚的宗教——包括萨塔·胡育克和海西拉——有一个最特殊的地方，不论是雕像，浮雕或壁画，都完全没有性的存在。不论是男性生殖器或女神生殖器，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因为旧石器时代后期，新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后，安那托利亚以外的文化，常常把性的形象表现出来［注：请参考L．蒙夫特；许多女性雕像上都有性的形像，好强调这个元素的重要性。这一点他当然是对的。似乎只有安那托利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才没有性的元素。新石器时代这些其他文化中对于性的强调，是一个犹待探讨的问题；这是否表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都是母权文化？或者需要修订这个看法？］。这个问题看起来令人困惑，它的答案却可能非常单纯，因为艺术中对于性的强调，向来都是跟男性的冲动与欲望有关的。设若创造新石器时代宗教的人是当时的女人，则我们便很容易了解性的形象为什么缺少，同时也了解她们所创造的另一种象征：用乳房、脐带和怀孕来代表女性原理，用犄角和有犄角的动物的头来代表男性。我们可以料想，像萨塔·胡育克这样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社会中，女人的数量可能比男人多，从挖掘出来的坟墓看，事实正是如此。再者，在这新的经济状况中，女人担负许多任务。安那托利亚的村庄中到现在仍旧是这个样子，女人的社会地位的优越，可能就是由于这种原因。她本来是生命唯一的来源，又同农业的进展、家畜的驯养结合在一起，并且同增产、丰饶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使得当时的宗教自然会以她为中心，而不是以男人为中心；因为当时的宗教目标在保护生命、繁衍生命，它的仪式则跟生命与死亡、诞生与复活有关。对女神的崇拜很可能主要是由女人来执行，男教士即使不是没有，地位也不重要……”［注：关于父权社会，苏联的学者比西方学者做过更多的研究。这可能是因为恩格斯（1891）很受巴可芬（1861年原版）和摩尔根（1870）的影响。另请参考Z．A．阿布兰摩瓦，他讨论母神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她是家庭和厨房的主人，另一方面则是动物的至高主人，尤其是猎物的主人。另请参看苏联的人类学家A．P．欧克拉尼可夫，他指出母权跟死亡崇拜有关。更请参考A．马沙克，他对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做了有趣的讨论，他把女神跟月亮和阴历连结在一起］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判断新石器时代社会是比较平等的，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剥削，也没有重大的侵犯行为；这些资料发人深省。安那托利亚的新石器时代村落，是母权（母性中心）社会，这更使我们可以假定，新石器时代的社会——至少安那托利亚是如此——基本上是和平的，没有侵犯性的社会；因为，像J．J．巴可芬所说的，所有的母权社会，它基本的特征是对生命的肯定精神，这种社会里很少有破坏性。　　“一切文化、美德和生存中较高贵的层面，都是以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为根源；在充满暴力的世界里，母子关系是神圣的爱、结合与和平原理，展现着力量。由于生育子女，女人比男人更早就知道把爱的关切扩充到自我以外，去关切爱护另一个生命，把她所能有的，所能做到的一切，都用来保护和改善另一个人的生活。这个阶段的女人，是一切文化、恩泽和奉献的渊源，也是对生命的关切、对死亡的哀伤渊源。母性所产生的爱不仅是更强烈，而且也更普遍……父性原理本质上是有界限的，母性原理则是普遍的；父性原理以群体的范围为界限，母性原理产生出遍布一切人的母道；父道兴起之后，才把这母道窒息。以父权为基础而建立的家庭，是封闭的、个别的组织，母权家庭却有典型的普遍特性［注：“普遍性”在这里指人我一视同仁，因此，也是开放的］，这是一切文化在发展之初的根源，它把物质生活跟较高的精神生活加以分别。每一个妇人的腹部，都是地母狄米特［注：Demeter，希腊神话中，司农业、丰饶及保护婚姻之女神］的血肉化身，每一个妇女所生的孩子都是其他妇女所生的孩子的兄弟姐妹；这个家乡只知道人与人是兄弟姊妹。直到有一天，父性制度展开了，摧毁了这众人不分的一体性，把锐利的分别带给人类。史前社会与“人性” ［注：有一件事应该在这里提一下。许多高度发展的社会里——譬如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某个职业团体——譬如基尔特（同业公会）——的分子，并不要求扩充物质利益，只要能够维持传统的生活水准就可以了。虽然知道比他们高的社会阶级有更多的奢侈器，他们却并不贪求这些。那时的生活过程能够叫他们满足，因此他们并不觉得要更多的消费品。农人的也是如此。他们在16世纪的叛乱并不是想求得和上层阶级同样的消费，而是他们想得到一个基础，可以过尊严的人性生活，并要求地主履行对他们的传统契约。］城市革命［注：这个名词是契尔德创造的（1936），蒙夫特则会加以批评］　　“从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结构中，有一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产生：不再是分散开的小小单位，而是结合为一个大单位；不再‘民主’——就是，不再以邻人的密切关系、习惯与双方的允许为基础——而是极权，由中心权力来指导，由少数的统治阶级来控制；不再局限于有限的土地，而是有意地‘走出疆界’，去夺取物质，奴役无助的人，运用控制力，抽取贡奉。这一种新文化所致力的不只是充实生活物质，而是扩张集体权力。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由于改善侵略武器，这种社会的统冶者把工业与军事力量做前所未有的组织，除了现代人之外，历史上从没有能够超过他们的。” 　　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呢？［注：契尔德认为，当土地的需求增加的时候，就会产生征服土地的现象，征服者会把原来的居民赶走、取代或统治；因此，在城市革命完全告成以前，一定会有一些战争。不过他也承认在考古学上找不到资料在证明这个假定。因此他采取这样一种看法：在城市革命的序幕时期，就是公元前600年以后，我们可以认为“有战争存在，只是范围小，而且是间歇性的。”不论详情如何，嗜血战争变成长期的建制则是城邦、国王和阶级组织出现以后的事］　　他们把衣袍放在中央，　　——A．海德尔，1942 　　这一个测验寓含着这样的意义：男人原来没有自然创造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只有土地与女人才有的；但男人用一种新的创造形式克服了他原来的无能——他用言词（思想）来创造。马杜克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创造，因此他战胜了母亲的自然优越地位，因此他能够取代她。基督教圣经的故事正好接在这则巴比伦神话后面：男性的神用言词（道）创造了世界。［注：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从我们两个共同的基本立场产生出来的，我们都强调一项重要的分别：促进生命的事物和扼杀生命的事物］　　“城和房屋从地基到屋顶，我毁灭了，夷平了，用火烧了。城墙和外廓，神殿和神像，砖和土造的殿塔我都悉数毁灭了，倾入阿拉图运河。在城市的中间我挖了许多水沟，引水冲毁城基，这样我把城基彻底毁灭了。我让这个城市遭受比洪水更彻底的毁灭。” 　　文明的历史，从加太基和耶路撒冷的毁灭，到德勒斯登。［注：和广岛的毁灭，以及越南的人民、土地与草木丛林的毁灭，是人类的破坏性及虐待症的悲剧记录。］原始文化中的侵犯性对30个原始部落的分析［注：祖尼与果丘特人取材自M．本奈狄克和M．米德两人的著作；依洛鸠人与撒蒙人取材自M。米德和G．P．穆杜克两人的著作；当然，在我们的分析里每一族人只用做一个单元。在E．R．赛维斯所提供的原始猎人资料中，我们取辛蒙人，爱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亚人做样品。辛蒙人和爱斯基摩人合于体系Ａ，澳大利亚人合于体系Ｂ。但我没办法把诰庇人分类，因为他们的社会结构似乎矛盾得很，无法放在任何一类里。他们有一些特征属于体系Ａ，但他们的侵犯性又使人觉得属于体系Ｂ］　　体系Ａ：生命肯定性的社会　　体系Ｂ：非破坏性的侵犯性社会　　体系Ｃ：破坏性的社会　　三种体系的实例［注：今日西方社会里的“摇摆者”（swingers）也表现出同样的性态度。“摇摆者”实行群体性生活，他们是极端倦怠的、不快乐的和因袭的人，紧紧地抓住性生活，当做唯一的救药，来缓和他们长期的倦怠与孤寂。消费者的社会里许多成员都跟他们相去不远，就他们来说，性消费的限制已经解放了；另有一些人把性当做唯一的救药（像迷幻药一样），没有这个，便无法忍受倦怠和精神的沮丧。］　　“大部分社会都用习俗来尽量减低仇恨与恶意，杜布人却极力培养。他们认为仇恨与恶意有最高的价值。杜布人认为宇宙里充满恶意，而且毫不压抑这种梦魇；依照他们这种生命观，美德就是选一个牺牲者，向他发泄恶意，他们觉得人类的社会中和自然力量中都存在着这恶意。他们觉得整个的生存状况就是一场拼命的斗争，为了争取财物而互相陷害。他们在斗争中所信赖的武器就是猜疑与残忍，他们没有同情心，也不求人同情。” 周口店北京古猿也可以作为破坏性与残忍性的证据吗？［注：S．派默以40个没有文字的原始社会为对象，研究他们杀人与自杀的比例。他把杀人和自杀行为认做是破坏性的行为，以这个标准为尺度，他研究的结果如下：低指数的破坏性社会（0-5）有8个；中指数的破坏性社会（6-15）有14个；高指数的破坏性社会（16-42）有18个。如果我们把低指数和中指数的破坏性加在一起，共有22个，与高指数的破坏性社会相比，还是占多数。跟我研究30个原始民族的结果相比，派氏的百分比虽然比较高，可是他的结论仍旧表示，原始民族并不是极端具有侵略性的］所有的社会，人的生存利益在遭受威胁时，固然都会以战斗（或逃走）来自卫，可是在许多社会中，破坏性与残忍行为却很少，因此我们不能说这种东西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热情，因为如果与生俱来，人与人便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异。再者，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人的社会是最不文明的，可是他们比更文明的社会却和平得多，它也说明破坏性不是人类的“天性”。而且，破坏性不是一个孤立的元素，而是症候群的一部分，这也说明它不是本能。［注：布朗克谈到古杀腊人狂欢节的宗教仪式，写道，“最后，有一件事可能值得一提；圣保罗在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中，特别强调圣餐仪式中有基督真正的血肉；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办法使基督教的力量被希腊人接受，让它贯穿民间，因为在希腊这个地方，生欢节象征式的仪式餐礼有深固的传统，人民对这件事的感应很强”］布朗克认为可以把周口店所发现的头骨同尼安德特的瑟西奥山所发现的头骨归为一类，因为尼安德特人的头骨也是在下面的部分受伤，似乎是为了把脑髓取出来。布氏认为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让我们相信这是一个仪式行为。布氏指出，这些头骨的伤痕跟婆罗洲和美拉尼西亚群岛居民的猎头行为可能是同一回事，他们猎人的头颅显然具有一种宗教仪式上的意义。布朗克说，这些部落并“不是特别嗜杀的或有侵犯性的，反而有很高的道德”。这倒是很有趣的事。 [07.htm](第七章古生物学.md)[index.htm](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md)[09.htm](第九章良性侵犯.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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