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

参见我的论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由于这些论文的主题思想是如此密切，因此很遗憾，并不总是能避免重复的论述。 ↩︎

《神圣家族》，《全集》第2卷，第44页。 ↩︎

《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德文第2版，第562页。 ↩︎

《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德文第2版，第606—607页。 ↩︎

参见我的论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483—484页。 ↩︎

参见普列汉诺夫对18世纪唯物主义的论述，《唯物主义史论集》，第51页。资产阶级的危机理论、法律起源理论等等都采取了这种方法论立场。这一点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指出过了。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在历史本身中看到，一个非世界史的、不是始终与发展过程的总体相联系的考察必然把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些转折点视为无意义的灾难。这是因为它们的原因是存在于灾难本身之外的，它们的结果在这些灾难中表现得最为可怕。人们可以想一想民族大迁徙，想一想从文艺复兴以来德国历史走的下坡路，等等。 ↩︎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73页。 ↩︎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275页。 ↩︎

例如可参见《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384—385，399—400，424，429—431，442—443页等。 ↩︎

《货币哲学》，德文版，第531页。 ↩︎

《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54页。 ↩︎

我又要提出普列汉诺夫指出的旧唯物主义的两难困境。任何一种资产阶级历史观的逻辑立场都力图把“群众”机器化和把英雄非理性化。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已向布鲁诺·鲍威尔指出过了（《神圣家族》，《全集》第2卷，第99页及以下几页）。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在卡莱尔或尼采那儿发现这样一种两重性历史观。即使像李凯尔特那样谨慎的思想家（尽管是有保留的，见《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德文版，第380页）也倾向把“环境”和“群众运动”看作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和只把个人看作为历史的个体（见前引书，德文版，第444，460—461等页）。 ↩︎

《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集》第12卷，第758页。 ↩︎

《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48—149页。 ↩︎

《实践理性批判》，德文版，第38—39页，也可参见第24、123页等；《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德文版，第4、38页。也可参见黑格尔的批判，见《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133页及以下几页。 ↩︎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147页。参见杨一之译，《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第141页。黑格尔原文中的Dasein，杨一之先生译为“实有”，本书译者在引用时，为与全书译名统一，改为“存在”。——译者注 ↩︎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262页。参见杨一之译，《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第250页。 ↩︎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432—435页。参见杨一之译，《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第402—405页。普列汉诺夫的功绩是早在1891年就已指出了黑格尔逻辑学的这一方面对区分进化和革命的重要性（《新时代》，德文版X/I，第280页及以下几页）。遗憾的是，竟没有人在这方面继承他的理论。 ↩︎

这个问题的方法论方面，请首先参考黑格尔《宗教哲学》德文版第一部分，特别是《黑格尔全集》，第11卷，第158—159页：“没有直接的知识。直接的知识就是当我们没有中介意识的时候，然而它还是被中介了。”《精神现象学》序言中也有类似的话：“所以唯有这种正在重建着的自身同一性或在它物中的自身反映，才是绝对的真理，而原始的或直接的统一性，就其自身而言，则不是绝对的真理。”《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15页。（参见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第11页。） ↩︎

恩格斯实际上也同意黑格尔关于虚假的东西的学说（最精彩的论述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30页及以下几页。参见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上卷，第23—26页等。daa Falsch一词，贺、王译为“虚假”、“虚妄”、“虚假的东西”等。）例如可参见他对“恶”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批评（《费尔巴哈论》，《全集》第21卷，第330页等）。这当然只是指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有独创性见解的代表人物，模仿者、折中主义者和没落阶级利益赤裸裸的维护者就完全另当别论了。 ↩︎

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这一区别可参见拙文《阶级意识》。 ↩︎

《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集》第13卷，第23页。 ↩︎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28页。 ↩︎

一切所谓的禁欲理论归根到底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这方面首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他强调“内心的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连马克思也证实了这种事实，他指出，对资本家来说，“他的私人消费，对他来说也就成对他的资本积累的掠夺，就像在意大利式簿记中把资本家的私人开支记在资本的借方一样”（《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50页）。 ↩︎

《工资、价格和利润》，《全集》第16卷，第161页。 ↩︎

《反杜林论》，《全集》第20卷，第139页。 ↩︎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342页。 ↩︎

《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集》第13卷，第22页。 ↩︎

马克思在1867年6月2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经济学家先生们一样都忽略了这样一件极其简单的历史事实：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一形式，只是20码麻布=2英镑这一形式的未经发展的基础，所以，最简单的 ↩︎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27页。 ↩︎

《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集》第12卷，第755页。 ↩︎

马克思是这样评价费尔巴哈的“类”的，他只能把它“理解为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全集》第3卷，第5页。）任何和费尔巴哈类似的观点一点也不比费尔巴哈的高明，甚至常常是极其不如他的。 ↩︎

《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全集》第1卷，第483页。在这儿，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方法论方面的含义。梅林提出的问题（见《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文献遗产》第2卷，第30页），即马克思是否过高评价了纺织工人起义的觉悟，不属于我们在这儿讨论的范围。马克思在这儿也是从方法论上完整地描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意识发展的本质，而他后来（在《共产党宣言》、《雾月十八日政变》等中指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差异的观点，完全是循着在这儿开始的方向前进的。 ↩︎

人们可以想一想巴霍芬对《奥瑞斯特亚》〔Ὀρέστεια〕的分析及其对社会发展史的意义。由于思想上的局限，巴霍芬只能对戏剧作出正确解释，而不能做深入的研究，这一点恰恰证明了这儿提出的观点的正确性。 ↩︎

参见马克思对工业后备军和剩余人口的分析（《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89页及以下几页）。 ↩︎

《哲学全书》，德文版，第81节。 ↩︎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262页，参见《工资、价格和利润》，《全集》第16卷，第159—163页。 ↩︎

这儿所讲的资产阶级的“事后”（Post-festum）意识可参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和《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

这儿不可能详细地论述这个问题，虽然正是这种区别才有可能明确地把古代和现代区分开来。这是因为赫拉克利特的自我扬弃的事物概念实际上和现代思想的物化结构极其接近。然而正因此，古代思想的局限性就明显地体现了古代社会的局限性。古代思想的局限性就在于，它不能辩证地把握那时的社会存在，并进而辩证地把握历史。马克思在谈到其他问题时，曾顺便指出了亚里士多德“经济学”中的这一局限性。虽然是顺便提到的，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却和其他问题是一致的。黑格尔和拉萨尔的特点就是过高估计赫拉克利特的“现代性”，但由此我们却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也没能超越这一“古代”思想的局限性（主要就是对思想有以产生的历史条件采取不批判的态度），并在他们哲学的基本特征，即直观、思辨和非唯物、非实践中表现了出来。 ↩︎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22，625页。以前我们曾强调从量到质的骤变是每一个单个环节的特征，这一点在我们引用的马克思的话中也得到了反映。量变的环节，当然只是孤立地来看，仍是数量的变化。但它们作为变化的环节，却呈现出了资本经济结构的质的变化。 ↩︎

《雇佣劳动与资本》，《全集》第6卷，第490页。 ↩︎

参见《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关于事实和现实，请参见《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

参见关于中等企业的消失和增长的争论。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德文版，第11页及以下几页。 ↩︎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371页。 ↩︎

同上，第399页。这样，市场利息率“和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是作为固定的量出现的。”普遍的利润率在倾向上和它是完全相反的。同上，第410页。这一点正是和资产阶级思想原则差异之所在。 ↩︎

参见《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198页。 ↩︎

参见马克思对边沁的评论，见《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69—670页。 ↩︎

人们可以在《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919页及以下几页看到对这一顺序的绝妙阐述。 ↩︎

现代实用主义就是一个范例。 ↩︎

《神圣家族》，《全集》第2卷，第245页。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卷，第452—453页，引文中的粗体是卢卡奇加的。 ↩︎

参阅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德文版第1卷中的论文。人们是否同意他的因果说对如何评价他的事实材料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关于资本主义和加尔文主义的关系也可参阅恩格斯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中发表的看法，见《新时代》XI，I，43（《全集》第22卷，第349页——译注）。存在和伦理的这种结构也存在在康德的体系中，例如可参阅《实践理性批判》中的章节（德文版，第120页）。这一节完全是用富兰克林的加尔文主义的修身伦理学的精神写成的。再作更深入的类似的分析就离题太远了。 ↩︎

《托马斯·闵采尔》，德文版，第73页及以下几页。 ↩︎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37—38页。不过只是对社会的自然形式的一种——不怎么重要的——怀念情绪的回响。参见黑格尔在《信仰和知识》（《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105页及以下）中所作的方法论上正确的否定批评。当然，黑格尔批评的肯定结论也等于是否定。 ↩︎

《拉萨尔著作集》，卡西尔出版社，第275—276页。拉萨尔用吹捧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上的国家观念，使自己站在了资产阶级这一边，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某些自然法学说的发展中看出来。这些自然法学说正是根据“自由”和“人的尊严”的观念推论出无产阶级任何有组织运动都是非法的（例如可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德文版，第497页关于美国的自然法的论述）。历史法学派的卑鄙奠基人古·胡果，虽然是为了证明和拉萨尔相反的观点，但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思想结构，认为有些权力可以使人成为商品，然而在别的领域内他又不放弃他的“人的尊严”。见《自然法》，德文版，第114页。 ↩︎

参见我的论文《阶级意识》。 ↩︎

我们可以在考茨基最近发表的纲领性著作中找到这种观点的集中体现。他把政治和经济严格地、机械地分离开来，表明了他是拉萨尔错误的追随者。他关于民主的观点大家是太熟悉了，我们因此无需在此赘述。至于讲到他的经济宿命论，那么他的独特之处就是，当他承认不可能具体地预见到经济危机现象时，他就是认为，从方法论上来讲，过程必须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而发展乃是不言而喻的。第57页。 ↩︎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方面指出了认识它的 ↩︎

总体是一个范畴问题，而且是一个革命行动的问题，现在是不言而喻的了。因此，同样不言而喻的是，对一个始终以直观的方式在内容上研究“全部问题”（当然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的方法，我们从方法论上已经不能把它看作是总体的研究方法。这主要指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观，它的“材料丰富”始终是以放弃社会行动为目标的。 ↩︎

语出自《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的发展》的《1892年英文版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2页。中文版《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原译文为“亲口吃一吃，才知布丁味”，现改为《选集》中的译文。——录入者注。 ↩︎

此处卢卡奇使用的是经过恩格斯少量修改以《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为题发表的版本，所以此处录入时依照相应中译本进行了修正，但“经院哲学的”按照《历史与阶级意识》不予加粗。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29页。——录入者注。 ↩︎

参见我的论文《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 ↩︎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全集》第21卷，第337页。 ↩︎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1卷，第160页。 ↩︎

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意义的否定丝毫也不影响对它的历史意义的评价；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形式，只要资产阶级革命（它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环节）还是有现实意义的，作为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就 ↩︎

拉斯克十分合逻辑地把榜样和模仿（Vorbilcllich und Nachbildlich）的范畴（关于判断的学说）引入了逻辑学。虽然他批判地摒弃了纯柏拉图主义、理念和现实的反映二元论，但是他又在逻辑学中把它们复活了。 ↩︎

因此，纯逻辑学的、纯方法论的研究只是说明了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我们暂时还不可能把全部范畴问题作为正在发生彻底变化的历史的现实问题来加以认识和阐述。 ↩︎

参见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特别是《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73页及以下几页的论述，黑格尔对这一问题作了极其深刻的考察。此外还可参见恩斯特·布洛赫的“经历的瞬间的黑暗”的学说和他的“还没有意识到的知识”的理论。 ↩︎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2卷，第207页。 ↩︎

“关于实践的理论”和“实践的理论”的关系可以参见列瓦伊·尤若夫的有趣论文《策略问题》，载《共产主义》，第1卷，第46—49页。然而我并不同意他的全部论述。 ↩︎

黑格尔：《哲学全书》，德文版，第81节。 ↩︎

同上，第247节。 ↩︎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3卷，第299及以下几页。 ↩︎

《1851年12月12日的信》，古·迈尔编，德文版，第41页。 ↩︎

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学》，德文版，第50—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