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

《纯粹理性批判》，德文雷克拉姆版，第17页。 ↩︎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409—410页。 ↩︎

参见托尼斯的《霍布斯的生平和学说》，特别是恩斯特·卡西尔的《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本文在后面还将提到后一本书的论断，由于这些论断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获得的，并描述了同一条发展途径，即数学的精确科学理性主义对近代思想形成所起的作用，因而对我们是极有价值的。 ↩︎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533—534页。也可参见高特尔的和古代相对立的观点：《经济和技术》，《社会经济学概要》II德文版，第2卷，第238—245页。因此，“理性主义”的概念不能抽象地和非历史地滥用。我们必须始终明确地规定与它有关的对象（即生活领域），特别是必须始终明确地规定那些与它无关的对象。 ↩︎

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集》，德文版，第2卷，第165—170页。印度所有“专门科学”的发展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构：在个别的部分有非常发达的技术，这些个别的部分和理性的总体无关，不 ↩︎

康德完成了18世纪的哲学。无论是洛克—贝克莱—休谟的发展，还是法国唯物主义的发展，都是在这个方向上进行的。对于个别的阶段，以及不同流派之间重要分歧的概略叙述，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德文版，第403—404页，也可参见第330页及其后的论述。 ↩︎

费尔巴哈也把感性的绝对的（知性的）先验性问题和上帝存在的矛盾联系起来。“上帝存在的证明超越了理性的界限，这是对的，但是要在看、听、嗅也超越了理性的界限这样一个意义上才是对的。”《基督教的本质》，德文雷克拉姆版，第330页。休谟和康德也有类似的思想，可参见卡西尔在《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一书，第2卷，第608页的论述。 ↩︎

我们看到拉斯克对这一问题作了最清楚的论述：“对于主观性来说”（也就是对于逻辑判断的主观性来说），“这并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恰恰构成了研究它的全部目标，即当要以相应的范畴来把握某个特定的单个质料时，逻辑形式一般地划分为什么样的范畴，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样的单个质料构成各个范畴的质料范围。”《判断学说》，第162页。 ↩︎

《纯粹理性批判》，第564页。 ↩︎

这里不可能说明，不但是希腊哲学（像普罗克洛这样很晚才出现的思想家也许可以除外），而且连中世纪哲学也不知道有我们意义上的体系；只是近代的解释才把“体系”用到了它们的身上。体系的问题是在近代出现的，大约是随着笛卡尔、斯宾诺莎才出现的，并从莱布尼茨、康德开始日益成为一个自觉的方法论要求。 ↩︎

“无限知性”的观念，理智直觉的观念等等， ↩︎

又是拉斯克的论述最为尖锐、清楚。参见《哲学的逻辑》，德文版，第60—62页。只是他也没有从自己的论证中得出所有的结论，特别是理性的体系原则上的不可能性。 ↩︎

人们也许会想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在这种方法中，逻辑学的整个领域最终变成了更高级的“事实的体系”，胡塞尔本人也把这种方法称为一种纯粹描写的方法。参见《纯粹现象学通论》，载《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德文版，第1卷，第113页。 ↩︎

莱布尼茨哲学的这种基本倾向在迈蒙的哲学中获得了一种成熟的形态，即自在之物和“理念的偶然性”的问题解体的形态；莱布尼茨对费希特，和通过他对后来的发展所起的重大影响都是由此而来的。我们发现，李凯尔特的文章《一个、统一和一》（载《逻各斯》II，第1页）对数学的非理性作了极深刻的分析。 ↩︎

《知识学》（1804年），第XV篇讲演，《费希特全集》（新版），德文版，第4卷，第288页。着重号是我加的。后来的“批判”哲学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只是清楚的程度不同而已。提得最清楚的则是文德尔班，他把存在规定为“内容对形式的不依赖性”。我认为，他的批评者们只是模糊了他的矛盾，但决没有解决他所存在的问题。 ↩︎

对各哲学流派的批评不是本文的任务。因此我在这儿只想把它们向（方法论上是属于前批判时期的）自然法的倒退引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简述的正确性。这一自然法——根据其性质，而不是根据其术语——可以在科恩和接近马堡学派的施塔姆勒那儿看到。 ↩︎

这个学派的最坚决代表之一李凯尔特赋予了从方法论上奠定了历史科学基础的文化价值的纯形式的特征特别能说明这种情况（参见本文第3部分）。 ↩︎

《先验逻辑学》，第23篇讲演，《费希特全集》第6卷，第335页。我在这里要向不熟悉古典哲学的读者强调指出：费希特的自我（Ichheit）概念和经验的自我（Ich）无关。 ↩︎

《知识学》的第2篇导言，《费希特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52页。费希特每一部著作中使用的术语是不同的，但这并不能掩盖这样的情况： ↩︎

参见《实践理性批判》，《哲学丛书》，第72页。 ↩︎

“自然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是在规律控制下的事物的存在。”同上书，第57页。 ↩︎

参见《实践理性批判》，《哲学丛书》，第125—126页。 ↩︎

《论对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352—353页。参见同书第351页。“因为它（义务）是绝对地从意志的所有质料中提取而来的；内容决定了随意性的无自由。”在《精神现象学》里讲得更清楚：“因为纯粹的义务……对任何内容都是漠不关心的，对任何内容都能容忍。”《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485页。 ↩︎

在希腊人那儿，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清楚。近代开始阶段的那些伟大体系，特别是斯宾诺莎的体系也显示了这种结构。 ↩︎

《纯粹理性批判》，德文版，第472—473页。 ↩︎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78页及以下几页。 ↩︎

《博士论文》，《全集》第40卷，第284页。 ↩︎

“自然”状态下思维的出发点，例如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的“信仰了才能理解”（credo ut intelligam）和印度思维的出发点（“只要他选择了谁，他就为谁所理解”，关于“大我”〔Atman〕就是这样说的），这种出发点使近代思想感到十分奇怪，但它们的存在基础说明这些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笛卡尔的系统的怀疑论是“精确”思维的出发点，它只是在近代开始阶段被非常自觉地感觉到的这种对立的最清楚的表达。这种对立再现在从伽利略开始到培根的所有重要思想家的身上。 ↩︎

关于这种普遍数学的历史，请参见卡西尔的著作，《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第1卷，第446和563页；第2卷，第138和156页等。关于这种将现实数学化和资产阶级推算规律预期结果的“实践”之间的关系，可参见朗格：《唯物主义史》，雷克拉姆版第1卷，第321—322页，论述霍布斯、笛卡尔和培根等人的部分。 ↩︎

柏拉图的理念论——正确性如何，暂且不论——，同总体及既定物的质的存在处于一种无法分开的联系之中。直观至少意味着打碎把灵魂禁锢在经验界限内的桎梏。斯多亚派的无动于衷（Ataraxie）的理想早已表明这种完全纯粹的直观，当然不会自相矛盾地和狂热的、不间断的“活动”有什么联系。 ↩︎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异同》，《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242页。马克思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观点，清楚地证明了，任何一种这样的社会“原子”论无非是纯粹资产阶级立场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见《神圣家族》，《全集》第2卷，第153—154页。这一论断并没有取消这种观点的“客观性”：这些观点同样是物化的人关于他对社会态度的必然的意识形式。 ↩︎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528页。 ↩︎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428页，注111。 ↩︎

《普遍性和社会》，德文第3版，第38页。 ↩︎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全集》第21卷，第317页。 ↩︎

例如《精神现象学》的前言，《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20页，及67—68,451页等。 ↩︎

马克思在常常被引用的、本文也引用了的关于无产阶级的一些重要论述中也应用了这一术语。见《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96页。黑格尔关于整个问题的论述可参见《逻辑学》的有关部分，特别是《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127，166页等，和第4卷，第120页等，以及在不同的地方对康德的批判。 ↩︎

《纯粹理性批判》，德文版，第208页等。 ↩︎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全集》第1卷，第614页。 ↩︎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49—650页。关于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可参见拙文《阶级意识》。 ↩︎

黑格尔反复的尖锐的批评都同这一点有关。但是连歌德对康德伦理学的拒绝也归结于这个问题。当然他是出于别的原因，并相应地采用了别的术语。康德的伦理学被赋以全面解决自在之物问题的任务，这一点在康德著作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如《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德文版，《哲学丛书》，第87页；《实践理性批判》，德文版，第123页。 ↩︎

《纯粹理性批判》，德文版，第77页。 ↩︎

关于这两个原则的方法论上的相互关系，可参见拙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 ↩︎

《唯物主义史论集》，德文版，第54页及以下几页，第122页及以下几页。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是多么——当然是以质朴的形式——接近自在之物问题的，可参见同书第9,51等页。 ↩︎

我们不可能在这儿提出关于《鲁宾逊漂流记》这类小说的历史。我只想请读者自己去参阅马克思的评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集》第46卷上册，第18页）和卡西尔对这一问题在霍布斯认识论中的作用所作的细致入微的论述，见前引书，II，第61及以下几页。 ↩︎

关于此点特别请参看《判断力批判》第42节。真正的和模仿的夜莺的例子，经过席勒对后来的整个问题的提出有着重大的影响。“有机的成长物”的概念怎样作为反对物化的战斗口号，经过德国浪漫派，历史法学派，卡莱尔、拉斯金等人，获得了一种越来越清楚的反动作用，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问题，但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也只是 ↩︎

《伦理学体系》，第3部分，第31节，载《费希特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747页。也许是非常有趣和值得一为的任务是指出，方法论上如此罕为人理解的古典时期的自然哲学是怎样必然地产生于这种情况的。歌德的自然哲学是在反对牛顿对自然的“亵渎”的斗争中产生的，这不是偶然的；它也没有对后来的全部发展所提出的问题具有什么决定性作用。但这两点只能从人、自然和艺术的这种关系来理解；从方法论上回到作为反对数学的自然概念的首次斗争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定性自然哲学上去，这一点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清楚。 ↩︎

《判断力批判》，德文版，第77节。 ↩︎

《美育书简》，德文版，第15封。 ↩︎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异同》，《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174页。 ↩︎

谢林后期哲学的实际核心就隐藏在 ↩︎

我在这儿也不能进一步探讨问题的历史。我只想指出：这儿是从方法论上理解浪漫派提出的问题的地方。例如有名的、但罕为人理解的“嘲讽”这类概念就源自这种情况。除了弗·施莱格尔外，非常不合理地被遗忘了的苏尔格以他的尖锐的问题也成了谢林和黑格尔之间的辨证方法的先驱。他采取了一种类似处于康德和费希特之间的迈蒙的立场。神话在谢林美学中的作用也可从问题的这种情况中得到解释。这些问题和作为情绪的自然概念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前后一致的、近代的艺术观的进一步发展表明，真正批判的，非形而上学地体现的艺术家世界观导致进一步撕碎主体的统一性，也就是导致现实的物化征兆的增加。（如福楼拜、康拉德·费德勒等人。）参见从方法论上论述这个问题的我的论文：《美学中的主—客关系》，见《逻各斯》第4辑。 ↩︎

《诗和真》，第十二篇。哈曼的隐蔽的影响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大得多。 ↩︎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异同》，《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173—174页。现象学是对这样一种方法的最好的尝试（连黑格尔也没有超过这一点）。 ↩︎

拉斯克是近代最机敏、最有逻辑的新康德主义者。他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这一转变：“连批评者也要承认黑格尔在如下一点上是对的：如果辩证地变化的概念是可以接受的， ↩︎

参见普列汉诺夫的论述，同前书，第9、51页等。但从方法论上来看，只是对形式主义的理论主义才存在着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尽管有人可能认为中世纪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具有客观的、科学的价值，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中世纪来说，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也就更不存在不可解决的问题了。人们可以把普列汉诺夫引证的霍尔巴赫的论述（人们不能知道：“是先有蛋，还是先有动物？”）和埃克哈特大师的“大自然把小孩变成人，把鸡蛋变成鸡；上帝使人先于小孩，使鸡先于鸡蛋。”（《高贵者的说教》）加以比较。很清楚，在这儿重要的 ↩︎

这儿也只是简单地提一下这个问题的历史。这个问题上的对立不久就得到了清楚明白的阐述。我想举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对孔多塞尝试的批评（1795年）为例，后者试图提出一种理性主义的历史解释（带有孔德、斯宾塞的特点）。“人的 ↩︎

《哲学全书》，德文版，第389节。在这儿，对于我们重要的当然只是问题的方法论方面。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所有直观的、形式理性主义的概念都显示了这种物化的不可理解性。近代从事物概念向功能概念的过渡丝毫没有改变 ↩︎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267页。 ↩︎

《法哲学原理》，德文版，第345—347节，《哲学全书》，德文版，第548—552节。 ↩︎

在对体系的那些最后的论述中，历史是从法哲学向绝对精神的过渡。（在《精神现象学》里，关系更复杂，但从方法论上来看，同样是不明确和不清楚的。）因此，根据黑格尔《逻辑学》，绝对精神必须在自身中扬弃历史，这是因为绝对精神是先行的因素，即历史的真理。黑格尔哲学史的结论告诉我们，历史不会让自己在辨证方法中遭到扬弃。在黑格尔的哲学史里，即在体系的顶峰，在“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环节，历史重又出现并在它那一方面超越了哲学：“思想规定性具有这种重要性，这一点是不属于哲学史的一种进一步的认识。这些概念是世界精神的最简单显现，其较为具体的形态就是历史。”《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5卷，第618页。 ↩︎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174页。不言而喻的是，费希特对这种偶然性的强调要厉害得多。 ↩︎

参见拙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

但这样一来，连逻辑学本身也成了有问题的了。黑格尔要求概念是“重新建立的存在”（《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30页），这种要求只能在实际创造出了同一的主体—客体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一点的不能实现，使概念获得了一种康德唯心主义的意义，这种意义和它的辩证法的功能是矛盾的。对这一点的论述，则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