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革命的悲剧（节译）第十二章 莫斯科革命中心〔美〕伊罗生 ［应为“两湖”——录入者注］、南北，方兴未艾。农民们夺取土地的斗争正在兴起，工人的组织程度和潜在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们已经具备相当的能力去担当领袖和土地革命的捍卫者。工人农民共同体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足以打败以上海为中心的、以蒋介石为总头目的统治者中国本部的反动派。通过这次政变，蒋介石已经控制了上海，但无论如何，他还不能牢固地将中国的本部攫于自己的掌心。 《华北日报》［刘海生译本为“字林西报”，待查——录入者注］报道：绝不可低估两周前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无情的枪杀。他在这个地区唯一的行动就是无情地枪杀共产党人，毫无怜悯之心。当时位于总司令的蒋介石必定有一种极大的精神上的勇气才得以采取这一步骤，这样做显示了他们的决断力。此外，我们完全懂得常言所表述的真理：“伟业非一日之功”，总司令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此以前他们早已做出许多蠢事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依赖于江浙资本家的蒋介石需要一笔巨资作为活动经费，而这笔钱是他通过敲诈、恐怖和税收得来的。同他的强取豪夺相比，旧军阀给予老百姓的负担倒是轻多了。“四·一二”以后，人们不再欢宴款待蒋介石了，他不再被当作良师益友。他野蛮粗暴地对待他们，认为统统不可靠，而他们完全被动地忍受突然袭击。蒋介石的境况是危急的，他的军事地位也不稳定，在奉系军队的反击下，苏州陷落了。来自北方的军队从浦口的阵地上，隔长江把炮弹射往蒋介石的首都南京。蒋介石承认他的队伍处于士气低落一盘散沙的状况。他还得付出极大的代价去攻击民众运动，由于没有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民族主义战无不胜的传说已经消逝。军事胜利远非捶［应为“唾”字之误——录入者注］手可得，而在这个地区，失败的可能隐隐呈现，日益逼近。如果他的弱点与北方的军事势力有关，那么在革命运动本身的进攻面前，他就更脆弱。孤守在扬子江的出海口，蒋介石不至于被复仇的浪潮所吞没。这股涤荡数省为共产党报仇雪耻的激流正涌入长江。 证明了以往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这是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内的左翼密切合作的路线，是加强国民党的团结的路线……是利用右派的路线，是使他们的团体和活动遵守国民党的原则……事变的发生已经完全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 托洛茨基回答： 我们很了解资产阶级怎样服从“纪律”；无产阶级怎样利用右派；大中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他们同帝国主义的关系和他们的束缚和绞杀工人的“经历”。这一“利用”的传说以鲜血写成的文学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然而这并不能制止那种“后来发生的事变完全进一步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的论点。 托洛茨基说，事变在事实上已经揭示了官方政策的崩溃。阶级斗争不能被“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所取代，血腥的‘四·一二’政变已经极为雄辩地证明了这点。”这是“四个阶级联盟政策的直接后果”。拒绝承认这点就意味着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重复四月的悲剧。 “这些话充满了官腔，官僚主义的概念……这个政府不被视为正在发展中的阶级斗争的产物，而被当作国民党意志的自信的反映。阶级关系的变动接连不断，而国民党的地位延续不衰。称武汉为革命中心尚嫌不足，事实上它已有过之。蒋介石所指挥的国民党是由一个老朽的、反动的、唯利是图的官僚政客所支配。国民党左派有什么实力呢？目前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苏维埃的口号是要求通过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过渡政权以建立真正新型的国家权力机构。” 后来，在针对斯大林的观点，托洛茨基又说“革命的国民党的力量的主要来源是进一步发展工农革命运动和加强群众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工会和其他革命民众组织，作为将来建立苏维埃的条件。” “这些组织的来源应该是什么呢？”托洛茨基问道。 当托洛茨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时，斯大林宣称：“对付反革命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武装工农。” 托洛茨基回答：武装工农是件好事，这是必然的结果。中国南部存在着已经武装起来的农民，即所谓国民革命军。这支清除反革命的队伍现在却成了反革命势力的工具。因为在政治指导上，国民革命军不是由士兵苏维埃所掌握的民众武装，没有独立的革命政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而满足于完全照搬外国的政治机构和政委制度，这支队伍已经转变为资产阶级军阀的工具。 ［注：疑为“抛弃”或“抛却”之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毫无关系，但是他们的内心怀有同右派妥协的念头。这时，建立苏维埃就成了更加重要的事情。这是推动汉口的革命向左转和迫使反革命退却的唯一方法。 总之，斯大林赞成一个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集团，反对任何独立的民众组织进入他们的议事机构，这些民众组织对这个集团的首领却极有成见。中国共产党实际贯彻的正是这一方针。托洛茨基要求中国共产党独立，建立苏维埃或城乡联合组织，执行“建立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联合，密切同他们的政党领袖的联系，自力更生依赖我们自己的组织、军队和力量的方针。 反对派的不满是由于上海的工人一直没有承担起反对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的决定性的战斗。然而，他们不懂得中国的革命不能按这种速度发展……他们不理解不可在不利的形势下发动决定性的战斗……在不利的形势下不去避免决战（当可能避免时）就意味着轻易地放弃对敌斗争。 另一个维护共产国际战略的人说：“不为所动，等待有利的行动时机是必要的。蒋介石的突然袭击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的保护下，不可能被阻止。” “国民党左派领袖的代表汪精卫和同伙必将背叛你们，如果你们服从武汉政府的指挥而不建立你们自己独立的苏维埃的话。土地革命是个大问题。在不同的条件下，汪精卫这样的政客会联合蒋介石以十倍的力量反对工农。” 不到六个星期，这一预见就成了现实。 “宁汉分裂没有导致武汉工农小资产阶级集团的立即实现。相反，在那里不仅存在资产阶级的势力，地主豪绅的势力也依然存在着。特别是后者掌握着很大的势力。在武汉内部的冲突同南京一样具有相同的社会特征。工农的民主革命正在同地主豪绅阶级进行斗争，武汉政府内部的解体甚至在它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就开始了。” 事变若干年之后提出这个看法显然颇具辩证法的味道。一九二七年当事变正在发生时，发表这种观点的显然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曾提出警告，武汉政府会同那些军事将领们一道去反对土地革命。斯大林则坚持武汉政府会配合土地革命去反对那些军事将领。他说，只需绝对的无保留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民众运动。确实，斯大林说中了，中国革命遭受了的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