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饶勒斯和茹尔·盖得或改良的社会主义价值

人们常常把饶勒斯看成是改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领袖。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确切。他厌恶。人们 “对把一切事物持否定态度的人“称作怪物，而饶勒斯就最怕这类怪物。饶勒斯秉性温和，富有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十分讨厌敌视的态度和因敌视而采取的否定态度。虽然他有时在辩论中也讲过 “憎恨的创造力 ”这一类话，但他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憎恨，即憎恨那些阻碍积极的创造性活动的绊脚石。他是个精力充沛的创造者，他愉快而热情地工作着，永远不抱怨什么，他是个严肃的工作者，他将他的整个身心都投入了他的永无止境的工作中，他有真正的工作和创业的欲望，他热爱生活，他总是力求使自己充满朝气。可是日理万机的劳动是在怎样地消耗着他的生命啊。

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饶勒斯不满足于抨击旧制度的残余和现实生活中的贫困。他要一个生气勃勃的共和国和改良的社会主义，他不断地。

但是，各项改革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彻底改造社会的几个阶段，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他之所以热衷于改革，这不仅因为改革能减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病痛，更主要的是因为改革是美好未来的萌芽。他认为，改革不仅是 “止痛剂“而且是在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做组织准备，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部分。他的社会主义活动都贯穿着这个主张改革的、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思想。在社会党人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或影响下，改革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如果我们倒背双手，消极地等待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或者只用反复的宣传来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我们就不可能实现我们的 “最终目的”：所有制的社会化和建立全人类的福利。，我们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建造未来社会的大厦，需要靠日常的努力，靠一砖一瓦的砌造。。

饶勒斯的关于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必然遭到茹尔·盖得的反对。因为盖得把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社会党人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看成是社会主义活动的。

1904年，饶勒斯对他同盖得之间的争论作了一个粗略的介绍。从1898年起一直到饶勒斯去世，这场争论始终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舆论界起相当大的影响。

饶勒斯在谈到法国各政党开始主张社会改革的新动向时，他特别注意法国工人党和该党领导人的态度。他说：

茹尔·盖得和他的工人党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一点，但他羞羞答答地不敢全部予以承认。他的思想混乱不清，矛盾百出。他知道，光靠武力和起义来争取社会解放是不够的。民主和普选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事实。工人阶级必须把现有的权力机构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无产阶级必须进入议会和各级政府中去。一旦发动总攻击时，他们就可在内部把这些机构妥善地移交给革命。起初，盖得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反对一切议会活动和竞选活动，反对无产阶级同政府发生任何联系。现在，他转为反对无政府主义。他强烈谴责那些拒绝向政府转达工人阶级的迫切要求的人，把他们说成是“爱耍花枪的小丑”。他责问道：身受企业主剥削的工人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美德，难道就不应该向企业主提出自己的要求吗？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因此必须对国家实行政治上的包围，如同组织起来的工人通过组织工会、举行罢工和集体提出要求等途径在经济方面对资产阶级实行包围一样。

饶勒斯措词婉转地，但毫不妥协地指出，盖得的各个不同时间的思想是互相矛盾的，而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是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之一。针对克列孟梭的激进政策，饶勒斯着重说明了“盖得主义”的主要特征。

克列孟梭之所以还有一定的影响，那是因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对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还没有足够的和统一的认识。一方面他们提出改革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虽然没有把改革完全看成是一个 “陷阱”，但至少认为改革只是一付 “止痛剂”。无容置疑，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可能派比盖得的伙伴们更加强调改革的必要性。保尔·布鲁斯要求把最大的资本主义垄断企业改变为公用事业，这将为无产阶级稳妥地从事合法活动开辟道路。布鲁斯认为，无产阶级从现在起就可以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生产进度以及劳动和交换的组织施加自己的影响，因此，他承认，无产阶级思想不是绝对不可能渗透到具有阶级性的国家和地方政府中去的。不管社会主义各派之间如何对立，就整体而言，如果社会党人只想依靠暴力来赢得无产阶级的突然的和彻底的解放，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深刻地理解改良政策呢？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饶勒斯的观点和茹尔·盖得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多么深的鸿沟。这位工人党的创始人，由于一时的感情冲动，竟不顾言语措辞和应有的节制，在 1885年蛮横地说：“多搞几项改革只不过是多增加一些骗人的点缀。 ”他挖苦地把那些主张免费医疗或 “在需要时免费提供一口棺材”的人称作为爱搞恶作剧的人。与此相反，饶勒斯承认，无产阶级从现在起就可以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 ”对生产进度以及劳动和交换的组织施加自己的影响。”

对于茹尔·盖得来说，国家和地方政府是有阶级性的，它们是为无产阶级的敌人服务的。国家尤其如此，它是一个堡垒，不能靠一块砖一块砖地拆除——即不能靠一项一项改革来拆除——，而应该一举攻克它。他认为国家是 “无法渗透的“；饶勒斯不相信这个结论，他对于国家持另一种观点。他认为，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可以从各个方面 ”渗透 ”到国家中去。饶勒斯巧妙地指出，十年以后，同一个茹尔 ·盖得以鲁贝市议员的身份要求建立市一级的药房。该市在工人党的领袖获得胜利之后，便成了 “社会主义的麦加圣地。”

他们是如何对待工人养老金问题的呢？盖得最关心那些缩小改革作用的。他善于用冠冕堂皇的话来打动和赢得人民群众的心，他作为一个鼓动家决不会就此停步不前：他决不会仅仅满足于贬低改革的意义和揭露其中的各种弊病。不，盖得需要证明，改革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比这还坏，改革是一个陷阱，是阻碍彻底解放的绊脚石，是一种 “海市蜃楼 ”式的幻觉。他不断提醒无产阶级应对此保持 “警惕“。盖得不但要攻占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堡垒，而且作为颇有气魄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他还想攻占工人阶级的头脑和心脏。决不应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据合法的席位！决不应该采取包围的办法，决不应该通过某种策略或者采用劝说的办法实行部分的渗透。应该开展激烈的和殊死的斗争，最后攻占这个堡垒。茹尔·盖得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由成为政权的绝对主人的无产阶级实现集体化。在这个伟大的目标面前，一切改革都相形见绌：应该谴责、鄙弃和痛斥这些改革，并且在理论上与它们一刀两断；只有这样，才可能防止有人通过 “后门”偷偷地把改革的主张塞进最低纲领和 “当前要求”中去。

饶勒斯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他在不忘记 “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 ”的同时，致力于改革。他承认，资产阶级的改良中存在着缺陷和弊病。但是，他认为，过分地指责这些缺点是毫无意义和徒劳的，甚至是有害的。改革是进行革命的十分有效的工具。因此他觉得，假如人们系统地诋毁这个社会革命所必需的工具，这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其结果是背离原来的目标。

饶勒斯总是力求完全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所以他需要周密细微和恰如其分地进行思考。他坚持采取公正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不单单是因为饶勒斯需要争取和对付另一种类型的听众，即议会议员和受过教育的民主主义者。这些听众要求很高，他们随时准备展开辩论和反驳。盖得的听众和饶勒斯的听众固然不同（其实，盖得也常常在议会里或向知识分子发表演说），但是这种不同只能部分地说明他们俩人采取截然不同的做法的原因。事实上，饶勒斯在向人民群众作宣传时，在公众集会上和社会党的代表大会上，同样十分注意讲话的分寸，同样采取公正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盖得认为，饶勒斯这个人对工人阶级来说太复杂了，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工人阶级只接受简单明确的真理，只接受毫不含糊的和绝对正确的真理。盖得本人的做法更多地象教会的那套做法，即把人民当作天真的孩子，靠圣绩和启示来加以引导。

饶勒斯则不同，他是当代的政治家，十分了解事物的巨大复杂性。他把遇到的难题分门别类地 “串”起来，然后逐步加以解决。

下面举几个例子。 1886年，盖得不同意让企业主拿出一部分钱作为工人退休金的主张，他认为， “雇主的捐助纯系虚假”。 1910年，统一社会党里只有他一人投票反对关于工人退休金的提案，因为1910年的法律规定，工人必须交纳一部分钱作为退休金。他认为，让工人出钱，实际上是 “减少工人的工资 ”。至于国家捐款，这纯系 “虚假”的。除了上述三项捐款之外，工人退休金的来源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税收（例如，财产继承税）。但是如果用税收来支付工人的退休金——盖得在这一点上看得很准——将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应。归根结底，盖得想把集体主义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方法。他担心如果让改良派从改革中得到哪怕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好处，这也会在追求简单明了的真理的工人中间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为了防止有人用改良来反对革命，用 “低工资的社会主义 ”或 “小恩小惠的社会主义 ”来反对全面的社会革命，盖得，自觉地走向另一个极端：他用革命来反对社会改革，用社会主义的 “最后 ”任务和最终目标——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日常工作和争取每日面包的有效斗争。

饶勒斯总是设法把互相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他希望改革能够引起革命，希望经常不断的改良 ”运动”导致 “最终目标”的实现。

尽管饶勒斯十分钦佩伯恩斯坦的 “积极的 “批判态度，但他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中的老牌机会主义的信条： “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对于饶勒斯来说，没有明确 “目标”的运动是空无意义的。他坚决反对那种既系统地否定 ”改良运动”，又系统地否定社会主义 “最终目标”的态度。

在公用事业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布鲁斯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管理公用事业的制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专门负责市政改革的制度。针对他们的乌托邦式的空想，茹尔·盖得指出，“如同希洛人醉得人事不知的样子足以使拉齐尼亚青年讨厌酗酒一样，国家雇员的那付卑躬屈膝、贫穷寒酸的样子也足以使头脑最迟钝的人摒弃所谓靠比比皆是的官僚机构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他还说：“由国家掌握生产和由国家雇佣工人，这并不意味砸碎资本主义秩序——而这恰恰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相反，这意味着赞美和强化资本主义。 ”

事情很明显，盖得出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在故意夸大……国家雇员要比私人工厂中的工人富裕得多。国家借口说，他们的情况比较优裕和比较有保障，因此剥夺了他们参加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很多人都争着想到政府机构中去任职。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茹尔 ·盖得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把本来可以统一的各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尖锐地。

饶勒斯反驳盖得说： “国家并不象资本家那样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他用不可否认的事实证明，问题已获解决， “因为整个社会党的政策都强调必须把各国的许多工矿企业改变为全国的或地方的公用事业。 ”其实，饶勒斯不愿看到别人把他对改革的看法——主张企业地方化就是其中的一个观点——同各国社会党的纲领，同提出的迫切要求的纲领，明显地对立起来。不过，应该替盖得说句公道话，他的这种反对改革的不妥协 性——然而是断断续续地表现出来的——更多地起着教育作用：他之所以这样不妥协，这是因为他反对改良主义用机会主义的手法吞噬社会主义。盖得判处改良主义的死刑，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饶勒斯也看到了社会主义确实有被改良主义吞噬的危险，但是他力求把社会主义同改良主义结合起来。

饶勒斯认为，盖得的国际政策同样缺乏连贯性，同样是——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感情冲动的产物。饶勒斯极其生动地描绘了盖得的国际政策：

他的对外政策同样是软弱无力和含糊不清的。不错，他是一个态度鲜明的国际主义者。他早就激烈地反对戴鲁莱德和“爱国主义者”的沙文主义。他指出，这种走江湖式的招摇撞骗会给公众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危害。但是，盖得的国际主义又是和平的国际主义，不是旨在扩大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自由权利、从而壮大他们自身的力量的国际主义，也不是使欧洲无产阶级能够集中今天消耗在战争或者维持和平上面的一切精力和财力，以便对所有制进行必要改革的国际主义。他不认为，无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民主制度的进步最终会给工人带来解放。他希望发生强烈的震动，使革命力量从地层的深处进发出来。因此，对于他来说，灾难越大，好处就越多。然而，再大的灾难也莫过于各大国之间的流血冲突。这些国家的人民对社会上将要爆发的战争已经感到忐忑不安。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各国政府机构将被互相残杀的战争破坏殆尽，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就此可以毫无阻挡地进发出来，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中的工人国际就此可以摆脱资本主义和政府的束缚。

盖得确实象个预言家。他在预卜未来时说：“如果俄国在中亚地区遭到惨败，沙皇制度就会覆灭。某一位沙皇的下台并不会导致整个制度的垮台，然而，这个制度赖以生存的军事力量一旦被摧毁，沙皇帝国必将灭亡。”简直可以这么说，盖得在 1885年就已经预见到 1905年发生的事了。因为俄国革命象影子一样紧跟在沙皇政府在满洲里的失败之后爆发了。在这一点上，盖得比饶勒斯更加符合人们所说的由坏事变成好事的历史辩证法，因为饶勒斯天生厌恶不择手段地挑起流血事件的做法。饶勒斯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泛神论者。他认为，这个充满血腥味的、冷酷无情的宿命观点只会起扼杀人类和理智的双重作用；他不承认，战争和革命都是命中注定的。饶勒斯对革命和灾难性的流血冲突之间的这种 “亲缘关系 “感到深恶痛绝。他把盖得关于战争是 “革命之母”的观点斥为“毫无意义的和可怕的梦呓”。他相信理智和规劝的威力。从某种意义上说，饶勒斯比盖得更加革命。因为他不是要求理智服从于历史的需要和历史的命运，而是要求历史本身服从于理智的法则。他希望建立一个人道的、通情达理的和美好的人类社会。他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人们根本不可能使事物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正如他不认为无产阶级思想是 “无法渗透 ”到国家中去的一样，他也不认为理智是无法渗透到历史进程中去的。他既不相信革命的历史必要性，也不相信战争的历史必要性。他一生的活动都是为了阻止这类灾难的发生。对于他来说，社会改革恰恰是用和平发展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饶勒斯是一个敢于违抗 ”上帝 ”的普罗米修斯，他敢于同严酷的、血淋淋的历史法则对抗。他敢于违抗在政治和社会灾难方面的铁的法则，因为他认为，这些灾难必将毁灭人的个性和良知。饶勒斯向盲目的、残忍的和无法控制的疯狂本性开战。他象萨宾的妇女¹一样，用自己的身体横在交战的士兵中间。他因此而得到的最高奖赏是一颗致命的子弹，这些丧心病狂的凶手无法理解他那明智的呼吁和充满仁爱的宽广胸怀……。

[13.htm](第四章 组织全民武装.md)index.htm[15.htm](第六章 社会党人参加政权的问题.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