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饶勒斯——和平的捍卫者

饶勒斯的全部高尚的品质、他的全部哲学、全部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简直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反对人们有计划、有目的地利用战争这种暴力行动的。这位具有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伟大政治家终身几乎一直在同战争进行不间断的斗争。他这种斗争是在各个方面进行的：议会、报刊、公共集会、全国和国际代表大会，以及法国国内和国外。

他在被人杀害、结束他光荣的一生以前之所以抱着很大的兴趣研究战争，也还是为了更好地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的轻率行动，因为他憎恨战争，诅咒战争，希望能使它永远不会发生。

为此目的，1905年7月，他准备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邀请，到柏林这个最大的好战堡垒去反对战争狂热。德国政府怕得要命，不想让饶勒斯去举行演讲会。于是通过其驻巴黎大使拉多林向这位知名演说家苦苦哀求，拉多林并亲自登门拜访饶勒斯，象对待一个大国一样，告诉他德国政府的这一决定。但他们并未达到目的，讲演会的消息已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并由该党的一位领袖理查·费舍在一次大型集会上宣布。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饶勒斯从来没有象这一次讲的那样广泛——我们在下面对他这次演讲作了详细摘要。饶勒斯对世界上一直很关心的对外政策问题发表的看法使人茅塞顿开。因此，当人类命运面临最大灾难的时刻，他会提出什么样的解决办法，人们是很容易得出结论来的。

据说两国的外交代表曾经互相试探，想看一看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压倒对方。在这次冲突中，这种炫耀本事的游戏究竟有没有起作用，我不得而知。不过，无论如何这是一场十分危险的游戏。当两个火车司机把各自的列车在同一条线路上对开过去，而且谁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必说他们这样做只是想看一看对方的神经能够经受多大程度的考验。因为后果如何，谁也无法知道。很可能是至少有一个人的理智会失去控制。很可能是这两名火车司机都被逞强的心理所驱使，把火车开得过猛，等到后来想刹车也来不及了，以致造成撞车事故。如果他们这样做是闹着玩的，旅客们倒是宁愿他们去玩点别的。这一次，撞车总算避免了，两位司机正在互相寒暄。人们甚至打算把两个火车头用鲜花装饰一番，并给他们挂上一列无比长的车厢——国际会议。这当然很好，不过这一场可怕的虚惊在一片安宁和太平的气氛中突然发生，使人民和无产阶级感到和平在今天的社会中是多么地脆弱和不稳定。这场虚惊还使欧洲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认识到必须在国际上联合起来，警惕国际局势。国际无产阶级不应当是一个漂亮的、不起作用的名词，不应当是一种时隐时现、徒有其名的力量，每隔一定时间才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或发一份社会国际局的通告。它应当成为一种经常能发挥作用的力量，始终对形势了如指掌，保持警觉，情况一有露头，会导致战争的小规模冲突一旦发生，便立即加以控制。

饶勒斯清楚地看到一场灾难正在威胁着世界。那两个 “把各自的列车在同条线路上对开过去的火车司机 ”就是三个协约同和三个同盟国。他认为阻止这场灾难性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开展无产阶级的。

在那些被没完没了的战争传闻闹得惶惶不安的国家，无产阶级开始说话了，他们的声音虽然洪亮，但席勒的《钟声》里的两句话他们却不能全说。他们可以说： Vivas voco， mor-tuos plango， 我呼唤活着的人，为死去的人哀悼。但还不能说： Fulgura frango， 我要把灾祸消灭干净。我们还有大量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要做。但不管怎么说，从现在起我们可以怀抱希望，可以行动起来了。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悲观失望。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建立，国际上的人们已经开始觉悟。从现在起，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战争灾难显示我们的力量。

饶勒斯不喜欢宿命论者和冒牌的预言家们对形势作的斩钉截铁、过于武断的结论。他认为这要看斗争的发展，世界的命运取决于斗争。

我们社会党人并不害怕战争。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将知道如何面对现实，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使战争朝有利于各民族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自由、无产者获得解放的方向发展。我们对战争深恶痛绝，并不是因为我们感情脆弱、神经紧张。如果只有经受痛苦，人类才能取得巨大的发展，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那么一个革命者是能忍受这种痛苦的。可是现在，在今日之欧洲，并不是靠国际战争，自由事业和正义事业才得以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宿怨才能消除。诚然，一百五十年来，欧洲已发生多次国际战争，这些战争在几百万人的思想上所留下的创伤至今尚未愈合，其后果至今还是欧洲和世界的沉重负担。要平复这些创伤，解决这些遗留的痛苦问题，只有发展民主和社会主义。因为民主将把人们的意愿作为国际法的准则。而社会主义则要建立一个人类集体社会，不过这不是一个强制性的组织。为防止任何人利用它作恶，将制定一个符合正义、协调一致的总法律；在此法律下，各个国家在这个人类集体社会中将享有自主权，正象每个人在本国享有自主权一样。因此，在和平环境中，民主和社会主义肯定会得到发展。如果欧洲爆发战争，那可能会发生革命，统治阶级最好对此多想一想。但也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反革命危机：反动势力无比猖狂，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独裁统治更趋强化，军阀集团为所欲为，以及一系列反动的暴力行为，卑鄙的复仇事件和迫害行为。我们坚信无产者定会逐步获得解放，我们坚信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彻底胜利必将给反对瓜分、肢解别国领土的各国人民和各国少数民族带来公正的自主权，我们不想把这些坚定的信念压在这场野蛮的赌博上，压在这场血淋淋的赌注上。

饶勒斯反对战争，即使这场战争能导致革命他也反对。他不赞成这种野蛮的赌博。饶勒斯认为法国人经过战争才建立共和制，德国人经过战争才达到统一，是 “理想主义的一次巨大的破产”。饶勒斯在他的德国听众面前对法国的历史作了精辟的分析。

我在这里可以以一个国际社会党人和法国人的身份，坦率地、毫无拘束地谈一谈我对法国的看法。当然，法国在她悠久的历史上也犯过许多错误。法国的统一先于别的国家，但从查理第八到路易十四，再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她曾多次滥用这种统一，欺侮、虐待当时还处于分裂状态、没有统一起来的国家。即便在大革命时期，她虽有纯真的热情，要争取全人类的普遍解放，但很快便沉醉于统治他人、目空一切的状况中了。正象贵国诗人海尔维格所说，她给世界带来了自由，如同带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一样，但她的军队到处耀武扬威，结果使这朵自由之花凋谢了。她从英勇无畏的行动转变到革命的和民主的运动后，未能坚持下来，自由和反动几经反复，有时甚至出现了一面唱着高调，一面进行奴役统治的可恶的个人独裁政权。她把国内政策中一些自相矛盾、含混不清的东西带到国外政策中去，同情或支待一些新兴国家，但当这些国家的统一取得一定的进展后，她又产生不可告人的嫉妒心理而对它们加以阻挠或刁难。拿破仑的独裁统治行动轻率、混乱不堪，整个法国都曾积极参与，因而受害不浅，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多次处于狂热、沉醉、颓丧的状态，但每次都产生了无数献身于崇高事业的优秀儿女，她首先动摇了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首先反对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她的文化细腻而深刻，她对于民主和共和有一种自发的要求，她的思想和意愿十分明确，做起决定来果断迅速，此外，她对人满腔热情，所有这一切美好的天性她都用来为人类服务了。今天，由于她经历了一系列严峻的事件，同时其它国家也已获得健康的发展，她已比较能正确地评价每个国家所起的作用，因此，她仍然是争取人类进步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一支必不可少、神圣不可侵犯的巨大力量，她决心在自己的权利许可的范围内不让任何人对她进行欺凌和侮辱。我已经毫无拘束地在你们这些德国社会党人面前谈了我对法国的看法，因为我知道，正象我努力对自己的国家作出不偏不倚的评价一样，你们也在自己的心中对你们的国家努力作出公正的评价。三十五年前，我们经过战争才建立共和制，你们也经过战争才达到统一，这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是理想主义的一次巨大破产。

1870年那次战争给法国的政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密切的法俄联盟使得法国的政府纲领有的时候似乎成了：“沙皇第一，法国第二“，从而使法国的政策成为沙皇政策的附属品。

因此，他们通过一个本来只应当使双方互相平等地保卫和平的条约给法国规定了一个听命于别人的、屈辱的地位。结果产生两个不良后果：一个在国内方面，一个在国外方面。在国内，我国统治者利用沙皇制度来反对法国的革命传统，从而使人们受到的重压除了法国反动势力外又加上了农奴制的俄国。在国外，法国对联盟没有任何发言权，联盟的方针悉由俄国一家作主，由俄国一家决定。这样，俄国便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共同保卫和平的条约变成了一个冒险的条约，法国将因此而大为吃亏，而俄因则将按照其如意算盘稳得好处。因此，共和制法国便成了俄国在远东实现其野心和冒险行径的仆从。由于执行了这个精糕的联盟，整个欧洲的局势和欧洲各国的关系都被打乱了。俄国、德国¹

饶勒斯赞成法国同英国建立联盟。他认为这个联盟可以保障民主与和平。但人们似乎要在为此而签订的协定中加上把矛头指向德国的内容，对此，他每次都激烈表示反对。他认为这对和平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不知道我国的外交部有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一意图及其必然会产生的严重后果。最近显示的一些迹象和一些人的表态已经是够严重的了。德国以比较明确的语言指责法国外交部力图对此加以掩饰，这已经对欧洲的和平和民主制度的稳步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当法国的新的外交代表还刚刚在勾划这一政策的轮廓时，是我首先看到这一危险并立即指了出来，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党的光荣。我们曾经希望不要留下任何含糊其辞的东西，不要留下任何阴影。当意大利和英国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和公共集会在巴黎刚开始举行的时候，我们就曾强调指出，这些协议不要有任何排它性和侵略性，以后可以逐步扩大到整个欧洲。去年十一月，当法英协定拿到议会来的时候，我曾特别强调指出：“请当心，法英协定可能会被欧洲一部分舆论解释成英国沙文主义者和法国民族主义者的联盟。请你们说清楚协定中没有任何暗地里针对德国的东西。 ”我并且再次说明，为了法国的自身利益和人类的文明，法国必须和德国签订一项真诚的、持久的协议，以便使法国政策的基础——一系列友好协定更趋完备。

饶勒斯的一些政敌指责他 “总是替德国说话 ”。这完全是诽谤。饶勒斯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而且为人极为公正，他热爱真理，有着维护真理的天性。况且，他从来没有把本国的利益同真理分开来考虑过，也从来没有放过任何机会激烈批评德国的外交政策。他这次在普鲁士好战集团的首都发表的演说就严厉指出了德国外交的错误。

在那一度使两国情绪大为激动的危机中，我国外交虽然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但你们的外交也是有责任的。你们最严重的错误是没有明确地把你们对摩洛哥问题的重视和法英协定使你们在此问题上产生的忧虑及时告诉法国舆论。你们的总理从一开始就有保留——我的朋友瓦扬曾在演说中多次提到这些保留，以说明我国外交的责任——可是你们那些保留说得多么含糊不清！

针对各国政府互相挑衅、导致战争的政策，饶勒斯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广泛的世界联合的政策，为最终实现世界和平谋求实在的基础。

相反，今日各国不管经济竞争多么激烈，不管殖民竞争具有多么大的危险性，这种冲突并没有因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冲突而变得更加严重。各大国都已建立起来，它们在制度上虽然存在着一些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大，大家都参加到世界总的发展行列中来了。没有一个国家执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针对另一国的。各国的民主制度正在建立，无产阶级也已开始活动，虽然进展不一，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你今天如果想让德国、法国和英国打起来是找不到借口的。可是，为了能够大规模地、激烈地开展经济上的竞争，人们常常用思想冲突把这种经济竞争掩盖起来，以便为经济竞争寻找借口，遮人耳目，这样说并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相反，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解释。现在，再用这种办法来进行掩盖是根本不可能的了。那些想在英国和德国之间挑起冲突的人将不得不默认，同时也向全人类承认，唯一能导致它们之间冲突的是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然而，不管资本主义多么胆大包天，多么厚颜无耻，它总不喜欢自己的丑行被人家看得一清二楚。它过去用了那么多冠冕堂皇的托辞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如今只剩下几片格树叶可以遮身了。

饶勒斯认为各国的利益和野心勃勃的打算不是用意识形态的外衣所能掩盖得了的。但他处事乐观，秉性善良，对于冷酷的现实未免看得过于美好。遗憾的是，事态的发展无疑否定了他的这种看法。

可是他在批驳那些在战争问题上一味推波助澜的势力和鼓吹战争永恒的诡辩家们的时候，他的信心是多么坚定，说理多么有力，看问题多么深刻！下面是他就这个问题写的不朽的一段话：

有些人声称战争是对人类进行严格教育必不可少的手段，他们现在看到自己所鼓吹的理论正在变得渺茫起来了。因为人类在担心战争爆发的焦虑中一代一代地更迭，但并未因此而建立起严格的纪律。不管怎么说，大规模的冲突已经变得越来越稀少，而且越来越捉摸不定，不可能起什么好的作用。长期以来，军队不过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它在技术上虽然还可能有一定的能力，但它的上气已被虚假的战争和虚假的和平那种变幻不定的状况消磨光了。人们被和平时期的军费开支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知道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究竟是战争还是死亡了的战争。不管下一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有多么大，不管迫在眉睫的战争如何确实无疑，也不管人们过去如何高高兴兴地同死神打交道，这个官僚化的军队是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士气了。和平时期的军队的这种昏昏欲睡的状况恰如从火红的云彩上反射出来的表面上似乎很魅人的霞光投进一潭死水一样。因此，当力图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特权和解放劳动来维护国际和平的社会国际成立的时候，它不仅努力反对非正义和暴力，而且反对长期来消磨各国人民意志的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做法。在这项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德国无产阶级和法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可以做出许多事情。我们的责任崇高而又明确：始终不渝地宣传我们的思想，把人们的劲头鼓起来，组织起来，抱定信心，为建立正义与和平，为争取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

饶勒斯从来没有放弃把阿尔萨斯-洛林收回法国的主张。但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希望以 “人类的”来解决“法国的”。

自从1905年出现爱尔威主义之后，饶勒斯就一直不停地反对它，认为它极力阻挠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必要斗争。他说爱尔威有一种 “装疯卖傻的天才 ”。他想颂扬瓦尔米的旗帜，但却煞有介事地把它插到 “牛粪 “上去。

为了谴责不忠于共和国的共和党人，爱尔威喊出了 “打倒共和国 ”的口号。所以他只好一直不停地在那里纠正自己糊里糊涂说出来的莫名其妙的话语。于是这个 “老是打碎器皿的人 ”便不得不操起 “修补匠”的营生了。

饶勒斯经常提到爱尔威的这些胡言乱语，以此来阐明他对于祖国、军国主义、战争和和平的看法。

他在1905年写道：

以鲍基戎为首的 “爱国 “小学教员最近供出了他们的秘密：爱尔威的可恶的、荒谬透顶的胡说八道不过是他们大加利用的一个借口。他们是有意要把国际主义同只要追问几句就会成为其反面的理论混为一谈的。

作为一个和平的捍卫者，饶勒斯从不忽视任何人对于和平的努力，只要他的努力有益于和平。因此，他一直替海牙会议辩护。在图卢兹全国代表大会（1907年）上，他在答复与他持相反意见的人时说了下面一番话：

至于海牙会议，象拉波波尔那样，说它是一个骗局是很容易的。我们却认为，如果无产阶级不进行干预，不抓住各国政府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下为维护和平而作出的最初努力，迫使各国政府认真对待海牙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倒很有可能是，而且今后也将是一场骗人的把戏，一种虚伪的自我粉饰，或者至少是一次有始无终毫无效果的尝试。由于无产阶级施加了压力，由于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无产者紧追不放，这个会议终于在赫尔事件中圆满地解决了英国和俄国可能会发生的冲突。昨天，你们举出我们杰出的老前辈倍倍尔同志是国际社会民主党中觉悟最高、责任感最强的人。拉波波尔公民，你一直在仔细观察德国，你可记得，关于上一次海牙会议，倍倍尔曾经向德国首相提出责问，谴责他和德国政府只给参加会议的代表作出了一些很不充分、十分有限的指示？他说：“我们要和平，海牙会议是为维护和平而产生的第一个机构，是为维护和平而进行的第一次尝试。我们希望政府认真对待，不要敷衍了事。无产阶级将努力使之成为欧洲各国、全体工人阶级和国际上为实现和平和公正而表达自己真实愿望的场所。首泪，你为什么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 “拉波波尔公民，这位首相当时完全可以这样来回答他：既然你们社会党人都认为这次会议是一个骗局，是一个花招，而且有很大的危险，那就没有

饶勒斯为和平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息。他在去世前几天曾同茹尔·盖得，龙格，桑巴和瓦扬到布鲁塞尔，代表法国社会党同工人国际的代表磋商防止战争危险的最好办法。他一直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7月25日，他被害前六天，为支持蒙太参加竞选，他曾到里昂附近的威兹发表演说，这是他在法国国内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说。下面是这篇演说的全文：

公民们：

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们，四十年来，欧洲的形势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危险、严峻，因此我有责任向你们讲几句话。公民们，我不是有意要把形势描写得那样糟；我不想说，我半小时前听到的关于奥地利同塞尔维亚断绝外交关系的消息一定意味着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即将爆发一场战争，我也不想说，如果奥地利和塞尔维亚打起来，冲突一定会扩大到整个欧洲，但我认为，目前的情况对于我们，对于和平，对于许多人的生命确实非常严重，欧洲的无产者应当尽一切可能作出最大的努力，团结起来对付这种局势。

公民们，奥地利致塞尔维亚的照会，语气十分强硬，如果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如果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对塞尔维亚人——他们是斯拉夫世界的一部分，俄国人支持他们——采取行动，那么令人担忧、也可以想见的是，俄国会参加到战争中来，而俄国一旦卷进来支持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奥地利在同塞尔维亚和俄国两个敌人交战的情况下，就会要求德国履行同它签订的同盟条约，而德国也已通过其驻各国大使宣布它站在奥地利一边。因此，如果冲突不局限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如果俄国参加进来，德国就会出现在战场上支持奥地利。这样一来，起作用的就不仅有奥地利和德国的同盟条约，而且有人们已经知道其大概内容的俄国和法国的秘密条约，俄国会对法国说：“我现在有两个敌人 ——德国和奥地利——我有权要求履行我们两国之间的条约，法国必须站到我这一边来。“现在，奥地利可能很快就会进攻塞尔维亚，而由于奥地利和德国将向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进攻，整个欧洲，整个世界将会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

在我们大家以及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如此严重、如此危险的情况下，我不想就谁应对此负责的问题谈得太多。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莫特刚才已经说了，我要向历史证明我们曾经预见到这一点，并早已把这种情况讲明，我们说以武力入侵摩洛哥在欧洲开创了一个野心勃勃、贪得无厌和互相冲突的时代，可是当时人们却说我们没有向着法国，但我们所关心的恰恰是法国。

哎！以上就是我们的责任。要是说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话还可以说得更明确些。那是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同我们法国人发生的一场斗争。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对它们进行任何指责，因为我们当时已在摩洛哥动手，为了要人家原谅我们自己的罪孽，我们对他人的事只好撒手不管。

因此，我国外交部长就对奥地利说：

“只要你把摩洛哥让给我，我就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让给你。”于是一场赎罪的交易便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了。我们还对意大利说：

“我已到了摩洛哥，你可以去的黎波里塔尼亚。既然我已冲到大街的一头，你可以冲到大街的另一头去。”

每个国家手里都拿着小火把出现在欧洲的各条大街上，结果造成了现在这场大火。你们看，公民们，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其它国家就没有责任了。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揭露德国外交的狡猾和残暴。同时也揭露俄国外交的两面派行为。俄国人可能会支持塞尔维亚人反对奥地利，他们会说：“我这个堂堂的斯拉夫大国不能眼看着塞尔维亚这个斯拉夫小国被人欺侮。”说得好！可是是谁曾经给塞尔维亚以很大的打击呢？1877年，当俄国插手巴尔干，制造一个所谓独立的保加利亚以便对它进行控制时，俄国曾对奥地利说：“你让我干吧，我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让给你管理。“你们大家都知道 ”管理 ”在外交人士的口中意味着什么。自从奥匈帝国得到管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许可后，它只有一个想法：尽量从这项 “管理 ”工作中大捞一笔。

后来，当俄国外交部长同奥地利外交部长会见时，俄国对奥地利说：“我准许你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条件是你们让我在君士坦丁堡附近设置一个通向黑海的出海口。“德亨达尔作了一个表示，俄国理解为 “行 ”。这样，它就让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可是当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装进奥地利的口袋后，俄国对奥地利说：“现在该轮到我来建立黑海的出海口了。 ”“什么？我对你说过什么啦？我什么也没说。”从此俄国便同奥地利，俄国外交部长伊兹沃斯基便同奥地利外交部长德亨达尔闹翻了。因此俄国曾经帮过奥地利的忙，它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斯拉夫人交给了奥匈帝国，给塞尔维亚的斯拉夫人在心灵上造成很大的创伤。

这就是俄国走到现在这条路上的原因。

自从奥地利接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三十年来，如果它为这个地方的人民做点好事，今日的欧洲就不会有这些麻烦。可是奥地利的教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推行暴政统治，镇压异教，以武力强迫当地的人加入天主教，从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我们今天所处的这种可怕的形势是由于法国的殖民政策、俄国的狡猾伎俩和德国的无理要求造成的。欧洲现在正在噩梦中挣扎。

因此，公民们，我们现在是处在一片黑暗中，明天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一点把握。对此，我不想发表任何冒昧的谈话。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鉴于我们面前的灾难实在太大了，各因政府能在最后一分钟三思而行，悬崖勒马。这样，我们就不会一想到欧洲今天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悄悄不安。

你们都见过巴尔干战争，一支支军队不是在战场上全军覆没，便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爬不起来。一支三十万人的军队丢在战场上、路沟里或因染上伤寒病而躺在病床上的就有十万人之多。

请你们想一想眼前这场浩劫对欧洲会意味着什么。那将不会象巴尔干战争那样只有三十万人卷进去，而是这个数目的四倍、五倍、甚至六倍，即有二百万人之多。那将是一场怎样的浩劫、屠杀和毁灭！因此，尽管暴风雨的乌云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头顶，我仍然希望这个罪行最后不会发生。公民们，一旦暴风雨来临，我们全体社会党人所关心的将是如何尽快地把我国从统治者犯下的这一罪行中拯救出来，在此之前，只要还有一点办法，还有一点时间，我们都要加倍努力防止这场灾难发生。我们的德国社会党同志们已经在《前进报》上发出了反对奥地利照会的愤怒吼声，我相信，我们的社会党国际局也耍开会了。

不管怎么样，请恕我的话有点悲观失望，在这场野蛮的屠杀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还剩下最后一点希望来维护和平，以使拯救人类的文明，这就是无产阶级把它成于上万的兄弟们联合起来，我们希望法国、英围、德国、意大利和俄国成于上万的无产者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摆脱这场可怕的噩梦。

公民们，如果你们当中还有谁以为我在利用这一危险的时局争取竞选的胜利——不管这个胜利会有多大，那我感到十分惭愧。我要告诉你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显示你们同国际社会党站在一起，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你们大家的责任。因为当此暴风雨来临之际，只有这个党代表着维护和平和恢复和平的希望。

（此文转自里昂出版的《社会主义未来》杂志，1914年8月1日至7日第384期）

这位不朽的伟大演说家这次在法国国内的演说和他7月291U 在布鲁塞尔皇家马戏场发表的演说是他在听众面前发表的最后两次演说。

[04.htm](第四章 饶勒斯和工人阶级.md)index.htm[06.htm](第六章 饶勒斯之死.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