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对民粹主义社会学的批判 ［注：“十分确定的理想”一语当然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说，不能理解为民粹派已经“十分确定地”知道他们希望的是什么。如果这样理解，那就完全不对了。“十分确定的理想”只应了解为直接生产者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是极其模糊的。］，并说他在后面要叙述民粹派的经济世界观。 ［注：所谓旧民粹派，我不是指推动《祖国纪事》的那些人，而是指“到民间去”的那些人。］和现代民粹主义区别开来的：旧民粹主义是一个相当严整的学说，它形成于这样一个时代，那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薄弱，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根本没有显露出来，学说的实践方面还是纯粹的空想，那时民粹派坚决地离开了自由派“社会”而“到民间去”。现在就不同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已无人否认，农村的分化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民粹派那种幼稚地信赖“村社”的严整学说只剩下残缺不全的片段了。在实践方面，空想已为提出小资产阶级“进步办法”的决非空想的纲领所代替，只有冠冕堂皇的词句，还使人想到这些可怜的妥协办法和那些希望祖国走更好的独特道路的幻想有着历史上的联系。我们看到，现在不是同自由派社会疏远，而是十分令人感动地同它亲近。正是这一变化使我们不得不把农民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区别开来。 “但他们这样做时，以最贫乏的经验为指南，受了最低级的利益的促使；所以很明显，这些领导者只能在极罕有的情形下偶然地把人们推上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所指示的道路。”（第9页） 这是由于不能使自己的“理想”接近任何迫切的利益而申斥“利益低级”的小市民道德，这是对已经发生的、明显地影响了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分裂置之不理的小市民态度。 ［注：说明司徒卢威先生没有完全贯彻唯物主义、没有把阶级斗争理论坚持到底的具体例子，将在下面随时指出。］ ［注：作者大概也和小资产者一样，不知道西欧的劳动者早已跨过要求“劳动权利”的发展阶段，他们现在要求的是“懒惰权利”，即摆脱那种摧残和压抑他们的过度劳累的工作而得到休息的权利。］〉；其次是劳动的分立和劳动报酬，是关于公平的劳动报酬的大力宣传，似乎这种报酬不是劳动本身在其成果中创造的〈“这是什么？”——司徒卢威先生问道——“是纯朴的天真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其实更坏。这是对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习惯于几乎白白为别人做工的雇农的惟命是从精神的称颂〉；劳动与生活分离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彼·司·）范畴，其表现是在工厂里呆上若干钟点而与工人的日常利益没有任何其他（？！——彼·司·）关系，没有任何联系〈这是小生产者的纯粹小市民式的胆怯心理。他有时从现代资本主义组织中遭受极大的痛苦，但他在世界上最怕的，却是与这个组织彻底“分离”的分子所进行的反对这个组织的重大运动〉；最后，没有定居生活，没有劳动创造的家园，劳动场所经常变动，——所有这一切都是与农民劳动思想格格不入的。先辈传下来的劳动家园，把自己利益跟全部生活融合一起并树立了生活道德（对浸透先辈血汗的土地的热爱）的劳动，——所有构成农民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特点的这一切，都是工人无产阶级完全不熟悉的，因此，后者的生活虽然也是劳动生活，但它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和以既得权利的原则为依据的）、至多不过是抽象哲学的道德上面的，而农民的道德基础却是劳动、劳动的逻辑和要求。”（第18页）这里赤裸裸地表现了小生产者的反动性，他闭塞无知，因而不得不相信自己负有永世做老马的“神圣义务”；他具有“先辈传下来的”奴才性，他对自己那一点点产业恋恋不舍，生怕丧失这点小产业的心理迫使他甚至拒绝任何关于“公平报酬”的思想并反对一切“宣传”；由于劳动生产率很低，由于劳动者被束缚在一个地方，这点小产业使小生产者变成了野人，而且由于经济条件的关系必然造成他的闭塞无知和奴才性。对这些反动性的破坏，应无条件地归功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它的进步作用正在于它割断了劳动者与农奴制、与农奴制传统的一切联系。中世纪的剥削形式，是被主人对奴仆、当地富农和包买主对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宗法式的“谦逊有礼、留着胡须的富翁”对自己的“伙计”等等 ［注：《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155页：“社会学应该从某种空想开始。”］。其次，因为这位社会学者对于合理不合理的看法本身就反映着（他自己是无意识的）一定的社会环境，所以他从推论中得出的最后结论，虽然在他看来“纯粹”是“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的产物，实际上代表的只是……小市民的观点和利益。 ［注：“实践无情地使它（“新的历史道路的可能性”）缩小”；“可以说，它正在日益减少”。（彼·司徒卢威引用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第16页）减少的当然不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能性，而是幻想。幻想减少，倒是好事。］。不仅如此，请您看看，您装进这个木偶头里的 ［注：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98页及以下各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在俄国，这一过程是在改革后的时代充分显示出来的，当时旧的劳动形式异常迅速地破灭，劳动力的买卖占了第一位，使农民脱离了宗法式的半农奴制家庭，脱离了使人愚钝的农村环境，并以纯粹资本主义的额外价值占有形式代替了半农奴制的额外价值占有形式。这一经济过程在社会方面的反映就是“人格普遍提高”，地主阶级被平民知识分子排挤出“社会”，著作界激烈地攻击对于个人的种种荒诞无稽的中世纪束缚等等。正是改革后的俄国造成了人格和自尊心的提高，这一点民粹派大概是不会争辩的。但是，他们没有提出这是由什么样的物质条件造成的问题。在农奴制度下当然不会有类似的现象，于是民粹主义者欢迎“解放的”改革，没有觉察到自己象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一样陷入了盲目的乐观主义，关于这些历史学家，马克思曾经说过，他们透过“解放的”面纱来看农民改革，没有觉察到这种“解放”只是以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代替封建的剩余产品。在我们这里情形也完全一样。正是“旧贵族的”经济制度把居民束缚在一个地方，把他们变成各个世袭领主的一群奴仆，造成了对个人的压制。其次，也正是资本主义使个人摆脱了农奴制的一切束缚，使他变成商品所有者（作为商品所有者来说，他和其他任何商品所有者是平等的），独立地和市场发生关系，同时造成人格的提高。民粹派先生们听到别人说俄国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就故作震惊，这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进步福利”（它是改革后俄国的标志）的物质条件问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社会学”一开头就讲“个人”如何反对俄国资本主义，认为它是俄国一时脱离正道的偶然现象，他这样说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因为他不了解只有资本主义才创造了条件，使个人有可能去进行这样的反对。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再次看出，司徒卢威先生的论证需要作怎样的修改。应该完全把问题引到俄国现实的基础上来，弄清楚现实情况如何，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无怪乎民粹派把自己的全部社会学建立在不去分析现实而发出“可能如此”的议论上面；他们不能不看到现实在无情地打破他们的幻想。 ［注：恩格斯在其《欧·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绝妙地指出，这是一种旧的心理学方法：不把自己的概念和它所反映的事实相对比，而把它和别的概念相对比，和别的事实的模拟相对比。（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05页。——编者注）］，而是 ［注：《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2页脚注（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页脚注（38）。——编者注）。］？这个标准（公平）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标准——“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有什么不同呢？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这个方法就象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新陈代谢的实际规律”而想按照“亲和力”的规律来改造新陈代谢一样地荒谬绝伦，为什么一向这样坚决反对把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等同起来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反驳马克思的这种说法呢？不反驳马克思认为社会过程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呢？这是不能用对文献不熟悉来解释的，问题显然在于完全不了解或是不愿了解。司徒卢威先生似乎第一个在我国著作界中指出了这一点，这是他的很大功绩。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35页。——编者注］。稍前一点，他谈到设置诺克拉里[98]时说，它“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截了当同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相符合的公共权力〈offentliche Gewalt——俄译本误译为社会力量〉”（同上，第79页，俄译本第105页）［注：同上，第130—131页。——编者注］。因此，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注：参看作者的错误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正是他所要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念头）的俄国民粹主义者不了解，任何官僚机构，无论按其历史起源、现代来源或使命来看，都是纯粹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机构，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才能从生产者的利益出发向这种机构呼吁。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25页。——编者注］决定论不仅不以宿命论为前提，而且恰恰相反，它为明智的活动提供基础。这里不能不补充一句，就是俄国的主观主义者甚至连意志自由这样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也弄不清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决定论和宿命论混在一起，怎么也弄不明白，于是想到一条出路……就是脚踏两只船：他不想否认规律性，同时又断言意志自由是我们意识的事实（其实这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抄袭的米尔托夫的思想），因此可以作为伦理学的基础。把这种思想运用于社会学，除了造成忽视社会中发生的阶级斗争的空想或空洞道德外，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不能不承认桑巴特的断言是正确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从头至尾没有丝毫伦理学的气味”，因为在理论方面，它使“伦理学的观点”从属于“因果性的原则”；在实践方面，它把伦理学的观点归结为阶级斗争。 ［注：民粹派许许多多愿望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在第1章里已经指出。不符合这种性质的愿望（如“劳动社会化”）在现代民粹主义中所占的地位已经是微不足道了。无论是《俄国财富》（1893年第11—12期，虽然如此，这个力量未能为自己所维护的利益建立适当的机构，未能改变“当前俄国文化界的气氛”（瓦·沃·先生语），而“政治斗争时代的积极民主主义”已为“社会冷淡主义”（瓦·沃·先生语，见1894年《星期周报》第47期）所代替，这不仅是由于本国“无等级知识分子”的幻想性，而且主要是由于他们出身的和从中汲取力量的那些阶级的地位、它们的两面性。无庸争辩，俄国的“气氛”对这些阶级有很多坏处，但也给它们带来了某些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