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拒绝什么遗产？[82]

作者：列宁文集（补遗） · 2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82]（1897年底） #1 #2 #3 #4 #5 ［注：这是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代称。——编者注］的这个批评中，有很多谎话。诚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不是“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这种谎话的唯一制造者，也不是这种谎话的第一个制造者，——这种谎话很早就由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代表者攻击“学生们”时反复说过了。我记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开始与“学生们”激烈作战时还没有想到这种谎话，别人在他以前就捏造出来了。后来他才认为必须附和这种谎话。“学生们”在俄文书刊中把自己的观点发挥得愈彻底，他们对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讲得愈周详，则在敌对刊物上就会愈少见到有人切实反驳新派别的基本论点。这些基本论点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是进步的，民粹派把小生产者理想化是荒谬的，必须到俄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物质利益中去寻找对于社会思想流派和法律政治制度的解释。人们不提这些基本论点，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宁愿不谈这些基本论点，同时却编造出越来越多的谎言来诋毁新派别。在这类谎话——“拙劣的谎话”中，也有这样一种流行说法，说什么“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说什么他们同俄国社会中优秀先进部分的优秀传统脱离了关系，说什么他们割断了民主主义的线索，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由于这类流言蜚语广为传播，我们不得不对它们详加考察并予以驳斥。为了使我们的论述不致使人觉得毫无根据，我们一开始就从历史和著述方面把两个“农村政论家”作一对比，以说明“遗产”问题。我们附带声明一下：我们的论述只限于经济学和政论方面的问题，在全部“遗产”中只考察这些问题，而把哲学、文学、美学等方面的问题撇开不谈。一［注：读一读这本现在几乎完全被人忘却了的书，对于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即“遗产”代表同民粹派分子和“俄国学生们”的关系问题，是很有益处的。这本书的书名是不确切的。作者自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解释说，这本书的主题是“首都”同“乡村”的关系问题，即关于乡村的政论性特写，他没有打算专门谈论首都。这就是说，他也许打算过，不过认为这不方便：象我所能够的那样去做，我不愿意，象我所愿意的那样去做，我又不能够，——斯卡尔金引证一个希腊作家的话来说明这种不方便。［注：“。斯卡尔金对这一事实的解释和论证是非常详细、有力的，对于一位非常温和、冷静、按其一般观点来看无疑是资产阶级著作家说来甚至是很激烈的。象斯卡尔金这样一个著作家也这样坚决地谈论这个现象，可见这个现象非常刺目。关于缴款太重，斯卡尔金也谈论得非常坚决和详细，并用大量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我们在第三篇特写（1867年）的副标题下面读到：“过高的赋税是他们〈农民〉穷困的主要原因”，而且斯卡尔金指出赋税高于农民种地所得，他引证《税务委员会报告》中关于俄国赋税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间的分配材料，原来下层阶级担负了全部赋税的76%，上层阶级只担负了17%，而西欧赋税分配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地方对于下层阶级都要有利得多。在第七篇特写（1868年）的副标题下我们读到：“过重的货币税是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表明，新的生活条件是如何立刻要求农民出钱、出钱、再出钱，《法令》是如何把废除农奴制需要农民补偿地主这一条规定下来（第252页），代役租的最高数额是如何“根据地主及其管事和村长所提供的原本材料、即完全任意编造出来的和一点也不可靠的材料而规定的”（第255页）。因此，委员会算出的平均代役租，要高于实际的平均代役租。“农民除缴纳沉重的税款以外，还丧失了几百年来所享用的土地。”（第258页）“如果土地的赎金不是根据代役租的资本化，而是根据土地在解放时期的真正价值来估计，那么赎金就会很容易交付，甚至不需要政府协助，也不需要发行信贷券了。”（第264页）“按照2月19日法令的精神，赎金应当减轻农民的负担和改善农民的生活，实际上却往往使农民受到更大的压迫。”（第269页）我们引证这些话——它们本身并没有多大意思，而且一部分已经陈旧了——是为了表明，一个敌视村社并在很多问题上象十足的曼彻斯特派分子那样发表意见的著作家，是多么慷慨激昂地为农民的利益说话。指出如下一点很有益处，即民粹派的几乎所有有益而不反动的论点与这位曼彻斯特派分子的论点是完全吻合的。不言而喻，既然斯卡尔金对改革抱有这种观点，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象民粹派分子过去和现在那样醉心于把改革甜蜜地理想化，说什么改革批准了人民生产，说它超过了西欧的农民改革，说它把俄国好象变成了一块白板等等。斯卡尔金不仅没有说也不会说这一类话，而且甚至直接说，我国农民改革比之西欧是在对农民更加不利的条件下实行的，它所带来的好处也少于西欧。斯卡尔金写道：“如果我们问一问自己，那就会直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农奴解放在我国就不象本世纪头25年在普鲁士和萨克森那样迅速、那样与日俱增地表现出良好结果来呢？”（第221页）“在普鲁士，和在德国各地一样，要赎的不是农民早已依据法律成为其财产的份地，而是农民必须向地主尽的义务。”（第272页）［注：斯卡尔金非常详细地表明了这个定义（无产者）不仅第一部分是正确的，而且第二部分也是正确的。他在自己的特写中把大量篇幅用于对农民的附属地位及其穷困情况的描述，用于对雇农的艰苦状况的描述，用于对《1868年饥荒情况的描述》（第五篇特写的标题），以及用于对农民受盘剥受侮辱的种种表现的描述。就象在90年代一样，在60年代也曾有闭口不谈和否认饥荒的人。斯卡尔金激烈地反对这种人。自然，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引证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第231页）。在第八篇特写（1868年）的标题下我们读到：“把农民束缚在村团中和份地上，就阻碍他们生活的改善……阻碍外出做零工现象的发展。”“除农民无知和受不断增加的赋税压榨外，阻碍农民生产发展、因而阻碍农民福利提高的原因之一，是农民被束缚在村团中和份地上。把人手束缚在一个地方并用坚固的纽带把土地村社束缚起来，这本身就是对劳动、个人进取心和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非常不利的条件。”（第284页）“农民被束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己更有利的地方，他们好象停留在从农奴制度挣脱出来就走了进去的那种拥挤不堪的、象牲畜一样混杂在一起的、不生产什么东西的生活方式中。”（第285页）由此可见，作者是从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考察农民生活的这些问题的，虽然如此（更确切些说：正因为如此），他非常正确地估计了把农民束缚起来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和农民本身的害处。这个害处（我们补充一句）对于最下层农民，对于农村无产阶级，是特别大的。斯卡尔金很中肯地说道：“法律关心不使农民仍旧没有土地，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农民自身对于这个问题的关心，比任何立法者都要强烈得多。”（第286页）“农民除被束缚于自己的份地和村团以外，即使临时外出做些零工，也由于连环保和身分证制度而要受到许多限制，支付许多花费。”（第298页）“据我看来，如果采取……一些措施使农民易于离开土地，很多农民就会摆脱当前的困境。”（第294页）在这里斯卡尔金所表示的愿望是与民粹派的种种方案截然相反的，民粹派的那些方案就是要把村社固定下来，禁止转让份地等等。从那时起，许多事实充分证明斯卡尔金是完全正确的：继续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和保持农民村社的等级制的闭塞状态，只能使农村无产阶级的状况恶化，阻碍全国的经济发展，丝毫也不能保卫“定居的无产者”避免最坏的盘剥和依赖地位，避免工资和生活水平下降到最低限度。［注：反过来说，凡是我们在民粹派那里遇到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实际措施，就其内容说来，［注：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斯卡尔金在对村社的敌视态度上和声调上都不是60年代的典型人物。但是这里的问题决不仅仅在于村社。问题在于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而斯卡尔金也赞同的那些观点。至于他的声调，也许的确不是典型的，因为它是稳健的、温和的、渐进的，等等。难怪恩格斯把斯卡尔金叫作，正因为他二［注：附带讲一下：这不仅是非常有意义的和有教益的，而且也是一个经济学家-研究者的完全正当的方法。如果学者们相信调查表的材料，即相信许多往往带有成见，很少了解情况，没有形成自己完整见解，没有搞通自己观点的业主们所写的答复和意见，那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一个观察精细，绝对诚实，很好研究了自己所讲的东西的人在整整11年中所收集的材料呢？］，那么从这种材料中是不可能得出民粹派的结论的。把农民及其村社理想化，是民粹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分子，从瓦·沃·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止，都非常卖力地要对“村社”加以理想化和粉饰。恩格尔哈特则丝毫没有进行这种粉饰。与关于我国农民的村社倾向的流行说法相反，与拿这种“村社倾向”来反对城市的个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现象等等流行做法相反，恩格尔哈特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小农的惊人的［注：1896年5月《俄国财富》第5期。卡雷舍夫先生所著关于省地方自治机关在经济措施上的开支一文。第20页。］这种观点呢？［注：请回忆一下这样一个情景：村长（即地主的管事）在农民自己的麦子熟得快要落地的时候叫他去做工，只要一提不去做工就要在乡里“脱裤子”，农民就不得不去。］——就是这个恩格尔哈特甚至这样说：“如果医生〈这里说的是医生对农村有好处，农村需要医生。—— 三［注：不妨参看一下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所著《俄国工厂》一书（1898年圣彼得堡版）。］，——不过我们现在对民粹主义的历史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们认为重要的，再说一遍，只是确定：上述意义上的60年代的“遗产”与民粹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就是说，就观点的实质说来，它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有非民粹派分子的“遗产”继承者，也有“拒绝遗产的”民粹派分子。当然，也有继承“遗产”或自命为继承“遗产”的民粹派分子。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谈到遗产与民粹主义的联系，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种联系提供了什么东西。［注：在上面评经济浪漫主义的文章中我已经指出，我们的论敌表现出惊人的近视，他们把我们现在力求通过对上述民粹主义世界观的三大特点的逐一分析，来说明情况确实如此。［注：见本卷第18—24页和第450—479页。——编者注］与恩格尔哈特一同办杂志的瓦·沃·先生，在一些严肃的经济论文中也同样沉醉于这种理想化，他断言：农民战胜了似乎愿意实行资本主义的地主；但糟糕的是农民给地主耕种土地，所得的报酬是从地主那里“租到”土地，——这就是说，他完全恢复了农奴制度下所采用的那种经营方法。这是民粹派分子对我国农业问题持反动态度的最突出例子。你们在每个民粹派分子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只不过表达得不那么突出罢了。每个民粹派分子都在讲我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害处和危险，因为，你们瞧，资本主义用雇农来代替独立的农民。资本主义的［注：马克思《神圣家族》第120页，别尔托夫的译本，第23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编者注）］，——这些话表达了哲学历史理论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对这种哲学历史理论，我们的民粹派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了解和不能了解的。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是采取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看作是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是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可以削弱）这些历史创造者独立和自觉活动的条件这样一个问题。四五［注：我们自然不是讲这样一种迎接态度，即根本不认为必须遵循劳动的利益，或者不懂得和弄不清楚“资本主义”一词所表现的概括。不管这里所说的社会思想流派在俄国生活中多么重要，但它们同民粹派分子与其论敌的争论毫不相干，所以不应当把他们牵涉进来。］因此，既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驳斥“学生们”所坚持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的正确性，那就是说，他采取了民粹派的态度，这种态度他在自己以前的文章中多次十分明确地表达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前和现在都丝毫没有补充和改变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旧观点，他仍然象以前一样是一个民粹派分子。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天呀，他可不是民粹派分子！他是“伦理社会学学派”的代表…… ［注：这是舒尔采-格弗尼茨在1896年《施穆勒年鉴》[93]上发表的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的棉纺工业一文中的话。］等等。我们再说一遍，这一切每个“学生”都谈过和证明过，但这一切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同志们”大概毫无关系，这一切写出来完全是为了反对与《俄国财富》“无关的”，“民粹派分子”。要知道《俄国财富》是一个“伦理社会学学派”，其实质是打着新幌子偷运旧垃圾。载于189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林《经济评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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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189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林《经济评论集》

我们拒绝什么遗产？[82]（1897年底） #1 #2 #3 #4 #5 ［注：这是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代称。——编者注］的这个批评中，有很多谎话。诚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不是“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这种谎话的唯一制造者，也不是这种谎话的第一个制造者，——这种谎话很早就由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代表者攻击“学生们”时反复说过了。我记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开始与“学生们”激烈作战时还没有想到这种谎话，别人在他以前就捏造出来了。后来他才认为必须附和这种谎话。“学生们”在俄文书刊中把自己的观点发挥得愈彻底，他们对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讲得愈周详，则在敌对刊物上就会愈少见到有人切实反驳新派别的基本论点。这些基本论点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是进步的，民粹派把小生产者理想化是荒谬的，必须到俄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物质利益中去寻找对于社会思想流派和法律政治制度的解释。人们不提这些基本论点，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宁愿不谈这些基本论点，同时却编造出越来越多的谎言来诋毁新派别。在这类谎话——“拙劣的谎话”中，也有这样一种流行说法，说什么“俄国学生们拒绝遗产”，说什么他们同俄国社会中优秀先进部分的优秀传统脱离了关系，说什么他们割断了民主主义的线索，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由于这类流言蜚语广为传播，我们不得不对它们详加考察并予以驳斥。为了使我们的论述不致使人觉得毫无根据，我们一开始就从历史和著述方面把两个“农村政论家”作一对比，以说明“遗产”问题。我们附带声明一下：我们的论述只限于经济学和政论方面的问题，在全部“遗产”中只考察这些问题，而把哲学、文学、美学等方面的问题撇开不谈。一［注：读一读这本现在几乎完全被人忘却了的书，对于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即“遗产”代表同民粹派分子和“俄国学生们”的关系问题，是很有益处的。这本书的书名是不确切的。作者自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解释说，这本书的主题是“首都”同“乡村”的关系问题，即关于乡村的政论性特写，他没有打算专门谈论首都。这就是说，他也许打算过，不过认为这不方便：象我所能够的那样去做，我不愿意，象我所愿意的那样去做，我又不能够，——斯卡尔金引证一个希腊作家的话来说明这种不方便。［注：“。斯卡尔金对这一事实的解释和论证是非常详细、有力的，对于一位非常温和、冷静、按其一般观点来看无疑是资产阶级著作家说来甚至是很激烈的。象斯卡尔金这样一个著作家也这样坚决地谈论这个现象，可见这个现象非常刺目。关于缴款太重，斯卡尔金也谈论得非常坚决和详细，并用大量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我们在第三篇特写（1867年）的副标题下面读到：“过高的赋税是他们〈农民〉穷困的主要原因”，而且斯卡尔金指出赋税高于农民种地所得，他引证《税务委员会报告》中关于俄国赋税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间的分配材料，原来下层阶级担负了全部赋税的76%，上层阶级只担负了17%，而西欧赋税分配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地方对于下层阶级都要有利得多。在第七篇特写（1868年）的副标题下我们读到：“过重的货币税是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表明，新的生活条件是如何立刻要求农民出钱、出钱、再出钱，《法令》是如何把废除农奴制需要农民补偿地主这一条规定下来（第252页），代役租的最高数额是如何“根据地主及其管事和村长所提供的原本材料、即完全任意编造出来的和一点也不可靠的材料而规定的”（第255页）。因此，委员会算出的平均代役租，要高于实际的平均代役租。“农民除缴纳沉重的税款以外，还丧失了几百年来所享用的土地。”（第258页）“如果土地的赎金不是根据代役租的资本化，而是根据土地在解放时期的真正价值来估计，那么赎金就会很容易交付，甚至不需要政府协助，也不需要发行信贷券了。”（第264页）“按照2月19日法令的精神，赎金应当减轻农民的负担和改善农民的生活，实际上却往往使农民受到更大的压迫。”（第269页）我们引证这些话——它们本身并没有多大意思，而且一部分已经陈旧了——是为了表明，一个敌视村社并在很多问题上象十足的曼彻斯特派分子那样发表意见的著作家，是多么慷慨激昂地为农民的利益说话。指出如下一点很有益处，即民粹派的几乎所有有益而不反动的论点与这位曼彻斯特派分子的论点是完全吻合的。不言而喻，既然斯卡尔金对改革抱有这种观点，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象民粹派分子过去和现在那样醉心于把改革甜蜜地理想化，说什么改革批准了人民生产，说它超过了西欧的农民改革，说它把俄国好象变成了一块白板等等。斯卡尔金不仅没有说也不会说这一类话，而且甚至直接说，我国农民改革比之西欧是在对农民更加不利的条件下实行的，它所带来的好处也少于西欧。斯卡尔金写道：“如果我们问一问自己，那就会直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农奴解放在我国就不象本世纪头25年在普鲁士和萨克森那样迅速、那样与日俱增地表现出良好结果来呢？”（第221页）“在普鲁士，和在德国各地一样，要赎的不是农民早已依据法律成为其财产的份地，而是农民必须向地主尽的义务。”（第272页）［注：斯卡尔金非常详细地表明了这个定义（无产者）不仅第一部分是正确的，而且第二部分也是正确的。他在自己的特写中把大量篇幅用于对农民的附属地位及其穷困情况的描述，用于对雇农的艰苦状况的描述，用于对《1868年饥荒情况的描述》（第五篇特写的标题），以及用于对农民受盘剥受侮辱的种种表现的描述。就象在90年代一样，在60年代也曾有闭口不谈和否认饥荒的人。斯卡尔金激烈地反对这种人。自然，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引证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第231页）。在第八篇特写（1868年）的标题下我们读到：“把农民束缚在村团中和份地上，就阻碍他们生活的改善……阻碍外出做零工现象的发展。”“除农民无知和受不断增加的赋税压榨外，阻碍农民生产发展、因而阻碍农民福利提高的原因之一，是农民被束缚在村团中和份地上。把人手束缚在一个地方并用坚固的纽带把土地村社束缚起来，这本身就是对劳动、个人进取心和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非常不利的条件。”（第284页）“农民被束缚在份地上和村团中，没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应用到生产效能更高和对自己更有利的地方，他们好象停留在从农奴制度挣脱出来就走了进去的那种拥挤不堪的、象牲畜一样混杂在一起的、不生产什么东西的生活方式中。”（第285页）由此可见，作者是从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考察农民生活的这些问题的，虽然如此（更确切些说：正因为如此），他非常正确地估计了把农民束缚起来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和农民本身的害处。这个害处（我们补充一句）对于最下层农民，对于农村无产阶级，是特别大的。斯卡尔金很中肯地说道：“法律关心不使农民仍旧没有土地，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农民自身对于这个问题的关心，比任何立法者都要强烈得多。”（第286页）“农民除被束缚于自己的份地和村团以外，即使临时外出做些零工，也由于连环保和身分证制度而要受到许多限制，支付许多花费。”（第298页）“据我看来，如果采取……一些措施使农民易于离开土地，很多农民就会摆脱当前的困境。”（第294页）在这里斯卡尔金所表示的愿望是与民粹派的种种方案截然相反的，民粹派的那些方案就是要把村社固定下来，禁止转让份地等等。从那时起，许多事实充分证明斯卡尔金是完全正确的：继续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和保持农民村社的等级制的闭塞状态，只能使农村无产阶级的状况恶化，阻碍全国的经济发展，丝毫也不能保卫“定居的无产者”避免最坏的盘剥和依赖地位，避免工资和生活水平下降到最低限度。［注：反过来说，凡是我们在民粹派那里遇到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实际措施，就其内容说来，［注：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斯卡尔金在对村社的敌视态度上和声调上都不是60年代的典型人物。但是这里的问题决不仅仅在于村社。问题在于一切启蒙者所共有的而斯卡尔金也赞同的那些观点。至于他的声调，也许的确不是典型的，因为它是稳健的、温和的、渐进的，等等。难怪恩格斯把斯卡尔金叫作，正因为他二［注：附带讲一下：这不仅是非常有意义的和有教益的，而且也是一个经济学家-研究者的完全正当的方法。如果学者们相信调查表的材料，即相信许多往往带有成见，很少了解情况，没有形成自己完整见解，没有搞通自己观点的业主们所写的答复和意见，那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一个观察精细，绝对诚实，很好研究了自己所讲的东西的人在整整11年中所收集的材料呢？］，那么从这种材料中是不可能得出民粹派的结论的。把农民及其村社理想化，是民粹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分子，从瓦·沃·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止，都非常卖力地要对“村社”加以理想化和粉饰。恩格尔哈特则丝毫没有进行这种粉饰。与关于我国农民的村社倾向的流行说法相反，与拿这种“村社倾向”来反对城市的个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现象等等流行做法相反，恩格尔哈特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小农的惊人的［注：1896年5月《俄国财富》第5期。卡雷舍夫先生所著关于省地方自治机关在经济措施上的开支一文。第20页。］这种观点呢？［注：请回忆一下这样一个情景：村长（即地主的管事）在农民自己的麦子熟得快要落地的时候叫他去做工，只要一提不去做工就要在乡里“脱裤子”，农民就不得不去。］——就是这个恩格尔哈特甚至这样说：“如果医生〈这里说的是医生对农村有好处，农村需要医生。—— 三［注：不妨参看一下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所著《俄国工厂》一书（1898年圣彼得堡版）。］，——不过我们现在对民粹主义的历史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们认为重要的，再说一遍，只是确定：上述意义上的60年代的“遗产”与民粹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就是说，就观点的实质说来，它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有非民粹派分子的“遗产”继承者，也有“拒绝遗产的”民粹派分子。当然，也有继承“遗产”或自命为继承“遗产”的民粹派分子。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谈到遗产与民粹主义的联系，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种联系提供了什么东西。［注：在上面评经济浪漫主义的文章中我已经指出，我们的论敌表现出惊人的近视，他们把我们现在力求通过对上述民粹主义世界观的三大特点的逐一分析，来说明情况确实如此。［注：见本卷第18—24页和第450—479页。——编者注］与恩格尔哈特一同办杂志的瓦·沃·先生，在一些严肃的经济论文中也同样沉醉于这种理想化，他断言：农民战胜了似乎愿意实行资本主义的地主；但糟糕的是农民给地主耕种土地，所得的报酬是从地主那里“租到”土地，——这就是说，他完全恢复了农奴制度下所采用的那种经营方法。这是民粹派分子对我国农业问题持反动态度的最突出例子。你们在每个民粹派分子那里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只不过表达得不那么突出罢了。每个民粹派分子都在讲我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害处和危险，因为，你们瞧，资本主义用雇农来代替独立的农民。资本主义的［注：马克思《神圣家族》第120页，别尔托夫的译本，第23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编者注）］，——这些话表达了哲学历史理论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对这种哲学历史理论，我们的民粹派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了解和不能了解的。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是采取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看作是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是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可以削弱）这些历史创造者独立和自觉活动的条件这样一个问题。四五［注：我们自然不是讲这样一种迎接态度，即根本不认为必须遵循劳动的利益，或者不懂得和弄不清楚“资本主义”一词所表现的概括。不管这里所说的社会思想流派在俄国生活中多么重要，但它们同民粹派分子与其论敌的争论毫不相干，所以不应当把他们牵涉进来。］因此，既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驳斥“学生们”所坚持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的正确性，那就是说，他采取了民粹派的态度，这种态度他在自己以前的文章中多次十分明确地表达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前和现在都丝毫没有补充和改变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旧观点，他仍然象以前一样是一个民粹派分子。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天呀，他可不是民粹派分子！他是“伦理社会学学派”的代表…… ［注：这是舒尔采-格弗尼茨在1896年《施穆勒年鉴》[93]上发表的论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的棉纺工业一文中的话。］等等。我们再说一遍，这一切每个“学生”都谈过和证明过，但这一切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同志们”大概毫无关系，这一切写出来完全是为了反对与《俄国财富》“无关的”，“民粹派分子”。要知道《俄国财富》是一个“伦理社会学学派”，其实质是打着新幌子偷运旧垃圾。载于189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林《经济评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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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189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林《经济评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