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浪漫主义的经济理论

作者：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38] · 2

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38]（1896年8月—1897年3月） #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10 #1-11 #1-12 #2 #2-1 #2-2 #2-3 #2-4 #2-5 #2-6 ［注：艾弗鲁西死于1897年，讣告载于1897年《俄国财富》3月号。］。［注：艾弗鲁西在文章开头重复利佩尔特的话，说西斯蒙第不是社会主义者（见《政治学辞典》第5卷第678页，把西斯蒙第学说中最接近民粹派的观点理想化，漠视并错误地解释西斯蒙第同以后的经济学派的关系。因此，我们叙述并分析西斯蒙第的学说，同时就是批判艾弗鲁西的文章。第一章一国内市场是否因小生产者的破产而缩小？［注：后面所有引文，如果没有特别说明，都是引自《新原理》上述版本。］这一章中说道：“如果厂主卖得便宜些，他就能多卖一些，别人少卖一些。因此，厂主总是尽量节省劳动或原料，使他能够比同行卖得便宜些。原料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所以节省原料归根到底是用较少的劳动生产同样的产品。”“诚然，个别厂主竭力设法不减少工人而扩大生产。假定他能做到这一点，能够减低商品价格，把买主从竞争者手里夺过来。但是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国家后果’呢？”“其他的厂主也会采用他的生产方法。那时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自然会根据新机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程度解雇一部分工人。假如消费量依然不变，假如同样数量的劳动由十分之一的人手来完成，那么，工人阶级中这部分人的十分之九的收入就会被夺去，他们的各种消费也要减少那样多……可见，发明的结果（如果国家没有对外贸易，如果消费量依然不变）会使大家遭受损失，会使国民收入减少，从而使下一年的消费总量减少。”（第1卷第344页）“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劳动本身是收入的重要部分〈西斯蒙第指的是工资〉，所以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不能不使国家更贫困。因此，靠发现新生产方法而得到的利益，几乎总是同对外贸易有关的。”（第1卷第345页）［注：这里的黑体也和所有其他地方的黑体一样，如果没有说明情况不同，都是我们用的。］（richesse　commerciale）的发展也不无关系。消费上的平等最终总是扩大生产者的市场，不平等总是　　“在大不列颠，农村中大农场制度的实行，使亲自劳作并能维持温饱的种地农民（fermiers　paysans）阶级消失了；人口大大减少；而他们的消费量比人口减少得更多。做全部田间工作的日工只能获得最必需的东西，对城市工业的激励（encouragement）远不如以前的富裕农民。”（第2卷第327页）“在城市人口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小商人和小工业家消失了，他们一百个人被一个大企业主代替了；也许他们合起来还不如他富。但是，他们合起来却是比他更好的消费者。他的奢侈对工业的激励，要比他所代替的一百户的温饱对工业的激励小得多。”（同上）　　请问，西斯蒙第关于国内市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缩小的理论，究竟会造成什么结果呢？结果是：这一理论的作者刚要正视问题，就避而不去分析那些适合于资本主义（即“商业财富”加上工农业中的大企业经济，因为西斯蒙第不知道“资本主义”这个词。这两个概念是同一的，因此使用这个词完全正确，我们在下面就只说“资本主义”）的条件，却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和小资产阶级空想代替了这种分析。商业财富的发展因而也是竞争的发展应当使“维持温饱”的、与雇农保持宗法关系的不相上下的中等农民不受侵犯。［注：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已接近于古典学派，它确切地肯定了正是西斯蒙第想否定的事实，即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农场经济的发展不是缩小国内市场而是［注：因而，可变资本要素（“自由的”工人）和不变资本要素同时形成；后者包括小生产者所丧失的生产资料。］后一点值得强调，因为正是这一点被西斯蒙第特别忽略了，他在我们引证过的关于农民和农场主的“消费”那一段话中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只存在着［注：艾弗鲁西一点也没有谈到西斯蒙第学说中的这一部分，即国内市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缩小。我们还会多次看到，他所忽略的东西恰好最能清楚地说明西斯蒙第的观点以及民粹主义和他的学说的关系。］。二西斯蒙第对国民收入和资本的看法［注：确切些说，是不用于积累的那一，对个别工人来说，收入就是他的工资，那么，能否把这两种收入合在一起而得到“社会收入”呢？如果能够的话，那些生产机器的资本家和工人该怎么办呢？他们的产品所采取的形态是不能用于消费（即个人消费）的。不能把这些产品当作消费品。它们只能用作资本。就是说，这些产品对其生产者来说是［注：就是说，西斯蒙第现在才把，因而一筹莫展地说：“财富的这种运动太抽象了，要用很大的注意力才能明确地抓住它（pour　le　bien　saisir），所以我们认为，最好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第1卷第95页）举的例子的确是“最简单的”。一个离群索居的农场主（un　fermier　soliaire）收了100袋小麦；一部分自己消费，一部分用来播种，一部分供雇工消费。第二年他收到的已经是200袋小麦。谁来消费这些小麦呢？农场主的家庭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西斯蒙第以这个（极不恰当的）例子来表明固定资本（种子）、流动资本（工资）和农场主的消费基金之间的区别时说：　　“年生产，或国家在一年中完成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同样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财富所生的利润；另一部分是劳动的能力（la　puissance　de　travailler），它等于它所交换的那部分财富或劳动阶级的生活资料。”“总之，国民收入和年生产是相等的，是等量。全部年生产在一年中消费掉，其中一部分由工人消费，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来交换，从而把劳动变成资本，并且再生产劳动；另一部分由资本家消费，他们以自己的收入来交换，从而把收入消耗掉。”（第1卷第105页）　　这样一来，西斯蒙第就干脆把那个他十分肯定地认为是极其重要极其困难的国民资本和国民收入的区分问题抛弃了，把他前几页谈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西斯蒙第竟没有觉察到，由于抛弃了这个问题，他就陷入了荒谬的境地，既然生产需要资本，确切些说，需要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那么，年生产怎么能够以收入形式全部被工人和资本家消费呢。应该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而每年也在生产它们（这是西斯蒙第自己刚才也承认的）。现在忽然把全部生产工具和原料等等抛开不谈，而用年生产和国民收入相等这种十分荒唐的论断来解决资本和收入的区别这个“难”题。［注：见本卷第121—124页。——编者注］。现在我们要指出，我国的民粹派经济学家们也在重复这个错误。把他们与西斯蒙第加以比较，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们从这一错误的理论中得出了［注：重复亚当·斯密的错误的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却明智地拒绝接受这些结论。］，这些结论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额外价值不能实现；社会财富不能发展；三西斯蒙第从资本主义社会年生产分为两部分的错误学说中得出的结论［注：例如，见第2卷第456—457页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下面我们将举出它们的典型例子，那时读者就会看到，我国浪漫主义者尼·—逊先生之流的表达法甚至和西斯蒙第的表达法也毫无区别。］西斯蒙第根本否认古典学派所提出的并为马克思的理论所全部接受的一个原理，即资本主义发展着生产力。此外，他完全不能解释积累过程，认为任何积累都只能是“一点一滴地”实现的。这就是他的观点的第二个极其重要的特征。他的关于积累的议论是极其可笑的：［注：见《新原理》第2版第2卷的补论《对消费和生产的平衡的说明》，在那里，西斯蒙第翻译并驳斥了李嘉图的学生（麦克库洛赫）的一篇文章[40]，这篇文章载于《爱丁堡评论》[41]，题为《对社会的消费能力是否始终同生产能力一起增长的问题的研究》。］西斯蒙第说：“作者以没有利润的劳动（un　travail　sans　bénéfice）、以只能补偿四亚当·斯密和西斯蒙第的国民收入学说的错误何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14页。——编者注］，他没有觉察到，这样推来推去丝毫没有使问题有所改变。斯密的这种回答（为后来的、马克思以前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所接受）不过是回避问题，逃避困难。而这里困难的确是有的。困难在于不能把资本和收入这两个概念从单个产品直接搬到社会产品上去。经济学家们都承认这一点，说从社会观点来看，“对一个人来说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收入”（见前面西斯蒙第的话）。然而这句话只是［注：我们只在这里谈一下解决了这个困难的那个新理论的［注：而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正是这样议论的。我们在上面故意特别详细地谈论了西斯蒙第在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个问题上的谬误（亚·斯密比西斯蒙第更接近于把它们区别开来）。我们想对读者指出，持这个错误理论的一些只有在产品由消费品构成时，即只是在社会生产的一个部类中，工人才能消费工资。资本家才能消费额外价值。他们不能“消费”由生产资料构成的产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4页。——编者注］五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积累［注：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西斯蒙第是怎样看这一点的，他把个别家庭的生产资料明确地划分出来，并且企图把这种划分也用于社会。老实说，这种“看法”是斯密的，而不是西斯蒙第的，他不以重述斯密的看法而已。］，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扩大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门，就必须把工人［注：大家知道，最新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生产本身是否为自己造成市场？）是完全赞同作肯定回答的古典学派，而这种幼稚见解现在只能令人发笑。但是，在我国现代浪漫主义者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之流的著作中不是充斥着这类东西吗？“让银行家好好想一想”……能为商品找到市场吗？（第2卷第101—102页）“把财富的增长当作社会的目的，那总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第2卷第140页）“如果我们不靠劳动的需求来刺激〈即靠工人对产品的需求来刺激生产〉，而认为以前的生产会提供这种刺激，那我们就很象对待挂钟一样，如果不把带链条的轮子（la　roue　qui　porte　la　chainette）向后旋转，而把另一个轮子向后旋转，这就会损坏挂钟，使整个机器停止转动。”（第2卷第454页）这是西斯蒙第说的。现在我们听听尼古拉·—逊先生是怎么说的。“我们忽略了这种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依靠什么进行的，我们连任何生产的目的也忘记了……这是极其致命的谬误……”（尼·—逊《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第298页）这两位作家谈的都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两人都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实质一无所知。但能够设想后者的著作是在前者70年之后写成的吗？［注：西斯蒙第说：“竞争的第一个结果是降低了工资，同时增加了工人人数。”（第1卷第403页）我们在这里不来谈论西斯蒙第计算方面的错误，例如，他认为利润是固定资本的8％和流动资本的8％，工人人数的增多和流动资本（他不能很好地把流动资本与可变资本分开）的增加成正比，固定资本全部进入产品价格之中。在这里，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在资本的总构成中，可变资本部分的减少是积累的必然结果。］于是西斯蒙第计算出这样的结果：“收入”或“消费”起初为45000法郎（工资30000法郎＋利息6000法郎＋利润9000法郎），现在则为88000法郎（工资40000法郎＋利息16000法郎＋利润32000法郎）。西斯蒙第说：“生产增加了3倍，而消费连1倍也没有增加到。［注：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不过要取决于新资本按什么比例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按什么比倒包括旧的生产部门。］接着，西斯蒙第抛弃了关于自由竞争的优越性的学说，没有觉察到他在抛弃盲目的乐观主义的同时，也抛弃了一个确定无疑的真理，即自由竞争六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 ［注：这一点十分清楚，甚至西斯蒙第也意识到，在分析实现问题时必须把对外贸易抽象掉。他在谈论生产与消费的适应时说：“为了更准确地考察这并计算并使问题简单化，我们一直是把对外贸易完全抽象掉的；我们假定只有一个孤立的国家；人类社会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孤立的国家，一切和这个没有对外贸易的国家有关的东西，同样也和全人类有关。”（第1卷第115页）］如果我们不是拿一个国家的市场来看，而是拿若干个国家的市场来看，那实现问题仍然毫无进展。民粹派硬说，国外市场是“摆脱”资本主义在产品实现方面给自己造成的“困难的出路”［注：尼·—逊的书第205页。］，其实他们只是用这句话来掩饰这样一种可悲的情况：他们由于不懂理论而陷入困难境地，因此把“国外市场”看作“摆脱困难的出路”……不仅如此，把国外市场和整个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理论，不仅表明它对这种实现毫不了解，而且也说明它［注：参看［注：参看下面要谈到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编者注）。］［注：我在这里只谈对资本主义的评价，而不谈对它的了解。在后面这一点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浪漫主义者并不比古典学派高明。］七危机［注：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产品由两部分构成的学说中，产生了亚·斯密和后来的经济学家对“单个资本的积累”的错误理解。他们认为利润的积累部分完全用于工资，其实它是用于（1）不变资本和（2）工资。西斯蒙第重复了古典学派的这个错误。］和产品实现所作的科学分析，粉碎了上述理论的全部根据，并且指明工人的消费正是在危机发生以前的时期有所增加，消费不足（似乎这能解释危机）在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中都存在，而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这种理论认为危机所以发生，是由于另外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和私人的即个人的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看来，这两种理论之间的极大区别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对它作更详细的论述，因为正是俄国的西斯蒙第的信徒们力图［注：《资本论》第2卷第304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2页。——编者注）。俄译本第232页。黑体是我们用的。］，即属于第3篇的范围。而第3篇讲的是什么呢？这一篇的内容正是批判亚·斯密关于社会总产品分为两部分的理论（同时对西斯蒙第作了上述评论），并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即分析产品的实现。总之，我们的作者的观点重复了西斯蒙第的学说，而他引来证实自己这些观点的那个注解，却“只是”属于驳斥西斯蒙第“那一篇”的范围，因为“那一篇”指出：资本家［注：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6页和第19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章第6节。——编者注）中，我已经指出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那些不确切的和错误的地方，这些东西使他后来完全转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阵营中去了。（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相反，他十分确切地指出了被新理论认为是症结所在的基本矛盾（第455页及其他各页），并且阐明了西斯蒙第的作用：西斯蒙第较早地指出了危机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但是未能正确地解释这个矛盾（第457页：西斯蒙第在恩格斯之前就指出危机是从现代经济组织中产生的；第491页：西斯蒙第叙述了可能产生危机的条件，但是又说“并非任何可能性都会真正实现”）。艾弗鲁西根本没有弄清这一点，而是把一切搅做一团，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混乱感到“惊讶”！《俄国财富》的这位经济学家说：“诚然，我们从西斯蒙第那里找不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的无计划性（Planlosig-keit）这一类已经得到公认的术语，但是这些术语所包含的实质，西斯蒙第已经十分清楚地指出来了。”（第168页）这位最新的浪漫主义者多么轻而易举地就把旧日的那位浪漫主义者复活了啊！问题只在于字面上的差别！其实问题在于艾弗鲁西并不懂得他所重复的那些词句。“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的无计划性”，这些术语说的是什么呢？它们说的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我们请问读过上述经济著作的任何一个人：西斯蒙第或洛贝尔图斯承认这个矛盾吗？他们是从这个矛盾中引出危机的吗？不是，他们没有引出也不可能引出，因为［注：参看上引西斯蒙第的书第1卷第8页。］或“自行流通”［注：洛贝尔图斯。我们顺便指出，伯恩施坦复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偏见，把这个问题弄得混乱不堪，硬说马克思的危机论同洛贝尔图斯的危机论没有多大区别（《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斯图加特版第67页），硬说马克思自相矛盾，因为他承认群众消费的有限是危机的近因。（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的不正确性这些空话为根据，而必须以生产关系演进的性质为根据。然而这种思想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八资本主义地租和资本主义人口过剩［注：就连叙述方式也是很典型的：第3篇论“领土财富”，土地财富，即农业。下一篇，即第4篇“论商业财富”，谈工业和商业。似乎农产品和土地本身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就不是商品！因此，这两篇也是相互不协调的。所谈论的工业只是西斯蒙第当时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而对农业的描述，则是五花八门地列举各种土地经营制度：宗法制、奴隶制、对分制、徭役制、代役制、农场制、永佃制（永久世袭地出租）等。其结果是一团糟：作者既未写出农业史，因为所有这些“制度”都是互不联系的，也未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农业，尽管后者是他的著作的真正研究对象，尽管他所谈论的工业只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第13章是专谈“李嘉图先生的地租论”的。西斯蒙第一开始就说李嘉图的学说同他自己的理论完全矛盾，他反驳道：利润的一般水平（这是李嘉图的理论的基础）永远不能确定，农业中没有资本的自由转移。在农业中应该考察产品的内在价值（la　valeur　intrinsèque），这种价值不以市场波动为转移，它供给占有者以“纯产品”（produit　net）和“自然劳动”（第1卷第306页）。“自然劳动是其内在价值（intrinsèquement）受到我们研究的土地纯产品的力量和泉源。”（第1卷第310页）“我们把地租（le　fermage），或确切些说，把纯产品看作是直接从土地中产生出来而归私有者所有的；它既丝毫不剥夺农场主，也丝毫不剥夺消费者。”（第1卷第312页）他在唱完这种陈旧的重农主义偏见的老调时还训诲说：“一般说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应该防止（se　dé　fier）绝对的假定，正如应该防止抽象一样！”（第1卷第312页）这种“理论”甚至是没有什么可分析的，因为李嘉图的一个小小注解，就足以驳倒“自然劳动”了［注：《李嘉图全集》，季别尔的译本，第35页：“难道自然界在工场手工业方面丝毫没有替人做一点好事吗？难道使我们的机器转动、帮助船只在海上航行的风力和水力毫无意义吗？难道我们用来使最惊人的机器运转的大气压力和蒸汽动力不是自然界的恩赐吗？更不要说使金属软化和熔解的热能的作用了，更不要说空气参与染色过程和发酵过程了。在工场手工业的任何一个部门中，自然界都会给人以帮助，而且是无偿的和慷慨的帮助。”］。这只是放弃分析，并且比李嘉图倒退一大步。西斯蒙第的浪漫主义在这里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他急于谴责该一过程，而害怕去分析这一过程。请注意，他并不否认下列事实：英国农业是按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农民为农场主和日工所代替，大陆上的情况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他不过是回避这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他在谈论资本主义经济时必须加以考察的），而宁愿感伤主义地谈论宗法式的土地经营制度的优越性。我国民粹派也一模一样，他们之中谁也不打算否认商品经济正渗入农业、商品经济不能不引起农业的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的事实，但是在谈论资本主义经济时，谁也不提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问题，而宁愿用“人民生产”的箴言来支吾搪塞。我们在这里还只是分析西斯蒙第的理论经济学，因此，我们把这种“宗法式的经营”留到以后再来作比较详细的介绍。［注：不过，我们要附带说明一下，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艾弗鲁西在这里所说的“最杰出的最新经济学家”究竟指的是谁，是与浪漫主义绝对格格不入的那个著名学派的代表呢，还是那本大部头书的作者？］（第148页），那他就是在美化这位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完全象我们在危机和国民收入的问题上所看见的情况一样。在这些问题上，西斯蒙第的学说和新理论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西斯蒙第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所固有的矛盾。这个相同的地方艾弗鲁西已经指出来了。西斯蒙第和新理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是他丝毫没有推进对这些矛盾的科学分析，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古典学派还后退了一步；第二，是他以国民收入必须适合支出、生产必须适合消费等等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来掩盖他自己没有分析的能力（部分是掩饰他不愿意进行分析）。艾弗鲁西对两点区别中的任何一点都［注：大家都很清楚，对过剩人口的这种看法是恩格斯在1845年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第一次提出的。作者在描述了英国工业通常的工业循环之后说道：　　“由此可见，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以便在最活跃的几个月内有可能生产市场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这种后备军的扩大或缩小，要看市场能使他们中间的小部分还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虽然在市场最活跃的时候，农业区……以及受普遍繁荣的影响较少的工业部门暂时也能供给工厂一定数量的工人，但是这些工人的数目到底是很少的，而且他们也同样属于后备军之列，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正是迅速的繁荣才暴露了他们是属于这个后备军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9页。——编者注）　　在最后几句话中，指出暂时转向工业的那部分大工业愈发展，对工人需求的波动就愈大，而波动的情况如何，则要看整个国民生产或其每个部门是处于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而定。这种波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如果没有随时都能给任何工业部门或任何企业提供劳动力的过剩人口（也就是超过了资本主义对工人的［注：参看季别尔《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研究》1885年圣彼得堡版第552—553页。］：（1）［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5页。——编者注］，生活状况低于一般水平。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在家里替厂主和商店干活的城乡居民。所有这些阶层的总和就构成了［注：因此，我们在这里不谈那种极其独特的情形，即由于没有把所有这些为数众多的工人登记下来，民粹派经济学家就不把他们计算在内。］这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西欧浪漫主义及其同俄国民粹主义的关系。在这里，这种关系也和上述一切问题上的这种关系一样：民粹主义者在过剩人口的问题上完全持着与最新理论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浪漫主义观点。他们说，资本主义不能使被解雇的工人都有工可做。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是“错误的”，等等。决不止“意味着”这些。矛盾不等于不可能（Widerspruch不等于Widersinn）。资本主义积累这个真正的为生产而生产，也是一个矛盾。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存在，也不妨碍它成为一定的经济制度的规律。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矛盾也是这样。上述民粹派的议论，只“意味着”用空话来搪塞这一切矛盾的恶习已深深地腐蚀了俄国的知识分子。［注：见马尔萨斯《人口论》俄译本附录（比比科夫的译本，1868年圣彼得堡版）。蒲鲁东《论正义》一书中的一段话。］。九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机器［注：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艾弗鲁西到处竭力援引西斯蒙第与现代理论的这个对比。］固执己见。他甚至不会提出问题。他指出西斯蒙第已经看到矛盾，就心满意足，以为历史上不曾有过各种各样批评资本主义矛盾的方式和方法。艾弗鲁西说，西斯蒙第认为机器有害并不是由于它本身，而是由于它在该一社会制度下所起的作用。但是艾弗鲁西没有觉察到，就在这一议论中已经表现出多么粗浅的感伤主义观点。西斯蒙第的确议论过：机器有害还是无害呢？他用箴言“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有当生产适合消费时，机器才是有利的（参看《俄国财富》第7期第156页的引文）。作了上面的一切叙述之后，我们在这里已没有必要来证明，这种“解决”不过是以小资产阶级的空想来代替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决不能因为西斯蒙第没有进行这种分析而责备他。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注：在1898年和1908年的版本中，没有“这种观点和最新观点的区别。他不了解”这些话。——编者注］，为了说明这种区别，应该提出的问题并非西斯蒙第是否敌视机器，而是西斯蒙第是否了解机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是否了解作为［注：季别尔在这一章的开头说道：“老实说，我们所叙述的关于机器和大工业的学说，是新思想和独创研究的取之不尽的泉源，谁想充分衡量这一学说的相对长处，他就必须就这一个问题写出整整一本书。”（第473页）］。我们只极简略地指出它的实质。它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是历史分析，它确定了机器生产在资本主义其他发展阶段中的地位，确定了机器工业同以前这些阶段（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关系；第二是对机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的分析，特别是对机器工业使居民的一切生活条件发生变化的分析。在第一点上，这个理论确定机器工业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阶段（即最高阶段），并表明它是从工场手工业中产生的。在第二点上，这个理论确定机器工业所以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大进步，不仅因为它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和使整个社会的劳动社会化［注：季别尔在比较村社中的“劳动结合”和拥有机器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结合”时说得十分正确：“村社的‘和’与拥有机器生产的社会的‘和’之间存在着类似10个，而且还因为它破坏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工人必须变换工作，彻底破坏了落后的宗法关系，特别是农村中的宗法关系［注：上述季别尔的著作第467页。］，并且由于上述原因和工业人口的集中，极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前进。这一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进步一样，也带来了矛盾的“进步”，即矛盾的尖锐化和扩大。［注：这里只是由于书报检查关系，才用“现实主义者”这个词而不用？［注：第108页。《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7卷第3编第32页上的一段话（统计学家们在这里叙述了科尔萨克的《论工业形式》）：“手工业组织本身从1822年以来发生着彻底的变化，农民不再是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者，而只是大工厂生产中某些工序的操作者，他们只能领取计件工资。”］，但是，他不仅没有解释机器工业和［注：季别尔十分正确地指出，普通术语（工厂等等）对于科学研究是不恰当的，必须把机器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分开。第474页。］。［注：尼·—逊的著作第322页。这与西斯蒙第把宗法式的农民经济理想化有丝毫区别吗？］和“资本主义”这“［注：在这里，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来证明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只要回忆一下如下一些手工业就够了：巴甫洛夫镇的五金业，博戈罗茨克的制革业，基姆雷镇的制鞋业，莫尔维季诺区的软帽业，图拉的手风琴业和茶炊业，克拉斯诺谢洛和渔村的首饰业，谢苗诺夫的制匙业，“乌斯季扬希纳”的角制品业，下诺夫哥罗德省谢苗诺夫县的制毡业等等。我们是根据记忆列举的，如果看一下任何一份手工业研究材料，那这张清单是开列不完的。］？如果他［注：我们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一术语的科学意义不同于日常用语中的意义。在科学上只把这一术语应用于大机器工业。］所完成的社会条件的改造连想也不想去研究。要知道，进行这种研究，正是需要把机器工业与尼·—逊先生认为不存在的［注：例如，阿·沃尔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见《沃龙佐夫（瓦·沃·）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1896年圣彼得堡版。］他又是连提也没有提出，而且他［注：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本文提出了批判尼·—逊先生的观点的任务，这些任务后来我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完成了。（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十保护关税政策[46] 　　“英国人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大农场是改进农业技术即用更便宜的开支获得更丰富的农产品的唯一手段，事实上正好相反，他们在用更多的开支生产农产品……” 　　这段话是极其典型的，它清楚地表明了俄国民粹派所精通的浪漫主义的论断手法！农场经济的发展及与之相联系的技术进步这一事实，被描绘为蓄意实行的制度：英国人（即英国经济学家）把这种改善农业技术的制度说成是唯一的手段。西斯蒙第想说：除了农场经济以外，“可能”还有别的方法来提高农业技术，也就是说，又是在某个抽象的社会中有“可能”，而不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的社会中，即不是在英国经济学家所谈论的、西斯蒙第也应该谈论的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有“可能”。“改进农业技术［注：里约是法国旧长度单位，约等于4．5公里。——编者注］水运、陆运、海运运费之后，在付出等于本身价值的30—40％的进口税之后，仍然要比英国最富庶的郡的粮食便宜。”（第1卷第265页）“这一对比使英国经济学家们惶惑不安。”他们拿捐税等等作借口。但问题不在这里。“经营制度本身是很坏的，是建立在危险的基础之上的……不久以前，所有作家都把这一制度说成是值得我们赞美的东西，但是相反，我们应该好好地认识它，以防去模仿它。”（第1卷第266页）［注：正如《论文集》中“麕集”着对“我们”的号召，“麕集”着忽视这些矛盾而空谈“我们”应该如何如何的叫喊一样。］；和其余的矛盾一样，它的存在也应归因于整个生产所采取的形式”（第286页）。请注意：［注：我们怀疑尼·—逊先生是否把这些“引证”当作抵御任何批评的护身符？否则很难解释，尼·—逊先生从司徒卢威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那里知道有人把他的学说与西斯蒙第的学说相提并论，为什么他还在《十一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的总的作用　　“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被货币弄得虚假了，西斯蒙第不再为这种观念所束缚，但是，正象布阿吉尔贝尔非难货币一样，他非难大工业资本。”（第3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编者注］　　作者是想说：正如布阿吉尔贝尔肤浅地把商品交换看作自然制度，反对货币，认为它是“外来因素”（同上，第30页）［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一样，西斯蒙第把小生产也看作自然制度，反对大资本，认为它是外来因素。布阿吉尔贝尔不懂得货币和商品交换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自然联系，不懂得他是把“资产阶级劳动”（同上，第30—31页）［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的两种形式当作外来因素对立起来。西斯蒙第不懂得大资本和独立的小生产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自然联系，不懂得这是商品经济的两种形式。布阿吉尔贝尔“对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进行激烈的攻击”，“对另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却空想地加以赞美”（同上）［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西斯蒙第反对大资本，也就是反对商品经济的一种最发达的形式，陷入了空想，而把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捧上了天，也就是把商品经济的另一种仅仅是萌芽状态的形式捧上了天。［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编者注］　　“那些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太不注意消费和销售。”（第1卷第124页）　　从西斯蒙第的时代起，这种责难重复了不知多少遍。他们认为应该把“消费”当作一个特殊的科学部门而同“生产”分开；他们说生产以自然规律为转移，而消费决定于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分配，如此等等。大家知道，我国民粹派也坚持这种思想，把分配提到首位［注：不言而喻，艾弗鲁西也没有忘记因此而赞扬西斯蒙第。我们在《。［注：英格拉姆极其正确地认为西斯蒙第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者”（《政治经济学史》1891年莫斯科版第212页），他天真地说：“我们已经〈！！〉赞同西斯蒙第对国家的看法，认为国家是这样一种力量，它应该关心……把社会团结和最新进步的福利尽量普及于社会各阶级。”（第215页）西斯蒙第的这种“看法”是多么深奥，我们从保护关税政策的例子中就已经看到了。］所有这些“分配”和“消费”的理论家们都不能解决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的区别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一直陷在亚·斯密所未能解决的矛盾之中。［注：例如，见《政治学辞典》中只有一位经济学家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从来不把分配单独划分出来，他最坚决地反对对“分配”作“庸俗的”议论（参看彼·司徒卢威在《评述》一书中所引证的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意见，见第129页第4章的题词）[50]。不仅如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社会资本的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Charaktere）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同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一道消失。”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3、997、999页。——编者注］　　西斯蒙第对古典学派的另一种攻击，在他的《新原理》中占的篇幅更多，这种攻击也同样糟糕。“亚·斯密的英国新学生们陷入了抽象，把人遗忘了……”（第1卷第55页）在李嘉图看来，“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第2卷第331页）。“他们〈为贸易自由辩护的经济学家〉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论而牺牲了人和实际利益”（第2卷第457页）等等。［注：同上，第4卷第94页。——编者注］［注：例如艾弗鲁西一本正经地重复着西斯蒙第的感伤主义论调，说什么企业主纯收入的增加对国民经济并无好处等等，只是责备他“还没有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第8期第43页）。　　“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持有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才是纯收入。”（第3卷第2部分第375—37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1页。——编者注））　　可见，作者十分赞同李嘉图和他的“社会”“纯收入”的定义，这个定义使西斯蒙第提出了“著名的异议”（《但是李嘉图说的完全是真理，［注：“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计算的科学（n’est　pas　une　science　de　calcul），而是道德的科学……只有注意到人们的情感、需要和热望时，它才能达到目的。”（第1卷第313页）西斯蒙第认为这些充满感情的词句是社会科学的新概念，正如俄国主观学派的社会学家们认为自己的十分类似的叫喊是社会科学的新概念一样，其实，这些词句只是说明对资产阶级的批评还处于何等幼稚的原始状态。难道作为严格客观“计算”的对矛盾的科学分析没有正是为了解“情感、需要和热望”（不过不是一般“人”——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把特殊的小资产阶级内容塞进去的抽象——的热望，而是西斯蒙第在这里发表的这些思想，经过几十年后，在遥远的欧洲东部被“俄国的社会学派”“重新发现”了，并被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加以运用……固然，西斯蒙第（我国的社会学家也是这样）呼吁“要诉诸良心正如要诉诸理智一样”［注：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不也是要诉诸“良心”吗？！］，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上，一个小资产者的“良心”已经战胜了一个经济理论家的“理智”。补遗［注：补遗是为1908年版本写的。——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0页。下面两处引文见第124页和第126页。——编者注］）中完全得到了确认。马克思把可怜的剽窃者、被有产者收买的辩护士、无耻的诽谤者马尔萨斯和科学家李嘉图作了对比，他说：第二章一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批评［注：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农业随时随地。　　“最初的土地所有者自己就是庄稼人，他们用自己的孩子和仆人的劳动来进行一切田间工作。没有一个社会组织［注：请注意，西斯蒙第（正如我国民粹派一样）一下子就把独立的农民经济变为“社会组织”。这是明显的偷换。是什么把各地的农民联结在一起呢？正是代替了封建联系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这一下子表明，他把商品经济制度中的一个要素变为空想，而对其他要素则不了解。参看尼·—逊先生的书第322页：《以农民占有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工业形式》。而农民占有生产工具，无论在历史上或在逻辑上正是能够保证国内人数最多的阶级得到更多的幸福和具有更多的美德，能够保证所有的人得到更大的满足（opulence），保证社会制度更加巩固……在农夫是私有者（où　le　fermier　est　propriétaire）和产品完全（sans　partage）归从事一切田间工作的人所有的国家中，就是说，在农业是我们称之为宗法式农业的国家中，我们到处都看到农夫热爱他所住的房屋和他所耕种的土地的迹象……劳动本身对他是一种欢乐……在农业是宗法式农业的幸福国家中，每一块土地的特性都受到研究，并且这些知识一代代传下去……比较富裕的人所管理的大农场主经济也许能摆脱偏见和守旧习气。但是这些知识〈l’intelligence，即农业知识〉不会传给劳动者本人，而且也不会得到很好的应用……宗法式经济改善着担负一切农业工作的大部分国民的习俗和性格。私有制养成循规蹈矩、省吃俭用的习惯，经常的自足能铲除大吃（gourmandise）大喝的癖性……他〈农夫〉几乎只与自然进行交换，他比其他任何产业工人更少有理由不信任人们，更少有理由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反对他们。”（第1卷第165—170页）“最初的农场主都是普通的庄稼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大部分的农业工作；他们根据自己家庭的力量操办自己的事业……他们仍旧是农民：自己犁地（tiennent　eux-mêmes　les　cornes　deleur　charrue）；自己在地里和马厩里照管牲畜；生活在新鲜空气中，习惯于经常的劳动和简单的饮食，这就造成了强壮的公民和勇敢的士兵。［注：请读者把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的《评述》第17页上引证的那位19世纪末叶的“先进”政论家[52]的言论，同老祖母讲的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比较一下吧。］他们几乎从来不使用日工来共同劳动，而仅仅使用仆人（des　domestiques），这些人通常是从与自己一样的人中挑选的，对这些人他们平等相待，同桌进餐，饮同样的酒，穿同样的衣服。这样，农夫及其仆人就构成一个农民阶级，他们为同样的感情所鼓舞，分享同样的欢乐，受到同样的影响，以同样的纽带与祖国联系着。”（第1卷第221页）　　你们看，这就是标榜一时的“人民生产”！不能说西斯蒙第不了解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他直截了当地说过（见下面），“他也是（和傅立叶、欧文、汤普逊、梅隆一样）希望实现联合的”（第2卷第365页）。不能说他拥护的正是［注：尼·—逊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也讲了一大堆自相矛盾的话，从中可以，我们打算深入考察它们的内容。［注：参看尼·—逊的书第321页末尾及其他各页。］和对抗（竞争），使得生产者的生活没有保障，社会经济不稳固［注：同上，第335页。第184页：资本主义“消灭了稳固性”。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注：“其实，　　“我们且听听布阿吉尔贝尔老头是怎样说的。［注：写于1847年。］经济学家是怎样说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8—109页。——编者注］　　后一句话是作者与蒲鲁东论战时针对后者说的，因而也就说明他自己的观点既不同于西斯蒙第的观点，也不同于蒲鲁东的观点。当然，尼·—逊先生在自己［注：虽然这还是一个大问题：但是，请探讨一下这段话的内容。上述引文的作者的基本论点，以及使他与前辈们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基本思想，究竟是什么呢？不容争辩，是他把资本主义的不稳固性（这一点是［注：这里是就。　　“这种特定的社会身分〈即卖者和买者的身分〉，决不是来自人的个性，而是来自以商品这个特定形式来生产产品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买者和卖者之间所表现的关系，不是纯粹的个人关系，因为他们两者发生关系，只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劳动已被否定，即作为非个人劳动而成为货币。因此，把买者和卖者的这种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身分理解为人的个性的永恒的社会形式，是荒谬的，把他们当作个性的消灭而伤心，也同样是错误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5—86页。——编者注］　　请问，贝列拉的［注：在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范围内，用社会地位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代替了地方性的、等级制的联盟。］正是由于一味“痛骂”（从空想主义观点出发）资本主义而造成的这种肤浅的了解，使得引文作者有理由把贝列拉的批评称为　　“生产……丧失了人民性而具有个人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尼·—逊先生《论文集》第321—322页）　　请看，这位改头换面的浪漫主义者是怎样议论的：“人民生产已成为个人生产。”因为作者想把“人民生产”理解为村社[55]，所以他指出生产的［注：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材料（布拉戈维申斯基《汇编》），在22个省的123个县中，而资本主义则造成了一个国家生产的社会性。“个人主义”就是社会关系的破坏，但是破坏这种联系的是二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　　“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　　因此，民粹主义者极其可笑，他们以为指出小资产阶级性的目的只是想说些特别恶毒的话，他们以为这只是一种论战手法。他们的这种态度，说明他们不了解他们的论敌的总的见解，主要是不了解他们都“同意”的［注：例如艾弗鲁西曾写了两篇关于西斯蒙第“怎样看资本主义的增长”的文章（《俄国财富》第7期第139页），但是，他仍然［注：当然，这听起来很奇怪：称赞一个人准确地传达了别人的思想！！但是你们叫我怎么办呢？对于在《俄国财富》和旧《新言论》[58]上经常论战的克里文柯先生和沃龙佐夫先生来说，。评论家先生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不了解，有了关于阶级利益的观念等等，我们就必须否定“人民的理想”（“只是　　“……无论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条件，还是有意采取的社会措施，它们的主要标准其实并不是经济范畴（何况这种范畴还是从不同于本国的、在另外情况下形成的条件中抄袭来的），而是大多数居民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幸福和福利。如果某种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和发展这种生活方式的某些措施能导致这种幸福，那么，称它们为小资产阶级的也好，称它们为别的什么也好，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它们（这种生活方式和这些措施）本质上仍将是进步的，因而也将是　　难道评论家先生没有发觉他自己在论战方酣时已经跳过了问题吗？三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的问题［注：在改革后的时代欧俄城市人口的百分数增加了。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这一人所共知的特征，虽然它。　　“但是，在颂扬这些精耕细作的田地时，还应该看到耕种这些田地的居民；他们比法国耕种同样大小田地的居民少一半。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是赢利；在我看来这是损失。”（第1卷第239页）　　很明显，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赢利（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批评的观点也是如此），是因为他们以此表明了资产阶级的财富、商业和工业的增长。西斯蒙第急于［注：“这一思潮〈即以西斯蒙第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批评的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4页。——编者注）］事情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对农村居民宗法式的愚钝和闭塞的乐园的毁灭感到的悲哀是如此深重，以至我们这位经济学家连产生现象的原因也不去分析了。因此，他忽略了工业人口的增加同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有必然的密切的联系。商品经济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而这种分工也就是工业部门和原料加工业一个个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注：读者可以根据这点来判断尼·—逊先生的机智，他在《论文集》中明目张胆地把可变资本和工人人数的；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注：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条件，所以我们说，俄国的国内垦殖使工业人口增加较快的规律表现复杂化了。只要记起人口早已稠密的俄国中心地带（那里工业人口的增加与其说是依靠城市，不如说是依靠工厂村镇）和改革以后人口才稠密起来的新罗西亚（那里城市增长的速度可以和美国相比）之间的区别就够了。我们打算在另外一个地方更详细地来分析这个问题。］，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第3卷第2部分第17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　　在这一点上，最新理论的观点也是同怀着感伤的哀怨的浪漫主义截然相反的。了解现象的必然性，自然就会对它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就能估计到它的各个方面。我们所研究的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最深刻最一般的矛盾之一。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这些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到处都有的旅伴）是“商业财富”（西斯蒙第的用语）比“土地财富”（农业财富）占优势的必然产物。因此，城市比乡村占优势（无论在经济、政治、精神以及其他一切方面）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包括俄国在内）的共同的必然的现象，只有感伤的浪漫主义者才会为这种现象悲痛。与此相反，科学理论指出了大工业资本为这一矛盾带来的［注：参看对工业中心在居民智力发展方面的进步作用所作的同样非常清楚的评述——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5—507页。——编者注）。承认这种作用并不妨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深刻了解表现在城乡分离上的矛盾。他那部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证明了这一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4—322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编者注］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处于特权地位，使乡村处于从属的、不发达的、无助的、闭塞的状态，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使农村居民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最新理论在回答浪漫主义者的反动的怨言和牢骚时指出，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注：请读者记住，西斯蒙第在谈论有80％的农业人口的法国的“幸福”时，（1893年《社会政治中央导报》[60]第1期）；他所指出的这些果然没有得到回答。民粹派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论俄国的特点，但是连我们在上面简略指出过的俄国工业人口形成的［注：参看。民粹派［注：可是，我们应该公正地说，西斯蒙第看到了某些国家工业人口的增加，承认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在某些地方还说明他了解这种现象不仅是一种“反常状态”等等，而是居民生活条件的深刻变化，并且承认这种变化也有某些好处。他关于分工的害处的下述议论，至少表明他的见解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见解要深刻得多，后者不去分析分工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和各个发展时期中所具有的一定形式，而去捏造一个一般的“进步公式”。改革后的俄国发生的居民群众生活条件的深刻改造过程（这个过程第一次破坏了农民的定居生活和固定在一地的现象，造成了他们的流动，并使农业工作者和非农业工作者、农村工作者和城市工作者接近起来［注：这一过程的形式对于欧俄中央地带和对于边疆地区也有所不同。）。无论是它的经济意义，还是（也许是更重要的）它的道德意义和教育意义，都完全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而仅仅成为感伤的浪漫主义抱怨的借口。四浪漫主义的实际愿望　　“为了使我的读者注意英国，我想指出……如果我们继续按照它所遵循的原则行事，那我们自己未来的历史将会怎样。”（第1卷第ⅩⅥ页）［注：为了清楚地表明［注：“……我们近30年所走的那条经济道路是不正确的”（第281页）……“我们过于长久地把资本主义的利益和人民经济的利益混为一谈，这是一个极其致命的谬误……保护工业所取得的［注：“……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是建立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上的，可是我们没有去阻止它的发展。”（第323页）］［注：“我们没有坚持我们历来的传统；没有发扬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紧密联系的原则……没有用使生产资料集中在他们〈　　看来，够了……可以相信，既不熟悉西斯蒙第也不熟悉尼·—逊先生的读者，很难说出这两个浪漫主义者中间哪一个的观点更粗浅、更幼稚，是脚注中的还是正文中的。　　“如果政府对致富的欲望加以调节和节制，它就可能成为一个无比仁慈的政府。”（第1卷第413页）“如果现在受舆论谴责的某些商业规定因鼓励工业而应该受到谴责，那么它们也许会因抑制工业而被证明是正确的。”（第1卷第415页）　　从西斯蒙第的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是惊人的无知，他根本不懂得，他所处的那个时期的全部历史意义在于摆脱中世纪的束缚。他并未感到，他的议论助长了当时那些为旧制度辩护的人的声势，那时这些人甚至在法国都还很有势力，更不必说他们统治下的西欧大陆的其他国家了。［注：艾弗鲁西认为西斯蒙第的这些惋惜和热望是“公民的勇敢”（第7期第139页）。吐露感伤主义的愿望竟需要公民的勇敢！！你只要看看任何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就会看到，19世纪最初25年的西欧国家的组织形式，按照国家法这门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警察国家。你也会看到，不仅本世纪最初25年，而且本世纪第二个25年的历史任务，正是反对这种国家。那时你会懂得，西斯蒙第的观点带有复辟时代法国小农的愚蠢无知的色彩，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感伤的浪漫主义和罕见的公民幼稚性结合的典型。］［注：英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时间不是在18世纪末，而是要早得多。］，全部社会关系开始受到急剧的改造，这种改造在经济学中通常称为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最先估计到这个革命（它建立了现代欧洲社会来代替宗法式的半中世纪社会）的全部深刻意义的经济学家中，有一位对它是这样评述的：　　“近60年来〈写于1844年〉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是无与伦比的历史……60—80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和商业，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象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且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象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5—296页。——编者注）。］　　这就是以小生产为经济基础的一切根深蒂固的旧关系的最彻底的“破坏”。显然，西斯蒙第从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出发，不能了解这种“破坏”的意义。显然，他首先和主要是希望、请求、呼吁和要求“停止破坏。”［注：我们大胆地希望，尼·—逊先生不要因为我们从他那里（第345页）借用了我们认为是非常中肯非常典型的说法而抱怨我们。］　　“政府在农业人口方面的总任务是保证工作者（à　ceux　qui　travaillent）有一部分财产，或者是支持（favoriser）我们所说的无与伦比的宗法式农业。”（第2卷第340页）［注：“保持我们历来的传统；〈这不就是爱国主义吗？〉……发扬我们继承的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紧密联系的原则……”（尼·—逊先生，第322页）“我们离开了许多世纪以来所走的道路；我们开始排斥以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紧密联系、农业和加工工业紧密联系为基础的生产，而把以剥夺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它带来了现在西欧正在遭受的一切灾难）的发展原则当作自己经济政策的基础。”（第281页）请读者把“西欧人”自己对于所“遭受的一切灾难”的上述看法和这种看法比较一下以及其他等等。“原则……把土地分给农民或者……把劳动工具给与生产者本人”（第2页）……“历代的人民基石”（第75页）……“因而，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即表明在现时经济条件下农村人口得到物质保证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土地的数字）是解决经济问题的要素之一，但也只是要素之　　读者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愿望同民粹派的愿望和纲领是完全五浪漫主义的反动性［注：参看瓦·沃·先生的“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的民粹派纲领。参看上引沃尔金的书第181页。］　　“幸亏英国有办法为自己的农村贫苦农民做很多事情，把自己大量的村社土地（ses　immenses　communaux）分给他们……假如英国的村社土地分为20—30英亩大小的一块块自由土地（en　propriétés　franches），他们〈英国人〉就会看到，独立而骄傲的农民阶级，即他们现时惋惜其几乎要全部消灭的　　浪漫主义的“计划”被描绘得很容易实现，因为浪漫主义的实质正在于忽视实际利益。“这种建议（把土地划成小块分给日工，使地主担负照顾日工的责任）想必会激怒现时英国唯一享有立法权的大地主；但它毕竟是公正的……只有大地主才需要日工；他们造成了日工，就让他们去养活日工好了。”（第2卷第357页）　　西斯蒙第说：“我们已经指出这一阶级〈即手工业者阶级〉以往在建立行会和公会（des　jurandes　et　des　maitrises）时得到怎样的庇护……这里并不是说要恢复他们奇怪的和压迫性的组织……但是立法者应该抱定目的提高工业劳动报酬，使雇佣工人摆脱他们所处的不稳定的（précaire）地位，最后使他们有可能容易地取得他们称之为［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un　état）的东西……现在工人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是工人，而以前工人的地位只是取得更高地位的准备和第一步。重要的是恢复这种升迁的可能性（cette　faculté　progressive）。应该做到使老板乐于把自己的工人提到更高的地位；使受雇于手工工场的人真正从获得普通雇佣工资的工作做起，但也让他任何时候都有好好工作就能获得一部分企业利润的希望。”（第2卷第344—345页）　　很难更清楚地表明小资产者的观点了！行会是西斯蒙第的理想，他说他不愿意恢复行会，其意思显然只是：应该采用行会的原则和思想（正如民粹派想采用的是村社的原则和思想，而不是称为村社的现代纳税团体），而抛弃其中世纪的畸形丑态。西斯蒙第的计划的荒谬性，不在于他完全维护行会，想完全恢复行会，——他并未提出这个任务。其荒谬性在于，他把联合地方手工业者这种狭隘的原始的需要所产生的［注：民粹派对另一种联盟（［注：见上面的引文，哪怕是看一下我们从中引证了关于行会的议论（艾弗鲁西也引用过，第147页）的那一章的标题。］［注：他这就是艾弗鲁西不能理解的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这种观点使他与其他一些和他同时或在他以后也证明了“社会的永恒的需要”的作家截然不同。［注：而且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西斯蒙第也没有“超过”时代，因为他只是赞成英国已经实现的东西，而不能了解这种改革同大机器工业及其进步的历史意义的联系。］等等而忽视西斯蒙第理论的总的精神和总的意义。［注：我们不想说上述作家在这方面没有区别，但是这种区别，而在于他们从两个［注：马克思说：“罗伯特·欧文是合作工厂和合作商店的创始人，但是……他不象他的追随者那样，对这些孤立的转化要素的作用（Tragweite）抱有任何幻想。他不仅在自己的试验中实际地以工厂制度为起点，而且还在理论上说明工厂制度是‘社会变革’的起点。”[6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0页。——编者注）］。正因为如此，西斯蒙第的空想被认为（而且十分公正）是反动的空想。我们再说一遍，这一评价的根据，［注：“俄国社会所要解决的任务日趋复杂。资本主义占倾的阵地日益扩大……”（同上）］意识到自己的希望和愿望不符合现实条件及其发展，自然就力图证明现在“回去”“还不算晚”，等等。这位浪漫主义者企图依靠现代制度的矛盾的［注：“俄国社会要解决一项非常困难的然而并不是不能解决的伟大任务：通过不是由区区少数人而是由全体人民利用生产力的形式，来发展居民的生产力。”（尼·—逊，第343页）］西斯蒙第是用这样一些话结束他的《新原理》的。［注：参看《　　“中世纪的城关市民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注：艾弗鲁西在《［注：参看上述文章，1894年《［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3—494页。——编者注］　　我们在分析西斯蒙第学说的每个要素时，都力图表明这一评论的正确性。现在我们只指出艾弗鲁西在这里所使用的可笑手法，这种手法集他对浪漫主义的叙述、批判和评价中的一切错误的大成。读者一定记得，艾弗鲁西在文章（《［注：类似阿道夫·瓦格纳吗？——的先驱：我们要记起他对资本收入和危机的看法，以及他的国民收入的分类等等。”（同上）由此可见，艾弗鲁西不是用德国经济学家对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及其空想的反动性的说明，来［注：另一个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生，在上述最重要的问题上，是与尼·—逊先生完全一致的，只是观点更加粗浅。］这两位作家完全相似，他们的理论见解，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以及他们的实际结论和愿望的性质都是六浪漫主义和科学理论对英国谷物税问题的评论［注：尽管英国厂主的这种解释很片面，他们忽略了产生危机的更深刻的原因和市场扩大不大时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但是其中包含了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思想：用向国外销售的办法来实现产品，［注：西斯蒙第为了“证明”资本主义是不合适的，马上作出一个大概的计算（例如我们俄国的浪漫主义者瓦·沃 ·先生就是非常喜爱这种计算的）。他说，从事农业的有60万户。若把田地变成牧场，则“需要”的户数不到该数的1/10……这位作家愈是发觉自己对过程的全部复杂性了解得少，就愈热心地去作孩子似的“目测”计算。］就假定他们宜于从事任何工业工作，但是现在有能够容纳他们的工业吗？……能够找到一个政府心甘情愿地让它管辖下的一半国民遭到这种危机吗？……那些牺牲农民利益的人自己能够从这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吗？要知道，这些农民是英国工场手工业的最亲密最可靠的消费者。农民停止消费给工业的致命打击，要比关闭一个最大的国外市场沉重得多。”（第255—256页）名噪一时的“国内市场缩小”的论调出现了。“几乎占全国人口半数的英国农民阶级停止消费，会使工场手工业遭到多大损失呢？几乎将完全失去地租收入的富人停止消费，会使工场手工业遭到多大损失呢？”（第267页）这位浪漫主义者拚命向厂主证明，他们的生产和财富的发展所固有的矛盾，只是表明了他们的错误和他们的不会盘算而已。西斯蒙第为了使厂主“相信”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详尽地描绘了波兰粮食和俄国粮食竞争的威胁。（第257—261页）他拿出各种论据，甚至想影响英国人的自尊心。“俄国皇帝只要想从英国方面取得某种让步，就可以封锁波罗的海港口，使英国处于挨饿的境地，这样一来，英国的光荣将置于何地呢？”（第268页）读者一定记得，西斯蒙第是用买卖容易发生欺诈来证明“替货币权力辩护”是错误的……西斯蒙第想“驳倒”农场经济理论的阐释者，他指出富有的农场主经不起贫苦农民的竞争（见上面引文），并且终于得出了自己心爱的结论，看来，他深信他已证明了“英国”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英国的例子告诉我们，这种实际〈即货币经济的发展，西斯蒙第用I’habi-tude　de　se　fournir　soi-même“自食其力”和它对立起来〉并未免除危险。”（第263页）“经营制度〈即农场经济〉本身是不好的，是建立在危险的基础上的，应该设法加以改变。”（第266页）［注：《Discours　sur　le　libre　échange》。我们用的是德译本：《Rede　über　die　Frage　des　Freihandels》（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编者注）。］。与声称“政治经济学不是计算的科学，而是道德的科学”的浪漫主义相反，他正是以单纯的、冷静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页。——编者注］。［注：同上，第449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页。——编者注］“谷物法一旦被废除，自由竞争，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展到极端。”［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56页。——编者注）。这部著作是谷物法废除（1846年）因而这一问题对于这两位作者来说，就是［注：参看《新时代》[65]发表的马克思的几篇论文[66]，这些论文不久以前才被发现，原载于《威斯特伐利亚汽船》[67]。］，宣称自由竞争对于美国是进步的；至于说到德国，他们中间的一位还在60年代就曾写道，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页。——编者注］。［注：写于1867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42—743页。——编者注）。——至于谈到地租的增加，那么，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应该注意对级差地租的最新分析所确定的规律，即［注：黑体是我们用的。］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便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假使在资本增殖时，也就象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1—452页。——编者注］演讲人利用英国经济学家的材料，详细地阐明了资本的积聚怎样扩大分工（由于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它使劳动力更为便宜），机器怎样排挤工人，大资本怎样使小企业主和小食利者破产，怎样加剧危机而造成更多失业人口。从他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贸易自由不外是资本发展的自由。［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8页。——编者注］演讲人指出了在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下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具有的同一的基础，简短地指出了英国和大陆的资本主义对西欧各国旧的经济生活和旧的半宗法关系所进行的“破坏”过程，指出了在一定条件下自由贸易［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的社会事实。演讲人最后说：“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68] 载于1897年4—7月《新言论》杂志第7—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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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1897年4—7月《新言论》杂志第7—10期

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38]（1896年8月—1897年3月） #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10 #1-11 #1-12 #2 #2-1 #2-2 #2-3 #2-4 #2-5 #2-6 ［注：艾弗鲁西死于1897年，讣告载于1897年《俄国财富》3月号。］。［注：艾弗鲁西在文章开头重复利佩尔特的话，说西斯蒙第不是社会主义者（见《政治学辞典》第5卷第678页，把西斯蒙第学说中最接近民粹派的观点理想化，漠视并错误地解释西斯蒙第同以后的经济学派的关系。因此，我们叙述并分析西斯蒙第的学说，同时就是批判艾弗鲁西的文章。第一章一国内市场是否因小生产者的破产而缩小？［注：后面所有引文，如果没有特别说明，都是引自《新原理》上述版本。］这一章中说道：“如果厂主卖得便宜些，他就能多卖一些，别人少卖一些。因此，厂主总是尽量节省劳动或原料，使他能够比同行卖得便宜些。原料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所以节省原料归根到底是用较少的劳动生产同样的产品。”“诚然，个别厂主竭力设法不减少工人而扩大生产。假定他能做到这一点，能够减低商品价格，把买主从竞争者手里夺过来。但是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国家后果’呢？”“其他的厂主也会采用他的生产方法。那时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自然会根据新机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程度解雇一部分工人。假如消费量依然不变，假如同样数量的劳动由十分之一的人手来完成，那么，工人阶级中这部分人的十分之九的收入就会被夺去，他们的各种消费也要减少那样多……可见，发明的结果（如果国家没有对外贸易，如果消费量依然不变）会使大家遭受损失，会使国民收入减少，从而使下一年的消费总量减少。”（第1卷第344页）“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劳动本身是收入的重要部分〈西斯蒙第指的是工资〉，所以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不能不使国家更贫困。因此，靠发现新生产方法而得到的利益，几乎总是同对外贸易有关的。”（第1卷第345页）［注：这里的黑体也和所有其他地方的黑体一样，如果没有说明情况不同，都是我们用的。］（richesse　commerciale）的发展也不无关系。消费上的平等最终总是扩大生产者的市场，不平等总是　　“在大不列颠，农村中大农场制度的实行，使亲自劳作并能维持温饱的种地农民（fermiers　paysans）阶级消失了；人口大大减少；而他们的消费量比人口减少得更多。做全部田间工作的日工只能获得最必需的东西，对城市工业的激励（encouragement）远不如以前的富裕农民。”（第2卷第327页）“在城市人口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小商人和小工业家消失了，他们一百个人被一个大企业主代替了；也许他们合起来还不如他富。但是，他们合起来却是比他更好的消费者。他的奢侈对工业的激励，要比他所代替的一百户的温饱对工业的激励小得多。”（同上）　　请问，西斯蒙第关于国内市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缩小的理论，究竟会造成什么结果呢？结果是：这一理论的作者刚要正视问题，就避而不去分析那些适合于资本主义（即“商业财富”加上工农业中的大企业经济，因为西斯蒙第不知道“资本主义”这个词。这两个概念是同一的，因此使用这个词完全正确，我们在下面就只说“资本主义”）的条件，却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和小资产阶级空想代替了这种分析。商业财富的发展因而也是竞争的发展应当使“维持温饱”的、与雇农保持宗法关系的不相上下的中等农民不受侵犯。［注：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已接近于古典学派，它确切地肯定了正是西斯蒙第想否定的事实，即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农场经济的发展不是缩小国内市场而是［注：因而，可变资本要素（“自由的”工人）和不变资本要素同时形成；后者包括小生产者所丧失的生产资料。］后一点值得强调，因为正是这一点被西斯蒙第特别忽略了，他在我们引证过的关于农民和农场主的“消费”那一段话中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只存在着［注：艾弗鲁西一点也没有谈到西斯蒙第学说中的这一部分，即国内市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缩小。我们还会多次看到，他所忽略的东西恰好最能清楚地说明西斯蒙第的观点以及民粹主义和他的学说的关系。］。二西斯蒙第对国民收入和资本的看法［注：确切些说，是不用于积累的那一，对个别工人来说，收入就是他的工资，那么，能否把这两种收入合在一起而得到“社会收入”呢？如果能够的话，那些生产机器的资本家和工人该怎么办呢？他们的产品所采取的形态是不能用于消费（即个人消费）的。不能把这些产品当作消费品。它们只能用作资本。就是说，这些产品对其生产者来说是［注：就是说，西斯蒙第现在才把，因而一筹莫展地说：“财富的这种运动太抽象了，要用很大的注意力才能明确地抓住它（pour　le　bien　saisir），所以我们认为，最好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第1卷第95页）举的例子的确是“最简单的”。一个离群索居的农场主（un　fermier　soliaire）收了100袋小麦；一部分自己消费，一部分用来播种，一部分供雇工消费。第二年他收到的已经是200袋小麦。谁来消费这些小麦呢？农场主的家庭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西斯蒙第以这个（极不恰当的）例子来表明固定资本（种子）、流动资本（工资）和农场主的消费基金之间的区别时说：　　“年生产，或国家在一年中完成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同样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财富所生的利润；另一部分是劳动的能力（la　puissance　de　travailler），它等于它所交换的那部分财富或劳动阶级的生活资料。”“总之，国民收入和年生产是相等的，是等量。全部年生产在一年中消费掉，其中一部分由工人消费，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来交换，从而把劳动变成资本，并且再生产劳动；另一部分由资本家消费，他们以自己的收入来交换，从而把收入消耗掉。”（第1卷第105页）　　这样一来，西斯蒙第就干脆把那个他十分肯定地认为是极其重要极其困难的国民资本和国民收入的区分问题抛弃了，把他前几页谈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西斯蒙第竟没有觉察到，由于抛弃了这个问题，他就陷入了荒谬的境地，既然生产需要资本，确切些说，需要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那么，年生产怎么能够以收入形式全部被工人和资本家消费呢。应该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而每年也在生产它们（这是西斯蒙第自己刚才也承认的）。现在忽然把全部生产工具和原料等等抛开不谈，而用年生产和国民收入相等这种十分荒唐的论断来解决资本和收入的区别这个“难”题。［注：见本卷第121—124页。——编者注］。现在我们要指出，我国的民粹派经济学家们也在重复这个错误。把他们与西斯蒙第加以比较，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们从这一错误的理论中得出了［注：重复亚当·斯密的错误的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却明智地拒绝接受这些结论。］，这些结论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额外价值不能实现；社会财富不能发展；三西斯蒙第从资本主义社会年生产分为两部分的错误学说中得出的结论［注：例如，见第2卷第456—457页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下面我们将举出它们的典型例子，那时读者就会看到，我国浪漫主义者尼·—逊先生之流的表达法甚至和西斯蒙第的表达法也毫无区别。］西斯蒙第根本否认古典学派所提出的并为马克思的理论所全部接受的一个原理，即资本主义发展着生产力。此外，他完全不能解释积累过程，认为任何积累都只能是“一点一滴地”实现的。这就是他的观点的第二个极其重要的特征。他的关于积累的议论是极其可笑的：［注：见《新原理》第2版第2卷的补论《对消费和生产的平衡的说明》，在那里，西斯蒙第翻译并驳斥了李嘉图的学生（麦克库洛赫）的一篇文章[40]，这篇文章载于《爱丁堡评论》[41]，题为《对社会的消费能力是否始终同生产能力一起增长的问题的研究》。］西斯蒙第说：“作者以没有利润的劳动（un　travail　sans　bénéfice）、以只能补偿四亚当·斯密和西斯蒙第的国民收入学说的错误何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14页。——编者注］，他没有觉察到，这样推来推去丝毫没有使问题有所改变。斯密的这种回答（为后来的、马克思以前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所接受）不过是回避问题，逃避困难。而这里困难的确是有的。困难在于不能把资本和收入这两个概念从单个产品直接搬到社会产品上去。经济学家们都承认这一点，说从社会观点来看，“对一个人来说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收入”（见前面西斯蒙第的话）。然而这句话只是［注：我们只在这里谈一下解决了这个困难的那个新理论的［注：而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正是这样议论的。我们在上面故意特别详细地谈论了西斯蒙第在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个问题上的谬误（亚·斯密比西斯蒙第更接近于把它们区别开来）。我们想对读者指出，持这个错误理论的一些只有在产品由消费品构成时，即只是在社会生产的一个部类中，工人才能消费工资。资本家才能消费额外价值。他们不能“消费”由生产资料构成的产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4页。——编者注］五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积累［注：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西斯蒙第是怎样看这一点的，他把个别家庭的生产资料明确地划分出来，并且企图把这种划分也用于社会。老实说，这种“看法”是斯密的，而不是西斯蒙第的，他不以重述斯密的看法而已。］，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扩大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门，就必须把工人［注：大家知道，最新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生产本身是否为自己造成市场？）是完全赞同作肯定回答的古典学派，而这种幼稚见解现在只能令人发笑。但是，在我国现代浪漫主义者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之流的著作中不是充斥着这类东西吗？“让银行家好好想一想”……能为商品找到市场吗？（第2卷第101—102页）“把财富的增长当作社会的目的，那总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第2卷第140页）“如果我们不靠劳动的需求来刺激〈即靠工人对产品的需求来刺激生产〉，而认为以前的生产会提供这种刺激，那我们就很象对待挂钟一样，如果不把带链条的轮子（la　roue　qui　porte　la　chainette）向后旋转，而把另一个轮子向后旋转，这就会损坏挂钟，使整个机器停止转动。”（第2卷第454页）这是西斯蒙第说的。现在我们听听尼古拉·—逊先生是怎么说的。“我们忽略了这种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依靠什么进行的，我们连任何生产的目的也忘记了……这是极其致命的谬误……”（尼·—逊《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第298页）这两位作家谈的都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两人都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实质一无所知。但能够设想后者的著作是在前者70年之后写成的吗？［注：西斯蒙第说：“竞争的第一个结果是降低了工资，同时增加了工人人数。”（第1卷第403页）我们在这里不来谈论西斯蒙第计算方面的错误，例如，他认为利润是固定资本的8％和流动资本的8％，工人人数的增多和流动资本（他不能很好地把流动资本与可变资本分开）的增加成正比，固定资本全部进入产品价格之中。在这里，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在资本的总构成中，可变资本部分的减少是积累的必然结果。］于是西斯蒙第计算出这样的结果：“收入”或“消费”起初为45000法郎（工资30000法郎＋利息6000法郎＋利润9000法郎），现在则为88000法郎（工资40000法郎＋利息16000法郎＋利润32000法郎）。西斯蒙第说：“生产增加了3倍，而消费连1倍也没有增加到。［注：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不过要取决于新资本按什么比例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按什么比倒包括旧的生产部门。］接着，西斯蒙第抛弃了关于自由竞争的优越性的学说，没有觉察到他在抛弃盲目的乐观主义的同时，也抛弃了一个确定无疑的真理，即自由竞争六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 ［注：这一点十分清楚，甚至西斯蒙第也意识到，在分析实现问题时必须把对外贸易抽象掉。他在谈论生产与消费的适应时说：“为了更准确地考察这并计算并使问题简单化，我们一直是把对外贸易完全抽象掉的；我们假定只有一个孤立的国家；人类社会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孤立的国家，一切和这个没有对外贸易的国家有关的东西，同样也和全人类有关。”（第1卷第115页）］如果我们不是拿一个国家的市场来看，而是拿若干个国家的市场来看，那实现问题仍然毫无进展。民粹派硬说，国外市场是“摆脱”资本主义在产品实现方面给自己造成的“困难的出路”［注：尼·—逊的书第205页。］，其实他们只是用这句话来掩饰这样一种可悲的情况：他们由于不懂理论而陷入困难境地，因此把“国外市场”看作“摆脱困难的出路”……不仅如此，把国外市场和整个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理论，不仅表明它对这种实现毫不了解，而且也说明它［注：参看［注：参看下面要谈到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编者注）。］［注：我在这里只谈对资本主义的评价，而不谈对它的了解。在后面这一点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浪漫主义者并不比古典学派高明。］七危机［注：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产品由两部分构成的学说中，产生了亚·斯密和后来的经济学家对“单个资本的积累”的错误理解。他们认为利润的积累部分完全用于工资，其实它是用于（1）不变资本和（2）工资。西斯蒙第重复了古典学派的这个错误。］和产品实现所作的科学分析，粉碎了上述理论的全部根据，并且指明工人的消费正是在危机发生以前的时期有所增加，消费不足（似乎这能解释危机）在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中都存在，而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这种理论认为危机所以发生，是由于另外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和私人的即个人的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看来，这两种理论之间的极大区别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对它作更详细的论述，因为正是俄国的西斯蒙第的信徒们力图［注：《资本论》第2卷第304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2页。——编者注）。俄译本第232页。黑体是我们用的。］，即属于第3篇的范围。而第3篇讲的是什么呢？这一篇的内容正是批判亚·斯密关于社会总产品分为两部分的理论（同时对西斯蒙第作了上述评论），并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即分析产品的实现。总之，我们的作者的观点重复了西斯蒙第的学说，而他引来证实自己这些观点的那个注解，却“只是”属于驳斥西斯蒙第“那一篇”的范围，因为“那一篇”指出：资本家［注：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6页和第19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章第6节。——编者注）中，我已经指出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那些不确切的和错误的地方，这些东西使他后来完全转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阵营中去了。（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相反，他十分确切地指出了被新理论认为是症结所在的基本矛盾（第455页及其他各页），并且阐明了西斯蒙第的作用：西斯蒙第较早地指出了危机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但是未能正确地解释这个矛盾（第457页：西斯蒙第在恩格斯之前就指出危机是从现代经济组织中产生的；第491页：西斯蒙第叙述了可能产生危机的条件，但是又说“并非任何可能性都会真正实现”）。艾弗鲁西根本没有弄清这一点，而是把一切搅做一团，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混乱感到“惊讶”！《俄国财富》的这位经济学家说：“诚然，我们从西斯蒙第那里找不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的无计划性（Planlosig-keit）这一类已经得到公认的术语，但是这些术语所包含的实质，西斯蒙第已经十分清楚地指出来了。”（第168页）这位最新的浪漫主义者多么轻而易举地就把旧日的那位浪漫主义者复活了啊！问题只在于字面上的差别！其实问题在于艾弗鲁西并不懂得他所重复的那些词句。“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的无计划性”，这些术语说的是什么呢？它们说的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我们请问读过上述经济著作的任何一个人：西斯蒙第或洛贝尔图斯承认这个矛盾吗？他们是从这个矛盾中引出危机的吗？不是，他们没有引出也不可能引出，因为［注：参看上引西斯蒙第的书第1卷第8页。］或“自行流通”［注：洛贝尔图斯。我们顺便指出，伯恩施坦复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偏见，把这个问题弄得混乱不堪，硬说马克思的危机论同洛贝尔图斯的危机论没有多大区别（《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斯图加特版第67页），硬说马克思自相矛盾，因为他承认群众消费的有限是危机的近因。（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的不正确性这些空话为根据，而必须以生产关系演进的性质为根据。然而这种思想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八资本主义地租和资本主义人口过剩［注：就连叙述方式也是很典型的：第3篇论“领土财富”，土地财富，即农业。下一篇，即第4篇“论商业财富”，谈工业和商业。似乎农产品和土地本身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就不是商品！因此，这两篇也是相互不协调的。所谈论的工业只是西斯蒙第当时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而对农业的描述，则是五花八门地列举各种土地经营制度：宗法制、奴隶制、对分制、徭役制、代役制、农场制、永佃制（永久世袭地出租）等。其结果是一团糟：作者既未写出农业史，因为所有这些“制度”都是互不联系的，也未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农业，尽管后者是他的著作的真正研究对象，尽管他所谈论的工业只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第13章是专谈“李嘉图先生的地租论”的。西斯蒙第一开始就说李嘉图的学说同他自己的理论完全矛盾，他反驳道：利润的一般水平（这是李嘉图的理论的基础）永远不能确定，农业中没有资本的自由转移。在农业中应该考察产品的内在价值（la　valeur　intrinsèque），这种价值不以市场波动为转移，它供给占有者以“纯产品”（produit　net）和“自然劳动”（第1卷第306页）。“自然劳动是其内在价值（intrinsèquement）受到我们研究的土地纯产品的力量和泉源。”（第1卷第310页）“我们把地租（le　fermage），或确切些说，把纯产品看作是直接从土地中产生出来而归私有者所有的；它既丝毫不剥夺农场主，也丝毫不剥夺消费者。”（第1卷第312页）他在唱完这种陈旧的重农主义偏见的老调时还训诲说：“一般说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应该防止（se　dé　fier）绝对的假定，正如应该防止抽象一样！”（第1卷第312页）这种“理论”甚至是没有什么可分析的，因为李嘉图的一个小小注解，就足以驳倒“自然劳动”了［注：《李嘉图全集》，季别尔的译本，第35页：“难道自然界在工场手工业方面丝毫没有替人做一点好事吗？难道使我们的机器转动、帮助船只在海上航行的风力和水力毫无意义吗？难道我们用来使最惊人的机器运转的大气压力和蒸汽动力不是自然界的恩赐吗？更不要说使金属软化和熔解的热能的作用了，更不要说空气参与染色过程和发酵过程了。在工场手工业的任何一个部门中，自然界都会给人以帮助，而且是无偿的和慷慨的帮助。”］。这只是放弃分析，并且比李嘉图倒退一大步。西斯蒙第的浪漫主义在这里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他急于谴责该一过程，而害怕去分析这一过程。请注意，他并不否认下列事实：英国农业是按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农民为农场主和日工所代替，大陆上的情况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他不过是回避这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他在谈论资本主义经济时必须加以考察的），而宁愿感伤主义地谈论宗法式的土地经营制度的优越性。我国民粹派也一模一样，他们之中谁也不打算否认商品经济正渗入农业、商品经济不能不引起农业的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的事实，但是在谈论资本主义经济时，谁也不提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问题，而宁愿用“人民生产”的箴言来支吾搪塞。我们在这里还只是分析西斯蒙第的理论经济学，因此，我们把这种“宗法式的经营”留到以后再来作比较详细的介绍。［注：不过，我们要附带说明一下，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艾弗鲁西在这里所说的“最杰出的最新经济学家”究竟指的是谁，是与浪漫主义绝对格格不入的那个著名学派的代表呢，还是那本大部头书的作者？］（第148页），那他就是在美化这位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完全象我们在危机和国民收入的问题上所看见的情况一样。在这些问题上，西斯蒙第的学说和新理论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西斯蒙第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所固有的矛盾。这个相同的地方艾弗鲁西已经指出来了。西斯蒙第和新理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是他丝毫没有推进对这些矛盾的科学分析，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古典学派还后退了一步；第二，是他以国民收入必须适合支出、生产必须适合消费等等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来掩盖他自己没有分析的能力（部分是掩饰他不愿意进行分析）。艾弗鲁西对两点区别中的任何一点都［注：大家都很清楚，对过剩人口的这种看法是恩格斯在1845年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第一次提出的。作者在描述了英国工业通常的工业循环之后说道：　　“由此可见，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以便在最活跃的几个月内有可能生产市场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这种后备军的扩大或缩小，要看市场能使他们中间的小部分还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虽然在市场最活跃的时候，农业区……以及受普遍繁荣的影响较少的工业部门暂时也能供给工厂一定数量的工人，但是这些工人的数目到底是很少的，而且他们也同样属于后备军之列，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正是迅速的繁荣才暴露了他们是属于这个后备军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9页。——编者注）　　在最后几句话中，指出暂时转向工业的那部分大工业愈发展，对工人需求的波动就愈大，而波动的情况如何，则要看整个国民生产或其每个部门是处于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而定。这种波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如果没有随时都能给任何工业部门或任何企业提供劳动力的过剩人口（也就是超过了资本主义对工人的［注：参看季别尔《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研究》1885年圣彼得堡版第552—553页。］：（1）［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5页。——编者注］，生活状况低于一般水平。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在家里替厂主和商店干活的城乡居民。所有这些阶层的总和就构成了［注：因此，我们在这里不谈那种极其独特的情形，即由于没有把所有这些为数众多的工人登记下来，民粹派经济学家就不把他们计算在内。］这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西欧浪漫主义及其同俄国民粹主义的关系。在这里，这种关系也和上述一切问题上的这种关系一样：民粹主义者在过剩人口的问题上完全持着与最新理论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浪漫主义观点。他们说，资本主义不能使被解雇的工人都有工可做。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是“错误的”，等等。决不止“意味着”这些。矛盾不等于不可能（Widerspruch不等于Widersinn）。资本主义积累这个真正的为生产而生产，也是一个矛盾。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存在，也不妨碍它成为一定的经济制度的规律。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矛盾也是这样。上述民粹派的议论，只“意味着”用空话来搪塞这一切矛盾的恶习已深深地腐蚀了俄国的知识分子。［注：见马尔萨斯《人口论》俄译本附录（比比科夫的译本，1868年圣彼得堡版）。蒲鲁东《论正义》一书中的一段话。］。九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机器［注：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艾弗鲁西到处竭力援引西斯蒙第与现代理论的这个对比。］固执己见。他甚至不会提出问题。他指出西斯蒙第已经看到矛盾，就心满意足，以为历史上不曾有过各种各样批评资本主义矛盾的方式和方法。艾弗鲁西说，西斯蒙第认为机器有害并不是由于它本身，而是由于它在该一社会制度下所起的作用。但是艾弗鲁西没有觉察到，就在这一议论中已经表现出多么粗浅的感伤主义观点。西斯蒙第的确议论过：机器有害还是无害呢？他用箴言“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有当生产适合消费时，机器才是有利的（参看《俄国财富》第7期第156页的引文）。作了上面的一切叙述之后，我们在这里已没有必要来证明，这种“解决”不过是以小资产阶级的空想来代替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决不能因为西斯蒙第没有进行这种分析而责备他。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注：在1898年和1908年的版本中，没有“这种观点和最新观点的区别。他不了解”这些话。——编者注］，为了说明这种区别，应该提出的问题并非西斯蒙第是否敌视机器，而是西斯蒙第是否了解机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是否了解作为［注：季别尔在这一章的开头说道：“老实说，我们所叙述的关于机器和大工业的学说，是新思想和独创研究的取之不尽的泉源，谁想充分衡量这一学说的相对长处，他就必须就这一个问题写出整整一本书。”（第473页）］。我们只极简略地指出它的实质。它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是历史分析，它确定了机器生产在资本主义其他发展阶段中的地位，确定了机器工业同以前这些阶段（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关系；第二是对机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的分析，特别是对机器工业使居民的一切生活条件发生变化的分析。在第一点上，这个理论确定机器工业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阶段（即最高阶段），并表明它是从工场手工业中产生的。在第二点上，这个理论确定机器工业所以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大进步，不仅因为它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和使整个社会的劳动社会化［注：季别尔在比较村社中的“劳动结合”和拥有机器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结合”时说得十分正确：“村社的‘和’与拥有机器生产的社会的‘和’之间存在着类似10个，而且还因为它破坏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工人必须变换工作，彻底破坏了落后的宗法关系，特别是农村中的宗法关系［注：上述季别尔的著作第467页。］，并且由于上述原因和工业人口的集中，极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前进。这一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进步一样，也带来了矛盾的“进步”，即矛盾的尖锐化和扩大。［注：这里只是由于书报检查关系，才用“现实主义者”这个词而不用？［注：第108页。《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7卷第3编第32页上的一段话（统计学家们在这里叙述了科尔萨克的《论工业形式》）：“手工业组织本身从1822年以来发生着彻底的变化，农民不再是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者，而只是大工厂生产中某些工序的操作者，他们只能领取计件工资。”］，但是，他不仅没有解释机器工业和［注：季别尔十分正确地指出，普通术语（工厂等等）对于科学研究是不恰当的，必须把机器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分开。第474页。］。［注：尼·—逊的著作第322页。这与西斯蒙第把宗法式的农民经济理想化有丝毫区别吗？］和“资本主义”这“［注：在这里，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来证明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只要回忆一下如下一些手工业就够了：巴甫洛夫镇的五金业，博戈罗茨克的制革业，基姆雷镇的制鞋业，莫尔维季诺区的软帽业，图拉的手风琴业和茶炊业，克拉斯诺谢洛和渔村的首饰业，谢苗诺夫的制匙业，“乌斯季扬希纳”的角制品业，下诺夫哥罗德省谢苗诺夫县的制毡业等等。我们是根据记忆列举的，如果看一下任何一份手工业研究材料，那这张清单是开列不完的。］？如果他［注：我们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一术语的科学意义不同于日常用语中的意义。在科学上只把这一术语应用于大机器工业。］所完成的社会条件的改造连想也不想去研究。要知道，进行这种研究，正是需要把机器工业与尼·—逊先生认为不存在的［注：例如，阿·沃尔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见《沃龙佐夫（瓦·沃·）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1896年圣彼得堡版。］他又是连提也没有提出，而且他［注：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本文提出了批判尼·—逊先生的观点的任务，这些任务后来我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完成了。（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十保护关税政策[46] 　　“英国人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大农场是改进农业技术即用更便宜的开支获得更丰富的农产品的唯一手段，事实上正好相反，他们在用更多的开支生产农产品……” 　　这段话是极其典型的，它清楚地表明了俄国民粹派所精通的浪漫主义的论断手法！农场经济的发展及与之相联系的技术进步这一事实，被描绘为蓄意实行的制度：英国人（即英国经济学家）把这种改善农业技术的制度说成是唯一的手段。西斯蒙第想说：除了农场经济以外，“可能”还有别的方法来提高农业技术，也就是说，又是在某个抽象的社会中有“可能”，而不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的社会中，即不是在英国经济学家所谈论的、西斯蒙第也应该谈论的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有“可能”。“改进农业技术［注：里约是法国旧长度单位，约等于4．5公里。——编者注］水运、陆运、海运运费之后，在付出等于本身价值的30—40％的进口税之后，仍然要比英国最富庶的郡的粮食便宜。”（第1卷第265页）“这一对比使英国经济学家们惶惑不安。”他们拿捐税等等作借口。但问题不在这里。“经营制度本身是很坏的，是建立在危险的基础之上的……不久以前，所有作家都把这一制度说成是值得我们赞美的东西，但是相反，我们应该好好地认识它，以防去模仿它。”（第1卷第266页）［注：正如《论文集》中“麕集”着对“我们”的号召，“麕集”着忽视这些矛盾而空谈“我们”应该如何如何的叫喊一样。］；和其余的矛盾一样，它的存在也应归因于整个生产所采取的形式”（第286页）。请注意：［注：我们怀疑尼·—逊先生是否把这些“引证”当作抵御任何批评的护身符？否则很难解释，尼·—逊先生从司徒卢威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那里知道有人把他的学说与西斯蒙第的学说相提并论，为什么他还在《十一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的总的作用　　“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被货币弄得虚假了，西斯蒙第不再为这种观念所束缚，但是，正象布阿吉尔贝尔非难货币一样，他非难大工业资本。”（第3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编者注］　　作者是想说：正如布阿吉尔贝尔肤浅地把商品交换看作自然制度，反对货币，认为它是“外来因素”（同上，第30页）［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一样，西斯蒙第把小生产也看作自然制度，反对大资本，认为它是外来因素。布阿吉尔贝尔不懂得货币和商品交换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自然联系，不懂得他是把“资产阶级劳动”（同上，第30—31页）［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的两种形式当作外来因素对立起来。西斯蒙第不懂得大资本和独立的小生产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自然联系，不懂得这是商品经济的两种形式。布阿吉尔贝尔“对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进行激烈的攻击”，“对另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却空想地加以赞美”（同上）［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西斯蒙第反对大资本，也就是反对商品经济的一种最发达的形式，陷入了空想，而把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捧上了天，也就是把商品经济的另一种仅仅是萌芽状态的形式捧上了天。［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编者注］　　“那些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太不注意消费和销售。”（第1卷第124页）　　从西斯蒙第的时代起，这种责难重复了不知多少遍。他们认为应该把“消费”当作一个特殊的科学部门而同“生产”分开；他们说生产以自然规律为转移，而消费决定于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分配，如此等等。大家知道，我国民粹派也坚持这种思想，把分配提到首位［注：不言而喻，艾弗鲁西也没有忘记因此而赞扬西斯蒙第。我们在《。［注：英格拉姆极其正确地认为西斯蒙第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者”（《政治经济学史》1891年莫斯科版第212页），他天真地说：“我们已经〈！！〉赞同西斯蒙第对国家的看法，认为国家是这样一种力量，它应该关心……把社会团结和最新进步的福利尽量普及于社会各阶级。”（第215页）西斯蒙第的这种“看法”是多么深奥，我们从保护关税政策的例子中就已经看到了。］所有这些“分配”和“消费”的理论家们都不能解决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的区别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一直陷在亚·斯密所未能解决的矛盾之中。［注：例如，见《政治学辞典》中只有一位经济学家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从来不把分配单独划分出来，他最坚决地反对对“分配”作“庸俗的”议论（参看彼·司徒卢威在《评述》一书中所引证的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意见，见第129页第4章的题词）[50]。不仅如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社会资本的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Charaktere）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同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一道消失。”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3、997、999页。——编者注］　　西斯蒙第对古典学派的另一种攻击，在他的《新原理》中占的篇幅更多，这种攻击也同样糟糕。“亚·斯密的英国新学生们陷入了抽象，把人遗忘了……”（第1卷第55页）在李嘉图看来，“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第2卷第331页）。“他们〈为贸易自由辩护的经济学家〉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论而牺牲了人和实际利益”（第2卷第457页）等等。［注：同上，第4卷第94页。——编者注］［注：例如艾弗鲁西一本正经地重复着西斯蒙第的感伤主义论调，说什么企业主纯收入的增加对国民经济并无好处等等，只是责备他“还没有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第8期第43页）。　　“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持有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才是纯收入。”（第3卷第2部分第375—37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1页。——编者注））　　可见，作者十分赞同李嘉图和他的“社会”“纯收入”的定义，这个定义使西斯蒙第提出了“著名的异议”（《但是李嘉图说的完全是真理，［注：“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计算的科学（n’est　pas　une　science　de　calcul），而是道德的科学……只有注意到人们的情感、需要和热望时，它才能达到目的。”（第1卷第313页）西斯蒙第认为这些充满感情的词句是社会科学的新概念，正如俄国主观学派的社会学家们认为自己的十分类似的叫喊是社会科学的新概念一样，其实，这些词句只是说明对资产阶级的批评还处于何等幼稚的原始状态。难道作为严格客观“计算”的对矛盾的科学分析没有正是为了解“情感、需要和热望”（不过不是一般“人”——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把特殊的小资产阶级内容塞进去的抽象——的热望，而是西斯蒙第在这里发表的这些思想，经过几十年后，在遥远的欧洲东部被“俄国的社会学派”“重新发现”了，并被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加以运用……固然，西斯蒙第（我国的社会学家也是这样）呼吁“要诉诸良心正如要诉诸理智一样”［注：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不也是要诉诸“良心”吗？！］，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上，一个小资产者的“良心”已经战胜了一个经济理论家的“理智”。补遗［注：补遗是为1908年版本写的。——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0页。下面两处引文见第124页和第126页。——编者注］）中完全得到了确认。马克思把可怜的剽窃者、被有产者收买的辩护士、无耻的诽谤者马尔萨斯和科学家李嘉图作了对比，他说：第二章一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批评［注：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农业随时随地。　　“最初的土地所有者自己就是庄稼人，他们用自己的孩子和仆人的劳动来进行一切田间工作。没有一个社会组织［注：请注意，西斯蒙第（正如我国民粹派一样）一下子就把独立的农民经济变为“社会组织”。这是明显的偷换。是什么把各地的农民联结在一起呢？正是代替了封建联系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这一下子表明，他把商品经济制度中的一个要素变为空想，而对其他要素则不了解。参看尼·—逊先生的书第322页：《以农民占有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工业形式》。而农民占有生产工具，无论在历史上或在逻辑上正是能够保证国内人数最多的阶级得到更多的幸福和具有更多的美德，能够保证所有的人得到更大的满足（opulence），保证社会制度更加巩固……在农夫是私有者（où　le　fermier　est　propriétaire）和产品完全（sans　partage）归从事一切田间工作的人所有的国家中，就是说，在农业是我们称之为宗法式农业的国家中，我们到处都看到农夫热爱他所住的房屋和他所耕种的土地的迹象……劳动本身对他是一种欢乐……在农业是宗法式农业的幸福国家中，每一块土地的特性都受到研究，并且这些知识一代代传下去……比较富裕的人所管理的大农场主经济也许能摆脱偏见和守旧习气。但是这些知识〈l’intelligence，即农业知识〉不会传给劳动者本人，而且也不会得到很好的应用……宗法式经济改善着担负一切农业工作的大部分国民的习俗和性格。私有制养成循规蹈矩、省吃俭用的习惯，经常的自足能铲除大吃（gourmandise）大喝的癖性……他〈农夫〉几乎只与自然进行交换，他比其他任何产业工人更少有理由不信任人们，更少有理由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反对他们。”（第1卷第165—170页）“最初的农场主都是普通的庄稼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大部分的农业工作；他们根据自己家庭的力量操办自己的事业……他们仍旧是农民：自己犁地（tiennent　eux-mêmes　les　cornes　deleur　charrue）；自己在地里和马厩里照管牲畜；生活在新鲜空气中，习惯于经常的劳动和简单的饮食，这就造成了强壮的公民和勇敢的士兵。［注：请读者把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的《评述》第17页上引证的那位19世纪末叶的“先进”政论家[52]的言论，同老祖母讲的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比较一下吧。］他们几乎从来不使用日工来共同劳动，而仅仅使用仆人（des　domestiques），这些人通常是从与自己一样的人中挑选的，对这些人他们平等相待，同桌进餐，饮同样的酒，穿同样的衣服。这样，农夫及其仆人就构成一个农民阶级，他们为同样的感情所鼓舞，分享同样的欢乐，受到同样的影响，以同样的纽带与祖国联系着。”（第1卷第221页）　　你们看，这就是标榜一时的“人民生产”！不能说西斯蒙第不了解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他直截了当地说过（见下面），“他也是（和傅立叶、欧文、汤普逊、梅隆一样）希望实现联合的”（第2卷第365页）。不能说他拥护的正是［注：尼·—逊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也讲了一大堆自相矛盾的话，从中可以，我们打算深入考察它们的内容。［注：参看尼·—逊的书第321页末尾及其他各页。］和对抗（竞争），使得生产者的生活没有保障，社会经济不稳固［注：同上，第335页。第184页：资本主义“消灭了稳固性”。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注：“其实，　　“我们且听听布阿吉尔贝尔老头是怎样说的。［注：写于1847年。］经济学家是怎样说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8—109页。——编者注］　　后一句话是作者与蒲鲁东论战时针对后者说的，因而也就说明他自己的观点既不同于西斯蒙第的观点，也不同于蒲鲁东的观点。当然，尼·—逊先生在自己［注：虽然这还是一个大问题：但是，请探讨一下这段话的内容。上述引文的作者的基本论点，以及使他与前辈们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基本思想，究竟是什么呢？不容争辩，是他把资本主义的不稳固性（这一点是［注：这里是就。　　“这种特定的社会身分〈即卖者和买者的身分〉，决不是来自人的个性，而是来自以商品这个特定形式来生产产品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买者和卖者之间所表现的关系，不是纯粹的个人关系，因为他们两者发生关系，只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劳动已被否定，即作为非个人劳动而成为货币。因此，把买者和卖者的这种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身分理解为人的个性的永恒的社会形式，是荒谬的，把他们当作个性的消灭而伤心，也同样是错误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5—86页。——编者注］　　请问，贝列拉的［注：在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范围内，用社会地位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代替了地方性的、等级制的联盟。］正是由于一味“痛骂”（从空想主义观点出发）资本主义而造成的这种肤浅的了解，使得引文作者有理由把贝列拉的批评称为　　“生产……丧失了人民性而具有个人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尼·—逊先生《论文集》第321—322页）　　请看，这位改头换面的浪漫主义者是怎样议论的：“人民生产已成为个人生产。”因为作者想把“人民生产”理解为村社[55]，所以他指出生产的［注：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材料（布拉戈维申斯基《汇编》），在22个省的123个县中，而资本主义则造成了一个国家生产的社会性。“个人主义”就是社会关系的破坏，但是破坏这种联系的是二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　　“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　　因此，民粹主义者极其可笑，他们以为指出小资产阶级性的目的只是想说些特别恶毒的话，他们以为这只是一种论战手法。他们的这种态度，说明他们不了解他们的论敌的总的见解，主要是不了解他们都“同意”的［注：例如艾弗鲁西曾写了两篇关于西斯蒙第“怎样看资本主义的增长”的文章（《俄国财富》第7期第139页），但是，他仍然［注：当然，这听起来很奇怪：称赞一个人准确地传达了别人的思想！！但是你们叫我怎么办呢？对于在《俄国财富》和旧《新言论》[58]上经常论战的克里文柯先生和沃龙佐夫先生来说，。评论家先生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不了解，有了关于阶级利益的观念等等，我们就必须否定“人民的理想”（“只是　　“……无论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条件，还是有意采取的社会措施，它们的主要标准其实并不是经济范畴（何况这种范畴还是从不同于本国的、在另外情况下形成的条件中抄袭来的），而是大多数居民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幸福和福利。如果某种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和发展这种生活方式的某些措施能导致这种幸福，那么，称它们为小资产阶级的也好，称它们为别的什么也好，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它们（这种生活方式和这些措施）本质上仍将是进步的，因而也将是　　难道评论家先生没有发觉他自己在论战方酣时已经跳过了问题吗？三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的问题［注：在改革后的时代欧俄城市人口的百分数增加了。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这一人所共知的特征，虽然它。　　“但是，在颂扬这些精耕细作的田地时，还应该看到耕种这些田地的居民；他们比法国耕种同样大小田地的居民少一半。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是赢利；在我看来这是损失。”（第1卷第239页）　　很明显，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赢利（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批评的观点也是如此），是因为他们以此表明了资产阶级的财富、商业和工业的增长。西斯蒙第急于［注：“这一思潮〈即以西斯蒙第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批评的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4页。——编者注）］事情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对农村居民宗法式的愚钝和闭塞的乐园的毁灭感到的悲哀是如此深重，以至我们这位经济学家连产生现象的原因也不去分析了。因此，他忽略了工业人口的增加同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有必然的密切的联系。商品经济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而这种分工也就是工业部门和原料加工业一个个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注：读者可以根据这点来判断尼·—逊先生的机智，他在《论文集》中明目张胆地把可变资本和工人人数的；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注：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条件，所以我们说，俄国的国内垦殖使工业人口增加较快的规律表现复杂化了。只要记起人口早已稠密的俄国中心地带（那里工业人口的增加与其说是依靠城市，不如说是依靠工厂村镇）和改革以后人口才稠密起来的新罗西亚（那里城市增长的速度可以和美国相比）之间的区别就够了。我们打算在另外一个地方更详细地来分析这个问题。］，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第3卷第2部分第17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　　在这一点上，最新理论的观点也是同怀着感伤的哀怨的浪漫主义截然相反的。了解现象的必然性，自然就会对它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就能估计到它的各个方面。我们所研究的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最深刻最一般的矛盾之一。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这些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到处都有的旅伴）是“商业财富”（西斯蒙第的用语）比“土地财富”（农业财富）占优势的必然产物。因此，城市比乡村占优势（无论在经济、政治、精神以及其他一切方面）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包括俄国在内）的共同的必然的现象，只有感伤的浪漫主义者才会为这种现象悲痛。与此相反，科学理论指出了大工业资本为这一矛盾带来的［注：参看对工业中心在居民智力发展方面的进步作用所作的同样非常清楚的评述——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5—507页。——编者注）。承认这种作用并不妨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深刻了解表现在城乡分离上的矛盾。他那部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证明了这一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4—322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编者注］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处于特权地位，使乡村处于从属的、不发达的、无助的、闭塞的状态，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使农村居民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最新理论在回答浪漫主义者的反动的怨言和牢骚时指出，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注：请读者记住，西斯蒙第在谈论有80％的农业人口的法国的“幸福”时，（1893年《社会政治中央导报》[60]第1期）；他所指出的这些果然没有得到回答。民粹派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论俄国的特点，但是连我们在上面简略指出过的俄国工业人口形成的［注：参看。民粹派［注：可是，我们应该公正地说，西斯蒙第看到了某些国家工业人口的增加，承认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在某些地方还说明他了解这种现象不仅是一种“反常状态”等等，而是居民生活条件的深刻变化，并且承认这种变化也有某些好处。他关于分工的害处的下述议论，至少表明他的见解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见解要深刻得多，后者不去分析分工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和各个发展时期中所具有的一定形式，而去捏造一个一般的“进步公式”。改革后的俄国发生的居民群众生活条件的深刻改造过程（这个过程第一次破坏了农民的定居生活和固定在一地的现象，造成了他们的流动，并使农业工作者和非农业工作者、农村工作者和城市工作者接近起来［注：这一过程的形式对于欧俄中央地带和对于边疆地区也有所不同。）。无论是它的经济意义，还是（也许是更重要的）它的道德意义和教育意义，都完全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而仅仅成为感伤的浪漫主义抱怨的借口。四浪漫主义的实际愿望　　“为了使我的读者注意英国，我想指出……如果我们继续按照它所遵循的原则行事，那我们自己未来的历史将会怎样。”（第1卷第ⅩⅥ页）［注：为了清楚地表明［注：“……我们近30年所走的那条经济道路是不正确的”（第281页）……“我们过于长久地把资本主义的利益和人民经济的利益混为一谈，这是一个极其致命的谬误……保护工业所取得的［注：“……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是建立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上的，可是我们没有去阻止它的发展。”（第323页）］［注：“我们没有坚持我们历来的传统；没有发扬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紧密联系的原则……没有用使生产资料集中在他们〈　　看来，够了……可以相信，既不熟悉西斯蒙第也不熟悉尼·—逊先生的读者，很难说出这两个浪漫主义者中间哪一个的观点更粗浅、更幼稚，是脚注中的还是正文中的。　　“如果政府对致富的欲望加以调节和节制，它就可能成为一个无比仁慈的政府。”（第1卷第413页）“如果现在受舆论谴责的某些商业规定因鼓励工业而应该受到谴责，那么它们也许会因抑制工业而被证明是正确的。”（第1卷第415页）　　从西斯蒙第的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是惊人的无知，他根本不懂得，他所处的那个时期的全部历史意义在于摆脱中世纪的束缚。他并未感到，他的议论助长了当时那些为旧制度辩护的人的声势，那时这些人甚至在法国都还很有势力，更不必说他们统治下的西欧大陆的其他国家了。［注：艾弗鲁西认为西斯蒙第的这些惋惜和热望是“公民的勇敢”（第7期第139页）。吐露感伤主义的愿望竟需要公民的勇敢！！你只要看看任何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就会看到，19世纪最初25年的西欧国家的组织形式，按照国家法这门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警察国家。你也会看到，不仅本世纪最初25年，而且本世纪第二个25年的历史任务，正是反对这种国家。那时你会懂得，西斯蒙第的观点带有复辟时代法国小农的愚蠢无知的色彩，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感伤的浪漫主义和罕见的公民幼稚性结合的典型。］［注：英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时间不是在18世纪末，而是要早得多。］，全部社会关系开始受到急剧的改造，这种改造在经济学中通常称为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最先估计到这个革命（它建立了现代欧洲社会来代替宗法式的半中世纪社会）的全部深刻意义的经济学家中，有一位对它是这样评述的：　　“近60年来〈写于1844年〉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是无与伦比的历史……60—80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和商业，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象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且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象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5—296页。——编者注）。］　　这就是以小生产为经济基础的一切根深蒂固的旧关系的最彻底的“破坏”。显然，西斯蒙第从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出发，不能了解这种“破坏”的意义。显然，他首先和主要是希望、请求、呼吁和要求“停止破坏。”［注：我们大胆地希望，尼·—逊先生不要因为我们从他那里（第345页）借用了我们认为是非常中肯非常典型的说法而抱怨我们。］　　“政府在农业人口方面的总任务是保证工作者（à　ceux　qui　travaillent）有一部分财产，或者是支持（favoriser）我们所说的无与伦比的宗法式农业。”（第2卷第340页）［注：“保持我们历来的传统；〈这不就是爱国主义吗？〉……发扬我们继承的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紧密联系的原则……”（尼·—逊先生，第322页）“我们离开了许多世纪以来所走的道路；我们开始排斥以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紧密联系、农业和加工工业紧密联系为基础的生产，而把以剥夺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它带来了现在西欧正在遭受的一切灾难）的发展原则当作自己经济政策的基础。”（第281页）请读者把“西欧人”自己对于所“遭受的一切灾难”的上述看法和这种看法比较一下以及其他等等。“原则……把土地分给农民或者……把劳动工具给与生产者本人”（第2页）……“历代的人民基石”（第75页）……“因而，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即表明在现时经济条件下农村人口得到物质保证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土地的数字）是解决经济问题的要素之一，但也只是要素之　　读者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愿望同民粹派的愿望和纲领是完全五浪漫主义的反动性［注：参看瓦·沃·先生的“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的民粹派纲领。参看上引沃尔金的书第181页。］　　“幸亏英国有办法为自己的农村贫苦农民做很多事情，把自己大量的村社土地（ses　immenses　communaux）分给他们……假如英国的村社土地分为20—30英亩大小的一块块自由土地（en　propriétés　franches），他们〈英国人〉就会看到，独立而骄傲的农民阶级，即他们现时惋惜其几乎要全部消灭的　　浪漫主义的“计划”被描绘得很容易实现，因为浪漫主义的实质正在于忽视实际利益。“这种建议（把土地划成小块分给日工，使地主担负照顾日工的责任）想必会激怒现时英国唯一享有立法权的大地主；但它毕竟是公正的……只有大地主才需要日工；他们造成了日工，就让他们去养活日工好了。”（第2卷第357页）　　西斯蒙第说：“我们已经指出这一阶级〈即手工业者阶级〉以往在建立行会和公会（des　jurandes　et　des　maitrises）时得到怎样的庇护……这里并不是说要恢复他们奇怪的和压迫性的组织……但是立法者应该抱定目的提高工业劳动报酬，使雇佣工人摆脱他们所处的不稳定的（précaire）地位，最后使他们有可能容易地取得他们称之为［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un　état）的东西……现在工人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是工人，而以前工人的地位只是取得更高地位的准备和第一步。重要的是恢复这种升迁的可能性（cette　faculté　progressive）。应该做到使老板乐于把自己的工人提到更高的地位；使受雇于手工工场的人真正从获得普通雇佣工资的工作做起，但也让他任何时候都有好好工作就能获得一部分企业利润的希望。”（第2卷第344—345页）　　很难更清楚地表明小资产者的观点了！行会是西斯蒙第的理想，他说他不愿意恢复行会，其意思显然只是：应该采用行会的原则和思想（正如民粹派想采用的是村社的原则和思想，而不是称为村社的现代纳税团体），而抛弃其中世纪的畸形丑态。西斯蒙第的计划的荒谬性，不在于他完全维护行会，想完全恢复行会，——他并未提出这个任务。其荒谬性在于，他把联合地方手工业者这种狭隘的原始的需要所产生的［注：民粹派对另一种联盟（［注：见上面的引文，哪怕是看一下我们从中引证了关于行会的议论（艾弗鲁西也引用过，第147页）的那一章的标题。］［注：他这就是艾弗鲁西不能理解的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这种观点使他与其他一些和他同时或在他以后也证明了“社会的永恒的需要”的作家截然不同。［注：而且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西斯蒙第也没有“超过”时代，因为他只是赞成英国已经实现的东西，而不能了解这种改革同大机器工业及其进步的历史意义的联系。］等等而忽视西斯蒙第理论的总的精神和总的意义。［注：我们不想说上述作家在这方面没有区别，但是这种区别，而在于他们从两个［注：马克思说：“罗伯特·欧文是合作工厂和合作商店的创始人，但是……他不象他的追随者那样，对这些孤立的转化要素的作用（Tragweite）抱有任何幻想。他不仅在自己的试验中实际地以工厂制度为起点，而且还在理论上说明工厂制度是‘社会变革’的起点。”[6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0页。——编者注）］。正因为如此，西斯蒙第的空想被认为（而且十分公正）是反动的空想。我们再说一遍，这一评价的根据，［注：“俄国社会所要解决的任务日趋复杂。资本主义占倾的阵地日益扩大……”（同上）］意识到自己的希望和愿望不符合现实条件及其发展，自然就力图证明现在“回去”“还不算晚”，等等。这位浪漫主义者企图依靠现代制度的矛盾的［注：“俄国社会要解决一项非常困难的然而并不是不能解决的伟大任务：通过不是由区区少数人而是由全体人民利用生产力的形式，来发展居民的生产力。”（尼·—逊，第343页）］西斯蒙第是用这样一些话结束他的《新原理》的。［注：参看《　　“中世纪的城关市民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注：艾弗鲁西在《［注：参看上述文章，1894年《［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3—494页。——编者注］　　我们在分析西斯蒙第学说的每个要素时，都力图表明这一评论的正确性。现在我们只指出艾弗鲁西在这里所使用的可笑手法，这种手法集他对浪漫主义的叙述、批判和评价中的一切错误的大成。读者一定记得，艾弗鲁西在文章（《［注：类似阿道夫·瓦格纳吗？——的先驱：我们要记起他对资本收入和危机的看法，以及他的国民收入的分类等等。”（同上）由此可见，艾弗鲁西不是用德国经济学家对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及其空想的反动性的说明，来［注：另一个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生，在上述最重要的问题上，是与尼·—逊先生完全一致的，只是观点更加粗浅。］这两位作家完全相似，他们的理论见解，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以及他们的实际结论和愿望的性质都是六浪漫主义和科学理论对英国谷物税问题的评论［注：尽管英国厂主的这种解释很片面，他们忽略了产生危机的更深刻的原因和市场扩大不大时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但是其中包含了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思想：用向国外销售的办法来实现产品，［注：西斯蒙第为了“证明”资本主义是不合适的，马上作出一个大概的计算（例如我们俄国的浪漫主义者瓦·沃 ·先生就是非常喜爱这种计算的）。他说，从事农业的有60万户。若把田地变成牧场，则“需要”的户数不到该数的1/10……这位作家愈是发觉自己对过程的全部复杂性了解得少，就愈热心地去作孩子似的“目测”计算。］就假定他们宜于从事任何工业工作，但是现在有能够容纳他们的工业吗？……能够找到一个政府心甘情愿地让它管辖下的一半国民遭到这种危机吗？……那些牺牲农民利益的人自己能够从这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吗？要知道，这些农民是英国工场手工业的最亲密最可靠的消费者。农民停止消费给工业的致命打击，要比关闭一个最大的国外市场沉重得多。”（第255—256页）名噪一时的“国内市场缩小”的论调出现了。“几乎占全国人口半数的英国农民阶级停止消费，会使工场手工业遭到多大损失呢？几乎将完全失去地租收入的富人停止消费，会使工场手工业遭到多大损失呢？”（第267页）这位浪漫主义者拚命向厂主证明，他们的生产和财富的发展所固有的矛盾，只是表明了他们的错误和他们的不会盘算而已。西斯蒙第为了使厂主“相信”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详尽地描绘了波兰粮食和俄国粮食竞争的威胁。（第257—261页）他拿出各种论据，甚至想影响英国人的自尊心。“俄国皇帝只要想从英国方面取得某种让步，就可以封锁波罗的海港口，使英国处于挨饿的境地，这样一来，英国的光荣将置于何地呢？”（第268页）读者一定记得，西斯蒙第是用买卖容易发生欺诈来证明“替货币权力辩护”是错误的……西斯蒙第想“驳倒”农场经济理论的阐释者，他指出富有的农场主经不起贫苦农民的竞争（见上面引文），并且终于得出了自己心爱的结论，看来，他深信他已证明了“英国”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英国的例子告诉我们，这种实际〈即货币经济的发展，西斯蒙第用I’habi-tude　de　se　fournir　soi-même“自食其力”和它对立起来〉并未免除危险。”（第263页）“经营制度〈即农场经济〉本身是不好的，是建立在危险的基础上的，应该设法加以改变。”（第266页）［注：《Discours　sur　le　libre　échange》。我们用的是德译本：《Rede　über　die　Frage　des　Freihandels》（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编者注）。］。与声称“政治经济学不是计算的科学，而是道德的科学”的浪漫主义相反，他正是以单纯的、冷静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页。——编者注］。［注：同上，第449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页。——编者注］“谷物法一旦被废除，自由竞争，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展到极端。”［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56页。——编者注）。这部著作是谷物法废除（1846年）因而这一问题对于这两位作者来说，就是［注：参看《新时代》[65]发表的马克思的几篇论文[66]，这些论文不久以前才被发现，原载于《威斯特伐利亚汽船》[67]。］，宣称自由竞争对于美国是进步的；至于说到德国，他们中间的一位还在60年代就曾写道，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页。——编者注］。［注：写于1867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42—743页。——编者注）。——至于谈到地租的增加，那么，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应该注意对级差地租的最新分析所确定的规律，即［注：黑体是我们用的。］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便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假使在资本增殖时，也就象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1—452页。——编者注］演讲人利用英国经济学家的材料，详细地阐明了资本的积聚怎样扩大分工（由于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它使劳动力更为便宜），机器怎样排挤工人，大资本怎样使小企业主和小食利者破产，怎样加剧危机而造成更多失业人口。从他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贸易自由不外是资本发展的自由。［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8页。——编者注］演讲人指出了在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下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具有的同一的基础，简短地指出了英国和大陆的资本主义对西欧各国旧的经济生活和旧的半宗法关系所进行的“破坏”过程，指出了在一定条件下自由贸易［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的社会事实。演讲人最后说：“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68] 载于1897年4—7月《新言论》杂志第7—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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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1897年4—7月《新言论》杂志第7—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