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作者：列宁文集（补遗） · 6

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1 #2 #3 #4 #5 #6 （一）政治鼓动和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注：为了避免误会，我们要说明一下：在以下的论述中，所谓经济斗争（按我们的习惯用词）全都是指“经济实践方面的斗争”，在上述引文中，恩格斯称这种斗争为“对资本家的反抗”，而在各自由国家里则称为工会的、工团的或工联的斗争。］斗争的广泛开展和加强，是同创办揭露经济（工厂方面和职业方面的）情况的“出版物”密切相联的。“传单”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工厂中的情况，于是在工人中很快激起了进行揭露的真正热情。工人一看见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愿意而且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种新的传单，来叙述工人的贫困生活、无比艰苦的劳动和无权地位的全部真实情况，他们也就纷纷寄来了工厂通讯。这种“揭露性的出版物”不仅在某一传单所抨击的那个工厂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在所有听到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工厂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既然各行各业工人的贫困和痛苦有许多共同之处，“叙述工人生活的真实情况”就使［注：我们在本章中所讲的只是［注：我们所以说“一般讲来”，是因为《工人事业》上所讲的正是全党的一般原则和一般任务。无疑，在实践中，政治有时的确应当服从于经济，但是只有“经济派”才会在准备用于全俄的决议中说到这一点。其实，也有“从一开始”就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是否正确呢？完全不正确。 ¹［注：这是《两个代表大全》一书的原话；该书第31、32、28、30页。］；只好向大家哭诉说，这使他们蒙受奇耻大辱；只好用几乎是发誓赌咒的口吻声明：“现在根本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犯‘经济主义’的错误。”［注：《两个代表大会》第32页。］啊，这些诽谤者，凶恶的政治派！整个“经济主义”不正是他们完全出于仇恨人的心理而故意捏造出来，使人蒙受奇耻大辱的吗？ ² ［注：《工人事业》第10期第60页。在这里，马尔丁诺夫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玩弄我们在上面已经描写过的那种把戏，即把“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一论点应用到我国运动现在的这种混乱状态中来。其实，这只是把伯恩施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句臭名远扬的话翻译成俄文罢了。］，而实际上却把［注：第43页上写道：“当然，如果说我们劝工人向政府提出某些经济要求，那是因为在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种很奇怪的谬误，因为政府在笞刑、身分证、赎金、教派、书报检查制度等等的立法方面，也是可能作出让步而且经常作出让步的。“经济的”让步（或者假让步），对政府来说，自然是最便宜最有利的，因为它想借此博得工人群众对它的信任。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也绝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68—286页。——编者注］印成了单行本，作为鼓动的小册子。可是，天哪，这帮狭隘得不可救药的正统派，这帮对“生活本身”的要求置若罔闻的教条主义者又是多么“片面”啊！他们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没有提出（这还了得！）以政治性质！［注：《工人思想报》《增刊》第14页。］，接着是大谈阶段论，最后是在代表大会决议中说什么“最普遍适用”等等。“同政府作经济斗争”正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工联主义的政治离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还很远很远。（二）谈谈马尔丁诺夫是怎样深化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　　罗蒙诺索夫式的马尔丁诺夫写道：“自从普列汉诺夫写了这本书〈《俄国社会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以来，已经过去许多时候了。社会民主党人在10年中间虽然领导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给党的策略奠定一个广泛的理论基础。现在这个问题成熟了。我们如果愿意奠定这样的理论基础，显然就应当大大深化普列汉诺夫以前阐发过的那些策略原则……现在，我们确定宣传和鼓动的差别，应当不同于普列汉诺夫〈马尔丁诺夫刚刚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话：“宣传员给一个人或几个人提供许多观念，而鼓动员只提供一种或几种观念，但是他把这些观念提供给一大群人”）。我们认为宣传就是用革命观点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至于在宣传时所用的形式能为几个人还是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那没有什么关系。所谓鼓动，严格讲来〈原文如此！〉，我们却认为是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是促进无产阶级去对社会生活进行直接的革命的干预。” 　　我们祝贺俄国的以及国际的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套新的、马尔丁诺夫式的、更严格更深奥的术语。直到现在，我们（同普列汉诺夫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所有领袖们一起）都认为：例如宣传员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清楚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原因，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而鼓动员讲到这个问题时，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失业者家里饿死人，贫困加剧等等，并尽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富者愈富和贫者愈贫的矛盾是不合理的这样［注：应为吕贝克的一个出版商。——编者注］。他出版了一本识字课本，并且照例也加上了一张画有雄鸡的插图，不过他画的不是通常脚上有距的雄鸡，而是脚上无距的雄鸡，旁边还有两个鸡蛋。课本封面上加了一行字：“约翰·巴尔霍恩　　“这些纲领〈即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还有使我们吃惊的地方，就是它们始终偏重工人在议会〈我国现时所没有的议会〉中活动的好处，而完全忽视〈由于这些纲领的革命虚无主义〉工人参加我国现有的厂主工厂事务立法会议工作……或至少参加城市自治机关工作的重要意义……” 　　这一段议论的作者把罗蒙诺索夫式的马尔丁诺夫凭自己的头脑想出来的那个思想说得稍微直率、明确和坦白了一些。而这位作者就是《〈工人思想报〉增刊》（第15页）上的那位尔·姆·。（三）政治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编者注］，而且［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个要求，最突出地表明了在政治活动方面对要知道，你们象发现新大陆似的来鼓吹的那种“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在俄国的许多穷乡僻壤，正由那些只听说过罢工而几乎完全没有听说过社会主义的工人们自己在进行。要知道，你们总想提出一些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来维持我们工人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我们已经具备了，并且我们自己在我们日常的、职业性的、细小的工作中，往往不需要知识分子的任何帮助就能提出这些具体要求。但是［注：工人对“经济派”说的这番话，决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两个见证人，他们无疑很熟悉工人运动并且是绝对不想袒护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的，因为一个见证人是“经济派”（他甚至认为《工人事业》是政治性的机关刊物！），另一个见证人是恐怖派。前一个见证人在《工人事业》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极其真实而生动的文章，标题是《彼得堡的工人运动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他把工人分成三类：（1）自觉的革命家，（2）中间阶层，（3）其余的群众。中间阶层“对政治生活问题往往要比对自己当前的经济利益更感兴趣，因为这种经济利益同一般社会条件的联系大家都早已懂得了……”“大家都尖锐地批评”《工人思想报》说：“你们讲来讲去总是这一套，总是大家早已知道、早已读过的东西”，“而在政治评论栏里又是什么也没有”。《第30—31页）而且就是第三类工人，“这些较为敏感、较为年轻、受酒馆和教会腐蚀较少的工人群众，几乎从来没有获得政治书籍的机会，也在那里乱谈政治生活中的现象，思索学生骚乱的片断消息”等等。而那个恐怖派则写道：“……把本城以外的各个城市的工厂的生活琐事浏览过一两次就再也不看了……枯燥无味……在工人的报纸上不谈国家问题……等于把工人当小孩子看待……工人并不是小孩子。”（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出版的《自由》³，而多给我们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并且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工厂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东西，即政治知识。这种知识是你们知识分子所能够获得的，你们（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⁴［注：马尔丁诺夫“认为有另外的更现实的〈？〉二者择一的前途”（《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第19页）：“或者是社会民主党负起责任来直接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用这种方法〈！〉把它转变成革命的阶级斗争……”所谓“用这种方法”，显然是指直接领导经济斗争。请马尔丁诺夫告诉我们，什么地方见过中，就象植物包含在种子里一样。［注：指1901年春季开始的大规模的街头游行示威⁵已经明显地证实了这种积极性；前者拼命去找人为的“激发性手段”，后者则高谈所谓“具体要求”。可是两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发挥（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注：例如李卜克内西在普法战争时提出了（第41页）；罗·奈特正是努力于“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第42页），而且极其善于“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第43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多半致力于“片面的”“揭露”（第40页）；罗·奈特侧重于“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第61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侧重于“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第61页）；威·李卜克内西把自己所领导的报纸办成了“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同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第63页），而罗·奈特则“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第63页）——如果这里所谓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就是我们上面通过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例子研究过的那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并且“缩小了自己的影响的范围”，他当然也和马尔丁诺夫一样，深信自己“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第63页）。总之，你们会看到，实际上马尔丁诺夫是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工联主义，当然，他这样做决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社会民主党好，而只是因为他没有下功夫去理解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却有些急于去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编者注］，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 ⁶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7—8页。——编者注］ ⁷ ［注：当时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在《火星报》上对这封最充分地反映“经济派”观点的信作出详尽的回答。这封信的出现使我们非常高兴，因为责备《火星报》不坚持阶级观点的流言早已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传到我们这儿来了，而我们只是要寻找适当时机或在这种流行的责备正式出现时给以答复。但在回答攻击的时候，我们惯用的方法不是防御，而是反击。］的作者们关于这一点是怎样说的吧：“《火星报》的这个主要缺点〈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也就是它在社会民主党对待各社会阶级和派别的态度这个问题上前后不一致的原因。《火星报》根据理论的推理〈而不是根据“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提出关于立即转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任务，但是它大概也感觉到，在目前情况下解决这个任务对于工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不仅感觉到，而且很清楚地知道：工人觉得这个任务并不象那些照看小孩子的“经济派”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工人甚至决定为那些——用大名鼎鼎的马尔丁诺夫的语言来说——并不能产生什么“显著结果”的要求而战斗〉，而它又没有耐心等待工人继续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所以就开始到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 ［注：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俄文版第16—17页。——编者注］吗？而马尔丁诺夫之流及其他“经济派”仍然认为， ⁸［注：在这两篇文章之间（在《火星报》第3号上）还登了一篇专论我国农村中的阶级对抗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所谈的，是政府对“等级官僚制地方自治机关的温和鼓动”，对“即使是有产阶级的主动性”所持的态度。文章中说，工人对政府反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斗争决不能漠不关心，同时号召地方自治人士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挺身而出反对政府的时候，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发表强硬和激烈的言论。该信作者们所不同意的究竟是什么呢？——不得而知。他们是不是以为工人“理解不了”“有产阶级”和“等级官僚制地方自治机关”这些字眼呢？是不是以为推动地方自治人士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发表激烈的言论，就是“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呢？他们是不是认为工人即使不知道专制政府对地方自治机关所持的态度，也能“积蓄力量”去同专制政府作斗争呢？所有这些还是不得而知。清楚的只有一点，就是该信的作者们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的认识是很模糊的。这一点从下面他们所说的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火星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这样”（就是说，也是“掩饰阶级对抗”）。我们大概不应当号召工人用公开的游行示威来表明，暴虐、专横、胡作非为的真正策源地不是学生而是俄国政府（《火星报》第2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编者注］），反倒应当刊载《工人思想报》式的议论！这种意见竟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在1901年秋天，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在新的学潮的前夜发表的，而新的学潮表明，在这方面发生的反抗专制制度的“自发性”也［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而在谈到维特秘密记事的时候说过自治制度和专制制度根本不能相容（第4号）；我们在谈到新法令的时候抨击了土地占有者以及替土地占有者服务的政府所实行的农奴制（第8号［注：同上，第5卷第77—81页。——编者注］），而对不合法的地方自治机关代表大会表示欢迎，鼓励地方自治人士抛弃卑躬屈膝的请愿运动而去进行斗争（第8号［注：同上，第82—83页。——编者注］）；我们鼓励了那些已经开始了解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并且已经转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学生（第3号），同时又斥责了那些主张“纯粹学生”运动而劝学生不要参加街头游行示威的人所表现的“惊人的无知”（第3号，评2月25日莫斯科大学生执行委员会宣言）；我们揭露了《俄国报》⁹¹⁰［注：同上，第70页。——编者注］）；我们鼓励了表示反抗的统计人员（第7号）而斥责了甘当工贼的统计人员（第9号）¹¹ （六）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 ¹²¹³ ［注：这里他们又是以“俄国的具体条件必然推动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作为论据。他们不愿意了解：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也还可能是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整个西欧资产阶级在专制制度下都“推动过”，都自觉地推动过工人走上革命道路。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却不能以此为满足。而且，我们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降低为自发的工联主义的政治，我们也就正是帮助了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人真是有福气！他们好象鸵鸟一样，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就以为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有许多自由派政论家，他们每月都要向大家唱一次凯歌，说马克思主义垮台了，甚至消灭了；有许多自由派报纸（如《圣彼得堡新闻》¹⁴¹⁵¹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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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1 #2 #3 #4 #5 #6 （一）政治鼓动和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范围［注：为了避免误会，我们要说明一下：在以下的论述中，所谓经济斗争（按我们的习惯用词）全都是指“经济实践方面的斗争”，在上述引文中，恩格斯称这种斗争为“对资本家的反抗”，而在各自由国家里则称为工会的、工团的或工联的斗争。］斗争的广泛开展和加强，是同创办揭露经济（工厂方面和职业方面的）情况的“出版物”密切相联的。“传单”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工厂中的情况，于是在工人中很快激起了进行揭露的真正热情。工人一看见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愿意而且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种新的传单，来叙述工人的贫困生活、无比艰苦的劳动和无权地位的全部真实情况，他们也就纷纷寄来了工厂通讯。这种“揭露性的出版物”不仅在某一传单所抨击的那个工厂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在所有听到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工厂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既然各行各业工人的贫困和痛苦有许多共同之处，“叙述工人生活的真实情况”就使［注：我们在本章中所讲的只是［注：我们所以说“一般讲来”，是因为《工人事业》上所讲的正是全党的一般原则和一般任务。无疑，在实践中，政治有时的确应当服从于经济，但是只有“经济派”才会在准备用于全俄的决议中说到这一点。其实，也有“从一开始”就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这是否正确呢？完全不正确。 ¹［注：这是《两个代表大全》一书的原话；该书第31、32、28、30页。］；只好向大家哭诉说，这使他们蒙受奇耻大辱；只好用几乎是发誓赌咒的口吻声明：“现在根本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犯‘经济主义’的错误。”［注：《两个代表大会》第32页。］啊，这些诽谤者，凶恶的政治派！整个“经济主义”不正是他们完全出于仇恨人的心理而故意捏造出来，使人蒙受奇耻大辱的吗？ ² ［注：《工人事业》第10期第60页。在这里，马尔丁诺夫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玩弄我们在上面已经描写过的那种把戏，即把“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一论点应用到我国运动现在的这种混乱状态中来。其实，这只是把伯恩施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句臭名远扬的话翻译成俄文罢了。］，而实际上却把［注：第43页上写道：“当然，如果说我们劝工人向政府提出某些经济要求，那是因为在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种很奇怪的谬误，因为政府在笞刑、身分证、赎金、教派、书报检查制度等等的立法方面，也是可能作出让步而且经常作出让步的。“经济的”让步（或者假让步），对政府来说，自然是最便宜最有利的，因为它想借此博得工人群众对它的信任。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如何也绝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68—286页。——编者注］印成了单行本，作为鼓动的小册子。可是，天哪，这帮狭隘得不可救药的正统派，这帮对“生活本身”的要求置若罔闻的教条主义者又是多么“片面”啊！他们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没有提出（这还了得！）以政治性质！［注：《工人思想报》《增刊》第14页。］，接着是大谈阶段论，最后是在代表大会决议中说什么“最普遍适用”等等。“同政府作经济斗争”正是工联主义的政治，而工联主义的政治离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还很远很远。（二）谈谈马尔丁诺夫是怎样深化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的　　罗蒙诺索夫式的马尔丁诺夫写道：“自从普列汉诺夫写了这本书〈《俄国社会党人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以来，已经过去许多时候了。社会民主党人在10年中间虽然领导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给党的策略奠定一个广泛的理论基础。现在这个问题成熟了。我们如果愿意奠定这样的理论基础，显然就应当大大深化普列汉诺夫以前阐发过的那些策略原则……现在，我们确定宣传和鼓动的差别，应当不同于普列汉诺夫〈马尔丁诺夫刚刚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话：“宣传员给一个人或几个人提供许多观念，而鼓动员只提供一种或几种观念，但是他把这些观念提供给一大群人”）。我们认为宣传就是用革命观点来说明整个现存制度或其局部表现，至于在宣传时所用的形式能为几个人还是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那没有什么关系。所谓鼓动，严格讲来〈原文如此！〉，我们却认为是号召群众去采取某些具体行动，是促进无产阶级去对社会生活进行直接的革命的干预。” 　　我们祝贺俄国的以及国际的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一套新的、马尔丁诺夫式的、更严格更深奥的术语。直到现在，我们（同普列汉诺夫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所有领袖们一起）都认为：例如宣传员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清楚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原因，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而鼓动员讲到这个问题时，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失业者家里饿死人，贫困加剧等等，并尽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富者愈富和贫者愈贫的矛盾是不合理的这样［注：应为吕贝克的一个出版商。——编者注］。他出版了一本识字课本，并且照例也加上了一张画有雄鸡的插图，不过他画的不是通常脚上有距的雄鸡，而是脚上无距的雄鸡，旁边还有两个鸡蛋。课本封面上加了一行字：“约翰·巴尔霍恩　　“这些纲领〈即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还有使我们吃惊的地方，就是它们始终偏重工人在议会〈我国现时所没有的议会〉中活动的好处，而完全忽视〈由于这些纲领的革命虚无主义〉工人参加我国现有的厂主工厂事务立法会议工作……或至少参加城市自治机关工作的重要意义……” 　　这一段议论的作者把罗蒙诺索夫式的马尔丁诺夫凭自己的头脑想出来的那个思想说得稍微直率、明确和坦白了一些。而这位作者就是《〈工人思想报〉增刊》（第15页）上的那位尔·姆·。（三）政治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编者注］，而且［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个要求，最突出地表明了在政治活动方面对要知道，你们象发现新大陆似的来鼓吹的那种“工人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在俄国的许多穷乡僻壤，正由那些只听说过罢工而几乎完全没有听说过社会主义的工人们自己在进行。要知道，你们总想提出一些能产生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来维持我们工人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我们已经具备了，并且我们自己在我们日常的、职业性的、细小的工作中，往往不需要知识分子的任何帮助就能提出这些具体要求。但是［注：工人对“经济派”说的这番话，决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两个见证人，他们无疑很熟悉工人运动并且是绝对不想袒护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的，因为一个见证人是“经济派”（他甚至认为《工人事业》是政治性的机关刊物！），另一个见证人是恐怖派。前一个见证人在《工人事业》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极其真实而生动的文章，标题是《彼得堡的工人运动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他把工人分成三类：（1）自觉的革命家，（2）中间阶层，（3）其余的群众。中间阶层“对政治生活问题往往要比对自己当前的经济利益更感兴趣，因为这种经济利益同一般社会条件的联系大家都早已懂得了……”“大家都尖锐地批评”《工人思想报》说：“你们讲来讲去总是这一套，总是大家早已知道、早已读过的东西”，“而在政治评论栏里又是什么也没有”。《第30—31页）而且就是第三类工人，“这些较为敏感、较为年轻、受酒馆和教会腐蚀较少的工人群众，几乎从来没有获得政治书籍的机会，也在那里乱谈政治生活中的现象，思索学生骚乱的片断消息”等等。而那个恐怖派则写道：“……把本城以外的各个城市的工厂的生活琐事浏览过一两次就再也不看了……枯燥无味……在工人的报纸上不谈国家问题……等于把工人当小孩子看待……工人并不是小孩子。”（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出版的《自由》³，而多给我们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并且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工厂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东西，即政治知识。这种知识是你们知识分子所能够获得的，你们（四）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 ⁴［注：马尔丁诺夫“认为有另外的更现实的〈？〉二者择一的前途”（《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第19页）：“或者是社会民主党负起责任来直接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用这种方法〈！〉把它转变成革命的阶级斗争……”所谓“用这种方法”，显然是指直接领导经济斗争。请马尔丁诺夫告诉我们，什么地方见过中，就象植物包含在种子里一样。［注：指1901年春季开始的大规模的街头游行示威⁵已经明显地证实了这种积极性；前者拼命去找人为的“激发性手段”，后者则高谈所谓“具体要求”。可是两者都没有充分注意发挥（五）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注：例如李卜克内西在普法战争时提出了（第41页）；罗·奈特正是努力于“尽量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第42页），而且极其善于“向政府提出能产生某些显著结果的具体要求”（第43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多半致力于“片面的”“揭露”（第40页）；罗·奈特侧重于“平凡的日常斗争进程”（第61页），而威·李卜克内西则侧重于“宣传光辉的完备的思想”（第61页）；威·李卜克内西把自己所领导的报纸办成了“革命反对派的机关报，它揭露我国的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因为它们是同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的利益相抵触的”（第63页），而罗·奈特则“在同无产阶级斗争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的条件下为工人的事业努力”（第63页）——如果这里所谓保持“密切的有机联系”，就是我们上面通过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例子研究过的那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并且“缩小了自己的影响的范围”，他当然也和马尔丁诺夫一样，深信自己“因而就使这种影响复杂化了”（第63页）。总之，你们会看到，实际上马尔丁诺夫是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工联主义，当然，他这样做决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社会民主党好，而只是因为他没有下功夫去理解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却有些急于去深化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编者注］，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 ⁶ ［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7—8页。——编者注］ ⁷ ［注：当时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在《火星报》上对这封最充分地反映“经济派”观点的信作出详尽的回答。这封信的出现使我们非常高兴，因为责备《火星报》不坚持阶级观点的流言早已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传到我们这儿来了，而我们只是要寻找适当时机或在这种流行的责备正式出现时给以答复。但在回答攻击的时候，我们惯用的方法不是防御，而是反击。］的作者们关于这一点是怎样说的吧：“《火星报》的这个主要缺点〈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也就是它在社会民主党对待各社会阶级和派别的态度这个问题上前后不一致的原因。《火星报》根据理论的推理〈而不是根据“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提出关于立即转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任务，但是它大概也感觉到，在目前情况下解决这个任务对于工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不仅感觉到，而且很清楚地知道：工人觉得这个任务并不象那些照看小孩子的“经济派”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工人甚至决定为那些——用大名鼎鼎的马尔丁诺夫的语言来说——并不能产生什么“显著结果”的要求而战斗〉，而它又没有耐心等待工人继续积蓄力量来进行这一斗争，所以就开始到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中间去寻找同盟者……” ［注：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俄文版第16—17页。——编者注］吗？而马尔丁诺夫之流及其他“经济派”仍然认为， ⁸［注：在这两篇文章之间（在《火星报》第3号上）还登了一篇专论我国农村中的阶级对抗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所谈的，是政府对“等级官僚制地方自治机关的温和鼓动”，对“即使是有产阶级的主动性”所持的态度。文章中说，工人对政府反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斗争决不能漠不关心，同时号召地方自治人士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挺身而出反对政府的时候，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发表强硬和激烈的言论。该信作者们所不同意的究竟是什么呢？——不得而知。他们是不是以为工人“理解不了”“有产阶级”和“等级官僚制地方自治机关”这些字眼呢？是不是以为推动地方自治人士抛弃温和的言词而发表激烈的言论，就是“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呢？他们是不是认为工人即使不知道专制政府对地方自治机关所持的态度，也能“积蓄力量”去同专制政府作斗争呢？所有这些还是不得而知。清楚的只有一点，就是该信的作者们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的认识是很模糊的。这一点从下面他们所说的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火星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这样”（就是说，也是“掩饰阶级对抗”）。我们大概不应当号召工人用公开的游行示威来表明，暴虐、专横、胡作非为的真正策源地不是学生而是俄国政府（《火星报》第2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编者注］），反倒应当刊载《工人思想报》式的议论！这种意见竟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在1901年秋天，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在新的学潮的前夜发表的，而新的学潮表明，在这方面发生的反抗专制制度的“自发性”也［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而在谈到维特秘密记事的时候说过自治制度和专制制度根本不能相容（第4号）；我们在谈到新法令的时候抨击了土地占有者以及替土地占有者服务的政府所实行的农奴制（第8号［注：同上，第5卷第77—81页。——编者注］），而对不合法的地方自治机关代表大会表示欢迎，鼓励地方自治人士抛弃卑躬屈膝的请愿运动而去进行斗争（第8号［注：同上，第82—83页。——编者注］）；我们鼓励了那些已经开始了解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并且已经转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学生（第3号），同时又斥责了那些主张“纯粹学生”运动而劝学生不要参加街头游行示威的人所表现的“惊人的无知”（第3号，评2月25日莫斯科大学生执行委员会宣言）；我们揭露了《俄国报》⁹¹⁰［注：同上，第70页。——编者注］）；我们鼓励了表示反抗的统计人员（第7号）而斥责了甘当工贼的统计人员（第9号）¹¹ （六）又是“诽谤者”，又是“捏造者” ¹²¹³ ［注：这里他们又是以“俄国的具体条件必然推动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作为论据。他们不愿意了解：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也还可能是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整个西欧资产阶级在专制制度下都“推动过”，都自觉地推动过工人走上革命道路。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却不能以此为满足。而且，我们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降低为自发的工联主义的政治，我们也就正是帮助了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人真是有福气！他们好象鸵鸟一样，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就以为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有许多自由派政论家，他们每月都要向大家唱一次凯歌，说马克思主义垮台了，甚至消灭了；有许多自由派报纸（如《圣彼得堡新闻》¹⁴¹⁵¹⁶

#1 #2 #3 #4 #5 #6

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崩得从1901年起，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 ↩︎
指悉·维伯和比·维伯合著的《工业民主》一书。——58。 ↩︎
《自由》杂志（《Свобода》）是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的刊物，1901—1902年在瑞士出版，共出了两期。列宁指出：“《自由》杂志是一本十分糟糕的杂志。它的作者（杂志给人的印象是，从头到尾似乎都是一个人写的）妄称该杂志是‘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但是这不是什么通俗，而是卑劣的哗众取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322页） ↩︎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1897年12月写给《工人报》的第二封信（已编入《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小册子）中，阐述了俄国工人运动今后发展的两种可能的前途：纯粹经济斗争的前途和在一般民主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起领导作用的那种政治斗争的前途。——73。 ↩︎
即1901年2—3月间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哈尔科夫、喀山、雅罗斯拉夫尔、华沙、比亚韦斯托克、托木斯克、敖德萨和俄国其他城市发生的大学生和工人的大规模政治游行示威、集会和罢工。游行示威和罢工的导火线是当年1月沙皇政府把参加大学生集会的183个基辅大学生送去当兵（参看列宁的《183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各地游行队伍被沙皇政府派来的警察和哥萨克驱散，游行群众遭到毒打。3月4日（17日）在彼得堡喀山教堂附近广场上举行的游行示威遭到特别残酷的镇压，参加游行示威的数千名大学生和工人中，有数百人受到毒打，其中数人被打死，多人受伤致残。1901年二三月事件证明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工人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75。 ↩︎
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为使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于1864年颁布条例逐步设立的。按照这个条例，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由县地主、城市选民、村社代表三个选民团分别选举，以保证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由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由贵族代表担任。地方自治局由地方自治会议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地方自治机关在内务大臣和省长监督之下进行活动，他们有权停止它的任何一项决议的执行。沙皇政府只授权地方自治局管理当地经济事务。地方自治局的经费来源于对土地、房屋及工商企业征收的不动产税。从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供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自由派、民粹派以至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增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趋于活跃。地方自治局在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地方自治局的经济措施——举办农业展览、设立农事试验站、发展农业信贷等，有利于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巩固，对贫苦农民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地方自治局所组织的统计工作对研究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到19世纪70年代，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行政单位有欧俄34个省和顿河军屯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有欧俄43省。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并在乡一级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在地方上的支柱。十月革命后，地方自治机关被撤销。——82。 ↩︎
这是彼得堡一个织布工人给《火星报》的信中的话。该信刊登在1901年8月《火星报》第7号《工人运动要闻和工厂来信》栏内。信里说：“……我把《火星报》拿给许多工友看过，结果把这份报纸都弄破了，而这号报纸却是很宝贵的……这里讲的都是我们的事情，是关于全俄国的事情。这是无法用金钱来估价，用钟点来计算的。当你读到报纸时，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宪兵和警察害怕我们工人和带领我们前进的那些知识分子了。这些人确实不仅威胁着老板的钱袋，而且威胁着沙皇和厂主……工人群众现在很容易燃烧起来，下面已经在冒烟，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成大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话说得真对！……过去，每次罢工都算是一次大事件，如今每个人都知道光罢工算不得什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必须争取自由，用胸膛去争取自由。现在所有的人，不论老少都愿意看书，只是可惜我们没有书。在前一个星期日，我们召集了11个人在一起阅读了《从何着手？》一文，我们直到深夜还没有散。一切都说得多么正确，多么透彻……我们很想向你们《火星报》写一封信，希望它不仅能教导我们大家应该怎样着手，并且还教导我们大家应该怎样活和怎样死。”——85。 ↩︎
指彼·伯·司徒卢威1901年2月和5月在《火星报》第2号和第4号上发表的文章《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火星报》登载司徒卢威的文章和曙光杂志社刊印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附有司徒卢威（尔·恩·斯·）写的序言和注释）这两件事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同民主反对派自由社的代表司徒卢威于1901年1月达成了共同出版秘密刊物《时评》的协议。这个协议的寿命不长，当年春天就暴露出根本不可能同民主反对派继续合作下去，于是和司徒卢威的联合也就解体了。——88。 ↩︎
《俄国报》（《Россия》）是温和的自由派报纸，1899—1902年在彼得堡出版。主编是格·彼·萨宗诺夫。该报在资产阶级阶层中销行甚广。1902年1月由于登载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小品文《奥勃曼诺夫老爷们》而被政府查封。——90。 ↩︎
指1901年4月《火星报》第3号上的维·伊·查苏利奇的文章《谈谈当前的事件》和《我们的社会生活》栏中的大学生风潮要闻，以及1901年6月《火星报》第5号上的亚·尼·波特列索夫的文章《论毫无意义的幻想》和短评《警察对著作界的袭击》。 ↩︎
指1901年8月《火星报》第7号和10月《火星报》第9号分别发表的两篇评论《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地方自治机关中的事件》和《维亚特卡的“工贼”》。——91。 ↩︎
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最高的天神和司风雨雷电之神，据说他性情暴戾，动辄发火，一动怒就投掷轰雷和闪电。在俄语中，丘必特这个词也用来比喻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人。——91。 ↩︎
“有何吩咐？”原来是沙皇俄国社会中仆人对主人讲话时的用语。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他的特写《莫尔恰林老爷们》中首次把对专制政府奴颜婢膝的自由派报刊称为《有何吩咐报》。——92。 ↩︎
《圣彼得堡新闻》（《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1703年创办的第一家俄国报纸《新闻报》的续刊，1728年起在彼得堡出版。1728—1874年由科学院出版，1875年起改由国民教育部出版。1917年底停刊。——92。 ↩︎
《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92。 ↩︎
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观是指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重要人物路·布伦坦诺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鼓吹可以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平等，解决工人的问题。列宁指出，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230页）。——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