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说明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

作者：列宁文集（补遗） · 11

补充说明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一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注：手稿上下面的话已被勾掉：“社会民主党人的（所有现代敌人中的）最可恶的、最强大的（在现代社会中）和最机智的敌人作出的判断，是使社会民主党人本身受到政治教育的最宝贵的材料。”——俄文版编者注］。我们先把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论点转抄如下：　　“对局外人来说，——《解放》杂志说道，——要弄清使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两派的意见分歧的真实政治意义是相当困难的。说‘多数派’是更激进的和直线式的，而‘少数派’则为了事业的利益容许作某些妥协，这并不完全确切，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全面的评语。至少，少数派也许比列宁派更热心地遵守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的传统教条。我们觉得下面这样的评语更加确切。‘多数派’的基本政治情绪是抽象的革命主义，骚乱主义，趋向于不择手段地在人民群众中发动起义并以人民群众的名义来立刻夺取政权；这就使‘列宁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起来，用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排挤掉他们意识中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列宁派’虽然在实践上屏弃了社会民主党学说中的许多狭隘成分，但是同时又浸透了革命主义的狭隘性，除了准备立刻起义以外，他们拒绝进行任何其他实际工作，原则上蔑视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鼓动工作，蔑视一切实际有益的同其他反对派别的妥协。与此相反，少数虽然固守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但是同时也保存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现实主义成分。这一派的基本思想是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又能以现实态度清醒地——当然是在社会民主党不可动摇的教条所要求的一定限度内——考虑无产阶级的斗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斗争的一切具体条件和任务。两派都不是充分彻底地贯彻自己的基本观点，因为它们在自己的思想政治创作活动中受到社会民主党教义问答的严格公式的拘束，这些公式妨碍‘列宁派’成为至少象某些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直线式的骚乱派，同时这些公式又妨碍‘火星派’成为工人阶级现实政治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现在读者已经看到了《解放》杂志的一切重要判断。如果以为这些判断符合客观真理，那当然是极端错误的。从这些判断中，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不难随时发现错误。如果忘记所有这些判断都浸透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忘记这些判断从头到尾充满了这种性质的偏袒和成见，那就是幼稚。这些判断反映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正如凹镜或凸镜反映物体一样。但是，如果忘记，这些资产阶级的歪曲的判断归根到底反映资产阶级的真正利益，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无疑能够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哪些趋向对它——资产阶级——有利，和它亲近，和它有血缘关系，为它所喜爱，哪些趋向对它有害，和它疏远，和它不相容，为它所嫌恶，——如果忘记这一点，那就更加错误了。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或资产阶级的政论家，永远不能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多少明白一些事理的政论家，那么他的阶级本能就不会欺骗他，他总是能够从实质上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这个或那个派别对资产阶级的意义，尽管他会作出歪曲的说明。因此，我们的敌人的阶级本能，他所作的阶级判断，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每一个觉悟的无产者予以极大的注意。　　“我们不能同意这个意见。阿基莫夫同志在纲领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标记，这是《解放》杂志的批评家也承认的。这位批评家在该杂志最近一期上说，阿基莫夫同志归附于‘现实主义的’——应读作：修正主义的——派别。”［注：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说明：“（参看《前进报》出版的传单《一个热心效劳的自由派》）”（《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55—58页。——编者注）。——俄文版编者注］　　可见，《火星报》自己十分清楚，解放派的“现实主义”就是机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火星报》现在在攻击“自由派的现实主义”（《火星报》第102号）时，丝毫不提［注：参看、报告、演说、谈话等等拼命劝导工人要有（资产阶级的）清醒头脑，要（象自由派那样）讲求实际，要抱（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态度，要进行（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51]，要办（希尔施—敦克尔式的）工会[52]，如此等等。后两个口号对“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的资产者们特别方便，因为它们在表面上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是一致的，因为只要稍加省略，稍加曲解，就很容易把它们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混淆起来，有时甚至很容易用它们来冒充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例如，合法的自由派报纸《黎明报》[53]（关于它，我们以后还要和《无产者报》的读者们详细谈谈）往往说出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可能被资产阶级欺骗、工人运动、无产阶级主动性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大胆的”话，使那些漫不经心的读者和觉悟不高的工人很容易把该报的“社会民主主义”当作真货看待。实际上，这是按资产阶级精神伪造社会民主主义的把戏，是用机会主义来歪曲和曲解阶级斗争概念的伎俩。二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编者注］）。社会民主党揭露了他，并且推动他提出明确的立宪主义纲领。当这种“推动”因革命事变进展特别迅速而发生了作用时，斗争就指向民主主义的下一个问题：不仅要有宪法，而且一定要有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当我们从“敌军”那里“占领了”这个新阵地的时候（即“解放社”已接受普选制的时候），我们就更向前逼进，指明两院制的伪善和虚假，指明解放派没有完全承认普选制，并且以他们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31—389页。——编者注］）解放派转到革命党方面来的政治意义和梯也尔的这种“转变” 三庸俗的资产阶级专政观和马克思的专政观［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6页。——编者注］按马克思的意见，国民议会应当“消除德国现存制度中一切和人民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然后“巩固议会的革命基础，保护革命所夺得的人民主权不受任何侵犯”［注：同上，第14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72—73页。——编者注］［注：“见证人就是吉尔克先生和汉泽曼先生。”汉泽曼是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阁员（相当于俄国的特鲁别茨科伊或罗季切夫等等）。吉尔克是汉泽曼内阁中的农业大臣，他拟订了一个“大胆的”草案，表面上似乎是要“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实际上只是废除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的义务，而把较重大的义务保存下来，或实行赎买。吉尔克先生很象俄国的卡布鲁柯夫、曼努伊洛夫、赫尔岑施坦一类与农夫为友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先生们，他们愿意“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但是不愿意得罪地主。］［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31页。——编者注］　　“《新莱茵报》是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不能不看到贯穿在它的一切文章中的那条基本线索。但是它的直接目标，与其说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保护资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在该报的各栏很少有专门讨论革命时期工人运动问题的材料，虽然不应当忘记，和它同时并存的还有每星期出版两次的莫尔和沙佩尔两人编辑的一个专门的科隆工人联合会机关报[59]。无论如何，很使当代读者注意的，是《新莱茵报》很少注意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虽然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一位最能干的活动家斯特凡·波尔恩曾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两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过，而且1848年还在柏林为他们的报纸写通讯。波尔恩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向他说过一句话，表示他们不赞同他在工人中进行的鼓动工作。可是，根据恩格斯后来的声明，可以推想，他们至少是不满意这种鼓动工作的方法。他们的不满是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曾经不得不对德国大多数地区中还完全没有发展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作了许多让步，作了许多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看来完全经不起批驳的让步。他们的不满又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毕竟还是把他领导的鼓动工作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利益首先是尽量推进资产阶级革命，这从历史上看、从政治上看都是正确的……虽然如此，但是有一件事实卓越地证明了工人运动的起码的本能能够纠正最天才的思想家的观念，这就是他们在1849年4月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并且决定参加特别是由易北河以东（东普鲁士）的无产阶级准备召集的工人代表大会。”［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09、697、698、703—704页。——编者注］　　可见，只是在1849年4月，在革命报纸出版了几乎一年以后（《新莱茵报》是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在此以前，他们只办了一个和独立工人政党在组织上没有任何联系的“民主派的机关报”！这件事实，这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是骇人听闻的和不可思议的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人政党和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人政党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这件事实向我们表明，在德国民主革命中所显露出来的运动的无产阶级特征和无产阶级潮流要少得多（因为德国1848年在经济方面和在政治方面还落后——国家没有统一）。这在评价马克思当时和不久以后关于必须独立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多次声明时，是不应当忘记的（例如普列汉诺夫就忘记了这一点［注：括号中的话在以前各版中都被略去了。——俄文版编者注］）。马克思只是根据民主革命的经验，几乎经过了一年才实际作出这个结论来，可见德国当时的整个气氛充满了多么浓厚的市侩性、小资产阶级性。对我们来说，这个结论是早就从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半世纪的经验中得到的坚固的成果，而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成果［注：我在本书第1版中翻译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时犯了一个错误，不是把Butter－milch（酸牛奶。——编者注）一字看作专有名词，而是把它看成了普通名词。这个错误当然使孟什维克们极为高兴。柯尔佐夫写文章说我“加深了恩格斯”（该文曾转载在《两年来》文集中），普列汉诺夫现在还在《同志报》[63]上提起这个错误，总而言之，他们找到一种的波尔恩没有成为政治活动家，而成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马克思著作译成行会语言，而是把温和的勒南的作品译成甜腻的德语。”［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55－256页。——编者注］ 1905年7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1905年7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补充说明再论解放派，再论新火星派一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注：手稿上下面的话已被勾掉：“社会民主党人的（所有现代敌人中的）最可恶的、最强大的（在现代社会中）和最机智的敌人作出的判断，是使社会民主党人本身受到政治教育的最宝贵的材料。”——俄文版编者注］。我们先把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论点转抄如下：　　“对局外人来说，——《解放》杂志说道，——要弄清使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两派的意见分歧的真实政治意义是相当困难的。说‘多数派’是更激进的和直线式的，而‘少数派’则为了事业的利益容许作某些妥协，这并不完全确切，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全面的评语。至少，少数派也许比列宁派更热心地遵守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的传统教条。我们觉得下面这样的评语更加确切。‘多数派’的基本政治情绪是抽象的革命主义，骚乱主义，趋向于不择手段地在人民群众中发动起义并以人民群众的名义来立刻夺取政权；这就使‘列宁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起来，用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排挤掉他们意识中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列宁派’虽然在实践上屏弃了社会民主党学说中的许多狭隘成分，但是同时又浸透了革命主义的狭隘性，除了准备立刻起义以外，他们拒绝进行任何其他实际工作，原则上蔑视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鼓动工作，蔑视一切实际有益的同其他反对派别的妥协。与此相反，少数虽然固守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但是同时也保存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现实主义成分。这一派的基本思想是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又能以现实态度清醒地——当然是在社会民主党不可动摇的教条所要求的一定限度内——考虑无产阶级的斗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斗争的一切具体条件和任务。两派都不是充分彻底地贯彻自己的基本观点，因为它们在自己的思想政治创作活动中受到社会民主党教义问答的严格公式的拘束，这些公式妨碍‘列宁派’成为至少象某些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直线式的骚乱派，同时这些公式又妨碍‘火星派’成为工人阶级现实政治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现在读者已经看到了《解放》杂志的一切重要判断。如果以为这些判断符合客观真理，那当然是极端错误的。从这些判断中，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不难随时发现错误。如果忘记所有这些判断都浸透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忘记这些判断从头到尾充满了这种性质的偏袒和成见，那就是幼稚。这些判断反映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正如凹镜或凸镜反映物体一样。但是，如果忘记，这些资产阶级的歪曲的判断归根到底反映资产阶级的真正利益，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无疑能够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哪些趋向对它——资产阶级——有利，和它亲近，和它有血缘关系，为它所喜爱，哪些趋向对它有害，和它疏远，和它不相容，为它所嫌恶，——如果忘记这一点，那就更加错误了。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或资产阶级的政论家，永远不能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多少明白一些事理的政论家，那么他的阶级本能就不会欺骗他，他总是能够从实质上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这个或那个派别对资产阶级的意义，尽管他会作出歪曲的说明。因此，我们的敌人的阶级本能，他所作的阶级判断，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每一个觉悟的无产者予以极大的注意。　　“我们不能同意这个意见。阿基莫夫同志在纲领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标记，这是《解放》杂志的批评家也承认的。这位批评家在该杂志最近一期上说，阿基莫夫同志归附于‘现实主义的’——应读作：修正主义的——派别。”［注：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说明：“（参看《前进报》出版的传单《一个热心效劳的自由派》）”（《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55—58页。——编者注）。——俄文版编者注］　　可见，《火星报》自己十分清楚，解放派的“现实主义”就是机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火星报》现在在攻击“自由派的现实主义”（《火星报》第102号）时，丝毫不提［注：参看、报告、演说、谈话等等拼命劝导工人要有（资产阶级的）清醒头脑，要（象自由派那样）讲求实际，要抱（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态度，要进行（布伦坦诺式的）阶级斗争[51]，要办（希尔施—敦克尔式的）工会[52]，如此等等。后两个口号对“立宪民主”党或“解放”党的资产者们特别方便，因为它们在表面上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是一致的，因为只要稍加省略，稍加曲解，就很容易把它们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混淆起来，有时甚至很容易用它们来冒充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例如，合法的自由派报纸《黎明报》[53]（关于它，我们以后还要和《无产者报》的读者们详细谈谈）往往说出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可能被资产阶级欺骗、工人运动、无产阶级主动性等等这样一些非常“大胆的”话，使那些漫不经心的读者和觉悟不高的工人很容易把该报的“社会民主主义”当作真货看待。实际上，这是按资产阶级精神伪造社会民主主义的把戏，是用机会主义来歪曲和曲解阶级斗争概念的伎俩。二马尔丁诺夫同志又来“加深”问题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8—64页。——编者注］）。社会民主党揭露了他，并且推动他提出明确的立宪主义纲领。当这种“推动”因革命事变进展特别迅速而发生了作用时，斗争就指向民主主义的下一个问题：不仅要有宪法，而且一定要有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当我们从“敌军”那里“占领了”这个新阵地的时候（即“解放社”已接受普选制的时候），我们就更向前逼进，指明两院制的伪善和虚假，指明解放派没有完全承认普选制，并且以他们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31—389页。——编者注］）解放派转到革命党方面来的政治意义和梯也尔的这种“转变” 三庸俗的资产阶级专政观和马克思的专政观［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5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6页。——编者注］按马克思的意见，国民议会应当“消除德国现存制度中一切和人民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然后“巩固议会的革命基础，保护革命所夺得的人民主权不受任何侵犯”［注：同上，第14页。——编者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72—73页。——编者注］［注：“见证人就是吉尔克先生和汉泽曼先生。”汉泽曼是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阁员（相当于俄国的特鲁别茨科伊或罗季切夫等等）。吉尔克是汉泽曼内阁中的农业大臣，他拟订了一个“大胆的”草案，表面上似乎是要“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实际上只是废除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的义务，而把较重大的义务保存下来，或实行赎买。吉尔克先生很象俄国的卡布鲁柯夫、曼努伊洛夫、赫尔岑施坦一类与农夫为友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先生们，他们愿意“扩大农民占有的土地”，但是不愿意得罪地主。］［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31页。——编者注］　　“《新莱茵报》是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不能不看到贯穿在它的一切文章中的那条基本线索。但是它的直接目标，与其说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保护资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在该报的各栏很少有专门讨论革命时期工人运动问题的材料，虽然不应当忘记，和它同时并存的还有每星期出版两次的莫尔和沙佩尔两人编辑的一个专门的科隆工人联合会机关报[59]。无论如何，很使当代读者注意的，是《新莱茵报》很少注意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虽然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一位最能干的活动家斯特凡·波尔恩曾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两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过，而且1848年还在柏林为他们的报纸写通讯。波尔恩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向他说过一句话，表示他们不赞同他在工人中进行的鼓动工作。可是，根据恩格斯后来的声明，可以推想，他们至少是不满意这种鼓动工作的方法。他们的不满是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曾经不得不对德国大多数地区中还完全没有发展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作了许多让步，作了许多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看来完全经不起批驳的让步。他们的不满又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波尔恩毕竟还是把他领导的鼓动工作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重要的利益首先是尽量推进资产阶级革命，这从历史上看、从政治上看都是正确的……虽然如此，但是有一件事实卓越地证明了工人运动的起码的本能能够纠正最天才的思想家的观念，这就是他们在1849年4月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并且决定参加特别是由易北河以东（东普鲁士）的无产阶级准备召集的工人代表大会。”［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09、697、698、703—704页。——编者注］　　可见，只是在1849年4月，在革命报纸出版了几乎一年以后（《新莱茵报》是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主张成立专门的工人组织！在此以前，他们只办了一个和独立工人政党在组织上没有任何联系的“民主派的机关报”！这件事实，这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是骇人听闻的和不可思议的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人政党和现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人政党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这件事实向我们表明，在德国民主革命中所显露出来的运动的无产阶级特征和无产阶级潮流要少得多（因为德国1848年在经济方面和在政治方面还落后——国家没有统一）。这在评价马克思当时和不久以后关于必须独立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多次声明时，是不应当忘记的（例如普列汉诺夫就忘记了这一点［注：括号中的话在以前各版中都被略去了。——俄文版编者注］）。马克思只是根据民主革命的经验，几乎经过了一年才实际作出这个结论来，可见德国当时的整个气氛充满了多么浓厚的市侩性、小资产阶级性。对我们来说，这个结论是早就从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半世纪的经验中得到的坚固的成果，而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成果［注：我在本书第1版中翻译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时犯了一个错误，不是把Butter－milch（酸牛奶。——编者注）一字看作专有名词，而是把它看成了普通名词。这个错误当然使孟什维克们极为高兴。柯尔佐夫写文章说我“加深了恩格斯”（该文曾转载在《两年来》文集中），普列汉诺夫现在还在《同志报》[63]上提起这个错误，总而言之，他们找到一种的波尔恩没有成为政治活动家，而成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马克思著作译成行会语言，而是把温和的勒南的作品译成甜腻的德语。”［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55－256页。——编者注］ 1905年7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1905年7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